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王国。在这个想象的艺术王国里，以其故乡湘西为背景的乡土文学作品占据着最显赫的地位。沈从文正是通过描述湘西风土人情来表现诸如生与死、爱与欲、永恒和变化等普遍性问题而获得文学声誉，并奠定了其重要的文学地位。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强调政治性，关注社会的群体性和阶级性，力求通过社会分析而探求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追求全景式史诗创作的宏大叙事不同，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关注的是生活的偶然性和个体的人性，描绘的是湘西边区的日常生活形态，将日常生活现象赋予了颇具诗意的内涵。这种富于诗意的形象创造，使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成为一种诗意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多数作品具有浓郁的田园诗特色。

一

在巴赫金看来，叙事学意义上的田园诗是一个无时间性的空间世界：“在田园诗里时间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个不大的空间世界，受到局限而能自足，同其余地方、其余世界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然而在这有限的空间世界里，世代相传的局限性的生活却会是无限的绵长。……田园诗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内容仅仅严格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基本生活事实。爱情、诞生、死亡、结婚、劳动、饮食、年岁——这就是田园诗生活的基本事实。……属于日常生活的东西，在这里成了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第三特点，是人的生活与自然生活的结合，是它们节奏的统一，是用于自然现象和人生事件的共同语言。”（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征诸巴赫金对田园诗的描述，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个田园诗的世界，以其异样的生活方式与独特的风土人情支撑起一个绚烂多彩的小说世界。

尽管已经生活在城市，并且成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沈从文却一直自称为“乡下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豪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情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这自称的背后体现着一份真诚而执着的自信，也隐含着沈从文心智活动中永不枯朽的一个独立精神资源，即从湘西的乡间生活中找寻能够赋予人们以生命力量的淳朴纯真的感情。由此，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在乡间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呈现出一个田园诗般的文学图式。

《雪》是沈从文早期的一个作品，故事的内容淡到几乎没有，然而雪景的美丽，打猎的想象，叔远与“我”偷吃栗子，以及叔远娘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等描述，无不在乡间日常生活中呈示出一个纯朴、善良的诗意世界。在这里，吃穿几乎是生活的全部，也正是在这两方面（叔远与他娘一直为“我”准备好吃的，并在下雪夜给“我”添毯子）“我”切身感受到一种至真的人情美。《牛》是乡土劳作的一首略带忧虑的抒情诗。土地、生产是乡土世界的中心生活事实，而就在春耕的黄金时期，一向惜牛如命的“大牛伯”在气头下一榔槌敲坏了小牛的后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选择之中。作品以拟人化的笔调，抒写了主人与牛惺惺相惜的命运感。如当大牛伯“看到牛一瘸一拐的向前奔时，心中到底不能节制自己的悲悯，……他也像做父亲的所有心情，做错了事表面不服输，但心中究竟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比平时更多用了一些力气，与牛合作，让大的汗水从太阳角流到脸上”。而晚上，这牛“梦到它能拖了三具犁铧飞跑，上山下田，犁所到处土地翻起如波浪”，牛大伯则“梦到用四床大晒谷簟铺在坪里，晒簟上新荞堆高如小山，抓了一把褐色荞子向太阳下照，荞子在手上闪放乌金光泽”。作品在拟人化的叙述中，既呈现了乡土生活的喜怒哀乐，也细腻地刻画出大牛伯等乡下人的忠厚和善良。

《三三》中的“三三”在碾坊、小溪、清潭之间成长，“吃米饭同青菜、小鱼、鸡蛋过日子”，日常生活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她也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捉蝈蝈、纺织娘玩，煨栗子吃，饲小鸡，观钓鱼，看狮子龙灯等日常事件带给三三无尽的乐趣。在这里，人的生活与自然生活节奏统一，和谐共存。生长在这个自足恬静的世界里，三三从外表到内心都姣好无比，童真、质朴、恬静。三三的语言也富于童趣，天真、自然，与其生活的世界相协同。当堡子的管事先生让城里来的小生做碾坊主人，并笑道成天有新鲜鸡蛋吃的时候，三三在心里说道：“你要我嫁你，我才偏偏不嫁你！我家的鸡就是成天下二十个蛋，我也不会给你一个吃。”三三的行为、语言等都表征着一种自在、健康的生命形态。来村里养病的白脸小生尽管勾起了三三对城市繁闹生活的一丝憧憬，甚至开启了三三内心深处朦胧的情感，但随着他的病亡，三三的生活很快又回归平静。在这里，故事的发展似乎是无时间性的，或者说跟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时间观念没有什么关联，正如“三三先是眼见爸爸成天全身是糠灰；到后爸爸不见了，妈妈又成天全身是糠灰，……于是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长大了”，时间在三三的世界中是不重要的。城里人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三三平静的世界，让她朦胧地感觉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城市生活的时间之维，但随着城里人生命的消逝，裂开的时间缺口马上封堵上了，三三又回归到自足、宁静的生命状态。作品也以乡间这种健康、自然的生命映衬出城市人生命不健康的一面。可以说，作品通过宁静、自足的乡间生活，乡村民俗的自然美，淳厚的人情美，烘托出一种至真至纯的田园诗的世界。

