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诗歌在唐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不但出现了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韦庄等独具个性的大诗人，而且在诗歌题材、表现形式、艺术技巧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但是由于晚唐五代并未产生王维、李白、杜甫那样的大家，也没有涌现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那样较具号召力的文坛领袖，更未掀起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所以并未受到历代诗评家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二十世纪以前人们对像李商隐这样的大诗人的研究也较薄弱。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虽然在逐步改变以创作成就定高低、定选题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加强了对晚唐五代文学的研究，但是总的看来，取得的成果还很有限。
第一节 晚唐诗歌综合研究
本世纪以来，人们对晚唐文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晚唐诗歌创作风尚、历史地位、发展规律、表现题材等问题的综合分析和研究上。
一、关于晚唐诗歌成就的评价
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大都在各种文学史、诗歌史中对晚唐文学的创作情况进行概述、评价。
三十年代此时出版的诗歌论著和文学史多对晚唐文学持否定的态度，如苏雪林在其《唐诗杂论》中就认为，“唐末诗坛之混乱也和政局差不多”，“开宗立派的大师已经绝迹，能表现特别色彩的诗家也不可多得，诗风止于’幽僻‘’尖新‘’纤巧‘’靡弱‘’俚俗‘。视盛唐中李、杜、韩、白之元气磅礴光焰烛天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唐诗到这时候已经成为洪波之末流，大声之余响了。”该书还将这四五十年中诗人的创作分成五派：第一派，以通俗为主，作风出于白居易，“竟浅得像白话一样”，杜荀鹤、罗隐、罗虬、罗邺、李山甫为代表；第二派以幽峭僻苦为主，是学贾岛的，以李洞、周贺、喻凫、曹松、崔涂、马戴、唐求、张祜、方干等人为代表；第三派以清真雅正为主，善作五律，谓之格律诗，学张籍、姚合。
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对晚唐诗歌持更为明确的否定态度，他在中册第六章第四节“晚唐诗的终了”中指出诗歌到晚唐之所以“终了”的原因有二：第一，“便是只知模仿，没有创造”，“所以诗的范围只是缩小，不会扩大；只向死的方面行，不能向生的方面去开拓。”第二，“唐末诗人，互竞以诗干禄”，所以，“大家都好寻章摘句地’学‘；大家都妄以诗歌为游说当世卿相的工具，致身青云的宝物。由是而遂粗制滥造，争奇斗巧。致使诗歌失掉其应用之能，徒存一套空空的格架；如此，所以诗亡！”
五六十年代 此时新出版的文学史对晚唐文学的评价则是否定中有肯定，而他们肯定的又多是唐末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气。
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忧时悯乱、感叹身世之中，已经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气氛，他们那些沉迷声色的诗，更显示了精神的没落和空虚。这种倾向到唐末表现更为严重。与这种内容相适应，晚唐诗的风格形式也日益向着华艳纤巧的形式主义发展。这是晚唐诗中占比较主要地位的潮流。但是，在黄巢起义前后，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等作家却继承了中唐白居易新乐府及韩柳古文运动的传统，以锋芒锐利的诗歌和小品文反映了唐末的阶级矛盾。”
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杜牧、李商隐和唐末诗人的评价也是有褒有贬，他们将晚唐诗人按照对现实的态度分成两类，一类是仇视农民起义或逃避现实的诗人，以韦庄、司空图和韩偓为代表，“他们虽都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但大部分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消极的或反动的”；一类出身比较贫寒，在科举上遭遇到不同的挫折，在政治上也就不可能很顺利和很有地位，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接近中、下层人民，接触到较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在诗歌创作中就很自然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阶级矛盾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如皮日休、聂夷中、于濆、曹邺、杜荀鹤和罗隐等。
八十年代这种有贬有褒的评价格局在文学史中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前期，但他们的论述更辩证、更深细。
如马茂元、陈伯海在其《隋唐五代诗歌概述》中概括了唐懿宗后直至唐亡的诗歌状况，认为由于社会动乱，“诗歌创作领域也普遍出现衰退的趋势”，指出“这时期的作者大多数是前代诗风的追随者”，如唐彦谦、吴融、韩偓学温、李的华美，李频、方干、周朴、李洞学贾岛、姚合的清苦等等，然而，“总的说来，未能超越前人，在艺术上没有重大突破”。
而于同时同地发表的吴调公的《“秋花”的“晚香”――论晚唐的诗歌美》一文则“要为晚唐这一丛’秋花‘翻案”，“为她的晚香之美而致一瓣心香”。作者认为晚唐诗歌之美，在于具有“幽艳晚香之韵”：（1）这种审美范畴多少带有一种“悲剧性”，是“绿暗红稀”之美；（2）这种艺术美的创造必然是文采斐然，而诗人则更多地沉吟于兴象意境的寄托，它具有忽视功利美的倾向；（3）晚唐诗人的审美趣味有异于盛唐诗人之“外向”，而侧重于“内向”。他们欣赏、刻划繁华都市和镜槛香闺中的珠光宝气，把它们雕镂进艺术的“七宝楼台”，用苦闷象征代替艺术功利。作者还认为，晚唐诗歌“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美的一次新跃进、新突破”。它表现在“把诗歌艺术推崇到其高无比的地位”，“更结合诗人们创作实践的苦吟，对诗歌艺术规律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关风格、取境和炼格的主张；写出了许多’诗歌作法‘的专书、专文”，从而“展示了’韵外之致‘的境界，开拓了想象的空间，引导出灵感的迸发。”作者还认为晚唐俗文学、爱情主题的传奇、审美精微而风格婉约的近体诗乃是“晚唐’秋花‘’幽艳‘的各种因素的综合”；“晚唐绝体诗格的淡逸轻盈，不但把近体诗推向高峰，融合了俗文学的精华，也对尔后的词的萌芽做出了贡献。”
再如陈伯海在其《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同上）中也着重剖析晚唐诗的总风貌、艺术风格特色、流派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认为与盛、中唐相比较，晚唐诗“呈现出衰退的趋势”，除了个别名家外，“缺少卓然屹立、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多数作者往往成为前一时期某家诗风的追随者”。他将晚唐诗坛概括成六个重要的流派，即：白居易的追随者的通俗化派，元结和《箧中集》诸诗人的追随者的作风简古派，张籍（指律诗）的追随者的诗风理致清新、表达真切、属对工整的律诗派，贾岛的追随者的苦吟诗派，受李贺影响的“瑰奇美丽”派，继承韩愈诗风的“博解宏拔”派。除个别流派外，晚唐各派的共同倾向是“都致力于艺术形式的精工雕琢，把追求’形式美‘作为诗歌创作之能事”。文章在论述晚唐诗的特点和不足及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时说：“晚唐诗，尤其是以’温、李‘为代表的重视表现人的细微的感受和曲折的心理，作风精工典丽、富于联想和暗示情味的诗篇，绝非沿着中唐’以文为诗‘的路子继续前进，而是背道而驰，折回了’以诗为诗‘的藩篱。晚唐诗是中唐诗的否定，是盛唐诗的否定之否定。”晚唐作者“集中于感觉和情绪心理的探索，实质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病态心理的反映”，这样，其诗“题材窄狭、意境颓唐、表现形式宛转含蓄”。因此晚唐诗虽“在坚持诗歌的抒情特质和发展婉曲见意的抒情技巧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纠正了中唐诗的某些偏颇”，但是“这恰恰是以削弱诗篇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度和丧失那种健康、质朴的抒情气息作为代价，从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片面性之中。就这个意义上看，晚唐诗终究只能算作盛唐诗坛抒情绝唱的回光返照，而并不标志着’以诗为诗‘传统的全面复苏”。但是我们“不能把晚唐诗光看作历史发展行程中的曲折与中断，还要看到它同时又是沟通中唐与北宋之间的桥梁”。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新编的文学史也能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对晚唐文学作出较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如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在承认晚唐文学的局限和不足后指出：“如果我们不是就晚唐文学论晚唐文学，而是从文学史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个角度来观察，”，“不难发现它的独特的历史价值”。该书首先充分肯定了晚唐诗歌作为诗艺全面成熟的标识意义，认为“晚唐诗歌的状况表明齐言诗体的生命已达到其顶峰”，这“恐怕比其自身的绝对价值要高得多”； “晚唐又是一种来自民间而为众多文人作家所接受的新诗体――词――方兴未艾的时期”。而且，此时在诗歌领域之外也发生着许多重要变化，“是各类通俗文学继前一阶段的兴盛又有新的进展”，“另一个是晚唐小说创作的新变”。最后，还有诗歌理论和批评，也是本时期文学中很值得一提的。
二、对晚唐五代诗歌的综合研究
从世纪初到七十年代末，对晚唐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只有罗根泽的《晚唐五代的文学论》一篇。该文认为唐代社会的逐渐崩溃有三个阶段，其中第三次是黄巢之乱。这次崩溃“使诗及文章都放弃社会的使命，而转于俪偶格律，绮缛淫靡”，“文章家与诗人大半都放弃救世与刺世，而返回来救自己，由是由救世刺世的文学，变成自媚媚世的文学。同时又以一方面社会丧乱，一部分的文人流落于江湖，或慷慨愤世，或遁世嫉俗。一方面都市发达，一部分的文人苟安于都市，或献诗宫廷，或声艺自娱。前者反映为变相的古文及其文论，后者反映为艳丽文学的提倡与’诗格‘的讲明。”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对晚唐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就多起来了，且不再局限于作或褒或贬的评价，而是对晚唐时期文学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探讨。
诗歌整体风貌和发展规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对晚唐文学的独特风貌和发展规律作了宏观的描述。如陈铭在其《晚唐诗风略论》一文中认为，晚唐诗人接过中唐诗人对残缺美的品味，通过历史陈迹的证实和现实社会的感兴，把这种残缺美的欣赏发展成了带有浓郁伤感情绪的审美情趣。作者认为，晚唐诗人的性格特点对这种诗风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晚唐诗人大抵是在矛盾的夹缝中生活，却又牢骚满腹，时刻渴望心灵的解脱和意志的自由”，他们“对旧的社会秩序失去信心，却不能看到新的社会秩序的曙光。所以他们愤世嫉俗，恃才傲物，纵情声色，耽于幻想。在生活和创作中，常常敢于冲破某些封建主义的苑囿，作出发聩振聋的呐喊”。由于思想不受拘束，创作就不限成法，故晚唐诗歌创作强调的是广泛的师承，从思想到形式，不囿于一个格局。“不拘绳检的形象，绮丽流畅的语言，凄怆反复的情绪，使晚唐诗歌的形象具有个性特色，同时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作品里，更多地偏于内心世界的倾诉，偏于个人主观感受的描绘，以其画面的精微性和哲理性开拓读者的想象空间。”
在陈铭之后，对晚唐诗歌风貌和发展规律进行综合探讨的是田耕宇，他先后发表了《晚唐意境论》、《论晚唐感伤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深沉的反思意识――晚唐诗歌特色之一略论》、《苦闷、沉思、求索――中国封建文艺在晚唐五代的新走向》等系列论文。在《晚唐诗意境论》一文中，作者匡正了前人从政教风化、伦理道德出发，视晚唐诗为“郑卫之声”、“亡国之音”以及近几十年以政治功利为标准，视绝大多数晚唐诗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成说。文章论述了晚唐诗的四种主要意境：一、“全盛风流”与“盛唐余韵”的意境；二、悲凉萧瑟的意境，它是晚唐诗歌意境的典型类型，诗人多选用诸如秋色、夕阳等多种凄清、荒疏的自然景象，并与残破衰败的人事融合在一起，在感情的抒发中流露出心底“式微”的“感伤”。这既丰富了唐诗意境，又有时代特征；三、恻艳蕴藉的意境，这种意境是在形式的艳丽之中包蕴着深厚的悲恻、伤感的情愫，它的表情方式是用低徊婉转的方式产生出缠绵悱恻、余音绕梁的情感体验，其诗歌内容多与青春短促、爱情波折、良辰难久、理想事业难以实现有关；四、清新尖巧的意境，它是景物描写的清爽新鲜与情感表现的清淡闲适以及景物描写的细致入微与心理活动的精微刻画构成的，晚唐的山水诗与咏物诗集中体现了这种审美趣味。在《晚唐感伤诗产生的文化背景》中，作者认为，晚唐诗坛，商声四起，诗风迥异前代，以“悲怨”为特征的感伤诗风构成晚唐诗的特质。接着，作者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考察了晚唐感伤诗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横向考察中，作者指出，由于社会政治。阶级斗争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出现深刻的深刻的转变。知识分子力图干预现实的责任感被现实自身粉碎，儒家思想很难付诸实践，知识惯性与逐渐抬头的道家思想意识相碰撞，形成了晚唐诗人既想振作而最终不能振作的感伤气氛。而且，变态的思想意识导发的向往孤寂的社会心理，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诗人向往山林渔樵以求得心理平衡，而大自然的生生不已又使他们感到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短促、自然规律的无情和人类力量的微弱，恨春、怨春、伤春、悲秋构成诗人感伤的主题。另外，畸形繁荣的城市经济诱发了追求享乐生活的社会心理。文章最后说，受上述条件的制约，晚唐诗人多以悲凉荒疏为美、以哀怨悱恻为美、以清新淡泊为美、以幽艳细腻为美，这种审美特征的内涵主要给人以幽美深微的审美感受，又在文采斐然中，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可名状的迷惘、怅恨之情。在《深沉的反思意识》中，作者着重从思维方式上探讨了晚唐诗歌的特色。作者认为，对历史人生的反思，交织为晚唐诗歌的一大特色。尽管这类诗歌的反思意识不曾上升到纯思辨的高度，但也不乏悠深的哲学哲学意味与较高的美学价值。也正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纯思辨的产物，所以，它具有淳美隽永的诗歌意境。其《苦闷•沉思•求索》一文则受闻一多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文艺从盛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观点的影响，从两个文化层面审视和论述了由沉思转向求索的晚唐五代文艺在展开后期封建文艺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一是开始转变的地主阶级文化层面。这首先表现在对社会、人生、自然总体关系认识上的深刻反省，以及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定，本期产生的大量的怀古诗就是这一转变的印证；二是以都市为中心的市民文艺层面的展示。市民文艺突出的特征是对世俗生活的津津乐道，尤其是儿女之情及赤裸裸的性爱方面。
类似的文章还有叶树友的《试论晚唐诗歌的自我意识》、康萍的《唐末诗歌中的淡泊情思及其原因》、方然的《关于晚唐文学发展规律的系统探讨》、沈检江的《晚唐诗：感伤情调的全方位渗透》等。其中康文认为，在唐末诗歌中，有大量描写个人心绪的诗作，无论是闲适诗、战乱诗，还是抒情感伤诗，普遍都带有一种淡泊情思。所谓淡泊，就是指心境上保持闲静、恬淡，不受外物干扰，对世事无所进取，满足于目前的宁静，并乐在其中。但是，透过表面的极端“淡泊”，可以窥见诗人内心的极端痛苦――痛苦到了麻木的程度。方文则认为，唐代科举诱发的文人竞奔之势，在中唐动荡和晚唐党争中严重挫伤，都市生活的诱惑促成了诗歌同艺妓的结合，孕育了晚唐文学的基调和旋律。于是“言情”弥益“言志”，“重美”过于“重善”，在通俗文学的普及中显示了创作主体精神所未有的勃兴。与此同时，“论时”之讽喻精神渐为旁依寄托的“咏史”诗风所替代，文学的社会批评锋芒逐渐失却犀利的光彩。文章还认为，晚唐诗歌独特的风情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主体精神的回归。
另外，余恕诚的《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也是从宏观着眼的，如他认为“韩（愈）、白（居易）两派至少从宝历以后就渐渐失去了领导主流的力量，诗歌界也就自然会有新潮和新的诗人群体出现”，他将晚唐诗人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继承贾岛、姚合、张籍的穷士诗人群，工于穷苦之言，诗歌风貌的特征是收敛、淡冷、着意；二是以李商隐、温庭筠、杜牧为代表，在心灵世界与绮艳题材的开拓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诗人群，诗歌风貌特征是悲怆、绮丽、委婉。
晚唐诗歌题材和体式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研究晚唐诗题材的成果主要有：孙浮生的《略谈晚唐名僧之咏花诗》、葛培岭《论晚唐边塞诗的萧飒风格》、胡遂的《关于佛教和晚唐山水诗的综合思考》、王红《试论晚唐咏史诗的悲剧特征》、王定璋的《论中晚唐咏史诗的忧患意识与落寞心态》、田耕宇的《晚唐律诗、绝句兴旺原因初探》、胡遂的《晚唐山林隐逸诗派概论》、孙昌武的《中晚唐的禅文学》等。
其中葛培岭文认为晚唐边塞诗的主调是萧飒，色彩阴郁，景象悲苦，感情压抑，情绪低沉；晚唐边塞诗最具特色的地方，当推对于战士苦难的描写。这类作品数量多，利益新颖，成就很高。在晚唐那种昏君当权，朝政败坏，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英雄主义的热情已日趋消冷，代之而起的则是人道主义的新潮。在艺术表现上，晚唐边塞诗作了不少新的追求和创造，不少诗十分注意意象的优美和手法的巧妙，常把悲惨和苦难加以别具匠心的熔塑，把它们制成一件件形象优美的艺术品。
