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说的珞珈山的重聚，是指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恢复择优录取后幸运就读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的头四届的大学毕业生们30年后再回到学校相聚的事。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奋发努力，严格要求自己，经过4年的努力学习，顺利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走向社会，他们是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其实毕业生返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一般毕业10年、15年、20年都有陆续返校相会的。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学生不觉已毕业30年了，这两、三年来，美丽雄伟的珞珈山展开双臂喜迎一届又一届接踵而来的30年后重聚珞珈山的学子，我也有机会身临其境，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贺与令人感慨的事。
我本着以面对学生的一线教学为天职的意愿，有幸连续为首届即1977届、继而1978、1979、1980四届本科生或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必修课，或开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小逻辑》的选修课、此外还与陈修斋、萧萐父先生共同主持《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生学位专题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一直站在讲台上，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一学年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独自从头到尾贯穿讲下来。站讲台是我为人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实践了我的老师贺麟先生倡导的搞西方哲学的人要把教学、科研、翻译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学理念，其中教学相长使我受益匪浅。
我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我总是乐于接受当年风华正茂的学子在陆续步入中年、甚至初老接踵而来的返校聚会的邀请，努力克服自身行动不便的困难。这使我好像回到我的中年和初老时代，勾起我对教学生涯的美好回忆。有意思的是，1982年底从生物系转到哲学系的肖静宁因首次在哲学系开设颇有影响的、文理渗透的《脑科学》选修课，也获得邀请，当我们这两个相伴一辈子的老教师双双步入会场时，吸引了不少学子的目光，这是何等令人愉悦的事。现记下点滴感受和花絮以兹留念。
一
我已是88岁的耄耋老者，现在还有机会参加当年的学生30年返校的聚会，我感到这是一种极大的幸事，我为毕生从事教师职业感到自豪，经常与后学交往是我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魅力所在，学生多，成才的多是最令人神往的。我想在此首先疏理一下自己的教学生涯。关于译事与学术事项我已在《回眸》中专门阐述过，虽然这三者之间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一生的经历其实非常简单，无非是求学读书，教书写书译书。工作单位也很简单，无非是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哲学系。即使是在北大反右后一锅端下放劳动，或文革中在武大到农村斗批改开门办学长达10年之久，始终都没有脱离过学校，1998年我71岁退休，仍住在美丽的珞珈山麓校内教工宿舍，退而不休，继续带完博士生，除了不再上课，我的学术工作比过去更集中、更忙碌。我的一些成果大都是在退休以后进行和完成的，感谢上帝给了我足够的岁月。
回想自己漫长的教学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时代的一种折射，平中出奇，起伏激荡，但心中很是充实，几乎没有什么遗憾。我在成都著名的石室中学高中阶段就确立了学哲学的意向，在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复原的北京大学学习，得益于先师们的引领，我一步一步步入了理性哲学的殿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自觉自愿服从组织安排，自觉自愿学习新事物，改变旧秩序，从思想上、行动上荡涤一切不适应新形势的污泥浊水。我于1950年毕业实际上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助教兼系秘书。名义上是留在原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
