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略边疆地区——东南亚各国
东南亚各国是古代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重提中国的势力范围有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和与霸权国家产生冲突的现实危险。而且就现实外交的原则来说,不谋求势力范围就意味着没有力量牵制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可以保持国家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这是韬光养晦,光荣孤立政策的一个依据。不过,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小国,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义务和政治理想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中立国,是一个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的大陆半封闭国家,而不是一个孤岛或者单独一片大陆的地缘政治环境简单的国家。因此,自我孤立或者这样宣传都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不能使中国的外交竞争对手放弃对中国的警惕与排斥。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白自己的绝对善意而花费许多的精力和资源,还不如把这些精力与资源放在均势外交斗争领域内,至少可以加强中国的实力和破除某种和平主义的幻想。现实外交斗争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点,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的原则。中国有众多的人口、广袤的领土,巨大规模的经济,这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总会被其他大国看成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势力。除非中国果真被大卸八块,而丧失对外抗争与制衡的力量。因此,除非中国永远不愿意强大起来,否则的话,不可避免要在强大的时候将外交方略进行突然的转变。与其是这样,还不如就在现在稳打稳扎,循序渐进,按理出牌,等价交换,不指望能够蒙蔽对手,也不有意无意误导潜在的盟友和本国人民。
东南亚各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外交力量,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较发达,并且已经建立了区域性的合作组织。这一些都不允许中国采取置身事外的政策。东南亚各国离其他世界大国都比较远,离中国最近,也最有利于中国力量的发挥和投送。中日合作、中法合作、中印合作甚至中俄合作尤其是中美对抗的外交戏剧都可以在东盟各国这块大舞台上演出。中国如果不打算在东南亚地区起主导作用,那么总会有其他大国试图起主导作用的。中国必须正视东盟的外交走向问题,即东南亚各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成为反华前线,还是在中国的主导下成为中国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试验田。作为一个大国,任由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战略边疆地区为所欲为,把外交斗争的主动权都交给对手,被动地承受未知的命运,这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一个势力范围。东南亚各国是最自然和最合理的选择,因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寻求势力范围,是染指美国的禁脔,在非洲大陆寻求势力范围,是染指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禁脔,这都不利于中美和中法关系。在中亚寻求势力范围,牵涉到了与俄国的力量对比以及两国间的战略合作问题,中国在中亚过分深入有利于美国彻底削弱俄国的战略图谋,不利于中俄两国保持力量平衡和战略合作关系。中国在中亚发挥作用一定要与俄国主动配合,避免采取使俄国猜忌的单边行动。至于西亚以及东南欧一带,中国鞭长莫及,除了波斯湾的石油,中国在西亚地区没有任何利益。中美对抗的最关键和最直接的地方是在东南亚各国中,在中国目前的实力无法把美国赶出东南亚的前提下,中国必须积极参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为了抗衡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中国可以选择的方案是与日本、法国(欧洲)以及俄国全面合作,共同在东南亚地区形成力量均势,防止美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合作中,中日合作领导东南亚各国是一个非常现实与急迫的选择,因为在各大国中,唯独中国和日本谈不上有单独和明确的势力范围。以中国的实力,在东南亚不可能赶走美国势力,那么弱弱联合,尽力与日本达成妥协,在东南亚各国采取共同行动。中国应该避免给日本留下中国的崛起将剥夺日本的生存空间和战略空间的印象,也不要在实质上试图削弱日本,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应该削弱的势力就是美国。加强日本,削弱美国,这样才有利于加强日本对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有利于中国减少进入东南亚各国的摩擦和纠纷。
