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外都是多事之秋，有太多不令人乐观的现象，这曾使我怀疑史学是否具备“资治”的功能。实际上，《资治通鉴》出来以后，中国历史似也不比以前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史学研究太让人失望，不能使政治得到“应有的”借鉴)。

后来读书稍进，乃有所悟：中国史学的基本主旨就是“守先待后”，这不仅是一种守护的责任，也帮助我们因应任何可能面临的问题。《易经》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过“知古”，君子提高自己，是谓“蓄德”。而其目的，不仅是应对(个人和群体)面前的生活，还要“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即梁启超所说的“慧观”)。简言之，“守先待后”意味着一种通透的长程眼光，不忘过去，关注现在，同时还面向未来。

时间的意识，通观的眼光，是史学的要素，可能也是史学对其他领域最能提供帮助的地方。故所谓“资治”，不仅是告诉读者历史上发生过的经验教训，为后来人之借鉴，更多是提供一种上述的长程眼光，可以继往开来。

“资治”针对的当然是“治者”，故《资治通鉴》就是写给皇帝和官员看的;或用今天更好听的术语说，是给政治家看的。政治家最宝贵的，当然是有长远的眼光。即使处理当下面临的问题，一个心中有过去和未来的政治家，与一个只看眼前、就事论事的官员，是非常不一样的。“资治”思路真正的优点，就是让政治家知道过去和未来，把当前的问题放在所谓的历史长河中来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一定会比只知眼前者要好很多。

实际上，一时代的整体政治主要参考和借鉴什么样的学问，基本也能反观那一时代政治的风貌。若借鉴经济学，则最大限度地追求当前利益;借鉴法学，则事事以防弊为先，注重程序的公正;借鉴史学，则眼光长远、知所先后……

2014年两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历史宣言》(Jo Guldi & David Armitage,The History Manifest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Annalee Newitz写了一篇书评，题目就是“为什么21世纪史学应取代经济学”。根据那本书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都还是史学给政治提供指导和参考，从那以后则变成了经济学。而经济学首先要追求利益，而且是追求眼前的快速回报。当这样的原则成为决策的唯一思路，连公众也会关注和期待立竿见影的“回报”，治国者乃不得不随时证明其决策的“正确”。在此世风影响下，史学也变得倾向微观和短程。作者以为，史学应重新回归长程思路，以为今后决策者所借鉴。

原来西方史学也一向“资治”，且也体现在提供长程眼光之上。不过在中国传统思维里，“资治”是第二位的，“蓄德”才是第一位的。根据上面所引《易经》那句话，史学可以说就是君子之学。若就方法言，史学也可以说是王者之学。

盖史学与道家关系尤深，而道家向为帝王说法。我在《宰相之学》一文中说过，帝王之学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要自己无为，自然而然成为“万物主”。君主对臣下不是靠控制，而是靠自己的空虚开放，顺其所长，让他们各自发挥聪明才智，于是“群臣并至，使各自明”。如《吕氏春秋》所说，“因者”是“君术”，“为者”是“臣道”。王者自己主要务虚，而让被王者领导的人做事。领导若事必躬亲，每天累得吐血，事情还不一定做得好;其实无需自己太累，要在能调动众人的积极性，让大家的才能都发挥出来，就是领会了“王者之学”的好领导。

史学方法亦然。史家最主要的功夫就是运用史料，其法与“王者”同，就是要驾驭、统整和使用史料。治史者先要自身能虚，然后可因;无成心，去我执，方能究史料之情。循其常情，顺而用之(而不是自己为史料先、为史料后)，则史料亦如“群臣并至”，进而能“使各自明”，于是史意不呼而出。达此境界，始称上乘。

故史学就性质言是君子之学，就方法言是王者之学。它首先让人成为君子，进而可以资治，最适合用来培养领导干部。若领导都成了务虚的君子，被领导者不仅积极，行有余力，还可能转化为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