胡遂前文发现，与初、盛、中阶段相比，晚唐诗中有关佛教题材的作品较前期明显增多，同时在晚唐诗人中，又以山水自然为主要创作题材的诗人数量最多，诗人们追求禅悦和与之相关的淡泊山水境界的风气盛极一时，该文探讨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文章认为，由于晚唐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加上诗人大多出身平贱，无力干预政治，改变现实，使他们普遍“要求平衡因现实带来烦乱的心理，便在禅悦和与之相关的山水自然中找到了它最恰当的归宿”。文章还指出，他们的作品，除了少数是宣扬枯燥佛理说教的诗体偈语之外，其中大量的作品实际上都是描写自然界中幽静景色为主的山水诗，只不过其中蕴含着“空”、“寂”、“静”、“净”的佛理禅意。晚唐山水诗大多不以王维为法，而是遵循贾姚派的路子，通过刻苦用功的“渐悟”来达到以诗名家的目的。与晚唐山水诗精巧工细、讲究诗眼句法的要求相适应的是，晚唐诗人多写作近体，而少歌行。文章最后认为，晚唐山水诗的兴起，与参禅好佛的时代风气关系极大，与温、杜等描写歌楼酒肆、纵情声色的作品同样都是士大夫们面对日益黑暗腐败的现实无可奈何而追求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
王红文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晚唐的咏史诗进行了探讨，认为是晚唐这个忧患时代促使诗人“在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探求解答现实困惑的路径；从时代的变迁中参悟人生的哲理；追忆昔日辉煌以抒发末世的感伤；寻找前人的覆辙以警戒当今”，造成了咏史诗的繁荣，也是这个时代使咏史诗“带上了明显的伤悼特征”。其悲剧美表现为“浓厚的主观色彩涵盖于历史题材之上”，这主观色彩“由沉重的感伤和冷峻的理性复合构成”。与感伤情调和沉思的特征相应，“晚唐咏史诗无爆发式的情感表现，多为弥散式的情绪渗透”，呈现出深婉朦胧的悲剧美。
孙昌武文则指出，洪州禅发展为禅宗主流的中晚唐时期，禅由强调不立文字转而要求发明心地，着重言句，创造出大量偈颂与语录。禅门偈颂从明禅歌赞、乐道歌到传法偈、开悟偈、投机偈、遗偈以及颂古等有多种形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禅门偈颂和语录是代替佛教三藏的新经典，也是文学创造，是独具特色的禅文学。在中晚唐，禅文学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对整个文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而从诗体方面研究晚唐五代诗歌的文章则不多见，主要有刘宁的《论唐末绝句的丰富发展》。该文着重讨论了唐懿宗咸通以下的唐末诗坛的绝句艺术。作者认为，唐末绝句，吸收了盛唐、中唐以至晚唐所出现的不同艺术风格的影响，发展了明显的议论风格，抒情方式的探讨穷力追新，甚至对叙事功能也有所开拓，呈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而其中所揭示的艺术问题也相对复杂，对于认识绝句这一诗歌体裁的艺术特质极有裨益。
晚唐诗人群体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太多，主要有周勋初的《“芳林十哲”考》和臧清的《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以咸通十哲为例》等。
其中周勋初文主要对“芳林十哲”的得名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臧清文则主要探讨了十哲的形成过程、诗歌特征。她认为，李频、薛能对十哲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十哲善于将惨痛的人生和人生的感受诗意化为梦醒后的追忆和惆怅。这种低回寻觅、黯然神伤的悄吟乃是当时文人典型的情感表达方式。十哲虽然丧失了理想和热情，但尚未丧失知识分子的良心，诗歌格调不高但其真诚可贵，由此也反映了唐诗在精神气骨上的渐趋萎顿。作者还指出，咸通十哲是在唐末社会文化的孕育下必然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典型性不在于准确而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没落趋势和社会矛盾的本质，而在于代表了这个时代大多数失路的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一般理解和无可奈何的共同心态。他们在艺术上所作出的努力虽然微弱，却对五代和宋初诗人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原因，当不仅在于诗风的延续性，更在于这种诗风对于无力振作的时代的适应性。因此，在唐末众多的诗群诗派中，相较于讽刺现实的诗歌以及浮艳空洞的颓风，十哲代表的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诗风，更能体现当时诗界派别纷歧、门径庞杂的表象下的真实面貌。
晚唐诗歌考订和整理八十年代以后，对晚唐诗歌进行综合考证、整理的成果主要有：佟培基的《晚唐诗重出甄辨》、梁超然的《唐末五代广西籍诗人考论》、吴在庆的《晚唐五代诗人名、字考辨》、吴在庆的《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傅璇琮、吴在庆的《唐文宗大和七年文学编年》等。
第二节杜牧研究
杜牧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本世纪人们自始至终一直对他的生平和文学创作给予较大的关注，八十年代以后更产生了好几部杜牧研究专著。本文下面拟从生平和思想研究、诗文研究、文学思想研究、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等几个方面对近百年来学界的有关杜牧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一、生平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杜牧生平、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两个阶段，1933年林建略发表了《晚唐诗人杜牧之》，这是本世纪较早对杜牧其人其诗进行全面分析的专题文章，其中分“杜牧传略”、“杜牧与李温”、“热烈的襟怀”、“关于杜牧的韵事”、“矛盾的两方面”等几个部分，对杜牧的生平和思想作了较有深度的考察和评述。此后不久，徐裕昆又发表了《杜樊川评传》，该文对杜牧生平和性格的分析又较林建略文为详。稍后，王叔蘋的《诗人杜牧》则更侧重于杜牧性格和思想的研究，且分析得也更为细入。四十年代初，缪钺发表的《杜牧之年谱》，可以说是本世纪最早的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杜牧生平的著作，不仅理清了杜牧的生平行踪，为不少诗文作了精确的系年，廓清了一些历代相传的讹传与谬误，而且对杜牧的身世思想及诗文艺术风格均有简约精到的发明，为后来的杜牧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得杜牧研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杜牧生平研究一直处于低谷阶段，此时有关的成果主要有缪钺的《杜牧卒年考》、《杜牧与张祜》、《杜牧传》以及王达津的《杜牧的卒年》等。杜牧生平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期是八九十年代，此时除了缪钺出版了《杜牧年谱》的增订本，吴在庆、胡可先、王西平、曹中孚等学者用力尤勤，他们分别（大多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出版了《杜牧论稿》、《杜牧研究丛稿》、《杜牧评传》、《晚唐诗人杜牧》。
综观近百年来的杜牧生平和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的：
卒年关于杜牧的卒年，学界有这样几种说法：（1）大中六年说。缪钺在其《杜牧之年谱》中依钱大昕《疑年录》谓杜牧生于贞元十九年癸未，卒于大中六年壬申，享年五十。吴在庆也在《杜牧卒年及〈杜秋娘诗〉系年考辨》中与王达津的大中十一年说商榷后指出，杜牧应卒于大中六年末。陈尚君的《杜牧卒年订正》虽然同意缪钺《杜牧年谱》中关于杜牧卒于大中六年的论断，但是他认为，在标明杜牧卒年的西历时间时“应以853为正”，因为杜牧《自撰墓志铭》有大中六年十一月十日梦中得谶语等事，而此后“尚能往讯星工，自撰墓志，并非卒于当时”，而此后八日已是公元853年，“从其本人活动看，可肯定尚未卒。”吴在庆在《杜牧卒年再考》也根据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所记杜牧自撰墓志铭后“逾月而卒”的记载，确定杜牧卒于大中六年十二月。又据是年十二月一日乃公元853年1月13日，而确定杜牧实卒于公元853年，享年五十岁。虽然如此，但是吴文认为，“还是按照一般中西历对照的通例，大中六年既然相当于公元852年，则杜牧卒年仍应写为’公元852年‘”，否则，“将会误会认为杜牧卒于大中七年”。（2）大中七年说。后来缪钺在《论晚唐诗人杜牧》中，又转而依从岑仲勉《李德裕会昌伐叛编证》，推定杜牧之卒不得早于大中七年七月，故谓杜牧卒于大中七年，享年五十一。（3）大中十一年。王达津在《杜牧的〈杜秋娘〉诗和杜牧的卒年》中针对岑仲勉、缪钺的大中七年说提出商榷，他根据杜牧集中有《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职御史大夫制》、《卢摶除庐州刺史制》、《张直方授右骁卫将军制》等文章，推定杜牧应该卒于大中十一年七月以后。胡星林的《关于杜牧的卒年》也持此说。（4）不早于大中末说。罗时进在《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中认为，杜牧此文的背后只是一个自以为不祥的梦，不足以据之考订杜牧卒年。作者认为，这时杜牧“少得恙”，杜牧把偶染小恙当成灭顶之灾，虚惊一场，而绝非卒于该年。文章认为，杜牧卒年当不早于大中末。
生平重要行事（1）杜牧迁中书舍人之时间。缪钺《杜牧年谱》认为杜牧迁中书舍人在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但是未言究竟在是年何时。吴在庆在缪钺《年谱》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出时在大中六年夏秋之间。
（2）杜牧离宣州赴扬州幕职之时间。缪钺在其《杜牧之年谱》、《杜牧传》、《杜牧年谱》中均认为杜牧于大中七年四月沈传师内召后，即应牛僧孺之辟，赴扬州为淮南节度府幕僚。曹中孚的《晚唐诗人杜牧》和王西平、张田的《杜牧评传》也都认为杜牧是在大中七年四月以后到扬州的。但是，吴在庆在其《杜牧论稿》中则从杜牧诗中考知，杜牧离宣城赴扬州是在大中七年秋日。
（3）杜牧赴黄州刺史任之路线及时间。缪钺《杜牧年谱》谓杜牧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出任黄州刺史，但是未言何月及具体路线。吴在庆进一步考证出杜牧出刺黄州是取道秦岭、商州、南阳一路的，且出京在三月初，到黄州已在四、五月间。
（4）行止补考。缪钺的《杜牧之年谱》、《杜牧传》和《杜牧年谱》对杜牧的交游和行踪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考述，但是吴在庆和郭文镐又分别有所补充：吴在庆在其《杜牧论稿》中补入了大和三年、开成三年、会昌元年、会昌四年、大中二年等五条；郭文镐在其《〈李府君墓志〉作年与杜牧有关行止考》一文中补充了杜牧在开成二年春分司东都往还洛阳、扬州间的行止。
杜牧与元白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曾引墓主李戡的话，称元稹、白居易的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淫言媟语”。本世纪学界对于杜牧这句话的理解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此话并非杜牧的意见，如曹中孚《杜牧诋諆元白诗辨》就认为历代学者对杜牧的指责“是一个李代桃僵的附会”，“本来杜牧讲得非常明白，这是李戡的意见，但人们却指鹿为马，硬说是杜牧的意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杜牧既然引用了李戡的话，说明他对此语也是同意的。然而，这一种观点中又可分为指责杜牧和为杜牧辩护两派：
五十年代，郭沫若在《关于白乐天》中肯定白居易的“元和体”的同时，非难了杜牧这类“庄士雅人”对白居易的指斥。后来陈友琴在《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卷头语》中也认为：“杜牧说这种话，是带有个人意气的”，“是不合理的攻击”，又说杜牧“把白居易的关于歌妓方面的东西都当作’淫言媟语‘，那杜牧自己的’淫言媟语‘就更多了，为什么丈八灯台照别人不照自己呢？
与此相反，寇养厚在其《杜牧对元白的态度》中就认为杜牧的攻讦主要决定于元白诗的内容与杜牧较进步的政治理想与文论思想，而且杜牧攻讦的并非元白诗的总体，而仅限于艳诗中的某些作品。作者指出，元白诗中确有这类作品，其较好的艳诗，如元的《梦游春七十韵》、《会真诗三十韵》中尚不乏露骨描写的淫言媟语，它作更无须论。白居易的蓄妓与写妓女的艳诗，较之元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诗对社会人生有消极影响，杜牧攻讦也有一定道理。又因杜牧政治理想是面对现实，解决当时社会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且受经世致用家学传统影响，主张”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的文论思想，故以其政治理想与文论思想衡量元白诗，自然也要攻讦。该文还对历史上三种非难杜牧攻讦元白诗的观点（即杜牧也有风流韵事并写过淫媟之诗，无资格攻讦元白；杜牧攻讦元白是为张祜出气抱不平；杜牧攻讦白居易，是因其与白居易有宿怨）进行了申辩。吴在庆在其《试论杜牧与元白的公案》中也认为，杜牧痛斥元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杜牧与元稹虽然没有接触，但对元稹是不怀好感的，其次对白居易亦有芥蒂。但是，更主要的是，杜牧的诗格和文学主张与元白诗的内容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文章认为，元白的某些诗在思想内容、格调情趣方面并不是无可非议的。元白的此类诗往往把狎妓生活，甚至偷情的具体细节写入诗中，且用语轻艳，情趣庸俗，诗的格调和美学趣味是卑下的。而杜牧的诗格较高。李戡墓志铭又是写在他颇负雄心壮志的开成二年，此时他尚未因政治挫折而产生严重的消极颓放思想。他论诗又重思想内容，强调”以意为主“。因此，他对流传中的元、白这类缺乏积极政治思想内容，格调又不高，情趣不够健康的诗章，也就深为不满了。
杜牧与牛李党争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也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以前的学者几乎都认为杜牧属于牛党，但到本世纪人们大多不同意这种观点。如王西平在其《杜牧与牛李党争》中就明确提出杜牧不属于牛党，作者认为，杜牧对现实政治的诸多见解皆与牛僧孺相对立，他并不以朋党观念来对待牛李党争，另外，”从牛党对待杜牧来看，也没有理由把杜牧列为牛党“，如牛党得势的宣宗朝，杜牧仍滞留外任三年，而一旦入朝，又不满朝政。再如，吴在庆在其《试论杜牧的党派分野》中也通过对杜牧与牛李党派主要人物关系的考述，认为杜牧因与牛党有很深的人事关系，又受到李党的排斥，逐渐产生怨恨李党的情绪，因此在接近晚年时，他明显偏向牛党。但是尽管如此，他在大多数时候却能够不为牛、李党争圈子所囿住，而能以国家大局为重，凭公对待。寇养厚的《杜牧与牛李党争》则认为，杜牧只是在大中元年李德裕被贬到死这一很短的时间内依附于牛党，并不是牛党的中坚分子，而在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为首辅宰相时，杜牧与李德裕在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并对李德裕的政绩及为人均有较高的评价，而李德裕亦对杜牧的才略，特别是军事才能颇为赞赏。但德裕失势后，杜牧却对其极力诋毁，完全是挟私报复（原因是会昌年间德裕一直未提拔自己）。杜牧后来附于牛党，则完全是出于报答牛僧孺的知遇之恩。与此类似，朱碧莲的《杜牧与牛李党争》也认为杜牧一般在感情上倾向于牛党，在理智上支持李党。杜牧感激牛僧孺，一是因为牛屡次引荐，二是他放浪扬州时牛对他的暗中保护。而李德裕虽不以牛党目杜，对杜牧的方略赞赏采纳，杜牧的政绩又如此突出，两家又是世交，”德裕竟毫无表示，不予大用“，杜牧”由于个人之不得升迁便产生隔阂“。所以凡是涉及牛李论争，杜牧”差不多都以感情代替理智，无条件地袒护牛“，但杜牧”在当时既非牛党，亦非李党“。
性格和思想本世纪学界对杜牧的性格和思想的研究也比较细致和深入。早在三十年代，林建略在其《晚唐诗人杜牧之》就分析了杜牧”热烈的襟怀“：“他对国家，对人民，都有无限的希望，满腔的热诚，只想恳诚地供献给国家，给人民”，同时也看出了杜牧思想中“矛盾的两方面”，认为杜牧一生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矛盾的思想，而都是时时刻刻在转变之中。但，“他毕竟是积极的成分多，而消极的成分少，所以应该是初由积极而消极，继而是消极中的积极，他的思想，也是在这公式中不住的变换着。”徐裕昆的《杜樊川评传》则分析了杜牧的性格特点：卓荦不羁，意气闲逸，旁若无人。王叔蘋的《诗人杜牧》在论述了杜牧性格时，首先探讨了其“不拘细行”的性格是由于其遭遇造成的，指出“这样的一个不拘细行的人，若是仅仅底以薄倖纨绔之徒来看他，那是失之于浅了。他另有一副刚直不阿于世的生性。”又云：“他的性格是孤傲、憨直、豪放、热情。对于朋友友爱，是再诚挚也没有了。但他有时也逃不出偏狭的胸襟。”文章还较深入地分析了杜牧的思想，认为“牧之的中心思想，似乎是受了点荀子的影响”，“他也觉得人是虚伪的，生下来就有恶报”，“所以主张戡平这乱世，只有用兵征伐”，但“他对于政治的见解，不主张全用法治，主以人情参以法律来治天下”。
五六十年代以后，学界则注重杜牧对待现实、对人民的态度。如缪钺的《论晚唐诗人杜牧》就认为，“杜牧虽出身于高门世族的家庭，但已深染新兴进士阶级的风气，因此他的思想就不至于那么保守；同时，因为他性情耿介刚直，不能逢迎权贵，不肯经营财利，所以仕宦不很得意，经济也不很富裕。这就使他与当时统治者有相当的距离，能揭发时政腐败而同情民生疾苦，在思想中具有进步性。”但文章又指出，“杜牧对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虽也表示相当的同情，但是在当时是不会主张农民起义的。杜牧主张朝廷改善政治，削平藩镇，以减少人民的痛苦，就杜牧的阶级出身及当时历史情况来说，应当肯定这种思想的进步性。”杜牧思想的进步性还在于他对佛教的意见。他赞成武宗禁止佛教，使僧尼还俗，寺庙奴婢及依附人口都编入农籍，寺院所占土地也收归国有，这样就增加农业收入，减轻每个农民的担负。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牧思想的探讨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了。如葛晓音的《杜牧和他的诗歌》就深入探讨了杜牧的思想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与其他晚唐诗人不一样，杜牧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还充满信心，存在着很乐观的幻想，这种理想的依据主要是贞元、元和年间的“中兴”给他的幻觉，同时诗人所经历的文、武、宣三朝暂时稳定的局面也给了他这种希望。杜牧以为既逢“明主”，就有可能实现恢复贞观之治的理想。杜牧理想的中心内容是“扫洒”“腥膻”和“凶狠”，收复“燕赵”和“河湟”。杜牧对政治的信心还与他对皇帝的幻想有关。出于这种幻想，杜牧对朝廷所取得的每一点小小的政绩都有强烈的反应。尽管杜牧对皇帝的颂扬客观上也起到了歌颂升平、粉饰现实的作用，但在晚唐大多数士大夫醉生梦死、悲观颓废的当时，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较为难能可贵的。文章还分析了杜牧与李商隐对待甘露事变的不同态度，作者认为，杜牧之所以对甘露事变后宦官造成的政治恐怖只字不提，反而称作“重云开朗照，九地雪幽冤”，主要是因为杜牧迫于当时宦官的势焰而畏惧退缩所致。作者最后总结道，“杜牧作为这一代优秀诗人之一，在暮霭沉沉的晚唐诗坛上投下了最后一道理想的光辉。如果说李商隐诗的感伤色彩反映了唐亡以前人们所普遍感到的没落情绪，那么杜牧的豪壮气概则反映了唐亡前夕回光返照阶段某些有志之士企图挽回国运的幻想和努力。”
此后寇养厚的《杜牧诗思想和艺术述论》也涉及到杜牧的思想，寇文针对有些人据杜牧的某些描写与歌妓交游的诗作，把杜牧看成好象“是一个醉心于醇酒妇人的风流浪子”这类意见，进行反驳，认为“如果把这类诗与杜牧大量的论政谈兵的诗文联系起来以观其全人，杜牧似乎还不是一味轻薄放荡的狎妓之徒。从这类诗中流露的情绪看，他除了与这些身居社会最底层的歌妓确实有真挚的感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风流韵事、豆蔻相思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关心国事的诗人形象。”