有意思的是，我的首次登上讲台，并不是教西方哲学，而是与马列主义教学结下不解之缘。留校不久我就被借调到直属学校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讲马列主义基础，实即讲《联共（布）党史》，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那是一个令人意气风发的年代，令人感到新奇而奋发。在黄枏森等学长帮助下，我当了一名政治理论课教员，参与集体备课、讲授，做苏联专家的助手，做全国各地挑选来的政治课骨干教师的研究生班的辅导员。这一段经历迫使我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迫使我努力学习俄语力争达到与苏联专家简单交流和借助字典阅读俄文原著的水平。
更有意思的是，我对马克思哲学了解的越深入，就越想研究我大学时期学习的黑格尔哲学。更加坚定了我那时就树立了的"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信念。上世纪50年初期我除了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外，还参加了贺麟先生交付的黑格尔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奠定了我平生译事的基础。在我再三要求下，1956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哲学系。我觉得上世纪50年代、以及文革前60年代初学校的整个风气与现在是大不相同的，人们努力工作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肯定。我1954年定为讲师，记得1956年加工资，哲学系只有极少数加两级的名额，我意外地获得了加两级。1959年秋我调来武汉大学后，经历了极其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咬紧牙关克服各种困难，做出成绩。在1963年罕见的工资调整中我又一次获得了只有两个加两级的指标之一。我怎么会有如此幸运？但幸运并不是总是眷顾我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改革就要求我为改革作出贡献了。就拿与肖静宁来比吧，工资改革前她拿了30年不变的研究生毕业的工资59元，我是120元，现在除了我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外，我只比她略多出几百元钱，她是工资改革的获利者，她戏言我们在经济上是平等的。长期以来我们都处于学校人均收入的平均值之下，近来才有些改善。学校的两极分化明显地在逐年加大。好在我们还算健康，子女成才自食其力，经济上也没有什么负担，知足常乐，还能静心做点自己喜爱的学术工作。众所周知，在学校，退休越早退休金越低，原因是退休人员不能再像在职的和离休人员一样按级别加工资了，无论工人、教授只是一律加20元，其实这对退休群体而言也是合理的。学校的一些老教授，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学、有贡献的大学者，加上各种因素，他们的晚景极为凄凉。
我的第二波教学是从未名湖到珞珈山起步的。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我连一堂西方哲学史也没有讲过，到武汉大学要独挡一面挑重担，这对我来说是何等严峻的考验！撇开从来没有讲过这门课不说，三年困难时期连肚子也填不饱啊。多亏老母"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安排得以度日。当何定华副校长号召大家多晒太阳保健康时，我正在为自己设计的一套高难度的"自选动作" 废寝忘食呢。好在那几年阶级斗争的弦稍稍松一点，政治环境相对平静一点。这对我在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上的起步是难得的外部条件。我在此要特别感谢系主任余志宏先生对我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教学起步首先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的。起初，为了解救燃眉之急，我只得以当时被公认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科学院出版、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中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为教材进行讲授。但是，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 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迸发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前显示出了解谜的前景。这就使我清楚地看到了苏联的和国内的《哲学史》中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所共同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没有表现出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这个特点和列宁所说的"圆圈运动"的轨迹。