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持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王斌余

王斌余的父亲王立定到看守所看儿子，这可能是他们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悲剧就是死的都是好人，没有胜利者。

农民工王斌余，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据新华社9月4日电)。这则新闻一出，网上沸腾了，对王斌余表示同情的同时，有的网民将王斌余挥刀杀人的犯罪行为“浪漫化和悲壮化”，称其为“英雄”。然而，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王斌余杀的并不是备受诟病的包工头，而是和他一起打工的并帮助过他的工友及其无辜的亲属。

悲剧让人沉痛，更令人沉思，当其不能推诿于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有着社会的制度的发生背景时尤其如此。南方日报记者深入采访，试图还原王斌余杀人一案的前前后后。

9月7日，手铐、脚镣加身的王斌余第二次出现在法庭上。人生多少有些出乎人预料，他和他想杀的人竟站在了同一被告席上，却是在民事法庭。王斌余面对法官大声说:“你们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却让包工头陈继伟、吴新国逍遥法外，他们才是真正的凶手！”

4个月前，王斌余杀死了领工吴华和他的3名家人。这次，吴华的父亲和岳母把王斌余和陈继伟、吴新国一起告上法庭，索赔42万元。但他们“最恨”的并不是手刃亲人的第一被告王斌余，而是第三被告吴新国，“要是他不拖欠农民工工资，要是他把王斌余的5天生活费给了，要是他不躲在屋子里，能早些出来，就不会这样了！”

第二天，北京律师武绍智来到关押王斌余的宁夏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要为他免费辩护。这时候，一些网站上声援王斌余的浪潮正达到高潮。

但对于王斌余来说，死亡尽在咫尺。两个多月前，他一审被判处死刑。“我就是想死，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

对倒地的4人再捅一遍

“活着也没啥意思”，王斌余拿着血淋淋的刀子进巷子追杀吴新国时，一旁开小店的张建国听到他嘴里反复嘟囔着这一句。

第一轮捅杀刚刚结束。

这是5月11日的夜晚。“10点半左右，我和我哥来到吴新国的出租屋，隔着玻璃门敲门要他给生活费，吴新国在里面骂道:‘下午说了给你们50元，你们不要，我没钱，要钱你找陈继伟去！’我们接着敲门。吴新国从里屋出来，拿着拖布把说:‘你再敲，我就打死你！’我又敲，他说:‘你们不是到劳动局告我去了吗？明天再去告我！’我们跟他争论，他不理，又进屋睡了。我继续敲，他老婆喊道:‘你再敲，我就打110报警！’”与王斌余一起打工的弟弟王斌银回忆说。

警察没有来，兄弟俩却看到了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友苏志刚。苏过来说:“今天这么晚了，明天还要上班，别敲了。”吴新国没有报警，而是打电话给附近水果店里的手下领工吴华，他们骑同一辆摩托刚加班回来不久，“想叫他过来把王斌余兄弟劝走”。一同加班回来的吴华妻哥苏志刚也在店里，听到消息后即先来劝解。

但双方很快发生言语冲突。其后，苏志刚的父亲苏文才、妹夫吴华、妹妹苏香兰相继闻声而来。

“苏志刚气势汹汹过来，我说没你的事走吧。苏志刚说咋没我的事，你经常在老板面前告我的状。苏文才过来说我弟不是个好东西，就打了我弟一个耳光，吴华也用脚踢我弟弟……”王斌余这样对警方说。

王斌银的口供称，当时苏志刚说:“你们今天是不是欠揍？”王斌余问:“你们这一帮人想干啥？”刚说完，苏文才就朝王斌余左脸扇了一个耳光，苏志刚过去也准备打王斌余。王斌余掏出匕首朝苏志刚前胸捅了一刀……

王斌余兄弟俩的口供不一，可以想像当时场景的混乱。“我们家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去的都死了。”吴华的父亲说。

但矛盾是在苏文才打了对方一个耳光后开始激化的，这点在石嘴山中级法院的判决书上得到确认。这个耳光让王斌余暴怒，他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我弟死抱住我，说:‘哥，家里还有老父亲，你不要捅！’我说:‘你放开，别管我，出来挣钱这个坑那个坑，活着真没意思！’这时吴华又扑我过来，我朝他身上捅了一刀，苏香兰就骂我说:‘我们对你这么好，你没良心’……”王斌余在口供里说。

苏香兰被追着在两个台球桌之间绕圈跑，哭喊着，最后被也被捅倒。“她最惨了，跪在地上，手撑着前面，头向左歪垂，眼睛瞪得大大的。”张建国叹息道。

4人相继被捅倒在地后，吴新国的妻子出门扶着被捅伤的苏志刚蹲在墙根处，也被王斌余刀捅，逃跑中再被捅成重伤。吴新国从隔壁小店里打110报警出来，被王斌余发现，进巷狂奔，王持刀相追。

