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熟悉钱钟书笔下的这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从钱先生的这句话入手，再着眼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我可以提出一个简要的主张：为“学在民间”招魂。

什么叫做“学在民间”？大致说来，这四个字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从历史经验上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与学术，都是在民间萌生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代，那些提出了原创性见解的各家巨子，尤其是在他们阐述其主张的时候，都是处在民间的立场上。比如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去，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根据《史记》上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说，《老子》是它的作者自我放逐、走向民间甚至走出社会的产物。至于“其学无所不窥”的庄子，则明确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其固守民间的姿态更是自不待言。相对来说，即使是“用世”之心较为急迫的孔子，留下来的大量“子曰”，基本上也是他与弟子们闲谈的产物。这就是说，在华夏文明的所谓“轴心时期”产生的原典，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民间“素心人”商量培养的结果。再往后看，河汾讲学的王通、闽北著书的朱熹、黔中悟道的王阳明，等等，无不是在河畔山林的民间环境中建构起他们的“一家之言”的。不仅“国学”的源头在民间，异域传来的“西学”同样遵循着这样一个民间萌发、民间生长的规律。比如，苏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图的学园都是民间性质的；依靠磨镜片为生的斯宾诺莎、卖掉议长职位的孟德斯鸠、终生隐居在小城哥尼斯堡的康德，等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秉持着民间的姿态。至于“千年伟人”马克思，其终生坚守的民间立场，就更不用说了。

另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大致说来，只能出自民间甚至“荒江野老屋中”，不大可能来自热闹的庙堂或市场。

我相信在庙堂之上，也有很多见识出众的人物，但是，他们既然身处“庙堂之高”，就会身不由己地专注于庙堂之事。什么是“庙堂之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诸如稳定局面、平衡利益、压制异己、扩张势力等等之类。在实际政治中，这些事务中的任何一项，都很急迫，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些“庙堂事务”永远都不可能彻底“做完”。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的“治术”、“权术”之类的“艺术性知识”，将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但是，“寻根问底”之学，原创性的思想，却难以萌生，更难以成长。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更不可能得到实现。如果说，在庙堂这个场域中，参与者追求的目标是“政治权力”的话，那么，在市场这个场域中，参与者追求的目标就是“经济利益”，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关心的是物质利益，真正的学问算什么呢。相反，只有那些身在民间的“素心人”，由于他们没有急迫的政务和商务，既毋须防范他人，更不值得他人防范，也不用考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因而可以从容地探索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人是什么？神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语言是什么？等等之类的疑问，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说。真正的学问，就是在这种远离现实功利的“商量培养”中获得的。如果说，一个民间的“素心人”在政务与商务活动中难免会显得很笨拙，那么，你又怎能指望一个追求“权”与“利”的人“培养”出真正的学问呢？

可见，无论是着眼于历史经验还是知识生产上的因果关系，“学在民间”作为一个传统，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必然。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对当前的一些现象做出某些解释。

比如，我们都知道，20世纪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产生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诸子”；虽然也涌现了不少的时代“弄潮儿”，但却没有培养出原创性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时至今日，从根本上看，中国人在思想和文化上依然缺乏足够的自信，依然没有我们自己独创的价值体系、思想基础与文化逻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思想巨子的出现也许还需要一个过程，等等），但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学不在民间”，或“民间之学”的缺失。

“五四”运动期间，少数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引进了民主与科学这样一些新的思想基因，但是，这场本来具有一定民间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刚刚萌生，就迅速转化成为了一场政治活动，“五四”领袖们也从一些颇具民间倾向的书生，很快就变成了政治活动家。从那以后，当“民间之学”日渐式微的同时，“官方之学”以官办大学的形式，得到了体制性的支持。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大学（特别是较有影响的大学）多为国立大学或省立大学，一些教会办的大学倒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这些学校的使命都是来自异域的主办者确定的，一般来说，不大可能成为原创性的中国学问的摇篮。1949年以后，不仅中国（大陆）的大学全部转为国有机构，而且，所有的人都被纳入了国家管理的领域。国家政治覆盖了所有的空间，“民间之学”几乎没有藏身之地，也不被允许，传统的“学在民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学不在民间”，如果“学只在官方”，那就必然要求所有的学人都像政治家那样考虑问题，或者主要考虑政治家关心的问题。当“全国人民”都变成了“机心”浓厚的政治人之后，当所有的学人——无论贤愚不肖，都把目光聚集于现实政治之后，谁又来致力于根本性的思想创造与文化重建呢？谁又来阐述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学问”呢？

