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14年11期
【原文出处】《新文学史料》(京)2014年3期第74～84页
【英文标题】Ye Gongchao i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Period
在民国时期，尤其40年代，叶公超主要以外交官形象为公众所熟知。关于他与文学的关系，知道的范围主要在文学界和知识界，至于他与西南联大的关系，了解的人相对较少。就叶公超个人而言，他一生的主要成就不在文学方面；但作为一位在20世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叶公超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以及相关的点点滴滴)，或许更值得注意和研究。本文的关注点在叶公超文学生涯的后期，即西南联大时期。
一、与西南联大迁滇的关系
叶公超(1904-1981)原名叶崇智，公超是他的字，以字行。英文名乔治叶(GeorgeYeh)。他是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门第。父早亡，靠叔父叶恭绰抚养。叶恭绰北洋时期做过交通总长，也做过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财政部长。他还是交通大学的首任校长。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使叶公超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天津上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在美国读的，以后又进了英国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院。回国后服务于教育界，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湖南时，叶公超是北大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也是新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三校在长沙刚落脚没多久，南京即告沦陷。据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自传《西潮与新潮》(这本书的大部分是蒋氏在昆明利用跑警报的间隙写成的)，1938年新年里，"日军溯江进逼南昌。中国军队集结在汉口附近，日军则似有进窥长沙模样。湖南省会已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局势，蒋梦麟不免担心，就去汉口，"想探探政府对联大续迁内地的意见"。后来见了蒋介石，蒋赞成把联大再往西迁，"我(蒋梦麟)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他(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寻校址"。①
蒋梦麟的回忆未提到叶公超，但叶公超有位叫艾山的学生作了补充。这位艾先生北大入学，联大毕业，与老师叶公超还有些私人往来，他在叶公超逝世的第二年(1982年)在台湾发表回忆文章，里面说，"叶师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设的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大约只有少数有关内里的人才模糊有点影子，恐怕仍然不知其详细底细"。接着所说的我以为虽然还称不上"详细底细"，但仍有相当的价值。艾山说：
当时因淞沪之战已结束，国都南京沦陷，同胞惨遭屠杀，人心惶惑，长沙日夜被轰炸，临时大学实在无法继续上课了，然亦不能在那时候建议搬家。蒋梦麟校长后来接受叶师的献议进见最高当局，谈到临大(注：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一般回忆文章有时也用"联大"代称)一般情形。蒋校长说明，一切情形都好，就是沿海被封锁，图书仪器不容易进口。最高当局乃指示临大迁往昆明。这便是由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与抗战同始终有名大学的诞生。②
将这条史料与蒋梦麟传记的相关部分结合起来读，对了解西南联大的建校史当有一定的助益。
另，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全校师生分三路入滇，走海路(经香港、越南赴昆)的人数居多，故学校在香港设办事处为师生提供方便，叶公超受命任办事处主任。除接待师生外，叶公超还负责在香港为学校采购西文图书。
二、在昆明的日常生活
长沙临大迁昆明后改称西南联大，校舍一时未及建盖，只能租借大西门一带的昆华农校、昆华师范、昆华工校和昆华中学的部分校舍以及拓东路那边的迤西会馆和全蜀会馆来用，但仍不够，只好将文、法两学院暂迁滇南的蒙自上课一学期。文科教师都去了蒙自，迁回昆明后叶公超住昆师宿舍，与金岳霖同室。不久即迁居昆师宿舍后面的孝园。当时叶公超是只身一人随校来滇，夫人和孩子仍在北平，迁居孝园是为接家眷来昆团圆作准备。
