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者：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一　边地湘西的叙述者、歌者

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1902-1988年)，原名沈岳焕，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他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这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从少年时期起，他就熟读社会这本大书，生命的智慧多半直接从生活中得来。高小毕业14岁即按当地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一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七百)。过早面对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使他以后将“残酷”、“愚昧”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反形成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性的品格。他自小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谙熟那延绵千里的沅水流域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学习写作。其生活的窘困景况，一如郁达夫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所描述的。自此，他开始用“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渐渐闻名。沈从文这种少有的经历，如少年流浪，自学而达到能在大学任教席，占有一份无可替代的乡土生活，使他的走上文学之路也充满了传奇色彩。30年代起写出他的“湘西”主题的代表作，并执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之一。他的创作终于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而这一文学世界是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观照的。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地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注：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231页、228页。本章沈从文引文，版本下同。）沈从文当然不可能是个原生态的“乡下人”，实际上从进入北京城之后，他就拥有了一个具“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时时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了。只有这时候，他才深切领悟了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接受“五四”启蒙思想，了解西方文明，动用丰富的乡村性生活积存，来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沈从文的这种文化立场，在当时便显出不同一般。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下，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由此，沈从文的作品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征。

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子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不够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字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之后，他的创作显著地成熟了。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231页、228页。本章沈从文引文，版本下同。），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如他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注：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231页、228页。本章沈从文引文，版本下同。）。湘西人的文学才能也在这里得到再好没有的体现，好像天然是艺术型的：关切俗世的情趣，情绪记忆的高度发达，把握生活的细节，“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注：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26页。），将生命形式和生活形式高度统一。这就是“抒情”。沈从文有一篇未完稿的题目叫《抽象的抒情》，其中说到可把文字、语言的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沈从文充满了湘西精神的文学，也就是抒情的文学。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因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他本人即是湘西的魂魄所在。

二　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

沈从文的创作还是以小说的成就最高。在30年代繁盛的创作潮流中，他是京派小说的领衔者。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并大量地渗入作家的情感、情绪，把自己童年的记忆长久地带进当下的记述，从而有意增强了叙事作品的抒情倾向。

大约1928年后，沈从文摆脱了初期幼稚，他的表现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生命形式”的小说纯熟了。他对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飘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这里自然有血有泪，但更多的是追求琐屑生活的企望的破灭，是人格的习以为常的遭受践踏。《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的悲凉命运，正在于人对自身可怜生命的毫无意识。萧萧终于没有被发卖、被沉潭，她抱了新生儿，在自己的私生子娶进大龄媳妇的唢呐声中，也即又一个“萧萧”诞生的时候仍懵懵懂懂。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的《柏子》，字里行间透出的也是哀婉的艺术效果。叫做柏子的水手，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会面，他倒觉得满足，像一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地前行而不知觉。便是有一天受到严重的挫折，有所悟了，还是脱离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丈夫》在反映边地农民忍受屈辱让妻子出外卖身的严酷现实时，写了初时的无意识，和一次探望在河船上为娼的女人的过程中，所引起的混合了原始男性主义的人性醒悟，第一次想到业已丧失的做丈夫的权利，具体感受到地位低下的痛楚。他们的隐忍态度，促成作者对其坚韧生活能力的赞美，和人的命运不可知的深重哀叹，如《石子船》里那个偶然被河石“啃”住手的年轻人，生死只在一发之间。这里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图画，沈从文不具有那样的政治意识，他只用看似轻淡的笔墨，点出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他的目标仅仅专注于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

