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首先要给大家拜个年，并且祝各位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今天我想谈的是美学。

为什么要讲美学呢？当然首先是因为这是我的本行，是我二十多年来所从事的主要的学术研究工作，不过，因为我毕竟是在南京市委宣传部为市民开办的以普及文化知识为宗旨的《市民学堂》上做这场讲座，因此，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就还有一些另外的原因。

具体来说，这另外的原因，起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南京是一座爱美的城市。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城市，南京当然其中之一，可是要论爱美，那就应该说，南京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之一。

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很多的城市里，每一个城市都爱美，但是南京可能是最爱美的城市之一。

南京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自从1990年来到这座城市，我就深深地喜欢着它，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后来曾经有几次移居其它城市的选择，最终都被我拒绝了。说到南京，今天在座的各位应该比我这个移民更加熟悉，也更可以如数家珍地从容到来。例如，南京的山水城林，南京的绿化成荫，南京的明城墙，等等，等等，更不要说我们南京还有李后主这样的“千古词帝”，还有曹雪芹这样的万代“小说王”了。

不过，在我看来，最能代表南京的美丽的，倒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中国有六大名著，其中，有一本小说叫做《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写的，其实就是南京。因此我经常建议，南京电视台应该拍摄《儒林外史》的电视连续剧；我也经常说，《儒林外史》展现的，就是南京的历史文化长卷。而就在《儒林外史》这个南京的历史文化长卷里，就有一个小故事是专门写南京的美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安徽天长的知识分子，按照今天的情况，他大概应该是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吧？因为仰慕南京的名气，于是，他就来到南京旅游观光。结果，令他震撼感动的不仅仅是山水城林、南京的绿化成荫、南京的明城墙，而且还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原来，在他四处观光欣赏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了两个南京市民的对话，这对话实在让他感动。那么，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呢？清洁工。只见这两个清洁工一边儿走还一边在说：“咱们赶紧挑完这最后一挑粪，然后，马上赶到雨花台去看落日。”闻听此言，这个安徽天长的中学教师特别特别地感动，他不由地连声感叹说：南京这个城市，尤其是南京的市民，真是一个爱美的城市，也真的是一群爱美的人，因为，不但在南京这座城市，而且在每一个南京人的身上，都有着浓浓的“六朝烟水气”。

既然如此，那么各位是否已经想到，在这样一个早春的季节，在这样一个爱美的城市，也在我们的《市民学堂》2008年的第一讲里，跟各位一起谈谈美学，该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也不能不提。

当前的中国，应该说就是一个爱美的中国。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人们的爱美热情始终在高涨，而且是在不断高涨。爱美爱到了发疯的地步，爱美爱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诸如此类这个方面的例子，相信各位都完全可以做到不假思索就随手拈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得特别霸道，或者是，说得特别武断，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确实不但是人类自古到今的真实写照，也正是我们当前的爱美的中国的真实写照。不过，这却又毕竟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况。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不能不说，当然的中国，也是一个不会爱美的中国。爱美而不懂美，爱美而不知美，爱美而误解美………诸如此类这个方面的例子，相信各位也都完全可以做到不假思索就随手拈来。

德国有位大哲学家黑格尔，他有一句话，我经常提到，就是：熟知非真知。我觉得，在美学的问题上，这句话尤为贴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话说得一点不错，可是，也正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也就容易盲目乐观，而且，也就更容易产生“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想法。遗憾的是，对于美，我们实在是爱得最多，却又“知”得最少。而且，即便是“知”，也仅仅是在知其“所然”方面的一知半解，而不是知其“所以然”，更不要说在知其“所以然”方面的颇有心得了。

而这，也就是我选择了美学这一讲座主题的全部理由。

通过我的讲座，如果能够让爱美的人更“知”美，如果能够让知美的人在知其“所然”的基础上更知其“所以然”，那么，我将无限欣慰。

下面，我想讲四个问题。

一

首先，我想讲讲“爱”美也要“知”美的问题。

今天来听讲座的大多是一些中老年的市民，相信各位一定都还记得，在开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前，我们国家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处于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爱美也一度被视为“非法”。借用一句非常流行的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我们也可以说：美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美却是万万不能的。那么，在那个时代，天天被鼓吹的，就是“美不是万能的”，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会认为，美有什么用呢？“爱美之心”有什么用呢？不但没有用，而且还有害。

那个时候，到处都流行一个说法，这就是：“臭美”。我很关心，比如说，在英语里、在法语里、在日语里，或者在其它的语言里，是否也有类似的词呢？我现在不能回答，因为我一直没有去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各位，中国人发明了这个词，实在是特定心态的典型体现，也说明我们的审美心态——也包括我们对美的追求，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还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的。“美”，怎么能和“臭”联系在一起呢？爱美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为什么偏偏却要斥之为“臭”呢？这让我想起一个成语故事—“东施效颦”。我就总是要替可怜的东施打抱不平，她不就是想跟美女西施学一学怎么吃穿打扮、怎么走路吗？她最大的遗憾不就是走路想走出优美性感的“S”形，可是却没有走好，结果被人耻笑了几千年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她的爱美之心是没有错的，她勇于去追求美，更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说她是臭美呢？这更让人想起《红楼梦》里面的王夫人，她是宝玉的妈妈，也是贾政的太太。王夫人这个人其实是很漂亮的。否则她的女儿怎么可能被皇帝看中呢？而她的儿子贾宝玉又怎么可能会成为贾府的第一帅哥呢？所以，王夫人肯定是很漂亮的。可是王夫人自己却非常不喜欢美，天天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毫无女性魅力的“木头人”。而且，她不但自己不喜欢美，更看不惯别人喜欢美。她看见晴雯以后，评价就是三个字：“狐狸精”。那么，在她的眼睛里的晴雯是什么样呢？“削肩膀，水蛇腰。”其实，削肩膀，水蛇腰如果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那可就是三围特别的标准、身材特别的性感啊。她的回头率会是100%的。可是，在王夫人的眼睛里看来，“削肩膀、水蛇腰”却是一个很丑的形象，确实“臭美”。这实在令人费解，但是却又非常真实。而且，王夫人的阴魂始终未散，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有不少人，应该说，都是王夫人的传人。

例如，过去有一个词，叫“涂脂抹粉”。这可是一个大忌讳。那个时代，很多的女性都以不涂脂抹粉为荣，都是素面朝天的，而那些涂脂抹粉的，则毫无例外地都是负面的人物甚至是反面的人物。最典型的，一个是《林海雪原》里面的“蝴蝶迷”，记得我小的时候看《林海雪原》，那时候也看不太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涂脂抹粉”，也从来没有见过。《林海雪原》描写得很夸张，说“蝴蝶迷”脸上抹的粉有2尺厚，一笑就能掉下来，我当时就真的以为，她脸上涂的粉一笑就能像墙上的石灰一样劈里啪啦地掉下来。现在我才知道，其实不会，或者说，根本不会，呵呵。还有一个是老舍《四室同堂》里的女主角，就是那个著名的大赤包，她也是“涂脂抹粉”的。还有一个，是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里的人物，二寡妇，赵树理写她的时候，也是刻意强调她的涂脂抹粉。那么，当时的正面人物形象呢？那可肯定是不涂脂抹粉的。比如说，《林海雪原》里有一个著名美女，就是那个把当时的中国青少年迷得神魂颠倒的小白鸽—白茹。小说里就专门描写她是素面朝天。为什么要这样描写呢？就是为了与涂脂抹粉划清界限啊。