叶公超在昆明的社交活动比较频繁。外文系同事吴宓教授与叶公超关系密切，叶无记日记习惯，吴的日记倒记下了叶的不少琐事。据吴的日记，仅1939年7月上半月，叶赴宴、设宴就有7次之多，既做客也请客。计赴宴三次：两次是吴宓请客，一次在五华西餐厅，共5人；一次在护国路柏庐菜馆，客5人；另一次是联大英籍教授威廉·燕卜荪与香港大学英籍教授诺曼·法朗士宴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地点在南屏街昆明大旅社，共两席，出席作陪的除叶公超、吴宓外，还有美国驻昆总领事迈耶夫妇及云南大学教授柏西文(即西蒙·丹尼尔·柏励，中法合裔)等。叶公超请客四次：第一次在华山南路云南服务社，叶氏以系主任身份设西餐公宴，犒劳当天批"大一英文"试卷的助教们，吴宓也参加了。第二次是在友谊餐馆宴请联大注册处职员由稚吾(云南姚安人，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有译作上海出版，后任南屏大戏院英文秘书)。第三次是与吴宓联手请客，地点在华山西路的卡尔登西餐馆，客3位。第四次是在绥靖路东月楼，吴宓有事未去，不知客人几位。③绥靖路1949年后改名长春路，东月楼是老字号滇菜馆，其址即前些年西南大厦所在位置，当然比西南大厦小多了。
应该说，抗战的头两年多，云南物价还是比较平稳的，加之"外省人"用的是中央法币，而新滇币和中央法币的比值为十比一，用法币计算一角钱可以买一百个鸡蛋(这是作家宗璞说的，她记得)，很占便宜，所以开头那两三年联大师生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吴宓1940年秋写过一首题作《昆明近况》的旧体诗，说昆明被轰炸的惨象，开头两句是："三年好景盛昆明，劫后人稀市况清。"④将"劫后"与前"三年"对比，反差鲜明。但毕竟是抗战时期，要说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为了改善生活，大家都得另外想些办法。叶公超的办法是在园子里自种菜蔬。叶公超只身一人时谈不上种菜，1939年8月去香港将家眷接来住进孝园，土地有了，劳力也有了，这才谈得上种菜。从现存一张"叶公超花园"的照片看，花园不小，并且有围墙，图片说明文字为"一九四零年二月六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一九三八年入学师生在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花园中"。此所谓"叶公超花园"即金家祠堂"孝园"。吴宓当时在叶家搭伙(按月付膳费的)，他的日记中有关于叶家种菜的记录多处，其中一处记某日上午警报响，吴宓自己未跑，却"在(叶公)超园中盘桓，看二水牛耕园地"。园地需要两条水牛耕，可见面积不小。另一处记吴宓在叶家午饭，"食西瓜，超夫人所自种者"。⑤这可见叶家不光种一般菜蔬，还种西瓜，而且是夫人种的。这西瓜可能夫人上年夏天刚到昆明就动手种了，不然哪能那么快就摆上自家的餐桌。西瓜在当时的昆明可是稀罕之物，笔者只在昆华中学的植物园里见过。
叶公超的夫人名袁永熹，贵州修文人，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据说是校花，婚后生有一男一女，来昆时均年幼。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也是贵族学校，一般人家子弟是读不起的。做了教授夫人的这样一位校花如今也要种瓜种菜了，应该说难能可贵。也许吴宓有点怜香惜玉吧，觉得叶公超的做法有些过分了，某日记："超等为谋利，在宅园中，耕地，以种菜蔬。驱其夫人子女同劳作，致超夫人前日患病，仍不休息。"⑥自食其力并不过分，劳逸结合当然也是要注意的。至于"谋利"云云，吴宓日记中并无叶公超卖菜赚钱的记录，很难坐实。即使卖自己种的菜赚点钱补贴家用，在那种时候也说不上有失斯文。倒是下面一段1940年5月4日的记录颇可注意：
又前夕忽由沪传外汇增高，法币降低，甚且法币不复购买外汇。此乃国家之危象。而超等立即醵资一二千元，趋赴市中，购来大批纸烟及布等，将待时出售而获赢利。
这很有些像囤积物资投机倒把的样子了。就可理解的方面说，战争头两三年相对纾缓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已是1940年夏，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大家都得想些"创收"的办法才是。鸡有鸡路，鸭有鸭路。看吴宓的另一段记录："超及家人，近日方于园中从事耕植，艺番茄等物，冀得菜蔬自食，以省费而获利。"⑦从"近日方……"的文字看，叶公超走这一步才刚开始。开初大约只想到自食其力，岂知十多天后一看经济形势更坏(上海方面"外汇增高，法币降低"云云)，单靠夫妇俩、仆人加两个小孩子(或者再加上当时也在孝园同住的妹妹叶崇德和妹夫林兴鄂)，自食其力的效益恐怕也有限，这才打起了投机的主意。这么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了，囤积物资搞投机听起来不很体面，其实与今人之炒股又有多大区别？何况一两千元的纸烟与布匹也不是多大的数字。据联大史料，1940年新聘教授起薪380元，1944年起薪为430元，最高额为600元(朱自清、闻一多为590元，王力540元，唐兰490元)，高级职员(主任)为300元上下。⑧据此，叶公超囤积的纸烟、布匹大约相当于三四个月的教授薪金，与专业的投机商毕竟还有差距。怎么说呢，当时就那样一种生存环境。
