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2月1日，著名社会学家苏国勋教授因病辞世，享年79岁。苏国勋教授（1942-2021）生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在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思想史领域有卓越贡献。特刊发苏老师生前接受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周晓虹先生的专访：《学问即生活》（载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一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以兹纪念。
叙事人 苏国勋
访谈人 周晓虹 访谈助理 卢云峰
访谈时间 2019年8月28日
访谈整理 卢云峰
叙事人简介 苏国勋，1942年生于北京。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所工作；198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底获博士学位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任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1992年晋升研究员。2011-2017年，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思想史、方法论。著有《理性化及其限制》、《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合著）等；译校《系统与社会》(合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译著数种。
一、我的学生生活时代
1.从中学到大学阅读兴趣的转变
我的青少年时期基本没有离开北京的西什库大街，曾在西什库北堂附近的盛新小学（注释1）读过书，那时已经改为市立小学了。这是个由原来北堂天主教办的教会小学，校园环境很优静，老师们多是修士修女，记得上音乐课在一楼音乐教室里，大家分别坐在连排椅上，完全是像教堂里的唱诗班一样。这种唱诗班似的音乐课，以及老师偶尔信手弹奏的圣歌般的优美旋律，对我幼小心灵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陶醉，其中深深地嵌入了审美意识的启蒙教育。1952年后学校虽然改成市立小学，但也只是增添了一些公派来的教师，由于解放初期师资匮乏，即使改成市立也没有完全变成由公派教师教课的局面。从小接触了天主教，后来由于工作的机缘又去过俄罗斯了解了一点东正教，故对基督教文化有一些兴趣，进而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比较关注。
1955年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同在西什库一条街上的北京四中。四中是由清末的“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堂”发展而来，由清末到民初，再到解放初期，他一直是北京公立中学的翘楚，是知识界公认的优秀学校。四中的传统是重理轻文，而我的兴趣却越来越倾向于文科，所以最后选高中的时候，就考入了一所文理分班的实验性质的高中，其实我当时数学成绩很不错，只是不喜欢化学和物理，最后还是选择了文科。我想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四中念书时的一位教文学的老先生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我家虽然几代经商，但还是有着较重的“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儒学思想影响。我哥哥是学中文的，他却建议我学理工科，我感情上有些勉强，他见我不太愿意，最后就各让一步，我报考了外语系。当时的想法认为学好了外语，等于多长了一双眼睛，多长了一种生活本领，可以更好地读书和学习其他知识，即使中途落魄，凭借笔译也不失为一条谋生的出路。后来也确实证明外语对我的学术生涯大有裨益。
就这样，1961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外语系俄语专业，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首师大64届、65届毕业生出了很多知名校友。因为入学的60、61年正是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高考录取新生特别重视贯彻阶级路线，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重点院校或一本专业是不能录取的，这样许多人被分配进了师范学院；对我来说，有个师范学院去读已经算是万幸了。我家虽然经商，几代人从无过问政治的。我之所以报考外语专业，也只是出于了解外边世界和求知的渴望，从未有过其他份外之想。学师范日后可以做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我心里本来就比那些狗苟蝇营的行业高尚，何况我的志向从没想过日后要在人身边做传译，做教师可以有更多时间读些更有意义的书。所以在这四年时间里，除了认真学习专业之外，就是抽出时间大量阅读文学和社科书籍，与当时有人对上师范而抱委屈的想法不同，对我来说，读师范虽不是什么喜出望外，却是正合我意，可说是得其所哉了。以至在大学这几年里，我一直把“乐天知命”和“博学慎思”这两句箴言记在我的读书笔记本扉页上，当作激励自己认真学习“为人”和“为学”、认识人生和社会的座右铭。
记得临毕业前开展“世界观教育”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有人批评我主张“开卷有益”，认为我整天看闲书，不务正业。我心里不服气，心想搞运动时的做法就是矫枉过正，学文科多读书有什么不好？可是当时又不能做正面争辩，心里只好用古人所说“人各有志”、而志向从来就有“燕雀”与“鸿鹄”之分、不必强求一致来安抚自己。后来工作后在“文革”复课闹革命期间反复耐心说服、引导中学生要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以便增长将来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批判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的“读书无用论”，这正是对当年诋毁“开卷有益”的报复和惩罚。社会现象的这种诡异、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的无奈和两难处境（dilemma）引起了我的注意，也使我的阅读兴趣更开阔了，从纯文学逐渐转向一般文科知识。
2．“文革”在中学打拼的岁月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第六十五中（注释2）当外语老师兼任高一的班主任。六十五中的前身是美国公理会办的育英学校，解放后1955年按苏联学校标准被改建成北京有名的纯高中示范学校。我到学校工作不到一年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运动，65中的红卫兵组织是当年东城纠察队（“东纠”）的司令部所在地，一阵急风暴雨式的批斗学校当权派之后，红卫兵们就轰轰烈烈地走向社会，然后是全国大串联，到各地播撒革命的火种。剩下的空壳校园被征用为国务院上访接待站，房子里挤满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告状人员。停课、去各处看大字报、闭门在家读书当逍遥派，一直是运动前期的内容，到1968年底军宣队入校，才又重新参加学校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不同的是，进入1969年后学校开始每年招收初一年级新生，成为一所包括初高中在内的完全中学，从而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即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革运动。
65中的教师队伍一是年纪偏大，年轻人稀少，五十岁上下居多，大部分是解放前受的教育而且有过不同的职业经历；二是学历偏高，大多是解放前综合大学毕业，基本上是原育英学校留任的教学人员，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即使仅有的几个解放后毕业的人员，也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实行巩固、调整、提高方针时，部分原有高校人员精简下放到基层教育界。在此之前，65中从没接受过专业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我和另外两人是第一批，一个是生物系另一个是数学系的同期毕业的校友，我们三人是“文革”开始时这个学校最年轻的教学人员。学校的这种年龄结构难于适应“文革”初期学校的任务，即：学校不仅要学文（许多老教师面对调皮的初一学生连文化课都无法维持下去），还要学工（每个班要轮流到北京灯泡厂或校办厂学工劳动），学农（全校按夏收和秋收分两批集体下乡学农劳动），学军（1970年冬季为备战，东城区学校按上级规定要徒步行军近一百多里，去平谷进行学军野营拉练，中间有两个夜晚吃住在农村老乡家），这使学校许多例行的日常工作重担就落在青年教师的身上。“文革”后期上级派来的支部书记和校长也都是原市教育局的领导干部，年龄也是偏大，尽管能勉为其难地下乡或下厂，也无力真正做到现场指挥，具体工作还是靠青年教师在现场顶上。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后学校才陆续分配来了一批新生力量，新来乍到，刚接触教师工作，也很难支撑起领导工作。但那时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也有自己的苦衷，刚刚开始工作不到一年，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复课闹革命”伊始就是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开场，每个在旧社会有过生活经历的人都须在教师会上当众自我检查、揭发、批判，当听到一些过去自己心仪的老先生揭开自己内心隐私和心灵疮疤时，我既为他们丧失人格尊严而感到痛楚和耻辱，又为我一直敬仰的教师这个神圣职业而感到斯文扫地和令人无助。当时的心情可说是既害怕，又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刚刚入校，对周围各种社会事务、人事关系毫无了解，稍不谨慎，说错了话，结交错了人，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几次全校师生在大操场批斗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震天的动人心魄场面，然后为受教育被强行组织观看因历史问题而跳楼自杀的血腥恐怖场景，残酷的现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搞得大家人人自危，深深地刺激并教育了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在这复杂纷乱的阶级斗争面前，我们三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还是要好好地学习和认识社会，现实的条件决定我们只能采取好自为之、自我保护的方针——三人自己组成“同心干”战斗组而拒不参与任何其他组织的活动，原因是环境太复杂，我们不了解情况，为自保以免上当受骗。
