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年轻时就很喜欢的一本书，应该说，我接触文史，是从《史记》和《鲁迅全集》开始的。《史记》研究是我们进行文史研究的看家本领，尤其是研究文学的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可以增加文章的厚重分量的。文史哲贯通与古今贯通一样，是我们提倡的大文学观、大文化观、大国学观的基本命题。不读《史记》，就谈不上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何等缘分，它属于民族必读书之列。
一、《史记》的书名、宗旨、写作过程
我们先从《史记》的书名、宗旨和写作过程讲起，先讲《史记》的发生学，再讲《史记》的文化学和文章学。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书，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需要大写的书。这部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司马迁以前，中国还没有这么大的一本书。诸子书中，《老子》五千多字，《孙子兵法》六千字左右，《论语》一万六千来字，《孟子》三万四千字左右，《庄子》、《荀子》、《韩非子》，也就六、七万字，十余万字。就史书而言，《春秋》约一万八千字，《左传》是先秦最长的一本书，十八万字，《吕氏春秋》是集体写作的，二十余万字。司马迁一个人写了五十二万多字，在当时，没有大的魄力、没有大的智慧和才华，是写不出来的。别看现在的鸿篇巨制很多，放在先秦两汉这个背景下，《史记》就是一本很大的书。这本书长久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形态。中国的书，对中国人的影响，除了《论语》，很难找到第二本，有《史记》对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心理影响这么深。我们现在老讲诸子影响很深，其实，《史记》的影响不在他们之下。
《史记》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必读书，它起码有三个方面可以称为文化典范。第一，《史记》是中国正史的典范，它建立了五种体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就像如来佛的五个手指一样，我们历朝正史的体例，都没有跳出它的手掌心，也就是纪传体的正史范式。这一点，影响是很深远的，可以说，我们历史的脉是司马迁给我们埋下来的。第二，它是中国文章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以后，历代古文的写作都追随《史记》、《汉书》，史、汉是它们的标本，如果没有《史记》的榜样，就没有韩、柳、欧、苏的文章，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代文章的模样，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三，它是中国人物行为的典范，全书写了四千多人，其中，写得最生动的，大概有百十人。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道德、智慧、行事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个阶层人物的人生选择。所以，我觉得，《史记》写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中国故事”，久远地作用于世道人心，应该把它放到模塑中国精神这么一个高度去认识。
《史记》过去叫《太史公书》，用司马迁自己和他父亲官名的尊称去命名这本书，这遵循着先秦诸子用其姓氏命名其书的惯例，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和他们一样，用“太史公”来命名，所以，《史记》蕴含着诸子书写作的情结。司马迁自觉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过去编《四库全书》时，就把“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放进子部，所以，司马迁有一种非常浓郁的诸子写作的精神追求，保留着一些先秦诸子的作风。《史记》以后的正史，这种思想家、文学家融在一起的自由写作的风度，几乎消磨殆尽了。我们说，中国正史是《史记》奠定了基础，而真正的规范化是在《汉书》，后来史学家对《汉书》评价很高，那是因为它规范化了。
历代史书最具诸子风采的，当推《史记》。正因如此，班固批评司马迁有“三蔽”，也就是三个短处。一是“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批评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有问题，说他不是儒家的体系，而是黄老的体系。二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批评司马迁在社会体制上，追求游侠这种非体制、甚至反体制群体的功绩。三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批评司马迁的财富论，也就是他肯定经商致富的经济思想。这所谓的“三蔽”，后来的史家都没有做到，被认为是司马迁的弊端的，实际上就是先秦诸子思想自由的遗风。《史记》书名的确定，是东汉晚期汉桓帝时期的事了，这有碑刻的文字记载，经过二百余年的沉淀，才把它定名为《史记》。我们看“史记”这个词就知道，“史记”过去是一个通名，比如诸侯史记、各国史记；又比如，孔子到洛阳去之后，论史记旧文；《孔子世家》里面也讲，他因鲁史记作《春秋》，等等。东汉晚期以后，“史记”就变成《太史公书》的专名了。历史书的通名变成专名，这就像孔子说的话叫做“子曰”，“子”本是对有德行的男子的尊称，后来这个泛称变成孔子的专称，其他人只能加上姓氏，使用“孟子曰”、“荀子曰”、“韩非子曰”了。这对一种写作方式，打下了很深刻的个人印迹，冠名者就是这种文体的标志。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搜集、积累和整理材料，由司马迁在42岁到55岁，用14年时间写成的，这是“十年磨一剑”的投入自己全部生命的力作。《资治通鉴》前前后后写了19年，而且司马光在洛阳搞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室，带了三个职位和辈分比他低的历史学家，先搞材料的长编，他本人又做了许多考订，自己动笔结撰，用了19年的苦功，才算告成。