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学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间诗坛名家辈出，佳作迭现。但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初唐文学是南北朝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文风纤弱、绮靡，因而在本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初唐文学的研究不够重视。这突出表现在：对初唐作家尤其是一些在当时影响极大后来名声浸寖微的作家的生平、仕历以及作品的系年很少有人考证；对当时文坛的创作主体--宫廷文人的研究有简单化的倾向；对初唐文学史的研究也多习惯抓住一两条线索进行论述，未能深刻揭示出其固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而，纵观这一百年的初唐文学研究，还是取得了喜人的进步，尤其是本世纪最后二十年中，由于人们研究观念的改变，研究方法的改进，无论是史的研究还是作家作品研究，都有实质性的突破，还出现了一些很有开拓意识的论文和专著，使得初唐文学研究成为世纪末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热点。

第一节 初唐诗歌综合研究

一、本世纪前四十年

在本世纪前四十年，对初唐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一篇也没有，相关的论述散见于一些文学史、断代史和诗歌史中。

文学史和诗歌史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对初唐文学的论述虽简约然颇精到，此书第四编“近古文学史”分三章阐述初唐文学的发展进程，第一章“唐初文学与隋文学之余波”，着重论由陈隋入唐的诗人，谓其皆“名振于前代，骋翰于新朝”；在论“太宗之文翰及十八学士”时，说“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启之”，对唐太宗的文学史地位加以肯定。但是，就唐初文学风尚而言，唐太宗亦有因袭前代遗风、张扬宫体之责任：“盖太宗虽好文学，仍慕绮丽之风。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当时唯魏徵《述怀》，犹有古意，而他篇什罕传。其余如谢偃之诗赋，长孙无忌之《新曲》，李义府之《堂堂词》，并是宫体之遗。上官以后，遂为沈宋，其流益靡，虽有马周之章疏，颜岑之笔札，然犹未能蘧进于古也。”第二章“上官体与四杰”，先论上官仪、上官婉儿祖孙对律体形成之贡献：“自梁陈以还，诗已进于律体，作者竞拘声病，沈约之后，继以徐庾。唐兴则太宗好宫体。上官仪出，益为绮错，更立六对之法。逮夫沈宋，又加精切，虽属词浮靡，然美丽可观。婉儿承其祖武，与诸学士争为华藻。沈宋应制之作，多经婉儿评定。当时以此相慕，遂为风俗。故律体之成，上官祖孙之力尤多矣。”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将初唐四杰也归入“上官体”一派，他认为初唐四杰“承江左之风流，会六朝之华采，虽亦属辞绮错，而视上官体尤波澜深大，足以代表初唐之体格者也。”第三章“武后及景龙时文学”极赞武后时文学之盛：“唐兴文雅之盛，尤在则天以来。虽当时则天诗笔，多崔融元万顷等代作，而内有上官之流，染翰流丽，天下风闻，苏李沈宋，接声并骛。文士之多，当推此时。”谓武后朝文学之历史地位云：“盖武后在高宗时，已奖进文学，始则以北门学士诸人，纂集群书；革命以后，又有《三教珠英》之集，引拔尤众，一时文士，如苏李沈宋之闳丽，陈子昂卢藏用之古文，富嘉谟吴少微之经术，刘子玄之史学，以及张说之词笔，徐坚之博洽，并腾誉文囿，上总初唐之丽则，下启开元之极盛。有唐一代，律诗与古文之体，最越前世，皆发于武后时，可谓异矣。”

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则从“齐梁派”和“复古派”的变迁论初唐文学，其论“齐梁派”时说，“唐自开国以后，本袭江左余风，又加以上官仪之推波助澜，时尚较前尤为绮丽，他的孙女婉儿后来在武周时也掌握文学的权衡。她的作品及对于文学的见解，却是承袭她的祖父而来的，当时一般人的风气，当然可以想见了。”和上述谢著一样，本书也将初唐四杰与上官仪、沈宋等人划为一派──“齐梁派”，并谓“这四位不消说是齐、梁派中的健将，不惟作诗负盛名，即骈文亦华赡可观。他们大半是学庾子山的。他们的才调纵横，气象亦甚阔大，虽多为后来复古派所讥评，但大诗人杜甫等对于他们也有相当之敬意。”本书对齐梁派的总评价是他们“其实与六朝不同之处有最显著的几点，就是较之从前词句更加长密，律调更加谨严，而文气亦更加壮盛。”其论“复古派”，亦多新意，他认为，唐初“最早对于六朝艳体生反动的，要算虞世南，他劝太宗不可作宫体诗，但他的话在当时毫未生效力，即他自己做的诗，也不脱齐、梁圈套。”又说姚思廉“是一位初唐时散文中复古派的代表”，“作诗与当时潮流反抗的，最初有王绩”，然而他们“虽有心复古，但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对于当时并未发生什么影响。最先把复古的旗帜张展起来的，还要让到武周时的陈子昂”。

与当时大多数文学史不一样，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着重论述了初唐的白话文学，他认为，“向来讲初唐（约六二○───七○○）文学的人，只晓得十八学士，上官体，初唐四杰等等。我近年研究这时代的文学作品，深信这个时期是一个白话诗的时期。” 具体说来，唐初的白话诗，“似乎是从嘲讽和说理的两条路上来的居多。嘲戏之作流为诗人自适之歌或讽刺社会之诗，那就也和说理和传教的一路接近了。唐初的白话诗人之中，王梵志与寒山拾得都是从打油诗出来的；王绩的诗似是从陶潜出来的，也富有嘲讽的意味。”本书还认为，初唐四杰虽然“都是骈俪文的大家”，“但就现存的诗看来，其中也颇有白话化的倾向。短诗如王勃的绝句，长诗如卢照邻的歌行，都有白话诗的趋势。”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初唐诗歌的概述亦不无己见，他把初唐文学分成“唐初文学”和“律诗的起来”两部分，认为，“所谓初唐的诗坛，相当于李渊及其后的三主的时代，即自武德元年到弘道元年的六十余年（618──683）之间。开始于陈、隋遗老的遗响，终止于王、杨、卢、骆的鹰扬。这其间颇有些可述的。”，书中特别指出，“许多人都以为初唐时代是改革六朝文风的开始，却不知道六朝风尚，到了初唐却更变本加厉。在唐代的初期的近一百五十年间，无论在诗与散文上都是这样。”“在嗣圣之前，是初唐四杰的时代。他们禀承了齐、梁的遗风，更加以扩大与发展。在五言诗方面，引进了趋于”律体“的格调，在七言诗方面也给她以极可能的发展的希望。在嗣圣到安史之乱的七十几年间，便是律诗的成立的时代了。”“这七十余年的时代，又可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律诗的成立时代，也可以名之为沈、宋时代。“在论述’沈宋时代‘时本书除了对沈宋等人于律体的成立之贡献作了较为深细的论述，亦述及沈宋同时代的诸诗人：苏味道、李峤、杜审言、崔融、崔湜、崔液、上官婉儿、乔知之、、刘希夷、陈子昂等人，并旁及唐初的散文（着重强调了唐初若干部史籍的编纂和佛经的翻译）。

李维的《诗史》是本世纪出版的比较早的诗歌史，该书卷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均为”初唐诗体与沈宋“，可见其对初唐新体诗派的重视，唯所论平平。陆侃如、冯沅君著的《中国诗史》”中代诗史篇三初盛唐诗“中也有对初唐诗的总体认识，他们认为，”在最初数十年中，承齐梁诗之后，有两种不同的诗人：一是反对齐梁的，一是继承齐梁的。前者以王绩与陈子昂二人为代表。后者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及杜审言七人为代表。隋唐间扰乱的局面把王绩迫上了酒徒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他崇拜阮籍陶潜，因而他的诗的风格也超过齐梁而回到魏晋。陈子昂是第一个正式宣言反对齐梁的。四杰的诗使五律与七言古体完成，宋沈的诗使七言的律绝完成，都是对于诗的形式方面有贡献的。四杰还有两种特点──一是音节的婉媚，一是字句的秀丽──对齐梁诗可说是青胜于蓝。沈宋诗除形式外毫无足取，杜审言则较高明一点。我们知道了这九位诗人，则对于初唐的诗已可瞭然了。“

唐诗概论性著作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对唐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在论述初唐诗歌时也各有自己的角度。

胡云翼的《唐诗研究》，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其所说的”唐诗第一时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凡百年）“实相当于人们常说的初唐诗歌。他认为，”第一时期的唐诗，如从诗的格调和诗的气象看来，实在还够不上说是唐诗“，他的意思是说，”初唐诗虽则没有和初唐以后的唐诗相等的价值，却有齐梁诗的价值“，因为”唐诗的来源是由南北朝时，中国固有的民族性的文学，受了北方新进民族性的文学之影响而成功的。照理论讲，这种代表新时代的诗体，在唐诗的第一时期，便应该开始发展下去，但在实际上呢，初唐文学不但没有表现唐诗的特殊精神，而且是回头向着古典主义的路上走，继续着沈约庾信所倡新韵律的古典诗的发展“。而且，他还探讨了初唐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细察初唐的时代背景，便知齐梁新韵律的古典诗在初唐的发展，实非偶然。初唐原来是歌舞升平的时代，又是应制诗最盛的时代。时代升平，所需要的，只是歌诵太平的古典文学，何况有初唐的君主正在积极提倡呢？在另一方面观之，北朝的豪爽质直文学所以形成，固然是由于胡人的民族性使然，亦因为与中国同化未深，而北朝豪放勇悍的文学的发展。到了唐代，虽然南北两大民族统一揉合起来，但初唐的时代背景，却不是北朝的一般的时代背景，而是南朝的时代背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所以初唐亦不容许向北朝化，而继续南朝贵族文学未完的发展。”当然，本书也看到，“在初唐应制派的古典诗体流行的当中，突破这种’靡靡之音‘的阵线的，也有一种雄壮调子的诗。因为初唐正是向外开辟疆土的时代，谁人不想去投笔从戎，建立功名。如魏徵的《述怀》便是很有气魄的......，如卢照邻的《刘生》......杨炯的《出塞》......骆宾王的《从军行》......沈佺期的《塞北》......这种壮丽的诗，在初唐诗中的确是一种特色。但是时代的趋向已经沉醉与享乐主义的古典诗的风气中，这种杀伐之音，自然要销沈下去了，自然要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诗，而为’自有神仙鸣凤曲，并将歌舞报恩晖‘的诗了。一线微微的诗的曙光，便消失在古典的初唐诗的里面。”

杨启高的《唐代诗学》认为，“高祖至睿宗约百余年，以齐梁为向背，可别为贞观诗学与武后诗学。”他认为，“贞观诗学有二特点：一、太宗提倡风雅；二、上官仪六对说。”“武后时之诗学，有保守与革新二派：保守派以王杨卢骆四杰为主；革新派以陈子昂为主。”其论保守派时说，“此派王杨卢骆四杰化五言小诗成七言长篇最有名。惟保守齐梁风格，人多诟病。然其独到之处，杜甫能知之。......其次则沈宋律诗亦最有名，其次则以张若虚与刘希夷化旧乐府五言为七言有名。”他对此时诗风的总体评价是“远追太康，近步齐梁，以声响为贵，妍藻为工，且以小诗变为长篇，益增闳肆，由太宗至刘希夷一百五十余家，多按辔并行于诗衢，缛绣绮靡，荣缀朝华，条垂文秀，盛极而衰；而革新一派遂若春花放艳，滋荣长养，应运而起，以光诗坛。”

总之，本世纪前四十年，学界对初唐诗的综合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诗坛风貌的一般性概述上，较少专题研究，诸家对初唐诗歌的总体评价也还未能超出前人多少，只是比明清诗评家更具体一些。

二、本世纪中叶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学界对初唐诗歌的研究有了较大的飞跃。这期间不仅出现了两篇新意迭出的专题论文，就是当时编撰的一般的文学史、断代史、诗歌史，也因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大改变，使得书中对初唐诗歌的描述和评价呈现出新的特点。

闻一多的研究在四十年代，最引人注意的是闻一多先生对初唐诗歌的研究。他于1941年写就的《宫体诗的自赎》，可以说是本世纪第一篇关于初唐诗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文中认为，“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但是，作者认为，卢骆和刘希夷、张若虚的相继出现，却使得宫体诗得到了新生。“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听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他说卢照邻“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是“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而卢骆之所以能够成功，“要紧的是背后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在论及刘希夷对宫体诗的改造时，闻一多认为，刘希夷所表现的虽然“也不过是常态的，健康的爱情中极平凡，极自然的思念，谁知道在宫体诗中也成为了不得的稀世的珍宝”，“感情返到正常状态是宫体诗的又一重大阶段。唯其如此，所以烦躁与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莹的宁静。”文章又说，“如果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便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作者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配角骆宾王，便是过程的过程。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了那分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如此分析宫体诗在初唐的发展和演变，持论如此新警而深刻，都是前人和当时一般的文学研究者所作不到的。故今天读来，依然鲜活而犀利。

《类书与诗》是闻一多先生又一篇研究初唐诗歌的专题论文。这篇文章“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的约略五十年”，主要探讨了“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作者认为，初唐时期类书的编纂有助于堆砌性的初唐诗的构成，“由《书钞》（《北堂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史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是强词夺理吧？”而且，作者还认为，“唐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急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闻一多先生对初唐诗歌的整体研究成果，有一些在当时并未发表，郑临川后来整理出一部分，辑成了《闻一多论古典文学》，其中关于初唐诗的看法也时有新警之处。如闻一多先生认为，“六朝和初唐人一般的写作态度，是肉欲的，而非肉感的”，“自武后当政，四杰出场，诗的作风，才见好转。当时代表肉感主义者有陈子昂，极富理智；代表肉欲主义者有张若虚，以灵感为主，描写纯粹的爱情。”又如，初唐诗就内容说可归纳成两个大类：一是宫体诗，一是类书式的诗。以作家论，又可分为三派：第一派代表作家有王绩、薛稷、魏徵、陈子昂，嗣响作家有包融、薛奇童、张九龄、贺朝等，其作品的特点是以五古为主，内容文外形诗、有风骨、讲究理智；第二派的代表作家有卢照邻、骆宾王、刘希夷、张若虚，嗣响作家有常理、蒋冽、张旭、王翰等，其作品的特点是以七古（七律七绝）为主，内容歌外形文、有性灵、讲究肉感；第三派的代表作家有王勃、杨炯、沈佺期、杜审言、崔融、宋之问，嗣响作家有韦承庆、郭元振、苏味道、李峤、贺知章、张说、韦述、王无竞等，其作品的特点是以五律（七律五排）为主，内容外形折中，讲究格律和官觉。“第一派并不承认宫体诗或类书式的诗，目空一切，尤以陈子昂的境界最高，古今当推第一，李杜对他也不能不心服。第二派是针对宫体诗的缺点而发的改良派。第三派则是以类书式的诗作攻击的目标了。若以真善美的观点来划分，则第一派代表真，第二派代表美，第三派代表善。特别是善，是中国文学的特点（按即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统一）。这三派奠定了盛唐诗的始基，从文学史发展来说极为重要。”由于第一派、第二派及第三派的王杨两家，闻先生已在《宫体诗的自赎》和《四杰》两篇论文中讨论过，所以他在本文中着重讨论沈、杜、崔、宋几家，他认为，这几家“因袭渐少，创新才多，他们跟盛唐诗接壤，在唐诗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从四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除了闻一多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就再也找不到对初唐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学史由于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使得他们对初唐诗歌的总的看法与前人之论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47年，1954年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观点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文艺观重新编写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卷，书中对初唐诗歌的探讨呈现出新的特征，如，林先生首先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来说明初唐诗歌革新的原因，然后说“唐代因此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一切被束缚的中下层都得到自由的发展，文学因此也就从半贵族的宫体式的作风上，回到人民的怀抱来。”用人民性的观点来研究初唐文学：“从文坛的发展上来说，这时诗歌已成为一切优良传统集中的表现，颇有百川汇海的趋势，六朝骈文逐渐与诗的距离日见缩小，齐梁的赋铭等就更是与诗难以区别；而诗歌本身历经建安以来的发展，五言的运用早已十分纯熟，七言的写作也便不再陌生；绝句、古体、律诗都接踵出现，这时就正好由人民来加以接收，于是一切都把诗歌的发展导向高峰。”

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更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学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的反映的理论来解释初唐诗歌的发展：“梁陈以来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隋书‘卷66：’李谔传‘）这种形式主义倾向的文学。这种文学是根植于门阀经济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隋、唐帝国建立以后，封建经济有比较迅速的发展，所谓’庶民地主‘页大量的兴起，他们为了摆脱门阀经济的束缚，为了打破南北朝以来门阀垄断政权的情况，不得不与豪门大族进行斗争，因此在文学上也出现了反对梁陈以来形式主义倾向的要求。......到武则天执政时，’庶民地主‘力量又有意打击门阀的势力，所以在用人问题上破格提拔了一些庶民地主阶层中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部分是以文学见长而被提拔的。......武则天执政以后，科举制度却成为朝廷选拔人才最主要的一种制度，这都说明到了武则天时，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已经壮大。所以这时候，在文学领域内，反对齐梁遗风的力量也就强大。”

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文学专门化班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将隋唐之际新旧阶级的斗争和新旧文风的更替联系在一起进行阐述：“陈子昂以前的一百年间，是唐诗高潮的准备时期。当时，由于齐梁以来始终占统治地位的宫体诗的余风，仍然延续着，在诗坛上影响很大，一时不能廓清。因此，唐初的文学发展是贵族文学逐渐走向衰落、齐梁的余风逐渐被新鲜健康的诗风所代替的错综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歌的发展有两条显著不同的趋势。贵族宫廷文学势力很大，垄断了文坛，因而形式主义的倾向在诗歌中仍占上风。上官仪、虞世南以及后来的沈佺期、宋之问是这一派的代表。在这同时，隋末唐初的王绩，以他质朴的风格出现在早期的诗坛上。而稍后，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一时并起，这批文坛上的新生力量一面受着六朝文风的影响，一面力求改革与创造，他们的大量创作初步扭转了文坛的风气。发展到陈子昂，诗风为之一变，初唐以来诗歌中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因素，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诗歌高潮的到来。”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故其在研究初唐诗歌时也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唐代自贞观至开元期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实施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的结果，使中下层地主阶层的政治经济力量得到一定的发展。从这些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比门阀贵族子弟既更有才能和抱负，更能奋发向上，也更了解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他们作为中下地主的代表，或是通过科举途径参预政权，或不经由这一途径而从事政治、文化的活动。他们在政治上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因素，在文学上也就成为和形式主义的贵族文学对抗的新生力量。他们在文学理论上既能够提出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在创作实践上也能够比较广阔而深入的反映社会生活，并能够向人民的文学艺术学习，而吸收其丰富的营养──这是一条进步的道路。”因而，该书对四杰、陈子昂的评价就比较高，认为四杰“的作品也就反映了知识分子愤郁不平的遭遇和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而取得一定的成就。在风格上清新、刚健的气息已盖过绮丽的残余” 。说陈子昂“首先代表中下层地主阶层进步的知识分子，适应时代的要求，在诗歌理论上批判了齐、梁的’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出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并在创作中实践了这种主张，继承汉、魏的优良传统，建立刚健、朴质的诗风，比同时代其他诗人更广阔的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从而廓清了’逶迤颓靡‘的遗习，把诗歌的发展引上健康的道路。”

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虽然也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是社会政治的反映的观点，但是并没有简单化，而是认为“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的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佺期、宋之问页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王士菁的《唐代诗歌》是当时唐诗研究领域贯彻新的文学研究观念最彻底的一部著作，该书旗帜鲜明地指出“劳动人民创造了诗歌”，并说，“对待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所采取的态度如何，便是一切作家和他的作品的试金石。”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作者对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称道太宗和武后“给唐代文学种下了很丰厚的种子”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种企图蒙蔽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封建时代，这种宫廷贵族文学则是为着封建政治服务──的论调，显然，是很虚伪的，并且也是很荒谬的！”而且，作者认为，“’应制诗‘虽然因为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曾经风行一时，但它并不是唐诗的主流，只不过是宫廷贵族生活中的一种点缀而已。”同时，作者对封建阶级政治角逐中的失败者──王绩、封建社会的怀才不遇者──四杰、陈子昂等人及其诗歌作品作了肯定。

总的看来，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断代史、分体史多在初唐文学产生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比前人更多地考虑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文学乃至诗歌的影响，而且对初唐诗歌发展线索的描述和勾勒也更具逻辑性和阶段性，但是对初唐诗歌本身发展和演变的复杂性、丰富性则考虑得不够，而且，一些政治术语的运用不免失于机械，对初唐诗人的阶级分类也嫌牵强。然而，不管怎么说，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自有其学术史的价值在，不能因时过境迁就随意贬抑。更何况，后来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与之也有不可分割的学术传承关系。

三、八十年代

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文学研究几乎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政治工具，这期间真正的学术成果寥寥无几，就初唐诗歌整体研究而言，更无可称述。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尤其是到八十年代，有关初唐诗歌整体研究的学术成果才又渐渐多了起来。

初唐诗总论金启华的《初唐诗论纲》是新时期较早出现的对初唐诗进行宏观研究的论文，而且该文较之五、六十年代类似的研究更注重诗歌艺术本身，文章认为“初唐诗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来叙述，即太宗时期与武后时期。前者为唐诗之开端，后者为初唐诗之鼎盛。”又认为“前期的太宗时期，为唐诗沿袭前朝诗风而图变革的阶段，在诗的对仗方面，更规范了。王绩、王梵志则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后期之武后阶段，则珠英学士与四杰各各驰骋，分道扬镳。惟仍有其共同之处，则在以玄理入诗的一些七言长篇。陈子昂倡复古之义，在当时，人微言轻。对后代，则影响极大。总之，初唐诗是中国整齐句式的格律诗正式形成的时期，也是古诗的优良传统得到赓续的时期。尤其是艺术手法上的千变万化与纯熟运用，为后代诗人广开了门路。”

1985年左右，一下子出现了好几篇宏观性论文：重要者如杨柳的《论初唐诗坛》、葛晓音的《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

杨文较为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初唐诗坛的“因”与“革”的演化，作者首先通过对唐太宗和他周围的文人学士的创作主张及诗歌的分析，指出唐王朝建国初期的诗坛，也在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逐步发生着变化。虽然“这批诗人生活在旧朝较久，陈、隋浮艳诗风在他们身上影响较深，挣脱不易”，未能“成为革新中的主流和中坚力量”，却是“唐诗革新中的先驱和探索者”。接着，作者又在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为革新初唐诗风做出过更大贡献的当推王梵志、王绩以及稍后的陈子昂。此外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和沈、宋等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最后，作者论述初唐诗歌的贡献和影响说，初唐包括李世民及宫廷侍臣在内的大批有卓识、有才华的诗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万紫千红的盛唐诗坛铺平了道路，准备了条件。沈、宋、王、杨、卢、骆、陈子昂等人，对开元、天宝时期的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诸人的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相对说来，葛文论述的深度和广度都超出当时类似的论文，文章首先对当代学人论及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功绩，每每着重在清除绮艳文风这一点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文章认为，“仅仅笼统地以反对绮艳来解释初、盛唐诗歌革新精神是远远不够的。文风的改革取决于多种因素。就初盛唐诗歌几经反复的发展过程来看，恢复建安时代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突破美刺讽谕的传统风雅观念，逐步解决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内容和艺术的复变关系，用健康的审美标准批判地继承齐梁诗的艺术成就，使盛唐诗形成理想主义的倾向和乐观昂扬的基调，达到融汉魏风骨于南朝文采的完美境界，应是初、盛唐文人反对绮艳的具体内容及其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时代的诗歌革新运动的基本特征。”在具体论述中，文章也新见迭出，如认为贞观君臣革除绮丽文风收效不大的原因除了由于齐梁以来浮艳文风积弊过深以外，还因为“他们仍然拘守着儒家以颂美王政为雅音、而雅音必须典丽的传统观念，改革文风的重点在于是否符合雅正的标准，而不在于形式的华丽”，贞观君臣“促使唐初诗风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他们提倡典正富丽的雅音，而是他们在’相携欣颂平‘中所讴歌的功业本身对中下层文人精神风貌所产生的影响”，说四杰虽然“是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先驱，但其理论仍受儒家正统观念局限，与他们的创作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而“四杰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创作以新鲜广阔的生活内容和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突破了封建名教服务的教条，不自觉地继承了他们在理论上所批判的建安精神”，文章还认为，“初盛唐诗风的转关在武后到玄宗开元前期。陈子昂针对从上官体到’文章四友‘及沈、宋不断发展着的宫廷形式主义文风，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气骨，突破儒家美刺讽谕的风雅观，在理论上肯定了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但他在批判齐梁诗’采丽竞繁‘的同时，又忽略了艺术的复变关系。张说和张九龄比陈子昂更明确地阐发了风骨、风雅的内涵，赋予建安精神以新的时代色彩，纠正了四杰诗歌理论的偏颇，并提出了革新艺术的具体标准。对于盛唐诗形成以崇尚建安气骨为主的风雅观念和理想的艺术风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到1987年、1988年又出现了一些对初唐诗歌进行宏观研究的论文，如黄泽梁的《初唐前五十年的社会心理与诗歌创作》、景遐东的《略论初唐诗歌》和姜光斗、顾启的《“盛唐气象”的预兆和酝酿》等。

其中黄文认为，初唐前五十年诗风的出现，基于两种社会心理模式：一是稳定型社会心理，二是享乐型社会心理。前者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心理模式。文章认为，稳定型的心理模式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形成了“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诗坛上便出现了以赞美胜利，欣颂太平，讴歌德政为主要内容的大雅颂声。在稳定型社会心理形成的同时，享乐型社会心理也在形成和发展中。它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外化成以描写现实感性生活享乐为题材的诗歌。这类诗歌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赏游欢宴享乐之作，吟花草、弄风月之作和艳情之作。文章指出，这类以现实感性生活享乐为题材的诗歌，是唐初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用“齐梁余绪”来解释。因为梁陈门阀士族整体上丧失了对社会理想的形而上的欲求，转而溺于酣饮狎妓、声色犬马的形而下的欲望的发泄，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变态心理。贞观君臣是在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政治理想之后，志得意满，心情舒畅地转向对现实感性生活的追求。这符合人类一般正常心理活动的自然律，因而表现出较为健康的审美情趣。初唐前五十年社会心理格局，在艺术上表现为平和中兼有清新、绮丽的风格。稳定型社会心理表现在审美理想上便是对雅正平和的艺术风格的追求。意象之间无大幅度的跃动感，意象本身的超越感不强，诗歌内部结构保持这一种相对稳定的动平衡。诗歌外部则表现出两种不同色调，一是清新，一是绮丽。而享乐型社会心理则又影响人们对声色美的敏感性，但是，随着庶族地主的崛起，原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受到冲击而进入不平衡状态。唐诗也以新的姿态出现人们面前。总的看来，该文视角新颖，立论平实，是一篇较有启发性的佳作。

景文认为，说唐太宗、虞世南和上官仪三人专写浮艳诗是不符合事实的，认为这个时期的诗坛是复杂的，并非齐梁诗占统治地位，而是我国诗歌从六朝的衰靡走向盛唐鼎盛的一个重要过渡。

姜文则明确指出，一代英主唐太宗已露出雄健高昂的气派，其诗作的内容和格律，已开始初具盛唐气象的萌芽。而卢照邻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行路难》等，实开盛唐李、杜等七古宏篇的风气。在作者看来，初唐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从太宗的初露端倪，到四杰的有意革新和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完成近体格律诗的创建，再到陈子昂的横制颓波，在一步步接近盛唐气象，盛唐骄子已在母体中躁动了。

