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格局、特点及影响郭家骥本文认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云南的民族关系格局逐步形成了八大基本特点。其中最根本点是云南各民族从部落林立、土官遍野、各擅山川、互不统属的分裂状态，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关键词】：多元一体格局 云南少数民族 云南民族 民族政策 关系格局 各民族 华民族 中央王朝 民族关系 民族地区
云南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世居云南境内、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26个民族，是由许许多多或土著、或外来的民族集团和民族群体经过长期的接触、交往、迁徙、汇聚、分化、融合而逐步形成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既与全国民族关系主流相一致，又具有云南特点的民族关系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对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云南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缩影，也是祖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一个缩影，云南的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研究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为今天全国全省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事业提供借鉴与参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理论价值。
一、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云南的民族关系格局逐步形成了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一)形成了在全国各省区中民族成份最多，26个民族杂居共处的多民族格局。
(二)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
(三)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源合流而又源流交错，各民族不断分化融合因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源远流长的血缘和亲缘关系。
(四)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又与众多少数民族长期共存的民族人口结构和基层社会结构。
(五)形成了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由浅入深、由松散到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六)形成了云南山坝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坝区民族统治山区民族和大民族统治弱小民族的政治关系。
(七)在以上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云南各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友好合作、共同发展与不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矛盾、相互排斥、隔阂冲突以至武力争斗长期共存、交替出现的民族关系格局。
(八)以上七大特点归结为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云南各民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根本特点在近代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升华，最终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云南民族关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云南各民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部分的发展史。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我国民族众多而又长期统一，各兄弟民族对中华民族具有总体认同这一客观实际情况所作的科学概括。他指出:中华民族是指今天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然都称民族，但层次是不同的。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存在着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分别创造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先人在相互接触和交流中也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中华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大体形成既是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多元区域性文化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就在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的多种民族集团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集团；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民族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
华夏族集团进一步扩大而逐渐形成汉族。汉族形成之后便以其较高的文化优势向周围各族辐射，或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从而使汉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凝聚核心。但汉族在向四周渗透与扩展的过程中也有许多融合入其他民族。与此同时，中原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区也先后形成了地区性的初级统一体，如秦汉时匈奴统一北方，唐宋时吐蕃统一西藏，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等，这些地区性的多元统一都为整个中华民族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实体奠定了基础。以后，又经过长期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形成了特大的核心。汉族一方面仍然主要聚居在平原盆地等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并以其高水平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影响周围各族；另一方面又通过屯垦移民和经商，逐步渗透到其他民族聚居区，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串连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具有总体民族认同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但这个实体至今仍然是包含着56个民族的多元统一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
二、云南民族关系格局基本特点的形成原因
