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滇”和“云南”之名的由来，似乎是老生常谈的地名掌故，事实上，围绕二者的地理解释及其经典知识的形成，不只是地理学、语义学、地方史志编纂的认识范畴，还是一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史，它关乎地理知识与政治权力如何互动、地方记忆与国家认同如何构筑、意识形态与地表景观如何联结的重要问题。我想有必要重新加以梳理，并据此揭示王朝国家体系下的文化精英是如何借助地理知识、历史文化资源，不断建构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脉络和国家认同的，进而解析云南内地化进程中经典地理知识的解释转向。伴随着这一转向，作为地理实体的山水，也存在一个由意识形态不断阐释和重塑的景观驯化过程。
滇即颠也
汉武帝经略西南的时代，滇池进入了内地人的地理视野。大约魏晋时期，汉语文献里出现了“滇池倒流”的解释。《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滇池在晋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似如倒流，故俗云滇池。”常璩《华阳国志》也有类似记载。所谓“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大约是指滇池的入水口大而出口小，形如“倒囊”。滇池水源集中在东岸，大小河流十余条，尤以东北岸的盘龙江为大宗，而出水口仅西岸螳螂川一处，且异常狭窄，如此古人以为有“倒流”之势。明人王士性形容它“腹广而颈隘”，清人贺宗章云“形如锅底，出口凹垂”，这些大致是遵循谯周、常璩之说形成的解释。从文字学上来讲，“滇”即“颠”也，二字同声，义可互训，颠有颠倒之义，故以此解释“滇”字。此后，《后汉书》《水经注》《括地志》皆从常璩之说，致“倒流”说影响日益扩大，且为后世地方志广泛采用，成为历史上关于“滇”名由来的经典地理知识。
至明代，“倒流”说又衍生出新的理解。周复俊《泾林杂记》卷一记：“天下水皆东流，惟昆明水西入金沙江，以达于三峡。其水倒流，故曰滇。”明人王士性、尹伸等人都提及了滇池逆向西流的地理认识，清代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大量著述也有广泛征引。此说基于流向而言，滇池之出水，循安宁螳螂川西流，绕富民，达禄劝之普渡河，北注金沙江。滇池逆向西流，与中国之水大多东流入海的认知常识相悖，从地理观感上对内地人构成很大冲击。如此解释“倒流”，较早期文献中的“源广末狭”更为直观，更有说服力。不过，汉晋文献并未提及滇池出水流向，此说大概率是明人的臆解。
此后，“倒流”说逐渐讹传，有扩大至云南多数河流之趋势，而且还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意涵。清人刘崑《南中杂说·山川》云：
（云南）山尽西向，水尽西流，汇为澜沧江西入缅甸，出西海，不闻勺水拳石朝宗于海，北卫神京也，故号曰滇中。滇之为言逆也，山逆水逆，人服其水土者，不二十年，亦生犷悍之心。明朝二百年，号曰全盛，然两迤土司无十五年不用兵之事，彼非不知螳臂当车，万无生理，徒以豺性豕心，侥幸万一，至族灭不惜。
此段文字中呈现的“叛逆”叙事，是基于汉文化本位思考而形成的权力话语，是对边民“不服从”的他者表达。然而，刘崑脑洞大开，从“滇即颠也”出发肆意推导：颠即倒也，倒即逆也，逆即叛也，云南山水全部与内地反着来，长期受此浸染之人，莫不生“犷悍之心”，将族群“叛逆”归结为一种地理本性。刘崑是明末清初时人，待在云南十年之久，思想上受到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烈变革的巨大冲击，他眼中看到的云南，是一个频遭兵燹、满目疮痍的大战场：土司“叛乱”蜂起并争，“沙定洲之乱”令沐府镇滇的二百余年基业毁于一旦;明末张献忠麾下孙可望部入滇，随后又与李定国部“火并”;永历帝在李定国扶持下组织抗清，又在清兵紧逼之下狼狈“西狩”。而后云南喘息未定，吴三桂继而起兵。或许正是受此刺激，刘崑发出了“山逆水逆”的云南不足以治的悲观骇人之论。
