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基本原因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外，目标管理缺失、弱化所导致的不作为也不可忽视。过去的GDP中心主义的政绩考核方式有其问题，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不要GDP目标，而应形成更多维的考核。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带来的红利不论，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基本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不会大幅下滑。中国还需借重GDP目标的牵引和参照作用，但应秉持“区间管理，中线把握”原则，缩窄负产出缺口。中国经济增速问题的背后是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体制转型的难题，要正确理解和兼顾发展的逻辑与治理的逻辑，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和辩证关系。
　　【关键词】创新驱动全要素 生产率区间 管理中线把握 国家治理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延续了前两年的增长下滑态势，且跌幅又有所拉大，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低，也是自2010年以来连续18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没有过的。从月度指数上看更不容乐观，上年四季度GDP增速为7.3%。并且，全国20多个省份的增速未达预期，其中落差最大的竟达4%，使得本来完全可实现的7.5%的预期增长目标没有达到。更严重的是，经济走势还在下滑，通缩预期大幅上升。今年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7，仍处于枯荣线以下，这预示一季度经济将比去年四季度差，PPI连续34个月为负，加上资本外流和最近制造业倒闭潮加剧，GDP趋势增长率应已下行至7.1%附近，逼近7%政策底线。如继续下降，将会导致包括就业困难、收入下降、资金外流、金融安全（大量坏账）、预期恶化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稳定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颓势，拉大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真的是潜在增长率放缓造成的新常态下的态势吗？这里所谓潜在增长率指的是资源基本达到有效配置这一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即生产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现代市场制度建设基本到位）。现有一些量化实证分析认为，至202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仍会在8%以上，因此，认为目前盛行的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是新常态未免夸大其词。①这个数字也许有些高估，但其论证方法是量化的、严肃的。
　　为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以下问题：当前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周期性的，结构性的，还是其他？如何缩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负产出缺口（包括其合理区间的界定）？下一步深化改革、改善治理、促进发展究竟往何处去？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发生方向上、认识上的误区，会造成大的政策或改革失误，包括人为地造成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这必将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稳定和改革大局。中国仍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以便为结构性改革和驱动方式的改变赢得时间、提供空间。为此，本文秉承着标本兼治的原则，不仅仅只是对当前经济下滑给出短期对策建议，更重要的是对长期治理的根本性制度建设给出我们的看法。
　　笔者认为，在兼顾长期治理和转型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仍然是硬道理，这个战略方针在任何情况都不能丢，必须长期坚持，发展治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互动互补的良性递进态势。通过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制度建设并重的标本兼顾的应对，同时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互动互补的内在逻辑，在未来3～5年中国经济完全既可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7.2%～7.5%），又可进行发展方式转变和长期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为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条件，最终实现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大业。
　　什么导致了当前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下滑超出预期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有两种，一是周期性的，二是结构性的。在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总体向好、国内基本经济环境大致良好的情形下，当前持续4年多下行的性质基本上不是周期性的。通过短期宏观调控对周期性放缓有一定成效，且只能适当采用（如适时适量降息、降准、发行国债），否则有后遗症（如2007年后动用几万亿的强刺激和大规模投资抬拉增长速度所造成的后遗症），不能解决更为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和治理问题，而这需要通过制度的改革、治理的改革以及结构性的改革，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改革来推动，也就是从长期治理的角度入手加以解决。尽管结构性的治理改革难以短期见效，但这是根本出路，现在主要靠要素驱动的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具有高新技术的发达国家和更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前后夹击”的双重挑战，必须尽快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实现驱动转型升级。
　　不过，除了前两种原因和其他不可控因素外，对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重政府轻市场、重国企轻民企、重国富轻民富”，简政放权改革还有很长路要走的体制转型之中的当前中国经济而言，也许还要再增加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那就是目标管理缺失所导致的不作为，包括政策不作为和做事不作为。由于政府与经济活动至今密切相关，市场仍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商关系仍密不可分，“跑项目、拿批文”是其一大特征。当前各级政府对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程序审批、项目审批、准入壁垒依然众多，维护和服务性的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从而政府部门（无论是否该管的）办事效率的高低成为影响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去年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经济目标管理缺失从而办事不积极、不作为恐怕是导致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缺口扩大，最终跌破7.5%的关键因素，成为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其实，只要稍加作为完全应该能够跨过这个点。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偏差。“新常态”是指在粗放式的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不能再继续下去时，在提高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治理方面有所作为，以使得仍处于提升发展阶段（还没有进入平衡增长轨道）的中国经济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由此，放弃粗放式高速增长的旧常态、提倡政府简政放权及减少政府的过位，决不应与不作为、放任经济放缓划等号，更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大幅、过快放缓，从而自我放松对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坚定承诺和责任心态，出现学生考试只想追求及格结果往往导致不及格，亦即取上得中、取中得下、取下必败的现象。这种认知上的误区如不清除，继续放任这种做法，按照这样的下降速度持续发展下去，实际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很快掉到6%。