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既然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的，那么，它的形成原因自然就要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分析得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跟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民族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
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3]，
而民族关系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对云南民族格局的历史考察，自然便要从云南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基础出发。
古代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广袤与宏大堪称世界第一。中华大地东西跨60多个经度，南北跨30多个纬度，雨量依距海远近从东南至西北逐渐递减，温度据纬度高低从南向北逐渐递降，自然形成了东西两大块和南北三带的地理分界和经济类型区别。云南地处中国大陆的东西过渡地带上，这条分界线大体上北起大兴安岭，沿阴山河套，南下陇山山脉、邛崃山脉，再南至云南腾冲。这一过渡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因而使云南成为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发源地。继元谋人之后，云南还发现了可能属于早期智人(古人)的昭通人，属晚期智人(新人)的西畴人、丽江人等。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已遍布云南全境，迄今所发现的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几乎遍及全省所有县市。
这些土著居民在如此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就必然发展出各自适应当地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多元、多类型、多区域异彩纷呈的文化，这就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云南的六大江河体系及其自然形成的河谷通道，又把云南各土著民族与祖国内地和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构成若干条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氐羌族群自甘青高原沿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族群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百濮族群自东南亚溯澜沧江北上，使云南在拥有众多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民族。故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就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而多民族格局的存在本身便自然产生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因此，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天然形成的河谷通道，为云南成为祖国大家庭中民族成份最多的一个省，为云南各民族先民早在远古时期便与祖国内地展开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云南与祖国内地由浅入深、由松散到紧密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的发展，为云南各民族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发挥了基础作用。
地理环境对云南各民族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个典型的实例予以说明。居住在红河沿岸哀牢山区呈立体分布的傣族和哈尼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牛马亲家”。这种“牛马姻缘”一般以居住在河谷热带地区的傣族为一方，居住在山区的哈尼族为一方，双方为适应立体地形立体气候所带来的农时节令的差异并有利于牲畜的繁殖，经相互协商而结成。这种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山坝不同民族的两家人便像亲戚一样频繁交往。初春，河坝地区气候温和宜人，青草嫩绿，正是傣族兄弟撒种栽插之季，于是耕牛驮马由傣族兄弟喂养并使用。四、五月间，傣族农闲，而山区哈尼族正是犁田栽秧的时候，耕牛驮马上山归哈尼族喂养和使用。六、七月份，哈尼族稻秧栽完，河坝傣族又要栽插晚稻了，耕牛驮马又下山归傣家使用和管理。晚稻栽完，河坝炎热无比，而山区气候温和，草木青青，耕牛驮马上山来避署养肥。十月以后，山区气候转冷，草木干枯，而河坝仍然气候温和，耕牛驮马又下山来由傣族管理饲养过冬。母畜生产的牛崽和马驹属双方共有财产，出卖或宰杀均相互平分。这种“牛马亲家”，既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牲畜繁殖，更把不同民族的两家人联结成长年互助、相互依存的“一家人”。坝区傣族种双季稻，粮食比较富裕，可烧柴就非常困难。山区哈尼族粮食紧缺，找烧柴却很容易。于是，傣族“亲家”常常送米上山，哈尼“亲家”常常送柴下山，山上山下，互通有无，亲如一家。而这种亲密关系的基础，无疑就是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所自然形成的山坝民族生计方式的互补性。
(二)民族迁徙流动及汉族的凝聚核心作用
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天然形成的河谷通道，使云南既成为远古人类的发祥地，又成为远古时期的区域性多种族群和多元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自远古迄于清代，云南境内的民族迁徙流动几乎从未停止过，在云南原始土著居民的基础上，氐羌族群和苗瑶族群南下，百越族群西进，百濮族群北上，再加上大批汉族移民和回族、蒙古族、满族的迁入，就使云南成为世所罕见的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汇聚地。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自然便使同处于云南这一共同地域内的多元民族文化逐渐趋同，从而在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民族迁徙——打破民族地域界限——民族错杂居住——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语言融合——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化，这是各民族历史发展中比较清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4]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也证实了这一规律。同样，