王德普的《杜牧及其诗评漫议》则对“自宋代以来，杜牧的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说”对杜牧“褒扬有余，批评不足”，“有的人甚至颠倒是非，对杜牧思想及其诗歌中的糟粕大加赞扬”的现象进行批评，文章认为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中庸思想，到杜牧诗中“演化成了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妥协退让，甚至苟合取容”，他的“作品中充斥着消极的成分。这些消极的内容，歪曲了社会的本来面貌，起着欺骗和麻醉人民的作用”。针对此文，王西平发表了《历史地评价杜牧》进行商榷。王西平文认为，王德普所言杜牧时事政治诗是“恪守封建礼法”，“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内容不仅夸大其词，而且无中生有”，“说杜牧对权奸往往敢怒不敢言”都是离开杜牧“维护中华大一统这个进步思想”的大前提，也不符合杜牧诗歌的实际。此外，王西平还就王德普认为杜牧批评时人、时事，常常是某人已败亡、某事已了结之后的“虚张声势”的“懦弱”，提出反驳意见。
而张鲜华的《论杜牧的思想和创作》则着重探讨了佛老思想在杜牧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作者认为，杜牧在尊儒的同时，还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道家和佛家思想，这些因素虽然时隐时现，居于从属地位，但仍对杜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章指出，给杜牧以更具体、更巨大影响的是道家的人生观，他遇事旷达，这种旷达很大程度来源于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而且杜牧把儒家“乐天知命”和庄子的“安时而处顺”的思想融合起来，希图在相对主义的天地里重新估价人生的意义。但杜牧这种与庄子接近的思想并不是出于纯理性的思考，而是多出于他自身经历感受中产生的直觉力量。文章还指出，杜牧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复杂，杜牧从经邦济世的政治需要出发，继承了韩愈等人的反佛传统，反佛的态度是坚决的，鲜明的。但是杜牧的反佛是不彻底的。他并未从世界观上去触动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他接受了禅宗的“明心见性”学说，在诗歌创作中寄于玄妙的哲理，用来表现随缘任运消极放达的人生态度。
另外，王西平、张田所著的《杜牧评传》在介绍杜牧生平思想时，突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抱负，论析了他重兵，知兵，善于用兵，而重兵又恰恰是为了去兵的观点。吴在庆的《杜牧论稿》也论及杜牧的政治思想，认为杜牧既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社会弊端，以济时救国为己任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同情民生疾苦、爱护百姓的诗人。
二、诗文研究
近百年来，学界对杜牧诗文创作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除了诸多的专题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杜牧诗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到八十年代以后，一系列有关杜牧的研究专著也都对杜牧的文学创作作了较为深细的分析，甚至还产生了《杜牧诗美探索》这样专论杜牧诗歌美学风貌的论著。本文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对本世纪杜牧诗文研究的情况进行介绍。
杜牧诗文风貌和创作成就的总体评价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专文对杜牧诗文风貌创作成就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如林建略在其《晚唐诗人杜牧之》中就曾“总说杜牧的诗”，他认为，“杜牧的诗在晚唐诗坛上，可说是独树一帜。就在不落寻常窠臼，力求脱却当时一派诗风的影响，而是在有意在标新立异。”文章认为，杜牧的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豪迈的，一是香艳的，前者“或为遣愁，或为吊古，或为感怀之作，多是用一种拗峭的笔调写成，立意奇特”；后者“大半是用一种清新的笔调来轻描淡写的，所以便不至满纸都脂粉气了。”稍后，徐裕昆的《杜樊川评传》也论及杜牧的著作和诗，谓杜牧的著作“磅礴澶漫，有奔腾澎湃之势”，又云，“吾侪欲瞭解杜牧之诗，不难自两方面观之。一为牧之之性格，一为牧之之背境。当晚唐之世，藩镇方张，朝廷多事，牧之既有用世之心，复目击生民之流离，故其伤时之作，慨乎言之，而辞意深切，体贴入微。”“牧之晚年不遇，壮志飘萧，故其悒郁之情，溢于辞表。”王叔蘋的《诗人杜牧》也认为，“牧之的才气，是纵横非常，下笔成咏。他不仅是一个绮靡的诗人而已，悲壮的诗，在他的集子中何止数十篇。写情写物也都入于上境，他的诗名似乎超过了他的文名。实在的，他不但是唐末的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压阵的文豪哩！”他认为，杜牧的“文是那样的沉厚奇变，诗又是那样的英姿雄发”，“他的诗辞旖旎动人，拗峭过甚，正以如此，有时也就流入纤巧了。不过要知道，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是与他上下同时，他既不愿效风行一时的元白所创的元和体，又不愿效温李的晦涩；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矫时弊，立意必在奇闢。”
到五十年代，人们对杜牧诗文创作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其思想性内容，相对忽视了对其艺术风格和成就的探讨。针对这种情况，缪钺发表了《杜牧诗简论》以矫正其弊，他认为，“我们论诗时，必须记住所论的是’诗‘，不是散文论著，尽管思想性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仍然不能只阐发它的思想性，不能只说明作者思想与意图的价值，而必须结合它的艺术性，说明诗的意境、风格、韵味，甚至于技巧方面的种种特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作者着重分析了杜牧独创的诗歌风格，他认为杜牧诗中俊爽的风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风华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个唐代诗坛中是独创的。这是杜牧平生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而以艺术天才表现出来的特征。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更加重视对杜牧诗文艺术特色和创作成就的探讨。如葛晓音在《杜牧和他的诗歌》中主要探讨了杜牧成为晚唐诗坛翘楚的原因。作者认为，“杜牧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豪迈不羁的气概使他选择了一条与追求形式技巧的晚唐诗人所不同的创作道路”，“也就是在遵守以内容和气势为主、艺术形式为辅的传统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融合今古之长，创造自己的风格”。“对生活的乐观和有信心使杜牧像盛唐诗人一样执着于现实，因此他所创造的明快优美的意境基本上保持了传统诗歌寄思想感情于客观生活的鲜明画面之中的特点。”“渴望为国立功的理想给杜牧的诗歌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气概，但他的务实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从不带有神仙世界的险怪色彩。”又由于杜牧在“以直达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美的敏锐感觉”方面特具的天赋，“他总是能从日常的景色中发现独特的美，并找到某一种与意境最相和谐的情调，通过画面的巧妙组织表现出来。”此后，王西平、张田的《杜牧诗歌艺术美浅析》认为，杜牧诗歌的艺术美在于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强烈坦荡的诗情美”，“清新明洁的意境美”，其中论及杜牧诗的特点说：“杜牧善于选取清新明朗，能给人以快感的景物来抒写他的情怀，创造出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善于选择“富于飞动流走、色彩鲜明的美的语言，来创造他独特的诗境”。王西平的另一篇文章《杜牧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综论》则指出，杜牧善于从政治、军事、社会历史的角度选择题材，以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以奔放豪爽的激情表达他那睥睨世俗的情思和见解；善于描写具有豪爽性格的人物，倾心歌颂建功立业的英雄；善于描写自然界有壮美的场景，创造壮丽意境，表现积极向上的昂扬情调。与这种选材范围及审美感受的独特行相适应，杜牧在表现上多用率真直赋；寓理于诗；用拗折法，而反说（翻案法）和设问则是杜牧拗变的主要手段，从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风格。
吴在庆的《杜牧诗歌表现手法初探》则认为，杜牧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杰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他善于运用各种诗歌表现手法，以增强诗歌的表现能力，以利于形成他的独特的诗歌风格。文章认为，“他的诗歌之所以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这与他采用比喻、拟人、寓情于景、以景表情、对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关系。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设问深入、应用典故等表现手法对于开拓他诗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内涵，也不无作用。”“直抒胸臆、语法句式的倒置改变，这对于他古诗的豪爽劲健，倜傥不羁的风格有直接影响”，“而含蓄婉转、掉尾一波、寓情于景，以景表情、设问深入等更明显地有助于他绝句的远韵远神、流情婉转风格特色的形成。”除此而外，吴在庆在其《杜牧论稿》中也探讨了杜牧的政治思想、党争关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杜牧诗歌的风格及其成因。
王西平、高云光合著的《杜牧诗美探索》则是一部专门论述杜牧诗歌艺术美的论著，该书将杜牧的诗歌划分为几种有特色的美学范畴加以研究，上篇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杜牧诗歌的内容美和艺术美，下篇则对杜牧的美学观、创作个性及艺术风格进行综合研究。
杜牧诗歌分体裁、分题材研究在对杜牧诗歌分体裁研究的论文中，专论其绝句艺术的占绝大多数，如：吴绍礼的《杜牧七言绝句的艺术特色》、冯海荣的《谈杜牧七言绝句的特色》、戴伟华的《浅谈杜牧七绝的艺术性》、鲍恒的《杜牧绝句艺术风格初探》、秦效侃的《杜牧七绝论稿》、寇养厚的《杜牧七言绝句浅论》等。其中吴文认为杜牧七言绝句的特色在于意境优美、诗情画意、妙在拗峭、工在三句等四点。戴文则认为，在杜牧七绝中，最能代表他的诗歌成就的是写景抒情诗，而其艺术性又表现在画意浓、明丽的画面给人美妙的艺术感受，和那富有“立体感”的语言传出了自然景物的“神”。秦文指出，杜牧的七绝是其“本求高绝”的创作追求的最佳成果，“尤其可称者是以下两点：一、七绝咏史，以议论入诗而于拗峭之中见风华掩映之美，开拓了七绝歌咏题材的范围。二，在七绝写景抒情中，兼明快与含蓄之美，把两种不同的相矛盾的艺术风格成功地统一了起来，从而提高了七绝这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力。”寇养厚文则认为，杜牧写景七绝的成功，首先在于重视诗的色彩，他“通过不同色素的对比以及各种色调和光线的变化，烘托出渲染出诗歌主题所决定的特定画面”，从而呈现出“色彩缤纷的意境美”，其次“还能通过语言文字的’锻炼‘，使画面情态逼真”。
寇养厚的《杜牧七言律诗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因》则另辟蹊径，对学界很少关注的杜牧的七律诗歌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林仲湘《杜牧诗文用韵考》和熊江平的《杜牧诗韵考》虽然不是专论杜牧诗歌体裁的文章，但它们对杜牧诗文用韵情况的分析和归纳很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林文所附的《杜牧诗文用韵一览表》、《杜牧近体诗用韵表》、《杜牧古体诗用韵表》、《杜牧韵文用韵表》更有助于学界对杜牧诗歌声律、格调的进一步研究。熊文则在诗韵的分析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杜牧少年科第，又是高门世族的才子，做诗是比较严格按照官韵的，但考察杜牧诗的诗韵系统，确实与《广韵》的同用独用有差别，已经打乱了《切韵》系统，这是受当时活生生的口语影响的结果。”
从题材方面对杜牧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则更多，而且论述的题材也较为多样。较具代表性的有：张啸虎的《杜牧政论诗文初探》、王清士、李子和的《试谈杜牧的政治诗》、刘维俊的《评杜牧的咏史诗》、王南的《论杜牧的咏史诗》、全岳春的《论杜牧的政治诗》、王西平、张田的《漫论杜牧的爱国诗歌》、师长泰的《杜牧咏史七绝论略》、缪钺的《略谈杜牧的咏史诗》、徐伯鸿的《试论杜牧妇女题材诗》、郭其云的《杜牧艳诗析》、张国伟的《杜牧李商隐的咏史绝句》、王金昌的《杜牧山水诗的艺术风格》、房日晰的《杜牧李商隐之咏史绝句诗之比较》、刘曾遂的《略论杜牧咏史七言绝句》等。
其中王清士等文是针对以前人们多认为杜牧专事华藻，只长于风华绮靡之作的观点而写的，他们说：“其实杜牧的很多诗篇是有较强的政治性的”，“他现存的四百来首诗中，古诗大都是政治社会题材；近体诗中，有的直接歌咏时事，有的以咏史方式寄托自己对时局的感慨，有的深寓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反映了晚唐时期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及军事政治事件。”刘维俊文则认为，杜牧往往以咏史的笔法，给与晚唐君主辛辣的讽刺，希望他们迷途知返，从谏如流，中兴帝业，还通过咏史诗对历史上的暴君进行揭露和鞭笞，这些又是和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全岳春文也指出，“一般认为，’脂粉气‘构成杜牧诗的主要特色。其实不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他的政治诗”，认为“通过对政局时事的深刻观察和思索，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杜牧政治诗的主要内容”，杜牧对“黑暗的政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强烈的控诉，表现了可贵的批判精神”。王西平等文综观了杜牧的爱国诗篇，认为有两大特色，即一、热情歌颂祖国河山的壮美，二、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指出诗人对山河之爱，“总是深深地同时代、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其以重视边防为内容的诗篇有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关心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把爱国性与人民性水乳交融在一起”。师长泰文认为杜牧的咏史七绝成就最高，它“不追求文辞的华美，诗意的含蓄，而惨淡经营于立意的高奇，议论的警策，因而显得气势雄放豪宕，格调爽朗明快。其七绝咏史与李商隐的七绝咏史蕴藉深析的艺术风格互相媲美，双峰对峙，代表了唐人的咏史七绝的最高成就”。缪钺文则认为，杜牧的咏史诗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蕴藉的诗味之中，极大地发挥了绝句诗体的妙用。徐伯鸿文则对杜牧诗中涉及到妇女的诗篇进行综合论述。张国伟文对小李杜的咏史绝句的共同特征作了分析和归纳，文章首先勾勒了咏史诗的发展史，认为与盛中唐相比，小李杜的咏史诗更加强史论成分和写景成分；变叙述为描绘渲染；借古讽今；现实性强；善作翻案文章，创意新奇；有意识的虚构。房日晰文则对李杜二人咏史诗的异同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认为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在艺术构思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在观察问题的立场、视点和心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李商隐写咏史诗是为正在醉生梦死的君主敲起警钟，他借历史写现实，用咏史诗来推动改革现实的进程，因此李诗显得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往往是跌宕起伏的唱叹；而杜牧则以咏史诗讽刺现实，抒写怀抱，往往有立意高绝的议论，表现出横溢的才气。因此，李商隐的咏史诗是诗的史，杜牧的咏史诗是论的诗，二者殊途同归，均达到了批判现实、讽喻时政的目的。刘曾遂文则将杜牧的咏史诗放在唐代咏史诗的发展史中进行考察，认为在晚唐诗人中，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正是杜牧。从诗旨看，杜牧的这类作品已经突破了演绎史事、褒贬人物，被誉作“二十八字史论”式的优秀作品。基于此，文章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史论式咏史七绝不始于杜牧，但以如此大量的七言绝句形式，以如此鲜明的史论笔法，创作出如此格调迥异前人的咏史诗，当推杜牧为第一人。杜牧咏史七绝的出现，标志着史论式七绝咏史诗经过中唐时代的酝酿和发展至此已臻成熟，杜牧也因此而成为咏史诗发展长途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杜牧散文研究对杜牧散文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太多，主要有：王西平、张田的《略论杜牧的文和赋》、寇养厚的《论杜牧的散文》、吴在庆的《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等。
其中王西平等文较全面地论述了《樊川文集》中杜牧的文和赋，认为其主要特点是：一、笔锋犀利，寓意深刻；二、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说理充分；三、议论和抒情相结合，议论中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四、善于形象地描写、叙述，鲜明生动，富于真切感。文章又指出，可以从两方面看出他的文章从唐向宋过渡的印迹：一是开宋文明白晓畅之先河，二是奠定了骈散结合的文赋基础。寇养厚文先将杜牧文与韩愈的古文进行对比，然后指出杜牧的散文在思想内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论政谈兵的长篇政论文之中，它们的艺术特点是：纵横设辩，文势充沛。结构谨严，推理周密。巧用偶句，散骈相辉。而他的一些记人叙事抒情状物的文章在艺术上也别开生面，独具匠心，其中有“以构思巧妙、叙议结合见长者”，有“以韵致深婉、辞情悱恻见长者”，有“以比拟确切、形象生动见长者”。文章最后说，“杜牧在继承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优良传统的同时，又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吴在庆文则从杜牧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以及政治思想、创作主张及实践等方面，对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作者认为，从杜牧的创作主张及创作实践看，他与韩柳、特别是韩愈的渊源关系是明显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对待文章的意、气、辞的关系上，杜牧既继承了韩柳的观点，又有所发展。二、杜牧提出的文以气辅的主张，也与韩愈所说的“气”的概念大体相同。三、在对待文章的词采章句、文体的形式上，也可看出杜牧对韩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文章最后指出，在晚唐时代，骈文随着文风的浮艳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杜牧却能反浮艳，坚持散体文的方向，力避用骈，实在比韩愈彻底。
