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胡适、雷震等—批崇尚西方民主、反对一党独裁的知识分子相约发起成立了一家政论性半月刊《自由中国》杂志，该刊由雷震任发行人，殷海光为主笔，初期以反共宣传为主，后来刊物延续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贯立论与风格，把笔锋转向对时局的剖析。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尖锐的评论和报道，揭露国民党特务的丑恶行径，抨击当局的施政弊端，甚至直接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由于所刊文章理论水平高，观点犀利，故吸引了岛内的大批读者，《自由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台湾言论自由的重镇，被誉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
1956年10月蒋介石70大寿时，《自由中国》专门出版了一期“祝寿专号”，胡适、雷震、毛子水、徐复观等人纷纷发表文章，畅谈对“国是”的看法。雷震作了一篇《寿总统蒋公》的社论，建议当局选拔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向来对民主政治情有独钟的胡适，也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胡适在文章中讲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即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是二战结束后，艾森豪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副校长安排他分头听取各学院院长和相关学科主任汇报工作，每天见两三位，每位谈半个钟头。在听了十几位先生的汇报之后，艾森豪有些不耐烦地问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副校长汇报说共有63位，艾氏听后大惊：“天呵!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从前做同盟国联军的统帅，那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在那个时期，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想不到，我做一个大学样长，竟要接见63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个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你看那张日程，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胡适讲的第二个故事是艾氏当选美国总统后，一次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白宫送来一个急件要艾批示。总统助理知道艾氏疏于理事，事先便拟就了“赞成”与“否定”两种批示，只待他挑选其中一个签名即可。谁知艾氏看了文件后一时不能决定赞成与否，便在这两种批示上都签了名，对来人说道：“请狄克(即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说完便回去打高尔夫球去了。
胡适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显而易见，无非是要劝蒋做到“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其实胡适的这个思路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1932年11月30日，他在汉口拜访蒋介石，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派秘书专程来请胡适共进晚餐，因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等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便在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早早离去。《淮南王书》是一部杂家著作，它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诸家思想，其主导思想正是老子的无为。胡适自然知道《淮南王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他以此赠蒋介石，正是看中了该书宣扬“无为主义”。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他还指出，无为政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颇含有民治的意味”。
后来，胡适又多次与朋友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1935年7月26日，他在给好友罗隆基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据他的观察，蒋介石管的太多，“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前在汉口初见蒋介石，“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但胡适的馈赠，未必就合蒋介石的胃口，而蒋介石也未必理解胡适赠书的苦心。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记述，《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的写作，缘于当时《中央日报》负责人胡健中的约稿。文章见报后，胡适对台北的媒体记者说：“现在为国家办事的人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政府首长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胡适最后指出：“言论自由对政府领袖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领袖的力量。”
多年以后，这篇文章的约稿人胡健中对此事还是记忆犹新，他向外界透露了其中的一些内情：“犹记在民国四十五年总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总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请他写一篇文章为总统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总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总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的登了出来。”从这件事上，我们能够体会到胡适先生的胆量，也能感觉到蒋介石对胡适的度量，难怪当时台湾就有人说：“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