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充满深情的浑厚的声音，如在中国上空，爆裂了一颗精神原子弹，震动了中国亿万群众，感动了中国的广大干部。焦裕禄复活了，他走进了人民的心中。然而，兰考的一些干部群众，却因为通讯中的一些失真情节，承担了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一篇通讯影响越大，它的失实给现实造成的负面灾难也就越深。
时过4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充分肯定这篇通讯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客观地指出它的严重失误，以便汲取痛苦的教训。
根据我的记忆和调查结果，如实写下这篇通讯的产生过程和对它的失真的调查经过。
我很幸运。在全国作家中，我大概是唯一在焦裕禄生前就与他相识的。1960年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我继父孟照芝从铁路系统调到兰考，支援农业，担任县委副书记。不久，我母亲就到了兰考。1962年初冬，我去兰考探亲，正是焦裕禄刚到兰考之时。很巧我们两家竟做了邻居，在泛着盐碱的县委家属院，仅仅一墙之隔。一见如故。一次坦率的交谈，就成了一生难忘的朋友。1963年冬，我再次去兰考探亲，我见他已很削瘦，但双目仍炯炯有神，不知疲倦。那天晚上，他让我去看兰考豫剧团演出《社长的女儿》，散戏后，就戏谈到对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谈得很深。……我想不到，这么精力充沛的人，半年之后竟会与世永别!1964年冬，我来兰考，母亲流着泪讲着老焦……我走到兰考县委大院，总觉得老焦仍在：他是下乡还没回来吧?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眼前……我要把这位平凡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写出来。我常想起“这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是人民的儿子!我满怀激情给长影党委写信，要求创作电影《焦裕禄》，得到了支持，我于1965年3月带着长影党委的介绍信回兰考生活。
为了熟悉老焦和兰考的人民，我参加了县委的社教工作队。半年之后，新华社记者才到兰考来写通讯，我因而知道了这篇通讯的写出和发表的前前后后。我在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一书中曾详尽地写出有关大通讯及其影响。我专写了一章《伟大的功绩，严重的失误》，力图事实求是地评述这段历史。
一、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历史功绩
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历史功绩，是把一个为了兰考人民，为了改变兰考面貌，拼上老命的人民公仆的焦裕禄介绍给广大群众干部面前，为干部树立了公仆榜样，让群众看到了真正共产党员应是人民的儿子。因此感动了全国百姓和干部。在这篇大通讯发表以前，《人民日报》和河南省报刊就有对焦裕禄的报道，但没有引起大的影响；早在这之前，省地委都做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通报，但并没有形成热潮。新华通讯社记者在宣传焦裕禄上功不可没。
4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看这篇大通讯的失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因素。应做客观地分析；因为它的失误造成的巨大灾难，也是历史造成的。
1966年1月，记者在写这篇通讯时，正是全国大树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时期。当时林彪在部队提出学习老三篇，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已开始了造神运动。因此，当记者写出焦裕禄这一人物时，便把它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来宣传。通讯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按着这个要求，便让焦裕禄时时不忘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实现了林彪提出来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效果。大通讯把后来才有的学习老三篇放到了1963年；如那天去劝灾民行动，大通讯写到焦裕禄组织县委班子学习老三篇，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情节。通讯把焦裕禄做的所有的事，都和毛泽东著作联在一起，“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更有为了把焦裕禄写成毛主席的好学生，便在他死后的病床上“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完全是记者的神来之笔。实际上，焦裕禄病重才离开兰考，他根本没有带一本书。既没有毛泽东的著作，更没有刘少奇的《修养》。历史对记者开了玩笑，没有想到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的著作成了《黑修养》，红卫兵质问穆青：你为什么把毛主席的好学生，说成是刘少奇的好学生，他无言以对，因为这是记者硬加上去的。写这篇通讯时，中央树立林彪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所以也要给焦裕禄树一个“亲密战友”。正是这一树，给兰考造成了灾难。
