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云：“君，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君实际是从尹从口、尹亦声的会意兼声之字，尹象以手执针治病。古人以为，君主理政治国实犹医者调中理气，高明的医者不仅可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而且“原脉以知政，推疾以及国”（《隋书·经籍志》），治病与治国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古人以百官之长称尹，一国的宰相叫尹。《汉书·贾谊传》载其疏陈政事，言天下之势如病大瘇，即以病事喻国事，失今不治，必为痼疾，纵有扁鹊，不能为已。宋人范仲淹更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诉求（《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凡此都将治病与治国相类比，讲的即是这种关系。商代甲骨文君、尹二字通用不分，尹为百官之长，发号施令，所以在尹字的基础上增加口字就是君。
君者为尊，泛言则指有尊严并受人尊敬的人，这里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古今不变的标准是，凡德行高尚者方为尊，为君子。
古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秩，公爵最高，地位最尊。古人缘何以至尊者称公？这个事实仍与德高位尊的传统认识有关。《韩非子·五蠹》说：“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私的本字作厶，画成一个圆圈，而公字则写作从厶从八之形，八不是数字，而是背别之别字。凡自私之人，其心系力求皆不出裙带周围，唯己是图，唯亲是用，比而不周，谋近无远；而大德无私者却完全不同，其心怀全局，忧乐天下，用事为全局谋，为未来计，用人唯贤是举，周而不比，故深智宏睿，宇谟远猷。古人以为，大德者必有宏大之图，其位必高必尊。所以尊者必关乎人伦道德，而与争名逐利者无关。《礼记·礼运》以天下为公者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此背私之谓也。而天下为私者则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获力为己，此自环之谓也。
古往之君子无不以怀德为念。颜回虽贫，但堪称君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论语·雍也》），“毋伐善，毋施劳”（《论语·公冶长》），德操高尚。孔子说过：“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所以人不怀仁，不仅不可能在艰困的环境下长处久居，而且也不可能不自我炫耀，夸夸其谈。这些常人不易做到的事，颜回都做到了，所以孔子赞他“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为君子当之无愧。
战国贤士段干木虽贫，也堪称君子。《史记·魏世家》说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了有关他的事迹：“木，晋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见，造其门，干木踰墙避之。文侯以客礼待之，出过其闾而轼。其仆曰：‘君何轼？’曰：‘段干木贤者也，不趣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又请为相，不肯。后卑己固请见，与语，文侯立倦不敢息。”《吕氏春秋·下贤》将段干木与翟璜二人做了对比，高下立判：“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至，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古人心中之尊卑标准一目了然。由此可见，古来认为的君子，与财富之多少无关，与官位之高低无涉，其成就君子的唯一条件就是德行高尚，刚正不阿。
真正的君子甚至与所谓才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荀子·不苟》说：“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司马光曾作《才德论》，提出辨人之四等。他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这种对于圣人、君子、小人、愚人的划分，德不仅居首，甚至也是唯一的标准。圣人德才兼备，君子德胜于才，小人才胜于德，愚人德才皆无。司马氏认为：“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很明显，才高智睿同样不能作为成就君子的条件，相比于道德，才智是无足轻重的。
尊不同于威，但尊者一定不乏威严，正所谓大德者不怒自威。君子位尊志恭，敬尊而不畏威，无论尊卑高下，贫富贵贱，都不卑不亢，一视同仁。而小人借势耍威而不尊，畏威而不敬尊，便辟善柔，唯权是尊，唯位是畏。尊是内心所生的敬畏，而威的本义则是姑威，前者体现的是心悦诚服，后者则是不得不服。
尊与畏也有不同，西周大盂鼎铭文载周康王告诫盂“畏天畏”，即读为“畏天威”，畏和威的意义相通。人畏天威，是因为天威难测，所以凡飘忽不可预测之事都会令人畏惧。人们厌恶诡异难测之事，所以畏又有了因厌恶而畏的意思。人因畏而生惧，自然只能谨慎小心，临深履薄，不得不恭敬，这种畏惧与内心尊崇而生出的恭敬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礼记·表记》引孔子的话说：“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躬。’”君子之所以容仪令人畏服，神色令人敬惮，原因就在于其长于自我约束，无失礼失色之举，所以这里所说的畏惮仍然是他人对于君子由衷的敬服。
旧时读四书五经的人是被人高看一眼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读的是圣贤书，而不是厚黑学。读圣贤书的目的是教人做君子，而不是做小人，教人心怀坦荡，而不是心怀龌龊。这不仅体现的是一种社会价值观，也是善良人们的共同向往。