值得一提的是，对初唐诗歌进行整体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并不是国内学者所著，而是美国汉学家斯蒂芬• 欧文（Stephen Owen）的《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这本书首先以一个外国学者特有的研究眼光和研究方法，对初唐诗歌作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较深入的研求了初唐诗的演进规律。作者认为，初唐诗不仅是盛唐诗的注脚，而是具有自己特殊的美。作者对初唐诗的总体认识是“初唐诗歌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它只是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缓慢的过渡到新的盛唐风格”。所以，本书较国内学者更多地注意到宫廷诗在唐初的演变和发展，尤其深刻地分析了初唐宫廷诗人写作诗歌时的创作规则、艺术格式和修辞技巧，尽管作者对这些规则和格式的理解可能存在着一些偏误，但显然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且，该书还发掘了一些为近代学者所忽视的文学史实，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初唐诗歌史的研究领域。故本书在本世纪最后十几年内影响一直颇大。

初唐诗发展阶段研究在八十年代，有一些论文对初唐诗歌的发展进行了阶段性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其心的《贞观诗风及其演变》就认为，贞观诗风的主要特点是倡导中和雅正。 贞观宫廷诗歌理论，原则上要求继承《风》、《雅》的传统，而实际上主张吸收齐梁以来近体艺术形式的成就，发扬北齐、北周以来诗歌内容刚贞的长处，引导诗歌创作在内容上要改革，在形式上应保守，其实是一种折衷纠偏的改良。文章最后还对闻一多先生说初唐四杰的诗歌是“宫体诗的自赎”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四杰似乎并非直接从陈、隋宫体中自赎出来，而恰恰是贞观宫廷诗歌经历了“宫体的自赎”，使初唐四杰受到了有意的影响，进而发展为大胆的革新行动。

胡国瑞的《唐初诗风平议》则对前人关于唐初诗风的评价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说唐初诗歌只是梁陈宫体诗的延续，难于同意。唐初的诗歌是诗歌本身由齐梁进入唐代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辨析，看到它们中间有些对于后世起的有益影响，对于某些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也必须予以恰当的肯定。”

王启兴、唐典伟的《贞观诗坛再评价》一文，从对唐太宗的政治思想、治国方略和文艺观的具体分析入手，论证了太宗反对南朝宫体靡风、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希望重新建立大雅正声的倾向。同时，该文还具体分析了太宗大臣如魏徵、房玄龄、李百药、姚思廉、虞世南、许敬宗等人的文艺观点和创作实践，具体分析了应制奉和、宴会赋饮、述志抒情等题材的作品实际，指出：“在贞观功臣现存的近400首诗中，堪称香艳、冶艳者不过十几首。以往的评价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偏颇，就是因为混淆了宫体诗和宫廷诗概念。宫廷诗概念宽泛，......而宫体诗在传统意义上则仅指‘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故此，我们应把奉和应制、游宴赏心之作与‘艳情诗’严格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这些辨析对于正确评价初唐宫廷诗歌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

初唐诗体研究八十年代，初唐诗体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赵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商伟《初唐诗歌的赋化现象》、等文均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探讨了初唐诗发展的艺术规律。

《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是一篇考论结合的专题论文，文章在对初唐七律考证统计的基础上，梳理考察了初唐时期七律的形成史。文章首先对初唐九次重要的“七律”应制唱和进行了考定，进而以此时间之先后为线索，旁及其他，寻绎唐人七律的发展情况，文章认为，七律的形成史可以大体归纳为以下过程。从梁陈间的庾信开始至初唐高宗时期为滥觞酝酿时期。这一阶段将近一个半世纪。武周时期，为七律的颖脱而未成熟时期，这一阶段约二十年时间。中宗时期由颖脱而成熟，景云年间是确立时期，这一阶段共六年余，而最终确立，仅景云二年至四年约二年时间。文章最后还指出，七律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并由此对初唐诗歌史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过去人们一提起初唐七律，每谓其专重工丽，有形式主义之病，但该文在了解初唐七律的渊源及形成背景之后，指出，“初唐七律固然内容狭窄，但这是由于它的形成背景决定的：它刚成熟于宫廷文人集团中，诗人们尚未熟练地掌握它以表现更广阔的内容。工丽本身不能视为弊病，这是由它的骈赋化的歌行这一母体决定的。”《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则认为，造就盛唐七古“不可端倪，达于化境”、“诸体备陈，笼罩百代”的成就的，不仅是靠处于发展顶峰的盛唐时期诸大家的意匠神功，而且不可忽视以“四杰”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借赋体改造前代七古的开创之功，同时也有过渡的第二阶段李峤诸人对“四杰”歌行进一步改造之力。作者通过对唐前两个时期将近二百年间有代表性的七古诗作的句式、声调、诗歌意象、布局、取势等特点的分析，认为，诗歌艺术作为文学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其演进，总是后一代诗人对前一代诗人积累、创造的诗歌艺术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的结果。文中还力图矫正历来对“四杰”歌行看法偏颇之弊，从历史角度强调了研究过渡阶段中、小作家的重要意义。赵昌平的这两篇文章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考论并重，而且涉及面广，开拓度深，故而是初唐文学宏观研究中少有的较有份量的文章。

商伟的文章发挥了林庚先生关于“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的观点，认为，从六朝以后，形成了诗、赋平行发展而又互相渗透的局面，一方面辞赋、散文在不断诗化；另一方面诗也在逐渐赋化。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初唐。诗歌赋化的现象在初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咏物诗数量众多，这些诗歌其实就是精简压缩过的咏物小赋，它们都是描写性的而非抒情性的。初唐诗歌的赋化又体现在赋体歌行中。这便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和王勃的《临高台》等为代表的长篇歌行。这类诗歌仍重于外部世界的描写，像大赋那样追求宏观的全景画面。它们数量并不多，但是大开大阖，气势恢宏，给平静的诗坛带进了骚动不安的大赋的喧嚣。文章还指出了初唐诗歌的赋化在初盛唐诗歌史上的意义：“当初唐诗人依照咏物小赋来作咏物诗时，他们不过是在沿袭南朝的传统罢了。但是，当他们转向汉大赋时，情况就不同了。这仿佛是诗歌脱离南朝的一个征兆。陈子昂在借助汉魏五古以革除南朝诗风之前，初唐四杰也已经试图追寻更久远的历史的消息，以摆脱缠绕着他们的南朝的梦魇。他们连接中断了的历史，引进全新的力量。对于当时的诗坛来说，汉大赋雄放有力的歌唱不啻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

类似的文章还有王锡九的《论初唐七言古诗》，该文认为“初唐的七古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子在发展。一是以沈佺期、宋之问、李峤、张说、郭震等人为代表，以怀古、咏物、应制而负盛名，他们多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或者文武兼备的宰执大臣。二是以刘希夷、张若虚、乔知之、吴少微等人为代表，以抒写人生感慨、生活哲理和闺怨恋情为题材。他们则是一些下层或不得志的文人”。应该说归纳有据。关于两条路子的艺术表现的差异，文章也作了较细致的分析。

徐青先生自七十年代就开始致力于诗歌格律的研究，其《初唐五言诗的格律》载于《语文月刊》1987年第3期），在文章中，作者指出：作为初唐诗歌主要形式的五言诗，“在格律结构上则充分继承和发扬了南北朝齐梁体的主要形式，仍可按粘式律。对式律和混合律三种类型加以概括。”“第一，粘式律，即近体诗的格律。在初唐时期，这种格律形式已为诗人广泛应用。”“其中，唐初的‘四杰’、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问等更为突出。”“这样，就造成了初唐诗律以粘式律占优势的局面，而使南北朝时期应用很广的对式律退居次要的地位。”“第二，对式律在初唐时期仍被诗人所继承和应用。”但是，“合格的对式律十分少见，对式五律也较少，最多见的是对式五绝。这说明对式律的适用条件是诗体宜短不宜长。”“第三是混合律。格律特点是全诗应用律联，积联成式。律联之间的关系是时粘时对，粘对无常的。这种格式的出现乃是诗人作诗时未能将粘的关系或对的关系贯彻始终的结果。”据以上三点分析，作者归纳说：“从格律结构的类型上看，初唐诗歌与南北朝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若从这些格律类型的应用情况看，则有明显的差异。这就是初唐诗歌有向粘式律过渡的重要趋势。”“初唐诗律的发展特点是使五言诗格律成为古代格律的主体。”在《初唐七言诗的格律》中，作者认为唐代以前合格的七言律绝是“带有一些偶然性的个别现象。”“到了唐代，大约在武则天和中宗的时期，诗人们在继承齐梁体格律的基础上把诗律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终于形成了七言诗的格律，并且比较迅速的使之发展到了成熟的境地。”作者又指出：“初唐的七言诗格律仍象齐梁体一样，可按粘式、对式、混合式三类加以概括。”按照这三种类型，作者逐一举例剖析，得出如下结论：“在七言诗的三种格律形式中，又比较突出的以粘式律，即近体诗的格律形式占了数量上的优势，成了七言格律诗的主体。在主体诗格律之外，以对式和混合式格律作为辅助的形式仍为诗人所用，以作补充，但已不起重要的作用。诗律的发展自齐梁时期形成五律到初唐形成七律之后，可以说是五、七言兼备、长短体咸宜、粘对合律的近体诗的完整体系已经确立了，在隔离结构上成熟了，从而为唐代的诗歌发展的高潮提供了完美的形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初唐边塞诗研究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唐代边塞诗的讨论，其中也涉及到初唐时期的边塞诗问题，故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些研究初唐边塞诗的论文，现择要介绍如下：

聂文郁的《试论初唐的边塞诗》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全面、系统研究初唐边塞诗的论文。文章指出，盛唐边塞诗是在继承、革新初唐边塞诗的条件下出现的，它们在取材、构思、描绘和意境等方面，是有相通、相近、相似之处的。认为“初唐数以千计的边塞诗正反映了那一时期频繁而严重的边塞现实”。

杨恩成的《初唐边塞诗的时代特征》是一篇将初唐边塞诗的宏观研究与微观赏析交融陶冶于一体的力作。文章认为，以骆宾王、卢照邻、杜审言。崔融、王勃、杨炯、刘希夷、宋之问、沈佺期、郭震、陈子昂等人为代表的初唐诗人，他们的边塞诗多抒发抵御外侮、扫除边患、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爱国激情。这种爱国激情构成了初唐边塞诗的精神支柱。特别是骆宾王以亲身经历所创作的边塞诗，反映了下层知识分子慷慨从戎、驰骋边塞的精神面貌。直开盛唐边塞诗的先河。初唐边塞诗在形式上的显著特点是多用乐府旧题，创制了七言歌行体的边塞诗。而像沈佺期的《杂诗》（闻道黄龙戍）、《古意》一类工整的五、七言律诗，在初唐边塞诗中是极少见的。

金涛声的《唐代边塞诗的先声》则结合研究分析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边塞诗的题材内容及艺术特色，颇能予人以启发。张啸虎的《略论唐代前期的爱国诗》虽然不是专论边塞诗的，但以边塞诗为主，文章说，唐代前期产生的大量爱国诗，无论是精神风貌还是艺术风格，都有自己的特色。李世民歌唱战斗生活的诗篇《破阵乐》、《饮马长城窟行》等，洋溢着英雄气慨和民族自豪感，反映了唐初的恢宏气象，“实开唐代边塞诗的先声”。虞世南的《从军行》、《出塞》、《拟饮马长城窟行》、魏徵的《述怀》，都反映了“隋唐之际的时代精神与唐初的开阔气象，给长期以来格调日趋卑靡的诗歌，注入新的生机和艺术活力”。

四、九十年代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初唐诗歌的宏观研究又出现大的飞跃。这不仅体现在出现了一大批很有质量的论文，而且还出现了几部以初唐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即尚定的《走向盛唐》、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葛晓音的《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等。

初唐诗歌艺术综论九十年代，对初唐诗歌进行的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葛晓音的《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是一篇力作。作者认为，初唐宫廷诗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箴规型、颂美型、娱乐型，而宫廷文人颂美型的诗歌，与四杰许多诗赋中所表现的感情相一致，“初唐四杰后来把这类诗发挥得更加铺张扬厉，也说明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贞观颂声的复归”。该文指出：初唐宫廷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倾向虽然与诗歌革新派迥然不同，但没有形成绝对的对峙关系。他们在政治上和人事上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诗歌也必然互相影响。从唐诗发展的角度看，当时宫廷诗中的雅音虽为革新派所首肯，其实 却是导致诗歌僵滞的重要因素。而杜审言和沈宋在艺术上的变革，既是对唐初以来齐梁遗风的突破，又弥补了四杰、陈子昂等革新派的不足”。因此，她主张应给初唐宫廷诗人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该文的出现，可以说第一次理清了所谓的初唐宫廷诗人和革新派诗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给初唐宫廷文人以一个较客观的评价。这说明学界已不满足于沿用和阐释前贤旧说，开始直面被尘封的文学史实，发抒己见了。戴伟华的《初唐诗赋咏物兴寄论》也是一篇优秀论文，该文不仅论及初唐四杰的咏物诗赋，而且论及四杰之前和四杰同时的魏徵、崔敦礼、谢偃等人的咏物诗赋以及苏味道、李峤等人的咏物诗，并与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提出的“兴寄”理论联系起来，这就使该文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概括性。

赵昌平的《上官体及其历史承担》则对唐诗研究者历来所忽视的上官仪及其上官体在唐诗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作者认为，从诗人的历史承担来观察上官体，便会发现，它尽管有着本身固有的弱点，却恰恰是李唐开国以来三四十年间，中朝诗人苦苦探求唐诗发展新路的第一阶段的成就的结晶。在太宗、高宗两朝寻求南北诗风融合，以创造足以表现大唐气象的诗歌风格的不同方向的努力中，上官体代表着顺应诗史内在趋势的一派。唐初，因反对六朝绮靡之习而被忽略了的小谢体的精髓及其所代表的齐梁时代对诗歌艺术的深刻认识，至上官体方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发扬。上官仪上承虞世南、李百药、杨师道而卓然名家，又下开四友、沈宋一脉，即使反对上官体的四杰，究其创作实际，实也受到上官体的深刻影响。至盛唐，上官体虽已过时，但其艺术因素依然对唐诗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可以说盛唐诗既是对上官体的反拨，又有着对它的不可或缺的继承，没有上官体的成就及其后继者的开拓，盛唐诗恐怕至多只是对汉魏诗的简单回归而已。

袁行霈的《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对初唐诗歌的分期和发展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初唐诗歌的下限应该划到开元八年（720），即共102年。他还认为，和盛唐、中唐、晚唐三期相比，“初唐时间最长，可是无论诗歌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最差的。而且一百年间竟然没有出现一位第一流的诗人，缺少异峰的突起。”“只不过为盛唐诗歌的大繁荣作了准备而已。”他将初唐诗人分为三代，第一代活跃于高祖、太宗年间，第二代活跃于太宗、高宗年间，第三代活跃于高宗武后在位时期，“纵观初唐三代诗人，我们可以说，初唐诗歌的演化，就是从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诗歌的御用性曾经束缚了齐梁陈隋四代诗人的才能，在初唐仍然是诗歌发展的障碍。而初唐诗人由于身份发生变化，才逐渐摆脱了这种御用性，诗歌得以缓慢地发展。”至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指出了三点：一、诗人本身身份、经历、品格、性情等方面的不足，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二、初唐诗人因袭南朝诗歌的传统太重，对写作技巧声律、属对、用事等倾注了太多的注意，理论于创作互相脱节，整个诗坛显示了太多的盲目性；三、除陈子昂等少数诗人外，他们没有走向广阔的社会和广大的读者，没有唱出时代的声音，因此不可能有突破的力量。

葛晓音的《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从《李峤百咏》入手，通过追溯初唐到盛唐“How to”之类著作的发展过程，探讨这种树立创作范式的作法与诗歌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为盛唐诗歌的繁荣找出若干被人们忽视了的原因。文章认为，从杜正伦的《文笔要诀》到王昌龄的《诗格》和皎然的《诗议》，这类“How to”由作法渐向理论过渡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而由作法向理论的过渡，也就是初盛唐诗由普及走向提高的过程。《李峤百咏》诗是初盛唐诗文作法类也即“How to”著作的代表，它的出现带有划分阶段的意义。前一阶段也即初唐时期，主要是讲字、词的用法，声病的避忌，对仗的格式。但已显示出讲作法由字句到整篇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作法的示范标准由物色转向情意的发展趋势。文章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考察，发现这类著作确有推动初唐诗普及和提高的作用，原因是在初唐这类书并不只是适用于童稚，而是面向朝野士大夫和广大新进士人的。其结论是：促使初盛唐诗歌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干谒、观光、交游、文会等社交活动，频繁的诗歌社交应酬，促成了声律对偶著作的流行，而它们的流行，反过来又使诗文作法知识得到普及，提高了朝野诗人的诗歌水平。而只有在文学写作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盛唐诗的全面繁荣。由于这篇文章“为唐诗繁荣原因问题开辟了新的解释途径，得出结论切实可信。文章所使用的材料，多属当今学界少有论及者。文章层层剥离，内在逻辑性强，视角既新，思路亦清，总体水平颇高”，所以被《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文学、古戏曲基金联合设置的“《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评委会评委第一届也即1995年度优秀论文奖。

初唐山水诗研究九十年代初唐山水诗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陈列的《试论初唐山水诗》是一篇概述性的论文，文章是想通过对初唐山水诗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以便更有利把握唐代山水诗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鹅行鸭步的步履──沿袭与创新”。她认为，初唐山水诗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可分三个时期，太宗至高宗龙朔年间为第一时期，沿袭南北朝山水诗写景繁琐、状物细巧的特点，多写皇家的苑山池水，创作内容日趋狭窄，并进一步发展了齐梁诗辞藻华丽、对偶工整的诗风。第二时期是高宗麟德至武则天执政前期，宫廷诗风有所减弱，大批充满生气的下层士子跨入文坛，给初唐山水诗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四杰的山水诗“视野顿开，境界遂阔，万水千山的千姿百态尽收笔下，打破了前代山水诗多表现江南一带秀美山水的局限，使得山水诗的题材、个性、风格都得到一次解放”。陈子昂的山水诗，“突出的特点是汰繁就简，由密趋疏，与前人比较，更具有疏宕发越的特点”。第三时期是武则天后期至中宗，“齐梁诗风虽未完全消退，但朝野诗风或多或少的、却普遍的带有唐人气息，正向盛唐风格发生变化”。沈、宋、张九龄、张说的山水诗情与境更和谐，而且能表现自己的独特的感受，表现了一定的山水个性和作者个性，有新的开拓，为盛唐山水诗打下很好的基础。二、“内含的扩大与深入──历史感和宇宙意识的加入”；三、“艺术手法的丰富与发展”，在形式上，由古体而趋近体，由密俪而疏散；在手法上，由罗列到组合，从写实到写意。这一部分有一些精彩的概括，为篇幅所限，只得割爱。

葛晓音的《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则专论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又从“方外十友”的角度切入，论题相当新颖和集中。其主要论点为：“方外十友”，主要见于《新唐书•陆余庆传》，这是“初唐一群爱好方外之游的文人的代表”。他们交游的时间大致可考定在685──689这十年间，而地点则以嵩山为主，反映了一时的风气，“是初唐文坛上值得重视的现象”。“方外十友”绝大多数都是“汲汲于用世者，他们之所以乐于信奉道教，乃是因为道教的宗旨其实也是以入世为本、而以出世为迹，比儒教和佛教更完满的解决了仕与隐的矛盾”。对道教的信奉，使“方外十友”与山林隐逸生活联系起来，但他们的山水田园诗绝大部分却与方外之游无关，这似乎说明道教对初盛唐之交的山水诗兴盛没有多少直接的促进作用。但事实却不尽然，道教与山水在东晋前期早就结缘，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咏隐逸入于玄理。道教使诗歌蒙上纵诞色彩，对山水诗的发展是有害的。然而，“十友虽然没有在方外之游中创作出成功的山水诗，但他们所造成的风气，尤其是陈子昂在道教哲学启发下所思考的处世原则，却在开元间转化为对山水诗有利的因素”，“间接地改变了山水诗的艺术风貌”。此外，“就山水诗的题材而言，方外之游将游仙引进山水，尤其是使寻访寺观名胜成为山水记游的主要内容，也为盛唐山水诗开拓了一类新的境界”。总之，唐前期道教对山水诗的影响是较为复杂的，“从初唐四杰由池苑走向江山开始，到盛唐吟咏方外隐逸的诗篇蔚为大宗，在唐前期山水诗发展的这段里程中，‘方外十友’实为不可缺少的一环”。

初唐诗歌分体研究九十年代，初唐诗歌分体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赵谦的《初唐七律音韵风格的再考察》认为，七律音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梁简文帝大宝元年至唐贞观初年的发轫期；贞观初至武则天长安年间的宽松期；中宗神龙初年至玄宗开元初年的成熟期。第一阶段七律体制逐渐初具雏形。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八句仅有一句不合律则，一处相粘，对偶位置亦在中二联，“可视为发轫之作”。第二阶段，陈子良、上官仪、杨师道、许敬宗、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都对七律音韵方面作了艰辛的有意义的探索。上官仪的《和太尉戏赠高阳公》，全诗共18句，起首八句“截下来便是一首每句合则的律诗”，押平声韵。沈佺期、李峤解决了七律相粘的难题。第三阶段，除沈、李之外，苏颋、李适、宋之问等都写出了全和律则的七律，但“尚不稳定”。而关键是解决了七律上下联之间相粘问题，“七律四联一经相粘，全篇音韵便浑然一体，无断裂之痕”，“这为七律诗创作高潮的到来廓清了道路”。此外，该文还论述了音乐繁荣在七律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即“七律分娩的助产婆”，和初唐七律的主要风格特征，以及当时以应制为要求的七律所以艺术成就布告的原因等问题。

邝健行的《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考察及相关问题之讨论》则研究了初唐五言律诗的律体律调的形成问题。作者认为，“就律调的发展过程看，初唐一百年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上官仪的死年，即公元664年左右结束；第二个阶段以骆宾王的死年，即公元687年左右结束；第三个阶段迄初唐之末，即公元712年。”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家包括虞世南、李百药、王绩、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五言律诗仍旧沿袭陈隋，不见有所进展。王绩合律程度虽然较高，但影响不大。第二阶段，以骆宾王、卢照邻、王勃为代表，骆、卢、王三家单句合律程度更高，可看成作者对单句律调的彻底掌握，而且，此时全合律调的作品已渐次出现，占作者全部受检查作品两成到三成。第三阶段的代表作家有李峤、苏味道、杜审言、杨炯、崔融、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等，诸家声调失误程度有大有小，但多数比第二阶段的作家减轻；这便可看作基本的趋势。单句平仄的安排在此时一基本解决，本阶段诸家进一步解决了联语的对粘方式，于是整体律调便告成立。作者认为，传统的“把沈、宋看成确立律调的人的看法”，值得商榷，其理由是“沈佺期还好，宋之问的位置偏低，因为宋氏的作品，句联不合律的地方还比较多。如果说制定律调的人的合格的程度比同时其他人还要差，那是说不过去的。”最后，文章指出，初唐律调的完成跟时君爱好诗歌、朝臣追求位禄的关系不大；律调的渐次完成，大抵是作家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从事探索的结果。本文以数字统计和表格分析为依据，方法科学，论述精到。

杜晓勤的《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一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齐永明以后直至初唐景龙年间五言新体诗联间组合形式的演变作了一次全面量化分析，试图较清晰地勾画出五言律体的形成过程，并紧密联系当时的诗歌创作风尚，尽可能对影响律化进程的因素进行探讨。文章认为，唐初王绩入律程度遥遥领先，是唐初律化意识最强的诗人，而这又主要得益于他对庾信新体诗声律技巧的继承和发展。在贞观中后期及高宗朝前期，对新体诗声律影响最大的是上官仪。上官仪诗律学理论直接导致了元兢诗律学尤其是调声术的产生。首先，元兢在上官仪“六对”、“八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八种切对”之说，标志着人们对新体诗“二二一”音步有了较明晰的认识。，这就为“粘缀”方法的发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声律条件。其次，元兢在永明以来沿用的消极病犯理论之外，第一个提出了积极的调声术──“换头”（ 或称“拈二”），使人们一直暗中摸索的使五言新体诗通篇粘缀、和谐的声律技巧明确化、规范化了。从理论实质上看，元兢的调声术已经跨入了律体声律论的大门，在新体诗律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兢的 “换头术”并没有马上被时人所认可、采用，对当时新体诗的声律也没有立即产生影响。直到近三十年以后，上官昭容重振祖风，“换头”术才得以和上官体一起大行于世，遂导致武周后期粘式律数量的激增，同时也促使五言律体最后定型。文章在论及“初唐四杰”时指出，“如果按照律化程度高低排列，四杰的顺序依次为杨炯、王勃、骆宾王、卢照邻。”其中王勃继承了王绩的声律技巧，，杨炯在朝时间较长，且和薛元超、沈佺期、宋之问、李峤等人共事、唱和，故律化水平都较高。文章还注意到，在高宗朝后期，有两股诗体复古潮流，一是，调露二年（680）一些中下层朝士在高正臣私宅举行的三次诗会，他们虽然使用的都是新体诗，但声律水平却较低，原因是他们此时因武后之故不敢学上官体，而是学庾信的早期诗作。二是陈子昂、卢藏用、王无竞、东方虬、乔知之等人掀起的诗体复古运动，但是他们并未忽视诗歌的声律美，且与杨炯、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交往甚密，故陈子昂的新体诗声律水平也较高，在初盛唐五言新体诗律化过程中也作出过贡献。杜文还对邝健行先生怀疑沈宋是否可以看作“确立律调的人”这一新说提出商榷。其理由是，“首先，元兢提出了‘换头’术，虽然标志着初唐诗人对新体诗调声法则的探讨已接近后来近体诗的粘对法则，却并不‘等于说律调自此完成’。......‘换头’术存在着一个被人们逐渐认可、肯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武后朝后期才完成的，并非在元兢之手。”“其次，沈、宋二人不但将元兢‘换头’术付诸实践，奉之为‘律’，且通过自己在诗坛上的感召力，使得朝野之士纷纷仿效，严遵此‘律’，乃至于在中宗神龙、景龙中蔚然成风，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永明体’、‘庾信体’、‘上官体’的新诗体──‘沈宋体’或‘律体’。”再次，邝文考察的对象只限于五言八句的律体或近乎五律的诗作，将少于八句和多于八句的新体诗皆摒除不计。而杜文认为，“自齐梁以来到沈、宋手里，新体诗一直都未限定句数，而且在沈、宋手里，五言八句之五律也只是‘律体’之一种篇制。”所以杜文将与“五律”同属于五言律体的其他篇制的诗作也统计进去了，得出了与邝文不同的结论：“沈、宋诗歌的合律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人。他们不但在五言四韵的‘五律’中充分运用了‘换头’术，而且在四韵以上的五言律体中也严遵此法，沈佺期甚至将五言诗之‘律’法，移植到七言新体诗中，促进了七律的产生，而李峤、杜审言等人的律化多局限于五言四韵之‘五律’，长篇律诗合律程度都不如沈、宋。所以，沈、宋被人们公认为诗律大师、律体的定型者，也是很自然的事。”

九十年代对初唐诗歌进行分体研究的论文还有张明非的《论初唐五言古诗的演变》、葛晓音的《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等。这三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均请参看本书第二章“唐代文学综合研究”中“唐诗体式和格律研究部分”。

初唐诗歌综合考证在初唐诗歌综合考证方面，九十年代也产生了一篇重要的考证成果，即金涛声的《初唐作家生平综合考索》该文根据各类史书、文集、笔记以及出土碑文的材料，对历来知之甚少的十位初唐作家，即陈子良、李元嘉、薛元超、薛曜、杜之松、崔泰之、崔玄童、蒋挺、赵冬曦、陆海的生平事迹作了详细的考证，得出了若干新的结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节 初唐君主、王后文学成就研究