三、文学批评及英译卞之琳小说《红裤子》
叶公超与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在文学生涯的前期，他是新月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新月》的最后半年多将近一年实际由他主编，而且编得相当可以，相当尽力。叶公超还是我国最早译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开拓者。早在1932年他就翻译了伍尔夫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墙上一点痕迹》(文美惠译名《墙上的斑点》，1981)，一般认为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汉译以此为最早(《新月》第4卷第1期，1932年1月)。可贵的是叶公超在译文之前还对西方小说的这个新品种作了简要的评介。他还是我国最早评介艾略特诗作和诗论的学者，1934年他就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爱略特的诗》，三年后又为赵萝蕤译《荒原》写了序言，题为《再论爱略特的诗》。赵的译作是这部现代派经典最早的汉译(上海新诗社1937年初版)，译文和序文均有相当的文学史价值。就凭这几点，叶公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应占有相应的地位。
叶公超还写了一些评论和散文。但数量不是很多，生前台湾仅有一本《叶公超散文集》出版(洪范书店，1979)。另据叶氏《文学·艺术·永不退休》⑨讲，他在美国爱默思大学念大四时，著名诗人佛洛斯特老师教他创作诗歌、小说，他"也因此出了一本英文诗集叫Poems"。身后大陆出版过《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关鸿/魏平主编，学林出版社，1997)和《叶公超批评文集》(陈子善编，珠海出版社，1998)。
与新月/学文时期相较，西南联大这一段比较短，但叶公超在此一时期仍有很值得注意的亮点。
叶公超在外文系开的是"文学批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英国散文及作文"和"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专业课，也教各系一年级学生必修的"大一英文"。从早年学生的回忆文章看，对这位叶老师的评价不太一致，但那大体是就其英文造诣如何而言，见仁见智。这里要留意的是文学和文学批评。
叶公超在西南联大除了教书，偶尔也写点文章，量虽不多见解却不俗。从陈子善先生搜集、主编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看，属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仅有两篇，均发表于1939年。
一篇是《谈白话散文》⑩，题浅意深。他不是泛谈散文印象，而是用比较的方法批评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与散文，认为"散文的成绩，在量与质方面，似乎都比诗的成绩较为丰富"。关于原因，叶公超认为，二十年来新诗的成就主要在"抒情短歌"方面。在那里，"青年心境中的眷恋、祈求、苦闷总算有了相当的表现，但是生活中别方面的情绪却还只在生活中等待诗人的探索"。这就是说，新诗的书写面还比较狭窄，偏于自我(或数十年后所说的"小我")，在社会面的表现上还相当欠缺。更难得的是，叶公超还从文学传统和比较文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申述。他指出，中国的新诗，至少是近期的作品，"是从一个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西洋诗里脱胎出来的"，而且"多数的新诗人是比较接近英法浪漫派的，所以新诗里十九世纪初期浪漫派的色彩来得特别显著"。至于解决这问题的"根本"是否全在于"国化"(类似于后来常说的"民族化")，叶公超表示自己"不敢笼统的说"，但强调"在诗人的情绪与经验上确应当多多的增加本色或土色的表现"；在移种外来影响(他强调"不是采花而是移种")的同时，更应当"多接触中国的东西，多认识中国的事情"。这样的意思，听着有些耳熟，可叶公超是1939年就讲了。相较于由左翼作家主导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1940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叶公超的说法已不囿于"形式"而及于中西文化，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叶公超并不忽视形式问题，他在论及散文时专门就中西语言的特点发表见解，认为中国文字的特殊力量，无论文言或白话，多半在于语词；西洋文字的特殊力量则多从一句或一段的结构中得之。西洋文字的文法结构是连接的，前后呼应的，其散文之美多在于字句间关系的严紧和一种轻松的流动性。叶公超认为，白话散文既继承了文言文的语词优长，又引入了西洋文字在字句结构上的严紧(叶的说法是"白话文里的欧化成分")，而新诗却是从西洋诗脱胎而来，两者的成绩自然不同。虽然如此，叶公超仍然认为写白话散文的仍应在结构的严紧和流动性上多下点功夫，办法是"多写点说理和记实的散文"以得到"锻炼"，言下之意是散文也不能停留在抒情文字上。
