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上个世纪60年代树立的“人民的好公仆”形象，在中国大陆可谓尽人皆知。人们通过报刊、电影、电视的宣传，了解了他在河南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的无数“感人事迹”。迄今，他仍是广大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然而，在焦裕禄的光环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922年8月出生在山东的焦裕禄，青少年时命运多舛，曾被日军抓去毒打、坐牢、服苦役。1946年参加中共，1949年后在河南工作；1962年12月，被调到兰考县先后担任第二书记、书记，直至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终年42岁。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1962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为造成的饿死至少4千万人大饥荒的尾声。作为大饥荒重灾区的河南，不仅民不聊生，而且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在这一年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此外，兰考还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的重灾区，而这也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事实上，早在1957年，兰考还是林茂粮丰，后来的大跃进使树木被砍光、偷光。林木没有了，风沙自然再起；而因为违背大自然，不去疏导，造成了内涝，由于地下水位上升，造成了盐碱地。

根据媒体的宣传，焦裕禄来到兰考后的第二天，即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因为辛劳工作，焦裕禄最终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新华社播发穆青等人撰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从而引发了全国上下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如果依照媒体所宣传的内容看，以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如此之短暂，他对改变兰考的面貌是没有做出什么大贡献的，充其量是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嘉。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一书中也证实，焦裕禄到兰考，是执行中共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主要精力是在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上的。继任的县委领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兰考在焦裕禄当政时期，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不过，新华社记者为了突出焦裕禄的高大形象，特意在这方面进行了拔高。

而焦裕禄能成为重点宣传人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他时时处处要当毛泽东的好学生。看看焦裕禄的语录，就知道所言不虚。如“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有党的领导，有毛主席著作，有几十万人民，只要干，一定能在困难当中闯出一条路来，一定会改变兰考的面貌”……显然，所谓焦裕禄的精神，除了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外，还要听党的话，听毛的话。

事实上，真正为兰考的改变做了许多实事的是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焦裕禄被宣传的一些事迹正是源于此人。张钦礼曾在1957年为民请命，差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因说真话，被打成严重右倾，撤职查办，并下放兰考农村劳动。1961年，复职。因为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张钦礼具体负责解决“三害”问题，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不过，对于张钦礼的为人如何，各方还有着不同的看法。根据任彦芳书中所言，张钦礼在1965年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实际上将自己的一些事迹融了进去，并称自己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而这也就造成了其在文革中的“谎话连篇”，“恶行不断”。文革结束后，张钦礼被开除党籍，判处13年徒刑。

但兰考人对张钦礼却表达了不同于官方的敬意。据说，在其2004年去世后，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途经兰考县城时，有至少十万人沿街相送，载道焚香祭拜，不少人痛哭失声。更让人震动的是，在其墓地周围，有百姓自发竖起的大小四十多块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张钦礼的事迹，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立碑者来自兰考不同的村庄、河南各地、山东、河北甚至台湾。其中一块署名丁胜杰的碑上刻着：“从我曾祖父、高祖父、爷爷还有我父亲一百多年来曾雕刻过许多知名人士的石碑，但从没雕刻过像那么多平常百姓给张钦礼书记的赞碑，也没有见过一个普通县官有那么多百姓前来祭念……”

公道自在人心。焦裕禄和张钦礼究竟孰是孰非，历史终有公论。也许，他们都不过是悲剧性人物，都不过是被利用的一粒卒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