初唐历代君王、王后多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其中尤以唐太宗、武则天、上官婉儿文学造诣最高，故他们在本世纪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一、唐太宗文学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本世纪人们对唐太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唐太宗所提倡的文风则颇有微辞。1926年谢无量在其《中国大文学史》卷六中专列一节“太宗之文翰及十八学士”论唐太宗文学活动对唐初文风之影响：“唐初文学，既承陈隋遗风。先是太宗最好文学，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即位以后，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闲，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几日昃夜艾。未曾少怠。诗笔草隶，卓越前古。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启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在论“八世纪的乐府新词”时，也对帝王贵公主的提倡文学之功予以肯定：“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他的媳妇武后也是一个提倡文学的君主；他们给唐朝文学种下了很丰厚的种子。”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作如斯观：“当武德初，李世民与其兄建成、弟元吉争位相倾。各延揽儒士，以张势力。世民于秦邸开文学馆，召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时号十八学士。及他杀建成、元吉后，太子及齐王二邸中的豪彦，也并集于朝。世民他自己也好作‘艳诗’。当时的风尚，全无殊于隋代。......诗坛的情形是颇为热闹的。”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虽然也认为唐太宗颇好文学，但对其诗风则不太满意：“唐太宗（李世民）爱好文学，颇慕绮妮，......所以唐初的诗人，除魏征虞世南等少数作家含有古意外，余人都很趋向于‘社会化’‘宫体化’的。”接着引王世贞评唐太宗“诗语殊无丈夫气”等语，谓“这话实在评得精切。所谓‘无丈夫气’与‘花草点缀’云云，盖亦极言彼之胎息六朝耳。”闻一多在其《类书与诗》一文中认为，南朝以来文学发展的学术化倾向到唐初则被唐太宗大力提倡编撰类书而变本加厉，“终于被学术同化了”。而且，他认为唐太宗的文学造诣不如隋炀帝：“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甚至‘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文章最后又说：“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总之，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

八十年代以后从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学界对唐太宗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诗歌艺术的评价都没有什么进展，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多强调人民的文学创造力，对封建帝王的作用以批判为主。这种情况到八十年代以后才得以改变。

1983年一下子出现了三篇研究唐太宗李世民文学创作的论文。杨柳在《唐太宗的诗歌创作》一文中，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李世民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并结合他的生平活动和具体诗篇分析他创作中两个矛盾的侧面。这对于认识贞观诗风有一定的启发。余美云的《论唐太宗》从李世民作为创业君主和一代诗人的两个不同角度分析了李世民在唐初诗坛的地位；并联系初唐诗风，指出唐太宗的诗创作是他文艺主张的实践，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而出现的“歌德”文学的组成部分。宫廷诗不是他的创作的主流，他的诗以雍容庄重为特色。另一篇陈志贵的《李世民和唐初的文化发展》主要论述了李世民对唐初文化发展的贡献。

1984年，杨柳的《唐太宗诗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初探》、李中华的《唐太宗的文艺观及其诗歌创作初探》也是力求出新的论文，值得一读。

1985年，共有三篇文章论及唐太宗的文学艺术活动，即刘国盈的《唐太宗与创作自由》和吴云的《论唐太宗的诗》、《论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业绩》。刘文就唐太宗这位开唐代风气之先的君主，对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繁荣所起的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本文还针对宋人批评太宗“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嬉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的观点，认为李世民并不赞成“纤靡淫丽”的文风，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嵇康“声无哀乐论”的影响。同时，作为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怎样把个人好恶与时代风气区分开来。

1989年又有两篇论述唐太宗的论文，其中一篇是美国学者卫德明、康达维写的《论唐太宗诗》，对《帝京篇》及其序的看法比较新颖，说《帝京篇》“包含许多有趣的特征”“是组织得很好的天才之作，在时空上有渐渐扩展的过程”，该诗的序“是太宗诗歌理想的宣言”。另一篇是薛宗正的《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边塞诗作》。

1990年，研究唐太宗的文章更多，共有7篇，吴云的《论唐太宗的文》从唐太宗今存的论文、诏、令、制、册文、玺书、帖等300余篇文章着眼，着重论述了这位封建帝王之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艺术特点和在散文史上的革新作用。本文指出，唐太宗的文，多用形象比喻和对比说法，语言骈散相间，“是继承贾谊《新书》并加以发展的结果”，他“是唐初改革文章的祖师”。

本世纪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生平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种：（一）张仲寰、刘逸青合编的《唐太宗年表》，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唐太宗》一书附录；（二）李绍定撰写的《唐太宗之享年》，刊《读书通讯》第127期，该文谓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二；（三）胡如雷撰《唐太宗生年考》，刊《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本世纪学界对唐太宗作品整理的成果有吴云等辑校的《唐太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以及韩理洲的《唐太宗李世民文编年考》（一、二），分别刊于《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唐都学刊》1988年第3期。

二、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研究

武则天诗歌研究武则天可谓是唐太宗之后又一位爱好文学、擅长诗歌创作的君主，故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对其已有所关注，大多是对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有关材料的排比、发挥。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对武后大倡文学之功加以赞扬：“武后专政，大倡文治；革命之后，搜求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其时贵臣公主依附风气，招揽文士，提倡吟咏。”李维《诗史》亦云：“武后奖掖文学，引拔极众，始以北门诸学士，纂集群书，临制后，又有三教珠英之选，预修者，有员半千......诸人，集所赋诗，各顾爵里，以官班为次，而崔融为之序，惟《珠英学士集》已佚，不可考也。当时文人，以沈宋为杰出，每以丽词，邀女后欢喜，上官婉儿又为之染翰着色，朝野争羡，故一时化之。”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六云：“盖武后在高宗时，已奖进文学，始以北门学士诸人，纂集群书。革命以后，又有《三教珠英》之集，引拔尤众。一时文士，如苏李沈宋之闳丽，陈子昂卢藏用之古文，富嘉谟吴少微之经术，刘子玄之史学，以及张说之词笔，徐坚之博洽，并腾誉文囿。上总初唐之丽则，下启开元之极盛。有唐一代，律诗与古文之体，最越前世，皆发于武后时。可谓异矣。”

从四十年代开始，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很少论及武后的诗文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直到八十年代，武后似乎才又进入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苏者聪的《简论武则天其人其文》是我们目前所见的第一篇系统论述武氏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歌创作成就的论文。而此后一年发表的沈立东的《武则天的诗歌创作》一文则将其诗作分为五个时期，结合政治经历加以论述，认为从中“可清楚地看出她的一生于中国封建王朝鼎盛时代弄潮的轨迹”。

另外，葛晓音的《论初唐的女性专政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一文，从妇女学的角度对产生武则天一类女性统治者的背景和原因作出解释，并兼论了这四十年在文学方面造成的影响。文章认为，首先，从北魏到隋唐，北方统治者女性多胡族血胤。由于篡夺频繁，政变复杂，她们在政权鼎革之际，往往参与策划，甚至起兵协助丈夫或父兄成事，因而形成了宫廷女性参政的传统。其次，联系武则天的父系出身于山东寒族的背景来考察自北齐以来的地方风俗，还可以看出，河北民间普遍存在的女性持家、男性惧内的风气，是产生女性专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对于由武则天开创的这段女性专权史对唐代文学所发生的影响，作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武则天为排挤李唐旧臣，通过科举、制举、征求隐逸等多种手段，从关陇集团以外的山东、江南选拔人才，使布衣寒士得以进用，不但为盛唐储备了一批贤臣，而且改变了唐初重勋旧不重文人的传统，使一批以文学见长的寒士跻身朝列之后，在初盛唐之交的文坛上成为宗主哲匠，对于盛唐文学的繁荣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次，由武后开端的重视文学的风气，至韦后、上官婉儿时愈加炽盛。虽然在宫廷中曾造成一股短暂的形式主义逆流，但在题材、体制和表现艺术方面给盛唐诗提供了不少经验和借鉴。

本世纪关于武则天生平研究的成果有：（一）《武则天年谱》，日•泽田瑞穗编，李天送译，《则天武后》一书附，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二）《关于武则天的生地与生年问题》，熊克撰，《南充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本世纪对于武则天作品的整理只有罗元贞点校的《武则天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

上官婉儿研究本世纪学界关于上官婉儿文学研究的文章只有李迪生、陆路的《从上官婉儿评诗谈起》、乔象钟的《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对唐诗风的影响》和苏者聪的《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等几篇文章。

第三节 王绩研究

王绩是唐初重要的作家，从唐代以来一直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本世纪的王绩研究，无论是在生平思想还是在文集的整理、诗歌作品的系年、艺术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王无功文集》（五卷本）的重现，使得人们对王绩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一、王绩生平考证和文集整理

王绩的生卒年本世纪最早对王绩的生卒年进行考证的是郑振铎，他在《中国文学者生卒考》一文和后来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都认为王绩的生卒年是590？──644，也即约隋开皇十年至唐贞观十八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认为王绩生于584年，卒于644年。苏雪林的《唐诗概论》认为王绩约生于590年，卒于650年。

闻一多的《唐诗大系》认为王绩生于公元585年，卒于公元644年。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的看法与闻一多先生同。此后出版的诸多著作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士菁的《唐代诗歌》、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王国安注的《王绩诗注》等均认为王绩生于公元585年，卒于公元644年。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则认为王绩的生年虽不可确考，但不能早于开皇五年（585），当在这以后的数年间，卒年在贞观十八年（644），时为三十四岁。

然而韩理洲、张锡厚根据新发现的《五卷本王无功文集》皆考证出王绩应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张锡厚《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证》，刊《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等都采用韩理洲之说。

夏连保的《王绩年谱》则认为王绩应生于开皇九年（589年），谓闻一多之说非。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代文学史》也认为王绩生于589年。

王绩生平研究傅璇琮的《唐代诗人考略》是较早对王绩生平进行考证的文章，该文首先对王绩的籍贯进行了考辨，认为确切地说，王绩应为绛州龙门人。对于王绩的生平事迹，该文也作了一些考证工作。文章认为，王绩应制及第当在大业十年，入长安当在武德四年之秋，待诏门下省即在此后数年间，王绩之隐居当在贞观七年以后。文章还认为，王福嗣的《东皋子答陈尚书书》是王福嗣伪造的。对王绩生平进行比较详细考证开始于韩理洲的《王绩生平求是》，该文首先认为王绩的籍贯当以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为是，又据《文中子世家》、《文中子补传》、《王氏世系》，补叙了王氏世系，还对王绩青少年时期的情况进行了补考，接着考证了王绩的三仕三隐的经过。同年发表的《王绩研究的问题及我见》中也论及王绩一生忽仕忽隐的原因和实质,文章对《集序》、《新唐书•本传》所云“君历职皆以好酒废”的说法、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所云“寄慨隋室将亡”等原因皆持异议，认为王绩忽仕忽隐有其特殊原因：一、门庭开始衰落的贵族子弟的矛盾心理，使王绩在风云变幻的隋末唐初，必然反复于仕隐之间。二、王绩忽仕忽隐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有关（指与杨玄感之乱、玄武门之变、其兄王凝触怒贞观重臣有关）。三、王绩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也是他忽仕忽隐的一个重要原因。四、贵族世家优厚的产业和特权，也为王绩进则可仕，退则可隐，提供了条件。张锡厚的《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辩证》也叙及王绩的生平，唯所论与韩文近似，故不再赘述。

在此之后，张大新、张百昂的《王绩三仕三隐补辨》则对王绩的三仕三隐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首先认为，王绩应孝悌廉洁举登第的时间，不是如韩理洲所说在大业中（611年左右），因为“大业九年王绩尚在河汾家乡，未曾出仕。《求是》所断，不足为信。在尚未发现确凿新证之前，还是将王绩第一次仕历系于大业十年为是。”对于王绩的第二次入仕的时间，作者同意韩理洲的意见，只是略作补充，认为“必在武德五年四月以后”，而且“与友人的造访可能有直接关系”。对于王绩这位“斗酒学士”罢归的原因，文章认为，韩理洲认为的“是王绩之兄王凝先后触怒长孙无忌、高士廉等朝廷重臣，遭到挟嫌报复”的说法是不对的，文章认为，事实上，王绩的退隐与武德末年的“玄武门”之变有直接关系，因而“王绩第二次退出官场应在玄武门兵变后未久的贞观初始”。关于王绩第三次出仕的时间和原因，本文认为，“王绩归隐河汾应在贞观七年前后，而其第三次出仕，似不晚于贞观五年。”“正象前两次以‘疾’罢归纯系托辞一样，王绩第三次出仕的原因也并非‘因家贫’”，而是“处此‘有道之世’，急欲走出茅庐，乘时立功，彰明祖德；但碍于逸士之高名，进退失据，作出种种忸怩之态，直至按捺不住，非出来不可时，只好仿效陶潜，托以‘家贫’赴选。这就是他第三次出仕的思想背景。”另外，文章还认为，“《求是》将王绩第三次仕历定在贞观十一──十五年间，似有背于实”，其“弃官归隐必在贞观七年前后，绝无迟至贞观十四年以后的道理。”考证细致，较有说服力。

夏连保的《王绩年谱》撰于1984年，出版于1992年，由于他未看到五卷本《王绩文集》，难免在资料依据方面有所欠缺。

《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卷一“王绩”条和第五册卷一“王绩”条均对王绩的生平进行了考辨，亦可参阅。

王绩文集的整理本世纪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王绩文集的整理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王国安注的《王绩诗注》，首先对王绩作品进行系统整理、加以注解，此书以《全唐诗》作为底本，校以明抄本和孙刻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的明万历刻《东皋子集》和光绪丙午罗振玉唐风楼刻《王无功集》，择要作出了校记，而且给予简明扼要的注解，是一本科研与普及结合得较好的著作。不久以后韩理洲发表了《王绩诗文系年考》，此文第一次对王绩诗文的作年进行了考订，共为王绩的五十三篇作品作了编年。接着，张锡厚和韩理洲同时对新发现的《五卷本王无功集》进行了整理和介绍，韩发表了《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两种五卷本》，文章指出，新发现的关于王绩诗文的两种五卷本即清同治乙丑重阳陈氏晚晴轩抄本与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比通行的四库本多出近一倍篇幅，比明刊本多诗六十余首，文赋二十五篇。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张几乎在同时也发表了《关于〈王绩集〉的流传与五卷本的发现》，他对五卷抄本的抄成情况上有不同的推断，但他和韩理洲都一致认为，一次就为距今约有十四个世纪的大诗人增补几十首佚诗，本身就是一件不容忽视的重大发现。一年后，张锡厚又发表了《敦煌写本〈王绩集〉残卷校补》，以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手抄本，对王重民先生三十年代在法国巴黎图书馆拍摄的伯2819《东皋子集》残卷作了校补 。又一年后，韩理洲出版了《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此书以经过精心较雠过的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作底本。底本抄较时，参校了陆淳的删节本、黄汝亨、曹荃、孙星衍分别刊刻的三卷本和《全唐文》。另外，又参校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三卷本、总集、诗话，所用校本凡十五种，集后附有序跋著录、传记、同时代人之酬答诗文、集评，为学人省去了不少翻检之劳。这本著作是迄今为止最新、最精之王绩集整理成果，为重新深入探讨王绩诗文、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准备了必要的材料。此后，康金声、夏连保编著的《王绩集编年校注》也出版了，由于此书成稿于1984年左右，作者又未得见五卷本，故其所收诗文反不及韩理洲整理本，但此书之编年和年谱，以及诗文之注解亦不无参考价值。

二、王绩思想研究

七十年代末以前在五卷本重现之前，人们对王绩思想的认识基本上和唐代以来的研究者一样，认为王绩是一个消极避世、高标独立的高人隐士。

如陆侃如、冯沅君著的《中国诗史》就认为“他有时率奴婢种黍酿酒，养凫莳花，有时乘牛经酒肆，留数日不反，有时读读《老》《庄》《周易》，有时住在北山东皋著书。”王士菁《唐代诗歌》也认为“明哲保身，知足常乐，便是他的人生观，他的处世哲学。”但又认为王绩年青时“还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政治的人”，“而那种‘浮生若梦’的思想则是在后来形成的；至于归隐和安于隐居生活更是后来的事了。”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亦云“性本好酒”、“受道家思想很深”，“王绩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人生观从一方面说是逃避现实，但另一方面说，却表现了他与统治者不合作精神。应该指出，王绩这种人生观是由于隋末社会的黑暗，政局的不稳定状态，以及人才的被压制等原因而产生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他早年有过一些抱负，但是仕途一失意，就心灰意冷了，在群雄逐鹿的隋唐之际，他并没有什么作为”，“此外，他还从庄子学来一套既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学。”

相对来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王绩思想的研究要深刻一些：“王绩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来对新的封建王朝表示不满的，因此他的思想表现得很复杂也很矛盾。 他受了他的哥哥王通（文中子）的影响，有正统的儒家思想，曾在《北山赋》自注中把他哥哥比为孔子，又曾在答友人书中大谈家礼丧服，要以周、孔为楷模。但是由于他看透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同时又接受了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一心要皈依自然，深以‘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 《赠程处士》）为苦，从礼教中解放出来，纵酒如狂，常常以嵇康、阮籍、刘伶尤其是陶潜自比，这当然和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有关。......他晚年还喜听北山僧所讲的‘真如’的禅理。因此，他的诗文中含有儒、佛、道三家的思想。他对于可诅咒的封建社会表示愤慨，有进步的一面；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一味闲适颓放，消极的成分较多，在作品中反映现实较少，也是严重的缺点。”当然，现在看来，其中阶级分析的成分较多一些，但对王绩思想复杂性的认识无疑是比较准确的。

八十年代以后七十年代末五卷本重现之后，人们对王绩思想的认识才较为深入。如韩理洲的《王绩研究的问题及我见》就对人们认为王绩是一个隐士的传统看法提出了异议：“王绩一生‘有为’多于‘无为’，并非‘大部分时间是在隐逸中度过的’。从思想发展的概况来看，他仕隋仕唐，直至贞观初待诏不得重用的整个青年、中年时期，积极用世，渴望施展抱负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比例方面来考察，还是从其思想发展变化的状况来分析，王绩的确是不应列入《隐逸传》的。”张锡厚的《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证》一文也根据新发现的五卷本认为王绩主要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道家思想虽然有时也很突出，但往往又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现象。韩理洲在其《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前言》中也认为，“王绩的思想是及其复杂的，儒、道、释、阴阳历数诸家的学说，都对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儒、道两家‘入世’与‘出世’两种不同的人生观，随着隋、唐之际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及个人仕途的顺逆，在他一生中消长起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当天下承平，有机遇的可能时，他便牢记着‘当世孔子’──三兄王通的教诲，不坠儒业，‘思待诏’、‘觅封侯’，欲为风鹏云龙；当时局昏昧或仕途踬碍时，他又对儒家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转而从老、庄哲学思想中，寻找精神慰藉，清高自持，纵情山水，佯狂傲世，排遣怀才不遇、落魄失意的苦闷。因此，王绩绝非超凡脱俗的隐士，所谓‘言不冤时’、‘行不忤物’的‘乐天君子’云云，并不能概括其人。 “贾晋华的《王绩与魏晋风度》一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绩思想与阮籍、嵇康、陶潜等人的相通之处，文章认为，”王绩是在唐初‘逮承云雷后，欣逢天地初’（ 《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的清明时代定下退隐长策的，这个时代给他的印象是美好的，他曾一再在诗文中加以赞赏。因此，他的自然放旷较少对抗现实的悲剧因素，较多追求个性自由，实现个人价值的积极因素。他缺乏阮籍的深刻、陶潜的真淳。却有着一种阮、陶所缺乏的乐观明朗。“文章还认为，”当然，王绩也并未彻底忘怀社会事功，他的内心深处，偶尔也闪过失败的悲哀、孤独的忧愁“，”他的退隐和扮演魏晋名士角色，毕竟是不得已的下策“。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比较客观、辩证的。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三章论及王绩的思想，文章认为，王绩的简傲放达的风度”在北朝至唐初极其尊崇儒学，特别是讲究礼度的社会风尚中“”仍显得不合时宜“，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书中认为，王绩的简傲首先来自他在文化上的优越感，”王绩有庾信之才，而又出自北朝‘六代冠冕’，这种站在北朝文化顶峰上的优越感，自然就养成了他‘独步当时’的‘高情胜气。’“其简傲放达还出自他才高志大而疏懒迂阔的天性,也与王通门人集团复杂思想的影响有关。在与陶潜进行比较时，作者认为，”王绩看破世事和人生，似乎比陶、阮更接近老庄的本意。但因为缺乏深刻的思考和追求，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得相当世俗，与他对社会人事的彻底否定自相矛盾。“”尽管他在诗中也表白过忧世之情和济物之想，但他对现实的批判多半是因自己的虚浮纵诞，不适于时而反激出来的牢骚。“他的”归隐缺乏陶渊明那种对人生理想的积极追求“。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则认为，”王绩虽然崇奉老庄思想，并不陷于虚妄的神仙迷信“，”王绩从人生短暂，纵心而长往“的主旨出发，有时对释、老、儒的教言感到都是多余的”，“王绩有时从三教的教义中寻找符合自己思想的理论，使三教统一于他的随分而适的观点之中”，“在历史观上，王绩认为自三王五帝以来，‘咄咄建城市，倏忽观丘墟。明治若不足，昏暴常有余’。......王绩对人生及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逃避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六章“王绩诗歌与河汾文化精神”中也论及王绩的思想，该书首先探讨了王绩思想的地域文化渊源，认为，北朝后期直至隋唐之际山东旧士族士子经世致用、觅取功名的进取精神，是王绩“思待诏”、“觅奉侯”的人生抱负的重要文化根源。其次结合王绩一生三仕三隐的情况，进一步阐述了王绩心中一直未泯的济世情怀，一还其本来面目。在探讨王绩与魏晋风度之关系时，该书认为，由于王绩所接受的魏晋玄学经过北方学风乃至河汾文化的过滤，已非原汁原味，更由于王绩所处的时代亦与魏晋大异，所以王绩虽然仿效魏晋名士，却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目的，也即是其进取意识、济世情怀得不到实现时的宣泄和沉思。

三、王绩诗歌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肤浅到深入的过程，尤其是在五卷本发现以后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三四十年代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断代史、诗歌史以及一些有关唐代诗歌的研究著作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王绩的诗歌，其中不乏玑珠之论。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认为王绩的诗的“意境也便是直袭之渊明的了”，说他的最好的诗篇如《田家》、《过酒家》两首“也浑是上继嗣宗，下起王维、李白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也认为“王绩因嗜酒而崇拜阮陶，更因崇拜阮陶而使他的作风超脱齐梁而复归于魏晋”，“如果我们承认齐梁是诗的厄运，那么他对于唐诗的贡献也可明白了。”胡云翼的《唐诗研究》则认为“只有王绩足称初唐第一时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的诗人”。

闻一多对王绩具体诗歌作品的评价也很高，如他说“王绩自己的那首《野望》诗”，“得陶诗之神，而摆脱了它的古风形式，应该说是唐代五律的开新之作，自然处渊明亦当让步。”闻先生又说，“陶诗的特点在于诗人对大自然长久作有趣的看法，天真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小孩儿似的思想感情。王绩是继承了陶诗这一嫡系真传。”

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学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林庚把王绩的诗歌放到汉唐文学的 演变过程中来考察，他认为王绩的《野望》诗“摆脱了六朝以来贵族化的华靡和雕饰，创造出一种非常朴素的诗歌语言。正是这种朴素语言的洗炼，产生了全然不同于六朝长律的五言律。从汉的统一到唐的统一，在文学史上正是反映为从赋的时代走向了诗的时代。而初唐则是这一演变的加速过程。赋原带着有浓厚的宫廷习气，这首诗完全摆脱了赋体，正标志着诗赋消长这一鲜明的历史转变。”王士菁的《唐代诗歌》认为王绩的某些小诗，如《秋夜喜遇王处士》、《夜还东溪》“和当时流行的贵族诗人的‘应制诗’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和约莫在一世纪以后出现的，盛唐的某些诗人的清新质朴的抒情小诗倒是比较相近的。此外，他的《古意》这一类咏怀诗，也给予了后一些时期出现的诗人陈子昂和更后的张九龄一些影响。”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王绩的《野望》、《秋夜喜遇王处士》“这两首诗不仅生动地写出田园景色和他的闲适生活，而且在风格上也是唐诗中最早摆脱齐梁浮艳气息的近体诗。他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一诗，在一连串的问话里，也洋溢着一种关怀家园的殷切心情。无论从思想或艺术来说，他都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人物。”这个论点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首肯。

五六十年代产生的最重要的王绩研究成果，无疑是马茂元的《关于王绩──唐诗札记之一》，文章指出，“在崇尚齐梁、堆花丽叶的初唐诗风里，能够以朴质清新独标一格的当然应该首推王绩。过去的许多诗论家、和近现代的许多文学史家都强调这一点。为了要强调，因而在具体介绍评述这一作家时，往往就把他描绘成一个遗世独立的高人，好像和他所处的时代绝了缘似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吕才在‘东皋子后序’里有一段记载，正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薛道衡曾见王绩少时所作‘登龙门忆禹赋’叹曰：‘今之庾信也！’......所谓‘今之庾信’那就是说他的作品高度的合乎时代的规格标准；他的艺术风格，和当时文坛的风尚是完全一致的。”“拿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来看（略），这些诗写得清新流利，风致绝佳。他固然纯用白描，不事藻饰。但仔细玩味一下，却仍然没有脱离齐梁人的格调。......王绩在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变华靡绮丽之风而倾向于朴素自然，这是由于它的现实生活遭遇所决定的。”“在诗歌创作上，王绩更多学习的是陶潜而不是阮籍。”

八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五卷本王绩集的重现，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研究材料，对王绩诗歌的认识也就较为深刻了。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韩理洲在其《王绩研究的问题及我见》一文中对王绩诗歌发展变化的轨迹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王绩的诗风经历了一个“从绮丽轻靡到疏野淡朴”变化过程，而这种变化大体在其第一次归隐前后，此时王绩当三十五岁左右。文章又认为，转化原因有三：一、 王绩的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必然挣脱齐梁文风的羁绊，谱写疏野淡朴之章，二、王绩在效法陶渊明的为人中，汲取了陶诗的艺术营养，促进了独特诗风的形成；三、王绩家传的文学思想，也是他扬弃绮丽轻靡，树立良好诗风的一个因素。

此后不久，学术界一下子出现了好几篇研究王绩诗歌艺术风格和成就文章，如韩理洲的《论王绩的诗》、张锡厚的《论王绩的诗文及其文学成就》、裴晋南、魏国春的《王绩诗风探源》、王祥的《略论王绩其人及其文学成就》及高光复的《略论王绩的“纵诞”及其诗的“平淡”》等，其中张锡厚的文章首先对以前人们对王绩诗歌内容评价过低的态度提出了商榷，他认为，王绩一生坎坷不平，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一些平民生活，使他的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反映现实的内容，其思想性还是比较强的。王绩以酒为题材的诗作，不仅在于宣扬酒德，醉酒之余，还在“寄情”、“抒怀”，其次，以咏隐为题材的诗作，也不完全是为了宣扬洁身自好的人生哲学，往往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通过咏隐，表现出诗人避俗而又满怀怨望的复杂心情。但是，王绩诗歌也有一些含有消极内容的篇什。

1986年，张锡厚又发表了《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文章据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认为，王绩虽然确有不少歌赞隐逸和昏饮之作，但这些诗歌往往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和仕途困踬的忧怨。

九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人们对王绩诗歌的研究又更加深入了。1990年有两篇文章涉及到王绩的诗歌，即张明非的《论王绩的田园诗》和王志华的《五言律奠基者旧说应予推翻－－重评王绩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都颇有质量。张文指出，从晋宋到隋唐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田园诗的发展与山水诗极不相称。这种寥落的局面，“是由于王绩的出现才被打破的”。王绩的田园诗，“不仅上承陶渊明，下启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有着继往开来的意义，也比他的山水诗数量更多，成就更高，更富有特色。”张文除肯定了王绩对陶诗的继承外，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王诗的发展和创新，即题材上使山水与田园融合、主题的变劳动为隐逸、形式上的律化，论点比较全面，也比较稳健 。王文一开始就从作品数字上做出统计，指出王绩的143首诗中，有合格五律14首，合格的五绝13首，合格的排律5首，准近体五言诗1首，虽然偶有失黏失对和平仄格律未臻完美之例，但“我们完全可以说王绩是隋唐之际全力以赴写作近体诗歌的诗人，也是隋唐之际近体诗歌写作成就最高的诗人”，所以历来五言律成于沈宋的旧说应予推翻，“奠基之功，应归于王绩”，这样，五言律的定型，就提前近半个世纪。应该说，王文的观点是相当新颖的，对王绩近体诗律化成就的认识也比较客观可信。然仅凭数据统计就否定自唐代以来就一直公认的沈宋是律体定型者的旧说，说服力显然不够。