可贵的是叶公超的散文研究并不止于纯专业、纯学术，他联系实际对"前线通讯"的"八股"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抗战以来一般所谓前线的通信，除了几句惯例的"前线式"的话外，和后方通信似乎差不了多少。"什么前仆后继，血肉横飞，身先士卒，死伤枕藉，炮火连天，还不都是一些语词的空架子吗！"他最后讲：
从这种所谓前线的通信中，我们哪能得着一点前线的感觉！现在最常见最肉麻的就是一种描写个人悲哀的小品文字，几乎成了一套白话八股了，而最罕见的反是写实文字。……假使文学只承认表情的散文，那是自杀的先声。在一个健全发展的国家里，散文的说理与写实能力必然是相当高的。就是文学不接受它，它也会自由发达的，因为散文的功用是随着民族的精神与实际活动而扩大的。
讲学理讲得学术，讲实际能击中要害，此等文章实不可多得。
《文艺与经验》(11)是叶公超的另一篇评论。两文在思路上有一些关联。
1939年联大教授办了一个以时评为主的周刊叫《今日评论》，主编是政治学系的钱端升教授，创刊号上就有叶公超的《文艺与经验》。文章的主旨为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中"经验"指作家对现实的体验与感悟)，是对抗战初期文艺现状的评论。他起笔就讲："现阶段的文艺应该走上哪几条、或哪一条途径绝不是个人的意旨所能计划的。……在文艺里，独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文艺是一种自由发展的东西，一种知觉与灵感所到的艺术表现：不给它感觉的自由便没有它的存在与发展了。"很明显，这是新月派作家的自由主义文艺观。但新月派的文艺观往往被人故意简单化，说他们反对文艺与社会、与时代发生关系。其实不然(从叶氏的《谈白话散文》已可看出这一点)，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对文艺与社会、与时代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如机械"反映"、机械"配合"之类。他们强调的是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叶公超认为："时代的环境与作者的心灵自有它们交接推动的趋向。"他还借别人的话进一步申述："代表一个时代的知觉与灵感的，就是那时代的文艺：文艺无需故意跟着时代跑，时代却自然会在伟大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他反对"文学是宣传的武器"这样的口号，但并不笼统地反对必要的文艺宣传。有例为证。
诗人卞之琳1940年起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前曾任教于四川大学(1937-1940)，其间一度赴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并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1939)，还写过一系列关于抗日根据地的作品，其中有篇小说叫《红裤子》(12)，说的是山西八路军游击队引导农民抗击日寇的故事。山西省有个离同蒲路不远的村子常受日寇侵扰。一日村里得消息说日本鬼子要来"宣抚"，如果预先逃跑一人，"皇军"到了就不给村子留下一所房子。"于是全村震动了。娘儿们一下子就学了'摩登'，把头发都剪短了。不过最惹眼的还是红裤子"。村里的女人平时都穿红裤子，只好都一齐换掉了红裤子。游击队员关小双的老婆最漂亮却无裤子可换正发愁，关小双决定夫妻换裤，老婆穿他的黑裤，他穿着老婆的红裤子跑了。有三个日本鬼子一看是红裤子就追，愈追愈远，追到山里去了再没回来。结果是游击队活捉了三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夺获了三支步枪三匹马，招来一村男女老少加入了游击队。游击队司令部说要犒赏关小双，还穿着老婆红裤子的关小双说"我只要一套军服"。
卞之琳将作品寄昆明友人，用笔名"薛林"发表在昆明《今日评论》上。这篇《红裤子》很快就被叶公超译为英文刊于英国杂志。其间的情形据卞之琳讲是："公超也热心抗战，读了这篇短篇小说(《红裤子》)就把它译成英文，由燕卜荪介绍给英国《人生与文章》(Life and Letters)发表了。"(13)