在东南亚各国建立势力范围,南沙问题是最大的阻碍。南沙的石油问题是其一,其次是收回南沙的战略效应的问题。不经过一场战争,中国是不可能收回南沙的全部主权的。但是一旦开战,将使得中国与相关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成为泡影,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此,中国政府即便在拥有强大实力足以收回占领南沙群岛的前提下,也最好还是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原则为框架,以建立与相关国家的长久合作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周边国家外交政策是不可能变得简单、透明和易于操纵的。就是因为牵涉到了太多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并且这一切因为美国的插手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操纵。可以合情合理地设想,中国可以主导建立一个南中国海能源合作组织,承诺按不同的比例在东南亚各国中实现南沙石油资源共享,以降低中国控制南沙以及南中国海的阻力。中国还可以承诺不在南沙驻军以消解相关各国武装占领南沙的意图,或者与相关各国建立一支联合海军。或者可以将本国的某些制造业技术(如下马的“运十”型飞机)与东南亚各国共享,以建立经济上的联合机制。中国在东南亚各国保持存在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美国在其间扇风点火,挑拨离间,其次就是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与政治上的合作。对小国的让步不会象对大国的让步那样必然会导致外交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中国目前对东南亚各国保持友好合作的态度是合乎国家的长远利益的。保持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边疆的稳定、繁荣,保证东南亚各国的独立自由,促使东南亚各国的中立化与非军事化,这是中国外交斗争的努力方向。
越南是中国在东南亚各国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关键。越南是东南亚地区诸多矛盾和关系的交汇点。越南是法国的前殖民地,在中国的大力援助下获得了独立与统一,在苏联的指使下成为反华先锋,同时又与美国甚至可能与日台勾结,试图利用中美矛盾在南沙问题上占据有利地位。中国已经在陆地边疆上对越南做出了让步,但是应该在南沙问题上迫使越南让步,或者相反,在南沙问题上对越南让步,但是要越南以陆地边疆的让步作为对等的补偿。总而言之,中越之间的合作是紧迫、必要和有效的。被美国人占得先机,导致美国对越南加以扶植,刻意挑起中越矛盾爆发,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美国现在的东南亚对华战略实际上就是,极力扶植任何愿意向中国挑战或者持敌对态度的国家,以在关键的时候——中国举办奥运会或者以武力组织台湾独立——牵制中国的力量。象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在南海捕鱼问题上敢于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是与美国的极力支持分不开的。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与越南缔结实质性的同盟,利用越南对付美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忠实走狗。
以缔结多种三角关系来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综合上述,中国全球外交的最佳方案就是同时去缔结三个大三角关系,中法俄、中俄印与中俄日。只要能够实现一个,就是大胜利,就必将有利于其他两个大三角关系的缔结。至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那是美国强加的,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回避或者取消。而且,缔结上述三个大三角关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倒美国的霸权,使世界格局恢复到均势状态,决不允许再出现一国享有决定性优势的单极世界局面。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不可能永久性地拖下去,推倒美国的霸权就是为收回台湾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这三个大三角关系中,最容易建立的是中俄印大三角关系,其次是中法俄大三角关系,最后才是中俄日大三角关系。因为法国与印度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国的限制。但是从紧迫性与有效性来衡量,最紧迫和有效的是中俄日大三角关系。因为日本实在太重要,它对中国的威胁不消除,再加上美日同盟,使得中国时刻面临着威胁。如果日本从美国的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那么几乎马上导致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的解决,马上就会导致美国的世界霸权动摇。中法俄大三角关系是全世界性的,需要中国决策层有巨大的勇气与智慧来推动和利用,一旦建立后,中国将获得最大限度的战略活动空间,中国的其他战略三角关系的重要性将不同程度地减弱。但是建构中法俄大三角关系难度极大,目标极高,并且有点远水不解近渴。中俄印大三角关系的主动权在俄国与印度,因为这两国之间已经有了现实的盟友关系,是否同意中国加入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中俄印大三角关系对中国的战略地位的改善程度也还是有限的。总而言之,这三个大三角关系的全面建立有促进其中的四个国家互相合作和互相利用的作用,并不仅仅有利于中国。因此,在缔结这三个大三角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并不是孤军奋战,在这三个大三角关系建立后,中国也不会被指责独占利益。例如,中法印和中法日大三角关系就是两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合作框架。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讨论。