1996年，杜晓勤在其《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一文中也论及王绩的诗歌在五律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文章据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统计，得出结论，说“王绩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唐初律化意识最强烈的诗人。”而且文章还探寻了其诗歌律化的艺术渊源，文章认为“王绩之所以能在新体诗声律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对庾信新体诗声律技巧的继承和发展”，在列表对比之后，文章指出，王绩黏式律的结构更接近律体的格律模式。另外，庾信黏式律中联式、结构都比较单调，而王绩则在不改变其结构主干的前提下，作了一些调整，丰富了黏式律的声律模式。“

九十年代出版的一些专著对王绩诗歌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如，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王绩的诗歌”有一种庄子式的不平，和由这种不平走向任自然、超然物外的境界“。”不过，王绩的许多诗，却反映了他对于冷眼与不平心理的很好的超越。他创造了一种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王绩的诗可以说是陶渊明诗风的一脉延续，而且又与盛唐的王维、孟浩然诗派有接续关系。当然，这种接续关系，只是在归卧林泉、从自然中领略美这一点上说的，并不是说王绩是王维、孟浩然诗派的先导，王、孟诗中那种跃动的蓬勃生机，是王绩所缺乏的。王、孟虽亦追求物我一体的自然的美，但已经变淡泊朴野为宁静明秀，那是盛世之音无所不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带着更多的时代印记。而王绩则是归隐文学的一种独特现象。他的诗，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可以解释的。从唐诗的发展的史的角度考察，它似乎并不具有环节的意义。“这种论点和评价与五六十年代的看法判然有别。

葛晓音在其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则认为，”王绩对陶渊明的继承仅限于精神的浅表和部分形迹，他的田园诗也就必然缺乏陶诗的深层意蕴“，王绩”而是从风格到艺术表现都直接继承了庾信的田园诗。当然这首先是由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王绩的时代距庾信最近，北周后期至隋代淹雅清正的诗风，大量用典和排偶的时尚，以及诗歌取材愈益细致广泛而多样化的倾向，对王绩诗歌的影响最为直接。“”另一方面，王绩继承庾信的原因，还在于两人田园诗性质的近似。“”王绩取法于庾信，主要是因为庾信用环境描写及细节琐事的堆砌来渲染外在的隐居状态，最适宜于在形迹和精神的表层上表现田园生活的意趣。“作者又认为，《野望》”力求在一首观赏山乡景色的诗中将他生活的典型环境和精神状态概括出来，使高度浓缩的诗境能达到为诗人传神写照的程度“，”为初盛唐山水田园诗指出了提炼典型意境的发展方向。“

再如尚定在其《走向盛唐》一书中也论及王绩诗歌的艺术渊源，他认为，王绩的诗歌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就题材的选择而论，王绩的诗歌基本上可以分为饮酒与田园生活两大类，另有相当一部分怀古诗。这显然受到陶渊明对诗歌题材选择的影响。其中，饮酒诗占很大比重，这在前代诗人中唯有陶渊明可与之相比。“”但是必须指出，就审美内涵而言，陶潜的饮酒诗所抒发的是一种平淡而悠远的旨趣，一种随遇而安、委运大化的人生境界；而王绩的诗往往显露出一种比陶氏要颓废得多的末世情绪。“”就艺术渊源而言，王绩广泛地吸取了陶诗的创作技巧，从意象经营到遣词措字方面甚至可以觅见陶潜的诗意。“但他又认为，”这种吸取方式往往有翻版之嫌，很难称得上是上乘的艺术创造途径。“书中又说王绩的游仙诗”基本上继承了东晋游仙诗的艺术传统，即所谓‘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以‘访仙、学仙、炼丹’等活动为叙写内容，追求在对自然风光的精心刻画中达到将仙境与尘世对立起来的艺术效果。“此书最后指出，”王绩之所以成为贞观诗坛上最有成就的诗人，与其对于汉晋尤其是晋宋之际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传统的继承直接相关。而这正可视为隋唐之际与北朝文化系统具有一脉相承关系的典型例证。“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也有一些新颖之处，如他们对王绩哲理诗的研究，说”王绩除了在田园、山水诗中体现了老庄思想外还写过几首哲理诗，也可以称之为玄言诗。表示了他对宇宙、生命、生、死的见解，都是演说老庄的观念。“

杜晓勤在其《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中对王绩诗歌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该书认为，”从诗歌创作实际和作品艺术风貌上说，王绩受卢思道、孙万寿等山东旧族诗人的影响比较大。“”卢思道、薛道衡、杨素、贺若弼等人是王绩学习建安诗歌的重要艺术中介。因此，王绩诗歌中也多表现其建功立业的进取意识以及理想受挫的苦闷。“当然，王绩和卢思道等山东诗人也有不同之处，”他的诗是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的结合，言志抒怀中夹杂着玄学思辨，而这正是卢、薛等人诗歌中所没有的。“”王绩将阮、陶、庾一脉发展下来的考察天人关系、探寻命运奥秘的理性思辨的创作方式同表现济世情怀、功名意识的受挫有机结合起来了，从而形成了既与阮、陶、庾相通，又与之不同的艺术旨趣。“也即”既慷慨激昂、又玄远高古的独特诗境“。该书还认为”王绩诗歌率真、自然的艺术风格，首先得益于他‘以会意为功’的创作原则，而此创作原则又与他受道家纯任自然，以自然为美的艺术观影响有关“。该书最后指出，”我们如果将王绩放在初盛唐诗歌发展的大过程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当时其他人都在一味地强调‘复古明道’或激励提倡融合南北、文质彬彬却收效甚微的情况下，王绩以其更为切实可行、也十分有效的‘以会意为功’的创作态度，写出了许多情真意切的作品。所以我们在强调唐初魏徵等人、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对初盛唐诗歌健康发展所作的贡献的同时，似乎也不能忽视王绩这个更重实践的、寂寞的先行者的功绩。“

第四节 初唐四杰研究

本世纪的初唐四杰研究成果很多，进展也较大，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新见迭出的论文，还涌现出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初唐四杰通论

本世纪上半叶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多散见于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论著中 。

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认为初唐四杰”虽非律诗的倡始人，但在当时的名声，乃被盛唐时人所称述，更较沈、宋为高。......这四位不消说是齐、梁派中之健将，不惟作诗负盛名，即骈文亦华赡可观。他们大半是学庾子山的。“刘大白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他们的诗文，虽然上承六朝底遗风，依然不脱绮错的习惯，然而却是比较地波澜老成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则着重论述了四杰的白话化倾向：“四杰的诗，留传下来的很少，；但就现存的诗看来，其中也颇有白话化的倾向。短诗如王勃的绝句，长诗如卢照邻的歌行，都有白话化的趋势。”此书认为，王勃的《九日》、《普安建阴题壁》两诗“都有王绩的家风”，卢照邻的《行路难》“几乎全是白话的长歌了。又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的句子”都是俗歌的声口“。郑振铎也认为”‘四杰’的起来，在初唐诗坛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唯意境较为阔大、深沉，格律且更为精工、严密耳。他们是上承梁、陈而下起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的。“陆侃如、冯沅君编著的《中国诗史》也把初唐四杰划归”继承齐梁的诗人“，并说他们的诗有四种特点：

一、七古的成立，”依我们观察，七古的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在他们以前，如王绩等，都没有七言诗留传下来，而四杰的杰作却大半是七言的。......这些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诗，却可代表七言诗的成熟期。“

二，五律的成立，”在四杰集中，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亦在四分之一以上。格律之严与篇数之多，都可奠定五律的基础。“

三，音调的婉媚，”四杰的诗的音节方面似乎更得力于六朝的新乐府。“

四，字句的秀丽，”四杰的诗的字句的秀丽是人都知道的。其中尤以王勃为最。“

最后，他们认为，四杰”在形式上继承齐梁新体诗而有所推进。在内容方面，也能够看出比宫体诗有所扩大。因此，他们成为初唐诗坛重要的作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也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论述四杰，她认为，”四杰于音节极为讲究，所以诗歌均富于音乐之美。“”四杰作品对音节的讲究“，有如下的几项：一、隔句押韵，二、多用钩句，三、骈句，此外，则字句秀丽。

相对说来，闻一多对初唐四杰的研究比较深入，他在《四杰》一文中首先认为，”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派“，从年龄上说，卢、骆与王、杨平均大了十岁；从性格上说，卢、骆比较”浮躁“，而王、杨比较”沈静“；从友谊的集团看，卢、骆与王、杨也是”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再从诗歌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的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使命的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的一种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勃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应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真的正的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这一段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所以直到二十世纪末还经常被人们引用。

五六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初唐四杰的认识也与前人不太一样了。三四十年代人们主要强调初唐四杰对前此宫廷诗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然而从此时起人们开始将初唐四杰与南朝以来的宫廷诗人区分开来了，甚至把他们放在对立面的位置上，着重论述四杰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和革新。

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认为，”王、杨、卢、骆的作品，在当时的确起了进步的作用，他们改造和转变了南朝宫体诗的淫靡遗风，他们抑制了‘上官体’诗的泛滥，把诗歌引向健康的方向，杨炯在‘王勃集序’里曾作了很好的说明。“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给予四杰以新的评价：“他们地位都比较低下，但在唐诗开创时期，都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的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总的来说，由于历史条件以及他们本身生活的限制，他们的诗都没有彻底洗净齐梁的习气。但是，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究竟是从他们才开始形成：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以文章齐名天下’，并不是偶然的。”

在五十年代，对初唐四杰研究得较为深入的是刘开扬的《论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和马茂元的《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

刘文认为，“‘四杰’的称号能在文学史上成立，并为广大读者所同意，我以为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了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的倾向。”文章还对闻一多将四杰分为两个集团的做法持异议，所以他是将四杰看作一个诗歌艺术比较统一的文学流派来论述的，“四杰诗和那以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诗不同的地方，即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的‘婉媚’，即卢照邻所反对的‘以繁词为贵’，正是它所以能迷惑人，也即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上的较为接近人民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接着，文章分别从抒情诗、咏史诗、写景诗、咏物诗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马文则认为四杰仍未完全摆脱六朝形式主义的影响，“四杰词采华赡，以缘情绮丽为宗，在主观上仍然是继承前期余响。可是客观现实的生活感受，已经冲破艳情空洞的内容，使得他们的创作在不自觉中从语言风格到题材主题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

马茂元在其另外一篇论文《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中也论及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四杰’虽不满于上官体，但旗帜并不像陈子昂那样鲜明；他们的制作，也未尽脱六朝余习。缘情绮丽的诗风，和陈子昂那种指陈时事，深切著明，不尚藻饰的风格也是各异其趣的。可是‘四杰’的继承六朝，并不是陈陈相因，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革新的意义。首先，他们大多出身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其阶级地位不同于宫廷贵族诗人，对社会矛盾，特别是他们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苦闷，有切身的感受。他们有所向往，有所愤慨和不平，因此诗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较广阔，现实意义显然是加强了。同时，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谐和婉，却为他们所吸收，而基本上扫除了纤巧堆砌的恶习；乐府歌行在他们手里有很大的提高；正在发展中的律诗体制，由于他们的大力创作，也更加纯熟而渐趋于定型。”文章又特地指出，“过去的不少诗论家把‘四杰’和陈子昂截然对立起来，这样，就很难看清整个唐代诗歌发展的线索，由开创走向极盛时期的大途小径。有人又不适当的高抬‘四杰’，甚至用来压倒李、杜；也有人对‘四杰’的成就，一笔抹煞，把他们看作点染花草的无聊诗人，都是不符合于事实的。”

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人们对四杰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此时对四杰进行总体研究和评价的论文有钱伟康、沈惠乐的《‘四杰’与初唐诗歌》，侧重论述了四杰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肯定四杰等人“把初唐诗歌从宫体诗的泥淖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功绩；对四杰与地域之关系进行研究的有钱学文、何承朴的《初唐四杰与天府》；研究初唐四杰这一称号的有何林天的《初唐四杰之称始于何时》，文章认为此称号应始于高宗麟德二年，即公元655年；研究四杰人格的有任国绪的《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之人辨》。

而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对四杰的整体研究则更加深入了。对四杰诗歌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有任国绪的《略论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邓碧清的《初唐“四杰”诗歌理论和创作成就新探》、周裕锴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递嬗轨迹》、王锡九的《论初唐七言古诗》等。

任文在闻一多先生的“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攻五律”论述的基础上，专门分析了卢、骆的七言歌行，特别是其中代表作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和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等的内容艺术特征，并充分肯定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邓文针对有人说四杰“还没有提出一个旗帜鲜明的革新纲领，他们的创作也未能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因此，他们还不能掀起一场摧陷廓清的革新运动”的观点，具体论述了四杰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推崇‘刚健’和‘骨气’的诗歌理论，指出：王、杨、卢、骆和陈子昂同是初唐诗歌革新的闯将，其功劳并不在陈之下；虽然四杰的呼号有不及陈氏响亮之处，却也不乏比之更为周详、更有远见卓识的地方。从创作实践上看，陈子昂走的是刚健质朴的路子，然而矫枉过正，缺少文采，形式单一，不能取众家之长。而四杰走的路子则雄浑浩阔，文质并重，稳步前进。其言志抒怀、歌唱游侠、田园边塞诸什，大都情真意切，形式多样，因而，对四杰的评价，既不可忽视其沾带齐梁余风的一面而扬之过高，又不可不顾其接近盛唐之音的一面而抑之太低。

周文着重从“王杨卢骆体”的艺术特征入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提出了颇具新见也颇为扎实的观点。作者指出：作为初唐歌行的代称，“王杨卢骆体”在当时诗坛占有显著的地位，并对盛唐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其一，具有和谐流转的音韵美；其二，词藻华丽，意象精美，色彩鲜艳；其三，对仗精工的骈偶结构；同时，顶针、蝉联、排比、双拟、回文等修辞手法的大量运用，以及以赋为诗、铺张扬厉的表现方法的使用，都有力的丰富了“王杨卢骆体”的形式特征，而这种形式乃是“有意味的形式”，积淀着深厚的时代审美心理内容，并作为共同的群体风格，而体现了时代的回声。因此，“王杨卢骆体”也许比“陈拾遗（子昂）体”更能展示时代的审美精神。在作者看来，“王杨卢骆体”鲜明的音乐性和骈偶化的特征，集中体现了时代对语言形式的高度格律化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是汉民族在长期诗歌审美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的对诗歌形式的“格式塔”（完形）需求的必然结果；而其富丽精美的词藻，更典型的反映了初唐的文化精神，因而，隐藏在初唐歌行一片珠光宝气之后的，不是偏安王朝沉湎的慰藉，而是鼎盛帝国的恢宏气度。也就是说，“王杨卢骆体”的秾丽词汇，不是对梁陈宫体的简单继续，而是对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生活的纪实。。至于其由多种修辞格组成的回环往复的情感结构的外化，亦即语言和感情在此是异质同态结构，语言形式中包蕴着情感内容。正因为此，所以“王杨卢骆体”尽管是风多于骨，文胜于质，但它终归是情辞相称的纯真的文学。最后，该文作者分析了“王杨卢骆体”自身的演进过程，勾划了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初唐歌行大体经历了由繁到简、由浓到淡、由用典到白描、由铺陈到含蓄、由感情外纵到感情内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显示出初唐的时代精神由官能的刺激、情绪的感伤到心灵的净化的演进，另一方面预示着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类型的嬗递，即由所谓‘物感型’（ 物象压倒意识）向‘直觉型’（ 意识与物象融合）过渡”。这一嬗变有重大的意义，“就其纯美学价值来看，也许超过了陈子昂的《感遇诗》及其‘兴寄’、‘风骨’之说，因为陈氏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则基于一种对意识与物象之间的审美关系直观然而深刻的重新认识。同时也因为，陈氏的诗学不过是古老的汉魏之音的遥远回响，虽风骨高华，却缺乏一种新的境界，而‘王杨卢骆体’的演进轨迹，确如此清晰地显示了一种新的时代歌声──盛唐之音的到来”。这种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论述，且宏观规律的描述完全建立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和文学史实的钩稽上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富有成效的。

王锡九的《初唐七言古诗》是一组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主要论述了四杰七古的形式特点，指出了其“赋”法和以气势取胜、以阔大境界擅长以及对偶和入律诸点对整个唐诗的重大影响。

九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四杰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细致，而且还出现了几部对初唐四杰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如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等。

初唐四杰作为下层文人的代表，他们对齐梁的浮靡文风持批判态度，但其“词旨华靡”，确又不脱齐梁旧习，关系显得比较复杂。葛晓音的《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对此详加论述。首先，她认为，这种情况应从四杰提出革新文学主张的背景去寻找。由于他们在理论观念上受南北朝以来正统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屈宋和建安，就不容易对齐梁文风形成正确的认识。贞观龙朔以来，有两种文场“变体”。一种绮媚轻艳以上官仪为代表，一种以许敬宗为代表。上官仪因反对武则天被诬杀，许敬宗将淹雅清淡的文风变成典奥雅丽，穷极雕饰。王勃所反对的是上官体，所弘扬的是许敬宗所代表的宏博的文风。所以，“他的革新主张确是从宫廷内部斗争的现实出发，并为宫廷政治服务的”。杨炯的创作也同样迎合了武后爱好祥瑞心理，偏执于雅颂正声。卢照邻的文学观与王勃有不同之处，但对王勃革新的主张和实践也是支持的，王勃那些宏丽的赋颂也合于他的理想“清规”。作者认为，四杰虽然将题材从宫廷扩大到江山、市井、沙塞，但实际上所向往的是讴歌“汉家之城阙风烟”之类，“陪同君王羽猎祭祀奏献赋颂，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才是他们的愿望”，而前者“只是因为不能归于廊庙朝廷所激起的嗟叹，并不是对宫廷题材狭小视野的自觉批判”。

在九十年代初，对四杰山水诗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有张明非和葛晓音。

张明非在其《略论初唐‘四杰’的山水诗》一文中认为，四杰的山水诗的成就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继承谢灵运模山范水的特点，着力刻划江山形胜，四杰的这类诗取景丰富多彩，富有生机，他们在诗中所抒发的是不同于陶渊明或王绩的摆脱尘网回归自然的隐逸之乐，而是从观赏自然美景中获得的惬心快意。四杰融山水、田园为一体的这类诗歌，对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2）在谢朓与阴铿、何逊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山水与行役、酬赠送别结合起来。这不仅意味着诗歌“从台阁移至江山”，而且预示着诗歌开始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3）用律诗写山水既是其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的趋向。（4）表现手法虽未脱尽齐梁的辞采和雕琢，但已在创造意境方面显示出探索的努力和实绩。同前此山水诗相比，“四杰”山水诗意境更为阔大，也更其浑成。

葛晓音在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则将四杰的山水诗放到“初唐山水诗的复变”过程中来考察。该文指出，王杨卢骆对山水诗的贡献，首先表现为革除梁陈以来写景单纯极貌写物、情致浮泛肤浅的通病，藉深化或开扩情意的容量来拓宽诗境。其次，四杰有部分山水诗绘景的技巧较齐梁有所提高，已开始注意到景物在光与影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变化，并真切地传达出不同的视觉感受。第三，四杰诗受当时审美习惯的影响，取景角度比较单调，固然是其局限。但他们能利用这一点，选择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在大量相近的意象中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心境。这种作法使他们独具自己的“兴象”，向着建立诗人的个人艺术风格迈进了一大步。

高光复的《论初唐四杰与初唐文风》则专论四杰辞赋。四杰的赋，现存30余篇，作者认为从内容及风格看，“虽尚未脱尽六朝余风，然而在某些方面却已经透露出盛世之音，表现出特定文学阶段的创作风貌”。首先是咏物写怀，更加表现出对抒写真实感情的注重；其次在思想感情上突出对建功立业的期待和渴望；再次反映的题材有所发展，一是边塞，二是游览，有了新的开拓。此外，该文还对四杰辞赋与当时辞赋与当时文学趋尚和各种文体的互相影响作了论述。

徐尚定的《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专论四杰诗歌的艺术渊源。历来评价初唐诗风，虽然指出它有革新的一面，但大都承认未脱“齐梁之体”，本文认为，这种看法太简单化了，因为晋宋齐与梁陈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而四杰继承的基本上是东晋南朝前期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他们是从‘选体’入手学习前此时代的诗歌艺术”。以这个论点为中心，作者进一步指出，初唐“选学”曾显赫一时，初为私学，流行于江淮之间，显庆三年李善上《文选注》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一门官学，至四杰时代臻于成熟。四杰从小所受的教育即与“选学”有关，尤其是王勃“关系尤深”。四杰“宏博”之文学主张，与《文选》的宏丽具有审美内涵的一致性。四杰诗从台阁移向江山与塞漠，也与萧统、刘勰关于“物色”的提出和重视有关，“四杰继承萧刘物色诗创作原则”。

杜晓勤的《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认为，初唐四杰独特的文化心态、艺术精神的形成除了学术界常说的社会、政治因素以外，还受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别具文化内涵的儒学思想和以老庄人生哲学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文章在排比材料后指出，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基本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由于初唐四杰继承的是北方儒学以恢复王道、推行仁政、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所以他们不但与南朝门阀士族只知以“衣冠礼乐”相尚、盛谈性命玄理、罕关世务的处世态度异趣，且与龙朔诗人“才优德薄”、轻儒弃道、追逐名利的人格不啻天壤之别。初唐四杰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又和他们所受的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的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下，四杰认识到自己乃秉天地之灵秀、宇宙之淳精而生，是天地中的至尊和主体，所以他们天生就具有人格上的崇高感。文章还对四杰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主题，即在对都市生活盛衰变迁的描写中，表达了他们对盛极而衰、沧海桑田这一社会哲理的认识，委婉地流露出“以道自任”的寒士在“感大运之盈虚”后固守大道、静以待时的人生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四杰诗赋中出现的这一新的主题，除了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大背景是南北朝后期直至隋唐之际门阀士族衰落的历史，小背景是高宗、武后时宫廷斗争频仍、新权贵朝不保夕的政治现状），也与四杰受《周易》的影响有关。

二、骆宾王研究

本世纪的骆宾王研究虽然比不上王勃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不但出现了一些有较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开了骆宾王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而且还出现好几本专著，如杨柳、骆祥发著的《骆宾王评传》、《骆宾王研究论文集》等。

骆宾王生平研究关于骆宾王的生年，学界说法不一：（1）闻一多在其《唐诗大系》中将骆宾王的生年定为公元640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以及后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王士菁的《唐代诗歌》也都认为骆宾王约生于公元640年。（2）刘开扬在六十年代提出了新说，他推定骆宾王的生年应在公元638年左右（骆宾王在咸亨初有《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可为一证）。（3）傅璇琮在其《卢照邻杨炯简谱》中定骆宾王的生年为公元630年。（4）杨恩成的《骆宾王生卒年考辨》则说骆宾王生于公元622年。并引骆宾王的《上司列太常伯启》、《上吏部裴侍郎书》，说骆宾王于麟德元年是四十多岁，上元三年，骆宾王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因而认为闻一多、刘开扬二人的说法都与骆宾王的生平事迹不符。文章在对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进行了详细的考辨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咸亨元年，骆宾王四十九岁，由此上溯四十九年是高祖武德五年，即公元六二二年。骆宾王便生于这一年。”（5）骆祥发《骆宾王生年考辨》则认为“四十九仍入”当指高宗封禅泰山后，宾王入朝应举，对策入选授奉礼郎事，时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故他说骆宾王应生于公元619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6）在骆祥发此文发表后不久，任国绪又发表了《关于“三十二余罢”与“四十九仍入”──考骆宾王生年兼与骆祥发商榷》，文章认为，“三十二余罢”的时间在654年，其时骆宾王的准确年龄为三十三岁，“四十九仍入”，事在670年，其时他四十九岁。从654年上推三十三年，或者从670年上推四十九年，骆宾王当生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即622年。此文论证过程虽然与上引杨恩成文不同，但结论一致，这是关于骆宾王生年研究过程中得出的唯一相同的结论。（7）1990年，王增斌在其《骆宾王系年考》中又提出了新说，他认为骆宾王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其理由是：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并不像陈熙晋和其他人所说的是作于咸亨元年（670），而是作于调露元年（679年）裴行俭征讨西突厥的战争中。从诗中的“四十九仍入”一句结合宾王其他诗文，可以推知骆宾王四十九岁时是上元三年（676），由此上推四十九年，其生年大约为公元628年（贞观二年）。（8）张志烈在其《初唐四杰年谱》一书中则一反前此众说，自出新见，他认为对骆宾王说的“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卖臣”是用典，不能坐实了讲，骆宾王此时的实际年龄当在三十三到四十岁之间。作者引用了骆宾王的《上李少常伯启》、《上齐州张司马启》、《畴昔篇》、《夏日游德州赠高四诗序》等材料，初步推断出骆宾王约生于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

关于骆宾王生平事迹的考证，本世纪成果不少。但这些成果多产生于本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本世纪前五十年内的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各种唐诗研究论著对骆宾王的生平事迹多沿用旧说，少有发明。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闻一多编的《骆宾王年谱》。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骆宾王的年谱及一些关于骆宾王的生平事迹考证的论文才多了起来。杨恩成的《骆宾王生卒年考辨》以及骆祥发的《骆宾王的生年考辨》两文虽然主要考订了骆的生年问题，实际上对骆的一些生平事迹也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考辨，如杨恩成认为人们关于骆宾王的下落的说法中的“逃遁”和“落发为僧”两说均不可信，唯张鷟《朝野佥载》所云“宾王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水而死”的说法较为可信。骆祥发则为骆宾王曲折的一生编写了一个简谱。1984年骆祥发又正式发表了一篇《骆宾王简谱》，使骆宾王的生平行踪有了大致的系年。1987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杨柳、骆祥发合著的《骆宾王评传》，此书前十章评述诗人的生活经历，其中前三章，作者考察了诗人的家世、生年及少年时代的生活与见闻，第四、五章，着重写骆宾王二十三岁左右入京应试落第返乡，二十七岁左右出仕，后又罢官，闲居齐鲁十二年。六、七、八、九章，写宾王四十九岁赴京对策中第，拜奉礼郎。不久，兼东台详正学士。五十二岁，从军西域；五十四岁，随军赴姚州平叛，留蜀两年。上元二年，为武功县主簿，迁侍御史。调露元年冬，入狱；来年秋八月遇赦出狱。开耀元年春，出使燕、齐，五月贬授临海丞。文明元年（684）九月，在扬州参与徐敬业兴兵反武则天事件，草《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十一月，兵败。第十章，着重考辨了骆宾王的下落。对此，前人曾有“伏诛”、“跳水而死”、“逃亡”三说，作者力主“逃亡”说，又订其约于垂拱三年（687）前后，客死南通。其《初唐四杰研究》一书虽然晚出，但观点并无大变化，故下文不再赘述。

继骆祥发之后，刘怀荣对骆宾王的生平又作了新的探索，且其看法多与骆祥发相左，如关于骆宾王任道王府属的时间，刘文定为显庆三年（658），骆祥发定为永徽二年（651），相差七年。刘文说：“我认为，骆宾王并不像骆祥发同志所说那样，罢官就去做道王府属，其间很长时间是在齐鲁度过的”。刘文还指出骆宾王虽有两次从军的经历，但晚年并无塞北之行，陈熙晋所引的《宿温城望军营》、《边夜有怀》是一种误解。刘文又认为骆宾王并没有与宋之问交往，现集中的宋五当为另一个人，宋之问的排行是十一。“宾王作诗之时，诗人宋之问还没有出生”。