这里要说明，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形，笔者托伦敦王丹璐小姐搜索刊发英译《红裤子》那期的《人生与文章》杂志。经查，这家刊物几度更名，刊发《红裤子》时刊名为《今日人生与文章》(LIFE AND LETTERS TODAY)，栏目为"故事"(STORIES)，篇名仍为《红裤子》(THE RED TROUSERS)，作者薛林(Hsüeh Lin)，叶公超译(Translated by Yeh Kung Ch'ao)，刊期为第23卷第26期(1939年10月)。
显然，叶公超是很看重卞之琳这篇小说的抗日宣传价值的，他并不绝对排斥文艺的宣传功能，他反对的只是将文艺与宣传画上等号。
还接着说《文艺与经验》。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小说，也兼及诗歌。叶公超说新诗的成功多半在抒情诗方面，但"情调过于简单"，"文艺意识是过于狭隘了"，他们(抒情诗人)"大多是从书里走到自己的小小悲哀上，或再走回到书里"。他认为，"小说是最含有社会性的东西"，"小说家的知觉是要向外伸张的"，关照人生，反映社会和现实，显然应有更多作为。可在事实上，人们周围那些"逼人注意的现实"却未受到小说家的注意。"一个支配了我们生活几千年的家族制度在崩溃，一个农业国家失掉了本位的农村……这些都还未走进我们的文艺，至少还未得到充分与适当的表现。"表现的是什么呢？是"多半小说的公式还是恋爱-电影-恋爱-革命。社会的一切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意识却只达到了自己的感伤与怨恨"。
站在历史的和时代的高度(叶公超也可以站在这样的高度)，叶公超由新诗和小说扩大到整个文艺，指出，"最近百年来西洋文学里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扩大了文学里的社会性……我们的文艺似乎也向着这个方向走，不过从各方面看，我们作家的经验实在太单调，太狭隘了"。他说抗战前许多作家都住在沿海几个都市里，如今大多来到内地，抗战的经过，内地情况的刺激，民族性的优点与弱点，都会使作家产生不少感悟，意识得到扩大，灵感也比从前丰富。他冷静地抱着希望：
我们当然不能希望马上就有作品出来，一个大时代的表现往往是要等数十年的，不过，我们只希望一般作者要在这个时期里把他们知觉的天线竖起来，接收着这全民抗战中的一切。
也许我述评过多了。没办法。这两篇文章是叶公超在昆明写的，偏偏这两篇文章又不为一般文学史家所留意。而我以为，这两篇叶文无论对研究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史，还是对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综合以上两篇评论来看，叶公超的文艺思想，或者说文艺态度，还是比较平和、中庸、包容的，既注重学理的探究而又不囿于书斋，既有相当尖锐的批评而又力避社团门户之见或过度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对鲁迅的态度吧，《谈白话散文》里带了一笔，说"他的力量往往就在语词里，他的语词有许多是从文言里来的，也有按语法自造的，也有从西文借来的。他的好句子也多半是一个或几个语词构成的；短悍、锋锐、辛辣、刻毒--所有他文字的特色都埋伏在他的语词里"。评说相当客观、到位。但此种客观、到位并不限于像语言文字这样相对专门的技艺问题。如果联系到两年前(1939年初的两年前)鲁迅逝世后叶公超写的两篇鲁迅评论，就不会感到突兀。两篇都主要讲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时代价值。头一篇题为《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专讲鲁迅"非战士"的一面，对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和小说、杂文的写作给予肯定评价。尤其肯定杂文(这可是新月派诸公最讨厌也最看不上眼的)，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在稍后(1937年初)发表的《鲁迅》一文中，叶公超对鲁迅作出了更全面也更具学术性的评价，指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地是鲁迅。青年人爱读他的杂感……主要的原因是他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这样充满思辨色彩而又文字优美的深度分析，你怎么也想不到竟会出之于叶公超之手。以我的阅读经验，这种文字应该由瞿秋白、冯雪峰他们来写才觉得自然，才顺理成章，可偏偏不是这样。
之所以偏偏不是这样，是缘于我们的惯性思维，或说思维定势。对卞之琳也一样，一般只注意他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断章》)一类作品，对卞的《慰劳信集》却不很在意，至于他的《红裤子》，知道者恐怕更少。如果留意了，研究了，我们会对叶公超、卞之琳这两位作家，这两位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会有更多也更全面的认识。
限于史料，叶公超西南联大时期(以及稍前)的文学批评大概就这些。此后，他即全力投入抗日国际宣传活动。