我坚信，只有抓住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这个主题和关键，才能把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陈述从苏联和国内学术界所止步的地方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为此我迈出了自己独立治学的坚实的步伐。在来到珞珈山的第二轮教学中，为了尽快地编写出自己心目中的教材，时不可待，我就采取了"边讲授、边编写、边印刷、边发给同学" 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环环相扣的方式。为此，我进行了大量的、艰辛的、创造性的工作。我在广泛搜集和研究浩繁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教学促进研究，在那特殊困难的年月，高度集中，超常发挥，夜以继日。到学期之末再将散页收集装订起来 ，人手一册，就是一部以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这本讲义就是30余年后正式出版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蓝本。目前，人民出版社已与我签定合同将此书连同我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列入哲学史文库再次出版。
回顾我独立踏上西方哲学史治学道路的历程，内心很是充实，而且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过来的。在那种特殊的条件下，我一心一意为追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而达到痴情的地步，思想不断迸发火花，真是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学生们得到这么厚一本铅印讲义高兴得很，记得一个姓夏的同学高高地举着赞叹地说："这里面有多少学问啊！" 但是回过头来看，我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边讲、边写、边印、边发"的"四边"方式直接的、及时的在课堂传授给学生，在座的同学们还来不及真正消化课程的内容。他们听课的感受肯定并不像我自己由于找到哲学史发展的内在规律那样的为之倾倒，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教学效果。
这里尚须提到一件重视教材建设的事。在文革后期，虽然处于襄阳农村生活条件差，知识份子那怕在运动的间隙中能搞一点学术就是最大的追求和满足了。陈修斋先生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还潜心翻译了莱布尼茨的经典著作 《人类理智新论》（后来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我则着手编写《欧洲哲学史》讲义，从古希腊哲学写起，陈先生完成翻译后也参加进来，最后我们共同写就了这本讲义。当时系领导孟宪鸿先生非常支持铅印出版，因为那时一般讲义都是油印的很难阅读。后来在湖北省山区保康县的很小的印刷厂铅印成《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上下册。这里要提一个小插曲，由于小印刷厂也没有技术力量，好多字都不认识，我当时带着一名年轻人到保康住下来当了三个月协助工人师傅认字、拣字、校对的小工，使讲义得以顺利印出。在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这部从山沟里飞出的内部讲义正式出版名为《欧洲哲学史稿》，修订后一再重印，累计达数万册，还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被教育部指定为高等学校哲学类教材，影响了好几代人对欧洲哲学史的学习。这是何等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
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无情地中断了我钟爱的教学与研究。我属于干什么都认真的人，属于没有怨言自觉改造的知识分子。在襄阳分校拉板车我驾辕，养猪不怕脏不怕累。那时各种批判会、"两报一刊"学习会多的惊人。那怕有一点空隙我就立马做一点学术工作。在那个阶级斗争与大批判的年代，最不珍惜的就是知识份子的时间了，像大多数人一样我的最好的年华随着光阴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在那种艰难的岁月，在山沟里我们还能出《欧洲哲学史》试用教材这样的成果，回想起来，我感到人的内心对学术的追求与执着是多么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的内心是有尊严的，是非常充实的，是任何力量摧不跨的。