个人著史的好处，在于思想脉络、文体脉络深思熟虑，一脉贯通。司马迁写《史记》，接触到后人难以接触到的许多文献材料，这是他得天独厚之处。按照汉武帝时候的制度，“天下郡国文书，先上太史公，副上宰相”，诸侯国或者郡县上来的文书，先呈报太史公，副本才交给宰相，以致到了东汉时的卫宏，说太史公比宰相的官还大，那是不对的，太史公是个下大夫，是九卿之一的太常下面的一个官职，相当于七品官员。由于他处的位置非常关键，专管文书档案材料，历史材料来源很丰富。我们后世的学者，尤其是疑古派学者，往往低估了太史公，比如说，考证《老子》，司马迁明明写老子在孔子之前，到民国年间，疑古学者非要考证出《老子》在《庄子》之后，甚至是《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之间的作品不可。郭店楚简一出来，这个战国中期的墓里出土三个版本的《老子》，作为民间私人写作的《老子》从写成传播到这时，没有近二百年的时间不行，可见《老子》是春秋晚年的东西。又比如有一位极其博学的老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考证《孙子兵法》是孙膑写的。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使得“《孙子兵法》乃孙膑所作”的说法不攻自破。司马迁以朝廷藏书作“名山事业”，网罗文献而呕心沥血，其“信史”追求无可怀疑。在细节上，经一个人之手写这么大的一部书，有一些毛病是可能的，但在大的历史框架和重要关节上，太史公是不会掉以轻心的，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
司马迁搜集材料和处理材料的方法，调动了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可能性。他大体采用了四种材料。第一种材料，是皇家图书馆的古籍，当时的简帛和全国汇集来的遗文古事。司马迁十岁诵古文，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公羊传》，已经具有把古文献当作专家之学进行处理的能力。这种专家能力具有关键作用，它能有效地对浩繁的材料进行钩沉发微，辨伪择善，组合贯通。司马迁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殊语”，就是搜集丰富的古籍文献，以杰出的专家能力，进行比勘、衡量和取舍，对其中的差异错杂之处加以协调和整齐，形成一个可靠、清楚、浑然一体的史学体系。
第二种材料来源，是司马迁做了许多田野调查，他二十壮游，几年间跑了几万里路，在全国各地调查民间的传闻和考察历史的遗迹，以实地调查，印证和补充文献记载及其不足。所以，太史公对人文地理了然于心，写战争的攻防态势，军队的调动路线，在地理方位上，毫不含糊。比如曾经考察各地山川形势，“足迹半天下”，于地理民俗了如指掌的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推崇《史记》的叙事：“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及也。”司马迁不仅从民间实地获取材料，而且获得民间思想，改造了历史写作的形式。比如说，韩信的胯下之辱、漂母赐饭，这是小孩子的事情，过去的史书是很难写进来的。在司马迁的眼光中，民间生活支撑着、影响着人生轨迹，进而支撑着、影响着历史进程。韩信封为楚王后，受恩必报，赐给漂母，就是那个漂洗衣服的老太太一千金；韩信又不念旧仇，册封曾经让他钻裤裆的少年为楚中尉，成为自己手下重要的将军。韩信小时候很贫穷，把他的母亲埋葬在高敞地，旁边可置一万户人家。这些资料，是司马迁壮游时，在淮阴采集的。就连陈胜、吴广的事迹，陈胜种地时所发的感慨，他动员揭竿而起时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是实地采访所得。现在到安徽宿县的涉故台，还可以看到鱼腹藏书湾，篝火狐鸣处。这些来自大地的材料，把司马迁与民间道义、民间情绪，连在一起了。不仅材料来自民间，他的历史观也因此带有深刻的民间性。
第三种材料来源，是国家档案馆的收藏，也就是“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类档案材料，在后来历代王朝动乱和兴亡中，多被焚毁，不然太史公看到的这些简帛埋入地下，现在也成了出土文献，而且是源自国家档案的出土文献了。
第四种材料是从朋友，尤其是当时的王侯大臣的后人，或者事件的经历者那里获得的。这就像我们搞现代小说史一样，小说家本人或者他的后人还存在，只要用心，是可以获得一些还带着体温的材料的。司马迁采访了王侯将相的后人。在汉初封的列侯里面，沛县出来的就有32个，刘邦后来把政权交给吕后，是有道理的，他爱江山不爱美人。实际上，刘邦跟戚姬的感情最深，戚姬和他一块随军转战，但是，江山交给戚姬是不行的，当时樊哙都要杀戚姬，戚姬是压不住当年拉竿子上来的这批侯爷的。而且这些侯爷，都不太懂规矩，像屠狗的樊哙，还有赶车的夏侯婴，卖布的灌婴，作刀笔吏的萧何、曹参，这些人都是跟刘邦在丰、沛起事，附骥尾而封侯的人物。司马迁到了丰、沛，或者在长安采访这些侯爷的后人，很多“高祖功臣”攻城掠地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在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交往中获得的，这在《史记》列传的论赞里都交代得很清楚。
司马迁出生在陕西韩城，这个地方接近传说中大禹治水凿开的黄河龙门山，他的学问又称“龙门史学”。对《史记》撰述的思想情调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生大事，也就是他人生的坎子，有两个最为关键，一个发生在36岁，一个发生在48岁。36岁时，也就是汉武帝元封元年，汉武帝去泰山封禅，当时司马谈在洛阳病危，司马迁从出使的云贵川赶回，接受临终遗言。司马谈握着儿子的手说，我死后，你必然当太史官，不要忘了我们所要写的著作，要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才是孝之大者。司马谈还说，孔子作《春秋》，至今已四百余年，史记放绝，我很担心“废天下之史文”，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当时，司马迁满脸泪水，信誓旦旦要把它完成。所以，《史记》是司马谈父子生命的结晶，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修史宗旨。