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我们具体做法就是多做事少说话。我作为青年教师中唯一的男丁，自觉地把许多诸如野营拉练的组织、准备、实施各项具体工作都应承下来，除了事先的计划组织工作外，还要在出发前把徒步行军的拉练路线提前骑自行车按预先计划试走一遭，与驻地村干部把野营时间、住房、吃饭、热水等具体事务一一落实到户，以便学生队伍进村后能尽快安排好吃住，队伍得到及时休整。我在中学工作先后共13年，复课后一直被任命为教育组负责人，后几年正式命名为教导处主任。在这个职位上不仅每年例行要带领学生学文化，即不仅仅是如何贯彻落实教学计划和提高教学质量，而更多时间要考虑怎样计划、组织、实施好下乡学农和下厂学工以及野营拉练学军的繁杂事务，与这中间所经历各种辛劳艰苦相比还是次要的，更为担心的是稍有不慎出现工伤安全事故无法向家长交代的责任问题。有时埋头做事还要受上级官僚机构的窝囊气，更令人难以忍受。例如，为了更新校办工厂的厂房和扩大生产规模，曾用校办厂生产的日光灯管（利用工宣队灯泡厂的下脚料和废品再生产出功率较小的民用灯管）与西郊一家军工厂按市场价格（平价）交换木材，并在对方的协助下购置了130汽车以便运送货物，但却被区教育局以全区一盘棋的名义平调给区教育局校办工厂科，致使本校的校办厂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为此事我曾几次到区教育局以理据争，结果不但无济于事，而且还与当事人伤了和气。有人善意提醒我，小心以后给你穿小鞋，我发泄地说，从未有过在教育局麾下混个一官半职的奢望！冲动的话语既已出口，也就成为督促自己寻找机会离开中学另觅出路的动因。
在一次带领两个班学生步行去西北望苗圃参加植树劳动时，因为徒步往返，过度疲劳，致使夜间阑尾炎急性发作，疼痛得浑身出汗满地翻滚，“文革”期间没有救护车，只能咬牙坚持自行骑车从西北郊的东北旺苗圃返回到东城五四大街去学校合同医院挂急诊治疗，当第二天上午学校派人来医院看望时，早已用针刺麻醉动完阑尾手术。那些年在这一岗位上殚精竭虑的是，城市出身的初中学生正处顽皮好动年龄，常因对变化的新环境好奇而不重视劳动纪律，在学工学农中出现工伤事故，这将无法向家长和上级交待，也使自己心理难于平复。可以说，在中学复课闹革命期间的几年打拼中，我经历了身心俱疲的考验，总想有机会能脱离开这种中学的教育行政的事务性工作，做些真正与教学相关的专业工作。
3．我的考研之路
1978年初的一天下班后，看到报纸上刊载的将要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后，倍感欣喜，决心抓住机会报考一试身手，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多年来有志于继续深入学习、以便能够脱离日常具体而繁琐的日常事务工作，从事个体文字劳动的夙愿。第二天就到当时设在北师大化学系（定阜大街原辅仁大学旧址）看陈列的招生简章、招生单位和招收学科目录，一边思忖着自身的条件，一边考量着招收的院校和专业，以便选择合适的院校和对口的专业。当年我原准备报考近代史所的中西文化交通（流）史专业，但因目录表上有专业但无指导教师，最后注明暂不招生，这样我就得另选专业和院校。当年考研究生一般专业是专业课所占比重高于外语课分量，而社科院凡涉及外国尤其现代外国学术的专业，外语比重明显要高于一般院校的专业课分量。我是学外语出身，需要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尽量报考现代外国专业。另外，还要尽量报考研究机构，譬如社科院，因为它刚刚从中科院中分离出来，各学科都需要培养后备人才，而它原来又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来源，对于任何考生录取时容易做到一视同仁，而各个大学都有自己原来的毕业生，录取时容易受到原来师生关系的影响。基于这种情况，我决定报考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当年只招当代苏联哲学和当代日本哲学，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所以就报考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当代苏联哲学方向。
填好报名表后要求加盖公章，于是就找到学校领导，当时的支部书记老季同志，江苏人，五十多岁，解放初期北大西语系毕业，“文革”期间是由教育局下放基层当干部。老季同志和我在65中同事有2-3年之久，相互有所了解，当时全年下乡劳动全校分成夏收和秋收两批，老季每次都指定我和他同一批下乡，他是领导，我是负责具体工作面对各班师生的指挥，而校长和一位留校工作的团委书记为另一批。有时在农村劳动晚上收工之后要去设在附近镇上的区指挥部召开的各校领导碰头会，老季由于年纪偏大且既不会骑自行车，又不熟悉北方农村的土路，出于安全考虑，学校就要求我例行代他去开会，所以每次下乡劳动，老季总是把我和他分在一批。由于都是学外语出身我又懂一些英语，又同住一屋商量工作方便，工作之余有时也谈谈学校的教学工作和生活之事，他总是出于鼓励和提携的想法要我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勇于担当。当我找他提出想报考研究生考试时，老季开始有些为难，问我为什么想离开65中，我说我并不是想离开这个学校，而是想趁年轻时多学习点知识，做点与外语有关的专业性工作，不愿长期做事务性的教育行政工作。老季对我进行了反复的说服工作，例如说我是高等师范院校毕业，在中等学校做任何工作，对我来说，都谈不上专业不对口，更不是改行；做教育行政工作，是“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应有之义。要求我回去后好好思考一下再谈。辗转反侧地想了一夜，第二天我提出两点：第一，学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很感激。既然要我做教导主任，这是个教学领导岗位，我就想把教学工作做好，我报考研究生可以了解当前大学文科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这对于今后制定高中文科教学计划有好处；第二，我报考社科院，是想尝试了解一下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学府是什么水平，也并非一下就能考中，应该允许尝试。老季沉吟了一下，认为我的话有一定道理，尤其第二点，允许报考并非就能一举中第，然而更能显出是对人才的重视，反之，不让报考反倒是对人才的不重视和不信任。在我的努力坚持下，老季同志终于在报名表上签字盖章了。
第二天我就去报了名，地址是在西城的定阜大街原辅仁大学的旧址，当时是北师大化学系的教学楼。我对宗教感兴趣，原本打算报考近代史所的东西文化交通史，因为东西文化交流和沟通最早是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有关，当时之所以想报考这个方向，一是我对宗教问题有一定关心，尤其是宗教对民族国家关系的影响有兴趣；二是专业比较偏，关注度较低，因而竞争对手相对较少。然而目录上却只介绍专业并无指导教师，最后宣布当年暂不招生。当时颇感遗憾，因为我很珍惜这次千方百计争取到的报考机会，下决心不仅要考，而且争取能考上。我曾认真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条件，觉得自己首先在外语上大致可以拿到一定程度分数，我的外语是俄英两门，俄语是专业，如报考对外语要求甚高的现代外国学术领域，我的成绩应该不会太差。实际上的考试成绩也大致如此，但这也会造成同是外语专业的考生成绩差距难以拉开的问题，所以我必须在专业课上选自己擅长的领域，要能和修读那个专业的毕业生的水平大致旗鼓相当，不能相差太多。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我发现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正在招收苏联当代哲学和日本当代哲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第一年暂不招欧美哲学的，我想苏联当代哲学专业肯定对俄语要求高，这对我有利，专业上无非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近，“文革”期间无书可读时翻遍了马恩著作，对其中的哲学篇目格外留心，这一想心里就有了底，于是便报考了苏联当代哲学专业。
报名之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那时又不便开口要求学校给予备考时间，只能自己抽空找时间复习。这主要指的是复习俄语，因为我毕业后只教了一年俄语课就开始了“文革”，后一直做教育行政工作，一直从未接触俄语课。为了备考更好地复习俄语，我只好抽用周末和假日去北京图书馆外文期刊部找来俄文《近现代史》杂志，选择一些与中苏关系相关的文章仔细认真地阅读，记得当时选取了一篇苏联外交部的“中国通”兼副部长的齐赫文斯基论述《尼布楚条约》与中俄（苏）关系的文章，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写下来。这样一来是通过抄写熟悉俄文，二来可以通过熟悉文字理解其中的意义，回家后再仔细斟酌把全文翻译成中文，以达到复习语言和专业一举两得的目的。