我的第三波的教学又是仓促上阵的，这是与第二波性质完全不同的仓促。如前述，反右后、文革前武汉大学要求北京大学支援把我推到珞珈山，我连一堂西哲史也没有教过，那是一种赶着鸭子上架的仓促。这次不同了，自1968年武汉大学哲学系到襄阳隆中武汉大学分校搞"斗批改"，1970年率先招收哲学系"工农兵学员"，我作为准黑帮仍在劳动，并没有上讲台的份。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发出"学一点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的最高指示，才把我从养猪场调出来要我匆忙上阵，这一次教学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时的大学生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管和改主要是针对教师的。果然，我战战兢兢刚上了第一堂课，讲古希腊哲学，一下课学员就贴出了大字报，上纲上线批判我只讲奴隶主阶级的哲学，不讲奴隶阶级的哲学，武断地提出"奴隶有哲学"。大字报立即得到了分校、总校党委的支持，大约认为这是上管改的新事物吧。在总校的小操场上展开了奴隶有、无哲学的大辩论大会，全体文科师生参加。我作为唯一的"无" 派要与轮番登场的"有"派学员对阵，而在"有"派学员的后面还有庞大的教师高参团哩。只有陈修斋先生在暗中对我表达一点支持。后来这场大辩论走出武汉大学，由工宣队、学员与我组成小组到北京、天津、上海的著名大学进行交流，各校的专业教师也没有谁认真对待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以"茅塞顿开"应付了事。倒是带队的工宣队师傅实在，带领小组成员趁机游览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可以说是开创了那个时代公款游览的先例。当时我感到这真是一种莫名的意外的收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过苏杭了。
以上所述我的教学经历是颇为传奇的。第一波是马列主义基础教学；第二波是开创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教学新里程，同时在科研上出独创的成果；第三波是在"上管改"笼罩下兢兢业业、小心翼翼适合工农兵学员的特点竭尽全力进行备课。特别是在后来的76级工农兵学员教学中首次使用《欧洲哲学史》（试用教材）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如毕业留校后继续攻读，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孙思教授至今念念不忘我的讲课对她学术事业的影响，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她还保留着当年的听课笔记，由于她的笔记记的好，反复被同学借用，已经有些破损了。在那场"奴隶哲学"的风波之后，我一如既往认真履行自己的教师职责，与学员相处的还算正常，教学内容也日益趋于精深、逻辑严密而又深入浅出。在大批判年代，我要感谢我的学长萧萐父先生对学生和某些教师动辙就上纲上线批判某个教师的劝告。他说你们批判杨祖陶老师要小心，不要批判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头上去了，他的文章与讲课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有的讲的甚至就是他们的原话。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针政策。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比较有尊严的做人做学问了，我不得不从内心永远感激这个伟大的时代。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也迎来了我的学术和教学的春天，我的教学园地更是旧貌换新颜，可谓一片生机盎然。文化大革命后，西方哲学史田园荒芜，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刚进入知天命的我，毅然选择了把主要精力放在站讲台的教学第一线，把面对择优录取的学生的教学视为天职。我的教学工作也更为精益求精，通过全学年系统讲授欧洲哲学史，达到融会贯通，以严密的逻辑，流畅的表达，满腔的热情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从而使自己的教学生涯登上新的高度。其实，我当时的身体状态并不好，严重的"白细胞减少症"侵扰着我，医生多次开假条让我休息，可是当我一站上讲台精神就来了。这完全是一种自我激励的力量，完全没有什么课时费之说。当时的听课者不仅是哲学系和文科的，理科学生也很为勇跃，那时武汉大学不算最大也算次大的教室均座无虚席，课堂鸦雀无声，我把晦涩难懂的德国古典哲学细分缕析，按照其内在逻辑联系步步深入进行讲解，学生不仅学到了重要的哲学史知识，还经历了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训练。我的讲课受到了学生的广泛赞扬。当时的校刊，学校的高音喇叭不断刊载和播放着"杨老师把我们引进哲学史的迷宫" 、"听杨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虽然为了站讲台我放弃了好些会议兼旅游的活动，在学术界也少有知名度，还推迟了担负的翻译工作。但我引为自豪的是，无论是教学的时数与质量我都真诚地履行了教师的神圣职责，这是我最为心安的。为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惜才如命，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也在学界传为佳话。这一波持续的教学是我教学的黄金时代，显示出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学生和先生教学相长的良好态势，实现了既出人才又出成果的良好局面。我也因而多次获得武汉大学优秀教师、优秀研究生导师的称号。1981年还荣获湖北省高校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二