这类人事的表达，在沈从文1931年出版的代表作中篇《边城》里，推向了极致。《边城》描写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同爱一个翠翠以致造成的悲剧结局。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珠玉。风习描写注重本色，充满诗情画意，与故事、人物的情调合一。悲剧的明线暗线贯穿始终，包括老船夫、翠翠母女、傩送两弟兄的命运。至于人物，主要是翠翠这样的纯美少女形象所提供的典型的湘西人生样式。这种“人生”是美丽善良的，但却被引向了毁灭。翠翠的天真纯洁在小说中都表现为她的毫无心机的、超出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爱情之中。而作品写翠翠之爱，是十分含蓄，朦朦胧胧的。她对二老的感情像是一直处于少女期的梦境状态。作者细致地写翠翠接触男性不多但在少有的接触中对二老的微妙印象，写她很少听周围闲言但也听到了团总欲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而二老偏不要碾房的传言，写二老为翠翠唱夜歌而歌声径直进入姑娘的梦里，层层入扣。到了祖父老船夫死后，她才将事情始末串联起来，方明白了自己的不幸。如果探讨翠翠不幸的原因，其中有人的、社会性的各种因素，而沈从文写来平实，把一个生活、浸染在古老风俗环境中，长久将自己的爱情心里埋藏极深的小女子，写得极有诗意，就是沈从文常说起的美丽总令人忧愁的那种境界。翠翠，和沈从文其他小说中所写的小女人如《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都是作者美的理想化身：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皆姣好无比。围绕翠翠描述的宁静自足的生活，淳厚的人情美、人性美，人心向善，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著的地方民族性格，加上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由此，托出了作者心向往之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稳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注：汪曾祺：《又读〈边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作为一部带“牧歌”情味的乡土小说，是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不同的。它也有文化批判倾向，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注：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26页。）。这是他的诗体乡土故事的主旨。

沈从文的女性形象柔美如水，这种生命形式可以用“恬淡自守”来加以概括。但故乡的男性又教会他神往于“雄强进取”，十万大山般矗立，表现了原始的蛮性力量。所以在他的湘西人物序列里，男性军人往往是诚实、勇武、不驯服、有血性的。《虎雏》里的少年勤务兵，在上海未被“我”驯化过来。这个短篇用“我”与军官六弟等人的对话贯穿，始终在论辩湘西人的野性能不能改、要不要改的问题。最终用勤务兵在城市里杀人潜逃的事实来回答。《会明》、《灯》写军队里三十年的伙夫老兵，外表皆雄壮、固执，实际天真、憨痴如儿童一般，几乎是将雄强和柔顺集于一身了。关于此种湘西精神的表现，早就有人提出作者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机利”（注：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页。）。这是有些道理的。

在沈从文的美学观众里，除了“人性”，还有“神性”的概念。他说：“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注：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178至179页、第181页。）有人说他具有“泛神论”的思想，其实也就是“美”、“爱”、“神”三者一体的思想，瞩目于“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注：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178至179页、第181页。）。既然爱与美即神性，不妨说在沈从文的心目里神性梗是最高的人性。于是，经过他改写的佛经故事或民间传说，就特别地运用浪漫的手法来宣扬这种生命的哲学。《龙朱》写过去年代白耳族王子龙朱爱上黄牛寨寨主女儿的故事，龙朱被赋予了高贵的性格，热情、勇敢、诚实，“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小羊”，他的爱是美丽的。爱得刚烈以致酿成悲剧的，如《媚金•豹子•与那羊》里民间的英雄豹子与美人媚金约会，却因寻找避邪的白羊发生误会，先后拔刀自尽；《月下小景》的男女主人公，为反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恋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习俗，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两性关系又无法在现实中再与相爱者结合，便双双服毒而死。这些小说都是沈从文写得最美的文字，而所赞的爱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它们一般采自少数民族中长期流传的情爱故事，加以渲染，贯穿了人类已有的纯真爱情、纯洁性爱的种种表现，无不符合“神性”的主题。这类题材即便与民间传说无关，在沈从文笔下也都写得自然舒展，虚幻浪漫。像《阿黑小史》各篇叙述乡间少男少女的婚前性关系，虽无“神性”的光环，但至少不虚伪，符合自然人性。而《神巫之爱》从巫师经不住爱的诱惑的角度也是说人间的爱不可抗拒。