抗战时期叶公超为抗日做国际宣传是应当肯定的，用不着作什么保留。至于说叶公超弃学从政未免可惜(叶公超晚年也对自己未继续从事文学艺术表示过后悔(14))，这倒可以具体分析。假定叶公超顺着文化之路一直走下去，做教授，当作家，确有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
据艾山说，他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碰到佛洛斯特，这位诗人就问起"乔治叶"，说他很有才气，如果继续把诗写下去，加上中国固有的丰富诗歌传统，"则在太平洋的彼岸，不让泰戈尔专美于前"(15)。老师宠爱学生，评价上或有溢美的水分，但决不至于过分离谱。所以综合来看，如果叶公超不弃学从政，他在文学上、学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可惜没有。据梁实秋回忆，叶公超自美卸任回台后，"意态萧索。我请他在(台)师大英语研究所开现代英诗一课，他碍于情面俯允所请。但是他宦游多年，实已志不在此，教一学期而去"，继续"在政界浮沉"。(16)可叹。
顺便说，叶公超似乎未参加昆明文艺界的活动。笔者以为，可能叶与当时文艺界的主流观念不合拍有些关系吧。新月同仁梁实秋的类似观点不是被扣上"与抗战无关"论而曾经遭到批判吗？
四、两件不能不提的事
叶公超在联大时期还有两件事不能不提：一是肩负北大使命，去北平劝周作人来昆明；二是受叔父委托去上海转移叶家收藏的国宝毛公鼎，以防被日伪窃夺，结果被日本人投入监狱。
先说第一件。叶公超回北平属于公私兼顾，主要是安排家眷来昆并负特殊使命。时间应是1938年8月或9月(常风先生说是7月，似不确。据《吴宓日记》，叶公超8月6日才离开蒙自)。在北平两个月将家事安排妥当后叶公超先回昆明，同年底家眷离开北平南下，其间如何辗转不得而知，到第二年的8月叶公超才去香港将夫人孩子接到昆明，可以想见遇到的困难、周折不会少。但不管怎么说私事总算办好了，全家团圆。公事却没办成，这当然不能怪叶公超。此事常风知之甚详。常风是"京派"作家和批评家，与叶、周二位均有师生之谊。当时常风留在北平，叶公超到昆明后仍与他保持联系，且总讯问周作人的情况，担心周被日伪拖下水。叶公超到北平后告诉常风他这次回来还负有代表北大敦促周作人到昆明的使命。常风将叶回北平事信告周作人，周约叶去八道湾家里吃饭，在座的还有俞平伯，常风也在。叶、周见面后先寒暄，然后--
叶先生一面抽烟斗一面不疾不徐地向周作人传达他所负的使命。他还说朋友们都十分怀念他，希望他能早日到昆明聚首。周作人仔细听着，手里玩弄着扇子，他说他很感激大家，他也很怀念大家。可是全家搬到南方很困难，只要每月有二百元他就可以维持生活不必离开北平了。周作人就这样婉言谢绝了北京大学的敦请和朋友们对他的爱护。
八道湾这次会见之后周作人去看过叶公超，算回访吧，礼数倒是周全，但仍是强调困难，请北京大学和朋友们原谅他不能南行的苦衷。叶公超呢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明知再说什么也无用，可是还不得不再说几句请他再仔细考虑的话。结果可想而知："叶先生没有完成使命就回了昆明"。(17)北大对周作人算是仁至义尽了。就叶公超而言，虽然使命未能完成，应该说这件事还是做得很好的，无论公事私谊，该做的他都做了。
另一件事是保护毛公鼎使之未落入敌手。叶公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离昆飞港的时间是1940年6月18日，他在孝园率领家人种菜兼事囤积算起来只做了两个月。
毛公鼎是叶恭绰收藏的一件西周青铜器，据说刻在上面的铭文是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因此说这件文物价值连城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叶恭绰30年代初退出政坛蛰居上海以书画自娱，上海沦陷后拒受伪职，匆急中避走香港未及带走这件国宝，担心落入敌伪之手，乃电召在昆明的侄子叶公超急赴香港处理此事。叶公超接电后忙向外文系代主任柳无忌交代系务，旋即飞港领命。到上海后叶恭绰的小妾潘氏向敌伪告密，日本宪兵突击搜查叶宅，未找到毛公鼎就将叶公超抓走投入牢狱，对叶施行鞭挞水刑。真没想到这位时年36岁的西南联大教授，竟能硬挺住不说毛公鼎藏于何处。这么折磨了叶公超49天仍无结果，日本宪兵只好将他放了。放当然也不是白放的，据说是由他的哥哥找关系花了大价钱才得保释出狱，携毛公鼎秘密逃回香港。(毛公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关于叶公超在上海被捕入狱的情形，叶氏好友顾一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一条史料，他1982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叶公超先生》，里面讲："抗战初期，公超在沪被日寇拘捕，严刑拷打，不屈不挠。曾在狱中用香烟纸写一小条，由其妹julia嘱人携带重庆，指定交本人请转告当局及友好，他已誓死不屈，大义凛然。"(18)顾一樵即顾毓琇，曾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新月派成员，抗战时任教育部次长。顾的第一手史料应该是可信的。