这样，与五四以来重在表现乡村社会的压迫和不平，挖掘愚昧、落后的民族精神创伤的主流的乡土文学不一样，沈从文在湘西乡间日常生活的描述中，呈现的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健康的生命形态。在《船上岸上》中，沈从文从一个卖梨的老妇人身上，颂扬了乡下人朴实、不懂欺诈的一面，并由此贬斥了城里所谓善人、道德家们的虚伪：

一种诚朴的语言，出于这样一种乡下人口中，使我就无端发愁。为什么乡下同城里凡事都得两样？为甚么这妇人不想多得几个钱？城里所谓慈善人者，自己待遇与待人是——？城里的善人，有偷偷卖米照给外国人赚点钱，又有把救济穷人的棉衣卖钱作自己私有家业的。这人也为世所尊敬，脸上有道德光辉，因此多福多寿。乡下人则多么笨拙。这诚实，这城中人所不屑要的东西，为甚么独留在一个乡下穷妇人心中？良心这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贫穷的原素，城市中所谓道德家其人者，均相率引避，不愿，真有一时一事纠缠上身；即小有所自损，则亦必张大其词使通国皆知其在行善事。以我看，不是这妇人太傻，便是城市中人太聪明能干！

由此，沈从文对湘西乡间生活田园诗般的叙述，并不是对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古朴社会的简单迷恋，而是在乡土、城市两相对峙的精神格局中，以乡土日常生活的呈示，抒写一种健康、美丽的生命形式。

《柏子》是湘西边区纯朴而自在的生命形态的艺术呈现。在水上漂流了一个月后，水手柏子随船上岸，走进了情人的房间，辰河岸边吊脚楼上一个妇人的房间，妇人也算好了日子正等待柏子的到来。柏子“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当返回船上的时候，“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热的……这时妇人是睡眠了，还是陪别一个水手又来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种事情，谁知道。柏子也不去想这个……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像蚂蝗一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做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这种不受任何羁绊的自由生命形态，是充满原始蛮力又不失美丽的乡间生命形式的一个象征。作品中的柏子、妇人不仅是特指、单数，也可以解读为泛指、复数，小说的叙述也轻易地在两者之间进行着转换：

酒与烟与女人，一个浪漫派文人非此不能夸耀于世人的三样事，这些喽啰们却很平常的享受着。虽然酒是酽洌的酒，烟是平常的烟，女人更是……女人则帮助这些可怜人，把一切穷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上挪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麻。在每一个妇人身上，一群水手同样做着那顶切实的顶勇敢的好梦，预备将这一月储蓄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在这叙述的转换中，小说成为柏子们、妇人们那种原始、自在的生命形态的象征性呈现。《雨后》是四狗与情人约会的一个速写，不识字、不懂诗的四狗依然把“雨后”的约会弄得有声有色，富于诗意，成为一种自由、健康的生命形式的本然体现。作品中的民间情歌也贴切地将一种粗野而不失率真的爱情氛围渲染出来：

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上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