关于宗教压制人性的文化解析，多表现在沈从文对《法苑珠林》里面佛经故事的改写中。这就是“来把佛经中小故事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情绪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注：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361页。）。《医生》是写善，写牺牲的精神、良善的用心，即便保护的只是一只白鹅。《弹筝者的爱》是赞美爱，寡妇因热爱艺术而夜投弹筝人，遭拒而自缢。本来寡妇并不缺乏求爱者，而弹筝者又是一个其丑无比的人，但艺术的美胜过了一切。其余类似的故事还有《被刖刑者的爱》、《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的爱》、《扇陀》等，从各个侧面写女性之爱的不可逆反性。这些故事算不上是他的优秀之作，当年多半是为训练调遣材料的能力，并发挥其讲述、阅读时的愉悦作用，而有意将原佛经中的宣示作用降低，然而在显示作者憧憬“神性”的题旨上，倒是更为直接显豁了。

沈从文仿佛有两套笔墨，能描绘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当地以乡下人的眼光，掉转过来观察商业化都市的时候，便不禁露出讽刺的尖刺来。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他整个乡村叙述体的一个陪衬物或一个补充而存在的。《都市一妇人》乍看也有他的佛经故事里描写女性变态恋情的因素，但显然是更现实更残酷了：一个经历了一生坎坷的贵妇，为了不再被所爱的男人抛弃，竟下手将小自己十岁的英俊军官丈夫的眼睛毒瞎。作者对待这个人物显然抱了复杂的心理，同情她的处境，她的情感受伤害的历史，但批判她的自私的手段，将这种批判引向作者所认为首要的“罪人”：都市社会。他对都市两性关系虚假性的揭示最不遗余力，是同他赞美湘西少女的纯美，乡村性爱形式的大胆、自然、无机心，民间历史上爱情悲剧的壮美几乎是同时出现在笔端的(乡村作品里经常被提到的《三三》，除了描述三三那种纯净的朦胧的感情之外，另一个主题便是从乡下“生”的一面暗示城市生命的“死”和“萎缩”)。直接反映都市人的爱情和家庭道德面貌的，如《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等篇。到《绅士的太太》，刻写几个城市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尽意而穷相，夫妻间的互相欺瞒，交际的无聊，乱伦糜烂，讥讽调侃的调子十分畅快，因这究竟是叙述作者身份以外的人群，只是为“高等人”“设一面镜子”而已(同时也把一支笔写得流利，写得平滑)。待轮到讽刺作者身份以内的知识分子，像专写“作家”的小说《焕乎先生》、《一日的故事》，便用力在解剖人物的灵魂上面。1935年发表的《八骏图》可说是这一类小说的力作。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的大学生活期间，发现周围的七教授个个都患了性压抑、性变态的病症，便在给未婚妻写的信中一一刻画了他们的虚假处。但到了结尾，这个第八位教授被一女人的黄色身影和海滩神秘的字迹图画所惑，居然拍封电报给未婚妻推迟行期，说害小病要在海边多住三天。作者在此篇提出的都市“阉寺性”问题，是他对中国文化批判的最有力的一点。沈从文人性的缺欠、人性的冲突入手，指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自认深得现代文明真谛的高等知识者，也和一个普通湘西乡民一样，阻挡不住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所不同者，是乡下人反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无形地捆绑住自己，拘束与压制自己，以至于失态，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沈从文在这里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变得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形成近于被阉过的寺宦观念。而这种“寺宦观念”表现为“都市病”、“知识病”、“文明病”等违反人性的病象，他在这篇小说中就议论道，“应当由人类那个习惯负一点责。应当由那个拘束人类行为，不许向高尚纯洁发展，制止人类幻想，不许超越实际世界，一个有势力的名辞负点责”。（注：沈从文：《八骏图》，《沈从文选集》第3卷，第360页。）这就是虚伪的“道德”吧。这段话点出沈从文经由讽刺所寄托的高远人性理想。它可能在今天仍属于人类幻想之一，但确实是美的。

