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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中等才能，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

魏文侯治国理政， 既重视儒家仁政与德治，又重视法家的改革精神，是中国古代治国实践中最早的“礼法合治”的典范。

战国改革自三晋始，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认为李克即李悝）变法。李克（前455-前395）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国家鼓励垦田、激励农耕。他颁布的《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曾被商鞅带到秦国，是商鞅变革的起点。李克的治理思想务实，总体上属于儒法兼修的杂家范畴。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津津乐道李克的一则轶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的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适担任国相呢？”李克没有说具体人选，只谈了谈自己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居常看他亲近谁，富贵看他结交谁，显赫看他保荐谁，困顿时看他何事不为，贫穷时看他何利不取！”李克认为，凭这五条就足以确定国相人选了。魏文侯大喜，说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选任谁做国相了。李克的这一套识人之术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乏类似表述，后代也流传甚广。其核心思想一是行胜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李克向魏文侯呈述完刚出门，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问李克，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结果是谁啊？李克说，我猜测国君会选择魏成。翟璜唰地变了脸，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

魏成、翟璜两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魏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向国君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这三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中，他以“文学”见长。卜子夏在魏国讲学授业，创立了一个“西河学派”，其中不乏经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习儒术，大约就受到卜子夏等人的影响。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统治者真正奉行过。有之，则从魏文侯始。魏文侯师从卜子夏学习经艺，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贡（即孔子爱徒端木赐）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引起当时诸侯的震动：“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四 · 魏世家第十四》记载说，秦人曾欲伐魏，有人就提醒他：“魏君礼敬贤人，仁爱国人，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了许多优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将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乃至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等。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于是，我们就发现，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自律比较严，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克、吴起、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责，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克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翟璜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为先前的失态向李克道歉。

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短长”（《人物志》）。李克认为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更需要能够帮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下面这一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击（约前432-前370年）路遇田子方，下车伏谒施礼。田子方并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傲呢，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国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获得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太子的道理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袖人物，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一个大纲。其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现危机谓之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这些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说话、处事、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唯此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大的事业。

概言之，魏文侯治国理政，既重视儒家仁政与德治，又重视法家的改革精神，是中国古代治国实践中最早的“礼法合治”的典范。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