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

如果说爱情是田园诗世界的一个中心主题，沈从文在这里展示的是原始而质朴的爱情，以及这牧歌情调背后一种自在、健康而不失美丽的生命形式。而《边城》则是一曲微带忧郁、感伤的情感之歌。翠翠与三三一样呼吸着青山绿水的灵性气息而成长，怡然自得的享受四时八节的古朴民俗，于日常生活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与爷爷相依伴，摆渡送客，在自足、恬静的世界中悄然长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黒黒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俨然是乡间宁静、自足的生活世界中自在自为、纯朴善良的生命样式的典型象征，处处展现着生命的自然、健康和美丽。时间维度的印痕在作品中是不明显的，天真未凿的少女翠翠似乎也一直难以真正进入成人的世界。这种纯洁无邪少女形象既寄寓着作者的审美理想，也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牧歌情调。作品的后半部则在翠翠、天保、傩送之间演绎了一出愁绪缥缈的情爱故事。然而在这人性皆善、“天人合一”的生活世界里，这份情爱的忧伤不是来自社会制度以及文明的梗阻，更多出于一种阴差阳错的人事命运，呈现出一种忧愁的境界。正如作者所说：“美丽总使人忧愁”（沈从文《水云》），作品也由翠翠美丽的生命形式导入对人性的思索，“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这样，作品“在生命形态的悲剧中发掘的不是残酷而是优美”，“一种化外之境的生命形式，组成一首曲终奏雅的人性抒情诗。”（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这样，尽管夹杂着淡淡的忧伤，《边城》依然不失为一首田园诗般的牧歌杰作。

二

沈从文以湘西乡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个田园诗的世界。“与‘田园诗’对立的世界是所谓的‘历史时间’以及由‘历史时间’这一概念派生出的诸如‘现实主义’等等现代性范畴。”（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田园诗世界是与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不相吻合的，也与这一观念派生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叙事有相冲突之处。因为“文学中乡土性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原则要求复现纯粹田园诗式的统一……这里不存在广阔而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升华……脱离了历史的前进，甚至同历史的进步对立起来”（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而发源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叙事首先跟一种线性的、进步的现代性时间、历史观念密切相关，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时间、历史观念使现实主义文学叙事突破了田园诗的空间化的世界。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中的“田园视域”显然与现实主义文学叙事背后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相冲突。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如此描述湘西人们的生存状貌：

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这种生活世界跟线性的、进步的现代性时间、历史观念无关。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即是对这种几近静态的循环的生存样态的把摸与呈示，这种田园诗世界跟现代性的历史时间不相关，或者说不进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不隶属于现实主义的文学范畴，而是具有显明的传奇小说色彩。如有研究者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并不限于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其湘西题材小说即隶属于传奇小说范畴，“沈从文写的传奇小说弥漫着一层神话传奇气氛，……把苗民部族从普通社会中分离出来，确认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赋予他们以人性。”（金介甫《沈从文传》）沈从文这种田园诗般的传奇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一个重大的差异即在于对时间—历史观念的不同理解。传奇小说背后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历史观念：“各种现象的偶然性共时和偶然异时性，都不可分地同空间联系着”。（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现实主义小说体现的则是一种线性的、进步的时间—历史观念，背后充塞着必然性的历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奇小说是一种表现生活中“偶然性”的小说，而现实主义小说则是反映生活、历史的“必然性”的小说。并且，“以现代的‘必然性’排斥和压抑传统的‘偶然性’是现代历史展开的一种基本方式。”（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篇论及自我创作的文章中，沈从文如此阐述自我的生命认知：“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而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于沈从文即是对此种生命认知的把摸，“什么是偶然和情感？我要做的事，就可以做。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而沈从文的湘西乡土小说创作即是在日常生活的“偶然性”的体认中，抒写一曲人性的抒情诗。《三三》、《边城》等作品，在乡间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呈现出一种自在、优美而又不无凄婉的生命形式。这里没有现代性的必然理念对人与事的掌控，然而就在日常生活的“偶然性”中却透露出一种人事无常的命运感，令人哀婉而惆怅。《三三》中，城里人偶然地闯入了三三的世界，并打破了三三生活世界的平静，引发了一丝淡淡的忧愁。《边城》的情爱忧伤来自于生活的偶然对人的捉弄，由于祖父、翠翠、天保、傩送等人之间的一点人事的不协调，生活中偶然的事件引发的一些误会，这些生活在自足宁静的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并没有收获一份美满的爱情。作品的结尾也是充满“偶然性”的开放结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人事无常的缥缈愁绪弥漫于作品之中，也将作品提升至一种诗的境界。

或许正如沈从文所述：“‘偶然’间一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生命的庄严。……然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却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沈从文《水云》）以《边城》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品正是沈从文“保留这些‘偶然’浸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情感冲突与和谐程序。……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沈从文《水云》）的文学结晶。