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中与这一规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规律，即汉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凝聚核心作用，在云南民族关系格局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2000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内地汉族人民通过军民屯田、征战、经商、宦游、逃难和被流放等多种途径，绵延不断地进入云南。不过，自汉武帝开始直至明以前进入云南的汉民数量虽然累计达数十万之多，但在众多土著民族的汪洋大海中这一数量远远不足以构成云南主体民族，故明以前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大都融合到土著民族中去了，因而明以前的云南汉族尚未能成为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凝聚核心。然而尽管如此，明以前不断大批进入云南的汉族人民毕竟带来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知识和汉文化传统，这就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云南土著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云南古代文明；另一方面又通过文化传播使汉文化有力地影响了他们融合于其中的土著民族，使云南的地方民族文化打上了深刻的汉文化烙印，故南诏王异牟寻宣称，唐代的云南已是“人知礼乐、本唐风化”[5]，
元代郭松年考察云南民情后，也认为“其俗本于汉”[6]。正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
再加上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经营开拓，使明以前的云南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关系尽管没有形成凝聚核心，但仍然保持着绵延不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自明代大规模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成为主体民族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代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等三种形式大批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首先在云南靠内地区形成星罗棋布的屯田据点，沿途交通线和主要城镇又将这些分散的据点串连起来，其影响便自然向四周传播开去。以后，随着清康、雍、乾、嘉时期改土归流后汉族移民从屯田据点和交通沿线向东南部、南部、西南部边疆的推移和扩展，汉族人口分布便逐渐遍及全省，最终完成了汉族移民在云南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扩展过程与分布格局，把云南从一个民族众多但却没有一个主体民族的地区改变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汉族移民在云南的定居与扩展，尽管因其占据了肥沃、富庶的坝区而造成“汉到夷走”，把“兄弟民族挤到边远寒苦地区”[7]的负面影响，
但其作为云南民族关系凝聚核心的正面影响，就使云南各民族从此稳固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云南汉族在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王连芳同志的精辟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而正确的答案。他说:“云南汉族有着强烈的‘大一统’传统观念，加上地处边疆民族地区，在建国前民族压迫和民族纷争非常严重的历史时期，许多方面必须更多依靠中央政权支持，对中央政权有着比内地汉族更为强烈的向心力。所以，自明代中叶汉族成为云南主体民族之后，云南可以出现军阀的地方割据，但各族军阀绝对搞不成分裂独立；民众有勇于抵御外侮的高涨热情，但没有问鼎中原的思想意向。在近代云南各民族联合反帝爱国斗争中，云南汉族常常直接参加战斗，并总是充当边疆少数民族反帝斗争的坚强后盾，支持和巩固着云南少数民族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是云南很难滋生分裂主义土壤的一大重要因素”[8]。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在云南，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左右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搞好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解决好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如何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汉族不仅占全省总人口的2/3，遍布全省城乡各地，与少数民族关系密切，而且既有一般汉族普遍的基本共同点，又有自己突出的地区特点。云南汉族的特点，以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云南民族工作，特别是民族团结工作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9]。
应该说，这些论述都是总结历史经验的正确认识，值得今天的民族工作者借鉴与深思。
(三)地区性初级统一为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
研究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历史形成及其特点，就不能回避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五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历史。怎样认识这一段历史?如何评价南诏大理国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是研究云南民族关系史必须给予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我们的认识和评价是: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地步，正是这一段长达五个世纪的地区性初级统一的历史，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为云南各民族巩固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作出了历史贡献。南诏大理国时云南民族关系格局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云南内部的统一；二是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分立割据。分立割据并不是南诏大理国统治者的本意和初衷，而是唐宋王朝中央执行错误民族政策的后果，其过不在云南地方统治者而在封建王朝中央，这已是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故毋需再作讨论。因此我们这里仅着重论述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的历史作用问题。
虽然云南从汉武帝开始便已正式并入中国版图，但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末唐初，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经略开拓与设治经营仍未能实现云南的统一，云南的大部分地方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各擅山川、不相役属”的分裂局面。这种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既不利于全国的统一也不利于云南地方的稳定更不符合云南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公元八世纪中叶唐朝为抵御吐蕃而扶持南诏统一云南，应该说是一种顺应时代和人民要求的必然措施。从南诏统一云南到元代实现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在云南这样部落林立、民族众多的分裂局面下与全国实现统一的发展线索和发展步骤。这就是:1.乌蛮诸部从毋君长的分散状态经过兼并争战逐步形成“六诏”，即六个实行王权世袭的酋邦；2.南诏崛起，六诏归一，实现洱海地区的小区域统一；3.乌蛮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起来推动人口较多的乌蛮与白蛮两大民族集团结成联盟，然后东平诸爨，北挫吐蕃，西开寻传，南置银生节度，最终实现云南全境的统一。