第二个人生坎子，48岁时，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漠北，被匈奴八万大军包围，鏖战十几日，杀伤万余敌兵，但李广利和老将路博德的援兵未至，遂降匈奴。司马迁曾与李陵共事，当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说李陵“有国士之风”，兵败降敌出于不得已，还说李陵想寻找机会报汉，为他辩解。这事当时也就过去了，一年之后，汉武帝以“诬上”罪给司马迁处以宫刑，这是奇耻大辱的一个刑罚。本来汉武帝时有赎刑制度，比如“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古代五刑是墨、劓、剕、宫、大辟，宫刑是第二等重刑。据我初步考证，司马迁要赎他的罪，需要缴纳大辟的百分之六十，即三十万钱赎金，相当于三千六百石粮食。太史公是中级官员，官俸一年有六百石，需要六年的薪俸，不吃不喝，才能赎这个罪。他没有当过可以“刮地皮”的州郡大员，没有当过可以劫掠或受重赏的将军，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陷入如此奇耻大辱的悲痛中。所以，《史记》中对世态炎凉的悲愤情绪，处处可见。这就使司马迁重新理解生命，酿成浓郁的发愤著书的情绪，他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少卿书》)人生的坎坷，作为一种发愤著书的内在气质，弥漫于《史记》的字里行间。
由于具有这种生命体验和历史了悟，再加上他的旷世天才，所以，司马迁写的《史记》被鲁迅推崇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更愿意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精神谱系形成的角度来看《史记》。十几年前《光明日报》曾经让我开列十部最喜欢的书，我把《史记》列在第一位，我当时说过一段话：
更有意味的，是可以从(《史记》)中寻找到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某些原型(archetype)。比如，讲尊师，也许想到张良的圯桥进履；讲重才，也许想到萧何追韩信；讲忍耐，可以想到韩信的胯下之辱；讲信义，可以想到季布的一诺千金。这些原型既涉及修身，也涉及治国。勾践的卧薪尝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一战，范蠡的扁舟五湖，蕴含着何等的意志、决心、气节、豪情和潇洒。再如焚书坑儒，指鹿为马，项庄舞剑以及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又包含着多少残酷的权术和悲哀的命运。人们寻找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模式，多从经子典籍着眼，岂不知史书也以历史的残迹在编织国民精神的网络！
所以，我认为《史记》对民族精神血脉的影响，除了《论语》记录孔子的嘉言懿行之外，很难再找出第二部书，有它影响这么深，其影响不在老、庄、孟、荀之下。当然，知识分子可能受老庄影响多些，但从整个民族来说，在铸造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史记》所讲述的一系列“中国故事”，起到非常深刻久远的作用。
二、《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第一部完整形态的中国通史。所谓“通”有两层含义。一是纵向的通，贯通从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间的历史兴亡变动的轨迹，融合五帝、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等各个朝代(《春秋》十二公，写了242年的历史，《左传》比《春秋》多了13年，写了255年)，中华民族发生的过程，和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通过《史记》，被有声有色地勾勒出来了。二是横向的通，囊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流派，展示上自帝王将相，下及平民百姓、商人、游侠、刺客等社会各阶层，以及列国和边疆部族。可以说这是中国多元一统历史观的伟大尝试，或者说是历史观的伟大革命。“多元一统”的历史观非常关键，不仅是大一统，而且在大一统中容纳多元，以多元推动大一统的发展，以大一统凝聚多元的创造活力，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具生命力的文明形态。
为什么《史记》能做到“纵通”与“横通”，能够体现“多元一统”的历史观呢？有两条根本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具有第一流的综合国力和思想魄力。刘邦建国是公元前202年，汉武帝上台是公元前141年，开国已62年，在当时，只有稍微晚一点兴起的罗马帝国的国力，才能够跟它媲美。所谓“文章西汉两司马”，说的是司马相如的大赋，尤其是司马迁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历史，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所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这是司马相如的原话。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讲到《史记》的规模和魄力的时候说：“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却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朱自清也认为是秦汉这个时代给司马迁这么一种魄力。第二个原因，《史记》在全面考察和吸收先秦多种形式史书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综合和开拓创新。先秦时代已有编年史《春秋》、《左传》，也有国别史《国语》、《战国策》，还有文告档案式的政治史《尚书》，此外《庄子》的《天下篇》和《荀子》的《非十二子》中也有思想史的雏形，各种史学因素先秦的历史家、思想家都尝试过了，但是，《史记》把它们综合起来，融合创新，创造出“五体共构”这种形式。五种体裁，共构在一起，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必须以巨大的魄力和功力运转纷纭复杂的史料，使之纲目整然，纲举目张，各归其位，又多方互补、互动、互见，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五种体裁，第一是十二“本纪”，写帝王与国家大事的，第二是十“表”，第三是八“书”，第四是三十“世家”，第五是七十“列传”，加起来是一百三十篇。过去有人说这里面有什么神秘的数字，因为十二啊，八啊，十啊，三十啊，或者一百三十啊，这些数字，好像跟天地之道有关似的，我们并不认为有这么神秘，它们是大大方方、气魄恢宏地展开处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辉煌壮观的历史画卷、人物画廊。