这种充斥“偶然性”的田园诗世界显然与现代性的时间—历史观念无关，也与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无甚关涉。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对空间化的田园诗世界的突破，正是以“必然性”的现代理念对传统的时间—历史观念进行暴力性分割而完成的。譬如，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推崇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以茅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力图摆脱个人性的、日常化的视角，从而获得一种超越性的历史视角，使小说成为历史进程的客观再现，即在小说叙事中让历史本身发言。所谓史诗性的内涵、客观的叙述等即是这种追求的表达与体现。然而，这种历史进程客观再现的艺术追求依然有显明的观念性、分析性成分作为支撑，与一种马克思—黑格尔式的历史观紧密相联。在茅盾等左翼小说作家看来，“只有当小说再现被组织起来，表现一种在严格的科学原理指导下连贯的世界观时，它才能深刻全面地反映社会。”（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在这里，“科学原理指导下连贯的世界观”自然是脱胎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这样，左翼文学阵营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尽管力图客观的再现历史，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作为其支撑的观念系统之中。并且，在马克思—黑格尔式总体性历史观念的投射之下，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情节设置等也很大程度上成为演绎历史进程客观规律的一个艺术表征，体现出历史必然性的宿命论色彩。如在《子夜》的叙述中，吴荪甫的失败正在于他无力全面理解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这种叙事法则之中，个人性的、日常化的生活以及偶然性的事物没有独立的价值，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性的、历史化的现实以及必然性的规律。

如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自从上个二三十年代起，左翼革命文学阵营一直批判沈从文的小说缺乏现实性及现实意义。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尤其是湘西乡土小说的创作是对日常生活的“偶然性”的把摸，而左翼革命文学推崇的现实主义小说则是对现代“必然性”历史观念的确认与演绎。这其间的社会历史的认知观念冲突显而易见。

三

不过，沈从文笔下的田园诗世界跟现代性的历史时间不相关，并不意味着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游离于中国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于中国的现代性历史进程无甚意义。相反，这种田园诗镜像的呈示，为人们反思现代性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心智维度。即以乡间自在生命形式之“常”来映衬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之“变”，从人性的维度观照、审视乃至质疑中国的现代性历史进程。这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与真正意义所在。

沈从文早期的小说也多讽刺现实之作，如《棉鞋》、《公寓里》等作品有着对不平等、糜烂等社会现象的犀利批判，甚至文体上也有一种凌厉浮躁之风。1928年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是这种创作及文风的集中体现。以致夏志清认为这部作品“痛骂国人，不留情面，较之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将其作为论证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精神的一个典型个案。作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自然无以摆脱这种感时忧国情怀。不过，沈从文也很快从这种直面批判、凌厉浮躁之中摆脱出来，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一个田园诗般的湘西世界。在湘西乡土生活的叙述中，一种自在纯朴又不失健康美丽的生命形式得以呈现。并且，在沈从文眼中，湘西边区原始的、自然的、质朴的生活方式与生命形式于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乃至中国社会的腐败、堕落不失为一种精神及情感上的疗救。这样，湘西边区充满牧歌情调的生命形式成为沈从文抵抗社会溃败、人性失落的珍贵精神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除非我们留心到他用讽刺手法表露出来的愤怒、他对情感和心智轻佻不负责态度的憎恨，否则我们不会欣赏到小说牧歌性的一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如作者面对左翼文学阵营的批评时所辩解：“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并非无关于中国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其小说创作的牧歌情调、田园气息、诗意化叙事等等艺术特征也并不是对这个历史进程的逃离与回避，而是直面这个历史进程所做的一种艺术的转化与升华。

在这牧歌般的文学世界中，人性探索的维度是其艺术法则的中轴所在。正如作者所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在，后来人还需要它。”（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这样，小说创作中蕴含着沈从文对人性的探索与考量，并且，通过一种自在自为的优美生命形式的创造，沈从文发掘着人性美的价值和力量，以此作为对轻率浮躁、腐败堕落的中国社会的一种美学抵抗及精神拯救。