4.经过南诏大理国长达五个世纪的地区性统一促进区域内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和各民族的交往融合，最终以一个统一的地方性实体融入到元代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之中。因此，南诏大理国时期实现的云南区域性统一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费孝通先生在其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论文中曾探讨过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他指出:“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比如在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当时长城外牧区还是一个以匈奴为主的统一体和华夏及后来的汉族相对峙。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而“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10]。马曜先生在探讨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的历史作用时则结合云南多民族实际作了以下精辟论述: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地域性的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地域性的内部统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一民族地区内部的统一，如松赞干布统一西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努尔哈赤统一满洲，这三人都是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这些地方政权最后都或迟或早地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像在云南这样有两个以上人口较多的民族聚居和许多人口较少的民族杂居的地区，实现地域性统一的条件较差，难度较大，因而必须有至少两个人口较多的民族的首先联合，并正确处理好各自民族内部反对统一势力的干扰，带动其他人口少的小民族，才能实现本地域的内部统一。这就要求这些人口较多的民族中出现开明的统治人物，从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正确处理好本地域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以促进各民族的联合和共同发展，最后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氏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南诏政权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的统一，然后经过曲折的道路走向全国性大统一的范例”[11]。
(四)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民族政策就是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处理民族问题、调节民族关系的观点、态度、意图、方法、策略、措施和对策的总和及集中体现，是民族关系的调节器。在古代中国缺乏法制传统的情况下，民族政策几乎就是调节民族关系的唯一手段。因此，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历史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及其特点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毫无疑问，历代封建统治者由其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其所制定和执行的民族政策就必然具有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军事上镇压和文化上歧视的性质，这种民族政策曾经极大地伤害过云南少数民族，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造成严重的隔阂和对立，给历史上的云南民族关系罩上浓厚的阴影并留下严重的创伤，由此形成了云南民族关系格局中不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矛盾、相互排斥、隔阂冲突以至武力争斗的一面。然而，云南从一块“蛮荒之地”和部落林立、土官遍野、各擅山川、互不统属的分裂状态逐步形成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主流并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除了封建王朝的军事征服本身所具有的强制作用外，历代统治阶级民族政策中的另一面，即政治上的怀柔羁縻，经济上的宽徭薄赋和文化上的用夏蛮夷等政策，则在“攻心”和“德化”等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深层领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这里着重谈谈后一方面的民族政策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及其特点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统治者治理民族地区的一贯政策。这一政策行之于云南始于汉代，但思想渊源当更早。就云南情况而言，西汉时期分封的土著王、侯、邑长，东汉和三国两晋时期重用的土著夷帅，隋唐时期的羁縻州县，南诏、大理国时期中央王朝对南诏王和大理国王的册封，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等，都是羁縻政策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汉官仪》解释羁縻政策的含义是:“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即用牵牛绳和拴马索的办法，来管理中央王朝无力进行直接统治的民族地区。这一政策的核心要义是:“因俗而治”、“以夷制夷”。即保留各民族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不变，任用其民族首领管理其内部事务，中央王朝只负责各民族各部落之间外部纠纷的协调管理，并通过纳贡等形式向其收取少于内地的赋税。这种政策从表面看均为怀柔措施，但实际而有效地推行通常都以中央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故古人所谓“自古御戎无上法，服则羁縻，叛则征伐”，便是对这一政策的精辟总结。尽管如此，这一政策的合理和进步方面仍是主要的。第一，它给了当地少数民族一定的自主权。羁縻政策正视了民族地区与内地大不相同的实际，采取“修其教而不易其政，齐其俗而不易齐宜”的做法，既拉拢了民族的上层，又照顾了少数民族不信任外族统治者的心态，从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有效建立和巩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第二，它给民族地区带来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央王朝负责处理部族部落间的外部纠纷，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改善了民族地区原来部落林立，彼此征战不休的混乱局面，使当地社会相对安定，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因而具有进步意义。[12]