通讯失误的人为因素是记者调查不全面，只听信了少数人的谈话，特别是只听了副书记张钦礼一个人的介绍，便信以为真。因为张为了表彰自己，把自己的打扮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记者受了张钦礼生动讲述感染，便以文学笔法加以想象，写起以真实为生命的新闻通讯来了，这就必然会出现失真。而这篇通讯在县委通过时，不能鼓励大家说真话，说实情，记者不想听不同的意见，致使有错也不能得到纠正。
记者们来兰考三天便完成了采访，失真便难以避免。
据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后来介绍：
1965年12月7日，当时我正在乡下，大队通知我：张县长来电话找我。我接了电话，说新华社来人了，要我马上赶回县里。我赶到县委，在办公室里正听张钦礼向记者们介绍哩，好像已谈了不少。谈的是兰考除三害情况。
我到了，张钦礼把我介绍给记者们，周原我早认识了，在这儿认识了穆青。
我先从焦书记在下雪天起草“六条”工作谈起，说起他怎样领着治沙、治水、治碱，讲起他访贫问苦，下雨天冒雨查水路，讲起他死前还要求把自己埋到沙丘上，要看着兰考面貌的改变。这时，我已难受得流下泪来。我含着泪讲，兰考贫下中农自动跑到郑州焦裕禄墓前哭坟……贫下中农们呼唤：焦裕禄你出来吧让俺们看看吧……穆青听了，再也坐不住，他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迈步，不时用手绢擦着自己的眼泪。
其他几位记者也感动得流下热泪。
张钦礼这时控制不住感情，便趴在桌子上哭起来。
这时，工作人员来到会议室叫去吃饭。
穆青说：“不吃了，吃不下去了!我参加革命28年了，没流过眼泪，焦裕禄精神太感动人了!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如果不把它报道出去，就是我们的失职!”
穆青对张钦礼说：晚间咱们继续说吧，再多找几个同志。
几次都是由张钦礼安排的。
晚上，张钦礼、我、张思义、卓兴隆、李中修、曹庆瑞来一起座谈。
张钦礼晚上动了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哭，拿出了一张小照片说：这就是焦裕禄在医院送给我的，我永远揣在怀里，记住焦裕禄的遗志。
以哭引哭，讲说的人都哭了。人人都感动，人人都挥泪。记者们感动得记不下去。
第二天，又在县直机关组织了座谈。
第三天，张钦礼带着我和曹庆瑞一起同记者们去了老韩陵，找到焦裕禄最先访问的饲养员肖位芬，听他讲焦裕禄。老饲养员流了泪，又把穆青感动得哭了。
我们从老韩陵去了秦寨。最后又去张钦礼的点张庄看那封闭好的沙丘，已种上了泡桐……
第四天，记者们离开兰考去开封了。这之后，便有了周原起草写出来的这篇大通讯。因为穆青是领导，故把他的名字放到了最前面。
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严重失误
由于记者的采访时间的仓促，没有更全面地了解情况，主要听了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一人的介绍，且完全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造成失真就难以避免。
张钦礼为了把自己说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编造了一些情节，引起后来干部群众的不满，而说谎给他本人也造成了悲剧。张钦礼年轻时参加革命，20岁便是考城县的副县长了。后来与兰封合为兰考县，他一直是县级领导，与百姓有密切的联系，能干也能说。他一直在兰考工作，1957年因为说真话，差点成了右派；1959年因为说真话打成“严重右倾”，撤销职务，下放劳动到村里，更了解百姓的疾苦；1961年，他平反后恢复工作，仍是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因为我们的体制，县委县政府领导不是党内选举和人民意愿的表达的体现，他虽有工作能力，也有威信，但由于不能团结其他人一道工作的“咬群”问题，一直没有当上县委书记一把手。他复职后，县委原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不能工作了，这时，却没有提拔他当一把手，而调来了焦裕禄。县长是程世平，张钦礼只是县委副书记，他心里不快，因此一开始便对焦采取不合作态度。焦裕禄曾向地委提出把张调走的要求，地委书记张申对焦做工作，让他团结张一道工作，因为张熟悉兰考。这之后，焦发挥张的所长，让他负责全县的除三害工作，张工作也很有成绩。焦裕禄逝世，张钦礼没有去郑州参加告别仪式。焦逝世后，由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兰考工作，也有成绩。他本以为上级会让他成为兰考的一把手，没有想到又调来周化民接了焦裕禄的班，当兰考县委书记，又调来了县长。为了让上级了解他，张对周化民等人仍然不合作，并且开始为显示自己的政绩向上级说谎，一反过去那个说真话的张钦礼，虚报产量，致使征购透底。他在农村下放劳动时曾感叹，说真话寸步难行。这是制度让人异化了。新华社记者到来，他看到了表扬自己的机会，便借宣传焦裕禄之机，宣泄了自己内心的情绪。因为张是抓全县“除三害”工作，他讲焦裕禄也只讲了除三害，这倒成全了这个大通讯。应该说，张钦礼在宣传焦裕禄上有他的功绩，主要是把焦裕禄除三害的事迹宣传出来，因为没有写焦裕禄抓阶级斗争，而使这篇通讯有了生命力。但由于张钦礼要把自己说成“亲密战友”，便不能不编造亲密无间谎话了。