初试后不久就收到了社科院要我复试的通知，先是俄语口试，后是中文笔试。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如何争取学校允许复试的难关。几经周折，最终只能搬出上级机关的正式文件，指出任何单位不得阻挠考生参加刚刚恢复的国家统一招生考试的规定，才使学校放行我参加复试。俄语口试并不难，无非是就一些你个人简历和报考研究生的想法等事项作些简单交谈，这些内容一般都在预料之中且有所准备，故可以说还能应付。回到家里在准备接着到来的专业中文笔试时，接待了中联部一位与招生工作有关同志的来访，他说参加了我的初试和口试后想征询一下我的意见，要我在一张志愿书回答：如果社科院一旦不录取你，你是否愿意首先到中联部苏联研究所来学习和工作？我当时颇感突然，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这意味着即将告别学校教学生活，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之事，我的目的就是想摆脱中学繁琐而责任重大的校务行政性工作，现在有单位想提前录用我，欣然应允是不在话下了，于是就高兴地在他出示的志愿书上签名并留下联络地址。之后他介绍这次考试是从全国89名报考者中取前十名来北京复试，社科院只能取两名，但他说，看来其他几人也不会再回原单位了，因为“文革”十几年各单位都急缺新鲜血液补充专业队伍，而今年第一次招生又限制太多，无法广招人才补充队伍，故采取这种由社科院代招的办法取人，以解决后备人才之荒问题。送走来人之后，我心里更感兴奋了，因为离开学校行政工作的愿望已指日可待了。
第二天一早就赶去设在北师大的考场参加笔试，考前也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几名考生，认识了将来可能会一起学习和工作的未来同事。复试的考题是：试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就这个题目，一个上午的时间，写一篇论说文章。如果考生根本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那可能得不了多少分，但要是对马恩著作熟悉的话，就会知道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很重要的一个命题。我当时一看这题，心里就踏实了，提笔指出，命题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这句话，是突出强调实践对于确立革命理论和立志成为一个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革命者的重要意义。首先，马克思本人早期是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通过革命实践活动了解和研究了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后，经过革命实践活动的锻炼，才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次，马克思哲学本身原来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它与费尔巴哈的旧的、机械唯物主义具有原则的区别，经过实践范畴的能动作用，才使之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成为无产阶级为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有力武器，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个考题是紧密结合当时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出，确实能考出学生的真实理论水平，因为你没法突击准备，只能靠平时的积累。
二、从苏联当代哲学到社会理论
当我收到哲学所的录取通知书时感到十分惊喜，虽然心中已有去中联部的准备，没想到竟然被哲学所录取，庆幸自己成为复试十人中被录取的两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周国平，由此也开启了我自1978-1987年长达十年之久的研究生苦读生涯。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贾泽林老师，他1950年代曾留学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国任教，为人真诚，谦和，热情，是我进入研究领域里的启蒙老师。社科院除重视各科基本知识的学习之外，对毕业论文要求更是认真，学生第一学期入学两、三个月以后，就要跟导师商量论文的大致方向。具体的题目可以再斟酌，但是研究方向必须由所里学术委员会同意。老师分配给我们两人的题目，第一个是辩证法，第二个是认识论。当晚，我和周国平两人跟老师谈完话出来后面面相觑，显然对这两个题目都不感兴趣。第二天，我们找老师谈了一次。我们的意见是，首先辩证法不合适，我们的专业是现代外国哲学，讲辩证法无论是从原理上还是学说史，必然要从古希腊说起，无非把从古到今的有关辩证法的内容复述一遍，这样就失去了现代外国哲学的意味。其次，第二个题目讲认识论，当代谈论认识论，没有自然科学前沿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就很难有资格做这个题目，我们都是学社会科学出身，若把意志、本能、感情到理性都从认识论上讲一遍，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也脱离了认识论的本来意味。老师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就答应找研究所重新考虑。
大约半个月以后，老师重新提出了两个题目让我们考虑。第一个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问题，第二个题目是苏联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争论。这两个题目确有新意，紧密与改革开放的形势具有直接关系。1978年汝信同志（注释3）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哲学家重视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人的研究，之后（1980年8月15日）又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从人性论角度讨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文章，在当时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注释4）。第二个题目就是社会学理论问题，当时正值国家想要恢复社会学，需要分析和借鉴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1956年，苏联掌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是苏斯洛夫（注释5），他带领一百多名社会学家出席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第三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并在会上宣布：苏联从来没取缔过社会学，苏联的社会学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苏斯洛夫表示，研究社会必须要有一般理论、中层理论和经验研究三个层次，苏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作为一般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部门理论即中层理论、具体社会学研究亦即经验研究。苏联承认自身的缺点在于，只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理论，即适用于研究任何社会的一般性理论，而缺少专门理论，也就是社会学所说的中层理论，同时也缺乏有效的经验研究以及必要的应用技术、方法、程序。我们标榜向苏联学习，但苏联1956年就恢复并参加世界社会学大会，我们却在1957年还把社会学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来反（注释6） 。
改革开放后，理论界进行了拨乱反正。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讲到“政治学、 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根据这个精神找费孝通谈话，决定恢复社会学，建立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体制中，社会学恢复了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地位。在此之时，认真了解苏联恢复社会学的经历，研究苏联当代社会学中的理论问题，作为我们发展的参考和借鉴，就成为当务之急。我的硕士论文《苏联社会学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带有明显的这种应急之需性质，资料来自苏联社会学杂志，以及翻译的一些涉及到苏联理论界的历史和争论的文章，就整体来看理论上深透不足，内容上还显得贫乏苍白，挂一漏万之处也所在多有。我自己对论文也并不满意，这一方面是由于我本人刚刚迈入社会学领域，学识浅陋经验不足所致，另一方面也与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程度不成熟有关，当时的苏联社会学也只是刚刚恢复起步，世界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必然对其社会理论发展形成掣肘（注释7），许多时候理论阐发要为政治斗争让路。但通过这段学习和摸索使我对社会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对它几个重要理论奠基人的探索，过去形成的这种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看问题的哲学视角逐渐为一种社会理论的方式所取代，关注社会现象中所涵括的行动与作用（agency）、整体与个体、冲突与均衡、功能与秩序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对我日后从事社会理论研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触媒作用。