与刘怀荣相比，王增斌的《骆宾王系年考》则更系统一些，其中也不乏新见。如，王文认为，骆宾王于贞观十一年（637）父卒后不久奉母寓居兖州之瑕丘县；约于贞观十八年前后（644）漫游两京；于贞观十九年，为豫州刺史道王府属；于永徽二年（651），离道王府入京任奉礼郎；疑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罢奉礼郎之职，随裴行俭从军西域；于高宗麟德元年（644）上书刘祥道，求表荐；疑于高宗乾封元年（666）任主簿之类微官（可能得刘祥道表荐）；于咸亨三年（672）从军姚州，征讨蒙俭的叛乱，前后露布皆宾王所草；于上元三年（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骆宾王四十九岁，在江南停留一月之数月后，在关内道京兆府武功主簿任上，本年四月一日，写《上吏部裴侍郎书》，后又写《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声名大震，可能此时被任为东台详正学士；高宗调露元年六月上书裴行俭，随裴行俭西征；等等。

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于骆宾王的生平亦颇多己见，如此谱认为，骆宾王约在十岁（贞观十八年，644年）时随父母居博昌；约十五岁（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时与博昌文士张学士、辟闾公等交往；约于十八岁（永徽三年，652年）时奉母居瑕丘，与县令韦某有文字交游；约二十岁（永徽五年，654年）由瑕丘赴京应举；约于永徽六年，落第，南归义乌；约于显庆三年（658）参选，为道王府属；约于麟德元年（664）道王薨后，出府，同年秋，为应岳牧举作准备，先上书司列太常伯右相刘祥道，希望援引，同时，又有《上李少常伯启》；约于乾封元年（666），应举及第，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约于咸亨三年（672），在姚州前线，作露布数篇；约于咸亨四年奉使西南，自本年至上元二年（675）秋返京，居留蜀地二年多；约于上元三年为武功主簿，裴行俭辟为书记，以母老为辞，因作《上吏部裴侍郎书》，寻调明堂主簿，作《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仪凤三年（678），为长安主簿，旋迁侍御史，被诬赃罪，下狱；约于调露二年（680），奉命出使蓬莱和海曲，夏除临海丞；等等。

骆宾王诗歌研究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人们对骆宾王诗歌艺术的研究多见于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论著中，但其中也不乏珠玑之论。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云：“宾王作诗之多，甚于王勃，且擅长篇，《帝京》《畴昔》之类，尤为举世所乐道。其《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的末段，煞是清丽”。苏雪林《唐诗概论》亦云：“他曾作《帝京篇》传诵于世，以五七言综错铺排如《两京》、《三都》而风流冶艳，活泼生动，不似汉赋板重，果属创体。”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云：“骆宾王善于长篇的歌行，像《从军中行路难》、《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帝京篇》、《畴昔篇》等，都可显出他的纵横任意，不可羁束的才情来。”又说《畴昔篇》“无疑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足可以和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列在同一型类中的。”“这样以五七言杂组成文的东西，诚是空前之作。当时的人，尝以他的《帝京篇》为绝唱，而不知《畴昔篇》之更远为弘伟。” 闻一多对骆宾王诗歌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宫体诗的自赎》里，他说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凭一枝作判词的笔锋（这是他的当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韵语的书札而已。然而是试验，就值得钦佩。”又说骆宾王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写得比较像首诗”，“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骆宾王诗歌的认识亦颇独到：“古人虽多称道其《帝京》、《畴昔》诸篇，然其佳作，还是那几首小诗（如《在军登城楼》、《于易水送人）。寥寥二十个字，表现了积极的乐观精神以及怀古伤时的感慨。音调雄浑，气魄悲壮，同王勃那种描写自然景色和悠闲心情的作品比起来，风格是很不同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艺术更为成熟”，说“这首诗寄悲愤沉痛于比兴之中，宛转附物，怊怅切情。”“不愧是初唐律诗中风骨凝练的名作。”

最早一篇专论骆宾王诗歌的论文是马茂元的《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为重印〈骆临海集笺注〉作》。文章说，“四杰”之中，激昂、慷慨、爽朗、开阔的心情，以“骆宾王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他在思想情调上最能突破六朝藩篱的代表作品。”文章还认为，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都是具有时代代表意义的作品”，“这种诗体，从六朝后期小赋变化而来，它吸收了六朝乐府中像《西洲曲》一类辘轳辗转的结构形式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今体诗的格律；它的特点，在于音节和谐，言词流利，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易于上口成诵。”在论及骆宾王的五言律体时，文章认为，骆宾王的五律虽比不上王、杨，“但其中却有个别的成功之作”，如《在狱咏蝉》“托物寄兴，感慨无端，若即若离的笔意，真正勾画出‘咽露哀蝉’的魂魄。这种境界，在王、杨两家集中是见不到的。”

但是，第二篇对骆宾王诗歌艺术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出现在三十年后，这就是刘怀荣的《骆宾王诗歌的艺术创新及其内在矛盾》。文章提出了骆诗的“创新与不成熟，都是由他诗歌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的论点。他认为矛盾体现在，一是抒情与铺叙，二是抒情与骈俪。他认为铺叙和骈俪过多都影响抒情。

骆宾王文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只要谈起骆宾王的文，就都把目光集中到其《讨武曌檄文》上，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人们对骆宾王文的研究有所深入和拓宽。

马茂元、王松龄撰《骆宾王》就认为，骆宾王的“这篇檄文和他的所有文章一样，一概骈四俪六，在才华艳发、词采富丽之中，自有一种俊逸清新之气，无论是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运笔如舌，挥洒自如，与陈、隋以来那些堆花丽叶、拖泥带水、略无生气的骈体文是颇有区别的。”

马积高的《赋史》则主要论述了骆宾王的赋，他说，“宾王久困下位，曾因事下狱，又尝从军至塞上，生活经历较王勃丰富，故所作更多慷慨之音。其赋今唯存《萤火赋》、《荡子从军赋》两篇，然皆丽而不靡，劲而不直。《萤火赋》为在狱中作，与其《在狱咏蝉》诗意境有相似之处，而情调更为凄苦。《荡子从军赋》基本上是一首七言诗。......此赋以荡子和思妇并重，而荡子一方尤详，也写得虎虎有神，是现存赋中第一篇描绘边塞征战生活的成功之作。”

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骆宾王的骈文大量用典，华艳中流露典重，气象宏阔，且有一股壮伟之气。......骆宾王的骈文，大抵承庾信而来，用典出神入化，富赡而圆融，技巧是很高的。”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则将骆宾王的骈文放在齐梁以来骈文文风转变的过程中考察，他们认为：“骆宾王以及王勃、杨炯、卢照邻等擅长的骈文不是风行于齐、梁、陈、隋时代骈文的简单继承，而是随着唐王朝的建立和新文风的倡导有了革新和发展。它除了继承句式整齐、对偶工切、音韵铿锵等传统特点外，更注意隶事用典的雅切，语言的委婉传神，句式的错综变化，以及叙事、抒情、议论、写景多种手法的运用，以适应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的需要；而摒弃齐梁以来传统骈文的那种絺章绘句、雕琢铺排的文风。骆宾王的骈文开始透露文风改革酝酿阶段的新风气。例如以亲老为由，婉辞裴行俭辟聘入幕的《上吏部裴侍郎书》，写得意真调苦，情文并茂，堪与李密的《陈情表》媲美；《与博昌父老书》运用大量四言短句，追忆畴昔游踪，抒情深沉恳挚；《自叙状》婉辞道李元庆的垂青提携，叙事简明，说理透彻；《对策文三道》议论风发，隶事雅切。这充分说明骆宾王在骈文方面的造诣以及革新文风方面的成就，决不是简单的六朝骈体文的继承而已。”该书还分析了骆宾王的代表作《讨武氏檄》，说此文“隶事贴切，用典精审，叙事、议论、说理、抒情，兼而有之，的确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煽动性。”又说骆宾王那些诗前的小序，“或叙述诗人人生游踪、家庭情况，或说明诗篇的创作动机和过程，或抒写事物盛衰变化、祸福倚伏的人生哲理，对于读者理解诗篇的寓意，起到了阐幽抉微的作用。表达形式虽用骈俪文体，但却写得纵肆酣恣，委婉多致，给予人神采飞扬、挥洒自如的感觉。”

三、卢照邻研究

卢照邻生平研究卢照邻的生年不可确考，本世纪人们推论各异，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637年，即贞观十一年，但未见确凿之证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士菁《唐代诗歌》等均沿用其说；（2）苏雪林《唐诗概论》则定卢照邻约生于650年，即高宗永徽元年，亦未见依据，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陈子展《唐宋文学史》也持此说；（3）刘开扬在1957年发表的《初唐四杰及其诗》中第一次对卢照邻的生年进行了粗略考证，他认为卢照邻当生于635年，即贞观九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亦持此说；（4）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系为630年前后，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附录《初唐四杰年谱》沿用其说；（5）任国绪《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说卢照邻约生于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也持此说；（6）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附录四《卢照邻年谱》则认为卢照邻当生于贞观六年（632）前后。综合以上各家之说，均未能确考卢照邻之生年，多为大致之推断。

关于卢照邻生平行迹，学界亦有不少研究成果。刘开扬《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对卢照邻的一生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作者认为，卢照邻向王义方学习五经并不是显庆末，而是在早年于扬州学完苍雅后北返，到泗州涟水王义方的家乡或洹水王义方的任所去学的；文章认为闻一多《四杰》一文引据《唐会要》卷八二所载显庆三年（闻氏误为二年）卢照邻与宋令文、孟诜等向孙思邈执师贽之礼一事是显然错误的，很可能是上元元年和孙思邈见面，第二年因治病向孙思邈执弟子礼，学老庄及医学；对于卢照邻的死，文章认为《旧唐书》说他死时年四十，显然是不妥当的，卢照邻最少睿宗文明元年（684）还一息尚存，那时他已是五十以上的人了。

在刘开扬之后对卢照邻生平行迹进行考证的是马茂元，他在六十年代所撰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中对《卢照邻传》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辨析、考证工作，如他考证出卢照邻弱冠为邓府典签，当在永徽（公元650──655年）之间或显庆（公元656──660年）之初，当于麟德二年（公元685年）出任新都尉；照邻去蜀，乃以佚满去官，非因病去也，且时在咸亨之初；离蜀之后照邻曾客东都，且另有所恋，不久就不幸遭缧绁之灾，又染幽忧之疾，遂至终身废弃也；照邻当死于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5年）以后，其年岁当在六十左右。

1985年任国绪发表了《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作者指出，新、旧《唐书》本传中有关卢照邻生平事迹的叙述，语焉不详，且多讹误疏漏。据《旧唐书》本传载，卢照邻任新都尉，以风疾去官。作者不同意此说。他援引有关材料，推定卢染风疾当在咸亨三年（672）中；作者还对卢照邻南下游学、授邓王府典签、出任新都尉，“横事被拘”下狱，最后自投颍水而死等一生重大事件的时间及有关情况进行了探索。任国绪后来还出版了《卢照邻集编年笺注》一书，此书后所附的《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以及他于1990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卢照邻年谱》，均与《新考》大同小异，故不赘引。

在任国绪此文发表后不久，祝尚书发表了《〈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商兑》，他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对卢氏行年稽考较详，大体已具，而任国绪《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则大都证据不足，很难令人信服。如卢氏《早度分水岭》有“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之语，《新考》谓“丁”为“丁巳”之省文；而祝文则征引文献，谓“丁年”为“丁壮之年”；又如卢氏《对蜀父老问》有“余自丰镐，归于五津，从王事也”数语，《新考》谓“归”应作“还归”、“返回”解，“如是，则照邻‘自丰镐’而‘归于五津’，当先由蜀中去丰镐，而后才自彼地还归蜀中。参以‘从王事也’之句，则照邻此行当系奉使出差”。而祝文则谓“以前曾到过蜀中，此次再游其地，如何又不可以言‘归’？将‘归’仅理解为一时之往返，并用以解文学作品，失于过拘”。而“《新考》将卢照邻为新都尉提前到显庆末，证据则主要凭一字之释，恐难令人信服”。祝文最后指出：“《新考》从卢照邻离新都尉后径赴洛阳的错误设论开始，或以一字一句之新解，或以史料牵合臆断，虽有解纷纠谬之美意，终难免步步失误。”

与此相反，李云逸的《关于卢照邻生平的若干问题》一文则认为任国绪《新考》“尤多创见”，并提出新说。该文以“名字和家庭”、“与来济的交游”、“为邓王府属在寿州、襄州之年”、“何时始任新都尉”、“三度入蜀始末”、“与张柬之的交游”、“卧病于东龙门山之年”诸题分节论述，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据卢氏“余自丰镐，归于五津”诸语，将卢氏始为新都尉的时间定在总章二年（669）是错误的，因为“因事一度离开蜀地，事毕以后又回到蜀中，才能说‘归’。......所以任《考》认为卢照邻始为新都尉的时间当在总章二年之前，这是很有道理的。”接着，作者旁征博引，指出：卢照邻乾封元年七月已在蜀任；新都尉，始任的时间，不在麟德二年秋冬，便在乾封元年春夏。紧接着，作者考证了卢照邻第三次入蜀的时间，卧病于东龙门山的时间，并指出，他的卒年当在永淳元年前后，享年48岁左右，新旧《唐书》的记载皆系妄说，不足为据。

陈贻焮《卢照邻》一文在叙卢照邻生平梗概之后，补充考证了二事：一、文章认为，卢照邻“横事被拘”正是在为邓王府典签，甚为邓王所器重的那一时期，其“丁年游蜀道”，也正是因为此事，即使他当时得邓王解救幸免审判，恐怕也很难再在王府任事，只好远走高飞了；而且此番入蜀是去找事，并非赴新都尉任，他调新都尉当是以后的事。二、文章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引《对蜀父老问》大致推算出他的生年，良是，但谓“至本年始被任为新都尉”，则可商榷。该文认为，卢氏此番入蜀，当是奉使重来成都，并非赴新都尉任，他的《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还赴蜀中贻京邑游好》可为佐证。卢照邻得病离蜀不可能再来，可见他调新都尉当在此次奉使益州事毕之后。文章还认为，卢照邻第一次入蜀到得病离去前后约达二十年，其间种种事迹，如蜀中归田当在前期，与郭氏相好、重九同王勃诸公登玄武山唱和等等，当在后期。

葛晓音1989年发表《关于卢照邻生平的若干问题》，文中对卢氏生平若干重大问题考证精细：首先是卢照邻为邓王府典签的问题，作者认为，卢照邻在贞观二十年至贞观二十一年间在梁州入邓王府，时为弱冠之年；其次，作者考证出卢氏于贞观十四年前在王义方的家乡泗州涟水从之学经学；文章还指出，卢照邻任新都尉应当是在乾封年间，而且当时还与张柬之有过诗篇往来；等等。文章最后对卢氏一生形迹作了一个综述：卢照邻的生年应在贞观元年（627）。他于贞观二十年（646）至二十一年（647）初次入蜀游宦，未求得差事，便在梁州入了邓王府，拜典签。此后随邓王历涉黄、寿、襄、兖诸州。在兖州遭横事被拘，经友人救援，于麟德二年（665）贬为新都尉。乾封二年（667）秩满。总章元年（668）一度回京，去过绛州。总章二年（669）五月又从酆镐奉使归蜀，使命是宣扬天子的虞舜之功。此后便婆娑蜀中，放旷诗酒。咸亨二年春返洛，滞留两年后卧病长安，后迁阳翟具茨山下，直至自沉颍水而死。

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一书对卢照邻的生平和行迹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如他在此书第一编“初唐四杰行踪”第二章“卢照邻”中就分：一、门第、生年，二、少年时代，三、王府典签，四、宦游蜀中，五、羸卧荒山，六、自沉颍水等六个部分描述了卢照邻的生平行踪。书后所附《初唐四杰年谱》中对卢照邻的一生行迹的考订，也不无己见，如该谱认为，卢照邻于永徽元年（650）前后出为邓王府典签，是年卢氏约二十一岁；约于显庆元年（656）前后奉命出差，行迹大约经长安入蜀，再赴塞外；约于龙朔元年（661）或稍前离开邓王府；约于龙朔二年前后入蜀就任新都尉；于总章元年（663）因孤高自赏，为人所嫉，被构陷下狱，经友人救护得免；咸亨三年（672），卢照邻约四十三岁，留在长安，可能是病象渐露，所以向名医孙思邈求医问道，同时在秘书省著作局任职；上元二年（675），卢照邻病卧太白山，以服饵为事；约于仪凤二年（677）移居东龙门山；约于垂拱元年（685）卒，卢氏享年约五十六岁。

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对卢照邻生平行迹的考订，亦多新说，如，他认为，卢氏约于贞观二十年（648），十三岁时，南下江淮，就曹宪学《苍》、《雅》；约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北上洹水，就学于王义方；于永徽三年（652）在长安参选，《长安古意》当作于本年冬或明年春尚居京城时；约于永徽四年为邓王府典签，供职寿州；约于显庆四年（659）于襄州与张柬之有交往；约于龙朔二年（662）春，随军至漠北，春末仍由河西返京；龙朔三年，在蜀，因横事被拘；麟德二年（665），为新都尉，此后六年均在新都尉任上；总章元年（668）春，奉使长安；咸亨二年（671）夏秋离蜀，北归京洛；咸亨三年，处太白山中；上元元年（674），客居东龙门山佛寺，服药疗养；永隆二年（681），卢照邻约四十八岁，移居具茨山，病笃，作《释疾文》，盖绝笔之辞，一二年后，自沉颍水而死。

卢照邻思想研究本世纪对卢照邻思想的研究成果甚少，专题论文只有任国绪的《奉儒行道与崇儒信道》，该文对卢一生的思想发展脉络作了具体的概括，指出，卢早年奉儒，追求政治建树，而长期沉居下僚又使他感到厌倦绝望，转向著述事业。而政治的失意，使他又不得不借助老庄哲学来排除内心的痛苦，维系精神的平衡，进而尊崇道教，炼丹服饵，求得长生。病情的加剧，使长生不能，于是又笃信佛法，幻想先成仙后成佛。三者都失败了，最终投于一潭颍水，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是，作者认为：“奉儒行道仍是卢照邻的政治、人格理想与价值判断的基本取向。在两篇绝笔之作《五悲》《释疾文》中，那种怀才不遇的强烈悲愤，怨天尤人式的对不幸命运的抗争，适从反面说明了他对奉儒行道的耿耿于怀，孜孜以求。”

祝尚书在其《卢照邻集笺注•前言》中也论及卢照邻的思想，他认为卢照邻的思想是复杂的，儒、道、释三家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他早年热心仕进，以儒家思想为主，自入仕途，对未来满怀憧憬，态度是积极的，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图。即使晚年病废而枯卧空山，他也没有忘却世事。卢照邻受道家思想影响尤深。这既是他仕途坎坷、身染恶疾所至，也是时代风气使然。慕仙求道，齐荣辱、等生死，成为他仕途失意和荒山卧病后的思想逋逃薮，他试图以此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卢照邻奉佛，主要是在卧病以后，实际上，卢照邻奉佛和学道一样，不过是在极度苦闷中寻求精神寄托，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但是，无论是儒，还是道、佛，都不可能给病体垂危的卢照邻找到精神出路，他最后连天地都怀疑了，以自杀求得永恒的解脱了。

卢照邻诗歌研究本世纪上半叶的卢照邻诗歌研究除了闻一多外，少有系统、深入之论述，多为吉光片羽。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盛赞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说卢氏在这首诗的开头“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首先已够教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是这癫狂中有战慄堕落中有灵性。”“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态的无耻”，“如今这是什么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最后”，“似有‘劝百讽一’之嫌。对了，讽刺，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我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这诗中善与恶都是积极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卢照邻只要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他所争的是有力没有力，不是宫体不宫体。”这可以说是自唐代以来对卢照邻诗歌艺术的最高评价，影响深远。

五六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唐诗论著对卢照邻诗歌的分析则比较具体了。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从诗人的出身来论述其思想内涵：“他的作品主要的是反映自己在政治上被压制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正表达了当时庶民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门阀势力压制下的政治愿望。”“卢照邻的一生虽然很不得意，但在他的诗中看不到由于失意而趋向消极的情绪，相反的，他始终对生活抱着无限的信心。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信心正是这些出身于新兴庶民地主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人生观。”卢照邻与南朝宫体诗人是大不相同的，他的创作内容充实，感情健康，这是根本性的区别。同时他的诗中之所以带有宫体的遗迹，不是由于有意的学习，而是由于不自觉的受了传统力量的影响。“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认为：“幽忧是他生活的象征，也就是他的作品的象征。”

在五十年代，对卢照邻诗歌艺术分析得比较精细的还要数刘开扬和马茂元。刘开扬在其《初唐四杰及其诗》中花了相当多的笔墨分析卢诗，如他分析卢照邻的《行路难》道：“这首诗的艺术手腕和语言运用比较巧妙、生动，它尽情阐发一个道理，以世事无常来论证封建统治者的权势不能久持。”再如他认为卢照邻的《昭君怨》“所表现的王昭君的情思的广度和深度是超过上官仪所写的同题诗的，后者写得整齐而较呆板，不如这诗具有健康活泼的气息。”

马茂元在其《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一文中则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是一篇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过去的作者（指《古意》和《拟古》一类）说来说去总不外男女爱恋，相似离别等。这篇通过作者自身的感受，借用汉代题材，描绘出当时首都长安现实生活的形形色色，而寄以无穷的感慨。这种写法，不仅别抒机杼，独具匠心，显示出作者气魄宏伟的创造力；而且它更具体地说明了套色诗风进入了推陈出新的转变阶段。它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带有一种浓厚的时代色彩。”而“卢照邻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成功的作品，正由于他怀抱着沦落失意的心情，困居长安，用冷眼旁观的态度去观察现实，因而他对这些使人羡慕，使人愉快，令人惊叹，令人悲哀的复杂的生活现象才有较深刻的理解。”在对此诗具体分析时，作者也独抒己见，如他认为闻一多说此诗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是“蛇足”是“艺术的失败”这种说法，“颇有点使人难于理解”，“这里的‘扬子’，指汉朝的扬雄，是作者引以自况。‘一床书’，指文士冷淡的生涯。扬雄在长安时，仕宦不得意，闭门草‘太玄’，......这里代用其诗意，来影射作者自己的现实生活和心情，是十分确切的。所有本篇前面景物的描写，......都是以春天为背景。这里的‘桂花’则是秋季的花。秋天是清冷的，春天是欢娱的，通过两种不同的季节气氛，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生活面貌。......在这四句里，作者以十分精练的语言，表现了异常丰富的内涵，用笔丝丝入扣，所谓‘蛇足’，所谓‘艺术上的失败’，真是玄之又玄，堕入不可知论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卢照邻诗歌的研究虽更细致、深入了，但专题论文极少。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笺注•前言》即是一篇比较好的研究卢照邻诗歌的论文，该文认为，卢照邻的诗歌首先在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升华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卢照邻的七言歌行《行路难》、《长安古意》，都是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特别是后者，不仅唐太宗的《帝京篇》无法比拟，就是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临高台》，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也都稍逊一筹，可以说是唐初诗中一篇划时代的力作；卢照邻的《刘生》、《紫骝马》、《陇头水》、《战城南》、《关山月》等，是一组边塞诗，这些诗，都沿用乐府旧题，但和六朝“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的形式主义乐府诗真有天壤之别，都写出了时代的新意；现存卢集中数量最多的是行旅、赠答送别之作，这些诗如实地印下了使人大半生辗转宦游的足迹，集中抒发了诗人坎廪失志，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这类诗的突出特点是把人生际遇与江山景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景中有情，景情交融的艺术境界；卢照邻还写了部分思乡怀友，想念亲人，歌咏田园生活的诗篇，表现了他对乡土亲友的真挚感情以及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其次，在诗歌形式上，卢照邻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他和骆宾王一起开创了初唐近体歌行；对五律、五言排律的创作也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卢照邻的诗在艺术表现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他的诗很讲究构思、章法，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其次，善于用典；再次，具有鲜明的节奏韵律感；再次，想象丰富，比喻贴切；最后卢照邻诗歌的语言也有多方面的特色，或通俗晓畅，或典丽凝重，形成清峻的风格。另外，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前言》中也论及卢照邻的诗歌创作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也分析了卢照邻的诗歌作品，该书指出，“现存卢照邻的诗近百首，近体诗有六十七首，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尤以五律、五排的数量最多，显出了他的爱好。......重声律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也是作者的自觉追求。卢照邻用五言律写了不少乐府诗，在严格的格律中表现旧题材，有的也浑朴自然，保留着乐府情韵而时有新意。”“使卢照邻名传不朽的是他的歌行，所存五篇歌行几乎都是可以吟唱的佳篇，其中《长安古意》不仅是卢照邻的代表作，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在卢照邻的作品中，感人最深的而独具特色的是他所写的几篇骚体文，这是王、杨、骆所没有的。”“这些骚体文虽以陈述个人的哀痛为基调，但也接触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揭示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情态。”

四、 王勃研究

王勃是初唐四杰中最被学术界关注的一位诗人，关于其生平和作品研究的成果也最多、最深入。

王勃生平研究四杰中生卒年有确切记载的只有王勃，但是王勃《春思赋》和杨炯《王勃集序》说法不一，因此本世纪学界对王勃的生卒年也有异说：（1）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王勃生于649年，即太宗贞观二十三年，死于676年，高宗上元三年，享年二十八岁，后来刘开扬《初唐四杰及其诗》、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吴秾的《王勃的生卒年》也持此说。（2）刘汝霖的《王子安年谱》则认为杨炯《王勃集序》记载有误，王勃当生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其反证有三：（刘祥道）见子安当在龙朔三年之后，若子安生于贞观二十三年，则其十四岁时正当龙朔二年，不能见及刘祥道，是杨序前后矛盾，证一也；王勃《游玄武山庙序》有云：“吾之生二十载矣”，此序当即入蜀时所作，可知子安之二十岁必在总章二年或二年之后，若生于贞观二十三年，则其二十岁当在总章元年，其时子安尚未入蜀，何得有在蜀之作？证二也；若从《春思赋》，则前两者合，从上元三年二十八岁之说，则三者无一相合，故弃彼取此。关于王勃卒年，刘汝霖则取仪凤元年（676）之说，认为王勃死于斯年八月，享年二十七岁。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阎崇璩的《王勃年谱》、岑仲勉的《王勃疑年》、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徐俊《王勃行年辨正》、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均持此说。（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王勃的生卒年定为公元647年──675年，享年二十九岁。苏雪林《唐诗概论》亦持此说。（4）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王勃生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卒于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是年二十九岁。（5）聂文郁的《王勃年谱》谓王勃永徽元年（650）生，上元二年（700）卒。何林天《论王勃》认为王勃应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卒于文明元年（684），享年三十五岁。（6）姚乃文《王勃生卒年考辨──兼与何林天同志商榷》认为王勃应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卒于仪凤二年（677），仍当为二十八岁。

本世纪关于王勃生平行迹的系统考订，始于刘汝霖的《王子安年谱》，该谱认为，王勃于显庆五年（660）从曹道真学医；于龙朔三年（663）上书刘祥道自陈，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于麟德二年（665）被沛王征为侍读，奉教选《平台抄略》；总章元年（668）戏为《檄英王鸡文》，被斥；总章二年，自长安登程，观景物于蜀；咸亨二年（671）归京，参时选；咸亨四年，为虢州参军；上元元年（674）续祖父文中子书成；匿官奴曹达，惧事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上元二年（675）复旧职，弃官东归，往交趾省父，九月九日至洪州，作《滕王阁序》。四十年代阎崇璩又发表了《王勃年谱》，该谱认为，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中对《王勃传》中的记载有所发明，如他认为王勃写《檄英王鸡文》之遭斥逐，当在总章元年之末或次年之初；至于王勃作《滕王阁序》的时间，马茂元认为王定保《唐摭言》及蒋清翊注《王子安集》均误，《新唐书》、《唐才子传》言之有理。

到八十年代初，探讨王勃生平的成果开始多了起来，聂文郁的《王勃年谱》对王勃一生行事作了新的编年，如，再如周本淳的《童子•弱冠•他日──试论王勃作〈滕王阁序〉之时间》、熊美杰的《王勃十三岁作〈滕王阁序〉吗？》、蔡德予的《也谈王勃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问题》等均对王勃十三岁作《滕王阁序》的说法提出质疑，唯思路和结论与刘汝霖、马茂元相近，其中也有一些是重复劳动。