1、写焦裕禄半夜敲张钦礼的门找他谈心，共同认为：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焦裕禄说应该在思想面前加上“领导”二字。两人谈得很久。
当时的县委常委，都怀疑这半夜谈心是张钦礼编造的。大家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禄的这些话是在常委会上谈的，也不是因和张钦礼交谈受到的启发。
2、“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县委委员开会，没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这段风雪夜看灾民的情节根本不存在，或是出乎张钦礼的编造，或是出于作者为了感动人的艺术想象。我向当时的县委常委刘呈明、李林鹤、赵玉岭……等人了解了情况，他们均说从没有开过这样的莫名其妙的县委会。大家说：焦裕禄开会是按着党委会工作方法，每次开会前都有安民告示，告诉准备研究的问题，先让大家有所考虑，他从不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就让大家盲目地“跟我走”!
焦裕禄确实领大家去看过灾民，那是一天的上午十一点，是提前告诉大家去的目的。
晚上焦裕禄去过车站吗?
事实是：半夜去过，是焦裕禄和负责公安的常委张保田去车站检查安全工作，了解社会治安问题，他们带着枪夜半去的。
大通讯里这段描写很具体，对于其中细节，在此稿征求意见的会上，有人提出“挂着尺把长的水柱……”不合兰考地区的气候，当时通讯执笔的记者周原听了也不修改，看来这是周想象出来的得意之笔。
这种想象出来的情节经不起推敲，也便损害了焦书记的形象。
3、看过灾民之后，写焦裕禄带领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实是：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却从未这样集中地学习称为“老三篇”的文章，这是作者按照1966年的宣传要求硬填上的。没有一个常委证明：在哪次开会时焦裕禄领学过《老三篇》。
4、“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次常委会，回忆兰考革命斗争史”这个情节也不存在。从未专门开回忆革命史的常委会，这是作者根据当时形势要求加上去的。
“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查兰考历史无有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的记载。回忆革命史，是当时的宣传要求。我们的记者常常是从宣传要求出发，随意编一些情节，这是记者为宣传而不顾真实的一例。
5、在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一节里，写道：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再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的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通讯写了焦裕禄批评从“丰收区来的”那个领导干部的事儿。还写道，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
这个重要情节是完全不真实的。为了这个情节的失真，原兰考县长程世平死前还念念不忘这件委屈之事。事实是兰考接待领导的住所没有被子，饭堂没有桌子和坐物，开封专员孙玉尊提议改善一下条件，焦裕禄是支持此事的。只是找不用布票的布和等外木材做了一些被子和桌子。
张钦礼当初曾向上级告状，反映县长程世平和焦裕禄的“装潢县委办公室”，最后经省地检查组检查没有问题。张钦礼这时向记者却又说起了这事，且进行了改造。记者便相信了张的反映，而没有向更多同志了解此事。
6、“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焦裕禄确实说过这话，但不是针对“程世平的装潢做家具”，而是对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讲的。当时除三害办公室缺椅子，卓兴隆向焦书记诉苦，焦书记说了这句话。
7、本篇最动人的情节：写焦裕禄逝世前和张钦礼的谈话，以及最后的嘱托，与事实不符。张钦礼去看焦裕禄，焦的妻子徐俊雅就在身边，他们只说了几句话，张钦礼便走了。焦裕禄的这段话是对地委领导讲的。大通讯却安在张钦礼头上，制造成了“最亲密的阶级战友”的印象。
8、焦裕禄送给张钦礼照片的情节属于子虚无有。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说：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没有带着照片，他从哪儿拿照片送给张钦礼呢？
据当事人谈，焦逝世后，需要焦的照片，平时，焦裕禄不爱照相，家里没有存着照片，急得没法儿，便去省委组织部，从焦裕禄的档案里找出他填表时贴的照片，取下来了。
我们从《人民日报》上见到的焦裕禄多么年轻呵!因为那是他20多岁时的照片，不是他在兰考当书记时的近照。张钦礼如何有这照片，并拿出来让记者们看了。这在当时是个谜。
9、大通讯写道：“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为此情节，我找到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守凤说：“我爸爸去医院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大通讯上写得不对。”
焦守凤说得十分干脆、肯定。
亲人都没有发现，这“人们”又是谁?