说起从1978-1987这十年间的研究生的生活（包括1981-1983年在研究室的两年见习“学徒”经历），可用古人励志时所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来形容。社科院刚建立时哲学所是有二百多研究人员的大所，招收的研究生尽管每个专业只有一至两名，但由于专业分工细密全所合起来研究生也有七十几名。当年研究生院刚刚成立，只有虚名，并无实体，院本部是借用的北师大一栋楼而成，许多教师的办公地点是在两楼之间空地支起的临时帐篷。而哲学所由于研究生人多，所以不与研究生院本部一起办公，而是借住在陶然亭北京市工会干校的一层楼，一个教室里放十来张床，相互之间用自备的书柜隔开，就算是除了上大课之外的学习、休息、睡眠之处了。第二年借住在复兴路的“十一学校”，而第三年竟租住在通县北苑的一个汽车旅馆——当地人称之为“大车店”里，每天都在手扶拖拉机的噪音中度过，天刚蒙蒙亮就能听到各种发动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吵得人难以安眠。第一年全体研究生都统一食、宿、学在工会干校楼里，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各种条件每况愈下，允许我和其他两位北京籍的同学家居附近可以走读，即每天骑自行车先去研究所，然后乘所里班车与授课教师一同到“十一学校”或“大车店”去上课，下班时先回研究所再回家。除了第一年外，我的英语课都坚持去研究生院本部设在北师大的班里上课。那时正值改革开放伊始，国家各部门都急需用人才，所以毕业后去处一般都是中央各部委从政的居多，另一部分是去高校任教。我自觉学得还是太少，不愿意离开学术界，便提出申请不去中央部委，最后留在哲学所本研究室从实习研究员做起。两年以后，也就是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始招收第一批博士生，条件是经两名教授推荐始可报名。经导师陈元晖先生（注释8）和刘及辰两位老先生推荐和考试，我于1983年秋开始获得在陈老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陈老师招我作博士生是准备要我攻读社会心理学方向。开学入读几个月后，见我的学术兴趣在社会理论方面，就约我交谈毕业论文方向问题。我把读硕士三年和最近两年研读过苏联理论界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西方经典理论家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陈老师的观点非常开放，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在学术上不拘传统的门户之见，要兼收并蓄，才能从善如流，并以王国维所说各家各有短长——科学主义可信而不可爱，人文主义可爱而不可信——来启发教育我。那是19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伊始，国门刚刚打开 ，大家都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西方社会人文思想， 思想界特别活跃。当经过多次商谈确定我的论文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题之后，老师又反复叮嘱，一定要慎之又慎，认真研读，把每一个论点都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避免政治上被人抓小辫子。这些教导在当时“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波诡云僪情势下无疑给我增添了巨大精神力量，使我经受住无形的压力坚持把论文写完。
1987年11月初论文答辩比较顺利通过。不久就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电话，通知我论文将要出版，问我是否加写一些前言或后记以及鸣谢师友之类的附件。我听后有些吃惊，答辩前把油印稿给《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朋友看，是想请他们提出意见，以备答辩时参考，谁知他们审读完毕之后就直接把稿子交给了出版社。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原想请他们读完提出意见后再做修改，现只好放弃这一想法。急忙赶往上海，在出版社提供的简陋房子里，在没有任何必要参考书的情况下，修改了几天，加写了一篇简单后记，并把书名由编委会建议的“马克斯·韦伯：现代化的先知”改为“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这一现用名。因为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韦伯对现代性的讴歌，而且还有他对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对人类本性及其文化的戕害趋势，韦伯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从社会生活的经验层面揭示了现代化过程这一人类生存的两难处境。
论文答辩后完毕就接到院部人事局通知，要我到社会学所报道。我心里虽有去社会学所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快，论文刚答辩完就催促去报到，有些舍不得离开哲学所的浓厚学习氛围，但还是服从组织分配，从1988年开始正式到社会学所上班，从而结束了从1978年开始的十年研究生的苦读生活。实际上我自读硕士起就参加了社会学所的各种活动，譬如参加了第一、二届讲习班和武汉、呼和浩特、伊春等一系列会议以及在大连召开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讨会，对社会学界的活动并不陌生。
三、见证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1、第一届讲习班：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起点
1980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挂牌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社会学被取缔近 30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又破土复出了（注释9）。当时费孝通任所长、王康任副所长，又吸收了一些原来学社会学后改行做其他工作的人。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后不久，国家经济形势还有许多困难，社会科学界更是百废待兴，研究所建立伊始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一支科研队伍。这也是建所之初为什么连续两年举办讲习班采取“请进来”的办法让外国学者为我们培训科研人员。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勉为其难的变通之举，可在当时还是在社科院引起了一些非议。
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是在1980年暑期，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办。当时中美建交后费先生去访美，聘请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的杨庆堃教授来讲课，杨庆堃先生经管着岭南基金会的经费。费先生当时缺乏科研人员，杨庆堃来了以后就跟费先生商量，可由岭南基金会出资，聘请美国的教授来给国内讲课。请来的授课老师有在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做理论研究的德国人霍尔兹纳和从事社会基本调查研究的捷克人涅尼瓦萨（注释10），另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以李沛良为首的几名华人教授，基本上都是匹兹堡大学毕业的。这样的话，这期讲习班就以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为班底，再加上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国内一些学术上有专攻的老一代学者，如吴沧萍、张之毅等都来讲过课。
当时我虽然是哲学所的研究生，但既然选定以社会学作为论文题目，就需要全面了解和学习社会学的学科内容。所以面对讲习班这样一个学习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就通过杜老到当时的社会学所筹备处联系报名，参加了这期讲习班的学习。讲习班一般白天讲课，晚上读书讨论，历时近两个月，内容新颖、形式活泼，学员们学习积极性很高，收效很大。参加第一期讲习班学习的大约四十到五十人，算上旁听者，最多时有近百人。许多人当时都是高校的教师，后来都成为了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如南开大学的杨心恒、复旦大学的刘豪兴、上海大学的沈关宝和仇立平、中山大学的邱士杰、吉林大学的宋宝安、北京大学的夏学銮、武汉大学的周运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叶南客，以及原贵州省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后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原陕西社科院的牟君发、辽宁社科院院长赵子祥、四川省社科院的赵喜顺，还有当时和后来在社会学所工作的李银河、何炳济和张仙桥等人。
作为当时讲习班的一名学员，我清楚地记得，在开班的第一节课上，作为讲习班主持人(当时称班主任)的费老就开宗明义地以“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modernization )为题，讲解了恢复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的宗旨。费老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学术实践，包括江村社会经济调查、西南联大写作《禄村农田》时期的田野调查、解放后在贵州和云南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等，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社会学对于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尤其对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作用和意义。他语重心长的教诲对于初次接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学员来说既新奇又实在：新奇的是，从一些不被人们注意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可以得到许多对社会生活与常识不同的认识，增进了人们对社会的深入理解，并且上升到科学知识的层面；实在的是，社会学并非需要经过玄思妙想才能理解的深奥大道理，而是一门强调社会实践、立足本土的在地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学问。这一认识成为激励学员们日后脚踏实地从事社会学工作念兹在兹的座右铭。费老还特别强调，以认识中国社会为宗旨的“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与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依归的现代化理论有着原则上的区别。这一点对于当时正在攻读国外现代社会理论的我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因而记忆也尤为深刻（注释11）。