八、九十年代比较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有张志烈的《王勃杂考》 ，该文涉及到以下五个问题的考证：东吴之行的时间，认为王勃在任职沛王府修撰期间，曾于乾封二年到吴越一游；王勃和杨炯交游的情况，补充了《山亭兴序》、《山亭思友人序》、《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等材料证明王杨之交谊；较详细地考证了檄鸡文事件的背景；对裴行俭评论之有无进行了考辨，认为此论完全有可能；认为《滕王阁序》当作于上元二年九月途经南昌时。这些问题的考证，从不同的方面补充了我们对王勃生平的认识。另外，王气中的《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兼论唐初的士风和文风》集中研究了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流连巴山蜀水，写景抒情；登高玄武，赋诗唱酬；是诗人短暂一生中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文章征引有关材料并结合王勃的诗文，进行了较有力的论述和考证，并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任国绪的《王勃滕王阁序作于何年》虽然也是旧题重论，但他对“王勃十四岁时作”和“上元二年作”两说均提出异议，考得《滕王阁序》是王勃总章元年（668年）秋所写。此说虽不能说是定论，但对开展学术争鸣，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不无裨益。徐俊《王勃行年辨正》除对王勃生卒年作了一些考辨外，还考查王勃应举及第的时间。作者审查了麟德元年王勃十五岁写的《上刘右相书》、麟德二年三月写的《乾元殿颂》及另一篇《上皇甫常伯启》，认为“王勃于麟德二年（665）以后才应举及第当无疑”，此前无及第受禄的痕迹。又据《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和《登科记考》载：龙朔三年无贡举；《记纂渊海》卷三七《科举》载：“乾封元年应幽素举及第一十三人”，作者认为，“王勃作为‘岩薮幽素之士’被刘祥道荐举在龙朔三年，而应幽素举及第则在后此三年的乾封元年。”王天海的《〈滕王阁序〉写于何时》虽然也是旧事重提，但与时人观点不一。他从排比史料入手，以内证为主，得出了王勃该文的写作时间当为龙朔二年（662）九月九日，时年14的结论，这就否定了28岁省亲途经南昌而作的说法。文中的自称“童子”和“三尺微命”，以及终军、宗悫的用典，与史书“六岁解属文”、“九岁读《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年十四，时誉斯归”相一致，有一定的说服力。关于王勃生平可资参考的成果还有王气中的《王勃传》及其《王勃年谱订补》。

王勃诗歌研究自唐代以来，人们对王勃诗歌成就评价一直较高，但本世纪关于王勃诗歌研究的成果却不太多、也不太深入。

本世纪上半叶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论著，大多着眼于王勃在近体诗成立过程中的贡献，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即云：“他所作以五言为最多，且均是很成熟的律体”。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也认为，“（王）勃诗率多五律”，“七律虽然在那时没有发扬光大，正式成立，但他也有仿佛那样的篇什；如《咏滕王阁诗》便是”。胡云翼《唐诗研究》就说：“（王）勃的好诗往往在他的五绝中，《艺苑卮言》称其逼近乐府，信然。但因其作品专尚才华，便免不了雕刻粉饰，这在他的七律诗中看得出来。他仅有才华，而无气魄；加以少年殂落，未能尽量发洩才气，造诣便止于是了。”

相比较而言，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王勃诗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刘开扬在其《初唐四杰及其诗》中说：“四杰的离别、怀乡诗以王勃写得最好”，在四杰中王勃的诗受乐府影响最深。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王勃的诗“内容虽然开拓得不够广，但的确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外，他在“七言、杂言体形式上也有所探索和创造”，他的“创作，初步实践了他诗歌革新的主张，他的优秀诗篇是有充沛的思想感情、真实的生活阅历作基础的。有风有骨，摆脱了齐梁浮华补假的习气，显露唐诗的独特风貌。”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以创作而论，他的诗文在四杰中也是最有特色的。......有很多作品中透露出由于政治上不得意而发出的不平之鸣。” “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颇为壮健。......全诗也具有乐观的气氛。”“五绝如《山中》，此外如《寒夜思友三首》等，不只以写景见长，抒情也恳切真挚，能够打动人的心弦。”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的研究成果多了一些，但多为王勃一些名作的单篇赏析，专论王勃及其诗歌艺术的论文则寥寥可数。八十年代初，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关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中“城阙辅三秦”理解的争论。丘良任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城阙辅三秦”解》，对当时多数诗歌选本、课本均释“城阙”为长安，“以为此诗为王勃在长安时作”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城阙”乃指“成都”，此诗应为王勃在虢州时作。不久，施蛰存、启功分别发表了《说“城阙辅三秦”》、《也谈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都认为，“城阙”非“长安”，而是“成都”，施文还认为，诗题中的“蜀州”，即是指以成都为首府的旧蜀郡，不会像某些注本说的“垂拱二年分益州四县置蜀州”的“蜀州”，因为王勃卒于上元二年。李坦在《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了《〈“城阙辅三秦”解〉献疑》、梁超然在《语文园地》1983年第6期发表了《城阙、宦游及其他──〈“城阙辅三秦”解〉质疑》均对丘良任文提出了不同意见。程亦军对此次讨论作了初步整理──《对“城阙辅三秦”的不同解释》。

刘道明的《论王勃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从王勃的生平事迹、诗歌思想和对诗风改革的贡献三方面进行了论述，说王诗“都反映了与宫体诗不同的内容”，“实现了题材和内容的突破”，其《铜雀妓》是“为吊古之作树立了典范”，《采莲曲》比之杜甫的“三吏”、“三别”也“丝毫无有逊色之处”，《滕王阁序》附诗“可称得上唐代七律走向成熟的一篇代表之作”等。这些评价似乎都嫌过高，尚有可商之处。

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对王勃的诗歌艺术成就也有所评价，兹举要者如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就认为，王勃的一些小诗“抒发一时感兴，极少雕饰，虽然有的音律尚不和谐，但已经似后来的绝句。”“王勃的五言律诗不及沈、宋那样讲求声韵之美，时有坳句出现，可是他的诗没有那副板滞的应制诗的富贵气息，能自由地抒情写意，表达动人的情思。”王勃的“长篇七古如《临高台》、《采莲曲》、《秋夜长》等，不仅在意境上有新的表现，而且形式活泼，富于变化。”“总的看来，王勃文词宏放，知识渊博，众体兼长。”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则主要论述了王勃在山水田园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该书认为“四杰中山水诗成就最高的是王勃。他笔下的景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芳春花柳，如《仲春郊外》、《郊兴》、《山居晚眺赠王道士》、《春日还郊》、《对酒春园作》、《上巳浮江宴韵得遥字》等，虽然取景不外乎鱼戏鸟乐、莺歌蝶舞、花光草露，但笔端却处处泄出活泼泼的生机，......只有充满青春热情的诗人，才有这样新鲜的想象。《羁春》、《林塘怀友》、《山扉夜坐》、《春庄》、《春园》、《林泉独饮》这组五言小诗，几乎全是抒写面对芳草落花醉酒伤春的情景，青山明月，清泉飞花，在各首诗里层见叠出，反复咏叹，没有细致的动态描绘，却因洋溢着诗人对春光的无限陶醉和眷恋，而在林塘山泉郊园的小天地内拓展出无边无际的春色。梁陈诗中虽已有一景百媚的风味，但境界阔狭之别，已显而易见。王勃写得比较多另一类景物是秋江夜月。如《临江二首》、《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别人四首》等诗中，霜天月色，江上风烟，笼罩这别浦离亭、津树寒渚，也弥漫在客子的寂寞的心头。手法与前一类诗同样简炼，均在凄凄别情中渲染出无处不在的秋意。”该书还认为，王勃的《山中》、《滕王阁诗》“以短小的篇幅表现阔大的境界和高远的气度，已为初盛唐山水诗指出了主要的发展方向。”

另外，还有专门研究王勃诗歌理论的论文，如姚敏杰的《王勃诗论刍论》也值得注意，

王勃文研究和王勃诗歌研究相比，关于王勃文的研究成果稍多一些，然较有学术价值者亦寥寥。刘尚林的《骈文早衰而清音独远──读〈滕王阁序〉》主要从语言的警句和引用两种修辞技巧来分析这篇骈文的艺术成就，说明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原因。尤其是引用，又从突出暗引、巧用化引等几个方面结合情真意切的内容来具体分析（共30多处），颇具启发性。韩国学者白承锡写的《王勃〈春思赋〉和〈采莲赋〉论略》一文指出，王勃现存赋12篇，有10篇属于六朝抒情小赋式的作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春思赋》和《采莲赋》，前者240句计1463字，后者321句计1710字，“为初唐赋作中难得一见的长篇”。文章不仅考察了两赋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背景，探讨了两赋的题旨意蕴和创作成就，而且论述了两赋在赋体文学演变史上的重要意义。指出两赋继承吸收了汉大赋和魏晋南北朝骈赋的传统技法，同时在艺术构造上作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增加了清新质朴的色调和刚劲有力的气势。《春思赋》引进五七言诗句占了八成以上，已经“形成了歌行体诗的意境”，而《采莲赋》则“在总体上保存了六朝四六骈赋遗风，但又较多的吸收了骚体赋的句法”，为唐赋的嬗变和革新提供了丰富有益的借鉴。此文可谓是王勃诗文研究中少有的佳作，值得注意。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散文史、骈文史以及赋史也多少涉及到王勃的散文作品。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册认为，“王勃骈文杰作，主要是序。这些序中，写宴游赠别之作，往往情思真挚，心胸开阔。”他们还着重分析了王勃骈文的代表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说“这序在唐人中是以绚丽典重著称的。绚丽而完全摆脱了六朝骈文的细巧，气势奔放；修辞考究而流畅自然。全文结构谨严而又时而流动，展开诗一般的境界。”马积高的《赋史》对其赋分析较细，他认为，“王勃赋今存十一篇。《春思赋》、《采莲赋》都颇华艳；以七言诗句为主体，与萧绎、庾信等人的某些小赋相似，而铺张过之。......（《春思赋》）于艳丽之中，寓豪迈之气，与梁时宫体作者之一味描写春色骀荡者不同。......（《采莲赋》）又与萧纲、萧绎等人的立意也不同了。至其《涧底寒松》、《游庙山》、《江曲孤凫》、《慈竹》诸小赋，其中尤多磊落不平之气，文风亦较挺拔。”

王勃集整理聂文郁的《王勃诗解》，撮王诗之精要，选五十八首，熔注、解、议于一炉，兼顾了普及及提高的双重任务，是适应当时广大读者学习、研究王勃诗歌的较好读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清人蒋清翊注的《王子安集注》，书前有校勘者汪贤度撰写的《前言》，对王勃其人及诗歌、注者蒋清翊作了一些交代，书后并附录了罗振玉校录的日本庆云四年写本《王子安集》佚文二十三篇和《王子安集》校记，以及原发表于1933年北京师范大学月刊刘汝霖编撰的《王子安年谱》（个别地方加了按语）。故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本世纪王勃作品整理的最佳成果。

五、 杨炯研究

相对说来，杨炯研究是四杰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杨炯生平行迹研究本世纪对杨炯生平进行系统研究开始于傅璇琮的《卢照邻杨炯简谱》和《杨炯考》，前文对杨炯的生平及其诗文作了初步的系年；后文则对杨炯一生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了一些考辨。后文首先考证出杨炯应神童举是在显庆四年，其为校书郎并非由神童举及第而授，而是在上元三年应制举及第后才补授的；接着考证了杨炯的伯父辈的官职；然后稽引一些材料，对裴行俭评四杰这一件事作了考核，认为此事确实大可怀疑；文章还认为，杨炯与崔融等因薛元超之荐为崇文馆学士，及为太子东宫僚属，当从《旧唐书》的《薛元超传》及《高宗纪》在永淳元年，而非如《新唐书》杨炯本传在永隆二年；对杨炯后期的仕履，本书认为新旧《唐书》所载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还有漏略，故为之进行了辨析：一、其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即在垂拱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间，二、杨炯于天授元年秋已在洛阳武则天宫中习艺馆任职，三、杨炯当于天授元年秋至如意元年秋在洛阳，在此之后，则又出为盈川令，新旧《唐书》等所载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佚满后选授为盈川令是不对的。

1982年张志烈发表了《杨炯孔庙碑文系年质疑》一文，该文对杨炯为蜀地孔庙撰写的《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简称《新都碑》）及《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简称《长江碑》）的系年提出新的意见，值得注意。前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两篇碑文均写于杨炯任梓州司法参军任上（如钱学文、何承朴《初唐“四杰”与天府》），有的还具体系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如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而张志烈根据两碑内容，参照有关历史背景，认为两碑均写于唐高宗李治在世时。作者进一步论证说，由于《新都碑》称高宗为“天皇”，无疑当写于上元元年（674）八月以后。同碑又称来恒为“通议大夫、行长史”，而来恒自上元三年（676）三月已调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故《新都碑》当写于上元元年至上元三年之间，如系于上元二年（675），是不会有大错的。《长江碑》“亦当与《新都碑》作于同时或稍后”。上元二年，杨炯年方二十六岁。杨炯自显庆五年（660），年方十一岁就待制弘文馆，直到上元三年应举中第、补授校书郎。两碑正写于应举之前不久。

祝尚书的《杨盈川之“盈川”辨》、《杨炯初入蜀年考》也是考证精审的论文。

此外，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所附《初唐四杰年谱》及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都对杨炯的生平行迹作了系年。

杨炯诗歌研究 人们对杨炯诗歌成就的论述似乎要多于对其生平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著作，对杨炯诗歌的论述大多比较简略，然亦有可观者。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他的诗像‘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 《骢马》），‘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 《有所思》），‘离亭隐乔树，沟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东关望渐赊’（ 《送丰城王少尉》）等，也都是足称律诗的前驱的。”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杨炯诗虽说与王勃同调，但辞彩却要比他高出一些，......他诗若《从军行》、《出塞》之类，也都不在王勃之下。”胡云翼《唐诗研究》认为，“炯为人颇恃才，诗亦有壮气。”“就诗而论，杨炯或应列在四杰之末。”

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杨炯诗歌的研究稍有深入。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杨炯“诗并不多，但其中有些五律诗却写得不坏。这些五言律诗大多是抒发作者自己政治上的雄心壮志的，而这些诗都是以边塞和战争生活为题材来反映的，因而气势较大，有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杨炯诗歌的成就评价较低：“其诗大半为律体。七言没有，五绝仅一首。可知他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形式，没有前三人范围的广泛；即就诗才而论，亦较平弱。”刘开扬的《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对杨炯诗歌艺术的分析稍细一些：他认为，杨炯的《途中》一首“写游子的悲哀，直似汉魏风致”，说“杨炯的三峡诗（《广溪峡》、《巫峡》和《西陵峡》）是写景，也是咏史和抒情，他的《巫峡》诗可以说是一首写景和抒情结合得很完美的作品，......《早行》、《途中》两首则颇有情意，和王勃的《深湾夜宿》相类。”马茂元的《唐诗札记》之二论杨炯颇多新见，他认为，“过去都说四杰完成了五言律的诗体，就其总的情况来说，确是如此。可是分别开来看，则发展并不平衡，而杨炯的贡献最多，功绩尤大。这首先表现在他是大力来写五言律的。现存”盈川集“中诗体比例的数字五言律占到一半以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既然称之为律诗，那必然要求其高度的格律化。杨炯所作，如”从军行“（略）格律是多么的谨严！对仗是多么的工稳！诗采是多么的精美！音调是多么的铿锵！......王勃和卢、骆集中，五言律虽不乏名作。......但如按照律体最严格的要求来衡量，毕竟不是正规的典范。但从这一角度来看，四杰之中，杨炯是最为突出的。”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关于杨炯诗歌的专论，如杨恩成的《论初唐诗人杨炯》一文就是一篇对杨炯进行全面评价的论文，该文认为杨炯的诗作“题材比较广泛，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比上官仪等人丰富，形式上多是五言。”文章又认为，“作为唐诗开创时期的诗人，杨炯的诗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造诣方面，都不如王勃和骆宾王。他的五律、五排多沿用古乐府旧题，在风格和技巧上缺乏个人的独创性。但他的近体诗在格律上更趋严整，在奠定五言律体的体制、改造齐梁诗方面，杨炯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杨炯作品的整理成果有徐敏霞整理的《杨炯集》，书后附傅璇琮的《杨炯简谱》。

第五节陈子昂研究

本世纪的陈子昂研究成果颇丰，无论是对其生平、思想，还是对其诗歌、散文艺术、诗文革新主张及其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认识，都远较前人深刻，下文将从陈子昂生平研究、思想研究、诗文革新主张研究、诗歌艺术研究、散文研究、作品整理等六个方面进行评介。

一、陈子昂生平研究

陈子昂生卒年研究 对陈子昂的生卒年，本世纪有以下几种颇具代表性观点：（1）本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文学大纲》、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皆认为陈子昂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逝于武后圣历元年（698）。此后，陈子展的《唐宋文学史》、谭丕谟的《中国文学史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等，均继此说。（2）1934年，谭正璧编纂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935年，罗庸在《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的《陈子昂年谱》，均认为陈子昂当生于公元661年，卒于公元702年。罗谱的根据是：赵儋《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云：“年二十四，文明元年进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阳宫。”据此，由中宗文明元年甲申（684），上推二十四年，为高宗龙朔元年辛酉（661），是为子昂生年。由龙朔元年辛酉，下推四十二年，为武氏长安二年壬寅（702），是为子昂卒年。此说问世以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均有学者响应。1961年3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的刘大杰的《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纪念陈子昂诞生一千三百周年》显然是从罗说。此后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陈子昂传”条、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等均从罗说。（3）1930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廷灿编著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说，陈子昂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卒于圣历初，年四十余。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姜亮夫编撰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所定生年与梁廷灿同，岁数则以四十整计之，卒年是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4）彭庆生于八十年代初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考》，对前此三说一一作了辩驳、否定，然后定陈子昂生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四十二。同年，韩理洲也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考辨》一文，对以前三种说法同样作了辨析，但他认为陈子昂当生于公元658年，卒于公元699年。与彭说稍异。此后一年，吴明贤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辨》亦反对前三说，认为彭说和韩说近是，然其中亦有不少矛盾和疏漏，并进行了辨析。此文最后认为，陈子昂当死于久视元年（700），年四十二，以此上推四十二年，则是高宗显庆四年（659），此当为子昂生年。吴明贤后来又撰写了《陈子昂生卒年补证》予以补充论证。但是，在1986年，九嵏人《关于陈子昂的生卒年》对吴明贤《生卒年辨》一文提出异议。文章说，审《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卢藏用《纪信碑阴》原文，长安二年（702）七月“自减私俸”的是为纪信立碑的县令孔祖舜，“非撰碑人卢藏用”。但是，该文作者“竟张冠李戴，说什么卢藏用有了私俸”，断卢氏弃隐入仕在长安二年，由此进而断定陈子昂卒于久视元年（700），生于显庆四年（658）。又说，至于吴明贤写的《补证》一文“那就更是误而复误了”。

陈子昂生平行迹研究 本世纪学界关于陈子昂生平行迹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早在1935年，罗庸就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了《陈子昂年谱》。该谱首先考证了陈子昂的世系、友人及时人相与过从者。其次，对子昂一生重要事迹及一些诗文作了编年。如，该谱据《陈子昂文集》补充了考进士落第、入仕前山栖学道、从乔知之北征、初任拾遗旋即被诬入狱等被两《唐书》本传及历代为子昂作传者所遗漏的重大行事。该谱面世后不久，岑仲勉于四十年代撰《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予以补充，该文考证了“子昂世系”、“子昂疑年”、“子昂及第年”、子昂文集中所涉人物和事迹若干条，最后对罗庸《年谱》中诗文编年作了八条补正。

进入六十年代，马茂元在其《读两〈唐书•文艺（苑）传》中对子昂本传中一些问题也作了很有意义的考辨和补正工作，如马先生认为，子昂死于冤狱并非如卢藏用《陈氏别传》、《新传》所云系县令段简谋财害命所致，而是遭受武攸宜政治迫害致死；《新、旧传》所载王适见子昂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云“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马先生谓此说致误之由是“刘昫撰史时，徒闻《感遇》之名，而实未见其诗，故摭拾《别传》之语，而漫以此当之耳。宋祁增减《旧传》以成文，或未之深究。独怪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全载《感遇》三十八篇，仍沿其失，殊令人不解。”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陈子昂生平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彭庆生《陈子昂诗注》附录《陈子昂年谱》继罗谱之后对陈子昂生平及其诗文编年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该谱认为，子昂于调露元年始入长安，年二十一；调露二年至洛阳，初试落第，年二十二；开耀二年举进士，年二十四；唐睿宗文明元年春，诣阙上书，擢麟台正字；天授二年秋，以继母忧解官返里；长寿三年居东都，守右拾遗，旋坐逆党陷狱；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以同州刺史建安郡王武攸宜为右武卫威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子昂以本官参谋；圣历元年秋，以父老，表解官归侍，诏带官取给而归；圣历三年，家居守制，县令段简罗织诬陷，收系狱中，忧愤而卒。在彭谱发表后不久，学界对陈子昂行事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1983年陆庆夫发表了《陈子昂的河西之行与唐代同城考辨》一文。陈子昂的河西之行及创作活动是研究者们忽视的一段经历，由于对唐代地理概念缺乏统一认识，从而影响到对陈子昂河西之行阶段所创作诗篇的理解。陆庆夫此文勾勒出陈子昂此行的概貌，解决了古今地名的异同问题，这对进一步研究陈子昂生平活动和理解陈子昂创作的思想艺术特色都有帮助。同年，葛晓音发表了《关于陈子昂的死因》，该文认为，学界所普遍认同的陈子昂系武三思陷害致死的说法值得商榷，作者通过分析陈子昂所写《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一文，发现其中有对武周革命不恭的内容，进而认为，陈子昂的死因更可能是段简陷害子昂根据陈子昂所写府君墓志铭一文，“附会文法”，以子昂诋毁武后，“指斥乘舆”、“无人臣之礼”为名，勒逼财物，致使本来就哀毁羸疾的陈子昂不堪折磨而死。1985年也有两篇文章论及陈子昂的生平，即九嵏人的《子昂“游太学”考》和韩理洲的《陈子昂行事研究》，其中韩文专对陈子昂研究中某些传统意见提出异议。首先，韩文对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所谓陈“年十七、八未知书”，后“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游太学”等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措辞欠当，且有阙漏。作者援引陈本人著述，勾勒出其入仕前在四川时即关心时弊民瘼，不能以“未知书”概括其时诗人生活。其次，作者认为陈子昂晚年退隐后并无“诛讨武氏之文字”，不同意有的同志提出陈退隐后反对武周政权的说法。他认为，陈之遇害，并非由于他根本反对武周政权，而致使由于招致武周集团中个别权奸忌恨之结果。此后不久，韩理洲又撰写了《行年中的几个问题》，该文考察了以下几个问题：（1）入仕前已对社会有所考察；（2）首次应试不在游太学之次年；（3）文明元年中进士并释褐拜官；（4）初拜官应为秘书省正字；（5）以继母忧返蜀之年，文章认为此事当起于天授二年（691）初秋，迄于长寿二年（693）秋冬；（6）任右拾遗之年（长寿二年冬）。1988年王辉斌发表了《陈子昂死因新探》一文和上引葛晓音文一样，都认为前人所说陈子昂死于武三思诬陷致死的说法难以成立，基本同意卢藏用《别传》关于段简“附会文法”的说法，但他又认为，葛文说陈子昂乃是因其文章犯武后之大忌而为段简所害的观点也难以成立，以为陈子昂的死因，共由三个因素构成：一、因私撰《后史记》而为段简“附会文法”；二、“外迫苛政”；三、宿命论的危害。而三个因素中，又以第一个最为重要。文章认为卢藏用在《陈子昂别传》中交代得至为明白，而卢氏又是陈子昂生前挚友，所言定为可信。

另外，关于陈子昂生平研究的成果还有韩理洲的《陈子昂小传》、萧涤非、吴明贤著《陈子昂传》、韩理洲的《陈子昂评传》等。

二、陈子昂思想和政治品格研究

在初唐诗人中，陈子昂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由于他与武后关系前后不太一致，所以，本世纪许多学人都十分关注陈子昂的思想和政治品格，产生了许多成果。

陈子昂思想研究 关于陈子昂的思想，闻一多有比较深入的论述。他认为，陈子昂的思想和性格首先是受了当地风气的影响，“从性格和生活态度来看，子昂和太白极近，用先秦学派思想来衡量他，可说是属于纵横家兼道家。太白平生景仰的不是那位战国的鲁仲连么？......因而他常想能用超人的力量为人排难解纷，进而至于求仙超世，既重功名，又尚清远，子昂和太白同出生于西蜀，受了当地风气的影响，所以形成与众不同的诗风。”其次，他又从家世方面来探讨子昂思想和性格的来源，“说到道家气质，可说是他的家风。”“他的家庭的确是一个充满道教气味的家庭，便是读书环境也影响着他。”在和李白的比较中，他认为，“子昂早年是赌徒，又奉道教，两者其实是合一的，因为道教所持颇有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不过拿他和太白比较，子昂还算稳重，这是由于一部儒家思想使他的生活态度有所限制，所以在他的诗里，我们还可见到他某些悲伤沉恸的地方。”最后，他对子昂的思想作了一个总结：“陈子昂的复杂思想，可以说纵横家给了他飞翔之力，道家给了他飞翔之术，儒家给了他顾尘之累，佛家给了他终归人世而又能妙赏自然之趣。”

五十年代以后，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对陈子昂的思想也有所论述，但不太细致。代表性的著作如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而且认为，“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八十年代，类似的探讨陈子昂思想的文章才更深入一些了。如韩理洲《生平和思想》一文就认为陈子昂一生各个时期的思想是不同的、变化的，如“青年陈子昂在遭遇科场挫折之后，虽身居山林，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并未放弃拯时济世的宏愿，他欲待时而出，仍然企慕着建功立业。”“关于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学术界有人依据他在《谏政理书》中曾有‘民本’、‘仁政’、‘德教’的言论，便断定其属儒家思想，似欠妥。从《上军国利害事》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安人’主张与黄老的清静无为是揉合在一起的。......陈子昂在强调德教、仁政的同时，又反复指出统治天下的关键在于‘能密静’、‘机静则福’。显然，他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儒家思想和黄老之学二者兼而有之。”“出狱后的陈子昂颇爱黄老之言，......原先潜伏在脑海的隐逸思想，已经发展到将要付诸行动的时刻。”“六七九年东征遭受打击之后，陈子昂虽然从主要倾向来说，由积极进取转入了消极颓唐。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遗忘世事，在他的身上还残存着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扬善憎恶的火星。”

又如，冯良方的《陈子昂的天人合一思想四论》则专从其思想的哲学基础加以论述，认为“就三家思想而论，虽然他亦有咏禅之作，但更以儒、道二家为精研，并统一于天人合一的理论模式中，包括了自然宇宙观、社会政治观及人生观等主要内容。”另外，邓元煊的《略论陈子昂的哲学思想和诗歌理论》则认为，陈子昂的哲学思想有其独自的明显和不同于他人的发展历程。24岁中进士以前，是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他接受了各种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崇儒、重道、好侠的家风代代相传，深深的影响着陈子昂，这一阶段较长时期地支配着他的行动的主要思想是纵横家思想，对其余各家学说的吸取直接影响的他此后的所作所为。从24岁中进士到40岁辞官还乡，是他的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既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又有法家的富国强兵、耕战法治等思想因素，儒法两种思想交互作用着。在守丧期间，与晖上人的交游，更深化了他潜伏在脑海里的避世隐居思想，老庄哲学和释家思想又一度占据过主导地位。从40岁辞官到42岁惨死于狱中，是他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老庄哲学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文章最后认为，“简单地将他归入某家某家，显然是不恰当的。”

