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第1卷名《青年杂志》)，今年恰好是《新青年》诞生一百年。

《新青年》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份思想启蒙性刊物。《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也由此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领袖。

投资者二陈兄弟

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一个官僚家庭，17岁那年考中秀才，次年赴南京乡试落榜。由于受到康、梁维新变法的影响，他抛弃了传统的仕宦旧途，转而寻求西方新学。从1901年起，陈独秀多次东渡日本求学考察，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国内外组织团体，创办报刊书社，1903年在上海协助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在安庆与人合作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1914年在日本东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期间，陈独秀为报刊撰写时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激励国民的志气，克服“奴隶根性”。

1915年6月，陈独秀从国外回到上海，决心从文化启蒙入手发动思想革命，并着手筹办《青年杂志》。当时正值北洋军阀当权，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国内矛盾日益突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得到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推行复古尊孔的逆流，与民主共和理念格格不入。作为一名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成为反封建反礼教的先锋，《青年杂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对于办刊物，陈独秀可谓是熟门熟路，但首先要有合适的发行人。陈独秀想起了他的安徽同乡、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

汪孟邹是陈独秀的至交好友，陈独秀曾多次对人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从1903年两人相识直到陈独秀去世，汪孟邹都是陈氏创办杂志、出版著作的有力支持者和无私援助者，正是由于汪孟邹的支持和帮助，陈独秀才得以创办了多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甚巨的报刊杂志。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夫人避难上海，“度日如年，一日三餐无着落”，后多亏汪孟邹接济方度过难关;1914年7月，陈独秀第东渡日本，妻子高君曼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上海，生活全靠汪孟邹照顾——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没有汪孟邹就没有陈独秀。

在汪孟邹为自己举行的接风宴会上，陈独秀提出准备在上海办一份杂志，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理念传播到国内，以改变国人愚昧和落后。汪孟邹当然明白陈独秀的意思，而当时亚东图书馆刚开业不久，资金也不充裕，又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的确无力承担新杂志的发行任务。于是汪孟邹对陈独秀说：“我有两位朋友，兄弟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如明天我带你去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

在汪孟邹的诚恳推荐下，陈氏兄弟爽快地应承了此事，并且每期提供200元的编辑费和稿费。后来陈独秀在杂志上公开作者的稿酬：“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二圆(译文)至五圆(撰文)。”当时一个普通家庭几元钱便可养家糊口，由此可见陈独秀开出的稿费并不低，这应该都是陈氏兄弟的功劳。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希望和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由于《青年杂志》思想活跃，切中时弊，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也扶摇直上——今天看来，《新青年》创刊无疑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而《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群益书社突然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群益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的《上海青年》雷同，有冒名顶替之嫌，建议尽快更名。其实《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区别非常明显，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名字也完全不同。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态度强硬，作为出版方的陈氏兄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建议陈独秀将杂志改名。陈独秀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从第二卷开始，把《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对汪孟邹说：“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的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谁都没有料到，更名后的《新青年》名声反而更加响亮，它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服务于新青年，得到了更多读者的欢迎和青睐。

蔡元培三顾茅庐

1916年底，蔡元培在留法同窗汤尔和家第一次看到了《新青年》，他被其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了。蔡元培与陈独秀原是老相识，早年曾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时蔡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正到处物色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人选。读了陈的文章后，蔡元培不禁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最恰当的人选吗?

当时陈独秀正与汪孟邹在京办事，蔡元培于是便来到西河沿陈独秀借寓的中西旅馆拜访，劝陈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陈独秀舍不得放弃刚刚起步的《新青年》，有些犹豫，蔡先生就天天来找他聊天。后来蔡元培对陈独秀说，你可以将《新青年》带到北京来办，北大有一大批思想独立的教授，他们可以帮你写稿，也可以提高《新青年》的质量和知名度——蔡元培的这番话让陈独秀动了心。

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记下了蔡元培三顾茅庐的情景：“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蔡元培字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陈独秀字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元培是前清进士，同盟会元老，曾担任过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名望和地位远非陈独秀所比，他的这番诚意感动陈独秀，最终答应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很多人诟病陈独秀没有学位头衔，也没有像样的学术著作，如何胜任文科学长?为了能让这个任命顺利通过，蔡元培特地为陈独秀虚构了学历和履历，称陈“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13日，教育总长范源廉签发了陈独秀的任职命令;15日，北京大学宣布陈任文科学长;同日，陈独秀正式上任，《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往北京。

进京后，陈独秀住在箭杆胡同，那里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新青年》的大本营。1918年初，《新青年》编委会改组，由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轮流编辑，并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期间，《新青年》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文章，鼓吹新文化、新思潮，将科学与民主思想带入北大，真可谓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死’水”。

北大同人积极撰稿

据北大校长蔡元培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同时，这些思想独立的大学教授和学者积极为《新青年》写稿，也大大提高了《新青年》的质量和知名度。

1917年8月9日，北大教授钱玄拜访教育部参事鲁迅，并为《新青年》约稿，鲁迅当即应允。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说：“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1917年8月，《新青年》因故停刊，次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等人加入到编辑队伍中。这些撰稿人和编辑大都是北大同人，可见《新青年》编辑部和北京大学文科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据知名学者陈明远考证，这些北大教授和学者大都是义务为《新青年》服务。第4卷第3期《新青年》刊登了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由此可见，《新青年》自4卷1号后即改为同人撰稿编辑，不再接受外来投稿。

为什么《新青年》杂志取消作者稿酬呢?据陈明远介绍：“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学运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停刊，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20年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反对;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

(刊于《团结报 文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