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外国诗歌的读者，想必知道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的名字，知道这位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知道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写出过跟中国有关的诗歌作品《明朝书信》；可是未必知道他翻译过中国诗歌——早期跟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后来学习汉语，直接依据原作把唐诗翻译成俄语。
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曾在中国工作过。布罗茨基15岁时厌倦了学校刻板的教育，自动退学，步入社会，自谋生路，当过医院太平间看守、勘探队的勤杂工，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18岁时他开始写诗，21岁时结识了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了她的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的悲剧意识、哀婉凝重的诗风，有深切的理解。他也知道，阿赫玛托娃翻译过中国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翻译过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作品，这是他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缘由。
1963年，23岁的布罗茨基认识了另一位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1930—1981），此人翻译出版过《汉乐府》诗集。他十分赏识布罗茨基的才华，正是他建议布罗茨基尝试翻译中国古诗。他为年轻诗人提供了原作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让他加工润色，完成诗化译本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们俩合作翻译的诗歌当中有孟浩然的《春晓》。布罗茨基请瓦赫金朗读他的初译稿，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分钟，当场写出了诗行很长的译文，回译成汉语是：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
我长时间回忆，昨天夜晚狂风呼啸，
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瓦赫金感到非常惊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颖的译诗。他高兴地说：“约瑟夫，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翻译中国诗。在你之前所有的译者都想方设法把诗行译得简短，因为中文词句在俄罗斯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出奇地简短。可与此同时，每个方块字比一个俄语词的内在含义却要多很多。这种汉字与俄语单词内在容量的差别，是让翻译家最感头疼和棘手的难题。没想到你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能够以这种长长的诗行翻译古典诗歌，事情就好办了……”
此后，瓦赫金还曾鼓励布罗茨基说：“你最好能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如果你不译，许多读者都还以为中国古诗就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
艾德林（1909—1985）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翻译过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歌。遵从他的老师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主张，他翻译中国古诗历来都不押韵，他认为押韵会“以词害义”。而瓦赫金则认为押韵是汉语古诗的本质性特点，这是他跟艾德林的主要分歧，也是他对艾德林翻译文本不满意的原因。不过，客观地讲，他对艾德林译作的评价有失偏颇。因为艾德林的译诗虽不押韵，但节奏感还是相当鲜明和严谨的。
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遭遇打击，被列宁格勒当局以“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五年流放。诗人阿赫玛托娃、汉学家瓦赫金、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文化界名人纷纷出面为他奔走呼吁，一年半以后，布罗茨基终于返回了列宁格勒。但是他写的诗仍然难以发表，这使他感到精神压抑，又过了几年，他终于在1972年离开了苏联，成了流亡诗人。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籍。
在美国生活期间，布罗茨基结识了汉学家塔吉雅娜·阿伊斯特，她成了诗人的汉语教师。有一次阿伊斯特给布罗茨基讲解汉字“道”的结构与含义。她说：“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的意思是道路，或者说是行走。另一部分是‘首’，像戴帽子的官员的头，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走人生该走的道路。”布罗茨基问：“为什么普通农民不能走自己的路呢？”阿伊斯特回答说：“当然可以。”“那为什么不说是农民的头，而说是官员的头呢？”阿伊斯特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她解释说：“或许是因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官员吧？……”她边说边笑，以这种方式自我解嘲。不过，她坚持说，“道”不能跟“群众性”混淆，也不能跟“民主”的概念混淆。
在塔吉雅娜·阿伊斯特的帮助下，布罗茨基开始直接从汉语原作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就有李白的《夜静思》。诗人远离祖国，远离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远离他的诗友莱茵、奈曼、库什涅尔，心中充满了思乡之情。这首诗蕴涵的情绪跟他的心情十分贴近。他把题目译成了《我怀念亲爱的家乡》，诗行翻译得比较随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
在我看来月光像雪一样，
寒冷的风忽然从窗口吹来……
我朋友们居住的房子上空
此刻想必也有这样的月亮。
阿伊斯特肯定了布罗茨基的翻译，认为他译得流畅简练，原作四行，译作也四行。与此同时，她批评指责另一位翻译家吉托维奇的《夜静思》译文“加词太多，水分太多”。原来吉托维奇把四行绝句译成了八行：
在我床头前面
横着一道月光。
或许，这是霜？——
自己颇费猜详。
我把头颅仰起——
望着窗中月亮，
我把头颅垂下——
不禁想念家乡。
塔吉雅娜·阿伊斯特认为，李白是天才的诗人，吉托维奇却把他的杰作译成了可笑的“现实主义”小诗。诗人仿佛喝醉了酒，要跟什么人争吵似的，眼睛盯着窗户，却不清楚究竟要看什么。随后在床上做起了体操——抬头，低头，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翻译家吉托维奇信守一条原则，总是把汉语诗的一行译成两行。在阿伊斯特看来，这种方法很笨拙，并不可取。
阿伊斯特对吉托维奇译作的评价也不公允，她跟瓦赫金一样有些偏激，对他们喜欢的人，赞赏有加，而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大概是俄罗斯人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其实，吉托维奇是个严肃认真的诗歌翻译家，他翻译过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出版过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的译诗集，他的译著拥有众多的读者，也得到著名汉学家的肯定，比如费德林对他的译诗就很欣赏。他翻译中国古诗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其成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轻易否定与抹杀的。
话说回来，布罗茨基喜欢李白的作品。他在美国大学讲课，曾向他的学生推荐李白的诗，建议他们阅读《长干行》。他认为李白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叙述与丈夫的离别之苦，堪称哀歌当中的杰作。
布罗茨基不仅喜欢李白，也很欣赏诗人王维，说来有趣，因为他觉得，王维的名字汉语发音很像英语的One Way。而Way就是“道”，是《道德经》的“道”。王维有一首诗《鹿柴》，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布罗茨基很欣赏这首诗，把它译成了俄语，回译成汉语如下：
山上无人，不见人影的山。
只听得见山中溪水流淌的声音。
月光穿过树枝茂密的空隙
在紫色苔藓上留下奇妙的花纹。
除了孟浩然、李白、王维的诗歌，布罗茨基还翻译过杜牧等诗人的作品。他翻译的中国古诗大都是唐朝诗人的绝句。从本质上说，他以诗人的眼光与胸怀进行了独特的体验，并用另一种文字给予再现，他的译诗语言富有诗意，具备自己的特色。他的翻译方法较为自由和灵活，但与原文对照，时有出入，可谓有得有失。
除了唐诗，布罗茨基还喜欢老子的《道德经》。他也渴望访问中国，想踏上产生了李白、王维等大诗人的土地，可惜他在56岁时一病不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据说他曾收到中国台湾的约请，可惜未能成行，这大概也是他临终前的一点遗憾。
莫斯科《文学日报》的主编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是俄罗斯当代作家、评论家，多次来中国访问，喜欢中国文化。不久前我从网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布罗茨基受“道”的影响》。他对布罗茨基的中国情结有详细的描述，使我大开眼界，受益良多。我这篇短文借用和参考了他提供的新鲜资料，特向他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愿意把阅读的喜悦、发现的惊奇与爱诗的朋友们一道分享，正是邦达连科的文章帮助我进一步了解了诗人布罗茨基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使我明白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何以能写出《明朝书信》那样的作品。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23日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