中国外交最关键的问题并不缺乏实力,而是缺乏运用这些实力的国家意志。中国要在外交牌局中去积极抓牌,而不是坐等其他的国家将好牌送到中国的手中。中国不欠其他国家的人情,但是同理,其他国家也不欠中国的。本国的国家利益只能依靠本国的力量和联盟体系来保卫,这个利己杀人和鲜廉寡耻的世界里,到哪里去寻找公道?中国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与西方人的标准有较大差异,导致自己不按理出牌,别的国家也就装疯卖傻,趁势邀利。实际上,外交斗争既不是互相关照,也不是互相斗气,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纵横捭阖。外交斗争无关个人或者民族感情,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什么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宣传,完全是白费力气。在那些强盗流氓国家的外交词典里,是找不到“感情”这个词的。安抚霸权国家与其建立良好关系的计策根本就不适用于外交斗争的领域,在历史上就找不到成功的例子。一个在心理上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其实本身的国家意志已经濒于死亡了。英美之间是同文同种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利用欧洲的内讧将英法德三国各个击破,在大战后极力拆散大英帝国。丘吉尔当年使劲了浑身解数,对罗斯福百依百顺,曲意奉承,都不能使罗斯福改变摧毁大英帝国的决心。这样看来,中国也休想使得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围堵分割的政策,中国的下场一定是比英国还不如。因为英国总算还有其他的备用方案,如跟欧洲各国尽可能地进行联合,挫败美国的独霸世界的计划,或者识时务者为俊杰,干脆彻底投靠美国,甘当小伙计。因此,出于将英国作为美国在欧洲存在的桥头堡以及利用英国分化瓦解欧洲各国反美统一战线的考虑,美国也不会对英国逼之过甚。
不管中美关系在今后是怎么走向,中国应该坚决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如果将来美欧日俄四大势力联合起来,加上印度来围堵中国,使中国外交纵横捭阖的空间减少,中国在现在就采取积极行动主动缔结中法俄、中俄日和中俄印三个大三角关系总归是现实有效的,因为中国总算在上述五大势力中与其中的四大势力建立了有效的战略联系,可以避免那种对中国极端不利的大包围的格局的出现,即便出现,也不至于孤立无援,一筹莫展。即便美国今后对中国的态度幡然转向,全面友好与合作,那么中国现在所建立的三个大三角战略关系将是中美友好的最可靠的保证。只有与其他大国建立了这样的战略联系,中国在对美外交方面才会有较大的自由度,可进可退,进退自如。归根结底,中国既然不能改变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须知,除了美国,各大国在地缘政治环境方面未必比中国更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做到光荣孤立,独善其身,那么从人性、利害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出发,借鉴历史经验来推行均势外交和缔造联盟体系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中国外交的决策者从四个大三角关系的相互影响制约的客观事实出发,来推行中国的全球战略,削弱美国的相对优势,颠覆单极世界,使世界格局恢复到均势状态,这样才能够使全世界中小国家尤其是中国获得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希望。
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一切弱势民族保卫本民族的集体生存权、发展权和自由权的最有效的手段,没有这种手段,全世界将会沦于某个力量无边的权力中心的统治,最终全人类中的绝大部分将受到剥削、压迫和奴役,并且没有挽回的手段。为了避免这种对绝大多数人类都极端不利的恐怖前景的来临,突出国际法的尊严,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捍卫各民族国家的天然权利,是中国全球外交努力的正确方向。在捍卫全人类的集体生存权、发展权与自由权和各民族国家的政治自由的问题上,中华民族理应为全世界和全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关于外交战略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目标诸问题
外交要为内政服务,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谈外交当然不能避而不谈经济。根据西方各国的历史纪录,它们的每一次外交行动与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虽然都打着各种各样的冠冕堂皇的旗号。中国的外交行动也不会有例外,因此,也必须对中国在国际经济斗争中的地位处境与战略作一番分析。
1、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的诸多弊病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外向型和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经济战略。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发展中大国的地位,缺乏自主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计能力。而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政策运行的后果,并不是致力于弥补这种劣势,而是接受这种劣势,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参与所谓的国际大循环。这种经济政策使得中国的战略产业受到沉重的打击,经济安全度下降。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田立为先生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战略的弊病,“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全面实施比较优势产品出口,严重扰动了国际市场原来的价格均衡条件,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大大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之间的鸿沟,导致了中国外向型工业群体的边缘化。同时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贸易条件上也迅速受到打击而急剧恶化。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施后果,促进了第一世界的更加富裕,同时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边缘化,中国自己的工业当然在依附性发展的轨道上也迅速实现了边缘化,使得中国通过大跃进积累起来的重工业资产,处于无用和报废的境地,彻底摧毁了中国装备工业的灵魂,使得中国国内数千万国企职工面临下岗的命运。