再比如，那个时候的小说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描写：“两颊绯红”，现在的稍微有些爱美的知识的人就会知道，“两颊绯红”实际上是长期在田野里工作被太阳晒出来的结果，有专家称之为：“高原红”。显然，这是一种病态的脸蛋，也是一种不美的脸蛋，但是，那个时候却偏偏就是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越是不美的就反而越是要提倡。皮肤也是如此，过去在小说里形容女性，一定要说她的“皮肤黝黑”。甚至我们会说她皮肤漆黑，可是现在各位都已经知道，皮肤黑并非美的标志，而恰恰是丑的标志。除非你是为了锻炼身体而刻意到沙滩上晒一晒。看看现在的广告，一宣传就是美白剂，从来没有宣传过一个药品是能让人的皮肤变黑的，显然，如果有谁在电视上做一个这样的广告，那他肯定连一桶都卖不出去。可惜，我们在当时为了与美对着干，偏偏就是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两颊绯红”和“皮肤黝黑”之外，还有一个词，叫做“虎背熊腰”，过去形容男性的身材，如果是褒奖的，那就往往会用到这个词。可是，一个男人的背像老虎，腰则像熊，这又是一副什么样子？肯定是不美的嘛，可是，当时的人们偏偏就是这样强调，想想其中的原因，毫无疑问仍是出自对于美的无视啊。老虎的背、熊的腰，那该多有力量啊，至于身材不好看？好看能够当饭吃吗？

幸而，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早就已经不是那个“美不是万能的”的时代了，现在早已经是“没有美是万万不能”的时代了。美，就像盐，就像钙，就像空气，就像阳光，已经不可或缺。

可是，爱美就一定知美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一定在心里回答说，那当然，可是，一切却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征婚广告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身高”。从80年代有了征婚广告开始，尤其是90年代整整十年里，在所有的征婚广告里，如果做一个数字统计，那一定就会发现，在征婚广告的前面三条标准里，肯定就会有一个标准会出现，什么标准呢？身高。很多女孩都毫不留情地在征婚广告里要写上对于身高的要求。令人非常沮丧的是，南方人的平均身高是多少呢？平均身高，按照专家的统计，是1.68米。可是，我们南方的女孩，对我们南方的男士的身高要求是多少呢？各位一定都知道，有一个“二等残废”的称呼是送给身高多少的人的呢？ 1.70米。1.70米还是“二等残废”，而1.75米以上才是标准身高，最好是1.80米以上。这样的标准，真是让人大吃一惊，更有很多人很愤愤不平。像“胖瘦”，好象还是能人为努力的，但是，身高却没有办法控制。一生下来身高8尺就是身高8尺，一生下来身高6尺，天生如此，再怎么办也不行啊，回去埋怨爹妈也还是不行，对不对？爹妈也不知道现在的女孩要求这么苛刻啊，当然，现在有人发明了一个办法，先是把腿打断，打断以后，再接点东西进去。然后再让腿长好，这样，就可以变得高一点，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毕竟太大了，因此也没有什么人去尝试。也因此，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公平。可是，对很多女士来说，却偏偏觉得理所当然。为什么呢？有很多女士说，这就是对于美的追求。你的身高不够，自然也就不是美男子，那我干嘛要嫁你呢？可是，从美学的角度看，身高与男士的美究竟有无关系呢？应该说，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一定要说高就比矮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看男士的时候，主要看的是身材的比例。人的眼睛天生就有一个黄金分割的要求。在看作为对象的任何一个物体的时候，只要这个物体是呈上下两分的，人的眼睛就一定会更喜欢看到下半身比上半身要长的对象。所以，身材的比例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女孩去挑一个男孩的美和不美，一定要更多的去看他身材的比例，而不要只看他的净身高。比如说，我一定要一米八几，不是一米八几我就不见，可是，高高的个子，如果只是像电线杆一样，那肯定还是不好看的。这样看来，一味地去要求绝对的身高，尽管是意在追求美，可是，由于爱美而不知美，结果，偏偏就与美擦身而过。

“瘦身”问题也是这样（这个地方要回南京后把流行文化的讲义里的部分加进来）。

跟瘦身相关的是“细腰”。现在很多女性对于腰的苛求也甚嚣尘上，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盈盈一握”，是很多美女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其实这仍旧是没有什么美学道理。就这个问题而言，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美穴的眼光，而是男性的眼光。现在是男权社会，而在对于女性的观察来看，也就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观看者，这就是男性；还有一部分是被观看者，这就是女性。而三围，当然也就应男性的眼光而生。男性希望看到什么，什么就被突出；男性不希望看到什么，什么就不被突出。而三围的要害当然是腰要细，整个形体就像一个倒放的杠铃。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腰要细。当然，要求腰细一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一味地要求细，而且是越细越好呢？那可就实在说不上是美了。西方有一个流行了四十几年的时尚物，芭比娃娃，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当然是因为它的腰细，可是，医学家却发表意见说，谁的腰如果真的像芭比娃娃的这么细，那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起码是根本没有办法生孩子的。因此，这又何美之有？

说到身高、瘦身、细腰，我就想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小脚。像今天我们总是在孜孜以求身高、瘦身、细腰一样，在古代，我们还曾经孜孜以求于小脚。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诗歌的古国、绘画的古国、书法的古国，可是，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曾经是小脚的古国。小脚真是让全世界都大开眼界，为了喜欢女性的小脚的美，中国人竟然逼女性一生下来就把脚裹成“三寸金莲”！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这很丑陋，可是，在古代却未必啊。看看有关的书籍就知道，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女性，或者说绝大绝大部分的女性都是主动的、自觉的、非常自愿地去接受这种摧残的。男性也一样，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吓一跳，你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我们删除得非常干净的文学史，是我们挑选出来的“文学”的文学史，可是，这个“文学史”实际上是很靠不住的。现在如果回过头来去看看没有被删除过的原生态的文学史，就不难发现，在很长时间内，在中国的文人的日记里面、散文里面、小说里面、诗歌里面，对小脚都是普遍非常喜欢的。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在古代中国社会，一个女性漂亮不漂亮，首先不是根据容貌决定的，而是小脚。扬州在历史上有一个土特产，当然现在没有了，就是“扬州瘦马”。扬州过去是盐商聚集的地方，类似于现在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深圳，也因此妓院就比较多，妓院多，需要的妓女也就必然多，所以，当时的很多家庭都会养一些小女孩儿，以便长大后卖出去，这些女孩就被叫“扬州瘦马”。而这些“扬州瘦马”又是怎样去招徕客人的呢？有这样一句扬州的口头禅，“先露脚，后露首”，古代不是有门帘儿吗？“扬州瘦马”就是本人自己站在门帘里面，只把脚露在外面，那些盐商都是先去挑选她们的脚，在看中了脚以后，才会去进而看她的容貌。这显然也就是说，脚，曾经是中国女性的第一性特征，要比容貌重要得多。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当然与人类自身的审美意识的不成熟有关。比如，在西方，其实也有一个喜欢欣赏小脚的时期。你们都还记得辛狄瑞拉水晶鞋的故事吧？一个小女孩，从小跟着后妈和两个姐姐长大，后来这个小女孩跟她的白马王子幸福地邂逅，可是，到了晚上12点，她必须要赶回家去，结果，因为急匆匆地往家赶，就把她脚上的水晶鞋跑掉了。第二天，王子因为喜欢她，于是就派人在全城找他的心上人，但是，王子靠什么去找呢？就是辛狄瑞拉丢掉的水晶鞋。可是，我们每个人立刻就会想到：凭一双水晶鞋为什么就能把他心中的最美的美女找到呢？显然，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双水晶鞋太大了，谁都不能穿，只有她能穿；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双水晶鞋特别小，全城只有辛狄瑞拉能穿。你们看，这不是就恰恰说明，对小脚的欣赏，在全世界我们都可以找到知音吗？不过，其中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别的民族也无非就是随便说说，但是并没有诉诸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无法做到，但是中国就不然了，干脆不惜以人为的、摧残身体的方式来得到。无疑，就像身高、瘦身、细腰一样，这也是一个审美的误区。换句话说，对于小的东西，人们往往会比较喜欢，小猫、小狗之类的，都是如此，开个玩笑，连宝贝都是“小宝贝”比“老宝贝”要更受欢迎吧？因此，喜欢小脚也是正常的，可是，倘若以逼迫天下的女性缠足的方式得到，岂非太残酷太残酷？所以，在人类的审美意识成熟以后，就一定会摈弃这样一种看法。

