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两会”落幕时传出仇和落马被查，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仇和曾是舆论炒得很热的高调改革先锋人物。我国改革开放30年后进入“攻坚克难”阶段，曾先后出现“仇和新政”和“重庆模式”两个改革典型案例，当时就引发很大争议。仇和与薄希来都曾是手握重权的地方“一把手”，个性鲜明敢出风头敢冒尖，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干得轰轰烈烈，一时博得满堂彩，但最后却都落了个狼藉收场，结局可悲。
高调改革先锋人物的殒落，令人惋惜也引发人们的反思，仇和“新政”今安在？其落败的教训应及时得到总结，当今中国改革需要怎样的“新政”呢？
一、仇和行事风格堪称当代“酷吏”
仇和不象薄希来出身于“红二代”，是平民出身完全依靠自己实干打拼，以政绩窜升至副省级大官的。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七七级学农业的本科大学生，毕业后曾搞科研并当团委书记，随即转入基层改革第一线，在江苏沭阳县、宿迁市做出了突出成绩。1995年曾公派赴美国马里兰大学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接受西式管理的培训，是有学识、有才干、年富力强、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
2007年仇和由江苏副省长调任云南省昆明市委第一书记，随即强势推行了其颇具争议的“新政”。他以雷霆风格迅即展开治理滇池、拆城中村、建新城，及教育、医疗、招商引资等多方面的改革；让昆明市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公示电话，群众可随时找主管官员信访；对一些重要党政会议进行现场直播，官员凡不熟悉管内数据，发言照稿子念而一问三不知者，都难过仇和问责关。他铁腕治吏，有一官员开会时打瞌睡，当场即被撤职，一时传为佳谈，使昆明“官不聊生”。“仇和新政”曾在中国官场刮起一阵旋风，直到数年后才被薄希来的“重庆模式”盖过风头。
薄、仇自上而下用行政力量高调强力推行改革，行事风格颇为相像，办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且都很专横，体现的是长官意志和专制精神。仇和在昆明大拆大建，一声令下将市政府迁往呈贡新城，都是自己说了算，行事铁血果断，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他每每以“最坚决、最严格、最彻底”来要求部下，贯彻执行其旨意，说一不二。他下令一年要种300万棵树，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要在短时期内将昆明建成花园式国际大都市。几年间昆明市到处都是城建工地，面貌也的确是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求跨越式发展，仇和自问“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不行！他曾对媒体表示：“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所以他惯用高压、强制，甚至动用专政力量对付群众，为了政绩罔顾人权和法律，结果不久就招来民怨，被人咒为当代酷吏、土皇帝。
仇和在江苏沭阳、宿迁政绩显著，但在昆明大拆大建透支市政府财政，留下呈贡“鬼城”，败笔显露。被拆的城中村民众的新居至今也未完全落实，有一些楼房并非城中村只是靠近，也因成片开发成片折除而殃及，却也难以兑现补尝承诺。由于大片菜地被征来建新城，昆明市的疏菜价格一下子贵了起来，而新楼盘铺面因积累太多，几年也难卖出去。仇和曾强令昆明居民将自搭的防护窗统统拆除，以求市容美观，但在市民抵制下，这一典型的形象工程最后也不了了之。2011年底仇和升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不再任昆明市委书记，实已架空靠边站，“仇和新政”悄然落幕。然前后4年的毁乡建城，大拆大建，让昆明古城面貌大改，后来新任省委书记秦光荣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诉说：“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2013年1月临近年关时，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因大雾，滞留约7500名旅客，有人质问“仇和新政”哪去了？然出面安抚的是副省长刘平相，铁腕果决的仇和“酷吏”行事风格，在昆明再也未见展示。
二、“仇和新政” 不具典范意义
仔细分析比较，我们会发现仇和搞的治吏、治污、拆迁、建城等事各地都有，且不一定就比仇和干得差，如广州、厦门等不但城建规划出色，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仇和新政”就内容来讲其实并不新，新异之处在其以猛治国，大胆敢为，“苍鹰”“酷吏”式行事施政风格，更显其为官场异类。
