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是把握其内在逻辑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哲学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文明的新陈代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体现世界各大文明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包含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模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深化和拓展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程度和水平，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上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大学术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自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我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外在推动因素。然而，作为“本来”和“本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来源，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内在逻辑，对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自觉
中西马对话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自觉。在当代哲学界，如何处理中西马之间的思想关系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学术难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西马的融合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学术自觉。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的“第一届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上，有学者表示，“目前中国哲学中形成的中、西、马三足鼎立、以邻为壑的状况是不正常的”，“必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结合的重要性，要总结、概括中国哲学，继承、弘扬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参见陈椰）至今，“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中西马的融合会通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自觉。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近代以来，我国哲学界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特别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继绝地天通、佛教东传以来五千年中国思想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学术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回顾100多年来的中国学术史，学习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固然是必要的，然而，译介西方哲学的著作、注释西方哲学的经典、引入西方哲学的命题、分析西方哲学的概念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任何西方哲学的理论都无法代替中国哲学界的思考。高清海认为，“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高清海）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当代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如何走上人类精神的最高殿堂，而不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短板”是哲学界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
推动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努力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代中国学术对人类思想宝库的贡献，一定是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民族的、时代的文化。作为当代中国学术表征的哲学，不再是二级学科中的技艺之学，而是把握思想时代的精神反思。我们留给后人的一定是不分畛域的时代哲学，而不是森严的学科壁垒。长期以来，哲学界存在一种以邻为壑的现象。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固化，哲学研究中常常会出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在中西马学科分立的条件下，我们的许多学者给西方人讲的是中国哲学，给中国人讲的是西方哲学，陈康那样能够给西方人讲希腊哲学可谓凤毛麟角。这如同陈康所言，“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参见柏拉图，第10页），如若出入无人之境，但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学术水平。无论是“双一流”建设中竞相延揽西方汉学界、海外中国学界培养的博士生作为所谓的“高层次人才”，还是印度洋、太平洋上蕞尔小国的地区国别研究类A&HCI、SSCI刊物被奉为圭臬，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学术自信的普遍性缺乏，这和中国近代以来学术总体上的“学徒状态”相一致。（参见吴晓明，2021年）郑永年指出，当代中国学术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走出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处于思想的“被殖民”状态。（参见郑永年、杨丽君）
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自觉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新世纪以来，德里达一句“中国没有哲学”（参见陆扬）惊醒了中国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迷梦，“中国哲学合法性”（魏长宝）讨论如火如荼，哪怕是治西学、翻译西方经典的宿儒莫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皈依。今天，即便是西方哲学中非常专门之现象学也出现了中国化的趋势，心性现象学就是一种推动现象学中国化的学术努力。哲学界的“中国哲学分析化”“分析哲学的中国化”更是试图实现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化。“无论是‘中国哲学分析化’还是‘分析哲学的中国化’，它们都反映了中国哲学家们用分析的方法讨论中国哲学问题的努力方向——前者是用分析路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后者则是试图在分析哲学讨论中引入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二者都是“以中国哲学为主体，用分析的方法去‘化’中国哲学的问题”。（江怡）
哲学中国化的趋势不仅有助于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而且有助于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可以说，哲学中国化的趋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是把握其内在逻辑的前提和基础。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18-319页）毛泽东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在建党之初，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俄经验神圣化曾给中国革命带来过巨大危害。这些形形色色的错误在本质上都是因为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血脉。当然，这种教条主义理解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全盘西化论、疑古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在1930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逐步走向成熟。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绝非巧合，他在青年时期就深受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熏陶，喜读曾国藩家书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经常前往船山学社听讲。他的古典文献功底深厚，古典诗词、狂草书法为一代之冠，晚年更是对《二十四史》手不释卷。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实践论》《矛盾论》堪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之作，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福祸相倚”“天人合一”“一物两体”等辩证思维方式。《矛盾论》对矛盾转化的强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同一、贵和合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迥异。
毛泽东在思想表达方式上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将这一结合所形成的思想用民族化的因而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加以表述”（王南湜，2012年，第4页）。例如，在整风运动中用“实事求是”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用“愚公移山”表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追念张思德时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表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实践论》中用《三国演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无独有偶，刘少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身之学相结合，完成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合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进行了艰辛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很多观点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例如，小康来自《礼记·礼运》，和谐社会吸收了和合思想，以人为本吸取了民本思想，共同富裕借鉴了大同理想，理论联系实际吸纳了知行合一学说，以德治国与儒家传统紧密联系，依法治国与法家思想密不可分，“一国两制”汲取了《周易》的智慧，这些创造性思想成果的提出都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用典”体现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可谓切中传统文化之肯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大量引用古代治理思想。以《论语》为例，第一卷引用18次，第二卷引用11次，第三卷引用5次。此外，老庄、孟荀、程朱、陆王也多次被谈到，可谓儒释道融合，经史子集会通。