　　气可鼓而不可泄！如同正在腾空的火箭、起飞提升的飞机需要保证足够的动力一样，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均衡增长的轨迹，如中央一旦降低要求，自我减压，那么地方就更没有动力去寻求增长与发展。今年“两会”期间各省市下调乃至取消GDP增长目标，其多米诺骨牌效应令人担忧。同时，当前力度空前的正风肃纪，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但由于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下滑是自然的，没有经济增速目标和上面政策执行力考核的压力，使得许多政府官员缺乏闯劲。
　　在中国乃至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由于政府主导经济，部门和官员有很大的审批权（截至今年年初，国务院有关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3以上，但仍有近1000项行政审批），除了责任心和政绩考核的压力之外，拿钱办事的寻租设租贪腐行为在客观上作为一种“润滑剂”也曾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作用。当然这种公权力不受限制所导致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各方面的危害性极其大，需要在制度建设和政府的定位上加以扭转和根治。在当前对政府官员“乱作为”治理已经收到明显成效的同时，接下来重点要治理不作为，“为官不为”也是腐败。
　　这样，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在政府官员中形成新的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勇于改革创新的激励，实现标本兼治。后文将会论述到的如何正确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无论是治理还是发展，其关键是政府职能必须定位恰当，其核心指标是建成一个公共服务和维护型的有限政府而不是发展型全能政府治理结构。两手都要抓，在求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治理，在抓治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发展，否认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应多维度考核发展成果
　　过去30多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治理没有相应跟上，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如经济粗放发展、贪腐猖獗、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正义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不少人认为这些都是经济增速过高造成，将发展和治理两者简单对立起来，认为改革深化、治理优化就必须要以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为代价，现在各级政府不愿作为、不敢作为现象比较普遍。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就是对发展与治理两大逻辑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没有做到两手抓。
　　其实，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改革的大方向错误造成的，更多是方式方法不当导致——如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经济单一改革，没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综合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偏颇等。许多现有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必须综合治理，同时兼顾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过去的GDP中心主义（当然还加上维稳）的政绩考核方式，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但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说现在就可以完全不要GDP增长目标了，在这方面不要作为了，当前更需要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目标。没有有质量的量化指标，就没了努力方向，也就无法对官员加以问责，从而官员也就没有责任和动力关注经济发展，不再勇于创新。
　　无论怎样，“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等战略方针仍不能丢，发展和治理两手都要硬，处于发展阶段中的中国经济还不能承受增长率过大、过快的下滑，否则会对经济、社会和深化改革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最近，上海在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取消了GDP年度增长目标。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如果将上海作为一个单独经济体来看，其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即便如此，取消经济增速目标的做法也还需要慎重对待。有上海市的代表就指出，GDP增速作为衡量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和指标，仍不可或缺。
　　中国正处于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间窗口，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仍需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当前我国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2014年是1322万），而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150万左右就业岗位，这也需要维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因而，在新时期，我们应该着力研究探讨的是如何将过去政绩体系中被忽视的教育、环保、卫生等民生性公共服务指标纳入进来，与GDP指标一道形成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新的促进科学发展的多维度的全面考核体系，而不是完全放弃对GDP经济增长的承诺。
　　作为一个参照，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曾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对政府绩效的考核制度，地方政府需按照联邦政府的统一要求建立绩效报告制度。由此，很多地方政府均成立了与政府绩效评估相关的委员会，如“俄勒冈州进步委员会”（Oregon Progress Board）就对州政府设立了达150多项的具体、明确、量化、可检测的政府绩效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就业平等、财政收支、社会和谐、教育、卫生、居住、环保、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公民参与等重大公共事务。②政绩考核体系的转变，对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牵引作用。
　　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在今后5～8年内仍可达7%以上
　　由于要素收益递减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经下移，或者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滑。笔者不像一些人那么乐观，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能实现8%的经济增长（当然，靠一味消耗资源和危及生态环境的粗放式发展也许可达到，但代价巨大）。但是，这个下滑是否又像另一些人所说的，来得那么快、那么大？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红利不论，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真的会大幅下滑吗？