杜牧文学思想研究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小组撰著的《杜牧、皮日休的文学批判》是本世纪较早对杜牧文学思想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该文首先分析了杜牧“以意为主”的理论价值，然后指出，杜牧在论述李贺歌诗时，也有精辟的见解。
八十年代，对杜牧文学思想所进行的探讨更为细致、全面了。如徐中玉《论杜牧的文学思想》（正、续）一文分析了杜牧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诗文的特点、文学修养等文体的论述，还考察和分析了前人多所争议的、关于杜牧认为李贺诗“理虽不足”的“理”的各种不同意见，指出“杜是主张文理’优柔‘的”，认为杜牧所谓的“理”指的“既不同于他在一般地谈内容与形式关系时应占主要地位的’意‘，亦非指在诗中应该直接发议论，而是另有所指。即如骚中’时有以激发人意‘的’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这一类的具体内容”。张金海的《杜牧的文学思想》则指出：杜牧文学思想中的“主’意‘的观点，’见志‘、’极情‘的观点，讲求华美而又’遒壮‘、’杰逸‘的文辞的观点，推崇’鲸海动‘、’鹤天寒‘、’摩苍苍‘的阳刚之美的观点，以及复兴风骨兼备、繁盛的文学局面的文学理想，或对传统的文学理论，或对当时的文学思潮带有某种补弊纠偏的性质，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进步的时代意义。”张田的《杜牧的美学观初探》则认为杜牧美学观的核心是生活美、功利美、艺术美，在谈到功利美时，作者指出从杜牧“所热烈赞颂和深深热爱的人物、事物看，是同人民大众的阶级利益相一致或基本相同”的，他正是“赞颂了体现社会前进方向的人物、事物，并选择最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创造了一些性格真实的人物形象，为文学的功利美作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陈子建的《杜牧〈李长吉歌诗序〉“理”义辨》也对杜牧《李长吉歌诗序》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序》中之“理”宜解作情理事理，亦即诗歌创作应当遵循的章法规矩。其理由是：第一，从李贺诗歌的艺术形式看，瑰诡奇谲是其主要特色。但流于幽奥诞幻、酸涩难懂，以致悖于情理事理之真却是贺诗的最大缺点；第二，从贺诗的思想内容看，不乏“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 亦有“诗史”之誉，因此，单以“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不及于骚来谈其诗思想内容的不足，似乎欠妥，故杜牧所谓“少加以理”应是针对贺诗最明显的缺点，即诗歌艺术章法规矩未臻圆熟浑成而提出的。第三，从诗歌艺术的时代审美特点及杜牧的审美观念来看，杜牧虽注重思想情蕴的抒发，然于章法技巧、风格形成似乎更为讲究。他对元白的攻讦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杜牧论贺诗，虽能从形式和内容的总体风貌上予以概括和赞美，却又着重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指出其诡幻太甚，悖于情理事理之真，以致难以索解的缺点。另外，作者还从历代诗评家对贺诗的议论中寻找到一些佐证。王西平的《杜牧美学观之我见》也对杜牧的美学观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认为“高绝”是杜牧美学观的核心。高，主要从思想内容说，指立意高、气韵高、格调高；绝，主要从艺术美说，指绝妙、绝顶。即要求文艺创作、文艺作品要有高深的思想，绝妙完好的艺术形式。在这一总体美学理想的支配下，其具体美学主张体现在文与质、情与理、作与用等三个方面。
另外，一些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也涉及到杜牧的文学思想，但是大多流于一般评述，缺少深入的探究。其中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有新意，他将杜牧和李商隐放在一起论述，说他们的文学思想都是反功利主义的，认为杜牧用“以意为主”去取代韩柳提出的“文以明道”，强调的是“意”而不是“道”，而这个“意”只是一个较广泛的思想内容的概念，与明道说差别是很大的，“实质上是对文以明道说的修正”，是“用一个一般的重内容而轻形式的主张，去取代有严格规定性的功利说”。这见解是独到的。
三、作品整理与版本研究
杜牧诗文辨伪现存杜牧作品集除其甥裴延翰编的《樊川文集》二十卷比较可靠外，宋代以后出现的《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樊川诗补遗》、《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等都不同程度地混入了其他人的作品，所以，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学界作了许多杜牧诗文的辨伪工作。
本世纪较早对杜牧诗进行甄辨的学者是翼鹏，他在1935年发表了《全唐诗所收杜牧许浑二家类同诗略录》，对《全唐诗》中所收杜牧与许浑重出的诗作进行了排比，然未作考辨。此后，缪钺的《杜牧年谱》则指出杜牧的《叹花》、《赠肥录事》等诗不可尽信。
然而，比较系统、全面的杜牧诗文辨伪工作，是从吴企明开始的。他在1980年3月发表了《樊川诗甄辨柿札》一文，作者首先在吸收杨守敬、余嘉锡等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续别集‘当是南宋时好事者误将许浑诗辑成的，书坊又不加考索，率然刊刻，造成混乱。”并据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六所载“唐许浑乌丝栏诗真迹”考辨出《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绝大多数（29首）是许浑诗。又考证出《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的《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走笔依韵》《分司东都，......上四十韵》也都是许浑所作。除此以外，他还发现《樊川别集》中还混入了李白、张籍等人的作品。
此后，胡可先相继发表《〈忍死留别献盐铁裴相公二十韵〉诗非杜牧作考》、《杜牧诗辨伪》，先后考证出《忍死留别献盐铁裴相公二十韵》、《送刘三复郎中赴阙》两诗非杜牧所作，后一首诗当为许浑之作。而张金海《樊川诗真伪补订》则论证了《登澧州驿楼寄京兆韦尹》、《龙邱途中二首》、《愁》、《洛下送张曼容赴上党召》、《怀归》、《别怀》、《旅宿》、《旅情》、《忆归》、《重登科》、《赠别宣州崔群相公》、《川守大夫刘公早岁寓居敦行里肆，......辄献此诗》、《出关》等诗非杜牧作。吴在庆的《杜牧疑伪诗考辨》先对张金海文的有关考辨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还对《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的《过鲍溶宅有感》、《陵阳送客》、《寄兄弟》、《秋晚还茅山石涵村舍》、《赠别》等九首诗，《别集》、《外集》中的《将赴池州道中作》、《三川驿伏览座主舍人留题》等诗作，以及宋代以后各种笔记、诗话中所谓的杜牧诗作了考辨。郭文镐的《〈樊川外集〉诗辨伪》又甄辨出《题吴兴消暑楼十二韵》等十四首伪作。
另外，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总共考证出杜牧集中与他人重出、误收诗93条，可以说是对杜牧诗作辨伪的一个阶段性的总成。
杜牧诗文系年和人名考证缪钺的《杜牧年谱》是最早一部对杜牧诗文进行大规模系年考辨的著作，所考大多翔实可靠，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或补遗、或纠谬，又将杜牧诗文的系年工作引向深入了。
较早对缪钺《杜牧年谱》中诗作系年进行商榷的是王达津，他在1979年发表了《杜牧的〈杜秋娘〉诗和杜牧的卒年》，认为缪钺定该诗作于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是错误的，他根据诗序中所云“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异己者”，认定此诗不可能写于大和九年郑注被杀之前，而是“大中二年秋杜牧作司勋员外郎取道金陵那一次写的”。然而，就在王达津此文发表后不久，吴在庆又撰《杜牧卒年及〈杜秋娘〉系年考辨》与王说进行商榷，认为此诗绝非作于大中二年，而提出了此诗作于开成二年秋末的设想。
对缪钺《杜牧年谱》中的系年问题进行较多商榷的是胡可先，其《〈杜牧年谱〉商榷》认为《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应作于开成五年冬，《送容州中丞赴镇》应作于太和九年前，《奉送中丞姐夫俦自大理卿出镇江西，叙易书怀，因成十二韵》及《中丞业深韬略，叙事述怀，再奉长句》当系于大中三年。胡可先在其另一篇文章《杜牧诗文编年补正》中又给杜牧部分诗文进行系年或改系。
稍后，吴在庆、曹中孚、郭文镐、王西平等人也对杜牧诗文系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吴在庆在其《读〈樊川文集〉札记》中给当时尚未系年的杜牧诗文系年。后来他又发表了《杜牧诗文系年及行踪辨补》，此文先对缪钺、胡可先等人的系年进行辨正和补充，又对《樊川文集》和《樊川外集》中的一些诗文的作年做了新的考证。曹中孚的《杜牧诗文系年补遗（摘编）》对杜牧8篇诗文的作年进行了改系和补系。郭文镐的《杜牧诗文系年小札》也对杜牧4首作品进行新的系年，对三首诗作了改系。此后，郭文镐还发表了《杜牧若干诗文系年在考辨》、《杜牧诗文系年小札（续）》对缪钺《杜牧年谱》中一些误系及未系的作品作了系年。王西平的《杜牧诗文系年考辨》则在缪钺、胡可先、曹中孚等人有关考证的基础上，补入杜牧未系年诗作10首，文1篇；订正误系或考辨不精的诗8首、文3篇。
在缪钺《杜牧年谱》之后，对杜牧诗文中的人名进行考证的成果主要有：吴在庆的《读〈樊川集〉札记》、胡可先的《杜牧诗文人名新考》、陶敏的《樊川诗人名笺补》等。
杜牧作品集出版与版本研究本世纪对杜牧作品集进行重新整理的成果不太多，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了清人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书后附有“杜牧诗评述”，颇便参考。缪钺在1957年选编的《杜牧诗选》，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杜牧诗作选注本。
对杜牧文集的版本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韩锡铎的《关于〈樊川文集夹注〉》，该文针对清人和今人多以为杜牧的诗前人没有注本的错误看法，指出“实际上前人是有注本的，”即《樊川文集夹注》，作者认为该书的注者当为南宋较晚时人或元代人，文章还探讨了该书在杜诗注释、校勘以及古书辑佚等方面的价值。另外，万曼的《唐集叙录•樊川文集》和缪钺著《杜牧评传》都对杜牧作品集的流传和版刻情况作了一些介绍。
第三节 韦庄研究
韦庄是唐末五代一位兼长诗词的著名作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人其诗也受到历代学者的注意。近百年来，由于其名作《秦妇吟》的重现于世，学界对其人其诗的研究兴趣又有所增加，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
一、生平研究和思想评价
何寿慈的《韦庄评传》是本世纪较早对韦庄生平和创作进行介绍的文章，该文为韦庄作了一个《传略》，但发明无多，唯其对韦庄人生态度的阐述较有新意，他认为，韦庄“有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的风怀，也有杜甫忧国伤时的心肠”，“他有浪漫的思想，但浪漫得不彻底，他有救世的志愿，但也没有救世的能力，终于逼迫他不能不走颓废的一条路。”三十年代，是韦庄生平研究的丰收期，先是曲滢生出版了《韦庄年谱一卷》，该文首次对韦庄的生年进行了考证，认为韦庄生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另外，其对韦庄一生行事的排比，也较何寿慈《韦庄评传》中的“传略”详细一些。然而，稍后面世的夏承焘的《韦端己年谱》，对韦庄一生重要行事的考证，则更系统和全面，其中许多结论现在仍为学界所常引用。和曲滢生的看法不同的是，夏承焘认为韦庄当生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卒于前蜀武成三年（公元910年）。
此后的韦庄生平研究大多是对夏承焘《韦端己年谱》的补充和辨误。如，刘星夜的《韦庄生年考证》就认为韦庄当生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李建中的《关于韦庄的生年》则谓韦庄约生于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左右。谢海阳的《对〈韦端己年谱〉的一点质疑》，用四条理由证明夏承焘《韦端己年谱》中谓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奏请追赐李贺、皇甫松、陆龟蒙等进士及第”事，“实倡于王，或王逝后，端己取其奏上之，文实吴融所作”，“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韦庄所上之表，决不会是王大夫委托吴融所起草的那一件。齐涛的《韦庄非韦应物之后》则对夏承焘所认为韦庄系武周时宰相韦待价之后、韦应物的四世孙的说法提出疑义，其根据是韦诗中未避“撤”字，他认为韦庄应是玄宗时宰相韦见素之后。朱德慈的《韦庄漫游淮安考略》则是对夏承焘《韦端己年谱》的补充，本文考证出韦庄于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至昭宗景福初年（公元892年）间，避黄巢义军之“乱”，离开故土长安，漫游闽、赣、江、浙一带，其间曾涉足古城淮安，拜谒韩侯祠，留有《淮阴侯庙》一诗。齐涛的《韦庄生平新考》则在韦庄的生年、早年事迹、陈仓迎驾、江南行踪等方面提出了与夏承焘《韦庄年谱》不同的看法。而齐涛的另一篇文章《韦庄诗系年》将全部韦庄诗以其活动时间为准，编为六个部分，逐一考订其诗歌的创作年月。
对韦庄一生政绩进行评价的文章主要有天健的《韦庄的政绩及其诗作》、何汝泉、钟大群的《韦庄与前蜀政权》等。其中天健文认为，韦庄从政治蜀成绩，第一要推繁荣文化的措施，另外他还采用了许多相宜的政策措施，使得西蜀黎元安定，生产复兴。何汝泉等文则从社会历史方面对韦庄入蜀及其对前蜀政权之贡献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韦庄之所以入蜀，和朝政黑暗已极、朱梁之辈凌辱士人，而王建待士优渥、蜀中条件优越等客观条件有关，也和其漠视礼法，不以王建出身卑贱为意，而一心想施展宏图，无疑有着内在联系。他们指出，韦庄对前蜀的贡献主要有：第一，韦庄支持王建对朱梁的策略，并积极为之谋划奔走；第二，韦庄为王建招揽人才，安息民众；第三，韦庄在王建称帝建政中起了重要作用。总之，文章肯定了韦庄后十年中的表现。
二、诗歌研究
诗歌创作总论 本世纪对韦庄诗歌创作进行的整体研究并不多。单篇论文只有何寿慈的《韦庄评传》、吴家桢的《韦庄诗词之研究》、傅生文的《略论韦庄诗的思想意义》、张天健的《韦庄诗初探》、张天健的《韦庄诗的艺术特色》等。
其中，何寿慈文认为，在晚唐五代的诗人词人中，韦庄要算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有伟大的天才，有创作的能力，能自成一派的作风，他的作品都有清丽的境界，深刻的背景，他能作诗人的诗，也能做词人的词。他不是有意作诗，作词，只约略的吐露他的情怀，描写些流浪，颓废，伤感的生活，“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能表现他自己的个性，值得我们去研究。”吴家桢文则按照韦庄一生各个阶段来分析其诗作中的思想和所表现的生活。傅生文文则对本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不是忽视就是否定韦庄的创作成就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韦庄是唐代最后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一生以忠实于生活、忠实于感情的态度进行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理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文章还在对韦庄诗歌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思想意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新评价了韦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韦庄也和杜荀鹤、皮日休、聂夷中等人一样，走的是杜甫开创的、白居易等发展了的唐代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而韦庄在艺术上的成就则又使他的诗作成为唐代诗歌艺术的最后一抹耀眼的余辉。”张天健前文在肯定韦诗某些进步内容的同时，也指出其诗“几乎都带有或浓或淡的感伤”，“他的感伤诗，大都围绕自我抒发感慨，调子低沉，胸野不宏。”张天健后文认为，韦诗艺术特色一是“醇情”，诗人以诗歌把缕缕至情从心河引出，毫不掩饰，叙情而不暗，情浓而不艳。二是“清丽”，这不仅表现在《又玄集》的编选的宗旨上，创作中也构成这一艺术特色。他遣词用语丽而不艳，清而含情，风格清峻、自然、平畅，异于许多晚唐诗人，是独树一帜的名家。
另外，王水照的《韦庄评传》也对韦庄的诗歌创作成就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认为韦庄的诗歌“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也反映他漂泊四方的经历和凄苦孤寂的心情”，又将韦诗分为伤乱诗、羁旅诗、写景诗等三大类进行分析，谓“其律诗圆稳整赡，音调响亮；绝句则包蕴丰满，发人深省。而清词丽句、情致婉曲为其共同风格”。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则在文学史著作中首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韦庄及其诗作。他们将韦庄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认为韦庄前期诗作“敢于面对现实，表现了唐末重大社会问题，从而成为’诗史‘”，而后期的诗“更多的却是以王粲等古人自况，哀悼壮志的幻灭”，“仕进不能、退隐不忍、救时无方的苦闷哀伤，成了他此期讴歌的中心主题，即使到了中第授官之后，这种内容和情调也没有多大改变。”他们对韦诗艺术成就的评价是，“韦诗不雕饰，不鄙俚，不生硬枯涩，’务趋条畅‘却又有’文外曲致‘，每以浅切近情、兴象丰满、情致富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他们还认为，“韦诗的成功，在于多从真实生活中经个人反复体味后提炼而来，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兼含理趣”，“尤其善传诗人对自然界的某种领悟”，“在细致观察中捕捉有活力的常见生活景象，构成清新秀丽。生机盎然的画面”。