这是执笔者的头脑中的想象，想以此证明焦裕禄确实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好学生。
10、大通讯的最后一节，是为了写出“精神变物质”，勾画出了兰考的现实图景。只要是到过兰考参观的人们都能感到当年兰考的现实。很显然，记者以激情之笔写下的是他们的幻觉：“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把“已经”换成“正在”，是实事求是的话。
后面的数字也表现出张钦礼介绍的浮夸，这和他在1965年6月在地区征购会上虚报数字以求上级表扬是一条路。他不会想到：经记者一写，便在全国造成影响；而亲来兰考参观的人们在说：“这篇大通讯有点夸张了!”因为当时的兰考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11、大通讯作者在下一段的抒情中，显然用了夸张的描绘：“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36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
这里应该把“完成时”改为“正在进行时”，方为实事求是。
应该说，焦裕禄生前没写完的那篇文章，闪耀着他气壮山河的革命理想，他十分清楚地写的第一个小标题便是“设想不是现实”。我们又怎能把理想当成“现实”去描绘?
一个对兰考人民负责任的县委书记周化民，在大年三十晚上通过这篇通讯时，第一次听到这种描绘兰考的现实，谨慎地提了意见：“最后，是不是该留有余地，不要把兰考现实写得这样好，因为除三害的任务还很重。焦裕禄同志生前设计的蓝图，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呀!”记者周原听了非常不满，反驳道：“还要留什么余地?现实就是这个样子，焦裕禄的精神变成了物质，兰考面貌改变得就 是不错嘛!”
因为记者听不进不同意见，盛气凌人，老周也不再吭声，别人还能说什么呢?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当时便知道大通讯里有不少不真实的地方，因为没有说真话的的气氛，便哑口无言。
应该更真实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了“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兰考人民才真正扔掉了要饭棍，焦裕禄心中的蓝图才真正实现啊!