　　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参与率下滑，传统的人口红利面临衰退，从而对经济增长会有一定拖累，但这种拖累是有限的，即使未来5～8年间就业人口以每年0.6%的幅度递减，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也只降0.7%左右。然而，近些年政府教育投资增加，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有望部分弥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如再能像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尽快将免费国民义务教育从9年增加到12年，③则完全可抵消20年间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同时，以解决户籍和土地制度问题为关键（至今基本没做）的城市化，辅以大规模开展民工技能培训，其所带来的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也将是一种劳动力结构的优化调整。如处理得当，劳动力方面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在10年内至少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乃至正面因素有望超过负面因素，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驱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在资本方面，中国近几年资本回报的下降有边际收益递减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源于投资结构方面由制造业向基础设施的转移。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就是回收期长，但是其正外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以“高铁”为例，其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非常明显。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路网基础设施依然短缺，同时环保和节能降耗的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一路一带”战略带来的新增需求对现有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输出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它体现为一种将资本和劳动有机组合使用资源的能力，有赖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企业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量，更要注重质。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还不到美国的1/5，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增长空间。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结构性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最有效的手段。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90年底中后期所推行的结构性市场化改革，以及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政府上任以来，对于转型驱动的结构性改革也有所筹划，形成了改革的势能，当然在行动上还远未落实，仍处在说得多、动得少的阶段。
　　当然，谈论中国经济增长也不能忽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这是外部约束条件。根据OECD组织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未来两年OECD国家的产出缺口虽然依然为负，但将由2014年的-2.3%，缩减至2015年的-1.9%和2016年的-1.4%。与此同时，报告预测，除了日本以外，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在未来两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将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尤其是美国，2015年开年以来的经济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势头，个人消费和就业水平稳步增长。所以，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持续向好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
　　这样，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应进一步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这一让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国策。不过，最近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担心，使正常的对外学术交流和研究资料的获取受到很大影响。此外，大学不仅没有去行政化，而是不断恶化，将大学视为政府部门来进行管理，比如，简单套用“国八条”来对待国际、国内学术活动。这些收紧措施已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议论和担心，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对外学术交流和形象，对科技发展和学术水平提高的负面作用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长久下去，怎么能建设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培养转型发展所需要的大批创新型人才呢？
　　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如借助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以及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中国经济则有较大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新一轮的全球创新潮流里走到前列，而互联网金融就是技术与经济结合带来创新变革的一大枢纽，与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驱动转型目标方向是相一致的。互联网是目前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发展最快的一种信息交流和处理方式，它使得互联网金融机构比传统金融机构搜集信息和进行匹配的成本要低，使得市场交易信息沟通更加充分、交易更加公开透明，从而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额外成本，这样，融资的风险及交易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当然，也存在着包括欺诈在内的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基于以上分析判断，结合学术界一些量化实证研究，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5～8年的实际增长率依然可维持在7%以上。此外，政府应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大民众共识，避免遇事上纲上线到敌对势力或阶级斗争层面上来，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理清和界定好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这样的改革和长期治理所带来的红利将是巨大的。
　　当然，由于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时间地保持高速发展，但通过此前的高速发展，能为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治理赢得时间和创造条件。
　　对未来3～5年经济增长应实行区间管理、中线把握
