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流脉中的“世界史”是一种“新史学”，它指20世纪60年代兴起、90年代风靡的一个历史学新分支，在很大程度上同义于“全球史”。但在世界范围内，对“世界史”是有不同理解的，本文对此作简单梳理。
什么是“世界史”
“世界史”有不同的含义，人们一向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世界史”是指“外国史”。中国古代历史学中没有“外国史”这个概念，因为在古代中国不存在“世界观”，而只有“天下观”。西方史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有“世界”的地位，因为在“西方”，从来就强国罗列，写历史都不可能避开“外国”。古代的东亚从来都是一国独大，对中国来说，“外国”并不重要。这样我们就看到，从希罗多德开始，西方的历史差不多都是“世界史”，而中国传统史学确实只写“中国史”。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存在，由此就渐渐有了“世界史”。自那以后，中国人对外国历史的了解经历了介绍、翻译、留学与早期研究几个阶段，史学门类中也出现了“西洋史”和“东洋史”。人们对外国的历史不再陌生了，大中学校也开始讲授外国史；但作为学术领域，“世界史”是不被承认的，留学生从国外回来，教的是外国史，研究需做中国史，人们把“世界史”看作是知识而不是学术，一直到1949年情况都基本如此。
“世界史”作为学科，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出现的，那是因为在俄国的史学传统中，很早就有“世界史”了，在苏联历史学体系中，“世界史”非常重要，与苏联本国史平分秋色。但苏联的“世界史”是包括本国史的，俄国历史在“世界史”教科书中占很大比例。这个特点在中国全盘引进苏联体系的时候却消失了，中国的“世界史”，成了刨除中国历史的“外国史”。所以在中国学术语境中，“世界史”就是“外国史”。
由此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对“世界史”的理解是不同的，而20世纪60年代西方史学界又兴起一种更加不同的“世界史”，这种“世界史”的最大特点就是摆脱自兰克以来西方史学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史的纵向观察角度，提倡用横向视野来观察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它注重地区、文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揭示遥远空间范围内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和“全球史”基本上同义，威廉·麦克尼尔的一本不大的小书《世界史》是标识。
有论者将这种“世界史”视为历史学的一大进步，认为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历史。我不以为然。“世界史”或“全球史”只是20世纪西方“新史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历史学大家庭中一个新的分支，它确实填补了有“史”以来历史学几乎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空间，即横向的空间，因此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但它也和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有它自身的弱点，而这些弱点也是很明显的。
如何做“世界史”
由于对“世界史”的理解不同，人们做“世界史”的路径也不同。西方史学传统中一直有“世界史”，而写史的方法基本上采取叠加的手段，具体可以归纳为几种：
1.地域的叠加，即把一个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分开写作，然后拼在一起，形成“世界”历史。古代希罗多德、奥罗修斯等人的作品可说是这种叠加的样板。
2.事件的叠加，把世界上发生的事一件件写出来，放在一起，就组合成一个“世界”史。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的著作《二十世纪世界史》是一个例证。
3.时间的叠加，按时间顺序编排内容，也就是编年史手段，中世纪欧洲僧侣常用该方法写历史，近代历史学家也有这样写作的。
4.主题的叠加，这种叠加方式可说是一种创新。20世纪以来，人们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关注的对象，而有些作品就把涉及不同国家的相同主题写成一个个专题，然后合成“世界史”。这方面的典型，可以“新编剑桥某某史”为证。
5.现象的叠加，把世界上各种历史现象加在一起而写成“世界”历史，美国作者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就是其典型。其实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用“文明史观”写成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种叠加，但叠加的对象是“文明”。
以上所有叠加其实都是用纵向的视野观察历史，这是一种层叠的结构，表达的是纵向的因果关系。但新的“世界史”即“全球史”却对历史进行横向的观察，表达横向的因果关系，强调横向的关系与互动，所以它在对历史进行诠释时往往以横向素材为依据，这是新“世界史”最大的特点。
怎样看待“世界史”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哪一种“历史”更好？其实各有千秋。新“世界史”或“全球史”有其明显的优点：它跳出民族国家的历史写整体的历史，试图纠正纵向历史常有的缺点，即把完整的历史分隔成一块一块，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它填补了以往历史中未曾注意的内容即互动与关系，揭示人类历史中横向的因素，尤其是跨地区的横向因素，这是对历史编纂的重大贡献。它试图揭示地区与地区、事件与事件、时间与时间、现象与现象之间的横向逻辑，开辟了与层叠的历史完全不同的平铺视野，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它还力图否定西方中心论和一切其他“中心论”，在全球化时代尝试编写“全球史”。这些都是它的优点，可它也有明显的缺陷、甚至固有的缺陷，即在书写横向历史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抛弃了纵向历史，结果从纵向的偏颇转移到横向的偏颇，比如在“全球史”一些代表性人物的作品中，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内容如民族国家、工业革命等很少或不被提起，甚至连这些字眼都不出现。进而，扬弃民族国家历史的立场有可能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为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提供历史学依据。
由此可见，纵向和横向的历史各有千秋，甚至可以说优势互补。作为一部完整的人类史，横向和纵向都是客观存在，并无“先进”“落后”之分。我不会把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方法比作登高爬山，一个台阶比另一个台阶高；我宁愿把它们比作流水成河、汇入大海，因此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