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中，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古典学研究对古代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西古典学的不同形态
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前305—前30年），研究希腊文献的学者们聚集在亚历山大城，开展了规模性的希腊典籍研究，奠定了古典学的基础。而在中国，自齐权公（齐威王）至齐王建（前374—前221）时，学者们汇聚在齐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形成中国古代学术的一波高潮。可以说，世界两端几乎在同时亮起的学术明灯交相辉映，对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奠基意义。
古典学是西方人文学术的重要支柱之一，它以古希腊罗马典籍为主要研究对象，有着特定的学术理念、成熟的研究方法以及丰硕的学术成果。古典学值得关注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有意复活古典时代的生活场景，传承古典时代的精神。早期聚集在亚历山大城的学者大多也是诗人、剧作家，他们在研究希腊文献的同时，也模拟希腊的文学创作，意图延续、发展希腊文化。15世纪中期，不少希腊学者涌入意大利，古典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并参与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理性启蒙的作用。19世纪中叶，著名哲学家尼采作为一位语言学教授，特别强调进入古人生活的想象力，并创作出《悲剧的诞生》这样充满激情的作品。总之，古典学虽然学派林立，分支繁多，但其中有识之士能够充分认识到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强调对其中理性精神和文化价值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强调对古典文献进行综合性研究，以最大程度呈现文献的历史文化意义。古典学一般是从文献学和语言学入手，也离不开考古学、宗教学、神话、戏剧及诗艺研究等，容易形成独立的学科意趣，但古典学者不断提醒要关注整体文化价值。如马克斯·缪勒所言：“古典学术用希腊拉丁等语言作为手段，以理解逝去岁月托留于我辈的文学遗产，其为符咒，从时间坟墓里唤集千秋万邦之伟人的思想意绪，其为路径，即自此来追踪人类社会、道德、知识与宗教的演进。”（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中译本）就此而言，古典学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的观照方式，是一个意义域的集合体，而不仅是一个学科。
第三，在文献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多种规范的学术方法。古典学所涉及的文献形态众多，包括抄本、口传、铭文、纸草、实物等，研究方法包括考据、释读、鉴赏、编纂等，其核心学问被称为“语文学”。以文献为核心的语文学，有着明确的人文主义内涵，强调对古代思想和精神的把握，同时在语义、语法、修辞、文体、版本等微观方面又有着精准规范的研究规则，并在很大程度上包容了研究者的悟性和个性。
一般认为，在中国学术中，与古典学形态相近的有经学和文献学。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学问，以《诗》《书》《礼》《易》《春秋》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考证、文字训诂、义理阐发，其研究目的是形成并完善儒家思想体系。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经学也就成为官方学问，体现国家意识形态。“文献学”一词起源于晚清，是一种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为主的学问，目的在于辨析、理解和完善古代文献，使其更好地流传下去。由此看来，经学和文献学与古典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都有部分重合，但在整体学术文化的畛域、内涵上都要窄于西方古典学。
以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学”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早开展文献整理和传播的学者，其所整理的文献包括《诗经》《春秋》《尚书》等。《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云“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则孔子的学问包括文献和礼仪。礼仪在孔子之后也被文献化，形成了“三礼”和“乐论”“乐记”等文献，所以，孔门学问也可以说是经典的学问。《论语·先进》提到“孔门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所谓“文学”，就是精通“诗书礼乐”，在此后指的就是经典文献。而德行、言语、政事三科则是在“诗书礼乐”教化下形成的人格修养，以及利用“诗书礼乐”进行外交活动和治国理政的能力。所以，“文学”是儒家的基本学问，也是后世中国士人的基本学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经典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这与古典学和经学都有所不同。首先，经典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不限于“五经”。战国之后，不但儒家自创经典，如“三礼”和“乐经”等，诸子百家、史传政论、奏疏表章、诗词歌赋等，历代之名著，皆被经典化。经典化的标准，一是思想性，也就是有修身、辅政之功能；二是修辞性，也就是文辞整饬且有章法，足成轨范。唐代魏徵云：“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政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书·文学传序》）说明了“文学”载道而教化社会的意义。
其次，“文学”的内涵有所转变，六朝时有文笔之论，有辨体之议，有缘情之说，则“文学”开始重视或在内涵上偏向于抒情性和形式美，推崇作家的才情和个性，形成一个影响深广的审美传统。而这一点与西方古典学早期重视诗学，强调“语文学”的文学批评功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学中，“文学性”的最高境界，是个体性情志趣与整个社会或历史精神的融合。