不过，从身高、瘦身、细腰讲到小脚，毕竟还是远了一点，好像今天来的中老年听众比较多，那我们不妨就谈谈中老年更关心的问题吧。旅游，应该是中老年人更关心的吧？而且，爱旅游当然也就是爱美的具体体现。可是，爱旅游是否就知旅游呢？爱美是否也知美呢？还是不一定啊。

例如，很多人的旅游其实却只是照相机旅游。千辛万苦，还花了很多钱，也跑了不少地方，可是，却似乎就是为了自己身上背的那架照相机的，不是人在旅游，而是照相机在旅游。回想一下，往往就是到了一个景点，大家就轮番拍照，拍完照呢？抬腿就走人了。我经常就想在想，我们能否提个建议？我们是否尝试尝试不带照相机的旅游呢？说一句比较隐私的话，我出去旅游就不太喜欢带照相机，因为我觉得，拍不拍照，包括带不带照相机，真的不是旅游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是你的照相机你早就随身带上了，这就是你的眼睛，难道你的眼睛不就是照相机吗？你为什么不让你的眼睛去看，而让你的照相机去代替你的眼睛去看呢？旅游却偏偏不带眼睛，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当然，旅游却偏偏不带眼睛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还是根本就爱美而不知美，有“眼睛”而没有“眼光”。比如说，看山要看什么呢？当然是山头。登山为什么一定要登到山顶呢？这当然是有其美学道理的。山，就是要靠它的高度，靠它的惊、奇、险来取胜。所以，登山一定要登到上面，最好不要动辄坐缆车。有些人在山脚下溜了一圈，然后说，你们爬吧，我不想爬了，然后在宾馆里关起门来，打上几圈牌，等登山的人回来，就一起打道回家了。那就更不可取了。又如，看水要看什么呢？当然要看脚。这也就是说，看水不要到处跑。有些人在河边像在山上一样转来转去，爬高上低的，这就是不知美的表现了。在将近20年前，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喜欢写散文的业余女作家，她到南京来，一天下午，她说要去玄武湖，我说需要我陪你去吗？她说不用。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问她，今天去了玄武湖的什么地方呀？她说，我就在玄武湖的一个我认为最好的地方坐了一下午，闻言我就在心里惊叹，这真是一个爱美也知美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水是要“品”的。看水千万不能跑来跑去，而要坐下来静静去品。人们常说，“游山玩水”，山要游，水却要玩，这实在是很有道理啊。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看亭子要看什么呢？不少的人出去旅游，看见一个亭子，就会说：太好了，进去乘乘凉、歇歇脚吧。可是，中国的亭子主要却不是用来歇脚的，那么，亭子是什么呢？中医有穴位，对吧？中国的一个亭子其实也是景点的穴位。古人已经替你想好了，凡是有亭子的地方，那就类似古人替你想好了的摄像机的镜框。你注意从那个角度看下去，景色肯定是气象万千，特别美丽。而就这个亭子本身而言呢？我们要看它的什么呢？要看亭子的飞檐。西方的建筑，我们还可以去看它的柱子，那些大理石柱，实在是雄伟瑰丽，可是我们中国是木建筑，没有什么大理石，所以柱子也就没有什么可看，那么，可看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是飞檐。有一句古文，在座的一定都很熟悉，“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这是《醉翁亭记》里的话，好好的亭子，怎么就“翼然”起来了呢？当然是靠它的飞檐，因此它才显得飞动、显得充满了生命活力。还有，那么看瀑布要看什么呢？李白有首诗，“飞流直下三千尺”，试问，李白为什么非要写“直下”呢？而且还要加上“三千尺”呢？这说明，李白不但爱美而且知美。因为瀑布真正给我们以美的感召、给我们以美的魅力的，就是它那种凌空而下的气势。所以，要看瀑布一定要看它的气势。最后，有人可能已经想到了，很多景点都有清泉，那么，看泉水要看什么呢？我有一次带着我的学生到安徽去旅游，我的学生们的车在前面，我的车在后面，一次，他们从前面打来电话说，“潘老师，前面有一泉清水，特美，你也快点过来吧！”结果，等我一去，发现我的几个学生正在里面洗脚呢，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各位，看泉水，就是要看它的“清”。中国不是有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吗？可是我们如果不去欣赏它的清新，偏偏以为这就是个洗手绢地方、洗把脸的地方，甚至是洗你的臭脚的地方，那就一切都完了，那泉水的全部的美就都被我们“洗”掉了。

综合上面所说的，相信各位都已经发现，尽管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爱美之心”毕竟只是一个良好的动机，这良好的动机要得以实现，还是需要准确的把握与正确的行为的。而这就需要，不但爱美，而且知美，从美“是什么”到美“为什么”，都能够有所了解。

限于时间的关系，而且也由于我的目的只是指出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在这里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详尽解答山水亭瀑和泉水的美的“为什么”。可是，我估计大家一定还是希望我的讨论能够有所深入，也能够对答案有所解释、有所触及。那么，现在不如这样，我就选择一个小问题来具体解释一下，以便举一反三，使得各位对于我所讨论的问题能够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东施效颦”。这是一个各位都很熟悉的故事。各位必须有所了解的是，中国的很多成语都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审美观的凝聚与沉淀。例如“卧薪尝胆”，我经常说，那是一个出自最最丑陋的价值观的故事；例如“铁杵磨成针”、“笨鸟先飞”，我也经常说，那都是非常错误的学习方法。“笨鸟先飞”？飞完了一落地，不还是“笨鸟”一个吗？首先要做的不是“先飞”，而是不再是“笨鸟”啊，否则，你准备天天先飞吗？那还不几天就累死了？还有一些甚至是历史的折射。例如“拔苗助长”、“郑人买履”、“刻舟求剑”，其中的人物背景都是郑人宋人，不知道各位是否想过？当时为什么一讽刺就是郑人宋人呢？原来，这些国家都是当时已经没落了的贵族小国，所以，才沦为被蔑视、被取笑的对象。“东施效颦”的故事，也是国人对于“臭美”者的蔑视与取笑。我一直觉得，应该为东施平反。其实我们实事求是地想想，就不难发现，东施，其实正是一个美的追求者，对不对？试想，如果一个女孩儿在追求美的时候不犯错误，那么，她能够最终追求到美吗？不可能的啊！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女士们也开始了化妆，可是她们走出去后你一看，呵呵，都是“妖魔鬼怪”，为什么呢？状化得太重了，都是像演出一样地化状，可是，一走到街上，被太阳一照，那整个儿就是一个不堪入目啊，但是，任何人都知道，倘若不经过这个阶段，也就没有今天的成功。现在的女士们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化妆技术，都已经到了化了妆你根本看不出来的地步。可是，她们的进步又是靠什么换来的呢？难道不是靠错误吗？但是，从古代中国，开始，就有一个很不好很不好的恶习，就是喜欢讽刺那些美的追求者。我们会送这些美的追求者一个绰号，叫臭美。美竟然可以是臭的，这真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全世界都是对美是供奉惟恐不及，可是在中国有些人却不以美为美，而是以美为丑。东施的命运就是如此，一个追求美的女孩儿竟然被中国人嗤之以鼻，竟然被取笑。其实，我们必须强调，追求美无罪也无过。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美的自由，因为追求美就是追求人类的向前向上。就是追求人类的生命进化。它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要知道，适者只能生存，只有美者才能优存啊。