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可以体会到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感悟出孔子的“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生动结合了中国具体实际的“地气”，更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2021年）这是在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新论断。（参见《决议》）从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2021年的《决议》，百年党史上三大历史决议，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体现出一脉相承，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彰显了与时俱进，为我们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提供了一把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习近平，2016年）经典文本的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为现实问题作注脚等研究进路，远远不能满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决议》）。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达、艾思奇等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的思想探索、学术探索相比，当代哲学界似乎缺乏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勇气，没有认识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自觉是建立文化自信必不可缺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能单凭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是中国哲学一己之力，需要包括中西马各学科，整个哲学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努力。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
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首先要反思二者为什么能够结合，回答其可能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韦伯所言“选择的亲和性”，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结合，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姜辉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性，都具有开放性、辩证性和与时俱进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契合融合的内在基因”。（姜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翻转，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哲学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讲究一切从实际出发，而研究中国的实际离不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变易思想、知行观、义利观、大同理想、民本主义等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具有一致性，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长出实践上的参天大树，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突破近代以来制约中华文明发展的一系列瓶颈，实事求是、小康、大一统、民胞物与等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基因通过新陈代谢，获得了新的时代表达。而且，这种思想契合，在思维方式上体现出二者的类同性。“由于两种哲学在原本的思维范式上的类同性，便有可能由之而达成一种真正的融合，即一方面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融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使之深度中国化，另一方面则使传统中国哲学真正现代化”。（王南湜，2012年，第320页）下面，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结合分述之。
一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4页）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通向真理之路，是开放的思想体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并运用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实践建立起本质规定性和内在关联性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抽象规定性，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毛泽东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从历史经验看，恪守教条、墨守成规只会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习近平，2018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规定性和学理规范性。
二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需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但需要“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更需要“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通过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之改造提升，创建了一套实践辩证法理论体系”。（王南湜，2020年）在冯契看来，“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为要实现这种结合，那就必须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包括研究民族的历史遗产”。（《冯契文集》[增订版]第7卷，第562页）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如果不顾中国具体实际，无视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那么即使不是像王明那样葬送中国革命的前途，也会随着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终结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悠久绵长的中华文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脉。
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中，创造性地把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继承和接续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体和承担者。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习近平，2014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既有革命传统，也有历史文化传统，不理解传统就无法把握当代的中国，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历史研究从来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不仅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紧密联系。西方学界始终不愿意承认夏文化，不乏否定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之因素，试图从根本上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近年来大力支持仰韶、良渚、二里头、陶寺、石峁等中华文明的早期遗址研究，充分发挥了考古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价值，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重点是反思二者怎样实现结合。在当代哲学家中，张岱年、冯契、高清海、方克立等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进行过探索，提出了“综合创新”论、“智慧”说、“类哲学”、“马魂中体西用”等标识性概念。如高清海就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域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高清海）这里，就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论述四点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2016年）张岱年、冯契、高清海、方克立等对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探索，无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激活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传统文化研究就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往往会陷入保守主义、复古主义。
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立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理论原点和思想地平线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理论和思想标识。冯契认为，“必须正确解决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克服各种错误倾向，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冯契文集》[增订版]第7卷，第578-579页）无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抑或是探索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首要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在佛教东传、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等一次次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中华民族一直善于学习各大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吸纳基础上再创造以补自身之粗疏，不是亦步亦趋，不是剪除异己，之所以亘古亘今乃是源自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