几分钟后，王斌余追不到吴新国又回到现场，对倒地的4人进行第二轮捅刺。然后打的到黄河大桥，将刀具扔进黄河，洗了洗手上的血迹，再打的到最近的公安派出所自首。

王斌余两轮捅杀中，王斌银也亮出了与哥哥一样的刀子，但警方调查后认定，他没有杀人。最后，“吓懵了”的他把刀子扔在了地上，留在原地束手就擒。

讨薪点燃蓄积的怒火

王斌余的怒火在杀人这天一直明明灭灭。

一大早吴新国就告诉他，要停他们兄弟俩的灶。王斌余要他结算工资，“他说给你算个啥，你找陈继伟去，说完就去工地了”。

今年4月，跟着“大老板”陈继伟打工近两年的王斌余感觉心力交瘁，加上父亲帮村民盖房子被木头压断了腿，急需用钱动手术，就提出不干了，但“吴新国一直拖着不给结算工钱”，王斌余“敢怒不敢言”。

吴新国去工地后，王斌余在小店里给陈继伟打电话，陈说自己现在中宁，让他去中宁结算去。“我说不去，陈继伟说‘你看着办’”。

“我们能怎么办呢？想了一上午，我们就去惠农区劳动局投诉了。”王斌银说，“我们开始也不知道找谁，里面有个人说他们管不了，要我们找法院。我们就去了，法院说，这种案子很慢的，至少也得要1个多月，建议我们直接找劳动局劳动监察科科长。”

兄弟俩重新回到惠农区人事劳动保障局，找到劳动监察科的办公室。“这个人好像官大一点，立即给陈继伟打电话，要他把工钱结清。等了两个小时，吴新国带着吴华来了。”

王斌银看到，吴新国给“当官的”散了一支烟，两人还握了手，“也不知道他们以前认不认识”。谈了一会后，“当官的”让兄弟俩先出去一下。约十分钟后，两人再被喊进办公室。

“当着他们的面，大队长说5天之内把工钱结算了。吴新国说我和我弟你俩今晚马上搬出宿舍，要住就押1000元现金。大队长对吴新国说:你欠人家的工资，就先让人家住着。吴新国说不行，要住到录像厅住去。”王斌余在口供里说。

惠农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兼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宋尚礼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吴新国对王斌余说不让住，我说如果你不让工人住，他们又不想给你干，你必须先给工人支付一部分生活费，将来支付工资时扣除，吴新国也答应了。

王斌余提出先给他们三四百元，吴新国答应了。和“当官的”握手告别后，吴新国却只愿意给50元，遭到拒绝，双方不欢而散。

陈继伟、吴新国到底欠王斌余兄弟俩多少钱呢？这似乎是笔糊涂账。王斌余在口供里说，欠他和弟弟、两个老乡共4000多元。王斌银则说，加上去年没结清的，有七八千元。与他们同工地的农民工赵艳明说，老板欠王斌余100多个工，合共3500多元，欠王斌银70多个工，合共2000多元。但在9月7日的法庭上，陈继伟只承认欠王斌余66.5个工，被王斥为“不说人话”。

晚上回到宿舍，兄弟俩发现门已经锁上了，做饭的阿姨说是被吴新国要去了。28岁的王斌余当着弟弟的面哭了起来:“我在外干了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个下场，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介绍来的老乡。”春节过后，这两个老乡来到吴新国手下，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受不了了，分文未得就离开了。王斌银不知道怎么劝，只是说:“哥，你不该来这”。

两人去钢厂附近找旅舍，路过彩票销售店时，王斌余进去花4元钱买了两注彩票。在疯狂即将爆发的这晦暗时刻，他对生活还是留存有希望，只是这希望是寄托在机会渺茫的彩票里。

两人没有找到合适的旅社，便回去继续找吴新国。路上碰见吴新国和吴华、苏志刚骑两辆摩托车经过，王斌余大喊“给我们一点生活费”，可是，“吴新国加大油门跑了”。

“那时我就想，今晚一定要把生活费讨过来！”王斌银说。在吴新国出租屋前的敲门，一向比哥哥怯弱的他，比哥哥还要敲得多，敲得猛。但他万没想到的是，哥哥王斌余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怒火，终于将他烧毁了。

“看守所比工地好”

“你平时一向带刀吗？”警察问。

“经常带刀子和匕首之类的东西，主要是自己用和防身用。”王斌余回答。他的辩护律师则称:“打工这么多年他常受人欺侮，带刀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在杀人前一个星期，兄弟俩逛到钢厂市场时，看见了一种刻有鸟图案的折叠水果刀，“这种刀以前卖12元一把，现在两把才卖8元，又觉得漂亮，当即买了两把，我的要稍微小些。”王斌银说。