三、历史上真实的焦裕禄
人都从历史中走来，向历史中走去。
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无法脱离历史，都必然打着历史时代的烙印。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把人放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里，才能回归他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了熟识焦裕禄，了解他在兰考的生活，我曾下过笨功夫，从兰考的档案中按照时间顺序看了焦裕禄主持工作以来他所亲自起草和批阅的全部文件。根据县委的工作日志及同志们的回忆，我编写了《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记下了焦裕禄从1962年12月5日到兰考报到参加县委召集三级干部贯彻党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会议，到1964年3月23日告别兰考车站去开封治病的475天，每天做些什么。不用你多着一字，只看完这个日程表，就会让人感动地下泪！
这是一个拼命为党工作的拼搏战斗的日程表。你找不出哪是星期天休息日，也分不出焦裕禄在一天中是从哪时开始工作的，什么时间能够休息。
这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战斗日程；也是他与早已侵入他肌体的癌细胞与疼痛时刻搏斗的时间表啊。当时我曾想以一个自知身患绝症的共产党人如何以生命倒计时为人民拼命来构思一部电影，来写一个钢铁般坚强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每一个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人，都会从中受到震憾！
看焦裕禄的475天的生活，我才发现，迄今为止，不论是穆青等同志写的闻名世界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是之后出版的焦裕禄的传记、纪实文学（如199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殷云岭、陈新合著的36万字的《焦裕禄》，以及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人生楷模丛书中，屈春山著的《焦裕禄》），他们在宣传焦禄精神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却也都有令人遗憾的缺陷。
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忘记和回避了历史，除去有的作品有时间的错误，情节的失真之外，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作为一个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真诚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穆青等人的大通讯没有写这些,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而这一缺陷，便在之后不久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一派抓住这一缺陷，无限上纲，全面否定大通讯，并把这篇有巨大功绩的大通讯，说成是“否定焦裕禄”的“大毒草”。历史尘埃落定，回头冷静思索，“批判者”的这些话不也是实际的吗？
“焦裕禄一到兰考，就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议精神，深入到老韩陵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向县委提出《关于城关区老韩陵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他狠抓县委内部的思想斗争，促进县委思想革命化，他组织几十人的阶级调查队，深入农村，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的阶级调查，掌握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召开几次三级干部会，揭开了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打击阶级敌人的进攻，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他在除三害和生产自救斗争中，时刻不忘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集体经济；他带领县委举办大型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他指示剧团大演革命现代戏，巡回演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就是焦裕禄的“举旗抓纲”。
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根据475天日志，焦裕禄在兰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所做的工作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段：从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这一阶段主要是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议，刹“单干风”（包括解决1961年初的救民政策的“借地”），巩固集体经济。
第二段：从1963年4月到1963年7月。在全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和公社分别召开了大型的三级干部会议，武装训练阶级队伍,开展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号召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打退“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刹住资本主义黑风。
第三段：从1963年8月10日开始，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每人深入一二个队进行生产斗争中的阶级调查，解决如何在生产斗争中，正确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问题。集中力量抓了在除三害、种麦中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