第一期讲习班之后，费老想要编一本《社会学概论》教材，同时决定在南开再办一个讲习班。我因临近毕业撰写论文时间紧迫没能参加南开的讲习班。南开这个讲习班现在被人称作“社会学界的黄埔军校”，为我国社会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孙立平、王思斌、宋林飞、折晓叶、王颖、彭华民等，还有很多后来去国外继续学习的，比如周雪光、边燕杰等人，他们都是南开的毕业生，现都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导力量。北京这边，1981年春在日坛公园对面的日坛路招待所举办了第二期讲习班，请来了更多讲课老师，除了匹兹堡大学的那一批人以外，还有美国的林南教授和彼特?布劳教授，全部费用由杨庆堃联系岭南基金会资助。此后，一些国外知名的社会学家如刘易斯?科塞、达伦道夫、施鲁赫特、亚历山大等都陆续来社会学所访问。可以说，从恢复之初起，中国社会学就与国际学界展开了密切的交流。
2．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文化热”方兴未艾的年代，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甘阳联合了北大外哲所一批青年研究人员，组织出版了以“文化：中国与世界”为名的一批丛书，试图在中西文化之间做些桥梁沟通工作。所有参加这套丛书编委会的都是社科院或者北大的研究生。当甘阳第一次来我家邀我参加编委会活动时，我一开始并未答应，因为导师陈先生曾表示过反对自己的学生不专心读书，在社会上搞些追名逐利之事。但当时在甘阳的软磨硬泡劝说下，也有些心动；一来全室年轻人都参加了编委会活动，只有我只身一人在外，出现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局面，好像唯我清高，关系不好处；二来我年纪虽大他们几岁，但因有副研职称在身，拉我进来只是为了壮声威，我如坚持不从，恐就伤了面子。于是就采取了一种妥协做法，我和他做了个“君子约定”：可以先做些实际的编审校稿工作，但在扉页上不能打出我的名字，更不能署副主编的虚名，那样我无法对导师做出交待，等我答辩完成毕业之后我再正式加入编委会。当时说好，一言为定。谁知当第一批出版物问世后，副主编栏目上我的名字赫然在目。此事也给了我一个深刻教训，使我更加深入地懂得了诚信（trust）和承诺（commitment）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为什么是做人和做学问的根本。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最主要的影响是“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许多内容都是知识界想要了解又拿不到资料的，比如《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等。还有一个《新知文库》，每一辑十本，虽然有的看似浅显一般，然而内容深刻艰深，但像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等书都是非常重要的经典。丛书从1984年开始征稿，1985年、1986年正式起步，一直到现在也没停止（注释12）。1987年我还没进社会学所，博士论文写作处于紧张的写作时期，我又得将本就不多的业余时间全用在编委会的事务上了，所以生活过得极其辛苦，但也非常充实，感到自己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3．社会理论研究室与《国外社会学》
1988年伊始就正式到社会学所报到，当时何建章是所长，陆学艺是副所长。让我来社会理论室做主任。我发现这个研究室，更像是个杂志编辑部，目的就是为了出版一本《国外社会学》杂志，缺少社会理论的专业性、研究性的活动，与我当初设想相差太远。我做了一些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理论工作，要使翻译工作为研究服务，而不是大家都为了出版翻译文章而做编辑工作。经所里同意把国外社会学室并到社会理论室来，这样可以集中力量有十几人一起展开工作。《国外社会学》是一本反映社会学在国外的发展状况、评介当代社会学思潮和流派的一本专业性杂志，它与《社会学研究》是这个研究所主办的两种主要杂志。其实社科院的每个研究所都有两个“所办”的主要刊物，一是“研究”一是“译丛”。1986年《国外社会学》正式出版，这本刊物是从社会学筹备到建所初期的《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1982年创刊)转变而来，此前不是按期出版。这时要保证一年必出六期，两个月出一期，主要刊载译文。为此所里给订阅了主要国家的社会学杂志，以英俄法日语为主，把和中国有关的题目、值得注意的经验现象布置下去，让大家分头来做。
刚进去的时候，那时候理论室有田森、杨雅彬、司马云杰、魏章玲、叶念先几个老研究员(1990年代均已退休)，后来理论室分配来了沈原、张旅平、覃方明、姜晓星几个刚毕业的、特别能干的青年学生。1990年代以后又不断有新生代人才的涌进，如渠敬东、应星、徐冰、霍桂桓等，世纪交替后又有新毕业的何蓉、赵立玮、陈涛等人进来。多年来理论室成员不断有变化，但科研力量仍保持稳定状态。可以说，社会学研究所真正走上正轨是在1990年代。1980年代建制还不够健全，学科在国内也不够成熟，连个像样的办公地点也没有，所里的主要人员在鼓楼西大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院子里的一座楼里办公，还有部分人员在朝阳门内租借的小学里办公。
《国外社会学》的译稿主要来自研究室成员亲自动手，外来投稿采用较少，因为需要核对原文，当时又没有使用电脑，文件往来需要邮寄，所以非常麻烦，不如自己动手方便。这个杂志主要是为科研和教学一线提供一些信息和资料，一直是内部发行的，中间有几次改为公开刊物的机会都放弃了。因为研究室人员编制固定，每人都有科研任务，一旦公开发行，付排、出版都有固定的时间限制，既要完成科研任务，又要当编辑，会增加很多工作量和压力，所以大家都不愿公开出版。那时办刊物不用考虑经济问题，我们只管编辑出版，所里行政办公室管发行，赔赚与己无关，反正是所里出钱为大家服务，办刊者“只管耕耘，不问收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到了21世纪初，所里为了减少开支，要求改版公开发行，遂于2003年改名为《社会理论》不定期出刊，内容也由译文为主改为论文、译文兼顾，现已出刊五期。《国外社会学》的每次变化都是一次自我提升，体现并见证了中国社会学方兴未艾的发展之势。
四、走出国门：我的海外访学经历
1990年中苏两国关系出现了解冻，“文革”期间那种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局面有了缓和，不愉快的一页经戈尔巴乔夫的访华和双方领导人的会谈被翻了过去，两国开始了新的交往。夏初，我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一位王姓老先生被派往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做学术访问，我被分配在对方的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理论研究室，像其他研究人员一样每周来研究所一次，另有一次是研究室自行安排的活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去图书馆和阅览室查阅资料，另外就是去书店搜寻书籍。从组织机构上看，两国科研体制有些雷同。我第一次进研究室时简单地介绍了事先有所准备的自己研究方向和我们研究室的情况，当时苏联政局已显出不稳的迹象，人心浮动，大家的心思明显不在学术上，就连与我研究相同题目的Л.П.盖登科（注释13）也是这样。 据我的观察，苏联当时做社会学理论的人多有欧陆特别是德国的学习背景，他们一般并不看重二战后美国的功利-实用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与此相关，英语并非通用的学术语言。这既与美苏两国意识形态对立有关，也与欧陆学术传统有关。
每周去研究所一次的规定只坚持了一段时间即告解体，因为苏联的政治形势每况愈下，随着戈尔巴乔夫激进的私有化经济改革的实现，经济形势更为严峻，表现在莫斯科市场上日常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更为困难，开始时每个市民凭证还能购买到面包、牛奶、肉食，后来购物的队伍越排越长，以致后来有时连排队也购不到肉食，引起了人们的精神恐慌。我住在一个为外国学者提供的专家楼里，有德国人、捷克人等，只有我一名中国人。小楼在地铁全国总工会站的附近，楼下是一片白桦林，十分幽静，雅致，漂亮，令人想起俄罗斯画家的风景杰作，可惜时令不济一溪风月而被闲置，人们无缘饿着肚皮去欣赏美景。我这时每天除了排队购买必要饮食用品外，就是逛书店去购书，为日后写作而收集材料。更有意义的是与一位远东所的青年研究人员的交往，和他一起去逛莫斯科附近的东正教堂，他名叫罗曼诺夫（А.В.Ломанов），中国学者都叫他萨沙。每个礼拜天，我们约好在十月广场车站会面，那里是来莫斯科做短期访问的中国学者的驻地招待所，然后就带我去逛教堂。他的目的是为了学说汉语口语，他的汉语知识就是这样通过不断与中国来访学者的交谈交流而学习的，我刚到苏联时不太敢讲俄语，他的汉语半生不熟，正好我们两人在路上他跟我学说汉语，我跟他学说俄语，他还粗通英语，有时我们的交谈还夹杂着一些英语，反正三种语言来回解释，最后讲通为止。这样一来不仅学习了语言，也加深了我对东正教的了解。他跟我讲，东正教的十字架比基督教的十字架要多一横，这和拜占庭时期的伊斯兰教有关，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东正教才传入俄罗斯。为什么俄罗斯被称为第三罗马？我们只知道西罗马帝国被称为第一罗马，第二罗马是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这在《圣经》中都有提到。俄罗斯自称为第三罗马帝国，是出于一种救赎的宗教使命感，所以莫斯科的城市结构不管是什么地方，都要朝向市中心克里姆林宫，意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造成这个自诩为战斗的民族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既有顽强勇敢的一面，也具有忧郁伤感的另一面。