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行模式”是解释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概念，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2年提出，用来解释日本国内的产业变迁。根据他的研究，日本的产业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呈现循环状态。这位经济学家向人们展示了后进国家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和消化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同时利用本国的低工资优势打回先进国市场，使先进国家受到国外竞争压力。
这个概念后来被扩展来解释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东亚经济发展一直呈现雁行模式。作为东亚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先是从欧美等技术先进国家引进技术生产的商品，进一步向最周边不发达国家转移，形成了日本到“四小龙”，再到中国大陆与亚细安国家的产业转移。这个模式也说明了开放经济体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开放和自由贸易，才能形成和强化区域内的市场竞争，实现雁行模式的产业转移。
西方技术向日本扩散，再从日本向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扩散，是历史事实。雁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亚洲工业扩散路径。在这个过程中，能总结出几点经验。其一，工业并非平衡地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国际形势(例如冷战)之外和各种内部要素都影响到扩散，而最主要的因素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其二，对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扩散也是一个接受、创新、赶上、赶超的过程。首先是主动开放，接受工业的扩散，但并非简单接受，需要内部创新，把本地优势和外来技术结合，才能赶上先进国家。也只有通过创新，才能超越先进国家。其三，“领头雁”如果不当心，就会被后来的雁所超越。
在很大程度上，亚洲民主的扩散及所面临的问题，也可以用雁行模式来解释。这里指的民主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民主化的雁行模式，第二是民主化之后社会福利化的雁行模式。
如雁行经济发展模式所显示的，亚洲的经济发展和西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和西方的经济关联中，日本与“四小龙”才形成了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美日同盟和冷战等条件，促成了日本和“四小龙”作为西方经济体的一部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时为了抵抗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没有任何理由来拒绝这些经济体。
内部因素决定民主质量
亚洲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同西方地缘政治扩展到亚洲也有很大的关联。西方民主是通过几种方式扩散到亚洲社会的。第一是占领的方式，例如战后日本民主是在被美国占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第二是殖民地模式，例如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英国对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殖民。尽管殖民者本身并没有为被殖民国带来民主，但这些国家后来的民主，多少受殖民地制度模式的影响，主要是选举和法治。第三是受地缘政治压力影响的民主化，主要是韩国和台湾;只有通过民主化，这些社会才能继续得到西方的支持，并保证自己的地缘政治安全。
从内部因素看，民主在亚洲的扩散也存在雁行模式。探讨民主的雁行模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外力影响下，一个社会能够开始实践民主，但民主的质量如何，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果民主是一个社会经济起飞、中产阶级壮大后的产物，那么往往是质量民主。这包括日本和“四小龙”。日本先民主化，然后扩展到韩国和台湾。新加坡一直保留选举制度，但政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开放。香港仍然处于民主化过程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的情况。其它亚洲国家尽管在殖民地之后保留了民主形式，尤其是定期选举，但民主质量的高低，则取决于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主，往往出现暴力状况。从来没有成为殖民地的泰国也是类似的情况。