不过，如果反过来的话，那我也要问，可是东施身上究竟有没有一点儿东西又确实值得批评呢？要我说，也还是有的。其实，问题不在于她有臭美之心，而在于她只有爱美之心但是却没有爱美学之心。“爱美”是不错的，应该表扬，但是她却不爱美学，这却应该批评，因为，这正是她犯了错误的根源。为什么呢？下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前面我曾经讲过，人的眼睛在看对象的时候，只要是上下两等分的，就一定是符合黄金分割的，才会看上去舒服，也才会被称之为美，其实，人的眼睛在看对象的时候，只要是左右两等分的，就也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一定存在着一个十度的夹角。这正是人类眼睛的进化。所以人的眼睛和动物的眼睛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人的眼睛喜欢看曲线，而动物的眼睛喜欢看直线。由于进化的原因，人的眼睛看见弯曲的东西就很舒服，可是看见直直的东西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才说，曲线是美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曲径通幽处”，这就是说，只有“曲径”，才能“通幽”，也就是通向美啊。显然，东施所遇到的问题，无非也就是一个“曲线”“通幽”的问题。

而东施的“颦”也就在这里。人家西施也没有学过美学，但是她有爱美之心，而且她的形体也很帮她，她的容貌更是很帮她。那一天，她的身体不好，应该是心口疼吧?于是，她不知不觉地就一边走一边捧住了心口，所谓“西子捧心”，当然，这样的动作可以减缓她身体的痛苦，但是，在无意之中，她也就给我们摆了一个最标准的“S”造型。

你们可能都应该很熟悉，对于女性来说，她的姿态如果能够给人以美的印象的话，那就一定应该是呈现为一种“S”形的。比如说，全世界的女性里哪个民族的女性姿态最美？当然是日本女性最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本女性的着装很特别，她们穿的是和服，也就是因为她们穿的是和服，她们的身体就被紧紧地包裹在里面，结果，她们就相当于在一个很小的平台上频频挪步，这当然是一种小碎步，而这样一来，她们的臀部就不得不款款摆动，于是，她的身体就呈现为一种最美的“S”形。日本女性的姿态最美，道理就在这里。相反的例子是日本的男人，在电影里我们看到，日本的男人走路往往故意甩着走。为什么呢，他不是不懂美学，可是他更懂反美学。这也就是说，日本的男性也知道怎么走是美的，但他却绝对不肯这样走，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走法实在是太女性化了。所以，他们就故意用破坏“S”形线条的办法，专门走出直线条。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强调：我是男人，我不愿意像女人那样去扭出那种“S”形的线条。就好象我们班上的通讯去照相，你们会发现，女生一照相就不由自主地要摆个姿势，而男生照相时却一般不敢去摆姿势，对不对？如果哪个男生敢摆个姿势，那么，“忸怩作态”这四个字可就是送给他的了啊。

东施的错误无疑也就在这里。要知道，东施长得并不丑。你们可能觉得，东施长得一定很丑，我绝对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她如果竟然是长得很丑的话，那么她肯定是不敢向西施挑战的。我们在生活里也没有见到过这种丑女向美女挑战的情况，对不对？因此，东施的容貌应该是接近于西施，甚至可能是在村子了排名第二，因为不服气，她才会频频注意西施，也才会去学习西施。我看到国内拍的《西施》电视剧，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拍得很好，在越王把西施送给吴王的时候，顺便把东施也送去了。这说明编剧们、导演们也认为东施的姿色应该是接近于西施。要不然，在把西施送去的同时为什么要把东施也送去呢？可是，既然东施并不丑，那么为什么她一旦学“西子捧心”，竟然就落下了千秋笑柄呢？在我看来，原因就在于，她的身材一定不太出色，甚至可能是比较胖。我们在讲美学时候就会讲，在容貌、身体的方面起码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要“扬”，一个则是要“抑”，所谓“扬”，就是要发扬你的优点，所谓“抑”，就是要隐藏你的缺点。我觉得，东施很可能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就是，张扬了自己的缺点。她一看，西施捧心的动作挺好看，走出了“S”形，意识，她也来“S”一下，可是没有想到，她那个身材根本不能“S”不了。一旦“S”，就会把原来就存在的缺点大大地突出出来，结果，西施捧心就捧出了美，东施捧心却捧出了丑。

一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我就讲了这么多，我想，你们应该已经在这个故事里有所启发了吧？我们不但要爱美，而且要知美，不但要知道美“是什么”，而且要知道美“为什么”，不但要知其所然，还更要知其所以然啊。

二

其次，我还想讲一下知其“所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去理解美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例子。

前一段我看见报纸有一个报道，说是我国首部区域性貌美人群美丽标准计算机评价系统出炉。这个系统以山东省千余名高校佳丽和职场白领为样本，形成了一套“美女指标”：眼裂高宽比29~42%，鼻高41~53毫米，唇高16~24毫米。（参见《济南日报》9月26日）你们是不是也看到了？对于这个标准，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真有点哭笑不得。当然，希望弄出一个什么美女标准的也不仅仅是山东的这个课题组，而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地方，比如我最近就看到另外一个报道，说是奥运会为了选奥运小姐也弄出了个什么什么标准，不过，这次奥组委的反应倒是很快，他们赶紧出来否认说，我们没有弄过这类标准，我们只弄了一个身高、年龄之类的标准。当然，奥组委究竟弄没弄这样的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关注这样的标准，或者说，为什么这样的标准只要一出炉就会引起高度的关注？

看来，在很多人看来，美一定是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标准的。

可是，一切的失误却恰恰就从这里开始。

我经常在强调两句话，我一直觉得这两句话应该就是学习美学的敲门砖。

第一句话是，审美不是选美。“选美”或许是有标准的？但是，“审美”一定是没有标准的。换言之，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美，更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美的标准，我们无非是把我们愿意欣赏、愿意接近的东西称之为美，而把我们不愿意欣赏、不愿意接近的东西称之为不美——也就是丑，如此而已。所以，审美是绝对不可能存在什么标准的。比如黄山，黄山当然是美的，这是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可是，黄山为什么是美的呢？是因为符合了什么美的标准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我们人类崇尚创造、创新，我们人类也从进化过程中知道了对称、比例、多样统一等对于自身和世界的重要意义，因此，当我们在生活里看到了这样的对象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愿意欣赏之、也愿意接近之，而黄山在这样的对象里，无疑应该是其中之最，也因此，我们也当然最愿意欣赏之、也最愿意接近之，而这也正是我们把黄山称之为美的唯一原因。因为，我们在黄山身上，看到了最想看到的一切。美女也是一样，美女当然是美的，这也是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可是，美女为什么是美的呢？是因为符合了什么美的标准吗？如果是为了上镜、为了配合模特的T型台，那我们无疑应该承认，还是存在一定的标准的，比如，比较上镜的脸一定要比较小，要巴掌大小最好，如此等等，模特的个子一定要高，最好在1，78米以上，如此等等，可是，如果是在生活里，那我们就一定要说，美女之所以美，绝对不是因为符合了什么标准，而只是因为我们人类崇尚创造、创新，我们人类也从进化过程中知道了对称、比例、多样统一等对于自身和世界的重要意义，这样一来，我们一旦在生活里看到了这样的对象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愿意欣赏之、也愿意接近之，而美女在这样的对象里，无疑应该是其中之最，也因此，我们也当然最愿意欣赏之、也最愿意接近之，而这也正是我们把美女称之为美的唯一原因。因为，我们在美女身上，看到了最想看到的一切。

而这也就顺利成章地要提到我的第二句话了。我的第二句话是，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这当然是在直接地以美女为例来解释审美活动的奥秘了。还接着上面的话来说，什么是美女，是因为她符合了某些模式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欣赏之、也愿意接近之。说得再具体一点，究竟什么样的女性才是美女？作为一个美学教授，在不同场合，我会经常被人问及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永远是三个——