到了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逐渐走出了那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些富于创造性与使命感的学者似乎可以相对自主地“为天地立心”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商业化的大潮又铺天盖地而来，几乎席卷了整个学术领域。从此，商业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联起手来，共同宰制了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过程（包括思想创造与文化传承）。一个学术从业者，如果你尊重政治的逻辑，你就会得到政治上的回报（比如，授予你“五个一工程”奖），如果你尊重商业的逻辑，你就会得到经济上的回报（比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五篇论文，给你五千元的奖励）。政治的逻辑要求你为政治目标服务，商业的逻辑要求你为科研任务效劳。当前，在正式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主要就是这两个指标——尤其是后一个指标，在戕害了学者的创造性的同时，还催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据我近年来的观察，对于当代中国学术领域内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从业者来说，很难逃脱这两种逻辑的束缚。

也许有人会质疑：学者们就不能超脱一些吗？就不能拒绝理会那一套正式的评价体系吗？就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对此，我的回答是：对于个别学者，也许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凡夫俗子来说，做不到。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学术从业者来说，如果他们完全不理会正式的评价体系（政治化的，商业化的），他们将在学术体制中自我边缘化，一些人甚至会被淘汰出去，面临生存的危机。“悠闲才能出智慧”，一个学者如果有生存上的危机，他还会悠闲地、从容地“继往圣之绝学”吗？

一个人可以走出官方的学术体制，但就像“娜拉出走以后”一样，一个走出了官方学术体制的学者并不意味着走进了“民间之学”，也不等于“学在民间”传统的恢复。记得2005年上半年的《社会科学报》曾经报道，当代中国也有零星的“民间之学”，也有零星的“民间学者”。但是，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缺乏起码的物质保障，由于没有学术机构作为支撑，他们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事易时移，在当前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谁还能像三松堂主人那样安慰自己：“吾其为王船山矣”？

民间有一两个学者，并不等于“学在民间”。本文呼唤的“学在民间”，是指有一个尊重“民间之学”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自从春秋战国时代以降，我们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只是到了20世纪，我们才把这个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丢失了。如果我们不把“学在民间”的传统找回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背景和制度，如果我们只承认“官方之学”，那么，必然会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谁的政治地位越高，谁掌握的真理就越多；谁的财富越多，谁就是越有智慧的人。在这样的流风之下，严肃的思想创造不仅不合时宜，而且难有萌生的机会。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当代汉语思想与汉语学术的一个发展方向，在于拓展“民间之学”，在于恢复“学在民间”这个传统。在当代，如果说官方之学旨在支持官方的目标，那么，“学在民间”就是在官方评价体系之外的一种文化创新、思想融会活动。从实质上看，构建、拓展一个“民间”的学术环境，实际上就是把一些学者从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既不需要把某个当下的政治目标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也不需要为完成“科研任务”而生产泡沫性的“学术成果”。通过“民间之学”的展开，通过“民间之学”与“官方之间”的碰撞，我相信，将有助于扭转当前中国学术思想衰微的状况。

如果说，在孔子时代，“杏坛”可以作为“学在民间”的一个象征；在王通时代，“河汾”可以作为“学在民间”的一个隐喻；在朱陆时代，“鹅湖”可以作为“学在民间”的一个符号，那么，当代中国的民间之学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一方面是网络代表的言论空间；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络之外，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书院的恢复，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学术团体的建立，都可以为“学在民间”提供实质性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