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者的预言大抵不可信，因为他以骗取钱财为目的。但有些哲人的预言则惊人的准确，因为他们思想敏锐，目光如炬，以整个民族的未来做思考的对象。
梁启超在《1927年给在美子女的信》中这样写道：
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持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作的痞子流氓。（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
信中所说的“他们”应该是国共两党，所指南方应该是广东、上海等地，至于领导工潮的是否痞子流氓，我们不去管他，但“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却让人心惊肉跳，因为30年后的1957年，55万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那与反革命还有多大差别呢？
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在1947～1948年开展了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历史学家杨人楩在《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一文中这样写道：
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惟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谢泳《储安平与〈观察〉》第三章）
不错，建国以后，我们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反右”，消灭了自由主义，结果又如何呢？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1961年便有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之发生，随之而来的十年“文革”，武斗不断，又有多少人枉死于同胞之手？且在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的命脉被彻底割断，民族自信心受到巨大打击。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近30年的时间里，用暴力、饥荒、丧失创造力、停滞不前，来印证杨人楩先生的消灭自由主义要发生的后遗症之预言。既然杨人楩先生预言在先，我们为何还要犯如此低级愚蠢的错误呢？
梁启超、杨人楩两先生的预言都已成了过去式，但它们的警醒作用却不容小觑，因为类似的警世预言现在就还有可能出现，而同样的错误我们却极有可能再犯是也。
二O一五年二月十四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