《秦妇吟》的发现和研究 《秦妇吟》是韦庄的代表作，曾经传诵一时，但失传已久。它的重现于世，是在本世纪初。
1900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以后，法国人伯希和运走了一大批写本和画卷，罗振玉据其从伯希和处所闻俄、英、法、日、美等人先后劫掠的敦煌文物，写成《莫高石室秘录》一文，于1909年《东方杂志》第6卷第11、12期上发表，中有《秦人吟》一目，即《秦妇吟》，此为我国学界得知此诗名之始。稍后，王国维从日本人狩野直喜博士处得见其所抄斯坦因处《秦妇吟》残本，作《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于1920年发表于《东方杂志》十七卷八期，其第一段即为《秦妇吟》残篇，是为我国人得见《秦妇吟》原文之始。
1923年，伯希和录巴黎所藏天复五年张龟写本，及伦敦博物馆所藏梁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并将这两种《秦妇吟》卷子寄罗、王二氏。次年（1924年）罗氏即将此两种写本互校，全文印入《敦煌零拾》，是为我国人得见《秦妇吟》全文之始。同时，王国维复据伯希和所寄两本及先前从狩野直喜博士处迻录之残本，略事校勘，列举各本之异同，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题为《韦庄的〈秦妇吟〉》，是为我国人正式作《秦妇吟》校勘之始。
与罗、王二氏同时作研究者，有英国人小翟理士博士（Dr. Lionel Giles），他是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即管理敦煌写经者。他于1919年在馆中发现三种《秦妇吟》写本，乃作论文一篇，于19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百周年庆祝会上宣读，后又就五种写本重新写定，于1926年发表于英国《通报》第24卷第4、5合期。1927年，张荫麟转译为中文，题为《秦妇吟考证与校释》，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卷第1期，是为我国人得读《秦妇吟》与韦庄事实合证之始。
此外，郝立权作《韦庄秦妇吟笺》，更为笺证、笺注，于史实、典故并发抉之，于1931年发表于《齐大月刊》第2卷第3期，是为我国学者笺注《秦妇吟》之始。此后，黄仲琴又作《秦妇吟补注》于1933年发表于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5期，则为郝立权后专研究《秦妇吟》所述之史事者。
稍后，刘修业又撰《秦妇吟校勘续记》，不但详述了本世纪《秦妇吟》研究之经过，而且又重点介绍了王重民新发现的巴黎图书馆中的Pelliot 3780 、Pelliot 3953两种本子，至此，共发现《秦妇吟》七种本子。该文还用这七种本子对校，于各本文字之异同，又作了一次校勘，其中不乏超越罗、王之处。
1936年，陈寅恪发表了《读秦妇吟》。该文从史实与地望考证诗中所述从长安到洛阳，以及从洛阳东奔之路程。然其中最重要之点，乃在揭示了韦庄晚年之所以讳言此诗的缘由。作者认为，“无论其是否为端己本身之假托，抑或实有其人”，“秦妇吟”中之秦妇，因黄巢洗长安后逃难出城，其路线必经杨复光部队之防区，如秦妇避难之人，于丧乱中，弱不自济，而有委身驻军之事。陈寅恪推测杨军八都大将之一王建，后为“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端己北面亲事之主”，必有女委身之事，韦庄之《秦妇吟》“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故虽系其生平之杰构，亦不得不禁其传布。
陈寅恪文发表后，即在学界引起较大之反响，使得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仍热衷于为《秦妇吟》作笺注和讨论韦庄讳言此诗之原因。
如，1941年冯友兰发表了《读秦妇吟校笺》，在陈寅恪之说的基础上提出另一解释。他认为“惟其所以冒犯之处，则似尚有另一解释之可能” ，即诗中“路旁试问金天神”一段，“即是指斥当时军阀之语”，“指斥军官之残暴扰民，过于黄巢，而杨复光总陈蔡之兵，西入关中，其路线有经过新安之可能。如此，则此段所指斥，又为杨复光军，或有为杨复光军之嫌。而其所事新朝之主，及新朝中一部之同僚，又适为前杨复光军中要人。故其讳言此诗，不但为志希免祸，且系出于人情之常，所谓’不好意思‘者。”稍后，徐嘉瑞也作《秦妇吟本事》与陈寅恪商榷。该文认为韦庄讳言此诗，且欲删去诗中两句，“并不是触怒公卿，而是触怒宦官田令孜”，然韦庄所以不存《秦妇吟》，则另有故。作者又认为，此诗中应删的也不止一句两句，其中成问题的太多，所以全篇删去。最重要的有三个原因：（1）“触犯田令孜”这一原因，在田令孜未死之前，是很重要的；（2）“写洛下屯师抢劫，触犯时溥及其部下”，以上两个原因都是景福二年以前最大的忌讳；（3）“讽刺僖宗太过，为王建所不喜”。文章认为陈寅恪的假设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徐嘉瑞文发表后不久，周一良又撰《评〈秦妇吟本事〉》，认为徐文“关于本事方面，作者推定两点颇有理据”：“第一是解释’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的’博野‘”，“为’博野军‘的倒戈，是不错的。”“第二是解释’自从洛下屯师旅‘的’师旅‘，为时溥所领由徐州西行赴难，剽掠河阴，终于东归的军队。按之史文，诗句和浣花集其他作品，都较颇相符合。”但周一良又认为徐文对韦庄欲自删此诗的三点原因的解释“都太近乎揣测，很难认为满意”。
五十年代，除了陈寅恪本人又撰《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为其旧说作进一步的补正和阐释，刘文典的《群书斠补》也为陈寅恪的旧笺作补注。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仍然在探讨韦庄讳言《秦妇吟》的缘由。如，俞平伯的《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重新评述陈寅恪旧说。而张业敏则对陈寅恪说提出商榷，他在《关于〈秦妇吟〉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中认为，从《北梦琐言》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韦庄被戏称为“秀才”，是在《秦》诗写成后的事，其自讳即因此而起。但其仕蜀却是在写此诗十余年后的事情，因之“触隐情”说不可信。作者认为《秦》诗包含着一些惹得唐朝“公卿贵人们不快的思想感情”，这对于“一向攀龙附凤、一心向上爬的韦庄，自然是很不利的”。而要取谅于公卿们，“唯有自我否定全诗”。这就是韦庄自禁《秦妇吟》的真正原因。马茂元、刘初棠的看法则不同，他们在《韦庄讳言〈秦妇吟〉之由及其他》中认为，韦庄讳言《秦妇吟》是因为他“写诗的本意，固然在于渲染、夸大黄巢农民起义军的’暴行‘，揭露官军残害百姓的罪恶。但在韦庄做了蜀主王建的臣子之后，他就不得不考虑到蜀主王建及其部下与《秦妇吟》诗中所咒骂的黄巢起义军以及残害百姓的官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他们还通过详细的考证，认为韦庄所“委身的前蜀王朝的创业之主王建，本人的出身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贼”，而且他“和韦庄《秦妇吟》力所称为’贼‘的黄巢农民军有着既对立又统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微妙关系”，这样诗人既仕于王建，熟知王建“雄猜多机略，意尝难测”，那么《秦妇吟》“对黄巢农民军的种种丑化，在王建看来，岂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何况黄巢起义军与王建的部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为了全身远害，他不得不湮没自己的成名之作。”同年发表的张天健的《〈秦妇吟〉讳因考》也不同意王国维、陈寅恪的观点，其看法与张业敏文差近，认为“韦庄为《秦妇吟》撰家戒，’他日‘，应当是光启元年僖宗还京之日，并非时隔二十年的’复贵‘之时；’讳因‘并非针对王蜀而为的’志希免祸‘，而是针对’公卿垂讶‘’谤议横生‘。”
八十年代以后，《秦妇吟》研究的新进展有两个：
一是《秦妇吟》敦煌写卷的新发现。1983年，柴剑虹撰文说，他在伦敦藏的缩微胶卷中，“发现了《秦妇吟》的第十个写本残卷”，“该卷编号S•5834 ，下半部残缺，共十三行，每行存七至十一字不等。前十二行为残诗，末行书抄写年月”（ “年代为贞明陆年岁在庚辰十贰月”）。他认为这一残卷与现藏巴黎的P•2700 卷原来正是同一写卷，后因伯希和与斯坦因劫盗而致使此卷一撕为二。
二是对《秦妇吟》诗的思想和艺术进行的分析和评价。此前的《秦妇吟》研究大多局限于文本的校勘、整理和史实的笺证等，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才开始对此诗的思想和艺术进行探讨。王水照的《关于韦庄〈秦妇吟〉评价的两个问题――兼论古代作家对农民起义的一般看法》》，1980年8月版），文章认为韦庄从维护唐王朝统治出发，对起义军多有诋毁，进而形成了全诗的一个主要思想倾向，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是，就在这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某种历史的真实，诗中夸张起义军进入长安时的混乱情况，恰恰暴露出封建统治者在伟大人民力量面前所表现的仓皇失措和腐败无能。这些暴露和反映虽然不是韦庄的主观思想，却是诗歌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意义。张业敏的《韦庄〈秦妇吟〉思想性辨议》也指出，以前对《秦妇吟》的评价是偏颇的。该文认为，此诗有同情人民苦难、反对官军害民和藩镇不忠、哀叹王朝衰败和反对农民起义几个方面，它们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不能混为一谈。除反对农民起义外，其它思想内容应肯定。就反对农民起义问题来说，张文也指出，这与黄巢起义打破了韦庄中举的美梦有关，而且，黄巢起义亦不是无可非议的，《秦妇吟》写义军在长安的行为“基本上是真实的”，“并非无中生有的歪曲诬蔑”。韦庄反黄巢起义只能说是受时代和阶级局限，而《秦妇吟》的认识意义和史诗价值，在我国诗史上的地位不容低贬。牖人的《论〈秦妇吟〉的艺术真实》的看法也和张文类似，作者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秦》诗前半部分对黄巢军描写的真实性，然后又讨论了如何看待黄巢起义的破坏行为、如何对待史料等问题，破除了学界“长期以来对农民起义只能言其功，不能道其过；只能说其善，不能论其恶”的“道德化的历史观”，认为“这种观念，无论用于衡文、论史还是人都是非科学的”，而且“要认真对待文史资料，在全面占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结论，不应采取绝对主义的态度，把出自与农民敌对者之手的史料一概斥为虚妄、诬蔑”。
作品集的整理和出版向迪琮校订的《韦庄集》，是较早一部对韦庄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的成果。该书诗集部分（《浣花集》和《浣花集补遗》），据《四部丛刊》影印明人朱承爵刻本、清康熙席鉴刻本及《全唐诗》等互校排印；词集部分（《浣花词集》），辑自《花间集》和《尊前集》等书，并参校《全唐诗》。
李谊的《韦庄集校注》是韦庄文集整理的又一收获，该书校勘部分在吸收向著成果的基础上，又广泛借鉴五十年代以后的韦庄研究成果，全书分诗、词、文三部分，最后附录有关志、传、诸家评论、书录题跋和直到1983年的论文索引。
对韦庄作品进行整理的单篇文章有齐涛的《韦庄〈浣花集〉卷次辨误》等。
万曼的《唐集叙录•浣花集》对韦庄作品集的流传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和交代。
第四节 皮日休、杜荀鹤、罗隐、陆龟蒙、聂夷中研究
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等人是唐末诗人中的佼佼者，但是，本世纪前半叶人们除了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偶一提及外，研究他们生平和思想的专论可谓寥寥无几。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当时理论界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提倡，人们开始评价他们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民生疾苦等方面的成就，进而对他们的生平和思想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到八十年代以后，又着重探讨他们在诗歌艺术形式方面的贡献，从而使得这四位诗人的研究在世纪末初具规模。
一、皮日休研究
生平和思想研究有关皮日休生平和思想的探讨，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大艸的《革命诗人皮日休》是较早一篇对皮日休生平和革命倾向进行评述的文章，此后，陆续出现了较有深度的论文，如周连宽的《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萧涤非的《校点〈皮子文薮〉说明――兼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缪钺的《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的《皮日休生平事迹考（并与缪钺先生及萧涤非先生商榷）》。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皮日休死因和思想评价的讨论。本文下面拟对皮日休生平和思想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一简介。
（一）家庭出身问题对于皮日休的家庭出身，人们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皮日休出身于农民。如萧涤非在其《校点〈皮子文薮〉说明》中认为，“皮日休出身是个道地的’寒门‘，够得上说是个’农家子‘。”明确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还有孙次舟等。1963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 和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都认为皮日休“出身贫寒”、“家事务农”，他本人也参加过农业劳动。第二种意见认为，皮日休出身于普通的地主家庭。缪钺在其《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一文中认为，皮日休“出身于一个普通地主家庭，并非高门世族”，后来他在反驳孙次舟《关于皮日休参加黄巢农民军的问题》时又明确指出，皮日休《皮子世录》中所谓“不拘冠冕”，“是说没有做过官，并不一定就是农民”；所谓“或农竟陵”，是指皮家另一支，从《送从弟归复州诗》来看，这一支皮家子弟也是过的“优游”的地主生活。郭预衡在1965年所写的评论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的文章中也认为皮日休是地主出身，他指出，据“老牛瞪不行，力弱谁能鞭”这类诗句来判断皮日休参加过劳动是误解。《皮子世录》中的所谓“农”与“隐”，实际上也都是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郭文还引述了《三羞诗》其三的小序说明“作者明明过的是地主生活”，《文学史》硬说皮日休参加过劳动，“这就很难说不是有意把皮日休描叙成劳动者，从而抬高他的地位。”
（二）皮日休参加农民起义军的问题对于皮日休是否参加了黄巢起义，正史和许多笔记都是肯定的，但北宋尹师鲁和南宋陆游持否定态度。近现代学者基本上否定尹、陆的说法，如萧涤非在《校点〈皮子文薮〉说明》中指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的事，最早见于刘昫《旧唐书》，成书时间相当早，欧阳修的《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都有记载，是可以肯定的。陆游所以一再为皮日休辩护，是因为他把皮日休从黄巢看成“隳节”，这种立场就决定他的态度不客观。尹师鲁所作墓志铭，是一种“亦欲掩疵扬善以安孝子之心”的文章，象“从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绝不能写进去。
然而，对于皮日休究竟是如何参加黄巢起义的，现当代的学者看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皮日休并非自动参加黄巢起义，而是被劫从军。萧涤非、缪钺均取此说。萧涤非认为，“皮日休并不是自动投效黄巢的，《唐诗纪事》卷六十四说日休’遭乱归吴中（苏州），黄巢寇浙江，劫以从军‘。《郡斋读书志》卷四也说日休’为毗陵（江苏武进）副使，陷巢贼中‘。地点虽不同，但都说是被劫，这大概是可信的。”缪钺在《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中说，“皮日休由于阶级的局限，并未自动参加到黄巢起义军中，但是当他为黄巢军队所得之后，由于他平日思想中原有进步成分，同情人民疾苦，愤恨时政腐败，又由于黄巢一贯的争取读书人的政策，于是他即不至于象周朴那样顽固拒绝，而愿意参加起义军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巢是自觉参加黄巢起义军的。孙次舟在《关于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中，根据贯休的诗与自注，参以《资治通鉴》，考明黄巢起义军在浙东浙西与官军作战的情况，推测当时皮日休是以苏州军事判官从军攻打黄巢，官军起义而参加黄巢军队的。
缪钺反驳了孙次舟的意见，他认为，孙次舟所考的材料并未提及皮日休，皮日休从军南下攻打黄巢，官军起义而参加了黄巢军的说法，是从旁推测。即使承认这推测是正确的，如果官军士兵强迫军官起义，皮日休仍是被劫从军。
（三）皮日休的下落 对皮日休的下落，从宋代开始就有争议。但学界的争论多是以笔记杂著的传闻为依据的，主要有三种说法：（1）为黄巢所害，（2）被唐王朝诛杀，（3）投奔吴越，去依靠钱镠。
自宋代以来，持第一种说法的人最多，影响也最大。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也取此说。
萧涤非、郑庆笃等人持第二种观点。萧涤非认为，皮日休既然作了黄巢的翰林学士，就构成了他“杀无赦”的条件，并引述公元883年5月黄巢退出长安不久，僖宗下诏杀崔璆以及对起义有关人员斩尽杀绝，虽妇女不饶的例子，说明皮日休被诛杀是合理的。郑庆笃《论皮日休》也认为第二种说法最为可信，合乎情理，而且推论皮日休死在大中三年，即公元883年。后来，袁宏轩的《皮日休死因探考》和刘扬忠的《皮日休简论》亦持此说。
李菊田在《皮日休生平事迹考》中持第三种观点，他根据《五代史补》卷一“杨行密钱塘侵掠”条，说在天复二年，田頵围攻钱塘时，皮日休犹健在钱镠幕中，是黄巢已死十九年，可知黄巢没有杀皮日休。李菊田认为尹师鲁所写墓志中说皮日休徙籍会稽，在钱氏政权下做官，可能是真实的。据此，缪钺在1958年发表的《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中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皮日休为黄巢所杀，或为唐代统治者所杀诸种说法均不能成立，而逃奔吴越，依靠钱镠，乃是皮日休的结局”。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基本同意缪钺的看法，并补充了一些材料，进一步证明缪钺的论点可信。他认为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黄巢兵败后投奔吴越，但并不象尹师鲁所说“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而是又离开了钱镠，流寓于安徽宿州，过着一种淡泊清闲的生活，最后死葬在宿州。
（四）皮日休的思想大艸于1950年9月发表的《革命诗人皮日休》是第一篇极力挖掘皮日休“由哀而怨，由怨而革命”的革命思想的文章。此后，周连宽的《皮日休的生平和著作》也探讨了皮日休的思想，但他的分析较为辩证，他认为“日休一方面对当时的政治极感不满，但一方面中国古贤圣的’道统‘把他的思想支配着，不敢像王仙芝黄巢辈之投身于实际的反抗行动，而只能作出一种’济世救民‘的呼声”。缪钺的《皮日休的实际思想及其作品》也认为，“皮日休虽然同情人民疾苦，愤恨时政腐败”，但是，“由于历史时代与阶级性的局限，他仍然是抱着封建社会士大夫传统的想法，想得君行道，改善政治”，而且，他还对当时一些人“一定要把皮日休说得很前进，使他成为完人”的先存主观的想法的研究态度提出了批评。