首先讲“本纪”。“本纪”十二篇是全书总纲。分别记载五帝、夏、商、周、秦列代的帝王世系和重大事件，这是秦以前的，再加上秦始皇、项羽、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和武帝，也就是“今上”，编年记述了国家大事和兴亡的脉络。“本纪”体例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
第一，它从黄帝写起，不仅根据古文材料，而且进行实地考察。司马迁曾西到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长江和淮水，那里的父老往往说起黄帝和尧舜，所以，他把民间的民族记忆写进了历史，从而为华夏民族寻找到一个千古一贯的血缘上和人文上的始祖。顾颉刚说，《五帝本纪》把过去方位中的五帝变成了血脉上的、纵向的五帝。这一变是很重要的，为中华民族植下了文化共同体的根脉。中华儿女现在自称为炎黄子孙，就是以《史记》作为根据的，通过《五帝本纪》，把这个民族的生命凝聚力，伸到遥远的发生学这么一个境界上来了。
第二个关键点是《夏本纪》和《商本纪》，这两个本纪写得比较简略，主要勾勒了王位父子或兄弟相承的世系。“五四”以后的疑古学派曾经说过，东周以上无信史。但是，王国维根据殷墟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十七世，三十一个王，约六百年，及他们远祖先公先王的世系，证明《殷本纪》除了有几处小的参差之外，基本上是可靠的，这是不得了的。王国维甚至由这一点，上推《夏本纪》中夏代的世系，认为也是可靠的。《史记》记载周武王灭纣之后，封舜的后代于陈，封夏禹的后代于杞，封商的后代于宋，这都有谱牒的根据，所以，孔夫子去考察列国文献的时候，除了东周洛阳，他还到了杞国、宋国，就是因为那里确实流传着很多远古典章制度和族源故事。
第三个关键点，在《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之间创设《项羽本纪》，用来统率楚汉相争五年间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这篇本纪，向来被认为是《史记》中写得最精彩的篇章。宋朝李涂《文章精义》说：“史迁《项籍传》最好，……至其笔力驰骤处，有喑呜叱咤之风。”《项羽本纪》主要写三个故事。第一个是巨鹿之战，项羽在河北巨鹿这个地方，跟秦军的主力相遇，各路诸侯都不敢前进，他消灭了秦军主力，这是项羽最大的战功。第二个是鸿门宴，他想杀刘邦，但是犹犹豫豫，没有杀成，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第三个就是垓下之围和乌江自刎，是他的悲剧命运的结局。对楚汉之争，我们从年龄和心理上来考察。项羽起兵时是24岁血气方刚的壮士，刘邦起兵时是48岁老谋深算的无赖一个，较力气，刘邦打不过项羽，但是，较计谋，项羽不行。鸿门宴上，刘邦稍一辩解，项羽就说是你的司马曹无伤说你要在关中称王，这把自己卧底的人都讲出来了，回去之后，刘邦立即就把曹无伤杀了，这位壮士不懂成败得失的要害所在。垓下之围，项羽旁边就一个虞姬，他不是找将军、谋士，而是找自己的宠姬来商量，这就不是开国君主的宏才大略。刘邦不一样，选戚姬还是选吕后，他找张良商量。一个48岁出去打仗的人，和一个24岁去打仗的人，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项羽被写成最有血性、最威猛、最有豪气的大男子，他24岁起兵，32岁覆灭，征战了八年，身经大小七十余战。司马迁写人物，经常写身高，写项羽身高八尺有余，根据出土的汉尺，一汉尺是23.1厘米到23.2厘米之间，那么项羽的身高应该是一米八五到一米九零之间，力能扛鼎。起事之时砍杀会稽守，他一刀就把那人脑袋砍下来了，当时确实能把乱哄哄的场面镇住。这么一个西楚霸王的形象，实际上含有对汉初政治的褒贬，到了写《史记》的汉代中期已经没有这样磊落痛快的人，汉以后也没有项羽这类“真正的汉子”了。
第四个关键点，司马迁有一种据史实录、秉笔直书的精神。在司马迁死后，一百三十卷的《史记》“十篇有录无书”，大概有些东西犯了忌讳，被抽掉了，像《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后来是褚少孙补写的。给吕后作本纪。而不给汉惠帝作本纪，这也是司马迁独特之处，要是朱熹来做，可能是《孝惠本纪》，而不是《吕太后本纪》了。《吕太后本纪》写吕后称制掌权，毒杀赵王如意，把戚姬变为“人彘”，使惠帝和两个少帝有名无权，诛贬刘姓诸侯王，展示了政治阴谋的残酷性。但在论赞里，也就是“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却肯定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政策，他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所以，当时的农业生产、衣食和温饱问题都能解决。吕后的残酷只是在宫廷斗争时，而对社会，她采取无为而治，这个政策，发展到后来文帝、景帝的与民休息，使国家的元气慢慢地恢复了。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对她还是肯定的，并不是女人当政，什么事情都一塌糊涂，司马迁有史家的思想，能够实事求是。
下面讲十“表”和八“书”。这是司马迁非常独特的创造。十表排列了历朝的谱系、年代，八书展示了上古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这两者的使用，为我们历史的准确性和开阔性，设计了时间、空间的坐标。十表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最为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诸侯，复杂纷纭的年代，如果不用表格排列得这样头绪分明，眉目清晰，作为中国文化思想轴心期的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单凭这一点，司马迁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大功臣。庄子是在孟子之前，还是之后？有这个年表，再去考证，就有个框架在那里。当然，后来汲冢魏墓出土的《竹书纪年》，可订正《史记》失记魏惠王后元之误，但如果没有《六国年表》，也就看不出差误来，有了这个年表，才有订正的基础。八书是记述礼、乐、天文、历法、祭祀、财税的文化制度史。