城市文明的侵入乡村，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从沈从文社会实感更强的一类作品中，可以看到乡村统治者的颟顸可笑(《顾问官》)，他们如何不经意地剥夺了乡民的幸福幻影(《贵生》)。湘西民国前的化外景象，人与人之间融融和和的情境开始发生变化；由于这里文明的脚步来得慢，与整个沿海地区的不平衡依然突出。这就是他抗战后的主要作品长篇《长河》(第一卷)与前不同之处。这部小说虽然仍是写他熟悉的辰河流域盛产桔柚的地方，不如《边城》完整，却显示了较为广阔的历史视角。它再现了湘西社会在现代物质文明、现代政治的入侵下，“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这“变”，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注：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35页、第237页。）。枫树坳看祠堂的老乡水满满，是个饱尝艰辛，洞悉世情，坚韧达观的善良老人，他比《边城》的摆渡爷爷更富阅历，最早感受到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将会给这里带来的骚忧。滕家桔园主人的小女夭夭，聪慧而纯真，她这时所面对的人生显然要比《边城》翠翠的世界龌龊：保安队向商会摊派抢款，保安队长强要桔子以及对夭夭动了邪念等事情，反映了新的历史动向。当然这里还有“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沈从文对明日夭夭们的朦胧期望，被隐藏在深切的忧虑之中。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的小说经历了变化，但不构成大的演变，总的来说，一个动态的乡村叙述体，以湘西的下层为主，以城市的上层为辅，再加上都市乡村的各色人等，组成了人的文化意味浓厚的人生形式图景。

沈从文被人称为“文体作家”，首先是因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这是指小说的显著文化历史指向、沈厚的文化意蕴以及具有独特人情风俗的乡土内容。这种小说，不重情节与人物，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的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沈从文简捷地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便是这个意思。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即拟《情绪的体操》，说自己在运用文字叙事时，“习惯于应用一切官觉”，“必需懂得‘五官并用’不是一句空话”，使直觉得以印入物象，做到灵动而富生气。便是写实也呈内面型。比如《八骏图》意象丰满，用各种颜色代表女性，像紫色、红色，特别是自始至终那个撩人的黄色，全凭视觉发生对人物的联想。《边城》、《三三》的柔和清丽，感情平缓而深远，如自然生命之流注。沈从文的抒情小说除了注意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还有抒情主人公的确立、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描绘与人事的调和等等。对于抒情体式来说，营造气氛和描述人事几乎同等重要。它把环境认作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衍生物，在一定程度上，景物即人。所以沈从文许多小说从交代环境开始，如《边城》由描写“茶峒”始，自河(酉水)、河街、吊脚楼、妓女，写了长长的几节，为翠翠出场作背景。《柏子》从写如何泊船，如何爬桅杆入题。《丈夫》开头写黄庄的男人为何让女人到县城河滩的烟船、妓船做主意，竟不惜用去上千字。抒情小说的主要手段既然不一定是刻画人事，“造境”的成功与否就成了最高的目标。沈从文就是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加深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制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的。他有的小说结构散漫，如《渔》，但情境美不胜收，弥补了不足，这种讲究诗的意境的小说特别地具有民族的韵味。

沈从文的文字语言较为奇特，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他在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语的特长，使得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富韧性，短句重感兴，活泛有灵气。他反对文字的意气浮露，行文不依仗附加的词藻，但不等于不锻造琢磨，所谓“扭屈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注：沈从文：《情绪的体操》，《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39页。）务必拷问出语言的本色方才罢休。他的文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不过早期的语言有些拗曲，到了写《边城》，明净澄澈，完全成熟了。他曾经长期在大学里讲授习作课程，又有意试用不同的叙述方式进行练习，这使他拥有了多样的小说形式和语言。其中以诗、散文融入写实的乡土小说，质朴自然蕴藉；描写都市的讽喻小说便琐细，文字从容、幽默，有时嫌技巧略过；以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铺叙的浪漫小说，又较华丽、夸张。体制不拘常例，有的如《记一大学生》全无人物对话，纯用分析性的讲述来代替；有的通篇对话到底，如《某夫妇》(《雨后》的对话成份极多)；有的是采用日记、书信的穿插；有的是寓言、传奇或民间故事体。他的惯有的写法是在自然素朴的叙述中，注入诗的节奏，实现物我浑一的形象的流动。沈从文用抒情笔调写乡村题材曾受过废名的影响，他在《〈夫妇〉篇附记》里承认过。正是他，大大发展了30年代的此类小说，使它得到长足的进步，以至于到了如今有许多当代的青年作家继起模仿它，又发展它，无法忘记它身上的沈从文的印记。

