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而读书”，这是我前天在旧书店淘到的1970年出版的《工人医生手册》封底售书章上所刻的话。该书编写者为“上海《工人医生手册》编写组”，出版者是“上海市出版革命组”，括号内标着“内部发行”。封面是天蓝色冒着浓烟的工厂区，走来三位背着药箱的工人医生。最有趣的是封底下部正中，盖着一枚淡紫色类似一本打开的书的售书章，上刻“为革命而读书”六个大字，落款是“贵阳市新华书店”。的确，这是一本够“革命”的书，最前面两页印着《毛主席语录》，有“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等。从《编者的话》可知，“我们三十三个单位的工人医生、解放军战士、革命的医务人员和编辑人员，集体编写了这本《工人医生手册》”，他们来自上海第三钢铁厂、上海第四针织厂、上海汽轮机长、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怀着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无比热爱，对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无比愤恨，夜以继日地以战斗姿态投入编写审定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一本为革命而编写、出版的书，至于读者的“为革命而读书”的艰巨任务，则交给了新华书店的那枚售书章，也就是说，花1.55元来买此书的读者，全都是冲着“革命”目的来的。

由此，我就想到了自己，我也算是个爱读书的人，但我又是为什么而读书的呢？在学生阶段的读书，当然是为了升学。而工作之后阅读的这些杂七杂八的图书又为的什么呢？不图升官，不图发财，不图评职称，似乎仅仅为一点可怜的兴趣，并且因为兴趣的不时转移，阅读的重点也随之改变——有时是文学的，有时是历史的，有时是哲学的，有时是医学的，有时是宗教的，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书，有些有实际的用途，比如医学书，是为了解自己的身体，预防疾病的；但更多的似乎并无实际用途，可就是喜欢读，有什么办法呢。我想，那些真正喜欢阅读之人，同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吧。

那么，作者又是为什么写作这些书的呢？1985年，巴黎图书沙龙通过法国驻外使馆，分别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作家就“您为什么写作”一题撰文，答案五花八门。其中以我国作家的态度最为端正与严肃，如丁玲的“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但其他国家作家的回答就没有这么一本正经。美国的琼·迪戴恩“我从童年起就因为烦恼和虚荣心开始了写作，逐渐写作成癖，就一直写下去，这就像一个人中毒一样”；英国的萨门·拉舍迪“我写作，因为我爱虚构，好撒谎”；联邦德国的君特尔·格拉斯“我从事写作，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瑞士的M·弗里施“对于我，写作首先是为了游戏，就像一个孩子玩沙子或玩铁丝一样”；巴西的马西奥·索萨“写作是我的职业，我的工作，同时又是我赖以生存的手段。一旦我写不出书来，就拿不到稿费，就要饿肚皮”；意大利的哥弗雷多·帕里塞“写作是我的自我需要”；英国的多丽丝·莱辛“我从事写作，因为我是一个写作的动物”；巴西的达尔西·里贝罗“我写作，是因为我有话要对人说”；塞内加尔的比拉戈·狄奥普“我之所以要写作，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消遣”；英国的拉·德雷尔“为什么写作？为了自我检点”；美国的帕纳德·马拉默德“我写作为的是自我了解，或许是为了了解世界”；奥地利的彼得·汉特克“为什么写作？我不知道”；联邦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对于我，搞创作是一种乐趣”（据“五角丛书”第六辑《世界100位作家谈写作》，王歌、郑欣译，林辰编选）……他们要么是为温饱而写作，要么是为虚荣心而写作，要么是为了解自我而写作，要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写作，总之，都是为了自己而非他人写作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国作家是领工资的，纳税人花钱养活着他们来写作，所以其写作目的都很崇高；而其他国家的作家则是要靠手中的笔来养活自己的，所以他们多是为自己而写作。

那么，出版商又是为什么而出版图书的呢？出版商其实就是一个商业机构，他们的出版图书，首先就是为了盈利，因为此商品为文化产品，所以在盈利的同时，又会起到其他商品所起不到的社会作用。但我们就经常能够看到嘴上不离“为了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而出版”的出版商人。

概括说来，从作家写书，出版商出书，到读者读书，不外两种目的，一种是为自己的，一种是为他人甚至民族与国家的。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才会去爱他人，一个自暴自弃甚至自杀，连自己也不爱的人，他会去爱他人甚至社会吗？推而及之，作家只有首先为自利目的而著书，出版商首先为自利目的而出书，读者首先为自利目的而读书，只有先利己了，自己在其中受益了，才能将这种益处推而广之及于他人，及于社会。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而读书了吗？

二O一四年三月廿六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