到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仍有一些文章热衷于探讨皮日休的对待农民和农民起义的态度，如许荣生、祁永寿的《晚唐诗人皮日休的进步思想及其代表作〈橡媪叹〉》、沈开生的《皮日休同情农民和农民起义吗？》、赵熙文的《略论皮日休参加义军的思想基础》等，但是观点和角度均无大超越。倒是郑庆笃的《论皮日休》中的有关论述较为深入和辩证，他认为皮日休的基本思想是孔孟儒家思想体系。他引述《文薮》中的诗文，说明皮日休对儒家经典和儒家代表人物推崇备至，指出：“在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唐朝末季，皮日休如此大声疾呼’罢斥百家，独尊儒术‘，重新振兴儒家道统权威，发挥其治世济民的功能，以维系唐王朝的统治地位。这反映了皮日休的思想不仅是被动地受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且俨然以儒学的继承者捍卫者为己任的。”但是，他更多地接受了孔子所谓的“仁者爱人”、孟子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具有进步因素的“民本”思想。郑庆笃在谈到鲁迅对《皮子文薮》的评价时说：“鲁迅先生评价《皮子文薮》时，指出他’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这主要是针对晚唐时期华靡衰落的文风，对此而言的。就一部《文薮》而言，其中也充满了孔孟之道的儒家说教。”
诗文研究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皮日休的诗文创作多是在文学史、诗歌史中提及，比较简略。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在对皮日休诗文进行分析时花费的笔墨稍多一些。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皮日休的诗文时就注重其举进士之前所写的那些富有思想性的诗歌和散文，说他的诗歌受白居易的影响最大，《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大起义前夕极端黑暗的社会面貌，是皮日休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品；在散文方面，皮日休最推崇韩愈，继承并发扬了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精神，他的许多小品文，具有比他的诗更为强烈的战斗性。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皮日休诗文考察的范围稍广一些。他们认为，皮日休大部分的诗歌是和陆龟蒙唱和之作，“这些唱和诗自然只是玩弄技巧、掉书袋的，没有什么真实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爱在诗歌中发议论、说道理，而缺乏生动鲜明的形象；又好用典故和生硬词句；这种以文入诗的风格，和韩愈颇有类似之处。他的较好的作品是《正乐府十篇》，......确是反映了唐末统治阶级的横暴和对于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诗风也朴质刚健。”
相对说来，一些专题论文对皮日休的诗文成就的分析和评价要稍稍细致一些。其中周连宽的《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对皮日休诗文艺术的探讨尤为用力。该文在开篇就指出，皮日休的“五言古诗魄力雄健，近体诗亦清逸典雅，与陆龟蒙唱和，竟多至六百余首，一篇相投，动辄千数百言，其诗才之富赡挺拔，可以想见。”在评价皮日休的文学史地位时，他又指出，日休的那些描写民病的作品“就是咸通间的诗史”， “日休对于散文，一方面主张复古运动，所以连作赋都要散文化”，“但他一方面又崇拜屈原那种个人主义的富于浪漫情调的骚体，而仿作《九讽》、《悼贾》、《反招魂》等篇”，“日休的仿作，写得太浅白露骨了，这种尝试是失败的，自然是日休的作品中最恶劣的一部分”。“他对于诗歌，一方面沿袭写实主义社会诗派，但一方面又染上浓厚的技巧主义的色彩，此外，又带些田园派和奇僻派的气息。日休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混合体，这里面包含着矛盾，也包含着新生的种子，我们不能忽视它，因为它是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阶段。”
其他如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萧涤非的《校点〈皮子文薮〉说明》等文大都侧重于分析皮日休反映现实的作品。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皮日休诗文创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但较有新意的成果依然不多。
就皮日休文学思想的研究而言，主要有黄保真的《论皮日休的文学思想》、申宝昆的《剥远非 补近失劝乎功戒乎政――皮日休文学思想管窥》等。其中黄保真文认为，在晚唐文坛理论成就最高的是皮日休，他虽然曾参加过农民起义，但他的文学思想仍属于传统儒家的范畴。文章在论述了皮日休以韩愈的继承者自居，坚持正统的文道观，和在诗歌理论上继承新乐府运动的进步传统这两点后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中，强调政教作用者，往往忽视对艺术规律的研究，皮日休则不然。他在《霍山赋序》等文中，非常具体地描述了艺术思维的情状、过程。而《松陵集序》之论艺术风格，则进而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其立论通达，见解深刻，在晚唐除司空图、张彦远之外，没人能超过他了。
诗歌研究方面，有人把皮日休放到唐宋诗歌转关中进行考察，分析得较细。如申宝昆的《论皮日休在唐宋诗转变中的作用》在发挥袁枚《小仓山文集•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有关观点的基础上，具体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赋为诗、喜咏琐事微物、不写爱情”等方面，论述皮诗特色，认为“皮日休在继承杜、韩传统，启窦宋诗特色方面，对完成诗体革新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单书安的《〈正乐府〉仿〈系乐府〉浅说》则从诗歌体制、内容、主题、艺术风格等方面具体而微地分析了皮日休的《正乐府》与元结的《系乐府》之间的承继和发展关系，也较有深度。
就皮日休散文的研究而言，则有刘国盈的《皮日休和古文运动》和李金坤的《试论皮日休散文的艺术特色》等文。
作品集的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皮日休作品整理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萧涤非校点的《皮子文薮》和申宝昆的《皮日休诗文选注》。万曼的《唐集叙录》较详细地介绍了《文薮》和《皮从事唱酬诗》在历代的版刻和流传情况。
二、杜荀鹤、罗隐、陆龟蒙、聂夷中研究
和皮日休相比，人们对杜荀鹤、罗隐、陆龟蒙、聂夷中等人的研究就更为有限了。
杜荀鹤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杜荀鹤的专题文章只有黄芝冈的《论杜荀鹤》（一）（二）一篇。该文首先对杜荀鹤的人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青年时期的杜荀鹤虽然“勤于请谒”，“却还有几分可爱之处”：第一，他自认热中名利，并不像一般人遮遮掩掩；第二，他虽然不忘干求请谒，但也重视他的文艺，不愿专倚强亲，悻取贵显；第三，他倡言向文场觅公道。但是，该文对杜荀鹤的入仕发达以后的人品不以为然，而且认为杜荀鹤“有几句诗虽有些像老杜’窃比稷契‘的那种气派，......但他的诗却没有一首长篇大制，三百首大半是干谒投寄和嗟卑怨命之作。......诗格卑陋，几与乞僧斋婆同一鼻孔出气。”
五十年代以后，人们对杜荀鹤的看法一下子改变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杜荀鹤集中有一些表现民生疾苦的作品。
研究杜荀鹤生平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八十年代，如汤华泉的《杜荀鹤生平事迹考证》、温公翊《杜荀鹤行实考略》、吴在庆的《〈唐才子传•杜荀鹤传〉笺证》等。其中汤华泉文，就《北梦琐言》定杜荀鹤卒年为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当定于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此外，就杜荀鹤是杜牧的“微子”之说，亦加以否定。吴在庆文考证出皮日休为苏州郡从事及初识陆龟蒙之时间均在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春。
本世纪下半叶对杜荀鹤文学创作道路和诗歌艺术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有：徐晓星的《晚唐诗人杜荀鹤》、肖文苑的《杜荀鹤的生活道路及其创作》、羊春秋的《论苦吟诗人杜荀鹤》、秦效成的《论杜荀鹤诗歌的创作思想》、顾黔的《杜荀鹤诗用韵考》、宋尔康的《简论杜荀鹤的诗歌及其特点》等。其中，徐晓星文指出，杜荀鹤诗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直接描写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的痛苦，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二是运用民间语言，浅显通俗。但是也有缺点：在《唐风集》里，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毕竟不多；他写的大部分是近体诗，就反映当时的现实来看，不及古体诗的舒卷自如。肖文苑文则认为，杜荀鹤在近体诗的创作上，成就十分突出，“以浅近的语言，鲜明的形象，去反映丰富复杂的生活”，“他的绝句如行云流水，清新爽朗，有较浓的民歌风味。”顾黔文从音韵学的角度考察了杜荀鹤诗的用韵情况，认为他的诗韵颇能反映晚唐时期万难方言的一些语言现象，也可以窥见汉语音韵由晚唐至宋语音变化的轨迹。宋尔康文首先回顾了本世纪杜荀鹤研究的历史，认为解放前偏重于他的寒瘦苦吟精神（对自我坎坷经历的苦吟），解放后偏重于他的反映社会现实，他指出，杜荀鹤的诗，既继承了贾岛的寒瘦苦吟精神，又继承了张籍的反映社会现实旨趣。其诗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从元白以来直至皮日休，大都是用乐府的形式，来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而他却全以律、绝的形式，把复杂的内容凝缩到短小的篇幅之中；其二，诗歌浅清直白而又流畅合律。其缺点是“有些诗歌长于用实而短于用虚，这在他的五言律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经出版过《杜荀鹤诗》，该书收其《唐风集》三卷317首，系据贵池刘氏刻本断句排印，参照《全唐诗》校补。沈津的《记宋本〈杜荀鹤文集〉》和万曼的《唐集叙录•唐风集》介绍了杜荀鹤文集的版刻和流传情况。
罗隐研究本世纪罗隐生平研究方面的成果首推汪德振的《罗隐年谱》，该书第一次较详细地考证排比了罗隐的生平行事，如他认为罗隐唐太和七年（公元833年）生，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卒；其《罗隐年谱•里居考》据徐厚斋《闲云录》及《新登县志》、《罗氏宗谱》等，认为罗隐家于新城。后来的罗隐生平研究大多是在此书基础上的补充和辨正。如李之亮的《〈罗隐年谱〉补正》就对汪德振所定罗隐于大中六年举进士不第的说法进行商榷，他据《通典•选举》及罗隐《湘南应用集序》等材料，得出罗隐大中十三年应举的结论。又如，罗隐究竟是怎样进入钱镠府的，历来有自荐说（汪德振谱即主此说）、推荐说、召进说。彭剑青的《罗隐进钱府考》一文，主召进说。文章认为，自荐说与罗隐许多关于东归的诗歌的情调不和；推荐说考之于史事，察之于情理，也有未合；罗德威当时大权在握，既然重视罗隐，决不会把自己的叔父推荐给钱氏。另外，吴在庆有《〈唐才子传•罗隐传〉笺证》和《关于罗隐生平行踪几个问题》，其中后文所考罗隐之事有八：罗隐谒白敏中于江陵的时间在大中十二年秋；“嘲钟陵妓云英”的时间在咸通九年；从事淮南幕的时间在咸通十一年后乾符元年前；为司勋郎中充镇海军节度判官的时间在光化三年左右；送郑仁规出任湖州刺史的时间在乾符四年；因病两度未能赴试的时间一在光启元年，一在光启二年；罗隐至苏州时在光化二年，至汴州时在咸通五年，至鄂州时在乾符二年。文章还对《五代史补》所记罗隐谒邺王罗德威等事作了言之有据的质疑。
姜国柱的《略论罗隐的思想》认为，罗隐的《谗书》表现了他对封建制度的不满，特别是对封建传子的世袭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他的《两同书》中的各篇，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事物矛盾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说明了事物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运用对立统一思想来说明社会生活中的强弱、贵贱、理乱、得失、损益、爱憎、真伪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统治者提出的某些告诫以至警告。”
研究罗隐诗歌的专论主要有郭君曼的《罗隐的讽刺诗》、谢明的《罗隐和他的咏物诗》、雍文华的《罗隐诗歌的现实主义》、蒋祖怡的《诗人罗隐的讽刺艺术》等。其中雍文华文力图纠正人们忽视罗隐自伤怀抱、感叹不遇的诗歌的意义。他说：这些诗抒发的“绝不仅仅是’卒不离乎一身‘的个人情绪，与社会毫不相通的个人哀感”，而是倾吐了人们的痛苦和不平，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抗争”。蒋祖怡文指出，罗隐的讽刺诗中数量最多 ，揭露最深的是讽刺当时封建科举的诗篇，这无疑是因为他身临其境的缘故；罗隐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两个：一，少用典或不用典，较为通俗，二是“含蓄”，他的诗常常用反话来表达，“婉而多讽”。
对罗隐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谗书》的分析和评价上，如雍文华的《〈谗书〉一部抗争和愤激之作》、龙连荣的《罗隐和他的〈谗书〉》邵传烈的《晚唐的抗争和愤激之谈――略论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杂文》等，而且都是对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中有关论点的发挥。
另外，刘开扬的《罗隐评传》对罗隐的生平、思想和诗文创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价，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对罗隐文集的整理的专著则有雍文华整理的《罗隐集》、蒋祖怡选注的《罗隐诗选》等。万曼的《唐集叙录•罗昭谏集》介绍了罗隐文集在历代的流传和版刻情况。文章则有李之亮的《〈罗隐集〉辑校补说》，该文据方志补罗隐诗三首，残句二。又对《罗隐集》的校勘提出辨正，对于罗隐的整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陆龟蒙、聂夷中研究本世纪关于陆、聂二人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有关陆龟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立群的《陆龟蒙的文学思想――兼论陆龟蒙唱和诗与〈笠泽丛书〉成就差异的原因》、李锋的《唐诗与宋诗的桥梁――陆龟蒙诗歌艺术初探》、陈汉英的《点校〈陆龟蒙集〉所见〈全唐诗〉之误》、陈汉英的《此花端合在瑶池――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李锋的《陆龟蒙生卒年考》、李锋的《论陆龟蒙的文艺思想》等。其中王立群文指出，陆龟蒙的文论的核心是传统儒学的劝善惩恶观，以诗论入文论是其特色；他学文是为了“行道”，也就是强调辅时及物，匡救时弊；他提倡“道统”，重视六籍，都只是为了提高作家本人的修养，而不是要一一依经立事，宣扬经义，一味地“明道”，这就是陆龟蒙“道统”论的特殊性；他还崇尚真文，反对伪文，对文学有“尚真”的要求，但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复古主义。文章还认为，《笠泽丛书》收录的小品文，乃是这种进步文艺观的写作实践，这就是《笠泽丛书》具有较高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的唱和诗成就却不太高，因为他错误地把近乎文字游戏的诗作看成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并以善作此类诗为“多能”，所以它们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文风。李锋《唐诗与宋诗的桥梁》一文认为，陆龟蒙接过杜、韩开辟的新表现手法，推而广之，把“诗言志”放到一个更阔大的范畴去理解；说理论事、应和唱酬、调笑谐谑无不可入于诗中；在写法上又是斗新奇，喜拗峭，押险韵，以突破格律为快事，从而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达到一个新高潮。这在客观上体现了诗歌变革的趋势，成为唐与宋诗歌之间的桥梁。陈汉英《此花端合在瑶池》文认为，陆龟蒙诗的思想性，除了真实地反映了经世治国的初衷始终不渝，以及凛凛清风世代有传以外，还具体表现为关心国事、体察民瘼、洁身自好等，并指出其最见功力的五古，占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动辄百韵数百言，且才思敏捷，成不移晷。李锋《论陆龟蒙的文艺思想》也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看法，他认为陆氏论文主功利性和其儒官家世影响有关；陆龟蒙是韩愈和欧阳修之间“穷而后工”思想的桥梁；趋奇骇俗是陆氏文论的一个特色，他认为“奇”是“真”的折射，是变态社会下的变态反映，把这一观点同“穷而后工”观联系起来了。李锋的《陆龟蒙生卒年考》认为陆氏必生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以前，对于卒年则同意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的说法，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另外，万曼的《唐集叙录•甫里先生文集》介绍了陆龟蒙文集在历代的流传和版刻情况。
关于聂夷中的成果则主要有：丁力的《聂夷中和他的诗》、单寿年的《关于〈聂夷中和他的诗〉的一些问题――与丁力同志商榷》、单寿年的《聂夷中五题》、王从仁的《聂夷中评传》、黄新亮的《唐末诗人聂夷中略论》、宋尔康的《聂夷中诗歌浅论》等。其中王从仁著介绍聂夷中生平、创作较为详细。另外，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聂夷中诗》（与《杜荀鹤诗》合为一册）收诗36首。
第五节 晚唐其他中小诗人和五代十国文学研究
一、晚唐其他中小诗人研究
许浑研究许浑是晚唐时期较有影响的诗人，在本世纪下半叶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人们从生平、思想和诗歌创作等多方面对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有专著《许浑研究》出版。
关于其生平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董乃斌的《唐诗人许浑考索》、谭优学的《许浑行年考》、郭文镐的《许浑北游考》、罗时进的《许浑生年考》、王远彦的《许浑生卒年考》、郭文镐的《许浑南海之行考》、郭文镐的《许浑刺郢及卒年考》、王远彦的《关于许浑的家世与籍贯》、郭文镐的《许浑弃官东归考》、罗时进的《晚唐诗人许浑宦游宣州考》、罗时进的《晚唐诗人许浑初莅察院考》、王光汉的《许浑里籍长笺》等。