“由于亚非拉国家往往缺乏购买力,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市场当然地定位在欧美日的消费者身上。在中国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需要接受那些具备购买力的西方富国消费者的选择权,在品种花色和工艺结构上满足他们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这样中国的外向型工业的装备在中国的重工业部门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装备和技术上只能是依赖西方的重工业基础。实际上由于需要执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被人为地斩断了,重工业实际上在农业被社会发展进程抛弃之后第二个被抛弃。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农轻重’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就被彻底断送了。中国的发展将依赖于轻工业,产业发展只能是定位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这个产业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在国际上受经济和政治因素制约有多深,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就能够走多远。”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运行后果不仅相对削弱了中国与美欧日的力量对比,破坏了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而且实际上使得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联系恶化。装备工业尤其是均势装备工业是国家力量的最终源泉,同时为了恢复“农轻重”大循环,中国也需要建立独立和强大的战略工业。为此,中国必须以赶超战略为指导,以重工业和战略工业为中心,重新构筑中国的经济体系。因此必须加强中国本身的战略工业,其中手段之一便是与美国以外的其他大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合作。中国事实上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刻意隐瞒和回避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指望中国迅速脱离第三世界,加入第一世界根本不具备物质上的条件。
著名的学者温铁军教授也认为,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中国极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中国当然应该走高技术、低耗能耗材的发展道路,但是也必须作好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迎头相撞的准备。中国要两条道路并行不悖地推行,一方面降低对原材料能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具备大规模吸纳原材料能源和占领市场的能力。为而不有,引而不发,这样才有真正的战略自由。十九世纪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师梅特涅指出,“化解他人的利益主张比急于追求自身利益更为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大。” 中国古人亦云,“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2、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目标和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的手段
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目标应该是相对削弱美国的优势,击破发达国家的联盟。为了转移美国的视线和分散美国的精力,中国必须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的联系起来。例如可以促使或者默许法国以某种形式恢复法兰西殖民帝国,将使得法国的力量深陷在不发达地区,削弱它的扩张侵略性和破坏西方发达国家的统一战线。而法国一贯是为了单纯的军事荣耀和文化抱负而采取国家行动,不会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利弊的。美国的国家战略是不变的,只要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发展超过了美国允许的程度,它是可以随便找到一个借口挑起战争,中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就像当年英国对付德国一样。因此对于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经济发展还是以依靠国内市场更为可靠一些。国内市场只有靠本国来组织和壮大,一个政府不仅要保卫与壮大本国的生产力,而且要保卫与壮大本国的购买力。指望大开国门跟美国搞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无间的程度,以此促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遏制,这完全是一相情愿。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任何国际市场如果我国不能够施加控制就没有义务进行维护。如果全球一体化市场资金流的输血管控制在美国的手中,对中国进行特别的歧视,那么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中国的市场准入权是中国外交的有效武器。中国市场的利润是喂不饱美国这头贪得无厌的猛虎的,却可以喂饱法国这条狼。让法国对我造成经济上与安全上的依赖态势,这是很明智的选择,这样中国便可以拥有一条制约法国的手段,中国的全部市场被美国独占都不能使美国人满足,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掠夺全世界。但是如果通过巧妙的手段,使法国在中国的市场上占据优势,那么这就是真正的互相利用,这样才能使得中国与法国的势力都得到增加,同时又可以相对削弱美国的势力。在这个意义上,跟弱者联合,跟自己能够制约的国家进行联合是明智的。这些推断对于俄国以及其他国家也是合适的。相对而言,中国目前与日本的贸易额过大,日本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却没有付出与之相称的代价,也没有能够在外交斗争中对中国给予与之相称的帮助。中国应该相对减少与日本的贸易额,反正日本在目前无法对中国形成直接的帮助。至于未来的中俄日大三角关系,在于中国政府必须使日本认识到,不积极主动跟中国联合,就不要指望能够在中国市场上获得非分的好处。