仇和说：“老大难，老大给，老大重视就不难”。作为中央调配到昆明的“一把手”，仇和大权在握，说话算数，能办别人办不了的事。所以城中村改造这种“老大难”，有“老大”仇和拍板“就不难”了。他说：“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但如果“坏的结果”出来了呢？仇和则不考虑如何承担责任。这种行事风格，其实就是“任性”蛮干，是典型的人治！仇和声称：“
在外界争议中扬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短时间内他也确实干成了一些事，加上媒体炒作，使“仇和新政”一时极富传奇色彩，而实际上并不具典范意义。
薄希来的“唱红打黑”也做了些表面文章，实际上是“黑打”，是枉法乱为，“重庆模式”也不成型。薄、仇二人不重法制重人治，虽具一定的个人魅力，但行事霸道不讲民主，用的是早已过时的军阀作风、家长制作风。薄希来使唤副省级干部王立军犹如家臣，竟打王氏耳光，激起王叛逃美国领事馆，最终招致自己的败亡。仇和独断专行为民作主，他说：“建设民主不是目的，是手段，民主才能民安，民安才能得民心”。在沭阳为求“民安”，他竟命小偷到电视台宣读“忏悔书”，他还敢把公办学校和医院卖掉，令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并给教师下达招商任务，无视党纪国法，任性枉为想干什么就是什么。老百姓编顺口溜描述其强力拆迁：“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没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足见其政绩并无民意基础，完全靠强制蛮来，也就不可能持久。“仇和新政”与“重庆模式”都昙花一现，不具典范意义，最后都以落败而告终。当今中国改革经不起这种瞎折腾，需要的亦非仇和这种一点民主作风和法治观念也没有“任性”妄为的改革家。
仇和忘我工作实干改革，却也不能免俗，他称自己是“一路被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他的最终落马并非因蛮干工作失误，而是牵扯到土地城建腐败，“严重违纪违法”，他从宿迁到昆明任职，都有某地产商一路跟随，拿地不走合法程序，在大拆大建中涉嫌利益输送，权钱交易，具体情形有待审查结果公布。
仇和贪腐让人大跌眼镜，中国民众自古就有“清官”情结，古来许多循吏虽残暴，却铁面无私，克勤克俭，不致贪赃自肥。仇和初到昆明曾表白自己“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又宣言“
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最后竟败于贪腐，让百姓大失所望。当代“苍鹰”酷吏最终事业不成，连清官廉吏形象也不保，这十分可恶，也十分可怕！一个说一不二的大城市“一把手”，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力，却不能谨慎使用。仇和曾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又说：“
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他透支财政大拆大建，是冒了很大风险，付出了极大代价，但风险代价都算到了国家头上，他自己却不能洁身自好，任性弄权却贪赃自肥。这样，他所干一切所谓“新政”，就都假得很！正如薄希来“打黑”却自己涉黑，“唱红”却在法国买别墅，将儿子送到英国贵族学校去。说的做的是一套，内心却十分龌龊。这种喜欢作秀的人，其实相当危险，一旦大权在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都可能干出来。
三、新时代政治的常态是民主与法治
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当今中国搞的是现代化改革，是向现代文明迈进，与国际接轨，容不得中世纪式的“苍鹰”酷吏胡来，民主与法治才是新时代政治的常态。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着力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象仇和这样敢于挑战法律底线，只要不死人什么手段都敢使，与依法治国的方针完全背道而驰，又怎么能行之久远？仇和说：“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于是就大肆钻政策法规的空子，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都敢干，他说：“想得到的不一定办到，但想不到的永远办不到，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在江苏沭阳他集资不到，竟胆大包天扣除全县公务人员包括离退休者工资的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用于修路。仇和以人治挑战体制盲点，虽办成了一些大事取得一时之效，却根本就不值得提倡，也不可复制。如他让副处级以上干部公示电话，公而忘私没有隐私的作法，在相对偏僻的昆明一时无人敢有异议，但若在北京、上海、广州，则一天也执行不了。仇和的垮台，实宣告了任性枉法搞改革的终结。