第四段：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入院治病前，狠抓了生产救灾，副业生产和除三害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11月，县委和公社党委分别召开了四级、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中大揭了生产救灾和除三害工作中阶级斗争的盖子……
作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焦裕禄，他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他拼上老命，去巩固集体经济。他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丝毫的怀疑。如果说,他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
在这一点上，焦裕禄真正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讲话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在会上将包产到户提高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到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刘少奇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积极展开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毛泽东对形势、阶级和矛盾的分析，从根本上否定了包产到户，从政治上对包产到户宣判了“死刑”。包产到户不再是一个有利于恢复和发农业生产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涉及到资本主义是否复辟的政治问题。
1962年12月，毛泽东的好学生焦裕禄针对兰考干部中出现的以上观点，向大家严肃地说：“这就一股单干黑风，企图瓦解集体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表现，是阶级敌人企图搞垮社主义的罪恶活动。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失去阶级的警惕性，政治上生锈，个别的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一些社员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失去了信心，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焦裕禄所传达的是老师毛泽东的声音！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谁也不会怀疑：毛泽东同志为此狠狠地批判包产到户，并把他称赞过的“农民问题专家”邓子恢斥为“资本主义专家”，他是从人民的“最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着想，他要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他捍卫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然而历史无情，证明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他给老百姓的不是富裕而是贫穷。
作为一个受毛泽东同志多年教导的党的基层领导、县委书记，怎么能要求他超越历史，用今天的目光去审视那年代的现实？所以，真实地写下焦裕禄在兰考的作为，丝毫不会影响他本身的光辉！如果回避了历史的真实情况，用今天的目光“剪裁”的历史，反而损害了他。因为这样做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焦裕禄本人是坚决反对的。
我们从事实中注意到：焦裕禄认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他已发现与老百姓的内心愿望不完全相合，下面的同志贯彻执行确有难处。他一方面用毛泽东的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来解释；同时他也痛苦地想：是不是自己所想脱离实际、不实事求是呢？1964年3月14日，离焦裕禄病重住院前9天，县委常委开了一次生活会，由办公室主任刘长友做了记录。
焦裕禄在生活会上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苦恼”，他说：“最苦恼的是身体不好，现在又有个腿疼、扁桃腺也肿，肝炎也疼，身体不好，工作搞不上劲。……工作作风上，有些老毛病容易犯：就是粗，有些急，这样有时就有些脱离实际，对下边的困难考虑不够……”按照上边要求，在刹单干风中就把“借地”作为单干风的表现要坚决收回的。可焦裕禄从实际情况出发，尽量地采取了灵活办法，不“一刀切”把借地全部收回而根据灾情严重地方群众要求，同意：三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不抽回来，让社员趁闲补空继续进行改造，收入的粮食由社员自己支配，国家不计征购，这自然受到了社员拥护。
莫看这一点“灵活”，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
为了治风沙，需要多栽泡桐，焦裕禄通过和农民交谈，接受了林业护理员的建议：要有责任制。之后，焦裕禄起草文件写道：“造林在兰考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不造林就不能彻底改变兰考面貌。多造一亩是一亩，多栽一棵是一棵，做好采种育苗工作，尽快确定树木所有权，建立责任制，实现管理分成，颁发林业证。”
焦裕禄在这文件里明确提出——“应该根据原来的基础，根据群众觉悟情况逐步去搞，实事求是，解决突出问题。可以实行“六包”，即：临时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节性包工、常年包工、专业包工（看管果树、副业，红薯育苗包给个人）和连续包工（作物、地块、管理人不变，队里种何物包管何物）。同时实行“六定”，即：定任务、定完成时间、定劳动报酬、定质量标准、定期检查、定奖罚制度。林区最好将林木和土地一齐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
在当时，人心到了谈“包”色变的地步，而在焦裕禄写的文件里，竟有六个“包”，可见他是努力“实事求是”，照实际解决问题的，这又需要多大的勇气！
今天，我们能深刻地理解当时焦裕禄在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的内心焦急和痛苦矛盾，这是他难以向任何人倾诉，甚或他自己在当时也未必能说清楚的！
15年后的1980年，我回到兰考，和当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刁文交谈，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刁文同志说：兰考实行“大包干”，特别痛快！为什么？它合民心，顺民意，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老百姓多年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多少年解决不了的兰考外流讨饭的问题，我们一二年便解决了，老百姓这才真正扔掉了讨饭棍！