以上说了自己认真执着所投入的四段教学经历，它是我的宝贵财富。特别值得庆幸的是能为改革高考制度择优录取的大学生持续站讲台，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哲学与人生。
从2012年元旦起至2014年国庆节这三年的时间里，我连续应邀参加了首届即1977届（他们是春季入学）、1978届（与首届只差半年，两届共同听我的课）、1979届、1980届四届毕业生30年返校。这是何等令人难忘的事！以后还有陆续进入毕业30周年的，先前还有逢10、20返校的，可见学生返校是一种很平常的事，但这4届毕业学生率先连续进入30年后重聚珞珈山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当年的小树已成材。其中有从政为官至区、省市直至中央部门副部长的；有从商成为千万资产企业家的；有从事教学与研究成为学术中坚，领域专家的。后者与我的关系不一般，因为他们选择了继续攻读学位的道路，从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有的留校任教，成了我的同事，有的甚至成了我的领导。在为数甚多的从事教学与科研的队伍中，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有国家名师、长江学者、珞珈杰出教授等。总之，这几届的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是事业有成，是自己所在单位的骨干或创业的先锋，他们是母校的光荣。岁月给每个人都打上了烙印，返校同学变化很大，通过留校同学的帮助，我才能依稀想起来那些曾经在课堂上的年轻学子。令我感动的是，倒是当年的学生还记得起我的点点滴滴，如我总是骑自行车上课，因链条上没有挡板，怕弄脏裤子而夹了一个夹子这样的小事都记得，这似乎成了我的一种形象标志。而且还记得我上课是不带讲稿的，只准备一张卡片（写下一些必要的不易记住的东西，如哲学家的生卒年月，哲学思想的阶段划分年月等），就按照哲学的内在规律娓娓讲述深邃晦涩难懂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学生只觉得一堂课太快了，说从我的课堂讲授感受到一种独有的逻辑魅力。
30年后重聚珞珈山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要成功地举办这样的活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往往要经过一年的筹备。首先是要有热心的人，耐心地联络上所有的同学，这是颇费周折的，还要有足够的资金，一般由毕业生中的企业家包揽。聚会的日期多选在法定休假日。聚会的程序总是首先要开一次全体会议，邀请任课教师参加，还邀请校、院方领导参加。然后是合影留念，最后是聚餐，赠送精心准备的礼品。至于同学自身的活动安排那是非常亲密生动活泼的。由于返校时间相对集中，学校会议室不容易借到。我经历的四次聚会就会议室而言真是各有千秋。
2012年的元旦，冬日暖阳。高考改革后的哲学系首届学生毕业30周年了。他们从大洋彼岸，从回归后的香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哲学学院的报告厅，久别重逢，欢声笑语，热情相拥，元旦返校方，双喜临门，一派节日气氛。这是一次感谢时代、感谢命运、感谢母校、感谢师恩的盛会。武汉大学校党委李健书记也出席了，会议规格是比较高的。虽然会议室不是圆桌式而是报告厅式的，也没有冲淡会议亲切生动的场景。最令人感动的是，主持人的一席话：不管你是书记，是教授，是企业家，我们只有一个身份，我们是77届的毕业生，让我们回到纯真的学生年代吧。因此虽然一个个要站到讲台上去发言，都是非常幽默，充满活力。有一个当领导的说的很有意思：我不知在台上讲过多少话，好多都说是套话、空话和假话，而且还有压力 ，今天我讲的全是真话，而且没有一点压力，获得满堂喝彩。发言的同学用简短的话句讲自己的人生感悟，讲的既有内容又生动有趣。他们对学校对老师充满真诚的感激。在这样的气氛下，我知道教师发言一定更要简短，我从内心祝贺同学们赶上了好时代，走过了30年的精彩人生，与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发展。感激同学对我当年教学的支持，那种理论性的课程没有什么趣味可言，可同学听的那么入神，为讲授的逻辑力量至今难忘，这真是我平生最大的荣耀。肖静宁的发言很有激情，她说对77届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都是77届的，他们不仅收获了学业还收获了爱情。她还说到她自己48岁大胆转身，从生物系跨到哲学系，瞄准科学发展的趋势努力开设交叉学科《脑科学》课程受到同学的格外欢迎，她彷佛回到了自己当年奋力拼搏、大胆追求的年代，她深深感谢同学们！哲学系退休的党总支书记、离休干部黄老师说77届作为高考改革后首届哲学系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不仅人才济济，成绩斐然，令人骄傲地是，77届的同学在充满各种诱惑的市场经济时代都能把握住自己，做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好老师，这是难得的啊！大家响起热烈的掌声。77届同学还给母校送了一份厚礼--一个立锥形的巨石刻着巨大的"智"字，安放在哲学学院旁边的小树林中，非常醒目，启发人们要爱智慧、求真理。