纵观上下五千年，但凡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之世，无不体现出文化的开放性和创新性，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在民族复兴、国家崛起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汉之开疆拓土，显示出刚健有为；唐之兼收并蓄，体现着天下大同；宋之文化繁盛，开显出极高明而道中庸。德治、仁义、变易、无为、法治、民本、经世、和合等一系列思想，无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习近平，2014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泾渭分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隐忍、平和、大同与西方文化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成为治理模式分野的重要文化根源。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不容忽视，近代中国衰落与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积弊密切相关。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闭关锁国、文化上的复古保守、社会上的一己之私等糟粕在封建王朝的末世沉渣泛起，以至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因此，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发挥当代价值。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堪称黑格尔意义上“文化结合”的典范，既广泛地学习外来文化，又深入地适应中国传统，在儒家心性论和佛教宇宙论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了禅宗。从汉明帝时期佛教入东土，历经魏晋“三玄”大盛，到隋唐佛学之滥觞，直到北宋五子，士人精神生活转向内省，中华思想文化体系日臻圆融，才形成儒释道融合的宋明理学，前后跨越千载的历史长河。作为成熟文化形态的宋明理学，“不仅是11世纪以后主导中国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前近代东亚各国（朝鲜、越南、日本）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理学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陈来，第477页）从周濂溪到王阳明的宋明理学诸家，皆出入佛老，归于六经，对佛学不乏充分地了解。
今天，我们会通中西同样需要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准确地把握。如同食物只有经过消化才能被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只有经过扬弃，才能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原料。扬弃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不二法门。儒释道融合历经千年才得以完成，中西会通也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哲学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结合是“文化结合”基础上产生新思想的破题。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单纯地复兴儒学，我们今天要建立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统。正如吴晓明所指出的，“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不仅把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理解为自身的基础，而且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自觉地把握为本己的任务。这个任务意味着：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中国的文化传统将在继续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复活与重建，从而迎来这一文化传统的再度青春化”。（吴晓明，202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文明的新陈代谢，才会成为当代中国在国际上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才能在纷繁变化的世界舞台保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底色。
三是围绕国之大者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2016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照现实，把握时代，启迪未来。其中，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深化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唯物史观作出了贡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了社会发展理论的进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了生态文明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世界历史思想从理论转化为现实……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聚焦国之大者，深入国之大局、国之大要、国之大事、国之大计，集中古今智慧，采撷中外优长，观大势、谋大局、出大策、著大作，不断提升哲学思想的学术力、思想力、影响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拼凑一些陈词滥调来剪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公羊三世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看似高深莫测，但却从未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过照面，不过是思想空转的概念游戏。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助于中国哲学界推出一批能够反映中国立场又能为国际哲学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哲学命题、哲学范畴和标识性概念，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四是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高清海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内在“性格”相一致的基础上认为，当今中国“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高清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参见《决议》）如果说西方现代化的内在支配性逻辑是资本逻辑，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这一内在逻辑的外化和具象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既体现世界各大文明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普遍特点，又包含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模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老路，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彻底否定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克服了消费主义、虚无主义，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人类文明新形态吸收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文化滋养，继承了五百年世界社会主义史的有益成果，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世界体系中的丛林法则，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破解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美国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迷思，为当代中国学术界走出西方近代以来的话语体系，从而摆脱思想的“被殖民”状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路径和思想参照。
结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2021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华民族真正从思想上站立起来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中国人民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一步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程度和水平，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实现飞跃的本质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深化和拓展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程度和水平，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创造了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
[1]柏拉图，1982年：《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
[2]陈来，2020年：《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3]陈椰，2008年：《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综述》，载《哲学动态》第2期。
[4]《邓小平文选》，1994年，人民出版社。
[5]《冯契文集》（增订版）第7卷，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高清海，2004年：《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8]江怡，2021年：《“中国哲学分析化”何以可能？---一种哲学方法论的考察》，载《哲学分析》第5期。
[9]姜辉，2021年：《“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途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
[10]陆扬，2004年：《追思德里达》，载《博览群书》第12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12]《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13]王南湜，2012年：《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回顾与展望》，载《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
[14]魏长宝，2004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叙事及其超越》，载《哲学动态》第6期。
[15]吴晓明，2020年：《“小康中国”的历史方位与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2021年：《重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载《学术月刊》第4期。
[16]习近平，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9月25日第2版。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5月19日第2版。
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5月5日第2版。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7月2日第2版。
[17]郑永年、杨丽君，2019年：《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知识重建》，载《文史哲》第1期。
[1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载《人民日报》11月17日第1、5、6、7、8版。
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典社会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韦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