最通俗的回答是：儿童的头脑、少女的身体、天使的容貌、魔鬼的聪慧。

比较不那么通俗的回答是：每一次看到她，你都吃惊地发现，她竟然比上次更美丽。

最不通俗的回答是：不但有美丽的眼睛，而且要有美丽的眼神。

而为了把我的想法讲清楚，在这里不妨借用一句法国人孟德斯鸠的话，他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可以以一种方式显得美丽，但更可以以十万种方式显得可爱。在这里“十万种方式”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儿童的头脑”、“魔鬼的聪慧”、“比上次更美丽”、“美丽的眼神”，就都属于这“十万种方式”。 就以“儿童的头脑”而言，哪一个真正的美女不是纯洁如儿童、也单纯如儿童、更娇憨如儿童？可是又有哪个男性会不由衷喜欢这儿童般的纯洁、儿童般的单纯、儿童般的娇憨？再以“魔鬼的聪慧”为例，“魔鬼”，在这里并不是指的美女的品质，而是指的美女的性情，所谓“狐狸精”者是也，任性、撒娇、多变、喜怒无常但是又冰雪聪明，这应该都是美女的家常便饭了吧？可是，如果缺少了这一切，美女还成其为美女吗？难道，不正是因为在这个女性的“可爱”中我们看到了我们最愿意欣赏的和最愿意接近的，所以，我们才称之为美女吗？否则，又怎么会有“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样的经验之谈呢？

要讲美学的知其“所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却偏偏绕了这么远，当然不是因为我不懂得突出重点，而是因为这个美学的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很复杂，而且很艰难，古今中外的大美学家因此而落马跌跤的也不止千百，而中国当代的美学家则应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至于一般的美学爱好者，那就更是几乎完全都无法弄得明白了。

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美的客观性问题，

回头想想，不难意识到，为什么会有人不辞辛苦地弄出一个什么美女标准呢？无疑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会说上两句反映论之类的套话，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是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由此推论，美当然就是客观的。而既然美是客观的，那当然也就是一个可以去认识的对象，而一个可以去认识的对象，也就一定是可以总结为若干标准的。在这个意义上，弄出一个美女标准来，不是非常可以理解吗？可惜的是，就美学的问题而言，美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的审美活动也并非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之类的话，不能简单地套用在美学问题的思考上。

美学的知其“所然”但是却不能知其“所以然”，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而所有的美学误区，应该说，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简单地说，美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换一句话说，上山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黄山的美却不是客观存在的；女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美女却不是客观存在的；眼睛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眼神却不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一切却又真的很难说清楚。就以西方的美学家来说，就几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例如希庇阿斯，他就曾经把美说成是一位“漂亮的小姐”、一只“美的竖琴”、一匹“漂亮的母马”、一个“美的汤罐”， 以至于苏格拉底不得不指出他的逻辑错误，说他把美的事物当成了美本身，苏格拉底无疑是对的。而毕达哥拉斯则说“美是和谐”， 亚里士多德干脆宣布“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与明确”，还有西塞罗，他认为，“美是事物各部分的适当比例，加上颜色的悦目”， 笛卡尔也指出“美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协调与适中”，还有大阿尔伯特和培根，前者说“美是优雅的匀称”，后者说“美的精华在于文雅的动作”，诸如此类，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看法，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概括一句，不论他们的看法如何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总之把各类美的载体误认为美本身，而他们的共同误区则是把对于的美载体的探讨误认为是对美本身的探讨。因此，他们滔滔不绝地说了千年，可是，美的额问题还是云里雾里，始终没有一耳光公认的回答，因此，也就难怪柏拉图要有那句著名的感叹了：“美是难的”！

那么，美到底存在于何处呢？

苏东坡就曾经问过这个问题。苏东坡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东坡真是个千古第一的聪明人，他发现，审美活动真是非常特殊，按照通常的想法，人们会觉得，美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的审美无非就是对于美的反映。可是东坡却深表怀疑。他以悦耳的“琴声”为例，问道：悦耳的“琴声”如果是来说来自琴本身的，那我吧琴放在琴盒里为什么就没有悦耳的“琴声”呢？那么，就是来自弹琴的指头？于是，他再问道：如果说是来自弹琴的指头，那我就可以不要琴了，只在我的手指头上听不就可以了吗？可是，我为什么却听不到呢？

更有意思的是西方的几位大作家。高尔基是俄罗斯的大作家，他自己就曾经回忆说，第一次读小说的时候，他就非常奇怪，明明我看见的只是文字，但是为什么偏偏就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呢？到底是什么感动了我？于是，把那本书拿到阳光下面去照，他希望看到字里行间，或者是干脆透过文字看到背后，他要看看到底存在着什么东西，当然，他什么也看不见。海涅也很有意思，他是德国的大诗人，在看《堂吉诃德》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读，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朗读的时候，附近的小鸟啊树木啊花草啊等等，都会为之而动容。可是，他看到的毕竟只是文字呀，为什么会如此？他觉得很奇怪。德国还有一个大诗人歌德也有同样的感受。歌德看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后，说，他几乎仅仅只是那么随便看了几眼，可是就被莎士比亚折服了，就好象一个盲人，由于神的手一指，就突然得见天光。于是，眼睛就突然亮了起了。他还说，他看了莎士比亚的书以后，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有了手和脚——其实，也就是有了精神的眼睛和四肢。可是，他看到的还毕竟只是文字呀，为什么会如此？他也觉得很奇怪。西方还有一个最著名的音乐家帕格尼尼，他小提琴拉得特别好，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他怎么只要一碰琴弦，流淌出来的声音就那么优美？而别人一碰琴弦，碰出来的声音却就就像据木头、杀鸡一样的难听？当时有个神父特别认真，在帕格尼尼临死的时候还是苦苦地逼着他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帕格尼尼就幽了一默，告诉他说，因为我的身体里面有魔鬼在指挥。这本是开玩笑，可是，那个神甫却当了真，他被吓坏了，说，帕格尼尼竟然和魔鬼打交道！结果，在帕格尼尼死了以后，这个神甫说什么也不准他入土安葬。过了几十年，在神甫死后，他的亲属才得以把帕格尼尼安葬。

由此看来，美存在于何处，绝对不像人们不假思索地给出的答案那样简单，换句话说，美显然不是客观存在。在这个方面，我建议你们要都来一个“哥白尼式的转换”。 哥白尼，你们一定都熟悉吧？在他出现之前，人类都以为地球是中心，太阳只是围绕着地球旋转而已，可是，哥白尼却纠正说，地球不是中心，而且，应该是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美学的问题也是一样，事实上，不是人围绕着美旋转，而是美围绕着人旋转。没有人，也就没有美，是人的审美需要造就了美，而不是事先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美等待着人去反映。

可是，这个时候一定已经有人忍不住要提问了，那么我们在审美活动中看到的是什么呢？例如黄山，例如西湖？难道它们不是早就存在在那里的吗？而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当然不是。黄山、西湖当然是早就存在在那里的，可是，那只是美的载体，而不是美本身。黄山、西湖的美，是并不在我们的审美活动之前和之后而存在的。在这里，我们不妨想一想人们经常讲的那几句话：

钱可以买到“房屋”，但是却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药物”，但是却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娱乐”，但是却买不到“愉快”； 钱可以买到“书籍”，但是却买不到“智慧”； 钱可以买到“身份”，但是却买不到“尊敬”； 钱可以买到“伙伴”，但是却买不到“朋友”； 钱可以买到“奢侈品”，但是却买不到“文化”； 钱可以买到“权力”，但是却买不到“威望”； 钱可以买到“服从”，但是却买不到“忠诚”； 钱可以买到“身体”，但是却买不到“灵魂”；

这里的 “房屋”、“药物”、“娱乐”、“书籍”、“身份”、“伙伴”、“奢侈品”、“权力”、“服从”、“身体”，就相当于前面讲的黄山、西湖，而这里的 “健康”、“愉快”、“智慧”、“尊敬”、“朋友”、“文化”、“威望”、“忠诚”、“灵魂”，则相当于黄山、西湖的美。

