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南方周末》就是我心中的《新青年》啊。
可惜，两次应聘《南周》，两次落榜。
说说第二次应聘的事。
那是好多年前，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南方人物周刊》已经创刊一段时间了，还缺人，我又去应聘。主面试官是《南人》常务副主编(那时没有主编)徐列，高高瘦瘦的一斯文人。
他拿给我们一份《南周》，让我们看那头条文章，完了一个个进去谈自己的看法。
写的就是仇和，我此前早已看过。看来考的是价值观，我想。
轮到我面试，我说，我对仇和不感冒。他最多也就一清官干吏，没从制度变革上做什么有益的探索。他不过是把自己定位成父母官，像管孩子似的管老百姓。他在宿迁任上的时候，还规定一对夫妻一周做爱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具体记不清了，可查报道)，这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在他眼里，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南周》的时政报道，应该更多肯定那些试图搞一点制度变革的官员，而不是像仇和这种人。与仇和比，吕日周似乎更值得肯定，因为他还试图让媒体监督官员。
几个面试官没有发表评论，我说完这一通“宏论”后，就退出来了。
为了表达一个年轻人求道的热忱，我送给面试官两幅自撰的书法作品：一幅写的是曹操的《短歌行》。显然，我自比“食野之苹”的鹿和“绕树三匝”的乌鹊，希望他们“周公吐哺”，大家一起“鼓瑟吹笙”。一幅写了我自己琢磨的一句话——“西域有马，日行千里，出汗为血”。那意思是，我是千里马，你们可得是伯乐啊。
不是狂，是急切。
如今我都还非常喜欢当年的我。
还是落榜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想，未必与我对仇和的评论有关。事实上，《南周》对仇和的报道还是比较克制的，并无明显地褒贬，只是客观呈现而已。后来《南周》历经风波，我也一直在道义上表示支持。
今日忆及此事，丝毫没有埋怨南方系的意思，求职本来就是一场竞争嘛。
有了这一层际遇，后来也关注仇和的动向。知道他去了云南，还是在江苏时的做派，搞得昆明官不聊生、鸡飞狗跳。比如，他经常半夜开会;女干部随他调研，不敢穿高跟鞋，怕跟不上;要求民警24小时巡逻，下属24小时不能关手机。还有大拆大建。
直到倒掉。
他的倒掉是必然的。如果真是清官干吏，此前，他怎么可能升上去?如果不是清官干吏，当下，他怎么可能不摔下来?
他是这个利维坦的排泄物。
以前很多人说仇和是当代海瑞，现在看来，他不是。往深了说，即便是海瑞，又如何?去看看《万历十五年》吧。
在被“带走”的前几天，仇和还在两会上还高谈阔论：“我们这个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的”。
打脸啊。
我至今不改变当年对仇和的看法，这与仇和的落马无关，更与痛打落水狗无关。
我甚至怜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