《河渠书》表明，水利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命脉，它从大禹治水写起，记述李冰凿离堆，西门豹治漳水，秦修郑国渠，一直写到汉武帝在瓠子口堵黄河缺口。瓠子口就在今天的河南濮阳。《诗经》里的邶、?{、卫三地，春秋时期水草丰美，当时都是湿地，黄河没有泥沙淤积，也没有水患。汉武帝时，黄河泛滥得厉害，因为朝廷里的权相、贵戚不愿花钱去堵，汉武帝从泰山封禅回来之后，在那里作了个《瓠子歌》，发动十万官兵，每人背一捆柴，一下子?就把缺口堵上了。司马迁亲自参加了这项壮举，他说，“余从负薪塞宣房”，宣房就是瓠子口，后来在上面盖了个宣房宫来镇水。“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显示了治理江河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国策，救灾史是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凝聚力、生命力的极好证明。司马迁用他的切身体验领会到这一点，又用体例的方式写入正史，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记》八书，后来班固的《汉书》继承为十志。班固的贡献是增加了《艺文志》，记载国家图书目录，清理古代学术源流，为文献学术别立专史，这是《史记》没有的。因为秦始皇焚书之后，汉初政府收集起来的资料堆积如山，来不及清理，后来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才有《汉书》的《艺文志》。对于《史记》的表与书的体例，傅斯年认为乃“太史公书之卓越”所在，他在《史记研究》中说：“年代学(Chronology)乃近代史学之大贡献，古代列国并立，纪年全不统一，子长独感其难，以为十二诸侯六国各表，此史学之绝大创作也。我国人习于纪年精详之史，不感觉此功之大。”如果考察希腊年代学未经近人整理以前的状态，或者印度史的年代问题，就会发现，他们一个作家的生卒年代，一差就几百年，不像我们，曹雪芹哪年死的，差一年就可以养活许多作考证的学人。然后知道，司马迁创作年表，实在是史学思想之大成熟也。傅斯年又说：“著史及于人事之外，至于文化中之礼、乐、兵、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各为一书，斯真睹史学之全，人文之大体矣。……其在欧洲，至十九世纪始有如此规模之史学家也。凡上两事，皆使吾人感觉子长创作力之大，及其对于史学观念之真(重年代学及文化史)，希腊罗马史家断然不到如此境界。”傅斯年认为司马迁将年代学和文化史，作成表和书，西方史学中到19世纪才有这样的规模，才达到这样的史学境界。傅斯年是史语所的所长，对西方史学流派是很熟悉的，他说的是可信的。
三、以人物为本位的史学体系
以人物为本位的史学体系，这也是讲体例，只是独立出来提“人”的问题。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突出了人，就突出了历史的本质。《史记》以人物为本位，在它的五种体裁中，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也是全书写得最精彩、最有情致的地方。加上“本纪”也写人物，遂使司马迁成为历代史家中写人物的第一高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画廊。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史记》以前的先秦古史，往往以史的网络把人物割裂开来，没有拿出专门的篇章，从头到尾写一个人。《史记》写人物，写得有声有色，反映了人的意识觉醒的新主题。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体裁有三种：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其中编年体是以年代为主线的，纪事本末体是以大事件为主线的，而纪传体由司马迁开创，以人物为主线，以人物的生动描绘为基本特征。它讲述了一批千古流传的“中国故事”，既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批可敬可慕、可歌可泣的做人处世的榜样，又对后世的小说戏剧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世家”三十篇，主要记载西周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势力膨胀的诸侯列国史，以及汉初主要王侯、外戚家世相传的历史。因此它的写法既重世系，又重人物，介于“本纪”和“列传”之间。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这种国中之国的现象基本消失，所以二十四史自《汉书》以后不再专列“世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三十世家从哪里写起呢？西周初年分封诸侯，藩屏周室，当然以封姜子牙于齐，封周公元子伯禽于鲁最为重要。但是《史记》把齐、鲁两个世家排在第二、第三，把《吴太伯世家》排在第一，除了年代顺序之外，另有深意。《春秋》、《左传》以鲁国为中心，吴国国君长期被称作“子”，吴是蛮夷之地，《史记》与《春秋》、《左传》不一样，不是以鲁为中心。就像哥白尼发现以太阳为中心以后，看世界的维度就变了，所以，司马迁不是官本位，不认为中原独大。吴太伯和二弟仲雍，都是周太王之子，但周太王想传位给老三季历，因为他有个圣子姬昌，即周文王，预期老三这个长子能够振兴周族。为此太伯、仲雍就逃到蛮夷之地，把王位让出来，自号勾吴。孔子对此大为感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1）这是《论语•泰伯》篇的第一句话。在孔子和司马迁的时代，这种让德非常难得，把《吴太伯世家》放在第一，是出于一种历史道德论的意识。另一重深刻的意义是，太伯奔吴，是华夏人士的夷蛮化；直到十九世的吴寿梦，楚大夫申公巫臣逃亡晋国，由晋出使吴，让他的儿子为吴行人，吴才开始“通于中国(中原)”，这是蛮夷华夏化的过程。再过两世五个王，出现吴国阖闾，接纳楚国伍子胥、齐国孙武，伐楚而成大国，这时，吴国挺进中原，称霸中国。人才、家族的跨地域流动和客卿制度，使华夏人士夷蛮化之后，又进入夷蛮华夏化的过程，这种双向对流，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的缩影。司马迁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考察视野，是开放的、深邃的，触及“多元一统”的文化共同体之发生学的本质。
