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立是当前学术研究中一个热点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学术”只有排除了“价值判断”，才有“研究”的必要，否则有沦为“政治”之嫌。价值中立这一舶来品，未经反思便确立起合法性。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到韦伯那里，寻溯价值中立的本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海德堡大学可谓风云际会。正是在1896年，韦伯受聘为该校政治科学教授。围绕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韦伯圈”，其中不乏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特勒尔奇、桑巴特、腾尼斯、西美尔、雅斯贝尔斯、卢卡奇、布洛赫等名家，因此，韦伯必然会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无怪乎施路赫特说，韦伯学说只能“从康德精神中来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价值中立受到了新康德主义强调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影响。

价值中立原则集中体现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该书是一些论文的选辑，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1904年）和《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1917年）两篇文章中，韦伯严格区分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他想要做什么”；“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完全出自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而与事实没有任何逻辑的或本体的关联。为此，学术研究必须排除价值判断，以实现价值立场的中立。

价值中立是合理化过程的必然结果。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具有事实的性质，后者具有价值的性质。在他看来，西方现代社会的兴起是合理化的产物，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展和价值理性的萎缩。伴随着这一过程，“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判断自然被“除魅”了，价值中立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价值中立原则却面临着困境。虽然工具理性成为一种现代的“趋势”，但韦伯对现代性的后果却充满忧虑，充分地意识到合理化的“吊诡”终将使人生活于“铁笼”之中，制造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在这个事实与价值分裂的世界中，工具理性的扩展并不能否定价值世界的意义，两个世界始终会存在，合理化有其必然的界限。终其一生，韦伯都在肯定合理化的结果和忧思人类的命运之间徘徊。面对现代人“那令人战栗的命运”，他无能为力，正如守望者所吁求的那样：“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降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寻求价值中立的韦伯，最终也未能在自己的世界中实现价值的“除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

反观韦伯的一生，处在“学术”与“政治”的漩涡中，价值中立从未真正地实现过。韦伯的形象似乎是那么鲜明，却又是那么模糊。大学教授？“凡尔赛和谈”顾问？魏玛宪法起草人？在价值中立与德意志民族利益之间，韦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后者。在夫人玛丽安娜·韦伯的眼中，韦伯“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学术研究“首先是一种业余消遣”。或许格特和米尔斯的定位更为准确，韦伯“属于最后一代的‘政治教授’”，“在对学术作出超然的贡献之余”，“同时还是政治上的领导人物”。

既然价值中立在韦伯那里都难以实现，那么学术领域价值中立的合法性理应受到质疑。纵观人类历史，希腊罗马有古无今，西方各国有今无古，唯我中华，亘古亘今，光辉灿烂五千年。经世致用是我们民族学术的优良传统，历代贤哲在出世与入世的统一中探求内圣外王之道。无论是顾炎武的文须“有益于天下也，有益于将来”，还是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无不贯穿着对国家和民族的经世情怀。在人类学术史的常青树上，价值中立是灰色的、苍白的。

当前，“恪守”价值中立的一些“学者”日渐表现出远离现实的倾向：或是躲在象牙塔里杜撰术语，玩弄概念的游戏；或是将西方的理论方法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挟洋自重；或是将古人的名词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但无论如何，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谓“理论发明”、“学术话语”的几个“新词”当做金科玉律，拾洋人牙慧，袭陈言自诩多闻，只能是邯郸学步，这样的“中国学术”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