向某个国家引进资金这是一个国家战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益的问题。在中美对立和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的国家命脉不能受制于美国。中国目前有求于美国的市场,在美国的国内市场和金融霸权下获得了较大的贸易顺差和较大规模的资金流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是一个对中国施加了恩惠的国家。不过,从利害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一个能够对本国施加决定性恩惠或者保护的国家,就是一个能绝对控制本国命运,遏制本国发展前途的国家。从势力均衡和掌握本国和本民族发展前途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国家就是中国坚决要剥夺其优势的国家。根据杨帆博士估计,过去20年中国资本外流至少在7000亿美圆以上,这些流出资本多数在发达国家只能取得极低的收益率,甚至根本就是作为少数特权阶层的奢侈消费而流出国境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以各种优惠政策去吸引外商直接外资3500亿美圆,在中国产业群体丧失发展的市场空间的同时,中国在人均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却为此必须支付高额利息和利润,在引进短期资本的同时以长期资源流出作为代价。这个极端不合理的过程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在居民储蓄和投资之间,缺乏合理的引导机制,政府推出投资角色之后,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都不能顺利承担这一输送角色,私人投资者由于在信誉和资源动员能力方面的欠缺,也没有能够及时填补这一空白。
为了避免将国际融资渠道集中于美国以及将外汇储备集中于美国带来的风险,中国应当选择其他的国际融资渠道和外汇储备。日本和法国在融资渠道和外汇储备方面可以作为美国的补充或者替代。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国际融资的渠道和外汇储备地只有一个也是比较危险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将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集中于美国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中国打开国门以来,大量的中国高智商精英被美国这个科技与教育黑洞所俘获。本国为这些人所付出的教育基础费用的成果都被美国以极低的代价占有。这对于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也是相当危险的。美国的霸权的核心是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国的一切经济、军事和政治行动的最高目标就是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以向全世界收取巨额的“铸币税”。因此不管是哪个国家采取何种战略外交行动,最后都要诉诸国家之间的经济、金融和货币战。因此,在推行全球外交战略时,中国不得不考虑人民币的地位问题。根据购买力平价换算法,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是仅居美国之下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在国际外交斗争领域,却不能这样认为,主要是汇率换算法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从事金融战尤其是货币战的能力。人民币对内以及周边国家的强势地位,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弱势地位。这一对矛盾中国要很好的综合起来,可以考虑将人民币国际化,或者与东南亚各国共同推出“亚元”,或者与日本建立中日货币联盟,多管齐下,以削弱美元的霸权。
3、关于国际经济和国防工业合作问题
经济合作并不仅仅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事实上更为重要,而且这种合作一般不会导致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全面控制。例如在中俄印合作关系中,南南合作的因素就十分突出。中国与印度甚至俄国的联合就有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发达国家的考虑。中印之间如果要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就需要仔细协调与印度的经济关系,营造一个经济合作的框架。包括共同生产俄国制式的武器,在民航工业上进行联合,开展三国之间最大规模的双边交易等等,这样便有了一个现实利益的空间进行合作。中国还可以跟印度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专门跟美国唱反调,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破坏发达国家经济掠夺与经济殖民的企图。另外,印度已经拥有核武装和远洋海军,目前已经初具规模,将来一定更加完备与强大。这一点中国更加不能进行阻止,但是也不能坐视不理,因此,中国和印度一起引进俄国的核武装和常规武装的设备有利于消除互相的盲目竞争和不信任的感觉。中印两国与俄国的合作,一方面可以使俄国的国防工业与重工业得到资金注入,加强其在欧洲对抗美国的战略地位,将俄国的注意力从中俄边境引开,使中俄边境变成中俄两国共同的稳定可靠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中俄印三国本国经济的独立性,间接地削弱西方国家的实力。