显而易见，审美活动的全部的“所以然”，就蕴含在这里。不过，要全部讲清楚，却还要容我细细道来。

在审美活动的“所以然”方面，我想讲三个问题的问题。

首先，在人们进行审美活动之前。并不存在着一个审美的对象。

这个问题还是接着上面的问题讲的。之所以不惜郑重重复，当然是因为这个问题对于知审美活动的“所以然”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审美活动之前，就已经有美的存在，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眼见却并一定为实，就像水中的筷子，看上去是弯的，可是实际却并非如此。因此，事实并不一定等同于真实，何况本质往往是深藏在现象后面的，也往往并不与现象一致。在审美活动之前就已经有美的存在，就是一个假相，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否认，在审美活动中客观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送朋友礼物的时候，你会送玫瑰花，也会送别的什么，但是，你却肯定不会送癞蛤蟆。由此可见，客观因素毕竟还是重要的。再看看王安石的一首诗，这首诗叫《南浦》，其中有这样两句：“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你们看看，“有新诗”的前提毕竟是需要“物华撩我”啊，不过，话毕竟又要说回来了，“物华”只是“撩我”，可“物华“毕竟却不是美啊。

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千年之中，一代又一代的美学家家竟然大多毫无察觉，他们往往就是干脆就把假相当做了真实。因此，他们的美学研究往往也就是从美是客观的开始，结果，一切一切的而结论也就因此而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或者是建立在沙滩之上，显然，他们是在正确地做事而并非做正确的事。

事实上，在审美活动之前，在审美活动之后，美都并不存在，美，是在审美活动中被创造出来的。

我要强调一下，这是我们要对审美活动知其所以然的关键。而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美看成是具有价值的物，而是转过来，把美看成是对物的价值评价。换言之，就外在世界而言，当他显示的只是它自己“如何”的时候，是无美可言的，而当它显示的是对我来说“怎样”的时候，才有了一个美或者不美的问题。因此，客观世界本身并没有美，美并非客观世界固有的属性，而是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属性。也因此，客体对象当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客体对象的“美“却是一定要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它只是客体对象的价值与意义。当客体对象作为一种为人的存在，向我们显示出那些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价值特性，当它不再仅仅是“为我们”而存在，而且也也“通过我们”而存在的时候，才有了美或者不美的问题。英国有个美学家叫杜威，他就曾经说过：美“严格说来，这是一个情感的术语，……当我们被一片风景、一首诗或一张画以直接而强烈的情感所控制时，我们会激动地喃喃低语或叫道‘多美啊’”。确实是这样，客观世界并不依赖人而存在，因此当它显现为美的时候，一定是审美活动的结果。没有审美活动，也就没有美。美是审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审美活动的原因。

我们来看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象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是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象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你们是否注意到了？朱自清先生写的是“荷塘月色”，可是却不是客观的“荷塘月色”，你们看，在他的眼睛里，“月光”竟然会“如流水一般”，试想，在动物的眼睛里，“月光”会如此吗？而且，还“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月光”怎么会“静静地”？“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动物能够看到“仿佛在牛乳中洗过”的“叶子和花”吗？显然， “荷塘月色”当然是自古就存在的，而且在动物和人的眼睛里都是一样的，但是，“美丽的荷塘月色”呢？难道也是自古就存在的吗？难道在动物和人的眼睛里也都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在动物那里当然不是，在原始人那里也当然不是。那么，“美丽的荷塘月色”存在于何处呢？不正是存在于那些愿意欣赏之、愿意接近之的人们的心中吗？朱自清先生无疑就是这些人的一个代表。人人心中有之，可是，却人人笔下无之，只有有待朱自清先生的生花妙笔，这一切才得以诉诸实现。

法国有一位美学家，杜夫海纳，他也举过一个例子，“谁教我们看山呢？圣维克多山不过是一座丘陵。”圣维克多山位于法国南部塞尚家乡的附近，塞尚晚年隐居于此，并且画了一幅名作，《圣维克多山》。结果，圣维克多山因此而成为一座名山。本来，圣维克多山不过是一座丘陵，但是在塞尚的画笔下，这座平淡无奇的丘陵却从默默无闻中挣脱出来，成为一座令人趋之若骛、留连望返的名山。那么，是“谁教我们看山呢”？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吗？凡高疯狂描绘的“阿尔的麦田”也是如此，本来，“阿尔的麦田”不过是一片麦田，但是在塞尚的画笔下，这片平淡无奇的麦田却从默默无闻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片令人趋之若骛、留连望返的麦田。那么，是“谁教我们看麦田呢”？难道不也是我们自己吗？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欧阳修在《岘山亭记》中说过：“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门者，岂非以其人哉。”“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岘山，位于湖北省襄阳县南，原本也平淡无奇，但是在晋与吴武力相的时候，常常要倚仗荆州，却成为军事重地，而羊祜、杜预二人也相继镇守在这里。由于他们的功劳业绩和仁义品行，岘山也因此而名传后世。很有意思的是，传说羊叔子在登上这座山的时候曾经很有感慨地告诉他的部下，他说，这山一直矗立在那里，而前世的名人都已泯灭无闻，因此，羊叔子自己也十分悲伤。然而，他偏偏没有想到，这座山却因为有了自己才真正在人们的心里矗立。你们看看，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在羊祜、杜预之前，岘山也“不过是一座丘陵”？

前面讲的都是美学家的看法，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已经有所意识了。我们来看一个科学家的例子。玻尔，这是个大物理学家，你们一定都知道他的。有一次，他在访问克伦堡的时候，就也曾对海森堡谈过类似上面的看法。他说：“凡是有人想象出哈姆雷特曾住在这里。这个城堡便发生变化，这不是很奇怪吗？作为科学家，我们确信一个城堡只是用石头砌成的，并赞叹建筑师是怎样把它们砌到一起的。石头、带着铜锈的绿房顶、礼拜堂里的木雕，构成了整个城堡。这一切当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被哈姆雷特住过这样一个事实所改变，而它又确实被完全改变了。突然墙和壁垒说起不同的语言……”“这一切当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被哈姆雷特住过这样一个事实所改变，而它又确实被完全改变了。突然墙和壁垒说起不同的语言……”你们仔细品味一下，大物理学家玻尔的感受是多么的真切？不妨再套用前面的话，我们是否还可以说，在哈姆雷特之前，克伦堡也“不过是一座城堡”？

因此，我们可以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做一个这样的简单总结：美是对象的价值属性，而不是对象本身。审美活动是人与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意义关系，它所涉及的不是对象，而是对象的价值属性。客体的某种符合了人的根本需要的价值属性，就是美，也因此，这一客体也就是美的。难怪庄子会说：毛嫱、西施都是绝代美女，可是鸟看见她们会飞走，麋鹿看见她们会逃跑。原来，就是因为鸟和麋鹿与她们之间无法建立起一种意义关系，也无法对她们的价值属性加以评价啊。而中国的柳宗元也曾经说过：“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至于“人幽想灵山，意惬怜远水”（高适）、“客恨厌山重，归心喜流顺。”（张佑），其实也是对于彼此之间的意义关系的关注。

大词人李清照曾经举过一个十分精彩的例子。她有一首词，你们一定都不陌生。这首词写的是什么呢？李清照这个人很怜惜花花草草，可是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小雨，她有点怕第二天外面的花花草草会被雨打风吹而凋零，就专门喝了点酒，想一觉睡过去。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等她酒醒残梦，终究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她就问她身边的丫鬟，也就是那个“卷帘人”，外面下了一夜的雨，那海棠花的情况怎么样？可是她的丫鬟是怎么回答她的呀？“海棠依旧”。也就是说，花还是花呀，红红的开在那里，没有什么变化呀。可是，李清照却说，不对，肯定不是这样，你再去看看，我猜测，那海棠花一定已经是“绿肥红瘦”。你们看看，在这里，一个是“海棠依旧”，一盒却“绿肥红瘦”，为什么会有不同？还不是因为一个只是对对象，一个却已经是对象的价值属性？