葛晓音的《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认为，陈子昂在最后十年间，认真思考并吸收了道教思想，他对道教的认识主要本于茅山道派。《感遇》诗体现了茅山道派的天命说和循环论。陈子昂在用道教哲学解释自然和历史发展的同时，解决了初唐四杰也曾苦苦思索过的“时”、“才”、“命”三者之间的关系，确认了士人用舍行藏的处世哲学。

韩云波的《陈子昂的侠气与初唐文学革命──兼论陈子昂对前代文化的集成和改造》论述陈子昂在初唐文学革命中担当重任时认为：“恰恰是由‘豪侠使气’和‘折节为学’的融合，带来对初唐风气一种崭新的改造，这才是他异于前人而取得成功的秘密。”作者认为，陈子昂的侠又不同于一般的侠，而是融合了道、墨、儒、纵横、阴阳诸家因素，在侠与隐中蕴藏着对现实社会政治参与欲望的侠，因而超越流辈，终成大器。作者还指出，陈子昂的“侠性气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敢于进取，躁于进取；第二是知恩图报的侠士心态。陈诗中有四种由侠而儒的阳刚内质，即用世之志、慷慨之气、阔大之貌、武毅之风，这些内质，使他的诗“具有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向上的人格力量，正是初唐一般诗人所不具备的，因此也只有陈子昂才能担当文学革新的重任”。

陈子昂政治品格研究 陈子昂与武则天政权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对陈子昂政治品格的评价，故自古以来就受到学者的关注。本世纪以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和著作也不少。

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年版）认为，“（子昂）为神凤颂、明堂议，贡谀牝朝，诚所谓荐圭璧于房闼，以脂泽污漫之者也。”王运熙《陈子昂和他的作品》则认为，“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子昂忠于那一姓，而在于他在那段时期发表了怎么样的一些政治主张，在于这些主张是否符合于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综观子昂在武后朝所发表的许多言论，不能不承认：他中肯地揭发了当前政治上的许多弊害，指出了广大地区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不安定，要求迅速改变这种情况；他具有政治的远见和热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关怀这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不畏强暴，正直不阿，他不是苟合求荣的人物。”刘大杰针对封建社会的学者常常纠缠于子昂是不是武则天的党羽，是不是忠于李唐王朝的观点，鲜明地指出：“陈子昂十几年的政治生活，都在武则天掌权和称帝时代，前人讥为不忠，这种封建正统观点当然是错误的。武后称帝，他写过《上大周受命颂表》和《大周受命颂》四章，这是官场的应酬，算不得什么大污点。他既不是李唐宗室一派，也不是武后的忠臣。但是他刚果强毅，正直开明，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他的政治立场虽说终于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毕竟是封建阶级中具有清醒头脑、富于正义感和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古代那些封建正统观念的历史家和批评家们，说他谄媚武后、图取富贵、品格低劣的种种谰言，实际是对陈子昂的诽谤和诬陷。”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他一方面支持武后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对武后的不合理的弊政也屡次提出尖锐的指责。”刘知渐也认为“武则天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诗人早年的拥护武氏和中年以后对武氏集团的不满，都表现了诗人的正直和进步”。刘国盈则认为“陈子昂无疑曾经想依附武则天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一种手段”，“陈子昂和武则天的关系，有庸俗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不能“不加具体分析，根据封建的道德标准就骂陈子昂是‘真无忌惮之小人’和以卖身投靠为目的的捧陈子昂是‘忠心耿耿地为武则天服务的’，都是不对的。”郭预衡认为，子昂对于武周政权曾是抱有幻想的，因此“写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些颂辞，一方面表现出子昂“锐于进取，献颂希宠”，“也要看到，尽管子昂如此献颂，结果并未得到荣宠。这是因为他的思想见解与那些御用文人毕竟不同。”

到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学界又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陈子昂人格和政治品格的文章，如郑临川的《略论陈子昂的政治态度》、陈贻焮的《陈子昂的人品与政治倾向》、曾平的《陈子昂与武则天政权》及杜晓勤的《从家学渊源看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等。

其中郑文认为，“他热爱大唐帝国和她的执政者，但他决不能容忍那些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种种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错误决策措施，及时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克尽拾遗的言责，甘冒风险而不顾，以致被迫提前致仕，最后被武氏集团迫害致死。”

陈文则认为，“武则天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指责陈子昂忠于武家而不忠于李家，这看法本身就很封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可笑的。可是武后执政时的确有不少希宠干禄的小人，从陈子昂积极拥护武后建周称帝的表现看，也并不是毫无可非议之处，所以对于陈子昂人品，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曾文则认为，“陈子昂在政治上是较为幼稚的，在其呈献给武则天的《谏灵驾入京书》中，就暴露了这一致命弱点。”“作为一个庶族出身的普通知识分子，他既无政治经验、政治实力，也无上一代人的政治蔽护，势单力薄，难成气候。......所以他非常希望武则天重用自己，并靠武氏的力量来实现其政治主张。但是武则天对子昂采取赏而不用的暧昧态度。子昂不能忍耐，于是便有了《上大周受命颂表》、《大周受命颂四章并序》、《为永昌父老劝追尊忠孝王表》、《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等充满阿谀之词的颂扬文章。但因陈子昂历次上书所阐明的政治主张与武则天的统治需要背道而驰，所以他必然得不到武则天的赏识。......对武氏称帝，他在舆论上予以赞美，固然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另一方面，他对女性称帝问题的确不像正统文人那么大惊小怪。这还是因为陈子昂考虑的角度主要是国家和百姓，而不是哪个掌权的问题。”

杜文则认为，“陈子昂对武周政权之态度与其人格精神一样，都是由其家学中独特的政治观、历史观所决定的。”该文指出其父陈元敬曾于永淳二年前后勉励子昂趁“贤圣生有萌芽”的政治情势实现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而且，“陈子昂后来的立身行事正是乃父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具体履践。”“首先，陈子昂在《感遇》其一诗中，用‘三统循环论’、‘五德终始说’进一步说明武周革命乃‘天道’使然，非人力所能左右，其理论本质是和乃父元敬的‘四百年贤圣遇合’说是相一致的。”“其次，陈子昂在《谏灵驾入京书》中也将武后称为‘明主’、于‘非常之时’而生的‘非常之主’，而自己俨然是得遇‘非常之时’、‘非常之主’的‘非常之士’了，彼此遇合，将会产生出‘不朽’的‘千载之迹’来。”陈子昂在《谏政理书》中劝武后建明堂、立太学，和他在天授元年（690）进献《上大周受命颂表》、及《大周受命颂四章并序》，都“是基于武氏乃贤圣之复生，武周革命乃顺天应人之举的认识。王士祯等人谓子昂此举‘谄诞不经’，是媚悦武后，也是因为他们不明陈家学中独特的历史观所致。”对于杜甫所说的“忠义”，该文认为，“无论是陈子昂还是杜甫，他们所说的‘忠义’，绝不等同于后人所说的‘忠君’，更不是忠于一朝一姓的‘愚忠’。......在陈子昂所处的文化氛围中，本来就不强调所谓的‘忠君’思想，而这种文化氛围实际上是战国士林遗风与魏晋以来豪族自守意识相结合的产物。陈子昂处于如此之时代，又受如此家学之影响，去拥武、颂周，也就十分自然，无丝毫对不起李唐王朝的地方了。”文章最终认为，“陈子昂既不能算是‘唐之小人’，也不是谄武、媚武之‘宠嬖’，更不是忠于唐室的‘拥李派’。陈子昂诣阙上书、上表献颂、为武周改制出谋划策，只是为了实现其‘贤圣遇合’的理想，然而由于其政治理想有符合人民利益的一面，所以其人品和政治倾向也就值得肯定了。”

三、陈子昂文学研究

陈子昂文学主张研究 关于这一问题，本世纪的学者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肯定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但也批评了其忽视形式的趋向。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均从正面肯定了陈子昂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主张。如郭绍虞说：“在齐梁文学的流风余韵依旧存在的初唐，能于诗国首先竖起革命的旗帜，以复古为号召者，就是陈子昂”。林庚指出，陈子昂提出的“‘兴寄’就是要有政治寄托。‘风骨’也就是‘建安风骨’”。刘大杰指出，陈子昂“首先一般地批评了建安正始以后到武后时期几百年的形式主义文学的总倾向”，“肯定诗歌历史中的进步主流，指明风雅、汉魏、正始诗歌的优良传统和艺术成就，反映出他在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中所认识到的文学思想斗争的历史道路和正确观点。”他“特别提出‘风骨’、‘兴寄’两个特点，来说明进步诗歌的精神实质。”吴明贤认为，陈子昂提出的“风骨”包含“具体含义”和“时代概念”，前者“其实就是指‘端翔’的‘骨气’，即诗人骏爽飞腾的情志通过端直有力的诗歌语言表现出来，达到感化教育人们的社会效果。”后者指“以倡导复古的形式鼓吹革新，本身就不易和诗坛进步的脚步合拍”，这“不能不影响到他文艺思想的彻底性”。尽管如此，子昂仍然是“杰出的唐诗改革的先驱，功绩不可磨灭”。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子昂并不忽视诗歌形式，周刚指出，陈子昂要求诗歌“音情顿挫”、“有金石声”，即已注意到诗歌的艺术形式。

第三种意见对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秦绍培认为，《修竹篇序》“主要内容不外两点。即一，对南北朝诗歌的全盘否定。二，提倡‘汉魏风骨’”，而无视南北朝诗歌在艺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很偏颇的。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只注意思想性而不重视艺术的发展，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是不值得赞扬的。刘石也认为，“陈子昂仍然恪守着儒家道德教化的文学观......从历史的角度看，陈子昂并没有提出超乎前人的更新理论。”陈子昂作为革新武器的“言志”“在文学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代”“只能是对文学的反动”。陈子昂力图扭转初唐文风，但他“矫枉，然而过正，同样偏离了文学发展的正确航线。”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从其他角度探讨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和文学主张。如曹文佺把陈子昂和韩愈进行比较，认为“陈子昂所发起的诗歌革新运动与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都以反对齐梁文风为主旨，而且都以‘复古’的口号为手段。......其实这两个运动的背景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陈子昂和韩愈一派的思想基础也完全殊趣。”韩理洲针对聂文郁《王勃诗解》中所说王勃、陈子昂二人的文学主张“大同小异”、“实际上不算什么差别”、“实质仍是一样”，甚至认为陈子昂是王勃的继承者，他的文学主张，“和王绩，特别是王勃是衣钵相传的”说法，提出了商榷，认为两人都反对六朝以来浮艳颓靡的文风、诗风，力求改革诗文，开创新的局面，但两人在如何进行革新等重大问题，认识和主张都很不同。陈子昂显然高于隋至初唐其他人物的文学见解，对唐代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葛晓音的《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一文说，以前学术界认为陈子昂的风雅兴寄“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发挥其美刺讽谕的社会功用”，作者认为“陈子昂革新诗歌的主张与改革社会的理想自有其密切的联系，但他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没有把诗歌的作用仅仅归结为美刺讽谕”，“而是认为汉魏风骨就是寄托拯世济时的人生理想”，“这就第一次从精神上将建安气骨和齐梁文风区别开来，把风雅比兴和建安精神统一起来，解决了四杰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她的《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修正了以前的一种流行看法（包括她自己在内），即以为陈子昂的理论“针对从上官体到‘文章四友’及沈宋不断发展着的宫廷形式主义文风。”该文指出，陈子昂在“宫廷中也出于应制的需要作了一些‘金玉龙凤’的颂诗”，因为当时歌功颂德的应诏诗代表宫廷的正声，“显然不在他批判的视野之内”。又由于他回乡为段简所害，“没有赶上久视元年以后武则天宫廷的这种局面（指媚附张氏兄弟），所以他所批判的齐梁文风，也不包括‘文章四友’和沈宋，而主要是指上官仪以来，宫廷中和社会上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的那种模仿齐梁、彩丽竞繁的诗风”。

陈子昂的文学成就及在诗歌史上的贡献曾毅《中国文学史》认为，“唐以前无古、律体之分。陈子昂特起于王、杨、沈、宋之间，以高雅冲淡之音，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力追古意，后代因之，以古体之名以立。其《感遇》三十八章，上接嗣宗，下开李、杜、韦、柳。其风节虽不足称，而振起文章雅正之功不可诬也。”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认为，“唐初文章，不脱陈隋旧习。射洪陈子昂始奋发自为，追古作者。”“唐初复古之功，当推伯玉无疑矣！”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在这一群诗人里（指初唐诗人）还不得不推陈子昂为一个异军突起者。子昂和刘希夷、乔知之皆非沈、宋所能牢笼，所能范围者，而子昂尤为杰出，齐梁风尚的转变在子昂的诗里已充分地透露出消息来。陈子展在其《唐宋文学史》中则认为，“初唐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富嘉谟、吴少微始以经典为本，称为‘富吴体’。到了燕许大手笔，可以说达到这一类文的最高峰了。子昂之文，不逊燕、许。所作表、序，犹沿排偶之习，论事书疏则疎朴近古，无怪韩柳要推他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则指出：“齐梁的过于纤细的作风，在初唐仍然影响着诗坛。......因此，就有许多诗人开始批判了这一个现象，要求诗歌更有力地走向高峰去。这就是历史所称为的盛唐时期，代表这一个要求而大声疾呼的就是陈子昂。......他的高倡风骨，在这上升的时代中，就为诗坛揭开了新的序幕。陈子昂之后，就是唐代的开元、天宝时期，唐代社会上升到顶点，诗坛已成了大军云集的情况，无数为人传诵的诗篇，风起云涌般地出现。”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将陈子昂和四杰比较着论述：“在初唐诗歌的历史上，四杰的创作是具有创造性和进步意义的，但他们的作品，仍不能摆脱齐、梁旧风的影响。七世纪末期，在诗坛上成为有意识的觉醒，树立文学革新的旗帜的是陈子昂。陈子昂在唐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价值，一面由于他的优秀创作，同时是他首先提出反对六朝华靡虚弱的文风、追求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的口号，对于诗歌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他的作品和理论，在唐代的发展史上，起了很大的转变和进步作用。”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总之，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韩理洲《文学上的贡献和影响》则认为，陈子昂在唐诗发展史上起了开关闯道的作用，就文学体裁而言，他力挽狂澜，决心恢复“音情顿挫”、“有金石声”的汉魏古音，并创作了掷地作响的五言古诗：也对五言律体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他与同时崛起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共同奠定了盛行有唐三百年的五律；其文章虽然还没有完全脱尽六朝骈文的气味，但是他的论事书疏在“论道匡君”的思想指导下，皆为针砭时弊而发，内容充实，磊落奇伟，犹有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之遗风，已与浮泛雕琢的骈文又有了显著的差异，实为变骈为散的先声；陈子昂不但写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诗文，而且以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关心国家、同情人民的思想感召了后来的诗人，启发了他们的创作，促进了诗苑的繁荣。

徐文茂的《论陈子昂对唐代近体诗的贡献》一文则针对五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陈子昂在繁荣唐代近体上的贡献始终未予应有的重视这一现状，着重论述了陈子昂对唐代近体诗的贡献：首先，他熔风骨、声律于一炉，为繁荣近体诗拨正了方向；还在于他以“音情顿挫”的正确原则来把握声调，在声律格式的探索和运用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而有力地影响了盛唐之音；此外，陈子昂在坚持艺术上追求拓展的同时，对原有诗律样式作适当的保留、变化而予以运用，也是有益于繁荣诗歌艺术的；他力创唐五言古风，从而在诗歌题材上分明了古律的样式，为近体的繁荣廓清了基础。

另外，佘正松的《论初盛唐边塞诗的发展和陈子昂的贡献》则将陈子昂放到初盛唐边塞诗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作者认为，陈子昂现存诗120多首，而其中的30首边塞诗，无疑是他诗歌革新理论的最佳实践结果，同时，也代表了这阶段边塞诗的最高成就。陈子昂边塞诗中最富创见的，是突破了前人藩篱的以下内容：他的笔锋触及到了当时广大士卒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他的边塞诗悲壮苍凉，与初唐四杰为代表的雄壮豪放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初唐边塞诗的阳刚之美，为确立盛唐之音雄放悲壮之美的基础作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八十年代末刘石等一些学者全盘否定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史上的贡献的现象，王运熙、吴承学撰文反驳，他们认为，“刘石君的文章在目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颇能代表一种学术风气，所以，有必要对此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接着，他们从（一）“汉魏风骨”理论对盛唐诗的贡献；（二）关于“兴寄”、“言志”理论；（三）陈子昂“否定艺术形式”吗？（四）陈子昂诗歌创作成就。与刘石进行商榷，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子昂诗歌艺术及重要作品研究对于陈子昂的诗歌艺术及风格，本世纪学者，多有论述。如郑振铎《文学大纲》（1926年版）就认为，“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诗，为当时第一出现的重要的五言古诗，始扫艳丽之旧习，而趋于雅正劲练。......唐之诗歌虽因沈、宋而律诗以成立，然仍时时露清劲朴实之气氛者，子昂的独特作风实予以很大影响。”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初唐的末年，陈子昂、张九龄出，一扫华艳的诗风。子昂作《感遇》三十八首，九龄作《感遇》诗十二首，皆注重意境，撇开词藻，风骨高古。”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亦云：“上官婉媚，沈、宋靡丽，四杰亦鲜高洁之体，苍劲之气，惟陈子昂厕身于四杰、沈、宋之间，而特立独行，不与同流，以高雅冲淡之气，清劲朴质之体，抑沈、宋之新声，掩王、卢之靡韵、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力追古意焉。”王运熙的《陈子昂和他的作品》则认为，“《感遇诗》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登幽州台歌》是子昂诗歌的代表作品，它们都具有相当充实的内容，形式也非常质朴，有意识地摒弃了华丽的辞藻，这种风格在当时整个诗界是非常突出的。”

对于陈诗的渊源，人们的说法也不尽相同。郑振铎、杨启高、游国恩等人都沿袭传统说法，认为陈子昂的诗歌风格是受了阮籍等建安、正始诗人的影响，但是，王运熙则自抒己见，不同流俗，他认为：“从前的评论家往往指出《感遇诗》风格非常接近于阮籍的《咏怀诗》。......子昂自己也曾表明阮籍的《咏怀诗》是他所向往的。......我们认为《感遇诗》中不少作品和《咏怀诗》风格非常接近，二者都以隐约的词句，着重表现作者对于祸福无常的感叹和忧虑对于神仙和隐逸生活的赞美和追求，但子昂的生活经验要比阮籍更为丰富，他对于战争和边塞生活有实际的体验和观察，他非常注意和同情人民的苦难。因此，比起《咏怀诗》来，《感遇诗》所反映的生活面要广阔一些，它的战斗性也更为强烈一些。像《苍苍丁零塞》、《丁亥岁云暮》那样的诗篇，我们是不能在《咏怀诗》中找到的。”

到八十年代以后，研究陈子昂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专题论文更多、也更深入了。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韩理洲的《陈子昂研究》一书中收集了他从八十年代以来所写的一些单篇论文，专论陈诗者达九篇，其中《陈诗的艺术特色与瑕疵》和《陈诗的渊源》两文较有参考价值。前者认为，在如何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陈子昂的诗歌表现了鲜明的个性：（一）格高气壮，声情激越；（二）存兴寄，蓄愤托讽；（三）洗华从朴，语言遒劲。但是，他的诗歌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首先，由于他身居朝阁的时间多，接触社会阶层的日月少，注意朝政问题多，了解各层人物少，他的诗在题材内容方面，虽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少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其次，偏重气质，对诗歌的形象性有所忽视。一些诗歌，演绎道、释哲理，宣扬天命术数，以抽象的议论代替了生动的描绘，枯燥无味；复次，语言锤炼不足，甚至有“词稍粗率”、“词烦意复”之嫌。另外，在改革中的陈诗，虽然已经基本摆脱了齐梁诗风的束缚，显示出了新的风貌，但也残存着旧诗风影响的痕迹，《上元夜效小庾体》、《晦日宴高氏林亭》、《洛城观酺应制》等诗，无论在题材内容或形式上都没有多大突破。陈子昂推崇建安诗歌，但对建安诗人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则有所忽视。他的诗除五古、五律及五绝外，无歌行、无七古，汉魏乐府和南北朝的民歌生动活泼的形式也无从闻见。这也使他的革新受到了局限。而后文则认为，陈子昂倾心追慕建安诗人，他学习借鉴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作品，创作了一些“风骨矫拔”的诗歌，但他的诗还没有达到建安的水平，而是把效法阮诗视为继承建安风骨的途径。另外，他继承了《诗经》、《楚辞》反映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优良传统和比兴手法；对晋宋以还的诗人也有所师法；有些诗篇也有化用六朝其他作家的痕迹。该文结尾特别指出，“前多年，一些著述为了说明陈诗艺术性不高的原因在于矫枉过正，没有学习六朝诗人的技巧，完全否定了他对六朝诗人的学习（包括对郭璞、陶渊明的学习），是不符合实际的。”

另外，1980年中国文联公司出版的《陈子昂研究论集》中也有一些专论陈诗的文章，如王定璋的《陈子昂与沈宋》、蒲友俊的《论陈子昂的蜀中诗》、童嘉新的《试论陈子昂的边塞诗》等。王文从文学观点、艺术追求和审美倾向等方面说明了陈子昂与沈宋的差异，但认为，他们在创作上的差异又不如他们在文艺理论主张那么大。文章在比较后指出，陈子昂的文学理论有一定的缺陷，且有贵古贱今趋向；而沈宋诗歌文词高华，韵调谐美，也不乏兴寄，有极高的艺术造诣，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恰当的评价。蒲文则专论陈子昂在蜀中所作的诗歌作品，他认为，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幽居抒愤，玄观大化和偶吟山水。童文认为陈子昂的边塞诗思想内容相当丰富，艺术上也颇有特色：首先，风格沉郁雄浑；其次，语言刚健质朴；其三，诗思纵横驰骋；其四，五古形式，突破拟题。

九十年代以后，陈子昂诗歌研究又有了一些突破，如谢建忠的《论陈子昂诗歌“兴寄”的情感和意象》将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我国传统的比兴之说结合起来，融成自己的体系。文章认为，陈子昂运用兴寄有两个突出之点，其一是比较侧重于通篇比兴寄托，其二是除了批判现实的功利目的外，还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他把陈诗兴寄的感情波澜概括为“孤愤五蠹”和“孤愤遐吟”两个主要取向，前者或取自然景观，或取古代人事为事象来影射时弊，喻譬社会蛀虫和暗示环境气氛；后者托自然景象和古代人事之象寄寓自己忠直遭谗的深巨悲愤和理想幻灭的孤独情绪，后者社会美学意义和情感力度并不亚于前者。作者以兴寄最为集中的《感遇诗》38首为例，指出陈子昂运用了古代人事、自然和仙界三组意象群，“三组意象群的动态组合深刻显示了诗人情绪运动的消长起伏和审美活动的复杂过程。”房日晰的《陈子昂张九龄比较论》将陈和张的诗作进行比较，认为陈子昂强调诗要有兴寄，主要是对诗的内容的强调，而张九龄在注意诗歌表现充实内容的同时，“注意感情的艺术表达，向缘情方向转化”。陈诗对艺术形式重视不够，“意不加新而词稍粗率”，而张诗“清丽淡雅，诗味渐趋醇美”，两人不仅艺术风格不同，而且是时代风气使然，应该说“陈子昂与张九龄在唐诗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完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

就陈子昂的具体作品而言，八十年代以来人们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其《感遇诗》和他在蓟丘所作的一系列古诗上。在八十年代初，韩理洲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陈子昂诗歌作品的论文：《〈感遇诗〉析疑》、《〈蓟丘览古〉和〈登幽州台歌〉正义──评〈诗比兴笺〉的笺释》、《〈晚次乐乡县〉和〈春夜别友人〉解析商榷》、《〈杨柳枝〉非陈子昂所作》等。有关的重要论文尚有蒋寅的《陈子昂〈杨柳枝〉证伪》、周啸天的《陈子昂〈感遇〉其三、其三十七写于何时》、羊玉祥的《陈子昂〈感遇诗〉审美情趣初探》、罗时进的《〈登幽州台歌〉献疑》等。

陈子昂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关于陈子昂作品的整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鹏点校的《陈子昂集》，这是迄今最好的陈子昂全集本。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子昂诗注》，将陈子昂诗歌进行整理编年加注，后附《陈子昂年谱》，是陈氏诗集的第一个校注本。此外对陈子昂作品进行编年的文章则有韩理洲的《陈子昂诗文编年补正》、韩理洲的《陈子昂诗文编年考》、陈剑锋的《陈子昂诗文编年考辨点滴》、韩理洲《对〈陈子昂诗文编年考辨点滴〉一文的意见》等。有关陈子昂文集版本介绍研究的文章则有万曼的《陈伯玉文集叙录》、魏凯等撰的《陈伯玉集简介》、《陈伯玉集题解》、岳珍的《陈子昂集版本考述》等。

第六节 沈佺期、宋之问研究

沈佺期、宋之问是初盛唐之际极为重要的诗人，历来受到各代诗评家的重视。本世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因其所作多为宫廷之作而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采取了贬抑或忽视的态度，故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远比研究初唐四杰、陈子昂的少得多，但是由于八十年代以后学界研究观念的改变，人们对沈、宋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沈佺期生平研究

沈佺期生卒年研究 关于沈佺期的生卒年，学界有以下几种看法：（1）吴海林、李延沛编著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认为，沈佺期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卒于开元二年（714），享年58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连波、查洪德校注的《沈佺期诗集校注》所附查编《沈佺期年谱》亦持此说；（2）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沈佺期约生于显庆元年，卒于开元四年（716）；（3）陆侃如、冯沅君著的《中国诗史》认为沈佺期约生于公元650年（高宗永徽元年），卒于公元714年（开元二年）；（4）刘开扬《谈沈佺期、宋之问、李峤、杜审言等人的诗》一文则认为，沈佺期约生于公元656年（高宗显庆元年），卒于713年（玄宗开元元年）。

沈佺期生平行事研究 本世纪关于沈佺期生平行迹研究的专题论文有马茂元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李云逸《沈佺期“考功受赇”考辨》、《沈佺期“配流岭表”考辨》、谭优学的《沈佺期行年考》、祝尚书《沈佺期行年考略》、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第一册）、陶敏《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第五册补正）、查洪德《沈佺期年谱》等。

马茂元首先考证了沈佺期考功受赇之事，认为《被弹》、《枉系》二首、《同狱者叹狱中无燕》、《移禁刑司》等诗，皆此时所作。“《新传》谓‘劾，未究’，《旧传》谓‘坐赃，配流岭表’，皆非也。”又考证出沈出狱后，复旧职，迁给事中。《新传》谓“由协律郎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亦误。马先生认为，“盖佺期以阿附张易之，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与杜审言、宋之问等人同流岭表，与知贡受赇无关，《旧传》乃以坐赃事当之，谬矣。”

李云逸两文引证当时人记述，也考证出新、旧《唐书》关于沈佺期“考功受赇”、“坐赃配流岭表”的记载与事实不符。而且，后文在对“沈何时、以何种原因自台州返朝，从而最终结束其放逐南方的生涯”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时，否定了《新唐书》中的说法，认为沈佺期自台州返朝的原因，是遇赦，而不是什么“入计，得召见”的缘故，而时间则大约在神龙三年（707）正月。文章最后认为，“沈应即于神龙三年秋末或冬天返抵长安，任起居郎（据新旧书两传），复为朝官。”

谭文对沈佺期的考证大略如下：“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十三四岁时，隋父或游宦或商贾，居荆襄有年。曾溯大江，上三峡。......上元三年，第进士，释褐为协律郎。永隆中，不悉何故，抵罪系洛阳狱。出狱，贬台州录事参军，曾往温州乐城有诗。三年，召回，仍仕宦于洛阳。后转通事舍人。”尝附张易之、昌宗兄弟，承旨预修《三教珠英》。“转官考功员外郎，典贡举，转给事中。长安四年，以‘考功受贿’，被劾下狱，囚絷数月，或宥未究。或已释或将释，会张柬之等党附易之，兼考功受贿，被长流驩州......神龙三年，承恩北归，为起居郎，寻兼修文馆直学士。”“睿宗继位，转中书舍人。玄宗立，迁佺期为太子少詹事，厚其禄养而置之散地，疑在是时。开元初卒。”