　　前面讨论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借重GDP增速目标的牵引和参照作用。然而，目标应该是设定在一个合理区间，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数字上，应秉持“区间管理，中线把握”原则。
　　区间管理的要旨是避免政府为了熨平一时的经济波动，而采取强刺激或强紧缩的政策，这样反而会强化经济的波动。这也是2008年前后宏观政策之问题所在，至今后遗症仍未消除。而中线把握的意义则在于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个短期的战略锚点，是实现规划阶段最终目标的一个中位线。政府可以围绕这个区间内的中位线进行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特别是预调，如调整存准和发行国债，现在经济体量大了，惯性也比以前大，必须预先动作），把自己摆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上下均留有一些可回旋的余地，同时也给市场主体比较明确的预期。
　　按照“区间管理，中线把握”原则以及前面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分析，建议将未来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区间定在7.2%～7.5%，围绕中线进行预调、微调，止住过去这两年的经济增长跌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就像一个长身体的年轻人，不要人为压制他的成长，应该树立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和对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坚定承诺。同时，如前所述，为了纠正GDP中心主义的弊端，应该在政绩考核体系中同时纳入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如教育、社保、生态环保等公共服务指标。
　　其实，“区间与中线”思维在美联储的有关经济数据预测中也有所体现。美联储每年3月、6月、9月和12月召开4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每次会后，根据与会相关政策制定者的预测数据发布有关实际GDP、失业率和通胀率的预测，包括对当年、未来两三年以及长期经济发展的预测。在美联储公布的表格中，就有区间范围（Range）和中间趋势（Central tendency）的说法。市场各方主体会依据美联储定期做出的预测，来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为。这也是值得中国吸取和借鉴的经验。
　　深化改革需要兼顾发展和治理两大逻辑
　　前面谈到的基本上都是短期对策的问题。着眼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其所对应的改革措施、政策方针及制度安排有可能大不一样，所导致的结果更会大相径庭。中国更需要长期治理的制度建设。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建立丰功伟业，更需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只着眼几年，乃至30年、50年都远远不够。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强大过200年（无论亡、弱，或西东汉、北南宋式的断裂）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所在，因而起码需要着眼于200年，甚至更长。我们知道，朝代的更迭对中华民族而言，无论是在财产还是在人口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中国需要的是政体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长治久安。由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过程中，需同时解决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也就是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又好又快的发展。不难发现，发展与治理是其中的两大关键词。这就是，必须同时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需要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二者，偏颇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和危机。
　　从治理的逻辑来说，治理有好的治理和坏的治理之分，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统制、管制或管理，将发展和治理简单地对立起来，就会顾此失彼。由于在过去30多年主要注重经济发展的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治理的逻辑，使得中国出现在改革成就巨大的同时问题也十分严峻的“两头冒尖”状况，改革大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治理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往往决定了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市场有效和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这样，政府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其最根本的定位就是维护和服务。在当前半市场、半统制的双重体制下，政府拥有过多不该有的权力，而本应肩负起的维护和服务的职责又做得很不够，角色过位、缺位和错位情况大量存在，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导致“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这样，在治理方面的改革就是要解决当前政府的大量过位、缺位和错位共存的现象和问题，实现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造就有限政府、有效市场、法治社会。哪些是过渡性制度安排，哪些是终极性制度安排，要区分清楚，不能将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化。当然，要政府自我革命、自我改革尤其困难，这是改革的艰巨性所在，这与经济活动正好相反，需要发挥中央权威主导作用。
　　从发展的逻辑方面来说，当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转型的双重难题，社会各界普遍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和危机的存在。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和环境正在逐渐衰弱，过往的发展速度难以持久维系，许多人仍然沉浸在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果中而沾沾自喜。要真正破解发展难题、挑战和危机，不能完全靠过去的老经验、老办法，特别是粗放式发展模式的那些做法（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松绑放权改革方式不能丢）。中国还处于一个增长主要依靠要素驱动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驱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垄断过多、干预过多、竞争不足，再加之教育体系缺乏对人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性思维的构筑，也使创新驱动的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为此，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发展的逻辑，理解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从而以创新的精神通过改革、发展来加以解决，进行全方位的深刻转型，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换，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路径需要实现从经济自由化向市场化、民营化的跃迁。