如同西方，亚洲社会民主化之后往往出现社会的福利化，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即选票，就是他们获取福利的最有效工具。在亚洲，社会的福利化也呈现出雁行模式。本栏上周讨论了西方社会民主和社会福利化之间的深刻矛盾。今天，亚洲社会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理论上说，由于福利制度是公共服务(公共财，public goods)，这里就有“搭便车”的问题，即人人都可以享受，但不需要贡献。这往往使得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这也是欧洲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一人一票”的福利逻辑也会延伸到亚洲。和民主化的雁行模式一样，福利逻辑早就从最先民主化的日本开始，向其他亚洲社会延伸。台湾民主化之后，福利制度急剧扩张。健保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民主化之后短短几年里，这个制度很快发展到世界上少数几个最慷慨的体系，但同时没过几年，就出现赤字，难以为继。香港尽管还不是完全民主的社会，但也俨然成为福利社会。
新加坡在李光耀时代有效地改造了西方的福利制度，避免了西方福利社会所产生的弊端，也有效保护了社会，使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持在均衡状态。不过，新加坡的体制也在变化，因为政府也面临来自社会的福利要求。新加坡制度如何应变，需要观察。“四小龙”中间，韩国比较特殊。其社会政策也搞得很好，但福利主义并没有那么严重地影响到经济。其中一个原因是韩国大部分经济为大财团所垄断，“选票”政治还不能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
如何逃避“福利陷阱”?即使在西方，福利陷阱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在精英民主时代，尽管政府也提供保守主义的社会福利，家庭、社会团体(包括教会)和地方社区(包括企业)，在保护社会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比政府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后来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原来的家庭、社会团体和地方社区的作用减弱。真正冲垮家庭、社会团体和地方社区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关联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市场冲垮了家庭和地方社区的功能，但本身又不能承担社会福利功能，因此就把所有家庭和地方社区的功能移交给了国家。诚如马克思所言，市场把一切社会关系货币化。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也变成了一种货币关系。“一人一票”的制度又使得社会个体拥有政治权利，向国家要求社会福利。这样，市场所产生的货币关系，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互相强化，不仅使得国家的福利功能越来越得到强化，而且也使得国家这一制度设置不可重负，难以持续。
价值观化解政治弊端
亚洲社会本来并无西方那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更强调家庭、社会团体和地方社区的作用。在价值层面，亚洲社会并不认为政府和自己有什么实质性的关联，也没有觉得政府要提供任何福利。传统上，亚洲社会的个人福利是和家庭、地方社团联系在一起的。强调家庭和地方社团的作用，能有效缓解甚至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只有在较小的集体里，“搭便车”问题不会扩展到不可控的程度。
家庭和社团甚至在东亚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家庭鼓励其成员在经济商业上去创新和冒险，即使个人失败了，仍然会得到家庭的支持。战后日本的成功具有非常的日本特色，即强调社团和社区的作用。人们可以把日本的企业视为是一个社团或者社区，终身雇佣制度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使得他们超越个体利益，为企业努力劳动。同时，日本的家庭、社会和企业承担了很大的社会福利功能。
日本今天的“福利陷阱”是照搬西方的产物，即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基于“一人一票”的民粹主义。在198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开始了经济改革。小泉首相开始，日本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与日本的传统背道而驰，原来促成日本成功的那些因素，例如终身雇佣制度、员工忠诚等很快消失，而临时工和对企业没有依赖感等并不适合日本文化。近年来的安倍经济学也同样不适合日本文化，同样不会有效。日本今天社会福利负担日益加重。和西方一样，日本也通过向中产阶级征税、搞赤字财政和消费未来等方法来应付福利陷阱。但正如西方所经历的，这些都难以解决日本的问题。
日本式的“福利陷阱”正在很快向亚洲其他社会雁行。尽管亚洲不同社会的福利制度都有其特点，但“一人一票”制度则在有力地推进着趋同化(convergence)，最终都会促成这些社会陷入“福利陷阱”。
亚洲要避免欧洲社会那样的福利陷阱，取决于两个要素。第一，是否能够通过创新，把社会福利和选票脱钩。第二，是否能够重新有选择性地回归亚洲价值观，强调家庭、社团和地方共同体在提供个体福利方面的作用。第二方面比较容易，因为亚洲社会比较认同这些价值。第一方面具有非常的挑战性，尤其是多党制国家。政党竞争很容易演变成为“福利拍卖会”。多党竞争也是人们抛弃亚洲价值观的根源，因为竞争的机制把家庭和集体的功能转移到了国家。
二战以来，在雁行模式下，东亚一些经济体的成功在于政治，而另一些经济体的不成功也在于政治。今天，如果东亚社会不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创新，简单地搬用西方式的“一人一票”机制，破坏亚洲社会固有的家庭和集体价值观，就很难避免“福利陷阱”，迟早也必然会步今天欧洲福利社会后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