这种基于地理特性的云南想象，并非刘崑一人的见解，不少人持有类似的固陋之见。清代小说吕熊《女仙外史》亦载：“万国水皆顺流，唯滇之水则倒行，斯亦奇事，足征此邦之易叛。”他们往往将云南视为一个“远在天末”、毒瘴横行的荒僻之乡，一个蛮夷犷悍、“叛服靡常”、长久不入王朝版图的政治疏离空间，遥远、反叛、妖异几乎构成了昔日云南的文化表征。《史记》《汉书》中《西南夷列传》的叙事逻辑是，秦汉时代的西南地区有着诸多难以识别、大大小小的“混杂的人群”，汉武帝时期的经略活动不仅将该地纳入郡县体系之下，且为其重建了文明社会秩序。《后汉书·西南夷传》在“滇池倒流”之后，继而述说了王莽至东汉初年当地族群此起彼伏的“叛乱”活动，其时舆论与刘崑之言如出一辙，出现了“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的见解，这似乎给了后世阅读者“倒流”与“叛逆”相伴生的强烈暗示。随后南诏、大理的立国，向来被视为“唐宋以来各僭据，声教不与中国通”的一段政治文化断裂史，“叛服靡常”的云南印象不是削弱了，反而是加强了。唐人储光羲《同诸公送李宓云南伐蛮》诗云：“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其中化用了“汉习楼船”典故：昆明夷屡次阻挠汉使入境，让汉武帝大为光火，立志荡平其地，故于长安“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 然而，西汉昆明夷在今大理一带，昆明池是今日洱海，并非滇池。后世人大多不甚了了，想当然地将昆明夷“叛逆”与滇池“倒流”联系起来，构筑了“叛逆”族性由地理而生发的想象基础和文化语境。
明初平定云南之际，朱元璋的诏谕也明确传达了云南的“易叛”性：
云南诸夷，自古叛服不常，馴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两汉十叛，诸葛亮平其地，终亮世不反。亮卒后四叛，唐九叛，元七叛，将军（傅友德）观此，非惟制其不叛，重使其无叛耳。（谈迁：《国榷》卷七）
此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南征史事。在明清诸葛亮南征叙事中，均能窥见云南易叛难治归于地理本性的叙事逻辑。明人唐之夔《元武洞碑记》云：“滇省远僻西徼外，疆域山川与中州殊绝”，“山川氛恶所钟，非杰如武侯者出，欲服而驯之也难矣”。清人王思训《述古诗》以“广源狭末复西流”的地理解释起首，历数云南叛乱难治之史事，诗末“叛服不常真爨僰，天威惟惕武乡侯”两句则强化了诸葛亮南征定滇的绩效。明清统治者着意利用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故事），积极营建武侯祠，加强文化宣传攻势，于诸葛亮南征本事之外衍生出诸多传说、信仰、地名和景观，借此实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的治化意图。窥察其用心，自然是在王朝国家体系下倡导宽猛相济的“驯服之道”，从而抑制云南的“易叛”族性。
滇即巅也
刘崑狭隘的“地理决定论”自然是极端偏激之言，其背后暗藏着云南不可予治的政治倾向。随着元明清时代云南内地化进程的加速和基本完成，这种解释自然会逐渐消弭。内地化进程包括很多内容：政区的建置和调整;行政管理体制的日臻完善;改土归流的深化推进;以明代卫所为代表的大量内地移民涌入;农业、矿业经济开发;儒家意识形态传播和推行;等等。倘若联系“倒流”与“叛逆”伴生的解释逻辑来思考，滇池疏浚工程发挥的潜在作用可能被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了。一直以来，“源广末狭”是解释滇池倒流的经典地理知识，正是这种“形如倒囊”的地理结构，导致滇池受水多而排水难，水患异常严重。因此，疏浚滇池海口就成为元以来滇池水利工程的施治目标。
元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和劝农使张立道开启了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的滇池水利工程实施，“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明清两季持续疏浚海口达二十余次，滇池水位持续减低，明代中后期的昆明城，已从元初“三面环水”变为“一水抱城西”的景观。滇池东岸农业用地和城市空间的持续拓展，意味着王朝力量干预下对“蛮荒”之境的改造和重建，必然为统治者和文化精英们带来心理上的极度舒适。清人何彤云《滇池歌》云：
旌旗至今如在眼，楼船几费攻习功。吁嗟乎，唐铁柱，宋玉斧，一朝划断益州土。七百余年几沧桑，南中又来革囊渡。从此滇波不倒流，鱼稻蒲蠃岁无数。
此歌重复了云南文献常见的历史叙事，着意强调“元跨革囊”结束了“一朝划断益州土”的政治断裂，接续“汉习楼船”的王朝传统，云南重回中央王朝怀抱的意义。“从此滇波不倒流，鱼稻蒲蠃岁无数”二句则昭示了这样的图景：水利疏浚工程将滇池水患之区改造为秩序井然、丰收富足的农业景观，隐喻了云南重入王朝国家体系后地理景观重获新生。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因“倒流”而生发的心理恶感。滇池不再是一个“麻烦”，在汉文化凝视下日益涵化成“一碧万顷”的滇中胜景。