其中董乃斌文根据许浑诗作和有关史、志首次对许浑的生平进行了考索，他认为：（1）许浑并不是丹阳人，其郡望湖北安陆，籍贯实为洛阳，早年曾迁居湖南，约生于元和末，长庆初定居江南。（2）许浑与接近牛党的靖恭、新昌二杨及李钰等人关系较好，而与李党较疏，但他并非党人。（3）会昌四年至六年，许浑曾在岭南幕府从事，大中初北归。（4）大中三年许浑辞去监察御史之职，任润州司马，不久再次离家赴京洛求职。大中六年被任郢州刺史，直到大中十一年。（5）此后许浑改刺睦州，可能于次年即卒于住所。（6）许浑享年应为65年。谭优学文按年编事系诗，特详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许浑30岁至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68岁之间。篇末附《许浑新传》。郭文镐《许浑北游考》首先纠正许浑北游在元和长庆际说之误，考其事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秋至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秋；其《许浑南海之行考》文，主要探讨了五个问题：（1）许浑南海之行非会昌四年至六年之反证，（2）许浑从事南海幕之幕主，（3）卢贞镇南海之时间，（4）许浑赴南海之行踪，（5）许浑生于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其《许浑刺郢及卒年考》则认为许浑于大中五年秋至六年秋分司洛阳，春以员外郎自京出刺郢州，与于兴宗大中七年先后出守，官终郢州刺史，大中八年在郢州任，秋卧病三月，卒于大中九年初。王远彦前文认为，许浑应生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其依据主要是张祜的《访许用晦》诗；其卒年虽不能确定，但只能在咸通六年以后不久；其后文则认为许浑的祖籍既非安陆亦非丹阳，其祖籍应为平舆，为新安许氏敬宗之后，后由祖籍平舆迁居新籍丹阳的。
罗时进的《许浑生年考》则认为许浑应生于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其《晚唐诗人许浑宦游宣州考》就许浑仕宣州的时间、任职、交游等问题与董乃斌的《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进行了商榷；又指出许浑在宣州广交方外之人和隐士，透露出其佞佛尊道的思想倾向以及出与入之间的矛盾。
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论文则有：罗时进的《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罗时进的《试论“许浑千首湿”》、许永璋的《略论许浑诗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房日晰的《试论许浑的诗》、徐俊的《试论“许浑千首湿”》、卞孝萱等《晚唐诗人许浑的生平和创作》、李丹的《试论许浑七言律诗的艺术价值》、周蓉的《许浑律诗论略》等。
罗时进前文认为，许浑皈依的是禅宗南宗，认为这是“许浑在毫无力量与黑暗抗争”，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尖锐矛盾中产生的消极厌世思想”的结果；又认为“水在佛教，尤其是禅宗被视为清净无瑕，湛然恒静的最高境界、普渡众生的圣物。这些理念对他的诗歌影响很深。”其后文也对许浑思想作了探讨，他认为“诗人本是积极入世，要求建功立业的”，并且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但在内忧外患下，他“无法挽救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更不愿意在统治者面前摧眉折腰”，萌发厌世思想，并很快与佛教“苦”、“空”一拍即合，他因而皈依佛教。“他一生中虽然时宦时隐，但总是披着天竺式的袈裟，以释迦之表，行老庄之实。”
许永璋文将许浑的诗作评为“上承盛唐的高华，下启晚唐的绮丽”，“标志唐代律诗发展到纯熟阶段”，他“在唐代新体律诗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实不应等闲视之”！
房日晰文概括评述了许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认为许诗透露了作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流露出无法挽回的颓势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反映了充满矛盾斗争的年代，侧面抒写了当时激烈的矛盾斗争。尽管抒写范围小到个人生活圈子中，不能与当代激流协调汇合，缺少为时代前进而呐喊的诗篇，但不能说没有反映政治斗争之作。许浑的一些诗写山水名胜和风土人情，可从中了解到当时的风俗世态，给人以很高的美的享受。在艺术方面，许诗写物抒情，不为物累，不受情牵，自由驰骋而不越矩，任意挥洒而又合格，在意境构思和谴词造句上都值得效法和学习，但许诗也有过分追求艺术技巧、气势不够、韵味不醇之处。
徐俊文从具体诗作出发剖析了“许浑千首湿”的成因，并对罗时进“佛教思想对’许浑千首湿‘形成有较大影响”之说提出商榷，文章认为：水这一意象“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运用，积累、沉淀出很多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与“人生朝露、来日苦短的兴叹合拍”，是“乡愁离愁”的象征，是“无奈心境的写照”，是诗人独善其身“沧浪清浊、濯缨濯足”的自慰。许浑诗中“记游写景之作则与禅意了不相涉”；许诗中对佛典频繁运用，“目的并不在于描写景物，创造意境，而是作为与僧人交往的一种应酬，或是对佛理禅境的体验。”许诗中含“水”字的对句中，几乎一半与“山”相对，还有一半与“云、风、秋水、夕阳”相对，“尽管对偶精密，但缺少变化，用事造句重复雷同”，这是许诗的特点，也是造成“许诗千首湿”的一个重要原因。李丹文从拗体、对偶、结构、风格等方面论证题旨，就观点而言未超出昔人之论，然分析较细致，论述较周详。
对许浑作品集进行整理的成果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丁卯集》、李立朴的《唐诗人许浑〈丁卯集〉考述》、拓晓堂的《许浑〈丁卯集〉叙录补正》等。李立朴文将许浑诗集之流传、版本之存佚、作品之真伪情况作了考辨，并在镇江近代学者唐邦治的《唐郢州刺史许浑传》的基础上，结合本人心得，列出许浑佚诗19首，且略作考辨。拓晓堂文据经眼的宋元诸刻本详加考述，对万曼所论进行了商榷。
韩偓研究韩偓是李商隐称誉过的晚唐诗人，以《金奁集》闻名于世。本世纪学界对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生平研究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刊印了震钧的《韩承旨年谱》（一卷，《香奁集发微》附录），这是韩偓的第一个年谱，虽然简略而且颇多谬误，但草创之功，不可抹煞。此后又出版了缪荃孙编著的《韩翰林诗谱略》（一卷，《烟花东堂四谱》本），也比较简略。比较详细、系统地对韩偓生平进行研究的成果要算是霍松林、邓小军的《韩偓年谱》（上、中、下），该谱广罗自唐至清史、子、集材料，补阙纠谬，使韩偓事迹，大备于此，为进一步研究韩偓的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此外，王达津的《〈宫柳〉诗和韩偓的生卒年》、陈伯海的《韩偓生平及其诗作》、陈冠明的《韩偓字甄辨》、康正果的《晚唐诗人韩偓》、刘乾的《〈新唐书•韩偓传〉辨误》等，也对韩偓的一些生平问题进行了探讨。
诗歌创作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对韩偓创作进行研究的专论有两篇，即薇园的《香奁或无题诗》和玄修的《说韩偓》，所论皆以香奁诗为主，且极简略。
1950年，阎简弼《香奁集跟韩偓》的发表，标志着韩偓研究全面化的开始。该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辨析了前人对《香奁集》的作者的种种疑问，最后断定“现行世本的香奁集该说是属于韩偓的”，而不是沈括所说的“和凝”或叶梦得所说的“韩熙载”，然后介绍了《香奁集》的版本流传、存留情况；第二部分“韩偓的种种”，探讨了韩偓的名和字、身家跟人品、他的轶事、他的墨迹、卒年死所跟坟地等等，他在“身家与人品”中指出，韩偓不但忠于君国，而且对人也极厚道，给人说好话，“再由《全唐文》所收的他的那些手札看，生活那么艰苦，而不肯轻取滥收，人品高洁也可想见也。”；第三部分是“韩偓汇评纠补”，其中对历代诗评排比辨析、纠谬较多，可以见出作者对韩偓诗歌艺术的分析和评价。
而陈伯海的《韩偓生平及其诗作简论》则首次对韩偓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该文认为，韩偓各类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的篇章。它们是唐末动乱时代的写真，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最后痉挛以至死亡的图景。而且它们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韩偓“喜欢用近体尤其是七律的形式写时事，纪事与抒情、写景相结合，用典工切，有沉郁顿挫的风味，这些都是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而能将感慨苍凉的意境寓于清丽芊绵的词章，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则又有他个人的特色”，“特别是迁谪以后的作品，纵横开合，清壮浏亮，称得上唐代七律的殿军。”作者还认为，韩偓的写景诗也写得相当出色，他不但能惟妙惟肖、具形具神地描写各种景色，更重要的在于“他能够从景物的画面中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即景即情，浑然无迹”。文章还探讨了韩偓的“香奁诗”，认为其中确有一定数量作品反映士大夫的狭邪生活，感情浮薄，作风轻靡，但也不乏较为清新沉挚之作，而且“香奁诗”在艺术技巧上也有可取之处：“除了长于抒写人的情思外，一些作品还从外观上塑造了年轻妇女在爱情生活中的形象，楚楚动人”；有的作品“完全把人的情感隐藏在景物画面的背后，笔意含蓄，耐人寻味。”
此后，对韩偓诗歌创作进行探讨的论文还有黄世中《论韩偓及其香奁诗》、苏黎明《从韩偓贬后诗作看其晚年思想》、杨洁明的《论韩偓的政治抒情诗》等。其中后两文均着重分析了韩偓诗集中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强调了韩偓关心国难时艰、同情人民疾苦的方面。
另外，陈祖美的《韩偓评传》，对韩偓的生平和诗文成就介绍得比较全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了上引的阎简弼文、陈伯海文涉及到韩偓作品集在历代的流传和刊刻情况，万曼的《唐集叙录•韩翰林集（附香奁集）》对韩偓集介绍更为细致。
李群玉研究本世纪学界对李群玉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在这近二十年中，人们不但初步探讨了李群玉的生平，而且也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李群玉的诗歌艺术特点和成就，并新整理出版了《李群玉诗集》，学术界还于1990年9月在李群玉的故乡湖南省澧阳召开了全国性的李群玉学术研讨会，使得李群玉研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李群玉生平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邝振华的《诗人李群玉生平试探》、张建的《李群玉生卒年考》、万松的《晚唐诗人李群玉传》、汤基猛的《关于李群玉生平的几个问题初探》、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李群玉行年考》、陈书良的《李群玉考辨》、陶敏的《李群玉年谱稿》、王达津的《李群玉疑年录》、《李群玉生平系诗》等。其中邝振华文认为李群玉当生于元和十年前后，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前后，享年四十四岁。汤基猛文首先指出，邝振华文关于李群玉生卒年的说法值得商榷，他认为李群玉当生于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文章还探讨了李群玉的家世及其经历，着重分析了李群玉辞职归里的原因：他那清介磊落，直言不讳的性格与权贵们格格不入。陈书良文则根据李群玉的《宥民》、《放鱼》、《吾道》等诗，认为这位校书郎上书皇帝，揭露了权臣奸党的一些丑恶行为，因而招致小人攻讦，使他有口难辩，只得告归。
李群玉诗歌研究方面的成果则主要有：万松的《李群玉和他的诗》、邝振华的《论晚唐湖南诗人李群玉》、周寅宾的《论李群玉的山水诗》、万松的《漫谈李群玉诗中的乡土色彩美》、黄新亮的《李群玉诗作的佛性内蕴及以释补儒的主体特征》、胡湘荣的《试论李群玉诗歌的哀怨特色》、章继光、祁光禄《李群玉诗歌的美学价值》等。其中万松前文联系李群玉同时人的诗作和零星史料，以参证李群玉的作品，探讨他的凄苦身世和清傲性格，文章分“宦情薄去诗千首”、“一曲哀歌白发生”、“一吟丽句风流极”几部分，认为李群玉的诗有着“清丽婉转”的艺术特色，这是同他爱好与追慕南朝的诗，从中吸取了艺术滋养分不开的。周寅宾文论析了李群玉山水诗的特点和师承关系，认为李“宗师屈宋”，在他的诗作中，“地方色彩，较之屈原”更浓郁，“构成了一种乡土文学”。其诗有“新颖完整的构思”，“浑然一体的境界”，标志着我国山水诗进入更成熟的阶段。胡湘荣文则分析了李群玉诗歌哀怨的特色在四个方面的表现，章继光等文认为李诗具有“音韵美，色彩美，整饬美”，“意境悠远，别有一种疏淡美。”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将李群玉和别的诗人进行比较，如马风程的《李群玉和李商隐》、谢劭的《李群玉与王维山水诗之比较》等。
对李群玉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的成果，除了前述的羊春秋辑注的《李群玉诗集》，尚有佟培基的《李群玉诗重出甄辨》、易邵白的《〈李群玉诗集〉匡补》、牛贵琥的《〈李群玉诗集〉正误》、刘毓庆的《读〈李群玉诗集〉札记》等。
对李群玉诗集版本研究方面的成果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李群玉诗集》和刘志盛的《李群玉著作版本考》，刘文考察了唐宋明清六种刻本和抄本，分析了其流传沿革关系，并判定羊春秋辑注的《李群玉诗集》为现存最完整的足本。
郑谷研究本世纪学界对郑谷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不但出现了好几部郑谷年谱，还涌现出一些对其诗歌艺术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的文章，更出版了《郑谷诗集笺注》、《郑谷诗集编年校注》等对其诗歌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的新成果。
王达津的《郑谷生平系诗》文是较早对郑谷生平进行全面整理考证的著作，并系之以诗，有筚路蓝缕之功。赵昌平的《郑谷年谱》则对王达津文颇多辨正补充，有新的进展。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郑谷行年考》的结论则又与王、赵二文互有异同。此外，曹汛的《“中唐郑谷”说质疑》、周介民的《郑谷卒年考》等，也涉及到郑谷的生平。
对郑谷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则主要有：赵昌平的《关于郑谷的佚诗》、傅义的《〈严塘经乱书事〉非郑谷诗》、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霍有明的《郑谷诗歌美学观初探》、《晚唐诗坛巨擘郑谷的诗歌创作》、王定璋的《试论郑谷的诗歌》、钟祥的《末代风骚――论晚唐诗人郑谷的诗》等。
其中，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视野开阔，纵横开合，虽论述郑谷，又不局限于郑谷一人，既从纵的师承前人开启五代及宋初诗风着眼，又从横的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所形成的影响立论，以郑谷为中心给晚唐至宋初的诗坛绘出了一个轮廓。文章首先考察了郑谷诗在宋初的流传情况，指出“宋前期，以庆历至元祐诗风丕变为契机，郑谷诗的流传实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对于前人用“格卑”来概括郑谷的诗风，作者是不满意的，他说，“应当承认郑谷诗无复盛唐雄浑之气，但却未可言格卑。因为多难的时代，衰退的国运使晚唐诗必定带有一种萧瑟的情韵。......变盛唐之悲壮为唐季之悲凉，正是郑谷等唐季优秀诗人’别一种精神‘的根本。”文章还认为，“郑谷诗虽然受到（唐代诗坛）多种风格的影响，但就全体观之，以受贾姚体与白体这晚唐诗坛上最盛行的两种诗体影响为最著”，“要之，郑谷以盛唐之自然浑成为根本，而顺应中晚唐人意必求新，词必己出的潮流，立足自身的经历习染，对前辈综合融会，转益多师，终于创造出自己深察浅出，悠然远韵的独特风格。”作者还考察了郑谷诗在唐末五代的盛行情况，指出郑谷诗风是通过“咸通十哲”及南方诗坛（荆、楚、吴、南唐）包括齐己、虚中、尚颜、孙鲂、沈彬、伍乔等，这两群诗人的传播而盛传起来的。
霍有明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郑谷的诗歌美学观：（1）一向以继承骚雅为己任，欲以清真古朴矫当时诗坛盛行的“体格雅丽”的齐梁诗风；（2）颇重视天然与推敲之间的关系；（3）寄情山水，僧侣学禅。钟祥文认为郑谷诗歌的中心内容是“对患难时代的感伤”。他积极投身科举，兼济理想破灭后，归隐宜春，其诗内容与基调相应变为以闲适诗为主，释道思想日显。在艺术的传承方面，郑谷上承风骚，又受晚唐贾姚体、白体两大诗派影响；民歌和曲子词对其亦有熏染，上述诸方面汇成郑谷诗“深入浅出、清婉修然”的风格。
对其诗集版本进行探讨的成果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云台编》、傅义的《郑谷〈云台编〉叙录》等。
胡曾研究胡曾是晚唐咸通间著名诗人，尤擅咏史。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其生平和咏史诗开展了一些研究，1993年全国首届咏史诗暨胡曾学术讨论会在湖南邵阳市召开，更推动了胡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生平方面对胡曾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有王重民的遗著《 补〈唐书•胡曾传〉》、文正义的《胡曾及其作品考 》、钟蔡生的《胡曾点滴》、赵永清的《胡曾考辨》等。它们涉及到胡曾的生年、籍贯、参加科举考试的时间和次数等问题。
研究其咏史诗的文章则有陈书良的《简论胡曾及其〈咏史诗〉》、马少侨的《唐代咏史诗人胡曾》、罗庾岭的《胡曾和他的咏史诗》、吴代芳的《评胡曾咏史诗的得失》、梁祖萍的《 胡曾及其咏史诗》、蔡镇楚的《论胡曾的咏史诗》、王庆堂的《胡曾咏史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易重廉的《评胡曾咏史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等。
曹邺研究本世纪研究曹邺的成果主要有：何维馨的《阳朔诗人曹邺》、毛水清的《论晚唐诗人曹邺和他的诗》、梁超然的《论晚唐诗人曹邺》、梁超然、毛水清注的《曹邺诗注》、余博贺的《论曹邺的诗》、尹楚彬的《曹邺生平考辨》等。
鱼玄机研究鱼玄机是晚唐著名女诗人，比较多地受到了本世纪学者的关注。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研究鱼玄机的论文，如许袆的《女诗人鱼玄机》、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鱼玄机》、卢楚娉的《 女冠诗人鱼玄机》等。其中卢楚娉文在参考了前两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鱼玄机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个勇敢的和环境奋斗，溃决藩篱，仰头天外，不怕一切的讥诮怒骂，去享受现实的应该有的幸福生活”的女性，文章还叙述了鱼玄机的生活和文学创作，认为鱼玄机打死女僮绿翘应确有其事，不像谭正璧那样存疑，而且还推测那日不遇的某客可能是“李郢”。