我有啥本事？我们这届县委有啥高明之处？我说没有！比起焦裕禄同志，比起那时的县委领导，我们无论从品质能力，思想水平，工作方法都差远了！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焦裕禄地下有灵，会感到欣慰，因为这是他内心的愿望。
搞了一辈子新闻的新华社资深记者们，最知共产党报纸、新闻的党性原则了。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长篇通讯，没有写焦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正是它的高明之处，使它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如果他那么写，今天还能重看吗？还能选进中学课文里去吗？
这篇大通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写出了老百姓心中最强烈的呼唤声音：迅速治理三害改变贫苦面貌；也写出了党关心群众疾苦，做人民的儿子的那种深厚的为民之情。正是这些感动了亿万人，至今仍让人们震撼。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说实话，那时那种把什么事都提到两条道路的高度，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写法，并不得人心。如果那样如实写，他可以称为共产党的好干部，却不如“人民的儿子”那样让人感动了。大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只着重写除三害，这与当时主抓除三害的副书记张钦礼的介绍有直接关系。他的介绍，使大通讯确定了基本思想的骨架，这样，便使穆青等在“文革”中遭了难，又使他在今天得以站得住，他今天不能不感谢张钦礼。
四、大通讯的失真，给兰考干部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1966年2月，大通讯发表前，我在兰考见到了记者周原，也看到了这篇通讯的清样。因为我在这之前，已了解焦裕禄的情况有近一年的时间了，对这篇大通讯除去感动之外，便看到了一些失真之处。比方说，一开始便说焦裕禄家庭出身是贫农，当时正写《焦裕禄》书的《河南日报》的记者薛庆安便对我说，焦裕禄自己填表写自己家是中农，为什么记者要给焦裕禄改成贫农呢？难道中农出身便损害老焦的形象吗？后来我听到的一些同志反映，有如上一些不真实之处，我曾向张钦礼等同志提出来，他们用阶级斗争观点制止了我的反映；我曾给中央宣传部写出一封反映情况的信，也被好心的同志制止，劝我不要太天真。我想起许多同志因为真话被整的教训，也便没有发出。
如果没有不久到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失真，也就过去了。接着来的是一个说假话的年月，大通讯因为失真，树了一个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在造神运动中将毛泽东树成了神之后，他的好学生焦裕禄也便成了神。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挨整的张钦礼为了保护自己，便利用这个神保护，不想在这场风浪中再次翻船。于是他主动出击，用大通讯给他的资本，领头造反，自然也得到外地红卫兵的支持。他提出兰考两条路线，一个焦点。他说，红线是毛主席—焦裕禄—张钦礼；反对他的便是反焦裕禄，反毛主席，反革命；焦点是树焦裕禄这面红旗和砍这面红旗的斗争。凡是对这篇大通讯提出不同看法的干部和群众，都成了黑线，成了砍焦裕禄这面红旗的了。其实，没有哪一个干部和群众是要砍这面红旗的。
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张钦礼带头造反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党政财政大权，不久，解放军介入，将鼓动农民进城打砸抢的夺权者张钦礼逮捕。几个月后，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张钦礼从狱中放出来，去北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接见。他回来之后，1967年10月30日便在全省也可说是全国第一个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他当上了第一把手，后来还成了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后来又当上了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青云直上，实现了他多年来想当一把手的宿愿。他当政后，便开始对反对过他的干部群众进行报复。这便给他自己后来的垮台创造了条件。他没有想到，支持他的“四人帮”完蛋了，他作为在兰考的这场浩劫的执行者，自己要承担历史的罪责。
1978年11月，张钦礼被开除出党，逮捕法办。1980年8月2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残酷陷害的老同志都平反昭雪，恢复了工作。张钦礼也在1979年12月被判刑。大家的心都沐浴着实事求是的阳光，创伤在慢慢痊愈：天下该平安了，大家该努力工作了!快用奋发的工作弥补多年没有工作造成的损失吧。就是在这时刻，大家从新华书店里见到了1980年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穆青等人著的《焦裕禄》，兰考又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重新出版大通讯《焦裕禄》的本意，在书的编者前言中有明确的说明：“作品在博得广大读者热烈共鸣的同时，必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目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
今天重新出版此书，也就有为此书“平反”，落实政策之意。
历史现象真是非常复杂，不能用形式逻辑推断，要做细致地分析。那当时反对穆青等人大通讯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目为“大毒草”又是指的什么？在“左”的“文革”时期，林彪不也还为焦裕禄题词表彰焦裕禄吗?在现实中是不能简单套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就是在“四人帮”时期，称大通讯是“毒草”的群众也没有否定焦裕禄这个典型。他们所依赖的观点也是说：没有写焦裕禄到兰考“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抓阶级斗争。我在本书前面已对此做了分析。