《会明》讲述的是军营生活的故事，然而伙夫会明的思想与行动却纯朴而平凡，以伙夫的身份在军队里消磨了十来年，心安理得地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情。别人常常戏弄他的“呆处”，他也不以为意，照例抽他的旱烟，做他随军开发大西北的梦想。甚至在战争的间隙，孵养起了一群小鸡，对这些小生命倍加呵护。作品最后写道：“他喂鸡，他细心的料理它们，多余的草烟至少能对付四十天，他是很幸福的。六月来了，这一连人没有一个腐烂，会明望到这些人微笑时，那微笑的意义，是没有一个人明白的。”在这微笑里，蕴含着一种纯朴的人性力量。

这种生活的智慧与生命的自然纯真，在沈从文另一类小说中有着集中而醒目的表达。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为一些饱经风霜，超然生死，已不为世间喜怒哀乐所动的老人，在他们超然物外的生命形态中体现着一种高贵的人性力量。《黔小景》中，一位老人将死去的儿子埋葬在屋前的菜畦里，孤独一人生活着。一个风雨之夜他平静地接待了两位留宿的商人，并编造一些美丽的故事与客人攀谈至深夜，最后也在这个风雨之夜孤独的死去。老人内心的孤寂与行为举止的平静形成强大的反差，这反差间蕴藏着一种罕见的生命力量。同样，在《夜》中“我”与几个同伴因迷路而投宿到一个老人的家里，老人平静地陪我们谈了一夜闲话，而“我”却在早晨发现老人的家里有一具死尸，老人平淡的告诉“我”：

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妻，一个老同伴。我们因为一种心愿一同搬到这孤村中来，住了十六年。如今我这个人，恰恰在昨天将近晚饭的时候死去了。若不是你们来，我就得伴她睡一夜。……我自己也快死了，我故事是没有，我就有这些事情。天亮了，你们自己烧火热水去，我要到后面去挖一个坑。既然是不高兴再到这世界上多吃一粒饭做一件事，我还得挖一个长坑，让她安安静静的睡到地下等我……

在这里，老人不动声色地接受了降临到自己头上的苦难，其间所表现出的生命的端庄与尊严，传达着一种人性的高贵。《生》中那位玩傀儡的老人，惨淡、艰难的生活着，而在这惨淡的经营中，却不乏生活的热闹，每次老人都是很热情的表演傀儡，并且总是让傀儡王九战胜傀儡赵四。小说最后却写道：

他不让人知道他死去了的儿子就是王九，儿子的死乃由于同赵四相拼也不说明。他决不提起这些事。他只让人眼见傀儡王九与傀儡赵四相殴相扑时，虽场面上王九常常不大顺手，上风都由赵四占去，但每次最后的胜利，总仍然归那王九。

王九已经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

由此，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与死亡相关的故事，当老人以儿子死亡故事的演出来获取自己艰难的生存时，作品的标题与故事的内容就构成矛盾的张力，在这张力中可以见出一种伟岸的人性力量。

沈从文乐此不疲地抒写了一系列此类故事，此类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个老人，没有确切的名字，可以说是一种泛指，他们代表着沈从文小说世界的一极，与三三、翠翠等纯朴少女一起构成沈从文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共同成为人性探索的一个症候性表达。

诚如沈从文自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这种“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沈从文《水云》）的身份指认，使沈从文在充满政治纷争的时代漩涡中倾心于日常生活的现时关怀，在人事无常的神秘感和命运感的扑捉之中，书写生命的庄严与人性的光辉，并将其提升至诗化的境界。然而，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沈从文的这种价值取向与文学抉择被现代性的历史暴力所否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革命的小说家视文学创作为社会变革的简单工具，“倾心于颁布一幅全新的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图像。”（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在这种世界图像中，日常生活被宏大的政治意义所统辖，从属于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历史叙事，否则便是无意义的。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自然会遭受排斥、乃至压抑。1948年末，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道：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来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沈从文《无法驯服的斑马》）

以生命、人性之“思”从事创作的沈从文，此时已然意识到在一个以政治上的“信”为文学法则的时代，自己的文学创作即将终结。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再也没有从事小说创作，文学家的沈从文消失于历史的边际。然而，透过历史的风尘，可以发现，沈从文以诗意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对抗“必然性”掌控下的现代性历史的宏大叙事，在人事命运“偶然性”的把摸中，呵护着一块人性的天地，也由此构筑起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这在今天越发显示出无可替代的美学魅力与文学价值，沈从文也以其丰厚而独特的小说创作步入了现代经典作家的行列。

作者介绍：田建民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邓招华 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