三　文学理想的寂寞

沈从文的散文成就不低，他也有理论阐释的文字，用的也是散文笔法。尤其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西南联大，他的文论结集为《烛虚》、《云南看云集》等，里面所收的《水云》、《绿魇》、《潜渊》各篇，简直就是一篇篇散文诗，谈的都是美学、哲学。在这个时候，沈从文越发向“纯”生命的文学的思路发展，即不断探讨文学和生命的关系，而不是强化文学和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他明确表示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社会道德一方面”，而要使“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至于通过文学达到对“生命的明悟”，他又分成两层：“消极的使一个人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形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这似乎是他一部分作品的功用)。而更“积极”的是，“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注：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118至119页。）

沈从文的散文比起他的小说来，更能表现他这“乡下人”自闯入文坛以来执拗走过的个人道路以及所遭遇的孤独感。他的自传体散文《从文自传》，时间上是从出生叙述到他离开湘西为止近二十年的人生经历，但家庭和生平的许多情况语焉不详，那只是他艰难历程中的一段心和梦的历史。这当然比《记丁玲》、《记胡也频》这些记述性文字更能表现和解剖他自己的灵魂。更重要的散文精品当数《湘行散记》、《湘西》两书。这是他抗战前后两次还乡的产物，等于是他的自传，尤其是关于他与故乡的文学感情生活的一个传记性的延长。这又如一个山水长卷，画出一条包括了五条支流、十个县份、百个河码头的湘西之源：沅水流域。《湘行散记》是循了由下游至上游的回乡路程，边回忆、边对照地写下来的；《湘西》是按代表性的地方和事物，并插入抗战期间发生的对故乡的议论合成的。两书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将湘西的人生方式，通过景物印象与人事哀乐一一传诉，比小说更集中。如写常德的船，实写湘西的人情、物产、风习。写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便是曾经当过土匪的，也是那样憨厚，把嫖妓的钱买了桔子飨客。对沅陵的描写穿插了神话传说，对凤凰女子的放蛊、行巫、落洞的风俗加以现代的解释。表现湘西人生活的严酷，及对待如此严酷生活的自在态度，写被激流带走的水手一刹那间交代“遗嘱”的情景，写老年纤夫长相如同托尔斯泰，“看他那数钱的神气，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著”。（注：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60页、161页、162页。）而作者又有意无意地将散文的描写，和他的小说相关联，点出了他的人物在湘西活生生地存在着：《鸭窠围的夜》里像“柏子”的水上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里“我”想象自己如“柏子”一样上岸，走向有吊脚楼人家的河街，同时遇到了五年行踪不明的“虎雏”，后来索性写了篇《虎雏再遇记》；《老伴》交待了泸溪县城绒线铺女孩是《边城》翠翠的原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的观音般的妓女居然叫夭夭；《沅陵的人》讲述周家菜园的四女儿，人称夭(幺)妹或周家夭夭。正如沈从文经常说的，人物和地方都美丽得使人悲伤，“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注：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60页、161页、162页。）他写作小说时的感情，在散文里找得到实实在在的线索。

第二，比小说有更直接的历史感受，因此有更多的感慨和议论。沈从文在散文里说过“‘时间”这个东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革”。（注：沈从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223页。）而他实际在重返湘西时所看到的，往往与此相反，时间仿佛凝滞了，不动了。绒线铺女孩的女孩和妈妈当年一样出现在作者眼前，“十七年前那小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目前我所见到的，还是那么一个样子”。（注：沈从文：《老伴》，《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207页。）这就是沈从文关于历史的变数和常数的观点。对于湘西，似乎这种“常数”，这种历史的循环形态，更具典型意义。这是“落后”，然而是谁使得他们“落后”?这是美，又是谁使得他们长久保持如此美的生命形式?