叶公超1940年赴沪转移毛公鼎后直接去了重庆，再未回昆明处理善后。袁永熹和孩子由叶崇德夫妇照顾，吴宓也帮着，叶公超遗留在昆明的两箱书就是吴宓(还有继任联大外文系主任的陈福田)帮着整理出售，同年冬袁永熹离开昆明飞香港也是吴宓帮着跑机票并与叶崇德一起陪送到巫家坝机场的。叶公超本人呢也从此离开了联大，离开了教育界。但叶公超与北大、清华毕竟很有感情，后来从国外回国述职路过昆明特意回了一趟联大，学校请他向学生作关于战时英国的演讲，一些老朋友还请他吃了一顿饭。(19)
这一段保护国宝的传奇经历成为叶公超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他即弃学从政，走上了外交之路。经人举荐，去国民党中宣部做国际宣传工作，先后任驻新加坡办事处主任和驻伦敦办事处主任。以后一路顺风，在外交部历任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次长、代理部长，1949年升任部长，1958年改任台湾驻美"大使"。以后没几年突失宠于蒋，被召回台湾变相软禁，开始了长达20年落寞养晦的岁月。
五、其它
叶公超乃性情中人，绯闻较多。早年在北京曾与陈香梅的父亲共事，抗战胜利后陈香梅与陈纳德结婚请叶公超作证婚人，所以陈香梅与叶公超是很熟的，从小就叫叶为叔叔。据陈香梅的悼念文章中讲，早年在北京时，她母亲的几个妹妹都曾是这位叶叔叔追逐过的对象。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正如陈香梅在悼诗中所写的，"多少双纤手曾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叶公超逝世后，台湾报刊发表了不少文情并茂的悼念文章，可都是叶公超的弟子门人与早年知交写的，"而且都是须眉"，陈香梅为此颇为不平："当年添香伴读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你们也该为他悲叹一两行吧。"(20)
陈香梅说的"你们"当指女性若干，其中一位当年就在昆明，她就是叶恭绰的养女，叶公超名义上的从妹叶崇范。她是西南联大机械工程学系教授汪一彪的太太，顾毓琇文章里提到的那位传送狱中纸条的julia就是她。初到昆明时汪一彪、叶崇范夫妇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两家都住在巡津街9号，《林徽因文集》里有一张当时在院子里拍的多人照片，其中就有汪太太。叶公超去上海转移毛公鼎，汪太太也去了(不然哪有传纸条的事，但不一定是一起去的)，结果共了患难，难中生情，照吴宓先生的话说就是"同在缧绁患难中，遂相恋爱"(21)云云。绯闻跑得快，一下子从上海、香港传到昆明即引起联大部分教授关于叶、袁婚姻危机的议论。叶、袁虽然未能离婚，但渐渐地也就名存实亡了。袁永熹1940年离昆后即辗转赴美国定居，长期任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两个孩子她一直带着长大成人，儿子叶炜还成了比较文学博士，做了教授，挺不容易的。1995年袁永熹逝世，比叶公超晚14年。
其他有关人也说一说。
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终生从政，亦终生涉足文学艺术，尤致力于清代词的搜集，编有《全清词钞》等。本人亦词人，著有《遐庵汇稿》、《遐庵词》和《遐庵谈艺录》等。50年代初自香港返回大陆，历任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和北京画院院长等。1968年病逝。
叶公超的夫人袁永熹有个弟弟叫袁永熙也在昆明，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吴宓日记》里也有几处提到袁永熙，说他找吴宓下过棋，还一起去师院阅览室看书。但看不出吴宓对这个学生的政治背景是否有所察觉，估计吴宓未留意于此，叶公超恐怕也是这样吧。袁永熙50年代初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后错划右派，1979年改正后任北京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他1982年发表的《回忆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是很有价值的革命史料。
孝园的主人金汉鼎，先后参加过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护法运动。1922年陈炯明广州叛变，孙中山离粤赴沪，金汉鼎与朱德等在上海法租界寓所拜见孙中山。北伐中任第九军上将军长。抗战胜利后支持进步舆论，后随卢汉起义。1950年，陈赓将军和宋任穷政委受朱德总司令委托亲往看望金汉鼎。后调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67年病逝，享年76岁。
至于孝园(22)，50年代初笔者在潘家湾读书时去过昆师游玩，但未听人说起。80年代末我得到点孝园线索去昆明师专寻访，找到位置，园子模样依稀尚存，但祠堂整体格局没了，好在主房尚存，那是金家祠堂的享堂，叶公超入住孝园后的居室。叶护送毛公鼎完璧回港并决定不再返昆之后，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张奚若教授迁居此房。房子旧些，但维护尚好，做了昆明师专离退休工作处的办公室。