三十“世家”中，最能在破格中显出司马迁胆识的是《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孔子无诸侯之位，不合世家的格式，但是他创私学，有弟子三千，周游列国，想推行礼乐仁政，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很不得意。晚年，他整理六经，开创了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学派。司马迁二十壮游的时候，到过曲阜，他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在司马迁那个时代，虽然孔夫子刚刚有点位置，说他是“素王”，但那时黄老之学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司马迁处在文化思潮转型之中，他把老子放在列传里，把孔子放在世家里，就体现了一种了不起的非常深邃的大历史眼光。他为孔子立世家，实际上是在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为中国思想文化立传。这不是一般人的眼光。又比如屈原，不见于先秦文献，以至现在还有一个“屈原否定论”，胡适说，好像屈原只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但司马迁到过屈原的家乡，到过楚国的首都，到过沅、湘，到过汩罗，到过淮南王的地方，这都是屈原出生地，当官的地方，流放地，沉江的地方和研究中心，司马迁距离屈原只有一百五十年。就像现在我们到柳亚子的家乡吴江县去看，房子还在，亲戚还在。你是相信一百五十年后，实地考察的历史学家呢？还是相信两千年之后，根据某种外来观念推断出来的东西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屈原当时流落民间，没人记载，子兰、子椒掌握着话语权，就像我们当个普通学者，你让国家大事记给你记一笔，那可能么？司马迁经过调查之后，为一个在正史中无载的人写了传，这是不得了的。陈涉处在与孔子不同的历史动力的另一个侧面。一个种地服兵役的小头目，在大泽乡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聚众率先反抗秦朝的暴政。称王不久就应者云集，“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他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他所安排的、派遣的侯王将相灭了秦，即“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以世家的形式，高度肯定了这种民心民气爆发出来的历史推动力。汉初的时候，高祖虽也给陈涉设了看墓人，但是能将一个山大王、草寇立为世家，司马迁是具有不拘格套的原创精神的。他于此展现了一个杰出史学家的民间立场。
接下来讲第五种体例，就是七十“列传”。传的形式，在司马迁以前是解释经书的经传。把它转化为人物传，是司马迁的一个创造，一个触及历史学的本体论的观念突破。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讲过：“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其实，列传七十篇并非都是一人一传，它根据历史人物的地位、重要性和事迹材料的多少，采取五种构传的形式：第一，基本是一人一传的专传；第二，业绩相连、彼此相关的多人合传，比如屈原贾谊的合传，袁盎和晁错的合传；第三，行事同类、品质相近的一系列人物，或同代、或异代而以类相属的“类传”，如刺客、游侠、滑稽、货殖皆有类传；第四，边疆少数民族与邻国，及其与汉族有关系的方域传，如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皆有传；第五，还有一篇司马迁作的自传，即《太史公自序》。
专传二十二篇，多是司马迁高度关注的人物。他的专传从伯夷写起，即《伯夷列传》。伯夷、叔齐的材料并不多，但“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因而把吴太伯列为三十“世家”的第一篇之后，又把伯夷列为七十“列传”的第一篇。这两个首篇表明，司马迁的历史道德意识来自孔子，他的《史记》是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这篇传记采取史论笔法，因伯夷叩马阻谏武王伐纣，以及不食周粟，采薇首阳山而饿死，而质疑天道。颜回那么短命，盗跖寿终，这难道就是天道么？这背后有作者的心理，我受了这么大的侮辱，天不公道啊。
专传篇幅较大，能够腾出笔墨，另辟蹊径地揭示人物思想行为背后的生存哲学，往往以小见大，增加描写的深度。比如《李斯列传》，写李斯年少时当郡小吏的时候，看到厕所中的老鼠去吃屎，人、狗一来，害怕得不得了；看到粮仓里的老鼠整天吃粮食，还没有人和狗的骚扰，于是就感受到一种“老鼠的哲学”，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自处，就是一种自我选择，把自己置于有利位置。因此他看到秦将要并吞天下，就告别荀卿，西入秦。找谁的门路呢？他也看谁是仓库，做了吕不韦的舍人，以后又当了秦王政的客卿，如果他当时找了别人就倒霉了。后来又当了秦始皇的丞相，实施郡县制度，促成焚书坑儒，陪同秦始皇五次东巡，六度刻碑，颂扬秦德，显示大国威风。在秦始皇病死沙丘时(沙丘这个地方很不祥，赵武灵王也是死在这里)，李斯顺从了赵高的阴谋，立胡亥而废太子扶苏。其实这个时候，他也是想做粮仓老鼠的，哪知最后掉到老鼠夹子里了，弄到自己腰斩于咸阳市，想与儿子再像当年那样“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都不可得。哪部历史书把老鼠写成这样？唯有《史记》才有如此手笔。我们看鲁迅的《铸剑》，眉间尺戏弄老鼠，可能就是受这个影响。一代丞相，却有一只老鼠跟随了一辈子，功过荣辱都有老鼠哲学一以贯之。司马迁写人物，写到生存哲学的高度上了。
列传所显示司马迁的历史眼光，是透彻而严峻的，不时散发着他人生受挫时的切肤之痛和命运意识。比如《伍子胥列传》写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诛灭之后，奔吴扶助吴王阖庐，打进楚国的首都，掘开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其后劝夫差先灭越而后北上，被赐剑自杀，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又杀身灭国的历史大悲剧。太史公说，假如伍子胥当年跟随其父伍奢一起去死的话，与一只蚂蚁又有何区别，当他窘逃于江上、艰难地活着时，何尝片刻忘记过楚国的郢都呢？弃小义而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谁能做到这一点，伍子胥就是我司马迁啊！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体验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这样一种生命哲学，隐忍而著《史记》，打进史学的最高峰，是烈丈夫的行为，他与伍子胥的生死选择发生强烈的共鸣。