军备问题不仅仅与国防和外交战略有关,更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有关。中国要加强本国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中国要获得能够彻底毁灭任何一个国家的核能力以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常规作战能力,这是中国开展全球外交的坚实基础,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扩展到了什么地方,中国的军事力量就应该具备相应的投送和行动能力。国防现代化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需要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首肯。中国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必须迎头赶上,必须少走弯路。因此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势在必行。法国在高科技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在军备上可以对中国有极大的帮助,中国可以确定法俄两国作为中国的军备生产合作伙伴或者引进国。尤其是在战略核潜艇,战略导弹和核弹头方面进行合作。在常规武器方面也大有合作的空间。例如中国可以选择俄国作为中国陆空军装备的合作伙伴,选择法国作为海军尤其是战略核海军装备的合作伙伴。在民用技术方面,中国可以选择德国作为重工业合作的伙伴,选择日本作为民用工业的合作伙伴。至于美国,当然它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方面有巨大的优势,中国当然应该尽量引进利用。
中法俄和中俄日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从这些国家获得技术援助以及技术合作的空间。中俄之间的军事工业合作是中俄联盟的真正有效的基础,不仅仅有利于中国国防力量的强大,而且有利于保持俄国的国防力量。同时有利于促进中俄两国间势力的平衡以皆美两国间势力的平衡。目前中国与法日两国在民用技术合作领域内还是有成效的,但是要把中国与法日两国的技术合作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保持合作态势的长期有效,不被短期的政治风波所影响,这样,才有助于中国在技术合作方面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总而言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战略合作不应该受美国的任何干扰。中国不仅是要建立先进、强大与完备的国防工业,还要建立发达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增加本国的经济实力和本国人民的福利。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是完完全全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大洋彼岸的美国金融寡头集团和军工利益集团服务的。
4、关于全球化、超国家的经济组织和人口过剩问题。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自由贸易体制,试图摧毁民族国家对本国经济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组织和保护能力,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是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对于一切弱小国家来说都没有区别。接受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权力结构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赶超战略永远无法实行。因此中国必须始终高举南南合作和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旗帜,争取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以改善本国的外交地位和在世界贸易组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争取到优惠条件。在获得绝对的霸权和绝对的安全之后,美国是仅仅安于保持它的优越地位,还是要利用基因技术以及其他大规模的毁灭武器对全世界进行人口清洗,以彻底消除全球人口过剩的矛盾。作这样的区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性,重要的在于美国具备这个能力而其他国家不具备反制的措施与能力。何况,在美国旧金山已经于一九九五年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五百名经济界、政治界精英的会议。讨论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多余人口圈养还是消灭(其中就有美国策士布热津斯基参加)。因此,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肯定是这种阴谋的最大算计的对象。中国政府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在一切世界性组织的讲坛上,高举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旗帜,反对任何形式与内容的高科技恐怖主义,制止种族清洗和人口灭绝的计划,促进一切弱势国家和民族的大团结,这对中国外交有极大好处的。
中国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不要指望能够占据全球经济金字塔权力结构的最顶峰,那样等于是把欧美日的地位彻底推翻,把目前的金字塔翻转过来。田立为先生就已经深刻地指出来,“从世界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在中国的资源安全问题上,需要突破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认为中国可以在消费主义的基础上来实现现代化,资源不足可以通过外部输入来解决。中国的资源安全必须是以放弃消费主义发展目标为前提,否则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即使是向外寻求资源输入,也是无法根本改善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更无法在放弃社会整合的基础上以人地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的紧张关系。中国也无法实现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把今天的世界中心---西方七国---边缘化,用和平的经济竞争的方式实现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转换,从而使得中国成为第一世界,把今天的第一世界变成第三世界。资源输入的安全性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中国如果无法建立优势军备力量,就不能梦想在美国军事霸权下,仍然拥有无限制的资源和经济安全,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必然地决定了中国在资源安全输入上的不利地位。”