还有更多的同志则是指出此篇大通讯的严重失误——树了一个假亲密战友张钦礼，而确实有不少重要情节是失实的，是“运用虚构、想象的文学手段在创造艺术形象”(引该书前言用语)。在1980年重新出版的《焦裕禄》中，令人吃惊地是他划去了“张钦礼”的名字——因为知道了张已犯罪判刑——却对张钦礼欺世盗名塞进通讯中的虚假情节只字未动，这就不能不引起当事人和兰考广大群众的愤慨和不满。
至1980年6月，人们见到此书发行之后，便纷纷给有关部门以及中央领导写报告了。
1980年9月9日，中共兰考县委宣部发出兰宣［1980］9号红头文件，抄录如下：
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文件
兰宣［1980］9号
关于要求纠正《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的报告
地委宣传部并省委宣传部：
今年6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穆青等著的人物通讯集子《焦裕禄》在我县出售后，引起强烈议论。辑入本集首篇的《焦裕禄》一文(即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虽然划掉了张钦礼的名字，但有关张钦礼欺世盗名，塞进通讯中的情节，依然只字未动。这就使人揣猜质疑，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曾跟随张钦礼犯错误的人，认为上头还有人替张钦礼说话。张钦礼的案还有翻的希望。所以，有些人乘机串联，开会密谋，制造舆论，扩大影响，替张钦礼翻案，干扰破坏兰考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我部受县委委托，对《焦裕禄》一文中失真情节再次进行查证落实，写出报告，盼望得到妥善解决。
焦裕禄是全国影响较深的典型。他带领兰考人民同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斗争的事迹永放光彩。他不愧是兰考人民的好书记，不愧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十几年来，焦裕禄精神对全国人民尤其对各级领导干部思想革命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在当前学习“准则”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焦裕禄革命事迹更有其深刻的政治意义。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宣传焦裕禄革命精神上起了积极作用，使焦裕禄光辉形象，煜耀中华，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由于采写中偏听偏信，通讯中写进了张钦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所编造的谎话，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正如兰考的群众说：中央出了个“亲密战友”害苦了全国人，兰考出了个“亲密战友”害苦了兰考人。这话凝聚了兰考人十几年来的血和泪。所以，在恢复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今天，兰考人民对张钦礼以欺骗手段塞进《焦裕禄》通讯中的假东西，强烈要求澄清事实，剔除虚假，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绝不允许让张钦礼这个政治骗子从中叨光。
实际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兰考县的广大干部、群众，就对张钦礼欺骗记者，塞进通讯中的假材料，捞得“亲密战友”的问题，向有关单位做过多次反映。张钦礼对群众得意感到恐慌，为了保住“亲密战友”桂冠，他把群众对他的意见统统说成是反对焦裕禄。11月间，张钦礼亲自跑到省里，向原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维群等人汇报：有人要砍焦裕禄这面红旗，要求提前在兰考开展“文化大革命”。刘建勋、王维群于11月25日下令叫兰考提前开展“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十几年，围绕所谓“树焦”与“反焦”，围绕“张钦礼到底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兰考经历了殊死的搏斗。
通过严酷斗争，广大干群更加看清了通讯中冠以“亲密战友”的张钦礼，根本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兰考的干部和群众，不顾政治上的打击陷害，冒着身家性命危险，据理向上级反映张钦礼欺骗记者，骗取焦裕禄“亲密战友”的问题。但无论怎样反映，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977年10月县委副书记陈承兴和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同志到北京专门找到穆青同志，当面反映了通讯中有关失真地方。可是仍未引起重视，而又于1980年春重新编排再版，依然保留有关失真情节的《焦裕禄》通讯，发行全国。
“四人帮”垮台3年之久，党中央一再强调恢复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为什么穆青同志对兰考党组织和兰考群众的意见不屑一顾，把通讯《焦裕禄》划为禁区，错误的地方也改动不得，继续让假的充真，这实在令人困惑不解其意。
现将通讯中的失真情节报告如下：……
（原报告的内容从略。其内容主要是我在当时所提出来的那些，不过，这是经过认真调查的结论。）
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
1980年9月9日
在这之后，又有开封地委、兰考县委的知情人，当事人签名的给“邓副主席、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并中纪委、中宣部的长信，反映如县委宣传部文件中所提的同样的问题。这个长长的签名里有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名单如下：
秦一飞、周化民、张维新、程世平、刘呈明、张保田、马宗文、孙天相、吴芙蓉、刘长友、陈承兴、孟庆凯、孙理性、霍云雷、张清洁、徐俊雅、李耀南、张玉合、赵文选、孙培谋、绳尚武、周长安等人。
我们的“兰考问题调查组”就大通讯报道失真的上述问题又做了详细认真的调查，从1980年10月7日至1981年1月5日，用了近3个月时间调查知情干部，群众共68人证明：兰考县委宣传部和许多同志向中央写的报告所述事实全是真实的。
一篇闻名于世的大通讯，它的功绩与失误的教训是深刻的。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这一点应为所有新闻工作者铭心刻骨地记住，万万不可因为宣传的需要而任意剪裁“事实”，当然更不可以文学想象代替真实的记录。
任彦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国家一级编辑，著有《焦裕禄之歌》等作品。
来源：《领导者》24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