对云南少数民族实行“轻徭薄赋”的安抚照顾政策，虽然史书所载事例不少，但从历史长河来看它并非历代统治阶级的一贯政策，而只是统治阶级中少数明智而富有远见的统治者基于较高的个人素质而实行的短期政策。然而尽管如此，这类与明智的封建统治者个人政治生命相始终的短期的安抚照顾政策，仍然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汉武帝“割齐民(内地汉民)以附夷狄”，对云南“毋赋税”的政策，就曾赢得边民“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13]的诵声，因而巩固了在云南设置不久的郡县制度。东汉郑纯对少数民族只收象征性赋税，不仅使“夷俗安之”[14]，而且赢得了几十万哀牢夷的内属。其他如东汉时王阜治下益州郡地区的“政教清静、百姓安业”[15]；张翕治下越陁郡地区的“政化清平，得夷人和”[16]；景毅治下益州郡地区从“米斗千钱”降至“米斗八钱”[17]；萧梁王朝时期出任宁州刺史的徐文盛采取“推心抚慰，示以威德”[18]的政策，等等，都收到了改善民族关系的良好效果。而元代赛典赤治滇，不仅以“宽仁”做法，使“西南诸夷翕然款附”[19]，而且以主动减轻赋税的办法，使得“夷大悦”[20]，又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使山区少数民族“慕之，相率来降”[21]。为什么这种短期的安抚照顾政策竟能对改善民族关系产生如此良好的效果呢?原因就在于这种政策符合云南民族地区的实际，照顾到云南民族地区与内地汉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利于云南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因而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从而也就自然增强了云南少数民族对祖国内地的向心力。因此，这种轻徭薄赋的安抚照顾政策对云南各民族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用夏变夷和怀柔羁縻一样，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治理民族地区的一贯政策。中国古代民族观的一大特点，是以文化而不以血缘来区别汉族与少数民族，《春秋·公羊传》所谓“诸夏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诸夏也，则诸夏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古代民族政策既有“内诸夏而外夷狄”，排斥少数民族的一面；又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用夏变夷”的一面。费孝通先生将这种民族政策的两重性归结为汉族对待少数民族的两种策略，一是包进来“以夏变夷”，一是逐出去，赶到更远的地方。匈奴分南北两部，北匈奴走了，南匈奴化了，是具体的例子。[22]北匈奴沿着直通中亚和东欧的大草原走出了后来中华民族的范围，其他民族能够走出这个范围的不多，因而“用夏变夷”是适用范围更广，使用频率更高的政策。所谓“用夏变夷”，就是用比较先进的华夏文化去影响周围的落后地区和后进民族，使之接受华夏文化而改变落后面貌，加入诸夏行列。这一政策的核心要义是:不求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血缘上的一致，但求文化上的一统，从“同文”上解决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和国家的统一问题。云南自秦汉时期便被中原王朝作为包进来“以夏变夷”的地区，故历代封建王朝为治理云南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诸如政治上的怀柔羁縻、经济上的安抚照顾、移民屯田以及文化上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学和汉文化，等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用夏变夷”这一根本目的。文化上的差异和对立是人与人和民族与民族间最深刻最尖锐的差异和对立，[23]所谓“以夏变夷”就是要用先进的华夏文化去融合汉族与少数民族及其人民间文化上的冲突。这种政策一方面造成了摧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确实促进了少数民族与华夏文化的接近与融合，故南诏反唐后又重新弃蕃归唐，除了吐蕃“赋税重数”而唐朝赋税较轻等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南诏与吐蕃当时在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而更接近唐文化[24]。因此，“用夏变夷”政策尽管有摧残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但其通过文化交融促成内地与云南的双向认同，对云南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则应予以充分肯定。
(五)近代云南各民族在共同进行反帝爱国斗争过程中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升华
早在古代，云南各民族便在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由此也就形成了各民族联合团结对共同敌人进行共同斗争的优良传统。纵观云南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各民族为反抗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而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大、对封建势力打击较大的起义，无一不是团结联合了众多民族参加的。如1264年的舍利畏大起义，就联合了彝、白等族先民30多万。1856年同时爆发的杜文秀起义和李文学起义，更提出了明确的民族团结政策和纲领，从而联合回、汉、彝、白、傣、哈尼、傈僳、拉祜、景颇等众多民族参加，使起义斗争坚持了18年之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势力。到了近代，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帝爱国斗争中，云南各族人民更是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奋起进行了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云南各民族团结联合进行共同斗争的优良传统也在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中再次经受了锤炼，得到了巩固，并进一步升华为明确而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这种升华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1936年中英第二次会勘中缅南段边界时，以班洪王为首的阿佤山17部部落首领(17王)致函勘界委员会主席伊斯林，郑重宣告:“卡瓦山为中国土地，卡瓦山民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卡瓦山地与中国为一体，不能分割”[25]。云南少数民族自觉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就标志着云南各民族也和全国其他民族一样，在民族意识上完成了对中华民族这一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转变，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三、云南民族关系格局与国家治乱安危的相互影响