在莫斯科的1990年正是苏联解体前夕，也是东正教突破压制雨后春笋般破土复出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经济的衰败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深化，社会秩序失常，这是苏联解体的前兆。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宗教社会学题目，我走前曾有过研究东正教信仰与俄罗斯文化艺术关系的想法，所以在后期我对研究所里的访问事宜兴趣日渐减少，反倒对参观不同类型教会和关注宗教仪轨以及从各种教会参观时获取的宗教复兴的宣传材料兴趣大增。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把收音机一类日用物品都留赠给了萨沙，作为对我们这段时间友谊的纪念。2000年前后萨沙作为俄国的高级访问学者曾多次来社科院访问。后来他曾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并于2002年在华裔教授秦嘉懿先生门下获得博士学位，返国后旋即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基督教与中国文化）(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我在莫斯科住了几个月后境况越变越糟，不仅食物供应短缺，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晚上就能听到窗外坦克轰轰作响。研究人员也不再上班，都想着怎么抢购食品维持基本生存，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在担心政变。我无事可做，就埋头翻译大多由我所在的研究室人员集体编写的一本《西方社会学流派》，里面梳理了功能主义等各个流派，介绍得颇为全面，像是一本社会学百科辞典。我兴致勃勃的翻译了将近三分之二，兼听则明，看看苏联学术界怎样看待当代西方的社会理论，对于增长社会学的学识还是有益的。回国后，国内的行情早已大变，苏俄的社科思潮早已乏人问津，特别对那些社科文献开篇伊始先引用苏共代表大会观点为研究对象定性的作法令人生厌，出版社出于市场竞争考虑也已对这类图书失去兴趣。
原本社科院把我派遣到苏联访学一年，可是时局骤变，我在莫斯科已经无法安心做学问，每天为买点食品都要冒着生命危险。于是我给所里面发信息说明情况，表示当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更无法学习交流。正在困顿之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杰弗里?亚历山大（注释14）教授邀请我去访学，于是我事先通知研究所之后辗转飞往美国洛杉矶，在那里继续我的访学生活。亚历山大教授1989年曾来我所访问，由我出面接待，他对我写韦伯一书颇感兴趣，并对我出面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他的四卷本《社会学的理论逻辑》表示感谢并愿今后保持联系。此后双方也曾在新年期间互致问候，但我在与亚氏交往时也曾出过洋相，我曾在新年贺卡中在英文Mary Christmas下面画蛇添足地写上中文：祝你圣诞快乐！过后有朋友提醒我说，亚历山大是犹太人，他不是基督徒并且不过圣诞节！听后，我汗颜、羞愧得无地自容，全怪我没认真了解亚历山大的犹太人身份和宗教禁忌，一个讲社会学的教授竟然漏这么大的怯。看来，“入乡问俗”是人际交往的必备常识，就像在俄罗斯祝人“圣诞快乐”会被人无视或遭人白眼一样，因为东正教徒更看重耶稣的“复活（Христосъ Воскресе！），而不像基督徒那样看重耶稣的“诞生”，这里寓意着东正教对“救赎”深刻含义的不同理解，蕴含着勇敢和忧伤的二重因素。通过参加华人留学生的团契活动对美国实际的社会生活也有了切身的体会。就像在俄罗斯时一样，每到礼拜天我去看各种教会，看他们各式各样的礼拜方式，比如黑人教会中人们怎样一边舞蹈，一边祈祷。这是我第一次实地观察新教徒的宗教生活。
在洛杉矶去旧书店搜寻旧书也是我乐此不疲的事。众所周知，社会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美国是在二十世纪以后，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的封锁造成与世界主流学术界隔绝、学术书籍匮乏和讯息闭塞，严重影响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图书馆只收藏俄文书籍，而二战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美国的快速发展，其成果都以英文图书传世，然而我们的各种图书馆藏却少得可怜，譬如战后西方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帕森斯的代表作《社会行动的结构》，竟然在国家图书馆、科学院和各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最后还是在美国人办的旧燕京大学才找到一册。问题是这些图书出版年代久远，大多早已绝版，只能在旧书店中去搜寻。我利用在美这段时间几乎转变了各种古旧书店，搜寻各主要流派的代表作，买了两大旅行箱的英文原著带回国，我认为这是很不起眼的事，但也是对学科发展有利的事。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与当年在美结识的一些华裔留学生还继续保持学术联系。这些同学现在都已毕业回到台湾成为学界不同门类的主力，通过我和他们之间在美暂短期间的同窗之谊促成了东海大学和台大社会系与几所大学与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学术联系，以致在1990年代赵刚、翟本瑞、陈介玄、杨开云等一批台湾新锐访问大陆院校并在学术界渐露头角，成为促进两岸学科交流的触媒和主体，例如台大和东海大学自90年代末就开始与社科院和北大等院校开展学术交流，像杨国枢、叶启正、高承恕这些教授多在内地办讲习班教书育人，两岸学界互相参加对方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和各种活动，将会对两岸增强相互了解和互相交流起到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六、职责与展望
1．师之尊严全在传道受业解惑
回想我这么多年来千方百计地想离开学校，并非是要脱离开教育事业，而是要离开那枯燥无味的学校行政事务，即便后来进入研究所多年，从事学术研究逾三十年，但一直没有真正脱离开我心仪已久的“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崇高的教育岗位。从1988年进入社会学所之后，一边忙于研究室建制条理化和出版物的制度化，一边在做好自己的本职研究工作的同时，就开始为地方社科院代培一些硕士研究生，我曾为辽宁社科院和江西一所中专学校校长做过代培工作。这些人来自不同大学的毕业生，具有某个学科专业知识，但从未接触过社会学，在学习期间需要补充一些必要的社会学理论视角和观点的教育，还需结合他们的专业与他们一起学会选题、制定研究计划，包括实施田野研究。这种代培式的学习是一种学徒式的教育，不上大课，全凭指导教师言传身教，做起来煞是劳累辛苦，却蛮有成效。这些学生后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值得欣慰的成绩。1993年社科院为了支援香港左派学校拒领港英当局资助坚持独立办学，指定社会学所与香港树仁学院合作联合招收研究生，我是所里选派赴港讲课的第一人。行前研究生院长亲自饯行，谆谆嘱咐要开好头，为以后的工作奠定良好基础。当时社会学所在树仁学院开两门课，一门是社会学理论，另一门是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调查。我在新世纪的前后的十几年每年两次去树仁讲课，并与学生保持交往多年，一些当年的研究生现在还不时来家看望。2011年起被聘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的教授，在那里一直讲授社会理论课并参与指导研究生和读书会直至2017年。虽然名义上是退休了，但真正做到解甲归田也难，因为还有两个学生尚未毕业，中途更换指导教师对学生和对老师都有很大困难，所以我仍然坚持带下来，除了网上交流之外，定期面授和解答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陆学艺所长和我是社会学所里最早的博导，从1992年起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前后约有十几名毕业生。应星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他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而驰名学界，现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第二个是徐冰，他原本也被香港理工大学录取，最后决定由两方共同培养，每年他有一个月在理工大学的学习时间，现在是上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第三个学生是肖瑛，也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骨干和《社会》杂志的执行主编；第四个是熊春文，他现在中国农业大学执教，任社会学系主任；后面陆续毕业的还有赵立玮，现任社科院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王建光；南京河海大学的张虎彪；四川社科院的刘易平等人，此外还有十余人从事其它领域的工作。回顾这大半生以来，虽然中年后脱离了学校行政事务，但却一天也没有真正离开过教育工作。在我的心目中，教书育人对我而言是一种生命的神圣职责。我个人能力虽然微不足道，但只要能为“传达授业解惑”这一神圣事业做些微薄贡献，那我也为自己没白来这世界上、没碌碌无为而心满意足了，因为我从中体会到了作为一名教师应有的尊严！
2．社会学之我见