归根结底,中国的国家利益不要过于分散,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无法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加以保护。中国只有走区域合作的路线,走传统的联盟外交的路线,严密地保护本国的利益,削弱对手的优势。将区域化作为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终结美国的霸权,建立各民族国家力量均衡基础上的新的均势,这将最大限度地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抗争、妥协与合作的艺术
一个国家与其竞争对手对抗是为了保卫现有的利益和追求应得的利益,从而能够与对手更好地合作。中国政府不是为了对抗美国而与美国对抗,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当然不应该将与美国对抗的政策僵硬化,中国政府尽量缔造一个有利于中美合作的框架,不使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这是完全必要的。中国政府的唯一目标就是促进本国的利益最大化,为此可以与美国合作。当然,如果美国对中国心怀不轨,中国政府就应该坚决无情地与之抗争。不过,即使在中美合作的大框架下,我们必须明白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诸大国中是最好的,其综合实力是最强的,当然其破坏他国包括中国国家利益的能力也是最强的。中国和美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妥协与合作呢?当然就是其他国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或者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消失的时候,其标志就是美国彻底放弃干涉中国统一大业,是美国彻底放弃台湾,是美国放弃围堵、遏制与“和平演变”中国政策的时候,如果没有这几个标志,就意味着美国的地位还不够虚弱,还是中国的头号战略对手,还有能力对中国造成最大的破坏,因此中国就必须继续大力推行均势外交以削弱美国的优势。
外交斗争与军事斗争一样,必须是以正和,以奇胜,而不能设想卧薪尝胆,一朝变天的戏剧性行动和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道德表演来获得全世界人民的同情或者蒙骗战略对手。那种表演除了会误导本国人民以及潜在的盟友以外,不会有任何积极有效的结果。外交斗争尤其是欧美各国现实主义政治家眼中的外交斗争,一贯是民族国家本位而非私人关系,一贯就是唯利是图,以力服人的,所谓的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正义感完全是个幻影。那种“以德服人”的中国古老文化的源远流长的精妙之处不可能对美国人起作用,中国也没有必要白白牺牲本国的人民和利益以换取虚幻的好名声。要推行中国式的外交,也要等到中国处于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上才能够做到。否则的话,完全是白白浪费感情、精力与财富。
中国的国情在于十三亿人口,在于人均资源极度匮乏,在于资源消耗总量越来越大。根据计算,中国的人口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只可能增加而不可能减少,直到达到十七亿为止。这么大的基数只可能充当世界经济权力结构金字塔的塔基,而不可能充当塔尖。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制造加工业的另一个中心,但是仅仅是劳动力密集行业的中心,而且这个中心的地位随时可以被美国以各种手段破坏。如果中国只愿意小心谨慎地自我约束,这过于消极。应该积极以均势外交的方式来削弱美国的制造战争危机的能力,就避免战争的目标来说,这样的效果才是最好的。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鼓吹以战争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也不能想当然地逆向鼓吹绝对不以战争手段来捍卫国家利益与国家的独立统一。进行均势外交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避免战争。如果势力失去了均衡,一强独大,为所欲为,那么作为一个弱国又凭什么避免战争的来临呢?问题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因此,不管中美关系在将来如何演变,中国政府尽量改善自身的战略地位总归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只有建立在精明利害关系算计基础上的友谊才是最为可靠的。那些只将未来寄希望于对手的善心,希望彻底解除武装以消除对手敌意的做法,完全是自取灭亡。在历史上根本就找不到正面的和成功的例子。
从保持国家的多种战略选择自由的角度出发,中国可以做到不出头反美,甚至可以大力宣传中美合作和友好,但是在争取国家统一和削弱美国的霸权这一底线上绝不能后退。在中国的对美外交活动中,有的人磕头作揖,有的人折冲尊俎;有的人笑脸相迎,有的人磨刀霍霍,这是完全正常和必要的。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是世界的本来状态,也符合外交斗争战略欺骗和战略掩护的要求。各种政策和表演多管齐下,并行不悖,互相促进,互相掩护,这样必将最大限度地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祈求上苍保佑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平一统,金瓯复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必将给全世界各国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幸福,中国人民的深恩厚德必将对全人类施于万世,永永无穷!
完成于2002年9月9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