换言之，这里存在着一个“眼睛”与“眼光”的不同。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是一样的，看到的东西应该也是大同小异，可是，所有的人的“眼光”却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所看到的东西也就大不相同。显然，美与“眼睛”无关，但是却与“眼光”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鲜花的美。

鲜花是美的，在所有的地方，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应该是都没有异议的。可是，是从来就如此吗？当然也不是，比如，在原始社会的时期，就并不认为鲜花是美的。在原始游牧社会的时候，因为生命异常艰难，也非常紧张，因此，对于生命的那样一种享受的感觉也就完全没有被培养起来，与此相应，对于生命的那样一种享受的“眼光”也同样就完全没有被培养起来，因此，对鲜花也就没有任何不同的感觉。我们知道，“花是红的”，这是鲜花的客观属性，不难想象，在原始游牧社会的人的眼睛里，应该是与在我们今人的眼睛里所看到的都完全一样，但是，“花是美的”就不同了，这就只有那些有“眼光”的人才可能看到。显然，这一点也恰恰与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一切彼此一致。在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因为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也不那么紧张了。于是，享受生命的意识也就开始成熟了。这个时候，生命意识就被分成了两种。一种是游牧社会的生命意识，一切只追求结果。每逢“月黑”，我看见的就必定是“杀人夜”；每逢“风高”，我想起也肯定是“放火天”；还有一种，却是农业社会的生命意识了，那就是对于生命过程的关注。

在古希腊阿尔卑斯山口，古希腊人就曾写了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慢慢走，欣赏啊！”就是说，不要事事都急于去追求结果，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死亡，那，又有什么好追求的呢？因此，不如转过身来去欣赏生命的过程。而中国的李白，也有这样一句名诗：“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我一直说，这是最好的美学，也是最好的人生的写照。美好的生命，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在于永远地停留在长亭短亭之间。

西西弗斯的故事也是如此。西西弗斯触怒了上帝，于是被罚推石上山，他要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顶的另一边，但是，在他每次把大石头推到山顶的时候，这块大石头都会再滚下来，于是，西西弗斯只能不断地重复、不断去推石上山。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十分残酷，也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揭露得淋漓尽致，可是你转念想想，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实际人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无非是兢兢业业地去把每一次的推石上山的任务都完成得十分精彩。

显然，正是这样的一种对于生命的发现，让我们有了一种不同的眼光。而从“花是红的”到“花是美的”，也正是出自这样一种眼光。其实，从客观的角度说，鲜花只是植物的生殖器，从这个角度，本来人类是很难关注到它的，可是，鲜花为什么会被人类如此地欣赏呢？其实，就是因为人类注意到了开花结果之间的根本不同，并且由此联想到了生命的根本不同。于是，鲜花也就成为人类美好生命的象征。

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成语，叫做“拈花微笑”，这个成语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吧？在我看来，在这个成语的背后，蕴含的也是对于鲜花的美学理解。这个成语说的是，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正要开始说法的时候，，大梵天王来到了座前，他向释迦牟尼献上了一朵金色波罗蜜花。然后就下去坐在了最后的位子上，准备凝神静听释迦牟尼的说法。很有意思的是，释迦牟尼接过了鲜花之后，却一言不发，只是拈起这朵金色波罗蜜花给各位弟子去看。这下子，大家可就都茫然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唯有十大弟子中的摩诃迦叶在下面会心地一笑。于是，释迦牟尼对大家说：“我有正法眼藏，涅般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现在，我把这无上的大法，付托给摩诃迦叶。”你们看看，这是不是很有点高山流水的味道？一边是拈花，一边是微笑，那么，其中的奥秘何在呢？就在于彼此对于生命真谛的洞察。人生的真谛就是要永远快乐地生活在过程里，而不要过多地去关注结果。只有过程才真正的人生。这就是他们对于人生的领悟。而鲜花的美，也正是他们因此而与之建立起来的一种价值关系。所以，师傅一碰鲜花，大徒弟在下面就会会心地微笑。

而这，也就是美之为美的“所以然”。

讲到这里，再回过头来看看苏轼的那首诗，我相信，你们的想法已经有所不同了。在这方面，与苏轼同时代的欧阳修对苏轼的那首诗所作出的回答，应该是能够代表我们现在的想法的。

音如石上泻流水，

泻之不竭由源深。

弹虽在指声在意，

听不以耳而以心。

对苏轼所提的问题，欧阳修回答说，“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气象万千的美为什么会像石头上的流水一样源源不断的流淌呢？当然是因为它的源头很深，那么，源头又在哪里呢？你们注意看欧阳修的回答：“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这也就是说，美并在于外在的客观世界，而在于主体对于客观世界的价值评价。这就叫：“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

下面来看从知其“所然”到知其“所以然”的第二个问题：人们之所以进行审美活动，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根本需要。

这个问题还是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人们会误以为在进行审美活动之前就存在着一个审美的对象呢？就是因为误以为审美活动只是一种反映活动。例如旅游，我在前面批评过，很多人都是照相机在旅游，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跟我们的错误的美学观念就没有关系吗？如果不是先误以为审美活动是认识活动，如果不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拼命地去煞有介事地分析这个对象为什么美、那个对象为什么美，以至给学生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美是先于我而存在的，我们所能够做的也必须做的，也无非就是去反映它，那我们又怎么会如此看重对于审美对象的拍摄呢？

顺便说一句，“美学热”为什么会衰落下去？其实，除了诸多客观的原因以外，其实无可避讳，也还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很多教授在美学课上把学生讲跑了。本来，学生一听说是美学课，兴致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的学科在所有的学科里毕竟还是最幸运的，因为我们摊上了一个好名称，说起来，我们还真是要感谢日本人，把西方的“感性学”转换为这么美丽的学科名称。何况，还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惜，只要上个几次课，这些热情的学生就坚持不住了。原因很简单，我的这些同行都是在用西医分析人体的办法来分析美，可惜，人人都有审美经验，因此马上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你们想想，这样一来，学生还能不兴趣索然吗？这样一来，他们不逃跑才怪呢！

事实上，审美活动不是一种认识活动，而是一种评价活动，它出之于生命的内在的根本需要。在这方面，我经常借助于中国的一句话来说明，我经常说，在中国，第一句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臭美”，第二句，则是我现在就要引用的，就是：“找对象”。其实，“对象”也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另外一半，而且还一定是更为美好的那一半，可是，为什么要用“找”这个字呢？说明这个“对象”在生活里并不存在，而需要去苦苦寻找。这样，联系中国还喜欢说的那一句“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就不难想到，所谓“找对象”，其实也就是找到理想的自己，你们还记得吗？《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见到林黛玉时候是怎么说的？“这个妹妹我曾见过”，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就见过林黛玉呀，原来，是他自己心里先有了一个理想的对象，而林黛玉一旦出现，他才欣喜地发现，“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她啊”。现在各位回想一下，你们自己的恋爱经验是否也是这样？我要强调，这个思路极为重要，因为审美活动其实也就是在“找对象”，区别只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对象”只能有一个，而审美活动中的“对象”却可以是无数。而为什么人类非进入审美活动不可？在清除了审美对象先于审美活动而存在这一“误区”之后，我们也就进而可以知道，原因就在于：人类需要不断地“找对象”。