但仇和的殒落仍然让许多人扼腕叹息，毕竟他勇于挑战体制弊端，搞了一些改革，也办了不少实事，多少促进了一些社会发展。比起那些在体制内吃粮不干事，无所作为的庸官，他还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仇和自己就讲：“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仇和把渎职看得比贪污更严重，不可原谅，但作为拥有大权的公职人员，贪污无论程度如何都不可赦宥，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肃！更何况任情枉为的“乱作为”，所谓“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往往比“不作为”造成的损失更大，所以仇和讲的三种形式的腐败，那一种都不可原谅，而都是要坚决剔除的。
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仇和新政”并非完全是仇和个性化施政的展示，也深刻地反映了现行体制的弊病。仇和说：“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此话不假，改革先锋马前卒可在沭阳小县城施展拳脚，大拆大建干得有声有色，但要将其“经验”移植到大城市，却有些异想天开。仇和想在江苏宿迁和云南昆明复制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却不接地气，且一直有神秘商人尾随。仇和在贫困落后的小地方开拓很见成效，到大都市蛮干则勉为其难。那为什么不让仇和在其熟悉的江苏县市继续干，而非要把他调走呢？
因为在中国改革进入第三个10年后，改革的再深入的确是越来越难了，需要强人的推动，其时舆论就希望再有一次“小平南巡”来推动改革。而如此大手笔既不可复制，强人仇和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中央将他由江苏调到昆明，也一定是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杀开一条血路来”。这即是“仇和新政”高调亮相的政治社会背景。北大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基地还专门组织课题组，对“仇和新政”进行跟踪研究，现在看来也是不了了之。紧接着有“重庆模式”的出现，政商学各界更是就此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习近平也都接连到重庆站台，表示支持，就是希望他们能探索出一条深化改革的新路。可惜这两个人都不争气，两个高调炒作的改革模式的最后落败，实际上宣告了人治改革强人治国模式的不再！今年“两会”期间频频出现的“权力任性”一词，以及对之上下一片声讨，即可视为见证。
对于“仇和新政”，90多岁的云南老干部杨维骏一开始就有疑虑，对仇和将江苏平原的经验移植到山地占90%的云南，大拆大建搞城镇化，曾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完全不符合昆明的实际。但再反对也没有用，因为仇和是中央直接任命的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被认为是代表中央，是“空降”的“一把手”，权威勿庸置疑。虽然仇和一来就微服私访，但毕竟不是本地人，很难在短时间内熟悉昆明情况，而他却一上任就大干快上。人们不禁要问：谁给了他如此巨大的权力？薄希来当年也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空降”重庆，一来就“黑打”。而这种“空降”封疆大吏，全国比比皆是，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有一些任性呢？有些“空降”官员是先作调研，蓄势而发，薄、仇则一来就蛮干，当时无人阻止得了。这说明我国党政干部人事任免制度，的确也存在弊端，是不是可以稍作改革，如“空降”地方先任副职两年，熟悉了情况再升正职，或干脆多提拔本地干部，民主选举，多接地气，接受人民监督。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去年四中全会上又提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方针，明确反对人治，反对违法乱纪搞改革和对权力的“任性”，要推行的“新政”是民主与法治。对照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先前改革的成败，应从民主与法治的角度多作总结，对风行一时的“仇和新政”和“重庆模式”的落败，要吸取教训。我认为这不光是仇、簿个人的失败，也是改革中一种行事作风，一种管理方式的失败，折射出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就是对簿、仇行事方式的否定，为今后改革指明了大方向。“仇和新政”并不新，不但不新反而旧，说穿了其实就是传统的人治和军阀作风，所以才最后落败。但旧的人治军阀作风改头换面可被说成是“新政”，且风行一时，恰恰说明我国民主法制观念的缺失，说明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方针提出的及时。“名为锢身锁，利为焚身火”。风云一时的改革明星殒落了，所谓“新政”暴露的问题也是深层次的，仇和落败教训深刻，案例是活生生的，各界应及时总结，执政当局更应及时加以调整，采取适当措施，在各地以民主法治取代仇和式霸道人治，兴利除弊，加大力度深化改革。
（2015-3-29.载《同舟共进》2015年第5期，总3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