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与邓小平，一个造就了新加坡的经济成功，一个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不谋而合，都根植于强烈的务实主义，对此如李光耀所讲，“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如果一个方案行得通，我们就实施，这样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事实上，李光耀与邓小平的务实主义精神对于中国目前的转型与升级，无论是体制，经济还是外交依然具有指导力量。
首先，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来讲面临的是体制问题，体制简单地讲就是游戏规则，即人们应该如何根据规则参与生产与分配，这里涉及到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与是否发展的问题，争论在于选择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自由为先还是平等为先，机会均等还是财富分配结果均等，而争论最终归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因为体制的设计离不开人性，理想的体制认为人性是善的，人们应该选择集体主义，选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尽管愿望是美好的，结果则是失望的，集体主义往往导致效率低下，吃大锅饭，最终得到的结果只是共同贫穷。那么，人性是不是本恶的呢？从亚当·斯密以来近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越来越趋于对人性这一不完美认识的基础之上，这种恶反过来被认为正是社会发展与效率的内生动力，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发展总比贫穷好，尽管竞争往往导致结果不平等，但是发展毕竟是富裕的基础，也许刚开始只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通过滴漏效应会逐步扩散到整个社会。如果对此认识要加以责备的话，只能责备人性本身。当然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是又是一个必须的选择，要做的是如何在发展以后，尽可能让发展的结果惠及到整个社会。李光耀在其一文中反映了他痛苦思考的心路旅程，他写到，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这种想法现实吗？如果不现实，那么追求平等就会导致倒退。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苏联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我一开始也认为人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这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独立谋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尽相同,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切。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与李光耀相比，邓小平说的更加直接明了，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富起来。但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如何带动大家富起来呢？这是发展之后又面临的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富人的税收，将富人的财富多分给穷人，但是，这样富人就跑了或者不再有积极性了，所以防止财富不平等，不是剥夺富人手中的财富，而是须另辟蹊径，否则无异于又退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
其次，在解决了体制问题后，一个国家考虑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从近代开始国家现代化无非取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科技创新与制度的改革，西方国家之所以领先其中很大因素是他们对殖民地财富的掠夺，由此完成了经济起飞的资本原始积累，那么，对于像新加坡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又应该靠什么发展呢？没有资本原始积累，没有技术创新，怎么办？自己不行，只能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打工，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人才，成为跨国公司的廉价加工与制造基地，由此拉动就业，推动发展与出口，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由技术模仿向自身技术创新发展，应该讲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发展道路，新加坡，中国还有亚洲其他国家无不由此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且这一模式正在被复制到更多的发展中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那么，由此发展模式，是不是被跨国公司剥削了呢？是的，跨国公司主要是为了利润，没有利润，他们显然会拍拍屁股离开。对此李光耀的理解是这样的，面对一个理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它可行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跨国公司压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会把一个国家压榨干净,我认为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发展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压榨，而我们的经历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绝非故意给高深的理论原则挑刺。同样，中国在邓小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行改革，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导致中国加入WTO，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成为世界工厂，迅速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在世界的影响力离不开其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这一发展模式受制于劳动力红利，一旦成本提升，劳动力工资提高，资本投资与产业就会转移，导致经济增长下行，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无不在快速发展之后，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与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困境，那么，中国会重蹈覆辙吗？转型升级自然是上策，但是转来转去，转不过去，升来升去，升不上去，怎么办？
最后，一个国家在解决了自身发展问题后，自然考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李光耀尽管是新加坡人，但是他对中国的崛起异常关注，最近李光耀在其新书中称，世界对中国崛起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只要能维持现状、别惹怒现有强国，并跟所有国家做朋友，中国势必越来越强大。这样做将让中国有空间去解决内部问题，并继续发展经济，否则“中国一旦被卷入战争，就有可能会发生内乱、冲突和导致秩序紊乱，那它将再次陨落，而这次可能会沉沦很久”。中国已经等了这么久，才等到这个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何苦因为一时心急，而动摇渐进的崛起？对此李光耀的看法显然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理论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新兴大国崛起必然导致原有大国的遏制，如果双方针锋相对，必然导致冲突加剧，战争的爆发，但是如果采取不对称的战略，新兴大国不仅能够避开卷入冲突，而且可以为自身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历史上大国战争无不因为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结果，但是逆向思维结果就不一样了，美国之所以能够不费一枪一弹代替英国离不开其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情结与政策，孤立主义政策就像一个魔咒，遵循它，美国就繁荣昌盛，违背它，美国就麻烦不断。那么，崛起中的中国应该继续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为主，有所作为为辅，还是转变为以有所作为为主呢？显然，中国目前外交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国内的发展与改革，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事实上中国根本不应在乎与美国争世界老大与老二。
李光耀最崇拜的领导人是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崇拜戴高乐是因为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有勇气、有魄力。崇拜邓小平是因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崇拜丘吉尔是因为丘吉尔在自己的军队吃了败仗的情况下能说出绝不向德国人投降的话。尽管李光耀不想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但是显然他已经在其中，因为他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他脚踏实地地做事。他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最后，本文还是想以李光耀的一句话结束，“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李光耀的这句话不正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