祝尚书文着重考查了沈佺期在武则天朝及唐中宗神龙年间的主要行事五条：第一，入狱时间考。作者据沈佺期《伤王学士》诗前序断定沈氏因考功受贿“下狱在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并指出，《旧唐书》本传谓其坐赃在任考功员外郎时，是错误的，其“入狱时已为给事中”。作者还据沈神龙年间所作《答魑魅代书寄家人》诗中“三春给事省，五载尚书郎”推知：“沈氏长安二年迁给事中”，再由此“上推五年，知其初任考功员外郎，是在圣历元年（698）”。该文考辨的第二个问题是：《狱中闻驾幸长安二首》的真伪。作者认为，这两首诗“似可断定为误入沈集的伪作”。此说与上引谭文有异，谭文认为，此二首当是高宗永隆元年十月“自东都还京”时，沈氏在狱中所作，沈氏一生下狱两次，此为第一次。两说孰是？有待商榷。祝文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南流及北归的时限。前引马文定其被谪南行在神龙元年春末，而该文作者认为，马文“似误解了原诗”，“南流驩州不会途经褒城”的“七盘岭”；并据沈氏《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诗及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诗断定：“沈佺期由洛阳启程南行当在神龙元年正月下旬，至迟亦在仲春，非在春末。”作者又据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所录沈氏《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诗指出，神龙二年秋八月，沈氏已遇赦北归至潭州。该文探讨的第四个问题是两《唐书•沈佺期》记事的得失，认为，《新传》大抵不误，《旧传》甚不可靠。该文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早年及晚年的行事。作者认为，沈氏生年无考，上元二年登第后十数年间，仕历亦不详。“其现存诗中，有《被试出塞》，盖作于入仕之初。”又《答魑魅代书寄家人》谓“‘青嫌御史香’，或曾任御史之类。”他的晚年，仕途亨达，约在神龙二年秋末，由驩州赦归洛阳。神龙二年到三年间，曾官台州参军、起居郎。“后官至中书舍人、太子詹事，拜授时间无考”，约卒于开元二年。傅璇琮在《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中对沈氏一生中一些重要行事也作了笺证和考辨工作，如他认为：“长安为七○一──七○四年，则佺期在长安之前已预修《三教珠英》，《旧传》误。”而且，“久视元年（七○○）五月以前，沈佺期已任通事舍人之职，亦在长安之前，此亦为《旧传》之误。”作者又指出，“佺期当于大足元年冬（是年十月已改元为长安元年）由通事舍人迁为考功员外郎。长安二年（七○二）春，佺期即由考功员外郎知贡举。......佺期于长安二年迁给事中。”“佺期所谓受赇入狱，当在长安四年（七○四）。”“佺期因附会张昌宗而流于驩州，在中宗神龙元年（七○五）春初。”作者还考证出沈佺期北归之具体年月，他认为，“神龙二年（七○六）六月，佺期已北返行经端州。......神龙三年秋八月，佺期承恩北归途经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陶敏《补正》为傅璇琮“佺期受赇入狱， 当在长安四年”补充了一条材料，同时也对傅文所说佺期卒于开元元年的结论提出商榷，考证出“开元二年闰二月至六月间，佺期犹在太府少卿任。据原笺引苏頲制，沈佺期后尚自太府少卿迁太子少詹事，故其卒必当在开元二年六月或稍后一二年中。闻一多定佺期开元四年卒，当以此。”

查洪德编的《沈佺期年谱》是目前较为详备的一个年谱，该谱认为，佺期为协律郎当在举进士（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之后，贬台州（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之前。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自台州返朝，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春拜通事舍人。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被弹以考功受赇下狱。神龙元年二月，佺期以谄附二张罪名长流驩州。神龙二年三月遇赦，约五月北归。

沈佺期人品研究 本世纪绝大多数学者都对沈佺期的人品持否定态度，但是查洪德、杜海军《佺期之行未可非》则另立新说，他们认为，人们指责他的依据不外所谓“考功受赇”、“谄附二张”、“《回波》乞怜”三事，但这些依据本身都是有问题的。（一）“考功受赇”属冤狱，（二）“谄附二张”无确据，（三）“《回波》乞怜”非无行。文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在封建阶级知识分子中就品行说，沈佺期不是高风亮节、令人景仰的伟人，但也决不是品格卑污的小人。用封建文人的道德尺度去衡量，沈佺期是无可厚非的。

二、宋之问生平研究

宋之问生卒年研究 宋之问的生卒年，学界有以下几种说法：（1）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宋之问生于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卒于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2）苏雪林的《唐诗概论》认为宋之问约生于公元650年（高宗永徽元年），卒于公元712年（玄宗先天元年）；（3）王达津《宋之问与〈灵隐寺〉诗》一文认为宋当生于高宗显庆五年（660），卒于景龙元年（710）。

宋之问生平行事研究 本世纪关于宋之问生平行事的研究成果较多：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龚延明《初唐一首灵隐寺诗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骆宾王、宋之问生年》、傅璇琮《关于宋之问及其与骆宾王的关系》、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宋之问》、王达津的《宋之问与〈灵隐寺〉诗》、昭民《宋之问“赐死”钦州考》、马斗全《宋之问的籍贯及〈渡汉江〉诗》、赵建莉《初唐诗人在广西》、谭优学《宋之问行年考》、王启兴《宋之问生平事迹考辨》、胡振龙《宋之问交游考略》、刘振娅《宋之问两谪岭南新考》、杨墨秋《宋之问任职朝廷期间部分诗文系年考辨》、杨墨秋《宋之问与崖口、五渡》、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及陶敏、陈尚君著《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补正）等。

其中龚文认为宋之问可能在景龙三年前后游灵隐寺，与骆宾王相遇。而在龚文发表不久后问世的傅文则认为龚文在对宋之问的生年、骆宾王的下落、宋骆二人的关系的论述皆可商榷，傅文据《唐才子传》和《登科记考》宋之问进士及第年推断，宋之问的生年应在656年或之前，而不可能在此之后，龚文得出的宋之问生于671年的说法不可靠。文章在对骆宾王生卒年考辨后，进而认为《本事诗》所载并不可靠，与宋之问行年、游历不符。文章最后还补充了宋之问的事迹若干，可资参考。王达津文所讨论的问题亦与上两文相同，他认为，《灵隐寺》一诗当归宋之问，是其作越州长史时所作，并谓宋“当时颇具豪情与游兴，宋集有《游法华寺》、《诣禹庙》、《游云门寺》、《宿云门寺》等诗”，“就诗的风格而论，也应属于宋之问”。

谭优学文于逐年考索之后，又撰《新传》加以综述。今略摘其要如下：弱冠第进士，曾奉使东至兖州，南涉襄汉，行役浔阳，此皆传所未言，推其诗得知。中宗复辟，之问及李峤、崔融、沈佺期、杜审言、阎朝隐、王无竞诸名士十八人，咸贬远恶各州参军事。神龙元年，之问经湖湘，度大庾岭前往贬所泷州。次年，张柬之等被摒于外，之问逃归洛阳。其弟之逊密告以自赎。不久，王同皎坐斩，之问、之逊乃复官于朝为卿思丞。景龙二年为修文馆直学士。之问以文辞显，中宗欲用之为中书舍人，以代王言掌纶诰。而帝妹太平公主忌之，发其典贡举受贿之劣迹，出为越州长史。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贬岭外钦州。之问乃于太极元年循汴水入淮，经广陵，循大江西去，至黄梅渡江至江州，溯灨水而上，越大庾，抵广府，溯西江，经梧州，北上桂管，晋见府主，再南去钦州，复返桂府盘桓。开元元年，玄宗使使赐之问自尽于桂州，得年62岁。昭民文则认为宋之问应赐死于钦州，而非桂州。

王启兴文就宋之问的籍贯、生年、仕宦、卒年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唐书》定宋之问为汾州人，即今山西汾阳县是正确的，《旧唐书》定为虢州弘农人是错误的。关于宋之问的仕历，作者认为，宋之问上元二年中进士后，“久未得官，直到武则天天授元年，才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天授元年秋至天授二年夏任教习艺馆，天授二年夏末或秋初改任洛州参军”，万岁通天元年秋后至久视元年六月之间，任尚方监丞，“久视元年六月以后，宋之问依附张易之兄弟任左奉宸内供奉”，并“秉承武则天旨意参与修《三教珠英》。”中宗神龙元年，辨泷州，“神龙二年春即逃归洛阳。这时武三思专权，宋之问以告密之功而迁鸿胪主簿。”景龙二年，任考功员外郎，五月为修文馆直学士，景龙三年仲冬“贬为越州长史”，“景龙元年六月，由越州长史诏流钦州。”关于宋之问的卒年，作者认为，《旧唐书》本传及《酷吏传下•周利贞传》所载，玄宗即位后赐死是正确的，其时“当在公元712至713年之间”，“《新唐书》本传说宋之问为睿宗时赐死是错误的。”至于卒地，作者力主钦州说。同年发表的胡振龙文认真考证了与宋之问过从甚密的骆宾王、杨炯、陈子昂、沈佺期、杜审言、苏頲、田游岩、卢藏用、王无竞等二十五人，能紧紧抓住他们与宋之问的交往，突出诗文赠答的时限。

傅璇琮在其《唐才子传校笺•宋之问》中则对宋之问的一生重大行事作了笺证，如他认为，宋之问于天授元年（690）直习艺馆后，又于万岁通天元年前后任洛州参军，并与陈子昂交友；宋被贬泷州，离开洛阳当在神龙元年二月；其授考功员外郎或在景龙二年秋冬，而典贡举当在景龙三年；其出为越州长史当在景龙三年冬末、四年春初之际；宋之卒当在先天中。在《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校正）中陈尚君引《诗渊》所存宋之问《初承旨言放归舟》后云，之问曾两贬岭南，景云中流岭南，后赐死，故此诗应为神龙间贬泷州，奉诏北归时所作，之问为得诏方归，于此可证；陶敏证宋之问佐越在景龙三年，又据宋之问原诗考知宋之卒地确为桂州。

三、沈、宋诗歌研究

本世纪关于沈佺期、宋之问诗歌艺术的论文本来就较少，而专论沈佺期或宋之问诗歌的文章则更少，人们大多是将沈宋相提并论，且多则是在一些文学史、唐诗研究论著中涉及之。

本世纪上半叶 李维《诗史》对沈、宋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比较重视，该书卷中有三章都是论述“初唐诗体与沈宋”的， “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多未成体，沈则间有佳者。所谓裁成六律，彰施五采，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沈、宋之功也。”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对沈、宋诗歌的论述稍具体些，该书首先论及沈、宋于律诗成立之功，强调他们在官场上的应制倡导的机会的重要性，其次他分析了沈、宋的一些五律、七律作品，以说明其格律之严，但是，他对宋之问诗歌的评价不高：“之问的诗，好的极少！集中格调比较高越者，七言如‘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潘园枕郊郭，爱客坐相求’，又‘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类，确是没有几篇可鉴赏的。──大抵因为他的作品，七律全出应制，五律率多平浅，所以酿成这个结果了。”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则认为，沈、宋最伟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促进了七言律的成立，并认为“他们的倡始号召之功，似较他们的创作为更重要”。同时，该书还强调了他们对绝句、排律成立之功绩。对于他们诗歌创作实际，本书认为：“沈、宋的诗，自当以这种迁谪后所作的最工。应制诸什，非不精妙，却不尽是肺腑中流出的，故有灵魂、有真情感者甚少。”

苏雪林《唐诗概论》在分析律诗成于沈宋之手的原因时，认为，一是齐梁以来的酝酿，二是前人对对偶的讲求由来已久，三是出于帝王的熔陶。

闻一多在其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则强调沈、宋对盛唐诗歌的先导作用，他认为沈佺期的七律“卢家少妇郁金香”一首恢复了诗歌与语言之间正常的关系，“正是开启时代新风的首创作品”，对于宋之问，他则认为，“通常但知他的近体诗有名，其实古体诗也有好的，象五古《雨从箕山来》一首......可说是开了王右丞的先声。”

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一些新编的文学史著作对沈、宋在诗歌格律发展史上的地位也都加以肯定，对他们的应制诗评价不太高，对他们遭贬以后的作品予以好评。故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马茂元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一文在论及沈宋诗歌时颇具己见，如，该书云：“高宗之末以至中宗景龙之际 ，律风大畅，作者云兴，人握灵珠，家持玉尺，沈、宋于此种风气下，总结前代积累之经验与时人创作之成果，因势利导，遂使诗歌古今体之分，成为定局。世言律诗而必推沈、宋者，盖以其篇什繁丽，纂组精工，举为诗体发展之过程。非谓沈、宋之外，同时诗人遂无律体之佳构也。”又如，“沈、宋并称，其诗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识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风格又相近也。然其间亦未尝不可以区分。盖之问思致缜密，清丽居宗，五言是其擅场。其《昆明池》应制之作，固已压倒佺期，沈则气度较宏，七言独辟胜境。其《独不见》一章，‘高振唐音，远包古调’，亦非之问所能企及。......又沈、宋并工五言排律，之问所作，犹不过百余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一篇，长达四十八韵。其排比铺陈，尽情刻划处，已开盛唐风气之渐矣。”

刘开扬的《谈沈佺期、宋之问、李峤、杜审言等人的诗》对沈、宋的律诗和古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沈佺期写征戍的几首诗如《杂诗三首》之三、《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都很精彩，其次如狱中的诗，流放过程中的诗，都有真实感情，还有一些乐府诗也较可取，但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就数量和内容说，比沈佺期的诗更多更好，影响也更大”，而且，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对杜甫等后世大诗人也有很大影响，“杜甫对以往的诗人诚然是集大成者，但他对宋之问的诗似乎特别喜爱，不仅所写风景相似，诗语和表现方法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还有，之问的长律《谒禹庙》已长达二十韵，佺期的《移禁司刑》更达二十四韵，对杜甫晚年写长律竟达百韵也有所影响。”

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论沈、宋诗歌的文章，重要者有李云逸的《沈佺期诗人名订讹》、师为公的《沈佺期、宋之问诗歌用韵考》、刘振娅《宋之问诗歌创作总体认识初探》、王定璋《陈子昂与沈、宋》、查洪德《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沈佺期新论》、杨墨秋《宋之问任职朝廷期间部分诗文系年考》、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等。

其中查文针对过去一些研究者批评“沈佺期的诗多宫廷应制之作，内容空洞，形式华美”的说法，指出他的应制诗37首，仅占22.5%（沈存诗共160首），与唐初其他诗人比较，“应制诗并不算多”。况且，他的应制诗有的质量不错，作者称赞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说它“运用七律形式圆熟”，内容“也不像人们观念中的应制诗那样面目可憎”，“它无一处堆砌辞藻，无一处用典，自然畅达而不造作，有真实之景，真实之情”。作者将沈佺期的非应制诗分为沉郁的自述诗、深情的别离诗、矛盾的战争诗、雄奇的山水诗四方面加以详细论述，使读者第一次较清晰地看到沈诗的全貌。最后作者又从“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初唐诗风向盛唐诗风转变的有力推动者”和“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的诗人”三点说明沈在我国诗史上的地位。

本世纪未见有人对宋之问的诗歌作品进行系统整理，沈佺期作品的整理成果则有查洪德、连波的《沈佺期诗集校注》。

第七节 文章四友研究

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崔融等“文章四友”在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上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们之中李峤和杜审言的文学成就尤其突出，所以本世纪学界对他们也比较关注，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文章四友生平研究

李峤生平研究本世纪关于李峤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马茂元的《唐诗札丛•李峤生卒年辨证》、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李峤》（第一册）、陈尚君、陶敏《唐才子传校笺•李峤》（第五册补正）等。马文认为近人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谓峤生于贞观十八年甲辰，卒于开元元年癸丑这一说法不对，李峤应生于贞观十九年，卒于开元二年。傅文首先考证了李氏世系，又对李峤一生一些重要行事作了辨证，如他认为李峤出为润州司马当在长寿元年（692）一月后，于长寿三年八月前已由润州入朝，后即为凤阁（中书）舍人，景云元年峤似未赴怀州任即致仕，峤之卒官当为庐州别驾。陈尚君对傅文作了一些补正，如他据1928年出土的李峤长子畅的墓志，考知李峤在万岁通天二年（697）一月时仍任凤阁舍人。

杜审言生平研究本世纪关于杜审言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杜审言传”、傅璇琮的《杜审言考》、张清华的《杜审言评传》、王雄夫的《杜审言小传》、王永昌的《“峰州”考》、陈贻焮的《杜审言评传》、毛水清《杜审言四题》（上、下）、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杜审言》（第一册）、陈尚君、陶敏《唐才子传校笺补正•杜审言》（第五册）等。

其中马文考证了杜审言谪吉州的时间，他认为，审言离开东都时当圣历二年（公元644年）春，其还东都当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四月，其卒年当在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盖在入修文馆不久，即以暴疾而死。另外，该文认为《新传》所载审言云“久压公等”之言，恐非其实。傅文认为，审言的生年虽不可确考，但当生于648年之前，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于646年，大致不差。该文还对审言一生重要行事和所作诗歌作品尽量作了考证和系年，涉及到审言与杜易简、苏味道、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等人的关系，补考了杜审言永昌元年（689）前后曾在江阴任职，当由江阴入为洛阳丞，于698年由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参军。王雄夫小传在杜审言生平行事的叙述方面基本上与傅文相同，没有新意。陈贻焮文第一部分“‘恃才謇傲’的狂人”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杜审言的生平大略及其謇傲的性格，探讨了他遭时辈嫉妒的原因。毛水清的文章中的前两个问题是有关杜氏生平的，对杜审言等人何时称“文章四友”这一问题，该文的答案是在杜氏30岁前，地点在东都洛阳，原因是“由于共同倾附武则天和张氏兄弟的政治立场，又都擅长五言律诗”，后来这种齐名更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对于杜审言贬吉州的原因，他补充了傅璇琮在《杜审言考》中的说法，认为“此次杜审言的吉州之贬，大约是由于（杜）支持复立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反对武承嗣，因而触犯诸武兄弟的缘故。”

对于崔融的生平，傅璇琮在其《唐代诗人考略》曾作了一些考证，他认为，崔融应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卒于神龙二年（706）。文章还对崔融与当时著名诗人杨炯、陈子昂、杜审言等的交往也作了考证，补充了崔氏早年的一些仕履经历。最后补充了他的家世。

至于苏味道的生平，本世纪未见有人进行新的考证。

二、文章四友诗歌研究

文革以前本世纪大半时间内，人们多是在各种文学史、唐诗论著中论及文章四友的诗歌成就，专题论文要到文革以后才开始出现。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苏、李所作，“今存者，类多应制之诗，未能窥其真性情。”谓：“在这几个人中，审言自是以天才独傲的。”云崔融“的诗咏从军者为多”，像《西征军行遇风》“颇具有异域的风趣，置在这个时代里，总算是别调”。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在论述“珠英学士”时也主要以“文章四友”为主，他认为，“李峤诗大半以自然现象和日常用品属题，──如日月江海牛羊笔墨之类──太无意味。惟《汾阴行》后段，慷慨悱恻，颇能动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也认为，“他们集中，五律最多，可知他们都是律诗运动中的重要推行者。李峤作律诗一百六十余首，偏于咏物，天文、地理、禽鱼、花草以及文具用品，无不咏到，成为唐代第一个咏物诗人，而其作品颇少情韵。他的七言《汾阴行》，为传诵人口之作，然统观全体，并不甚高。苏、李二人的诗，亦俱平庸。只有杜审言的作品，在四友中是较好的。”他认为，杜审言“集中五律占去大半，如《登襄阳城》、《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等篇，可称佳作。七律很少，成就不高。他的七言绝诗，较有特色。......这种诗富有情感，表现得也还细密，比起他那些故作华丽的律诗来是好得多了。不过，我们在诗体的形成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便是五言排律，到了杜审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闻一多在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对文章四友颇多关注，他认为，杜审言晚年的诗虽然受过王绩的影响，却已进一步把它变为纯粹的唐代诗风。“他的诗现存三十多首，造诣已达盛唐境界。”“如果从诗的对仗工稳和通体匀称来说，杜固然远不如沈、宋，但他好诗的数量却驾乎沈宋而上，所以这批诗人中，除去王杨，杜审言还隐然有领袖群伦之概。”对于崔融，闻一多认为，“不以人废言而论，融的某些作品，亦有可传价值”，如五律《吴中好风景》“竟不像一首律诗，简直是从西洲曲化出，极为生动，颇带歌谣风味，是从古诗到律诗过渡期间的绝妙佳作”，五古《关山月》“尤见浑厚”，“无怪要令杜审言那末倾倒了”。

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崔融》对崔融诗歌也有一些论述，作者首先指出，“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唐诗选本，是几乎不提崔融名字的，其实在初唐诗坛上，崔融应该有他的地位。”他认为，崔融“现存的诗数量虽然不多，但颇有一些好诗。......《文镜秘府论》论对类又引及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当即所谓‘盛谈四声，争吐病犯’的关于诗歌格律的著述。由此可见，崔融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还是诗歌理论家。”

文革以后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渐渐出现了一些专论“文章四友”诗歌成就的论文，重要者如马茂元《李峤咏物诗“杂咏”与“单题”名异而实同》、刘树勋《杜家诗学话渊源──谈杜审言》、徐定祥《关于杜审言诗歌的评价──兼与傅璇琮同志商榷》、王雄夫《读杜审言诗札记》、姜光斗等《论杜审言近体诗的历史地位》、张传曾的《谈〈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的结构和语音形式美》、徐定祥《“文章四友”与盛唐边塞诗──兼谈边塞诗的文学渊源》、陈贻焮的《杜审言评传》、毛水清《杜审言四题》（下）、徐定祥《论李峤及其诗歌》、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诗〉谈起》等。

其中徐定祥《商榷》一文认为，杜审言的诗，正体现了初、盛唐接壤时期的特色。杜审言的诗以浑厚见长。与同时的沈、宋、苏、李相比，较少浮靡之气。文章也指出，杜审言还有工致细腻、清新流丽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描写优美恬静的自然景色的诗中。

姜光斗文首先指出，杜审言的近体诗占其全部存诗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中五律二十七首，五排七首，七律三首，七绝三首，除五绝不存外，在这四种近体诗中都有严格合律的佳作，这是在初唐格律诗形成阶段非常突出的例子。至于他在近体诗发展史上的贡献，作者认为，约有以下数端：首先，杜审言是以全力创作近体诗的重要诗人，他的作品，格律精严，诗风浑厚，足为后代模式。他在近体诗发展史上的地位，足以与四杰、沈宋比美而毫无逊色。在某些方面，还能超越数子而凌驾其上。其次，杜审言壮阔、雄浑的诗风促进了初唐诗歌的迅速转化，对于矫正六朝积习，改变采丽竞繁、萎弱绮靡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复次，杜审言的某些写作技巧，比如音情顿挫地组运偶对的手法，善于捕捉景物的典型特征加以逼真描绘的技巧，以及结构严密完整、字句工巧自然、设色富丽和谐等手法，均对后代产生较大影响。

徐定祥《“文章四友”与盛唐边塞诗》则强调文章四友对盛唐边塞诗的影响，文章认为，在四友现存诗作中，以边塞为题材或涉及边塞生活的，计杜有五首，崔、李各有六首，苏仅得二首，数量可说是微乎其微了，但它们却是四人存诗中最好的或较好的，在初唐边塞诗中，也称得上是颇有特色的佳篇。四杰边塞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描写了边塞风光和边塞生活，反映了与边境少数民族或战或和的关系。在这方面，崔融首先值得注意。在他现存的十八首诗中，边塞之作占了三分之一，是四人中创作边塞诗最多的一个。崔融的《关山月》对苍茫辽阔的边塞风光作了高度概括，辞气劲健，风格苍老，情调雄浑悲凉，堪称初唐边塞诗的杰作，即使和盛唐的名篇佳制相比，也不见逊色。实际上，它正是盛唐边塞诗的先导。另外，崔融的边塞诗对边塞特殊风光和激烈征战生活的真切描绘，为初唐诗坛带来了刚健清新的气息，是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王昌龄等的滥觞。文章针对文学史家对崔氏于七律开创之功多不提及的情况，特别详加论列，并谓崔氏在七律方面的成就，当不在沈杜之下。至于苏味道的边塞诗，也能把景物描写与军事活动结合起来，表明了诗人对正义战争的积极态度和平定边患的良好愿望，还是较有特色的。而杜审言和李峤的边塞诗则反映了唐廷与吐蕃之间友好交往的一面。李峤还有一些诗歌反映了唐廷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表现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歌颂祖国的强盛统一，是“文章四友”边塞诗的又一重要方面。文章最后说，尽管它们在反映边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远不及盛唐诗人，但其主要内容，也都是盛唐边塞诗的基本主题。至于在艺术表现，创作方法乃至艺术风格上对后人的影响，更是不容置疑的。

毛水清《四题》（下）有一部分涉及“杜审言是否是宫廷诗人”的问题，文章针对徐定祥《杜审言诗注•前言》所云“诗人身居宫廷时间不长，奉和应制之作只占现存作品总数的五分之一，故不能据此而遽定为宫廷诗人或御用文人”的观点，指出是否为宫廷诗人，“不能仅仅看现存应制诗的多寡，而应该主要看本人与宫廷（皇帝及其宠臣）的关系如何。即使是宫廷诗人，为人亦有良莠之分，诗歌创作成就也有大小的不同”，“我们说沈宋和文章四友是宫廷诗人，并不妨碍我们对杜审言的为人和诗歌创作成就作出较高的评价”。

徐定祥的《论李峤及其诗歌》一文对李峤诗歌艺术成就的评述较全面，她首先指出，李峤的那些咏物诗“就数量之多、题材之广而言，可说是前无古人。这些篇什皆为五律，对偶精切，裁剪整齐，隶事用典，刻划精微”。其次，强调了李峤在五律及其他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李峤诗歌的艺术风格，作者认为，“前人多以典丽来概括”，实际上，这只符合应制诸作及咏物诗的情况。此外，李峤的诗还兼具雄浑、高古、幽丽、清新等特色。

葛晓音在其《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中也谈及“文章四友”，她认为李峤的咏物诗一百首“很可能是修《三教珠英》的副产品。苏味道”存诗不多，虽喜用‘金银花玉’一类当时流行的词采，却常与较疏散的意象结合，因而较为明丽开朗，没有过分秾艳和堆砌之感“。崔融，”拟古加写实，构成了他的基本风格“。”大体上仍是沿袭齐梁的模式。“”杜审言的新颖之处是在他已注意到物与情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他的某些景物描写还注意到景物动态和意象、气氛的协调，力求真实地烘托出某种主要的感受“。他的七律《春日京中有怀》”虽用巧思，而神情圆畅，格调较高“，”是构思新鲜而气度高逸的一首佳作“。

另外葛晓音的《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一文认为，《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探究对偶声律之风的产物，是一部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的类书。它采用大型组诗的形式，将唐初以来人们最关心的咏物、用典、词汇、对偶等常用技巧融为一体，以基本定型的五律表现出来，给初学者提供了便于效仿的创作范式。这一诗体咏物类书的出现，标志着初唐律诗至此已成熟到了可以广为普及的程度。文章还认为，在初唐诗文作法类著作的发展过程中，《李峤百咏》的出现，带有划分阶段的意义。总之，本文第一次将《李峤百咏》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揭示出来了，发人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文章四友作品的整理，有徐定祥注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月版，徐定祥注的《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二书亦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5年6月版。其中，《李峤诗注》对部分诗歌作品作了编年。另外，陈尚君的《唐才子传校笺补正•杜审言》指出，张庭芳的《李峤杂咏注》实际上未佚，今日本藏有三个系统之七种抄本，分别藏于庆应义塾、天理图书馆、阳明文库等处，对进一步整理李峤诗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三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