沈从文的散文进而提出了两种历史——统治阶级的书面历史和人民的无言历史的观念。尤其是湘西人被排除在正统的历史之外，几千年过着原始自足的生活。所以，“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着上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注：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89页。）“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注：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60页、161页、162页。）他的小说凡是挖掘湘西的“常”态的，都能用这段话来加深认识，体会其深度。而关于衰败、保守的一面，散文中对湘西的批评又要比小说触目得多。他批评“湘西人负气与自弃”。（注：沈从文：《〈湘西〉题记》，《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244页。）甚至发问：“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小，是谁的责任?”（沈从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87页。）因湘西的屠户历来都是胖子，民族败落、人种委缩到如此程度，作者要讨论这个究竟。

他没有从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途径来追寻原因，却从改造民族的角度寄托他的文学理想。他要人们由他的小说、散文等全部作品里去认识我们这个民族。那种向善和向美的文学理想，使他对城乡世界的美丽和丑陋特别敏感，企图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种自然生命形式作为参照，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35页、第237页。）探求人的重造这一过于沉重的题旨。对都市的批判也是属于一种使文明趋于健康的文学警示。正是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的忧患意识，及“重造”民族的不懈追寻，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内在动力与思想内核。这可以上溯到“五四”文化运动中关于“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以至“美育代替宗教”的传统，两者的合流，即沈从文的文学的人性立场。不进入革命性改造中国的一途，而主张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沈从文离开30年代主流文学的道路，就是这样形成的。此种文化理想面对当时中国现实生活不得兑现，因它主要是从乡村中国产生，是由世俗的世界，由沉落的地区来观察世界的。它能从一个角度说明民族沉沦的根由，却无法化为实际的文化改革行为。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于被当时现实所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抗战时期，京派文人风流云散，布不成阵了。到了1947年6月，朱光潜将《文学杂志》复刊，标志着京派的复出。编者在《复刊卷头语》里明确表明其主张，说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这种要建立一种纯正的民族文学的理论，与沈从文的一贯思想相符合。以沈从文创作成就为标志的京派，就这样脱出了三四十年代文学的主流，成为一支具有独立的文学观念和对一部分人民生活方式进行独特的艺术体验的作家群体。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到了80年代复出，以与沈从文有前后继承关系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沈从文自己的作品一再地出版并受到研究，证明了历史上曾经冷落过的文学现象不一定永远地遭受冷落。

附录：沈从文年表

1902年

12月28日生于湖南省西部的凤凰县，原名沈岳焕。

1917年

秋自县第一小学高小毕业。这是他最后学历。

8月入地方军队当兵。

1922年

夏只身抵北京，住酉西会馆。半年后迁银闸胡同一公寓“窄而霉斋”，进行自学。

1924年

12月《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发表于《晨报副刊》。

1926年

11月《鸭子》(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合集)由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

9月《蜜柑》(短篇小说)由新月书店出版。

1928年

1月赴上海。

2月《入伍后》(小说戏剧集)由北新书局出版。

7月《老实人》由现代书局出版。

同月《阿丽思中国游记》(长篇小说)第一卷由新月书店出版。

同月《好管闲事的人》(短篇小说集)由新月书店出版。

8月被胡适聘为上海中国公学讲师。

9月《篁君日记》(长篇小说)由文化学社出版。

10月《雨后及其他》由春潮书局出版。

12月《不死日记》(短篇小说集)由人间书店出版。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由新月书店出版。