写李广，也有司马迁的人生感慨和愤世情绪在里面，忧愤郁积，慷慨跌宕，文章气度与“飞将军”一道飞扬。如明人茅坤《史记钞》所说：“李将军于汉最为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意摹写，感慨淋漓，悲咽可涕。”李广威震边疆，却没有封侯。侯爵在西汉并非罕见之物，项羽乌江自刎，五将领争分其肢体，回去就封了五个侯，这侯就值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武帝时，列侯因不能按时献金助祭宗庙，一次就罢免了一百多个侯，实际的侯可能有好几百。结果李广打了一辈子仗，连个侯的味道都没有闻到。李广是李陵的祖父，司马迁得祸的祸根，所以《李将军列传》中蕴含着司马迁的身世之感和命运体验，可能是所有列传中写得最好的之一。李广威震匈奴，使匈奴人数岁对其所守边郡避不敢入，历代有多少“飞将军”的歌咏，竟然大小七十余战而不得封侯。以奇兵和骑射驰名天下的军事家，写得越是虎虎有生气，越是令人有命运之感。太史公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这里写李广不善言辞的谨厚鄙人的一面，反衬他敏捷善射、意气自如地以奇兵胜强敌的一面，加深了人们对李广传奇性的印象。这种手法司马迁经常用，并不是大人物就要写得处处高大。比如《留侯世家》写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张良的计谋不得了，韩信、戚姬被他轻轻一点，就栽倒了，不用大动干戈。司马迁在他的评传里却说：“余以为其人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合传二十六篇，在列传中数量最大，组合的标准，煞费周章。管仲和晏婴，是齐国贤相合传；老子和韩非，孟子和荀子，是思想家合传；孙子和吴起，白起和王翦，是军事家合传；扁鹊和仓公，是名医合传；屈原和贾谊，是文学家合传。写得相当出色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将相和，极具“大臣风范”，极富政治哲学。蔺相如的完璧归赵、渑池会，以生命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写得极有声色，后世都演为戏剧。蔺相如英姿勃勃地以言行对抗秦昭王，“拜为上卿，位在廉颇右”之后，又能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态度谦让老将廉颇，感动得廉颇肉袒负荆请罪，结为刎颈之交。蔺相如死后，廉颇受排挤逃到魏国，又被仇人诬他“尚善饭，然坐顷三遗矢矣”，说他肠胃不济，这对老人来说是很忌讳的，再不能为国家效力，写出了英雄末路的苍凉感。
与苍凉感相异的，是《卫将军骠骑列传》，它写卫青、霍去病的赫赫战功，有力地推动汉帝国成为一等强国。卫青由于其姊卫子夫得幸汉武帝生男，贵为后戚，而出任将军，七伐匈奴，他也不是全凭裙带，而是屡立战功，“斩捕首虏五万余级”，收复河南地而置朔方郡。他的外甥骠骑将军风头更健，六伐匈奴，“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挥师登临翰海，封狼居胥山，迎降浑邪王数万人马，开辟河西酒泉之地”。汉武帝给他建府第，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行文又对他性格作分析，由于自少骄贵，作战时，“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士兵饿着肚子打仗，他却把食物扔掉了，这是公子哥儿的做法，与李广不一样，也和吴起不一样，吴起是给士兵医伤吸脓的。《史记》的高明处，在于既看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又由此透视历史的多重性和世态的炎凉，如“大将军(卫)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司马迁曾作《报任安书》，如此议论是包含着他的人生感慨的。
四、史学精神的民间性和开放性
在汉帝国的总体魄力下，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写作准备，以及封建帝王的淫威使他蒙受奇耻大辱的刑罚而“发愤著书”的写作心态，都使《史记》增添了不少民间性和开放性。悲剧英雄项羽列入本纪。与帝王并列；布衣圣者孔子、发难的农夫陈胜列入世家，与诸侯并列；落魄文士屈原、贾谊列入列传，与将相并列。这些材料多为司马迁田野调查所得，所见所感都激发了他对民间价值的认同。他常引用民间鄙语、谣谚来发抒对历史的认识，如《孙子吴起列传》赞云：“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这种民间性、开放性在《史记》中广泛存在，为后来封建王朝设立国史馆，集体撰史所欠缺。若从《史记》体例上看，则于列传中的类传和方域传，体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
类传有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十篇。刺客、游侠与酷吏、佞幸相对抗，他们张扬的是一种社会秩序之外的反抗暴虐和讲究信义承诺的血性男儿精神，司马迁遭难无援，对这种精神在汉代的收敛和消失，深有感慨。这就是礼失于朝而求之野的意思。朱自清说：“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们的身世之感。那时候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经典常谈》)对于朱家、郭解等游侠的记述，主要是针对汉代风气的污浊、虚伪和趋炎附势，因而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列传》)