云南各民族既然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那末，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紧密联系就使云南的民族关系格局与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的治乱安危、兴衰成败发生了密切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云南僻处中国西南一隅，其历史发展进程主要受内地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所左右。整个国家的治乱安危，国力的盛衰强弱，统治阶级民族政策的适宜与否以及中央王朝派驻云南的地方官吏素质的高低，都直接影响着云南的民族关系与边疆安宁。历史证明，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民族政策适宜得当和地方官员明智清廉，则云南必然出现各民族和睦相处，边疆稳定安宁和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的良好局面；反之，国家分裂，国力衰弱，民族政策错误失当和地方官员贪狠昏庸，则云南必然出现民族矛盾激化，边疆动荡混乱和经济文化发展停滞不前甚至破坏、衰败、倒退的严重局面。因此，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好坏及边疆的安宁与否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紧密联系则使云南的民族问题本身就是全国民族问题整体的一部分，也使云南发生的重大民族问题，常常反过来对全国治乱安危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汉武帝在西南设置郡县，“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官吏士卒的俸食及用具，都由邻近内地郡县供应，不在云南征取，后又通过移民屯垦来供给，曾得到边民拥护。云南的安定，客观上支持了汉武帝开疆拓土，安定全国的文治武功。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争夺南中，蜀相诸葛亮南征云南时对少数民族采取和抚政策，七战七胜孟获而不杀，多任用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使南中获得安定，解除了诸葛亮出师北伐的后顾之忧。元初曾一度对云南实行军事统治，蒙古贵族的压迫奴役激发了云南30万各族人民大起义。忽必烈为稳定云南局势特派赛典赤以“谨厚”方针治理云南。赛典赤到云南后撤销军事组织而建立行省，并任命土著民族的上层分子充当土官，从而使云南局势得以迅速稳定下来，并从此奠定了后世云南行省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中央王朝或直接统治云南的内地政权采取适宜的措施治理云南，而对其政权的巩固和对全国的稳定与统一产生有利影响的典型事例。然而，公元9——22年王莽统治时期，在云南“赋敛繁数”，
引起“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僰人首领栋蚕、若豆、孟迁起兵，杀郡守，王莽派兵和转徙者20万人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26]。王莽政权的实力受损，终于在内地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和边疆各族人民的夹击下，宣告覆灭。公元751——754年的天宝战争，20万唐兵全军覆没于大理，而这20万人“皆中国利兵”。在经济上，由于劳民伤财，“数年间因渐减耗”，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发生了安禄山叛乱，从此唐王朝由盛转衰。明王朝为维护国家统一，对麓川土司(瑞丽江两岸及今陇川、遮放一带)发动的“三征麓川”之役，本是一次完全必要的军事行动。但是，“官军行处，村镇为墟”，官吏们借战争横征暴敛和数十万大军给养物资的征调，使得“粮饷半天下，死者十七八”，并于战争结束后引起贵州汉、苗、彝各族人民参加的大起义，波及湖广、江西、福建等省，强烈地冲击着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所有这些，又都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执行错误或失当的民族政策，而对其政权的巩固和全国的稳定与统一产生不利影响的典型事例。因此，如把云南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民族问题放在全国历史发展总体中加以考察，便会发现它总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央王朝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27]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并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使云南各民族顺利实现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帮助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不仅使云南各民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反过来也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稳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50年代末期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冲击以至否定，也使云南发生了大量边民外流和令人震惊的“沙甸事件”，对全国的稳定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即便是到了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云南民族问题，仍然直接或间接地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家的治乱安危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综上所述，云南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使云南民族关系格局与国家的治乱安危发生了密切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这种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所造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以及其中蕴含着的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今天全国和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事业，为今天的治国者与治滇者，留下了可资借鉴与参考的宝贵的历史财富，值得今天的各级干部深思。
注释:
[1][3] [10] [22]均参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2]《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
[4]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第12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5]《新唐书·南诏传》。
[6]郭松年《大理行记》。
[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1页。
[8][9] [12]均参见王连芳主编《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与理论探讨》第9、10、9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23] [24]参见马曜《民族团结的颂歌》，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3]《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4][16]《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15]《东观汉纪》卷18《王阜传》。
[17]《华阳国志·南中志》。
[18]《梁书·徐文盛传》。
[19]《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
[20]张洪《南夷书》。
[21]《元史·张立道传》。
[25]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
[26]《汉书·西南夷列传》。
[27]参见《当代中国的云南》(下)第223页，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