据陈开国、唐仿寅撰《金汉鼎传略》，那孝园原是很考究的：袁嘉谷(清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元"，相当于状元)为撰祠堂记，陈荣昌(光绪末年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为撰墓志铭。又托做过几天国务总理的李根源求在苏州讲学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墓表，然后就地请良工镌就运上海，再经海路、滇越铁路运到昆明。"孝园"二字是请国民党元老和书法家于右任题写的，字大于斗，皇皇然。园内广植松柏花卉，建精舍数间，享堂一座。文字撰题集一时一方之精英手泽于一园，十分难得。
是难得，可惜难得的那些都见不到了。
[附记]
本文初稿七八年前即已动笔，后陆续修订，增补。在此过程中，查证叶公超将卞之琳抗日小说《红裤子》译为英文在英国杂志发表的有关情形，很费事，云南师大图书馆西南联大书库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无那本英国杂志。没法，只好远托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在读博士王丹璐小姐代为查询。王小姐慨然应允，多次去大英图书馆搜寻相关资料，终有结果，复印带回昆明交我，使心存悬疑的问题彻底弄清，落实，非常高兴，在此向王小姐表示诚挚的谢意。另，《叶公超批评文集》脱销，乃向该书主编、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求助，书无，得叶文复印件数篇。今秋，又请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庄慧玲馆长及王珮玲女士电邮传赠清华校友通讯所载顾一樵《纪念叶公超先生》一文及《叶公超散文集》封面图片。在此，向陈子善先生和庄慧玲、王珮玲两女士一并表示谢忱。
余斌2013年12月，昆明大西门外
注释：
①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p293。
②艾山：《文采风流音容宛在--叶师公超侧记》，台湾《传记文学》第42卷第5期。
③吴宓：《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据1939年7月记录。
④《吴宓日记》。据1940年10月23日记录。
⑤《吴宓日记》。据1940年9月19日记录。
⑥《吴宓日记》。据1940年5月4日记录。
⑦《吴宓日记》。据1940年4月22日记录。
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据第二卷之第一四七次常委会会议记录、第四卷之《西南联大改订教职员俸给标准(1944年8月9日)》。
⑨叶公超：《文学·艺术·永不退休》，1979年3月15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
⑩叶公超：《谈白话散文》，1939年8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平明》。
(11)叶公超：《文艺与经验》，昆明《今日评论》第1卷第1期(1939年1月1日)。
(12)卞之琳：《红裤子》，昆明《今日评论》第1卷第17期(1939年4月23日)。
(13)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漏室铭--卞之琳散文随笔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14)叶公超：《文学·艺术·永不退休》，1979年3月15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
(15)艾山：《叶师公超侧记》。
(16)梁实秋：《叶公超二三事》，1981年11月29日台湾《联合报·副刊》。
(17)常风：《回忆叶公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
(18)顾一樵：《纪念叶公超先生》，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第79期(1982年)。
(19)据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鲲西《叶公超与现代新诗》(《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0)陈香梅：《叶叔叔，你安息吧》，1981年11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副刊》。
(21)《吴宓日记》。据1941年7月20日记录。
(22)关于孝园遗址的探寻与考证，详见拙文《门外"考古"记·孝园》，见《云南文史》2009年第4期。^N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