在中国古代，“文学”以文传道，以文化人，以文辅政，以文抒情，负有建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责任。“文学”中包含了经学，也包括了研究语言、文献、文本以及建构理论的各种学术方法。刘勰的《文心雕龙》既包括各种经典研究、又包括文学创作研究，既包括道论研究、也包括审美评析，既包括文体研究、也包括史论研究等，形成一个以经典为核心的，具有人文性、综合性的“文学”学术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不绝如缕，屡有回音。比如，20世纪初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就秉承了传统的“文学”理念，包括了经史子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等。
中国经典教育的价值旨趣
古代“文学”是一门以经典为载体，有关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综合性学问，它包括对社会、历史、自我的认知，更包括对个体人格精神的培养。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他的“文学”教育思想。“兴”代表的是价值观念认知，“立”代表的是行为规范形成，“成”则代表了精神境界充盈，三个阶段体现了主体修养逐层提升，最终成就君子人格的全过程。西方古典学也同样重视文献对于个体成长的意义，如19世纪的《古典学术与古典学问》说，古典学者“不仅熟记彼辈的语言与思想，且已形成识鉴，好与古哲为友”（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中译本），这句话就很像孟子“知人论世”而“尚友”之说。当然，西方古典学者对知识的兴趣更高，更加在意“博学”的称誉。
孔子的三阶段人格教育论，以经典文献教育为人格养成的初始阶段，但随着经典文献的扩展，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经典教育贯穿于传统士人教育的全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孔子非常推崇《诗经》，认为《诗经》包含了所有的思想观念，所以子夏说《诗经》“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韩诗外传》）。汉代之后，经典学术快速发展，“六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形成分工，共同构成社会主流思想的核心，虽然专攻一经为士人之常态，但士人必须学习和熟知所有儒家经典，形成必备的知识修养。从社会或自我认知的角度来说，诸子之学亦可备儒家经典之补充。所以，孔子人格教育的第一阶段主要以儒家经典和诸子为主要内容。
由于“礼”有着特定时代性，其规范性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社会价值也不断减弱，传统社会士人的行为规范主要体现为政治姿态和出处方式，而能够在这方面进行有效教育的主要是史著。中国古代史著除了为统治者提供历史鉴戒之外，主要记录了不同阶层的个体的政治行为和命运，所以，史著学习其实就是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规范、政治策略的训练，并能从不同的人生形态和命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形成自己的社会行为模式。左宗棠说：“读书时，须细看古人处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气象，及自己处事、接物时，又细心将古人比拟；设若古人当此，其措置之法，当是如何；我自己任性为之，又当如何。然后自己过错始见，古人道理始出。断不可以古人之书，与自己处事接物为两事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所以，对于士人来说，史著教育的目的更多是养成社会政治行为的准则和应变能力。
孔子“成于乐”说的是造就精湛深远的精神境界，涉及审美教育。对此，孔子还有另一种说法：“游于艺”（《论语·述而》）。由于“乐”过于专业，且应用范围较小，所以后世以诗词歌赋等经典教育取代了乐教。诗词歌赋是古代士人的基本素养，也是古代士人的精神故乡。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非常繁富，且具有很高的美学水准，各种审美文体、鉴赏理论、创作理论都很发达，它们是中国古人以情化人、超越现实、升华自我、建构生活意义等的重要方式。中国文化将这部分文献置于集部，与经、史、子部并列，相关文献的经典化更为活跃、丰富。
就人格教育而言，传统经典教育还强调“知行合一”的方法。王阳明认为，外在知识离却了本心之真，便容易被私欲所利用，或者使人沉溺其间。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复归于良能良知，使得经典学问有用于世，有用于己，赋予经典活泼泼的生命力。所以，古代经典教育，往往伴有自我体验、省思、相互砥砺切磋和社会实践。这也是古代经典教育常以书院形式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的士人教育主要是经典教育，而人格的三阶段构成也与经典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构成相吻合，“四部”皆属于古代“文学”经典，它们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人格教育的材料。“四部”分类显示了古人对“文学”经典的体系性、功能性的自觉认知。
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古典学，在文化整体意识和文化精神传承、文献本体观念、阐释及整理方法等方面，有着共通性。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文献不限于“六经”，还包括历代各种类型的优秀作品，其“经典”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早已终结，写就其典籍的古希腊语、拉丁语也成为绝响，因此，西方古典学者的知识兴趣，时时超逸出文化传承的愿望，而中国古代“文学”在过去2000多年里，除了建构起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特质外，还孵化出多层次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着巨大创造力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古代本就存在着文化根基之学的观念、体制和实践，从民族文化传统出发，借鉴西方古典学，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古典学科，才能担负起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
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