随着内地化进程的基本完成，清后期的云南已成文化精英眼中的乐土，“文治之光华映照四国，滇之人士与中原文献之邦均受涵濡之泽者，百数十年于兹矣”（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上）。与之相联系的是，清嘉道以来的“倒流”说开始退出主流话语，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淡化了其中的“叛逆”意涵。道光时期，跟随其父云贵总督阮元在滇多年的阮福，完成《滇池即滇县考》一文，关于“滇”之由来进行了一番全新的论证：
所谓滇池，当读作颠池，以颠为义，则训为顶池。盖言益州各水，皆四面下注于卑池，而此县之地与池独居地高顶也。……据此则皆因昆明滇池居地高颠之故也。……至于《华阳国志》水如倒流之说，似亦因滇字本作颠字，而以颠倒为义，然倒流之说曲，不如巅顶之说直。果尔，则此间古颠王，岂肯以倒王自名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十三）
“滇”即“山巅”之说，一扫“倒流”说的悖逆隐喻，甚而为滇池营造出一种清淑高远的天池气象。此义一出，获得王先谦等诸多文化精英的认可，影响日大。近世袁嘉榖先生力主此说：“滇，颠也，言最高之顶也。《说文》：天，颠也。人之高顶为颠，顶之最高为天。谚曰：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庄蹻由楚沅水溯流而南及最高境，因号曰滇池、滇池国。”（《滇绎》卷一）嗣后，“山巅”说被纳入具有近代云南乡土知识体系建构意义的《新纂云南通志》之中：“滇池，以居全国之巅得名。”使之内化为近代云南的经典地理知识。
关于“滇”之解释，表面上是从“倒流”说到“山巅”说的经典知识转换，实质上是王朝体系下云南内地化进程中重塑国家认同的一种表征。其实，“山巅”说早见于宋末元初张道宗《纪古滇说集》：“水多聚于山顶，溪池广远，谷岛高峙，称为滇水。”然而其义不彰，不为世人所重。究其根本，恐怕与“倒流”说在当时云南与内地尚较疏离的政治环境下更得人心不无关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关于“滇”名的解释似乎也是历史渐进发展中的自觉选择，在“人文几与中州埒”的晚清云南，阮福的“山巅”说可谓应时而出。
南中從此彩云开
与“滇”类似，“云南”之名的解释也有一个国家认同重塑的过程。汉武帝元封二年（前一0九）设益州郡，下辖属县之中就有云南县。嗣后，历代沿用“云南”之名，或为郡名，或为县名，至元代以来而扩展为行省之名。关于其得名，汉晋文献没有明示，此后主要衍生出“云岭之南”和“彩云南现”两种解释。《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南中志》云：“县西北百数十里有山，众山之中特高大，状如扶风、太一，郁然高峻，与云气相连结，因视之不见其山。”这段文字注于永昌郡云南县之下，隐含了“云南”之名与这座无名大山的关系。而“云岭”之名始见于《资治通鉴》，胡三省《资》注首次将这座无名大山指认为云岭，成为学界主张“云岭之南”说的重要证据。无奈云岭所在难以考实，或谓点苍山，或曰鸡足山，莫衷一是。
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呢？古汉语中的“云”，多用来形容“高”。古有云车，《后汉书》卷一李贤注：“云车即楼车，称云，言其高也。”再如云梯、云杉、云崖等等，皆喻其高耸入云之意。地势高峻是古人对云南最直接的地理体验，从内地向云南方向进发，人有一种“拾级而上”的攀登感，正所谓“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滇”释为“山巅”，也是此意。前文无名大山的显著特征正是“众山之中特高大”和“与云气相连结”，山高则云现，因此所谓“云岭”或泛指高山，并不一定实指某山而言。再者，“云南”的初义不一定是指云岭以南，也有可能是指“南边的高地”。古代常用“滇南”“黔南”等地域概念，其中的“南”实指南边之滇、黔，描述的是区域整体方位，而不是云南之南、贵州之南。
至元明时期，富有浪漫色彩的“彩云南现”说跃然纸上。明万历四年（一五七六）成书的《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七载：“汉武帝元狩间，彩云见于白崖，遣使迹之，乃置云南县。”此说不见于元以前文献记载，久为学界诟病，结合《纪古滇说集》《大理行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等元明文献中尚未定型的多种说法来看，它应该是文化精英结合本土传说而不断层累的产物。尽管此说缘于附会，然而颇得人心，为谢肇淛《滇略》等大量官私文献复制传播，成为社会舆论喜闻乐从的经典地理知识，至今不衰。一九一八年，云南县且据此更名为祥云县。
