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印第安酋长被带去参观纽约的道路和各种景观。他看到了宏伟的大教堂，看到了摩天大楼，看到了喧嚣的大厦，看到了人山人海的市中心，也看到了飞跨两岸的布鲁克林大桥。“什么是让你感觉最惊讶的事物？”几位绅士这样热心的问到。这个“野蛮人”动了动他身上的红毯子，慢慢的回答了五个字：“小孩在干活。”

这个故事来源于二十世纪初美国进步运动时期一名“黑幕揭发者”的文章，当时在美国泛滥着的血汗工厂所带来的恶劣的生产环境，以及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刺激着一大批有良心的中产阶级人士-律师、教授、新闻记者、中小企业家等等，认为物质发展不能以大众的牺牲为代价。为了消除这种状况，进步运动使出了三板斧：推动劳工联盟，在州级和联邦级政府层次上寻求劳动立法，建立相应的公民组织。这个时候，虽然美国社会整体还是趋向保守（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气息），但是宪政体制所保障的自由权利使得进步主义者得以大展拳脚。

随着劳联产联的兴起，以及罗斯福新政时期所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加上各种非政府公民组织的不断努力，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大工业内部和美国公民社会中基本上已经不存在血汗工厂现象了。血汗工厂消退为局部领域（那些对技术和资本要求不高，但竞争激烈的生产领域，例如制衣业）和主要针对外国非法移民（因为是非法移民，导致政府很难监控和加以援助）的现象。

当发现血汗工厂后，美国社会是怎么做出反应的呢？下面有个很著名的例子：

1995年8月2日，美国劳工部接到举报，与警方一道对加利福尼亚州埃尔蒙特市里面的一所服装厂进行突击搜查，发现72名泰国非法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受到暴力威胁，失去人身自由，被迫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在该厂进行高强度的劳动。

警方立即拘捕了厂主及其打手，并将这些非法移民送往移民归化局暂时扣押起来。这个时候，“血汗工厂监视”，一个1992年由社区领导人、非政府组织和律师组成的公民组织联盟站了出来，为这些非法移民提供法律帮助，并向政府申诉：如此将这些移民关起来有害公正，并将鼓励血汗工厂的继续存在。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媒体的帮助，媒体紧盯着，批评着当地政府和联邦机构的失职。

在公民组织和媒体的压力下，这些移民被释放出来。随之，当地社区，如教堂、医院、超市也站了出来为这些移民提供临时住处、食物和医疗服务。所有的移民在两个月内都在“血汗工厂监视”组织的主动帮助下寻找到了受到保障的合法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司法机构也以非法奴役、绑架、走私等重罪对厂主及其打手进行了指控，并在后年的二月将他们绳之以法。当然，这不算完，在追究责任的路径上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受害的移民们在“血汗工厂监视”组织和美国劳工部的帮助下向与该服装厂有联系的零售商和制造业者（其中不乏像Tomato这样的知名厂商）提出了民事诉讼，控告他们同样是施害者。制造厂商们雇用了最好的一些律师来为自己辩护，反驳说他们并不能算是联合雇主，但被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所驳回。司法机关最后认为，如果服装厂厂主确实是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代理人，那么也要负起相应的责任。1999年，最后一家厂商，Tomato公司，也终于服软，向受害者支付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赔偿。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巨大作用。事实上，在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所发动“反血汗工厂运动”和法律的双重压力下，各厂商也开展了自己的运动——“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并从外部雇用评估机构来对自己进行审核。

面对美国社会的处理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点什么呢。即使对于强者来说，一个只适合自己生存的世界也是不值得生存的。

作者注：本文发表于《新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