当时，王斌余还告诉他，找老板要工钱时，如果被打，还可以用刀防身。

王斌余的家在甘肃省甘谷县一个小山村，6岁那年死了娘，此后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干活，邻居尉弄虎(音)大爷说:“这孩子可懂事了，人又老实，做饭、洗衣、干农活，样样都会。”17岁时，他随村里人外出打工，在甘肃、宁夏多处辗转，蹬过三轮车，也干过建筑小工。

最早他在甘肃天水建筑工地干活，一天拿7.5元钱，不久，15岁的弟弟王斌银也来工地干活，一天只拿5元钱。兄弟俩都是读完4年级便辍学了。

有一次，王斌余在架子上打钢筋时，掉进了7米多深的井里，稀泥巴差点把他淹死，拉上来后大病一场，老板只给他几片感冒药了事。

从2003年8月起，他一直随河南包工头陈继伟干活。陈承包了宁夏石嘴山惠农区的一家工厂的保温工程。王斌余和工友们做的主要是给钢管包上岩棉和铁皮。岩棉是一种刺激性的化学材料，工人们只有手套和帽子，没有专门防护服，经常被岩棉扎得浑身起红疙瘩，又疼又痒。后来，王斌余做到了班长，一天工资35元，但只能年终结算，而且还扣除300元质保金和1000多元的伙食费，而本来是说好了包吃住的。

工作中，王斌余还与既是技术员也是领工的吴华产生了矛盾。按照王的说法，吴华经常平白无故地拿工人出气，叫他偷工地上的东西，他不干，吴华就骂他、打他。王斌银来工地后，看见过吴华用砖头砸到他哥身上，有一次还踹了他哥几脚，“因为他说哥到老板面前告他的状”。杀人那天在劳动局办公室里，两人又一次争吵起来。

王斌银说，他哥从来都是不还手的，一直忍气吞声。王斌余在口供里还诉苦说，他介绍来的老乡都是受不了打骂和工作的辛苦跑掉的。

长年打工生活，让王斌余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去年治胃病花了1000多元钱，合同里本来写好了有医疗保险的，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拿到。一名工友砸伤了腿，还得照常干活，最后忍受不了只好回家。即使是这样，王斌余不到坚持不住时绝不想回家。家乡在他的回忆中，全是贫穷和心酸。

小时候，王斌余一家人都挤在一口大炕上，近年用打工的钱新起了几间砖房，但现在门窗还没装上去。28岁的他，和26岁的弟弟至今还没有对象，因为娶个媳妇要两三万元，而村里的姑娘都不愿留在本地，或外嫁，或到城里做“小姐”。

因为穷，村里很多年轻人到城里打劫，王斌余的四叔当兵回来，实在呆不住，也想出去打劫，被王斌余的父亲痛骂一顿，到40岁他才娶上媳妇。

在辩护律师眼里，这是一个自卑而又极渴望得到自尊的羞涩、本分的年轻人，“一旦他觉得你尊重他，他便非常感激”。在看守所里，每天半军事化的生活让他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他甚至觉得在高墙内比打工还要好，因为“不受骂，不挨打，有人权”。

他杀的是自己的工友

王斌余杀人事件经新华社报道后，网上反响热烈。大多数网民显然将王斌余挥刀杀人的犯罪行为“浪漫化和悲壮化”。有人甚至称其为“英雄”，为其赋诗；有人号召拯救王斌余行动，称这是拯救正义；还有人呼吁给他贫困的父亲捐助，都得到了极大响应。

与此同时，关于王斌余该不该判处极刑的讨论，则从法律和社会学角度进行着针锋相对的大辩论。其中“激愤杀人”的辩护意见拥护者众，反方也有一定拥趸。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王斌余杀的并不是舆论里备受诟病的包工头，而是和他一起打工的工友和无辜的亲属，虽然他们和包工头走得很近。

“我们家吴华对他们兄弟俩还是不错的”，吴华的父亲吴文熙说，他也是同一块工地上的农民工。“今年春节，王斌余留在工地上看材料，就住在我们家，平时大家也一起打麻将，去年吴华结婚，他还来参加婚礼，给了200元礼金”。吴文熙还说道，有天夜晚王斌余上厕所，腿被玻璃扎伤，吴华接连几天都用摩托车载他去医院换药，有时还借钱给他用。

在弟弟王斌银眼里，虽然吴华、苏志刚有时会打骂哥哥，但有时候也见他们说说笑笑。吴文熙这样解释儿子的行为:吴华是负责工程质量及监督的技术员，做事十分认真，看到工人做错了，要求他们返工，难免有言语冲突，就是对父亲和苏志刚，他有时脾气来了，说话也很冲。

在附近几家小商店的店主眼里，吴华是个“挺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会说话，很机灵，待人处事都不错，对王斌余“却没啥印象”。