从40年前接触社会学到今日，我对社会学的看法没有改变。我认为社会学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因果性的探讨，这是经验研究必须要涉及的内容，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展现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只有这一维度是不够的，至多是使社会学成为社会认识的方便工具，而抽掉了这门学科的灵魂——取消了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的伦理责任。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具超越性的维度，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从生态研究进入心态研究。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现在有一个向实用-功利主义发展的趋势。实用对不对？对。功利对不对？也对。中国人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理性思考后的做法，任何人做事都会如此。但是，即使在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也有人在思考一些更高的、超越性的内容。如果单纯采取实用-功利主义的做法，就必然导致一般民众崇拜成功（金钱），崇拜权力的风气泛滥成灾，例如国人常说的“成王败寇”、“胜者王侯败者贼”，把决定行为动机的道德责任交由行动后果去处理。国人的宗教信仰本就薄弱，一般民众的道德风气、精神气质（the sthos）靠习惯性的民俗信仰和伦理去感化，政府大力提倡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大多停留在一般宣传口号上，难以对一般民众的行为动机产生实质影响，这也是近年来世风日下，类似的民众哄抢汽车运输物资、老人摔倒无人搀扶的“庸俗之恶”屡见不鲜的一个原因。考虑社会学在当代的发展，既要关注这门学科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趋势，更要结合本国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看待社会，从来不是学科化的，更不只是社会学理论的视角，而是从广义的社会生活(即人的生命)视角来看待社会的。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自转移到美国后表现出行为科学化和工具实证主义的特征，这在20世纪早期时兴的莫列诺的社会测量学、社会工程学和后来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后来反对它的冲突论、交换论等流派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在欧陆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主要国家 (英法德等)则表现出社会科学化(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化、政治哲学化、哲学人类学化）的特征。反观我们自己，拜“市场万能论的变种—— GDP万能论”所赐，在急功近利的市场需求导向的“教改”下，社会学正在日益“社会工作化”。我这里没有丝毫轻视或贬低社会工作的意思，只是在如实地讲述现实状况。这就是我们谈论“社会学学科化”的现实情境或所置身的脉络，社会学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具体情境或说社会的精神气质。而且，社会学被其他学科所“化”并非是坏事，学科对象和研究方法互相融合、相互借鉴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来说，中西各国概莫能外，各学科大抵如此。真正堪忧的是这种“社会工作化”是在什么力量驱动下出现的，以及可能带来什么后果。社会科学研究能告诉人们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怎样行动以及这样行动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而不在于教会人们对现象做出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从个人所持立场得出的，而不是直接从科学研究中得到的。
此外，关于“本土化”的讨论，我并不质疑社会学“本土化”的说法，社会学理论确实是舶来自西方，而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考虑中国的情境，不能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割裂，但现在有慢慢把“本土化”和普世的东西对立起来，用所谓“本土”的东西来否定普世的东西（的倾向）。其实传统文化有许多对“一”与“多”关系的说法很值得我们思考，譬如宋儒说的“理一分殊”、佛家所说“月映万川”等，都揭示了其中的辩证关系。但用“和而不同”来诠释“一”和“多”的关系，在我看来有些牵强：前者属于应该怎样看待事物的方法问题（How?），属于战术层面的问题；后者属于为什么事物是这样的（Why？），属于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另外，不能对外把本土的东西讲得过于绝对，否则在对内强调普世的、普遍的东西时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我觉得，一定要在强调普世模式的基础上再强调特殊的东西，没有普世的东西就不会有特殊的东西。无论你从哲学的一和多的关系上来讲，还是从实践上来讲，都不能够先强调特殊，那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反而使自己在与疆独、港独、台独做斗争时处于尴尬境地。
3．借诗以鸣志
2000年6月18-19日两天，社科院和北大原来的研究生在政法大学联合召开了一次为庆祝叶启正教授荣休和我年届七十岁生日而召开的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就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与本土化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由叶老师和我致辞，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个题目，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叶老师在前除了对会议组织这表示感谢之外，还引用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Jorge lius Borges）的诗作《云团》中的片段为自己任教三十年的经历做出总结。轮到我发言了，我虽然也能背诵几首外国诗歌，但内容都与情境不合，譬如我最喜欢的俄国诗人普希金致十二月党人卡达耶夫的诗作可说脍炙人口，但内容太过激昂亢奋，不合时宜。最后还是从文论中所说“诗言志，文以载道”得到启示，遂随口诵起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
戴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这里，既是借诗以鸣志，也是对自己在教育领域几十年辛勤耕耘的回顾，同时也表明耄耋之年要以“毋违愿”作为生活归宿的心愿。
注释：
* 本篇口述实录整理时参考了苏国勋：《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周年——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执笔熊春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文献，并经叙事人苏国勋教授审阅修订，特此感谢。
注释1 盛新小学原名圣心小学，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8月，是时任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的法国人林懋德在西安门大街创办的一所教会小学。学校经费由西什库教堂提供,教职员工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其中有神父、修士、修女，招收信仰天主教的学生。1913年，学校迁入现址西什库刘兰塑胡同14号。1952年，盛新小学与同属天主教会主办的光华附小合并，改为公立学校，更校名为北京西什库小学，并延续至今。
注释2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的前身是“育英三院”（育英学校的运动场），始建于1864年，是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出资建立的教会学校，定名为“男蒙馆”。1900年改名为“育英学校”。1955年，在原育英中学高中部的基础上以当时的苏联中学建制为摹本组建了一所实验、示范性学校，定名为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是当时北京市第一所纯高中学校。1961年、1962年相继被评为区级、市级重点中学。
注释3 汝信,1931年生。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师从贺麟先生攻读黑格尔哲学研究生，毕业后留哲学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共产党第14届代表大会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第7届及第9届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有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世界文明及文明对话理论；所获重要学术荣誉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韩国启明大学名誉博士等。