成就君子之学，对于君子之学，首先当然就是立志。《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有定”就是立志，志立才能方向明确，终有所成。《礼记·学记》讲：“凡学，官先事，士先志。”是说做官的人要先学办事，读书人则要先立志向。立志自然要“志于道”，而对学生的考察，第一年就是“离经辨志”，不仅了解其点读经文的能力，同时还要辨别其所立的志向。志在求道而探究真理，必轻名而远利；旨在以学术为功名之阶梯，则必投机取巧。所以立志不仅关乎成就君子，也关乎成就君子之学。
如何才能成就君子之学？《吕氏春秋·尊师》给出了两条标准：“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纳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说义称师重在尊师重道，信而不欺；听从尽力则在养德修身，去除机心。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学。与此相反，凡攫盗而渐，毒贼而乱者，所治都属小人之学。在古人看来，这类背叛之徒实为无用之材，在文明社会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说义何必称师？中国自先秦至西汉的学术传承以师法为主，师生朝夕相处，师于生耳提面命，无话不谈，学生耳濡目染，师说和己见很难分清。所以通过学生引述师说的方式，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
说义称师其实就是尊师。尊师当然要尊君子之师，而不是只尊名师，也不同于媚师谀师，所谓“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之翘楚，毕生追随，对孔子尊崇备至，维护不遗余力。《韩诗外传》卷八载有一则子贡尊师的故事，文云：“齐景公谓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
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杷泰山，无损亦明矣。’”孔子于时世屡遭排诋，而子贡独尊之，足见其真君子之风骨。
学不可无师，知识的传承需要老师，道德的培养更需要老师，即使贵为天子，也必有师保疑丞。西周师鼎铭文记载了穆天子之师匡正其君言行的事迹，获赞以盛德及谦逊纯正之心引导穆、恭两代君主好德，长保周室。周人之尊师，于此可见一斑。
尊师必亲师。亲是情意恳到，父母之恩在全其身体，师恩则在成就为人，故亲师如亲父母。《学记》谈到古代学校对学生的考核，“五年视博习亲师”，即是对智育与德育的综合考察。人初涉学无有不親师，但修业数年后便容易自矜狂悖，倨傲不恭，或美其名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于师情疏而貌亲，乃至如逢蒙射师。古人以五年为期考察亲师，看来人们早就懂得，这是检视一个人能否堪比君子的关键时刻。
尊师的具体表现就是听从尽力，不听从便无所谓尊师，不尽力也无以言尊师。君子以诚养心，于事戒除机心。《庄子·天地》有一段有关机心的论述，尽人皆知。一次子贡郊游，见一老丈开为圃畦，凿隧入井，抱瓮出灌，便谓其曰：“有机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老丈闻之而对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老丈不仅称师说义，更道明了机心的危害。前辈的叮嘱是为学多下笨功夫，坐冷板凳，切忌心系捷径，所以当下与现代文明的所谓先进机械保持距离是很有必要的。
身致诚信才可能尽力，这是成就君子之学的根本保证。尽字的本义是器中空无一物，所以尽力就是竭尽全力，毫无保留。尽力于学不是以商辅学，更不能以官翼学。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可谓尽力，其《进书表》称十五载朝夕著述，专事铅，“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后人追慕的是其不朽的道德文章，至于书中标于各卷的官禄变化，无论翰林学士抑或端明殿学士，食邑一千三百户还是二千六百户，是否得赐紫金鱼袋，除有心了解作者宦海沉浮的人外，谁又会在意呢！
君子对待学问的态度，并不是将其作为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不仅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而且于学问需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须臾不离其身，这也是尽力。
君子之学的意义在于学之正道，也传之正道，这对于化民成俗非常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在世道人心，西周时代德刑并重，刑的作用在于辅人修德，所以制刑的目的同于制礼，皆在防闲。良心泯灭，道德沦丧，在古人看来就是比天还大的事。《荀子·宥坐》和《说苑·指武》都记载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故事，时人多感诧异，但孔子以为，人之恶有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五者有一则不免于君子诛，何况少正卯兼有之！此小人之奸雄，故不可不诛。昔商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皆无攻盗穿窬之罪，而属倾覆之徒，故皆受诛。小人成群以惑众，饰非为是，此忧之大者。
孔子罗列之五罪，件件指向摧毁道德，促生机心，故斩除欲速，毫不手软。在孔子看来，人心的摧残比之杀人越货，对社会的危害要大得多。“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战国竹书《尊德义》），所以君子之学对于净化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所讲的文明首先就是人的文明，有了个体的文明才能形成群体的文明，野蛮的个体是不可能建设文明社会的。传统文化重在对人格的塑造与完善，“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庄子·人间世》）。因此，对于文明社会的建设，君子的培养与君子之学的推行就显得特别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