《刺客列传》讲了六个刺客故事：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高渐离筑击秦皇帝。其中荆轲刺秦王写得最出色，因为它不取小说书《燕丹子》中“天雨粟，马生角”等天人感应的怪异现象，而吸取当时在秦殿中以药囊砸荆轲的侍医夏无且的见闻，“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可见司马迁取材的严谨性。这就把“荆轲刺秦王”写成了令人千古扼腕的悲剧。朱光潜说过：“假如荆轲真正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正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这就未免“庸俗无味”。(《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比较起来，写得最有社会思想创新价值的，是主张商业经济的《货殖列传》，它主张因民欲而利导，各地物产相异，通商以乐民。在道德论上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财富论上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商致富的人物，秦以前写了陶朱公范蠡、子贡等七人，汉以后写了临邛卓氏、程郑等十二人。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与道家的清静无欲、儒家的言义轻利、法家的重本轻末，都大异其趣。他是最早主张以商富民、以富养德的历史学家。
方域传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六篇。《史记》的一大贡献，是在强调历史的纵向演进中，展示了历史的横向融合。他开辟了中国正史写四夷传的传统，显示了他历史眼光之大，历史视野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历代正史延续了这个传统，保留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边境少数民族的史料。司马迁曾在35岁前后，以中郎将身份奉使到西南夷，即现在的云贵川地区设郡置吏，为期一年左右。他的开放视野与汉武帝时期的国家形势有关。班固说过：“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汉书•东方朔传》)这番奉使，使他关注西南夷事务，顺理成章地把这个方域引进历史视野，难能可贵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地图。当时的西南夷分为西路(川西)和南路(云贵)，置为七郡，只有夜郎王、滇王接受中央政府的王印。而比自己年长34岁、属于父亲司马谈那代人的司马相如，不仅写了《上林》、《子虚》诸大赋，而且也曾出使西南夷有功，司马迁就为之立了专传，紧跟《西南夷列传》之后。
司马迁论匈奴，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认同其为华夏系统。自冒顿单于崛起，匈奴成为汉王朝最大的边患，数窘汉高祖、吕氏，文帝、景帝时实行的是和亲政策。到武帝用卫青、霍去病为将之后，才把匈奴赶出塞北，打通河西走廊。匈奴丧失祁连山、焉支山后，有一首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史记》在《匈奴列传》的前面有《李将军列传》，后面又紧随着《卫将军骠骑列传》，以及为反对讨伐匈奴的公孙弘(平津侯)、主父偃而作的《平津侯主父列传》。这四篇列传构成一个关于匈奴问题的叙事单元，颇具结构匠心。写得同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是《大宛列传》，博望侯张骞通西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念超越了《山海经》的怪异思维，而还原到西北方的一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李长之说：“《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和大宛马为线索的一篇又威风又有趣的妙文。李广利虽为伐大宛的主帅，但文中写得他黯然，反不若张骞的开场之功。全文总在写李广利之封侯，实不值一文而已。”(《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之东南。张骞本是派去联络大月氏(原居河西走廊，遭匈奴冒顿单于攻击，迁今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一带)，合击匈奴的。但在匈奴被拘留十余年，娶妻生子，逃脱到大宛，再到大月氏后，大月氏新王已无报复匈奴之心。十三年后，张骞九死一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讲述了大宛、大月氏、乌孙、安息、条枝、大夏、康居等西域大国。尤其是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云云。中国北方农业，由种粟黍变为大规模种麦，与开通西域有关。其后汉廷送江都公主与乌孙和亲，又得大宛汗血马，名为“天马”。汉武帝为此曾作《天马歌》，见于《史记•乐书》，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一曲楚音之歌，荡漾着大国气象。
汉代文化是楚风北上，又夹杂着齐风西进，同为楚歌的汉高祖《大风歌》也为《乐书》述及，后由小儿歌之，四时歌舞于沛郡的高祖原庙，现那里还有“《大风歌》碑”。如果说，汉高祖《大风歌》唱出了汉朝的开国气象，那么汉武帝的《天马歌》就唱出了汉朝的盛世雄风。这几首诗的流传，司马迁有一半功劳。《大风歌》原来可能有几十句，司马迁把它变成三句，可这三句就打遍天下无敌手，要是一个平庸的历史家可能原原本本地都写下来，全记下来就没这么苍凉而精粹了。再如项羽的《垓下歌》，中军帐是军事要地，当时没人能进得去，司马迁到那里作实地调查，接触到了古战场附近的父老兄弟的传说、歌谣，把它记录下来。这几首诗，著作权是他们的，但经过司马迁记录、整理，就流传下来了。比如《东方红》，原来是陕北民歌，开头是“东方呀那个那个红”，现在的《东方红》，是经过加工整理的，精神气象完全不一样。历史学家记录、整理资料，也在创造历史。这些歌诗分别与《高祖本纪》、《大宛列传》互相呼应，这就是《史记》的“互见法”。
在《史记》五种体例中，互见、互动、互补之处甚多，使《史记》结构具有建筑美，立体布局，相互勾连；又有烟波荡漾的苍茫感，气脉流贯，活力充盈，组合成一个充溢着司马迁杰出的器识和旷世才华的史学上和文学上的“《史记》世界”。这种结构上的建筑美，呼应着“多元一统”的历史观，展示了三千年间中华民族的血脉与行程，推出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和人物言行的文化原型，所有这一切又以酣畅、鲜活、传神的文字出之，这就使得“《史记》世界”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永远的源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