为何大家都喜欢虚无缥缈的“彩云”故事呢？首先是云南有“彩云南现”的环境基础，云南之云确实美得不像话，色彩纷呈，给人以神异奇幻之感。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藏在明清云南频繁的“庆云”奏报之中。从云南祥瑞奏报来看，作为“太平之应”的庆云奏报占了很大比重。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杂志》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彩云呈现的当年，云南“祥一而灾百”，“何能怙彩云以自凭”？然而，这消减不了云南奏报庆云的热情。为何云南官员热衷于此呢？庆云奏报并不能简单视为地方阿谀之举，只有从王朝维系边疆治理的合法性上加以理解，方能贴近其真实意涵。庆云是天下太平之瑞应，而所谓太平者，乃是王治圣化下的太平。换言之，“彩云南现”是王朝国家体系下云南治化、太平繁盛、黎庶安乐的文化表征，云南官员借用“彩云”说凝聚历史记忆，彰显云南“自古以来”渴慕王朝治化的历史图景，从而再塑了云南地域的王朝认同。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彩云南现”说为明清云南地域的王朝治化提供了瑞应摹本、认同纽带以及礼法依据。
在明清两季的历史语境里，“彩云”说成为云南治化的隐喻符号。清人尤侗《平滇颂》“彩云飘摇昆池旁，平填洱海成田桑”诗句，凝聚了彩云南现、汉习楼船、兴办水利等多重意象，将国家治理与王朝记忆链接起来;孙髯翁《登拓边楼》“寄语南中诸将帅，武乡祠与彩云齐”诗句，则将“彩云南現”提升到了与诸葛亮南征同等地位;张九钺《昆明古意》诗云：“西略何知文教急，南中从此彩云开。”张履程《彩云百咏序》谈及书名之由来云：“盖彩云南见，固滇文教所由兴，而忠孝节烈，尤其炳焉增辉乎彩云者也。”“彩云”与云南文教治化的联系被不断彰显。“彩云南现”表面上是一个浪漫故事，而其实质是借助王朝记忆，持续维系王朝治化，塑造国家认同的政治话语。
被“驯化”的山水
依托自然山水而形成的地理知识，往往与文化、权力紧密交织在一起。“滇”和“云南”地名解释的转向，是在元代以来云南重归王朝版图并逐渐实现内地化进程中完成的，在此进程中，王朝的权力触角不断延伸到云南的各个角落，并通过政区设置、派官置吏、改土归流等手段，将之重新组织为“中央”治下的一个“地方”，进而通过移民实边、农业开发、兴修水利、交通展布、城池规划、建筑营造、文教倡行、整饬风俗等方式影响和改造地表景观，建立起一种由夷变夏、由乱及治的王朝治化秩序。随着王朝秩序下的历史文化要素逐渐叠加于地表，意识形态对自然山水的“阅读理解”也会随之跟进。自然山水不能言说自己，外来和本土文化精英往往会把意识的“强权”加诸其上，在特定的思想观念、认知逻辑、审美取向和文化心境构筑的环境感知体系下，将其营造为一个新的文化场域或“高度人性化的空间”（段义孚语），从而扭曲自然山水的本来样态，生产出与权力秩序、政治需要、利益诉求相配套的地理知识、审美情趣和文化表征。于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山川地理焕发出另一种面貌和气质。经过这一文化重建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自然山水被意识形态“驯化”了。
就云南而言，这一文化过程就是将原本的“边徼蛮荒”之地改造为“衣冠礼乐”之邦。当早期汉文化向边疆民族山区艰难推进时，云南边陲美景时常被内地汉人描述为“蛮山瘴水”，然而被王朝秩序改造后的云南山水，经过长期的礼乐熏陶，被整合到汉文化的思想体系和审美逻辑之中，似乎突然变得“好看”起来，正如清人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上所言：滇南文教日盛，人才辈出，离不开天地钟灵之气的涵化，“山则碧鸡、金马之雄秀，水则洱海、金江之清淑，其钟于人者，正不薄也”。
山水审美的变化，背后隐藏的是王朝秩序在云南的确立和巩固。元人程文海《元世祖平云南碑》云：“万国一家，孰为要荒？点苍苍苍，禹迹尧墙。”寥寥数语，具有重整山河之意义，依托《禹贡》的逻辑将云南地理重新编入华夏文明的序列中来。元人王昇《滇池赋》洋洋洒洒，将滇池风景之胜概、昆明城市之繁华渲染到了极致，而造就这番胜景的，则是“我元之统治”，云南“久沾被于皇恩”;明人刘文征说：云南由乱及治的历史轨迹，缘于王朝政治秩序的巩固，“天将使此土化培娄为高陵，化荆棘为松柏，化鸡犬为鹿鹤，化浊恶为清凉，非有圣人不能”;清人孙髯翁凭临大观楼，凝望着滇池的淼淼水色，“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脑海里浮现的是一部“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的云南与中央王朝关系史。滇池不再是纯粹的地表景观，而是链接着云南与内地一体化历史的记忆场。何彤云说“从此滇波不倒流”， 张九钺谓“南中从此彩云开”，都在寄情于山水，而这个“情”，则是边民望治的国家情怀。
当然，云南内地化进程中的文化重建过程，不是外来者和统治者单向度推动的，同时离不开王昇、孙髯翁、何彤云、张履程、袁嘉榖等本土文化精英的认同和配合，事实上他们是共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