　　因而，下一步发展改革的要义是强化竞争和明晰产权。竞争才是生产率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它会迫使企业不断改进和创新，并且这个竞争和创新也会通过知识的扩散传播而使得全社会都受益，因而应放开行业准入，减少垄断，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基于历史上国内外几千年的强国实践，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得知，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在于：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这里的私权包括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和财产权。其中，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秦商鞅就曾以野兔被捕前后的区别为例阐述产权明晰可以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产权是否明晰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当前贪腐猖獗的原因，除了那些干部本身的素质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越位，贪腐者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这种通过公权力的腐败对政体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及其后果尤其严重，从而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根绝。要尽快让大量依靠行政垄断而存在的无效率国企退出市场，这首先有利于从根源上斩断腐败的利益输送链条，“反腐”运动中被捕的老虎、苍蝇背后往往有国有企业的利益输送；其次有利于释放出优质的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使生产资源流入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再次有利于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创新驱动必须依赖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挥主要作用。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和制度上，要大量转化为行动和结果，其背后则是民营经济和现代公司的高度发展，以及现代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崛起。由于逐利的内在驱动，民营经济是最有效率、最富创新能力的主体，是发展的主驱动。
　　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发生滞胀危机后，它们应对危机的手段就是用市场化、社会化的方法来分担政府压力，对内放松管制，允许市场中的众多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创造一种良性竞争环境，迫使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自身效益。同时，用全球化、一体化来共同应对挑战，对外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推动形成新的全球贸易体系、投资体系和金融体系，以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国家会因为民营化本身而危害国家的安全，民营化恰恰是现今那些发达国家在当时条件下进一步强大的动力所在。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过位问题，使政府不再深度地嵌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而是在维护和服务方面进行补位，更加专注于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福利的提升，专注于市场的秩序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当然，在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从来就是一把手工程，因而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面对改革阻力巨大的情况，为了改革，短期内有必要将集权作为手段，以此来打破旧的均衡，但这只是作为改革的手段，而不能当作长久的制度安排固化下来。经济上，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要做的恰恰是放权和分权，将政府的公权限制起来，市场的私权才能得到保障，市场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才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这样，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而政府、市场与社会正好对应国家治理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法规治理（Governance）、个体激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只有三者联动和互补，方能真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社会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无欲无刚”的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近几年出现的企业家移民潮、港资外资撤离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确定性有一定关联。
　　当然，三种基本制度安排既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也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需要各就其位及互动互补的联动。三者中法规治理（也就是法治）还是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也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好的法规治理，不是管制、统制，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机制的产生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的重要性。文化是一个具有价值牵引、人文塑造功能，且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作用。④
　　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厚重的文化，其中不乏足以支撑社会道德重建的思想资源，值得今天的社会重建汲取。我们要珍视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如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儒家“仁爱忠恕”思想、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等加以综合运用，并赋予它们新的时代特征和内涵，以形成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当然，在珍视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大、自我陶醉、自我膨胀、自我封闭，自外于世界体系，我们需要的自信是一种开放兼容的自信，真理只有在理性探讨和辩论中才会愈辩愈明，而不是动不动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上纲上线，这样做只能使得民众的分歧强化和尖锐化，无法形成最广泛的共识。因而，中国需要充分汲取世界其他文明体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爱等方面带有共通性的有益价值元素，将其与国情现实相契合，达到大多数人都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的共识。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作者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多位海外大学任教的资深老会长孙涤、文贯中、尹尊声、张欣及也是学会老会员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秘书长乔依德等专家进行了大量讨论，文中吸取了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我们对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制度建设并重的标本兼顾，特别是发展治理应两手抓的意见高度一致）
　　注释
　　1、屈宏斌：《中国潜在增长率究竟几何》，财新网专栏，2014年12月9日。
　　2、倪星：《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与筛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田国强：《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石》，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年度政策建议书之三。
　　4、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