1929年

1月《红黑》、《人间》两杂志创刊，与胡也频、丁玲合编。

同月《呆官日记》(长篇小说)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2月《男子须知》(短篇小说集)由红黑出版社出版。

3月《十四夜间及其他》(短篇小说集)由光华书局出版。

7月《神巫之爱》(中篇小说)由光华书局出版。

1930年

2月《一个天才的通信》(中篇小说)由光华书局出版。

4月《旅店及其他》由中华书局出版。

6月《沈从文甲集》(短篇小说集)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12月《旧梦》(长篇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1年

1月《石子船》(短篇小说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同月胡也频被捕，不久被枪杀于上海龙华。

4月陪同丁玲及其孩子回湖南常德。

5月《沈从文子集》(短篇小说集)由新月书店出版。

秋应杨振声之邀赴山东青岛大学任教。

8月《龙朱》(短篇小说集)由晓星书店出版。

同月《一个女演员的生活》(长篇小说)由大东书局出版。

1932年

1月《虎雏》(短篇小说集)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5月《记胡也频》(长篇传记)由光华书店出版。

7月《泥涂》(中篇小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

秋应杨振声之邀赴北京参加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的工作。

11月《都市一妇人》(短篇小说集)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1933年

3月《阿黑小史》(中篇小说)由新时代书局出版。

同月《慷慨的王子》(短篇小说集)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5月丁玲被捕失踪。

7月发表《记丁玲女士》，于《国闻周报》连载，后集为《记丁玲》。

同月《凤子》由巷山书店出版。

9月与张兆和结婚。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

10月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引起京海论争。

同月《一个母亲》(中篇小说)由合成书局出版。

11月《月下小景》(短篇小说集)由现代书局出版。

1934年

1月返湘西探母病。

4月《游目集》(短篇小说集)由大东书局出版。

5月《如蕤集》(短篇小说集)由生活书店出版。

7月《从文自传》由第一出版社出版。

9月《记丁玲》(散文集)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10月《边城》(中篇小说)由生活书店出版。

1935年

12月《八骏图》(短篇小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6年

1月《从文小说集》(短篇集)由大光书局出版。

3月《湘行散记》(散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沈从文选集》(短篇小说集)由万象书屋出版。

5月《从文小说习作选》(短篇小说集)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6月《沈从文小说集》(短篇集)由仿古书店出版。

10月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引起关于当前创作关于反“差不多”运动的争论。

11月《新与旧》(短篇小说集)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1937年

1月《废邮存底》(散文集，与萧乾合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8月离京转道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到大后方。后又回湘西。

1938年

4月离沅陵，经贵州到达云南昆明，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后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

本年《一个妇人的日记》(小说)由星光书店出版。

1939年

1月发表《一般或特殊》，引起关于“反对作家从政”的讨论。

8月《湘西》(散文集)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昆明冬景》(散文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同月《记丁玲》(续集)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12月《主妇集》(短篇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0年

本年《绅士的太太》(短篇小说集)由三通书局出版。

1941年

1月《如蕤》(短篇小说集)由上海艺流书店盗编出版(与生活书店出版之同名小说集篇目不同。)

8月《烛虚》(散文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43年

4月《春灯集》(短篇小说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6月《云南看云集》(杂文集)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

7月《黑凤集》(短篇小说集)由桂林开明书店出版。

9月《长河》(长篇小说)由桂林开明书店出版。

1945年

1月《长河》出昆明文聚社版。

1946年

夏离昆明返京，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编《大公报》、《益世报》等四种报纸副刊。

10月《沈从文杰作选》(短篇小说集)由新象书店出版。

1948年

8月《长河》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49年

秋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后改行于历史博物馆工作。

1963年周恩来提议其参与《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

1964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完成。

1969年赴湖北咸宁干校，在双溪看菜园子。

1971年获准回京。

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1980年赴美国访问讲学。

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8年5月10日于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