2012年7月，与77届只差半年的78届迎来了自己毕业30周年返校的日子，这次聚会在学校梅园餐厅举行，同学们围着一桌桌圆桌就坐，气氛非常轻松愉快。78级的郭齐勇博士是国家名师，由于正在德国慕尼黑出席"国际儒学研讨会"未能参加。用餐前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大厅内有一个小舞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主持人，他是78届毕业生、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蒋老师，形象俊朗，口若悬河，伶牙俐齿，应变能力很强，大家乐不可支。当他介绍到会的一名78届的企业家为学校作了巨大捐赠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现已知道，武汉大学的校友捐赠已在全国占前几位了，首次突破10个亿。学哲学的能有这样的企业管理和经营能力，是我这样的古板的教师不可想象的。会场一直活跃，原来该主持人曾为大型婚庆担任过司仪。学哲学的真是什么都可以干啊。参加的教师不少，还有哲学学院院长和党委书记。安排由时任宗教系系主任作现场介绍出席的教师，由于很多老师他都不认识，张冠李戴，加上主持人的宣染，笑声不断，倒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欢乐气氛。这次聚会最引人注意的是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院士和谢红星副校长也出席了。李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大家对学校的发展引为自豪。经人鼓动李院士还高歌了一曲"为了谁"。早已听说李院士歌唱的好，果真名不虚传，一下子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78届同学的聚会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阔别多年的当年的武汉大学副校长付建民与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斐淑娟伉俪的到来。裴书记是襄阳分校撤消回到珞珈山后的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当时问题很多、情况复杂，她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风格在师生中有口皆碑，她对哲学系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很受到大家最热烈的欢迎。在大厅内校长、副校长一桌一桌向大家敬酒，学生们频频向老师敬酒，颇感应接不暇。这次聚会没有安排一个个同学轮番发言，教师即席发言也很简短低调。哲学系的"老歌唱家"还像老顽童一样登台高歌，令学生们惊讶不已，希望自己到这般高龄时还有这份心态。
2013年国庆节是79级毕业30年返校的日子。这届聚会档次相当高，地点选在武汉市著名的东湖风景区中的武汉东湖宾馆，这里曾是接待毛泽东主席的行宫。前几年才对外开放。曾听我的邻居已故杨宏远院士说过其雅静、优美，劝我们去住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办法去啊，不是这次聚会我是无缘来到的。东湖宾馆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由百花苑、梅岭、听涛区等等组成，建筑风格各异，山水交融，亭台水榭，古树参天，绿草茵茵，如诗如画，环境优美，适应不同要求的会议厅设施一流。身临其境，不禁感叹为什么会有这样优越的聚会处，想来是得益于班上的企业家，还有在省委任职的级别高的领导。当然是不会违背8项规定的。这个班也是人才济济，79届的汪信砚博士是哲学学院第一位长江学者。这次同学聚会邀请的教师比较少，一共只请了5位教授，即两位资深教授和另外3位85岁以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教授。畅叙同学情、师生情是永恒的主题。我真为同学们的成就而自豪！在每届同学聚会时都要准备给同学和与会教师的礼品，礼品是各式各样的，有时拿着心中很有些不安。79级返校活动各种规格都高是其显著特点。特别是礼品方面令人咋舌。我这次参加聚会接受了一个馈赠的苹果平板电脑。肖静宁说这礼物实在太贵重了。30年前为他们上课是我的职责，这样贵重的东西怎么也觉得是无功受禄似的。后来听在职的人说这种事其实普通的很。我才知道自己跟不上形势了。聚餐的规格也很高，对我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见世面的事。
由于不知道如何开启使用，这个大礼物放置了一年。直到今年10月女儿女婿回国探亲，才帮忙调节设置好，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告诉肖静宁如何使用，可还来不及消化他们就到外省短期旅游去了，并且说要用平板微信保持联系。由于关键步骤程序都交待得很清楚，肖静宁不负期望，仿佛用微信跟随着他们到天下独有的美景九寨沟，和邓小平题写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旅游了一次。女儿先后发回数十张照片和有感而发的文字微信，及时便捷地反映了他们高昂的兴致、和一路上看到的绝妙美景、风土人情，肖静宁通过微信一览无余，并能及时给予点赞。女婿很赞扬肖静宁与时俱进的精神与使用平板的效果。由于我的行动不便，和教学、研究的忙碌，拖累了她没有机会旅游，肖静宁自嘲说使用平板跟踪女儿的旅游有一种与他们一起同游的感觉，也带动我一起看照片和微信，这也就略补我的遗憾心情于万一了。听女婿说，这个苹果4平板电脑价值为人民币3000元左右。我更是不安了，但我一想它发挥了作用这就是对送大礼的同学们最好的感激了。有意思的是，平板的FM直播间在收听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方面具有极多的选择性，肖静宁最为钟爱，借花献佛，这就算是我送给她的80岁的礼物吧。