注释4 1980年8月15日，汝信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提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 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 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否定了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的观点，提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 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 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注释5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1902-1982），1931年进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37年起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41年为中央委员，1948年开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1949年成为真理报总编辑， 1952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勃列日涅夫留任苏共中央书记，米高扬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实际掌握政权的苏斯洛夫则成为“影子中央总书记”，与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人共同掌管苏联，成为苏联的意识形态领袖。曾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列宁勋章5枚，十月革命勋章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一枚，苏联科学院卡尔·马克思金质勋章一枚等。
注释6 科学出版社编辑部编：《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注释7 简单地从过程上说，我的硕士论文涉及 1936年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教程》写了“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导致以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后果；以 1956年参加世界社会学大会为标志，苏联重返国际学术界并承认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出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为反驳西方的恶意攻击，遂声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1968年在苏联科学院体制内成立了具体社会学研究所，1972年改名为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体制接纳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1970年代后期，借鉴西方社会学中的合理因素提出“中层理论”作为一般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社会学研究之间的衔接，至此三级结构的“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构架确立。这些事件随着苏联的解体现在早已成为过眼烟云而无人问津了，但其中涉及的某些问题还是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譬如历史唯物主义到底与社会学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等。
注释8 陈元晖（1913-1995)，福建福清人。1936年以福建省状元的身份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系，1940年赴延安，先后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研究员；1949年起历任哈尔滨大学副教务长、教育系主任、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系主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1981-1991年任国务院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82年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首任会长。先后出版《实用主义批判》（三联书店，1954）、《马赫主义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论冯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康德的时空观》（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及《陈元晖文集》（上、中、下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1993）等。
注释9 说到社会学恢复重建一事，我想还应提到杜任之先生的名字。1970年代末，杜任之先生曾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和其他场合呼吁恢复社会学研究，并积极支持费先生主持建立国家级的研究所和全国性的学会。杜老对刚刚复出的社会学的支持不仅表现在口头呼吁和表态上，而且还落实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记得1981年我刚刚进入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工作的第一天，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杜老就给我分派了任务，要我在一周之内提交一篇介绍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文章，以填补研究室集体撰写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续集）》中“社会（学）哲学”栏目的空白，并嘱咐我续集付梓在即，一定要抓紧时间增开栏目和加写文章，以示兄弟学科对恢复社会学的声援。这就是在当年出版的、由杜老主编的该述评中的“塔尔科特?帕森斯”一文的出笼经过。尽管现在看来文章很肤浅很幼稚，但毕竟是国内较早在正式出版物上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评介，我个人更看重的是这件事显示出杜老为人为学的品味。更难能可贵的是杜老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有病，1980年代初他身体力行多次参与社会调查，我当时作为学生有幸陪同杜老多次到北京清河社会福利院、 东升人民公社等地作实地调查。这一时期杜老对社会现实的经验研究集中体现在他提倡开展社会老年学研究以及呼吁建立老年公寓的文章中。
注释10 Burvart Holzner和 Jiri Nehnvajsa，在1980年7月11日-30日教授课程《社会学为现代化服务》。
注释11 在我看来，费老在此时提出“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的口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一是为社会学正名。在中国文化脉络下，人们深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要想推倒压在社会学身上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种种“罪名”和不实之词，就必须显示出社会学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上的效用，为此就必须把刚刚恢复的社会学引向侧重经验研究之路，以期表明这门学科是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同时它又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实用功效;其二，社会学恢复伊始，开班第一讲就请来美国教授讲西方社会学理论，这在当时并非没有异议。“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口号的提出，固然起到了政治上的自我防卫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其三，讲习班的成功举办充分显现出费老在社会科学发展前景上的学术洞见和全局观（参见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2页）。
注释12 以研究西方人文学为主的知青一代青年学者组成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以他们营造的人文思想共同体的氛围和一系列扎扎实实、影响深远的学术工作，短短三四年间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等上百种出版物。许多作品已经成为这三十年中国学界的必读经典，某种意义上参与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和学术思想的锻造与凝练。在译介西方近现代经典名著的同时，他们也注重青年学人原创著作的出版，著名学者苏国勋、刘小枫、陈平原、夏晓虹、汪晖、杜小真、钱理群、赵园、梁治平等最初的重要著作都是在编委会主编的“人文研究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里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是编委会成员重要的思想阵地，虽然前后只发刊五期，但影响巨大，首印达到了今天不可想象的三万的印量。《集刊》开卷语说——“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首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八十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
注释13 盖登科曾为库恩主编的《十九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梁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撰写韦伯一章。
注释14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1947年生），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曾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