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总决赛，在众声喧哗中，隆重地谢幕了。尽管褒贬不一，对立见解也意别天渊，但是，谁都无法否认，“超级女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说，“超级女声”不再是一场单纯的歌手“海选”与“决选”，它已经演化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

许多论者都在感叹“超级女声”的参与性，由此推论出节目本身的吸引力。事实上，“超级女声”只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了当下中国社会大众参与性强的这个新的特征。因此，与其说是“超级女声”诱发了大众的参与性，不如说是大众借“超级女声”这个平台来表现自身的参与性更合适。

我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一个感受，十年前让学生上台发言是一件艰难的事，动员半天，也仅有个把学生响应，现在则完全不同了，规定发言的时间是五分钟，有的同学讲二十分钟还没有意识到时光的流逝。由此可见，青年人的不惧展示，特别是不惧在公共舞台上展示的个性，已经在悄然地改变着中国人内倾化的民族性格。

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也在强化着这种影响。这次参与“超女”游戏（估且这么定位）的“粉丝”大多是在校的学生。不仅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个容易狂热的年龄段，关键是他们面临的来自社会、学校、家庭，乃至周围同学的压力需要释放。“超级女声”提供了这样释放的机会。“粉丝”们可以为自己的偶像去疯狂，与此同时，他（或她）还可以通过发短信来表达自己的好恶，而他（或她）的好恶碰巧与“海选”或“决选”的结果吻合时，他（她）会有一种权利实现般的志得意满。

“超女”节目有这样高的收视率，并不能说明它有多少严肃的艺术性，相反是它的无厘头。周星驰的电影受青年人的追捧，不是因为它的后现代性，而是他的不折不扣的娱乐性。“超女”节目也一样，它不让你太严肃，不让你太认真，人们在狂欢中只有释放、宣泄或自我陶醉。通俗文化是不给你留出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的。它会玩出许多诱人的花样，吸引人们的眼球。网络互动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事。电视台提高了收视率，赞助商提高了经济效益，而观众消费了激情。网络表面上看是公正的，点击率也部分地反映了大众的价值取向。但是，网络本身同时也是虚拟和不确定的，在大众参与节目时，它不像表面上那样透明。这就为制造“猫腻”提供了可能。大众文化本身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

有的论者误解了参与竞赛环节的选手，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哪里是真的在做明星梦？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都是一次性的。大多数选手也不是要“娱乐至死”，没有那么严重，他们只想着“过把瘾”就行。听见那些落选者背书般说着类似“我尽力了，我无怨无悔”的话后，论者们还不“觉醒”吗？

我们的社会，类似释放情绪的途径、机会和平台太少了。社会表面的多元化，其实是假相。从众心理有时候是不自觉的。别人看了“超女”，热烈地谈论着“超女”，你不看的话，就可能插不上嘴。你也可能因此失去了与他人、同事交流的机会。就这样，观众群像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其结果就是一种大众化的东西成为了时尚，而思想意识、审美感觉则日益趋同和平面化。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总认为，社会的过分现实化，应该是造成人们争做非现实的梦的主要原因。类似上世纪的群众性娱乐方式被“超”娱乐所代替，新生代们已经不满足于庸常的生活，所以要“挑战”，要“非常”、“超级”和“嘉年华”，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寻求刺激。好像只有如此，心态才能达到平衡。当然，从积极意义上看，这样的现象也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下诸如发展的路径，现代化的方式，以及我们人本身。

巴西著名的狂欢节，办了许多年，至今未息。我们索性将“超级女声”节目也当作一个信息时代中国的狂欢节，反正它一年才狂欢一次。只是狂欢完了，别忘了及时回到现实中来，努力美化自己的现实生活，做自己可能实现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