王斌余和吴华之间的纠葛，很难让人断然下结论说谁对谁非，但敏感自尊的王斌余，显然将“老板的红人”吴华看作与自己不同身份甚至和老板同一联盟的人。吴文熙也承认，吴华对老板很是忠心。而从他与陈继伟的手机号码来看，尾数相连也似乎表明了两人的关系确实不同一般。

王斌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吴新国带来的宁夏贺兰县老乡，都帮着他说话，有时还帮着他欺负自己。在王斌余眼里，这个只有十几名工人的工地，已然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盛怒之下，他将刀指向吴华一家。清醒后，他便后悔了。在看守所里，他对吴文熙说:“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们全家。”

当地人都认为，吴华一家成了陈继伟和吴新国的替死鬼。从常人理解来说，后者应该感恩戴德，但很快，两家的龌龊出现了。吴文熙气愤地说，吴新国妻子被刺伤出院后就失踪了，手机也换了号码，到他贺兰县城的家里找，也躲着不见。吴华夫妻死后第二天，孩子刚满百天。生病住院、吃奶粉都要钱，给陈继伟打电话，陈说没钱。“一家4口都为他们死了，他们却没上门看望过一次，这可寒了我们的心哪！”

8月11日，吴文熙和亲家母夏学荣将王斌余、陈继伟、吴新国告上法庭，索赔42.93万元。9月7日庭审中，陈继伟矢口否认苏志刚是他的工人。“天哪，苏志刚都跟了他快两年了，就因为没签合同吗？他还欠着我们几个人的工钱没给呢！”吴文熙说，这两个包工头现在是他们家最大的仇家。

带血的欠薪

近1年多来，尽管总理为农妇讨薪催生了各地轰轰烈烈的政府讨薪大行动，以及各种解决欠薪办法，但在一些地方，因欠薪引发的矛盾仍层出不穷。

据宁夏当地媒体报道，今年以来仅惠农区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就发生多起刑事案件，9人在冲突中死亡。1个月前，距王斌余曾所在工地不远的另一个工地上，因总承包商欠包工头工程款，包工头又欠农民工工资，200余名农民工冲进工程项目部，砸坏办公室，打伤多人。

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农民被拖欠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涉及建筑施工企业的案件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

从今年起，惠农区开始在部分建筑企业推行农民工工资卡制度，即由施工企业按月将农民工工资直接打到农民工在银行的工资卡上，但只实行了1个月就偃旗息鼓。

“一个原因是银行没有积极性”，惠农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宋尚礼说，“大多数农民工每到发工资时就去银行把钱取出，银行觉得没有利润，又耗时耗力，干脆就停止了这项业务”。

“另一个原因是包工头没有积极性。本来发放工资通过包工头，他们都会以伙食费、质保金等各种借口截留一部分工钱据为己有，现在利润下降，他们不愿意出面招工人，没有他们，施工单位很难及时招到人，因此影响工程进度。”

惠农区今年起还施行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必须各按工程总造价的2％向指定银行的专户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才能开工建设。一旦有农民工欠薪，经核实，便从这个专户里付给工资。

但就是这个被很多地方采用、各界看好的政策，对王斌余来说却是个美丽的肥皂泡。当地有关人士的解释是，应该是工程竣工后，如果拖欠农民工工资，才能动用这个专户。

但王斌余等不到工程竣工这天，他家里急需要钱，他对这个城市已经厌倦，他只想带着弟弟早日回家。现在，弟弟王斌银被刑拘30天后终于回到了家中，哥哥王斌余却在高墙电网里。6月29日，他被一审判处死刑，后提起上诉。他曾想过用死的方式对抗包工头和这个他认为歧视他的世界，现在，他只想活着回家。

9月8日，北京律师武绍智来到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拿着王斌余父亲王立定的委托书，他却不能如愿见到这个让外界无数人士牵挂的年青人。法院方面告诉他，此案已有指定律师，相关程序已经结束，不会让他来打这个官司。

武绍智听出了其中隐约的不祥。同一天，王立定也来到看守所，这可能是他们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但他们已说不出更多的话来。见到律师和记者时，王立定却激动起来，从红布兜里掏出一大团皱巴巴的纸，都是状告村干部“欺压百姓，倒卖学校”的材料。这都是8年前他口述，由儿子王斌余写下的。他说村民们信任他，让他利用这个机会找律师和记者帮忙。实际上，他在当地已经为此告了8年的状，却没有任何音讯。

现在，他说他帮不上儿子的忙，只有再帮一次村民的忙了。一只小虫子从枯黄的材料纸里爬出。红布兜里4个烧饼是他的干粮，已发出馊味。

4个家人突然消失了，苏志刚的妻子和母亲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但他们“最恨”的不是凶手王斌余，而是包工头陈继伟和吴新国。（袁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