刚刚过去不久的2014年国庆节是80届同学毕业30年返校的日子。久别重逢，欢聚一堂，气氛份外热烈。首先是会议厅就很特别，位于校行政大楼深处的第一会议室，朴素庄重，一般是借不到的。这要归功于具有三重身份的校党委副书记骆郁庭教授了。骆书记是77级的本科生，应该是80届的学长；而他一毕业留校就当了80届的辅导员，是师生关系；后来当上了校党委副书记。他是这次唯一到会的最亲切的校级领导。这个会议室是骆书记近水楼台借来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是全国名师郭齐勇教授、他是大龄入学的78级的本科生，算是学长，当年与80级交往很密切，特别受到邀请。他是抱着两岁的小美人孙女来的，十分可爱，引起大家极大兴趣，小美人坐不住而提前退场了。看到当年听我讲课的学生都当了爷爷真是令人感慨。在80届的女同学中有一个叫颜俊华的，本科毕业后在系里读硕士生，跟我的硕士生们一起在我主持的研讨班里学习过。我还记得是她借给我一本钱钟书著的小说《围城》给我看，当时看了电影"围城"正想读读原著呢，实在太感谢了。她见到我们格外亲热。她总是微笑着，围着圆桌不停地走动，与每位与会者合影，那么动情，原来她是从加拿大赶回来的，主持人请她讲话，她的眼眶不时闪着泪花，饱含深情，只说了很简短几个字："我爱武汉大学，我爱你们。"
在行政大楼第一会议室开完会后，照样的合影留念。在众口的"茄子"声中留下团体照的美好瞬间。照完相后就该聚餐了，会务同学对老教师的照顾非常周到，一步路也不让走，都是安排小车接送的。他们为什么这样不怕麻烦，完全是出于对学校、对师长的热爱与尊重，我感到特别欣慰。80届送的礼品是一个由著名的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在景德镇制作的"万青溪松"花瓶，高78公分，最大周径为44公分，很重，他们是怎样准备和运到武汉的啊，这个庞然大物远道的，国外的同学怎样运回去啊？肖静宁为同学的真情深深感动。聚会后，她就拼着老命自己从地下室把它抱上4楼安放在我们厅内博古架的最中央，也算是不辜负同学的一片好心吧。我们的客厅蓬荜生辉了，女儿女婿回国探亲非常赞赏。我还奇怪哪儿来这么多车接送老师？原来都是同学自己的私家车，都作了分工的。有的同学从外省是自己开车来的。这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总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同学返校重聚一次不容易，这个世界需要热心人，我深深地感慨着。
30年弹指一挥间。改革高考制度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在同学返校的聚会上，我总是反复祝贺同学们赶上了好时代，你们也为改革开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与智慧，开创了自己的美好人生。我有幸连续参加从77-80四届学生的返校盛举，见证了他们的成长。我为作一个教师能在改革高考制度的洪流中，尽心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30年后仍被同学记起感到无比的自豪与欣慰。
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像最初几届同学与教师那样纯真的年代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高校大合并，改校名，大升级，争重点，抢课题，不封顶的物质奖励，名目繁多的学术桂冠……并没有使高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得到真正的提升。从上到下，真正为学生、为学术的理念与措施越来越珍稀了。学术不端，争名夺利充斥着校园。只消举一个例子就行了。细心的同学发现，学校是大发展了，八一路地下通道建成后，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新建了十分宽阔的汉林广场，著名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更加高大雄伟，校园面貌为之一新。只是好像上课的教室还是当年那个。是的，创收好的院系自筹资金在枫园拔地而起建立了雄伟的文科建筑群（不含哲学院）。但可怜那几个我曾经上过课的老教室还在超负荷地大运转、连轴转。一个教室从早到晚排的满满的，全天要安排12节课：上午5节，下午4节，晚上3节。老师学生疲于奔命。学生吃饭的时间也打乱了。清洁工连打扫卫生的间隙也没有，教室空气相当污浊。另外，现在的青年教师要成长很不容易，申请课题不易，提职称要有权威期刊的文章和权威出版社的著作，权威的刊物和出版社就那么几家，这些都是需要关系和金钱来打点的，重论文、轻教学成风，青年教师学术生态环境堪忧。据我观察，学校并不差钱，为什么不能改善一点教学条件。这是我与肯思索的返校同学们重聚珞珈山发出的一点内心的疑问。
(2015-01-15初稿、01-24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