和二三十年代相比，八、九十年代的鱼玄机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入了，出现一批探讨其人、其诗的文章，如缪军的《试论晚唐女诗人鱼玄机及其诗作》、曾志援的《试评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诗》、王中华的《敢于乱礼法的女性――谈鱼玄机的诗》、艾芹的《鱼玄机的女性意识及其爱情》、张乘健的《感怀鱼玄机》、苏者聪的《论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曲文军的《女诗人鱼玄机考证三题》等。其中，曾志援文指出鱼玄机的诗“只写了一个主题，那就是爱情，只用一种颜色，那就是冷色，只有一个调子，那就是哀怨”，其诗的特殊魅力在于“表现了女子在爱情生活中所特有的美，一种温馨的美、悲剧的美”。王中华文则认为鱼玄机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敢说犯禁的话，做越轨的事，其可贵处正在于放荡和不安分守己，其诗丰富了反封建的内容。艾芹文也从封建社会妇女的理想追求肯定其爱情诗的价值，艾芹文认为鱼玄机爱情诗特色“还表现在她能够以女性独有的心态和视角，融合自身的感受，并使之升华为理性认识，进一步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量。张乘健文对”杀婢“问题作了考辨，认为”所谓鱼玄机’妒杀‘案是亘古之谜，也是千古奇冤“。苏者聪文也涉及到”杀婢问题“，但她仍承旧说，文章以”坚贞不渝，一往情深“、”文士争狎，知音难求“、”才高命薄，遭辱受谤“三部分论述鱼诗内容，即”抒写了她自己不幸的身世和道家凄清孤寂难耐生活，悲诉难觅知音的痛苦，表现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并以”多中见一，词新情婉“概述了鱼诗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另外，九十年代还出版了彭志宪等编著的《唐代诗人鱼玄机诗编年译注》，对进一步深入探讨鱼玄机的生平和创作，对现代人更好地了解、欣赏鱼玄机的诗作都有积极的意义。
贯休研究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对贯休这一晚唐著名诗僧的生平和创作展开了一些探讨。如马凌霜的《贯休入蜀的时间及生卒年补正》纠正了旧说之误，认为贯休当生于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之蜀当在天复七年（公元907年），卒于后梁乾化二年（即前蜀永平二年，公元912年），享年八十有一。
黄世中的《略论诗僧贯休及其诗》则对贯休诗歌的艺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文章认为贯休诗特别是古风乐府，不惟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唐末的社会现实，而且在唐季歌行中也独树一帜（唐末五代作者大多不擅古体），形成自己的风格：“清冷”、“峭奇”。贯休除了吸收和运用俚谚俗语之外，以议论入诗和熔铸风雅、骚体、五、七言于一炉，也是其诗歌艺术重要之点，而且其议论近于说话调式，同以五、七言为主的咏唱调式不同，它常常是以双音节词结尾。这种说话调式实开宋诗议论的先河，但宋人有只阐发“义理”而不问“情理”者，贯休诗中议论乃“情韵以行”。
再如刘芳琼的《贯休诗歌订补》则对现存贯休诗歌的真伪情况详加考订，去伪存真，得贯休存诗730首，佚句9则。
戴伟华的《贯休行年考述》就贯休的字、号、籍贯、别集、行迹、交游等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类似的文章还有杨道明的《贯休诗论》（上、下）、王定璋的《骨气浑成 境意卓异》等。
于濆研究于濆是唐末诗坛一位不为时人所重，但却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诗篇的诗人，故亦为部分学者所关注。
如六十年代，畴人就发表了《关于晚唐诗人于濆》，对于濆及其诗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进行了阐发。
八十年代以后，学者大多仍作如斯观，如萧月贤的《晚唐诗人于濆及其诗歌》首先分析了其诗歌的现实意义，然后指出其诗歌艺术上的特点是：采用古体诗表达现实的内容，较好地发挥了民歌和古体通俗明快、朴实自然，无修饰、不雕琢的特点，大都运用白描手法直接叙事和抒情，即使用典也不隐晦曲折；形式比较自由，虽全是五言体，但没有严格的韵律格律；善于选用对立的事物或现象加以描绘，以突出诗的思想意义。
梁超然的《论晚唐诗人于濆》则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的四十五首诗中，没有一首酬答、唱和之作。于濆的诗作大多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而且于濆是晚唐写边塞诗较多的诗人，他的边塞诗在边塞战争的题材中，在描绘社会现实的题材中，在深刻性方面比之前人有了新的突破，较之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梁超然的另一篇文章《于濆的边塞诗与晚唐边塞诗的衰微》则以于濆的边塞诗为主要对象兼及其他诗人作品，分析了晚唐边塞诗的特点，探讨边塞诗作为一个流派在晚唐衰微的原因。
其他晚唐诗人研究对晚唐其他一些中小诗人，学界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极有限，故下面只对有关文章或专著略作交代：
如有关齐己的文章则有陈蒲清的《论僧齐己》、黄新亮的《论释子齐己的社会诗》、吴在庆的《〈唐才子传•齐己传〉笺证》、周介民的《齐己生卒年考》等。
研究方干的文章主要有吴在庆的《方干的隐居生活与诗歌》、周寅宾的《论方干的浙江山水诗》、吴在庆《浅谈方干的诗歌》等。
研究雍陶的文章则有周啸天的《雍陶生平及诗歌创作初探》、梁超然的《雍陶交游考》、李光富的《兴来聊赋咏，清婉逼阴何――谈唐代成都诗人雍陶和他的诗》、王定璋的《矜负好句 自比谢柳――雍陶诗歌简论》等。
涉及刘驾的文章主要有：卞岐的《晚唐诗人刘驾和他的作品》、《刘驾生平的补正》、梁超然的《刘驾交游补考》、梁超然的《刘驾的交游、行踪及其他》等。
涉及曹唐的专论主要有：梁超然的《晚唐诗人曹唐及其诗歌》、陈继明的《曹唐诗歌略论》、梁超然的《晚唐桂林诗人曹唐考略》等。
有关赵嘏的研究成果则有艾芹的《一声留得满城春――试谈赵嘏诗歌的意境美》、谭优学注《赵嘏诗注》、胡可先等《赵嘏事迹考索》等。
涉及崔致远的文章主要有马家骏的《崔致远和他的诗》、金东勋的《晚唐著名朝鲜诗人崔致远》、周旻的《晚唐诗与崔致远》等。
涉及李远的文章则有梁超然的《晚唐诗人李远考略》、 梁超然《〈唐才子传•李远传〉笺证》等。
研究李涉的文章则有刘虎开的《试论李涉的诗歌》、张虎升《试论李涉的诗歌》等。
此外，还有魏玉侠的《李频诗简议》、杨秋瑾的《李频交游小考》、陈冠明的《唐诗人卢贞考辨》、季国平的《皇甫松生平著作考述》、曹汛的《刘象考》、陶敏的《陈陶考》、张天健的《简评唐代诗人唐求》、陈尚君的《袁郊未任翰林学士》、张如安《唐释宗亮诗辑存》、汤华泉《张乔考论》、华岩的《关于马戴及其诗歌》、沈家庄《〈香奁集〉的作者不是和凝》、江弘基的《晚唐两位京兆诗人（张孜、秦韬玉）》等。
二、五代十国诗歌研究
五代十国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但词坛大盛，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词人和词作，而且诗人们也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任务。但是，本世纪学界除了对五代词的情况较为关注、研究较多，对此时诗歌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所幸这种研究状况到本世纪末初步得到了改观。首先是吴在庆等学者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对唐末五代一些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的有关问题进行考证、甄辨，为进一步探讨五代诗人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打好了基础，其次，刘宁的博士论文《唐末五代诗歌研究》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考察了五代诗人群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创作特点，更可注意的是该文还从文学史流变的角度，探讨了五代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在唐宋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到本世纪末，五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研究已经初成规模，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五代十国诗歌综论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对五代诗歌的研究首推郑振铎的《五代文学》，该文虽然以论述五代词为主，然亦述及此一时期诗人和诗坛的情况，作者指出，“比之新曲的词来，五七言的旧体诗，在此时殊为衰落”，“五七言的古律诗，在此时作者仍是很多的；然而作者虽不少，却很少有伟大的诗人”，作者列举了司空图、罗隐、冯道、韩熙载、李建勋等近三十位诗人的作品，进行分析，其中的评语亦颇精警。他后来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这时代的五七言诗坛也并不落寞。晚唐的诸派竞鸣的盛况，此时代仍然继续下去”，遂对南唐、西蜀、中原、闽中的诗人群作了简短的介绍。
第一部较系统地对“五代诗歌”进行探讨的著作，是杨荫深的《五代文学》，该书按朝代和国别分述了五代、十国的文学创作情况，其中虽然亦以词为主，但对诗人及其五七言诗作的研究显然比同时期的其他论著要细致、深入些。在五代诗歌中，作者尤推重后周的诗歌创作，谓“五代文学之中，以后周为最兴盛”，并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帝王的倡导，二是前代文学之士的来朝。在十国诗歌中，该书于南唐诗坛颇费笔墨，说“南唐词人虽少，而作旧体诗的却很多”，遂重点分析了韩熙载、李建勋、沈彬、孙鲂、廖凝、陈陶、陈贶、刘洞、江为、伍乔、左偃、李中、孟宾于、成彦雄及徐铉等人的诗作；另外，该书亦颇重视闽之诗坛，谓在闽太祖时，“宾至如归，唐之衣冠卿士，跋涉来奔”，故“闽文学遂得称盛”，对韩偓、黄滔、崔道融、徐寅等人的作品也比较称赏。
在郑振铎和杨荫深之后五十年里，学界似乎忽略了五代十国的诗坛，人们除了热衷于分析当时新起的词外，几乎无人关注当时五七言诗歌的创作情况。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学界才又开始对五代诗歌进行探讨。就八十年代发表的有关文章看，仍以概述为主，如向以群的《南唐文学风尚略论》、姜超的《西蜀词风和南唐诗意》，考辨性质的文章只有何绰如《唐五代应制诗辨疑》。
较有深度的倒是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对五代时期诗歌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的论述。作者指出，“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在士人中此时已丧失殆尽了”，“社会思想的这种不知不觉的变化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便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如诗教说和明道说的失去现实意义。”“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缘情说。缘情说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是走向娱乐消遣，因此追求轻艳；一是虽用于消遣，而着重于追求真情抒发，追求内心感情的细腻表达和意境的细美深广。”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对五代诗歌的综合研究开始摒弃表面化、浮泛性的概论，进入渐趋深细的探讨阶段。如陶亚舒的《从前蜀文化的世俗化看前蜀诗词》从文化背景的角度看前蜀诗歌的审美趣尚，文章指出，前蜀文化的特点是世俗化，主要表现为偏离儒家传统，崇尚审美技艺，以娱乐消遣为中心。这一特征的形成受到时代与地域的双重影响：一是相对安定的巴蜀地区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增大，对世俗娱乐文化需求上涨；二是五代时期大一统格局遭到破坏，儒家道统控制力弱化，使世俗文化乘隙而起；三是蜀主满足偏安享乐，尤其是后主王衍，是加剧世俗文化享乐倾向的催化剂；巴蜀地域文化原又有尚实不尚理、重艺不重气的特点，也是前蜀时期文化世俗化的温床。前蜀词正是在这张温床上产生的典型地体现文化世俗化倾向的文学样式。而前蜀诗由于受“言志”、“思无邪”等儒家诗教的巨大历史惯性的制约，明显地与词异趋分途。彭万隆的《引商刻羽 风流未泯――五代诗歌的思想意义》则一反众说，强调五代诗歌的思想意义，认为五代诗歌作为五代的一面镜子，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乱离岁月的现实人生，认为五代诗人从各个方面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表现了深沉的黍离麦秀之悲和侨寓播迁之感。
而贾晋华的《五代泉州诗坛》则可以说是对五代时期某一地域诗人群体进行的较有成效的研究。该文通过较为细致的考察，指出在唐末至后梁中，以王延彬为中心，在泉州聚集了一批诗人禅客。这一诗人群的作品散佚严重，但从现存作品中，仍可见出其创作倾向和特征：“咏物诗为泉州诗人群喜用的题材”，“这类诗多用七律写成，雕琢辞藻，修饰华艳，摹刻细微，抒写委宛，颇近于温、李一派诗风。”五代后期，泉州仍活跃着不少诗人，主要有詹敦仁、詹琲、刘乙三位诗人，“他们现存的诗歌作品以表现隐逸生活情趣、描绘山水景物为主，风格较为清新淡逸，自然浑成，不落僻细苦吟之迹，与韩偓、颜仁郁的隐逸诗相承。”文章最后还论述了泉州诗人在当时诗歌史上的地位：“五代十国的诗歌主流大致有二：其一学白居易，中原各朝及各藩国台阁诗人多趋此体；其二学贾岛及其变体郑谷等，庐山、湖湘、荆渚等地隐逸诗人多走此路。而泉州诗人却由于受韩偓及禅风影响，上承温、李和盛唐，诗歌风格呈现出华丽、清壮、淡逸等特色，于白体、晚唐体外拔戟自成一队，在五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张兴武的《论五代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则认为，五代诗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上接唐末，下启宋初，前后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是超越于时代更替的，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位置与价值，在于其完成了从唐诗到宋诗的过渡，贯穿于这一过渡时期的诗风流变线索主要有“白体”、“昆体”、“晚唐体”及“词代诗兴”，其流变过程既有一贯性与整体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这从白体诗的演变轨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晰。
贺中复的《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也是一篇颇有份量的对五代十国诗坛进行综合考察的论文。该文认为此期存在着的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与影响都超过了学温李、效贾姚者，然后依取向、诗风的相对差异，以后唐灭亡（公元936年）、南唐开国（公元937年）为界分作前后两期，谓前期宗白诗人的创作的承唐新变主要出自对咸通以来“风雅道丧”的不满，在主学白居易的同时兼取多家之长，发扬地方文化传统，以反拨、博取求创新，在“古”与“今”、“复”与“变”中求发展，并以巨细不一、各有偏重而呈现出多样性、多极化特征。而五代诗歌演至南唐开国，由前期的承唐转为后期的启宋，究其关键，则取决于宗白诗风的转型性新变。而且后期宗白诗的创新已不像前期那样基本限于个别方面的尝试，其自觉性与总体观照都显明地加强了。经南唐李建勋、冯延巳、冯延鲁和徐铉等重要诗人的相继探索，形成了五代后期宗白诗风的四大特征：（一）吟咏性情，（二）次韵唱酬，（三）“率意而成”，（四）清新雅淡。个性鲜明的南唐宗白诗，其势力之强大甚至制约了江左追风贾、姚的李中诸人的创作，使其继齐己之后进一步趋近白居易。而其风北渐，更有力促成了中朝宗白诗风的兴盛。南北相继盛行、愈演愈烈的五代宗白诗风以强劲势头进入北宋。
刘宁的《唐末五代诗歌研究》对五代诗歌的探讨更为深细和全面。该文从诗人群体、诗体创作、诗学批评及与宋初诗坛的联系四个方面考察了唐末五代的诗歌状况。该文的绪论阐述了以咸通元年为唐末诗坛起始点的分期考虑。第一章研究了唐末五代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特点，根据地域的不同将五代诗人分成中朝、南唐、西蜀、楚国、闽地、吴越六个群体，并分别论述了各个群体的构成和创作特点，还就群体创作涉及的时代思想背景及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现象作了分析。第二章研究了唐末五代诗体的创作状况，分别讨论了五律、七律、绝句及古诗乐府的创作情况：此时的五律呈现出对贾姚五律的复杂流变，继承了姚合五律平淡有味的艺术旨趣，围绕这一旨趣发展了苦吟的语言方式，形成浅切的诗风；七律出现了思理加强的特点，相当多的作品通过引入比较丰富的现实思考拓宽抒情深度，通过白居易、李商隐七律艺术的影响，继承了杜甫思考现实人生的理性品质，为宋代诗人在七律创作上取法杜甫提供了直接的创作背景；绝句吸收了丰富的表现方式，发展了明显的议论风格，抒情方式的探讨穷力追新，对绝句的叙事功能也有所开拓；歌行的影响比较普遍，成为当时诗人在近体之外普遍接受的体裁。第三章研究唐末五代诗学批评的理论变化及其局限，认为唐末五代的风雅观注重雅颂，反映了文官政体制度化加强对雅颂教化的强调，同时由于唐末政治的腐败，制度化的发展趋于消极，风雅观也流于虚饰政治的儒家教条，缺少积极的理论建设；讽喻怨刺等内容受到排斥，追求以个人闲适之趣美王化。第四章分析了宋初诗坛与唐末五代诗坛的联系，尤其是白体、昆体的创作状况及南唐诗艺对宋初诗坛的影响，认为宋初诗人学习南唐诗歌秀丽的语言风格，使白体的雅颂内涵获得更有艺术魅力的表现，杨亿等人的昆体创作并没有简单否定南唐诗艺，而是体现了艺术上的推进。
花蕊夫人及五代十国其他诗人研究本世纪学界对五代时期具体作家的研究很有限，除了花蕊夫人等少数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探讨得稍深入外，余皆较为肤浅。
本世纪上半叶，研究花蕊夫人的文章有浦江清的《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考证出宫词为前蜀王衍时的作品，咏宣华苑中景物情事，作者或为前蜀开国主王建之小徐妃，王衍之生母，宫中号“花蕊夫人”者。亦恐杂有其姊大徐妃与后主王衍诸人之作。文末并附宫词校定本九十八首及疑误之六首。
八十年代以后的花蕊夫人宫词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宫词作者是谁而展开的，如樊一的《“花蕊夫人”〈宫词〉作者是谁》从《宫词》中找出若干内证，其中又以王衍生日问题最重要，认为冠以“花蕊夫人”之名的《宫词》，其“著作权”只能属于前蜀花蕊夫人即小徐妃。类似的文章还有罗树凡的《也议花蕊夫人及其宫女诗》、张天健的《花蕊夫人诗事新议》、王文才的《花蕊夫人氏籍辨》等。
缪志明的《小议花蕊夫人宫女诗》从艺术得失的角度，对宫女诗进行研究，认为花蕊夫人的宫女诗，具有短小、平易、细腻、传神几个特点，比起某些男子的同类作品，写得有血有肉，略高一筹。
徐式文笺注的《花蕊宫词笺注》是目前较为完备的花蕊夫人宫词的整理成果，笺注简明，具有普及性。
五代十国其他诗人研究学界对五代十国其他诗人的研究更为淡薄，除了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吴在庆的《唐五代文史从考》中多有对唐末五代诗人生平、作品的考辨，另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也涉及到此，如曹汛的《南唐处士朱贞白》、房日晰的《南唐诗人李白》、黄志辉的《关于孟宾于生平事迹的若干考证》、倪文杰的《徐铉诗韵考》等。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六章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