为了对于问题的讨论更加有益，我们不妨先不从对于问题的正面的讨论开始，而是先来从问题的反面开始讨论。

按照传统的说法，美是客观的，可是，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人类的审美活动就是可以重复的，而且应该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结果我那全一致的。然而，实际上我们却看不到这样一种情况。例如，在不想“找”的情况下，“对象”竟然就不出现。中国古代有一句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诗人剖析自己说，我这几年为什么总是没有看到美丽的春天呢？为什么鲜花盛开的春天也不再美丽呢？我的“看花眼”跑哪儿去了呢？我眼睛当然还在，可是，我的眼光何在呢？后来，他给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是因为我的心情不对。我要不就是有病，要不就是忧愁。结果，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心情，也不想去“找”，结果春天的美也就没有出现。

更多的例子则告诉我们，不同的心情，会导致不同的对象的出现。陶渊明有一句诗，叫做“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猛一看，实在精彩，可是，其实这很难说还是一个人，尤其是很难说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完完全全已经就是一块石头啊。人的心灵无疑不能如此，它会对对象进行热处理，也会进行冷处理。所以，感觉感觉，不但要“感”，尤其是要“觉”；感情感情，不但要“情”，而且要“感”。 在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杜甫眼中的雨是什么样子呢？“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但是，在写《春雨》的时候，杜甫眼中的雨又是什么样子呢？“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还有一首著名的诗歌，你们一定也都熟悉：“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心境各有不同，奇妙的而是，雨，竟然也就不同。

显然，美并不是客观的，而是特定心态下的产物。在这方面，中国的几句俗话，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爱屋及乌”、“恶及余胥”、“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某些东西，本来只是“对方”，可是，在特定的心境下，却就成为了“对象”。可见，“对方”虽然是客观的，然而，“对象”却不是客观的。一次，苏轼跟一个和尚斗智。他问和尚，你看我像什么？大和尚看了他一眼，说，我看你像佛。然后，大和尚就问，你看我像什么？苏轼看了他一眼，说，我看你像一滩吃臭狗屎。那次，苏轼觉得自己回答得特别聪明。可是回去跟苏小妹一说，他的妹妹却不以为然，她说，老哥啊，今天你是惨败啊。你看世界是什么，那是因为你是什么。大和尚看你是佛，因为他心里有佛，你看大和尚是臭狗屎，因为你心里只有臭狗屎。各位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心境不同，“对方”因而也就成为了不同的对象啊，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有个男主角，叫安德烈。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几次邂逅了一棵老橡树。可是，由于心情的不同，这棵老橡树在他的眼里竟然就截然不同.

第一次：他在军队受了伤；妻子也去世了；想进行农庄改革，但是也不顺利：

他环顾四周，想道，“而且什么都放青了……多么快啊！无论是桦树、稠李、还是赤杨都已经开始……可是没有看见橡树，瞧，这就是橡树。”

路边有一株橡树。它大概比那长成树林的桦树老九倍，粗九倍，比每株桦树高一倍。这是一棵两抱粗的大橡树，有许多树枝看来早就折断了，裂开的树皮满布着旧的伤痕。它那弯曲多节的笨拙的巨臂和手指不对称地伸开，它这棵老气横秋的、鄙夷一切的畸形的橡树耸立在笑容可掬的桦树之间。唯独它不欲屈从于春日的魅力，不欲目睹春季，亦不欲目睹旭日。

“春季、爱情和幸福呀！”这棵橡树好像在说话，“总是一样愚蠢的毫无意义的欺骗，怎能不使您们觉得厌恶啊！总是老样子，总是骗局！既没有春季，也没有旭日，也没有幸福啊！你们看，那些永远是孤单的被压死的枞树还栖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伸开我那被折断的、被剥皮肤的手指，无论手指从哪里——从背脊或从肋部——长出来，不管怎样长出来，我还是那个样子，我不相信你们的冀望和欺骗。”

安德烈公爵在经过森林时，接连有几次回过头来看这棵橡树，好像对它有所期待似的。橡树底下也长着花朵和野草，但是它仍然皱着眉头，一动不动地，像个畸形儿屹立在它们中间。

　　“是啊，它是正确的，这颗橡树千倍地正确，”安德烈公爵想道。“让其他的年轻人又去受骗吧，不过我们是知道人生的，——我们的一生已经完结了！”由于这棵老橡树的关系，又有一序列绝望的、但都是忧喜掺半的思想在安德烈公爵的心灵中出现了。在这次旅行中，他仿佛又考虑到自己的一生，并得出从前那种于心无愧的、无所指望的结论，他无须从头做起，既不为非作歹，也不自我惊扰，不怀抱任何欲望，应该好好地度过一辈子。

第二次，是在乡下见到了自己的心上人，爱情有了幸福的开始：

已经是六月之初，正当安德烈公爵快要回到家中时，他又驶进那座白桦树林，林中的这棵弯曲多节的老橡树呈现着很古怪的模样，令人难忘，真使他感到惊奇。在森林中，铃铛的响声比一个半月以前更低沉，那时处处是绿树浓荫，枝繁叶茂，那些散布在森林中的小枞树没有损害共有的优美环境，却为迎合树木共有的特点，都发绿了，长出毛茸茸的嫩枝。

整天都很炎热，有的地方雷雨快要来临，但是只有一小片乌云往路上的灰尘和多汁的叶子上喷洒了几滴雨水。森林的左边很昏暗，光线不充足，森林的右边潮湿，明亮，在阳光下闪耀，给风吹得微微摇动。树木都开花了，夜莺鸣啭，悠扬悦耳，时而在近处，时而在远处发出回响。

“是的，在这里，这棵橡树在这座森林里，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安德烈公爵想了想

“可是它在哪里呢？”安德烈公爵在观看道路的左边的时候，心里又想了想，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把它认出来，不过他正在欣赏他所寻找的那棵橡树。完全变了样的老橡树荫覆如盖，暗绿色的多汁的叶子郁郁葱葱，麻木地立着，在夕阳的余晖中微微摇动。无论是弯曲多节的指头，无论是伤痕，无论是昔日的怀疑和哀愁，都看不见了。透过坚硬的百年的老树皮，在无树枝处居然钻出了一簇簇嫩绿的树叶，因此真令人没法相信，这棵老头般的橡树竟能长出嫩绿的树叶来。“这正是那棵老橡树。”安德烈公爵想了想，他的心灵中忽然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万象更新的感觉。他一下子回忆起他一生中的那些最美好的瞬间。奥斯特利茨战场和那高悬的天空、已故妻子含有责备神情的面孔，渡船上的皮埃尔，因为夜色美丽而深有感触的少女，还有这个夜晚和月色——她突然把这一切回想起来。

“不，人在三十一岁时生命没有终结，”安德烈公爵忽然坚决地斩钉截铁地断送说，“我只是知道我心中的一切还是不够的，而且要大家——无论是皮埃尔；还是这个想飞上天空的少女——都知道这一点，要让大家知道我，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生活，不让他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毫无关联，要让我的生活对大家产生影响，他们大家和我一同生活！”

还有一个中国的例子：

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叫伯牙，他拜成连先生为师，学习古琴，但是，尽管他在掌握各种演奏技巧方面十分优秀，可是成连先生却总觉得他在演奏的时候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总是演奏不出音乐的美。一天，成连先生对伯牙说：“我由一个老师，叫方子春，他住在东海，专门传授陶冶情趣。我带你前去，让他来教你吧。”于是两个人就驾船而往。可是，到了东海蓬莱山以后，成连先生就把伯牙丢在了那里。十天过去了，成连先生仍旧没回来。伯牙在岛上越等越急，在忧郁感伤中，他一下子理解了过去所无法理解的音乐。后来，成连先生回到他的身边，再听他的琴声，果然已经完全不同。从此，伯牙也成为操琴的天下妙手。

讨论了问题的反面，再来讨论问题的正面，也就容易了许多。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境由心造”。起码就美学而言，这是很有道理的。美，也由心造。这个心，就是人的审美需要。因此，对于所有的美，我们在它的前面都要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我觉得”。黄山美，应该准确地表述为：“我觉得黄山美”，西湖美，也应该准确地表述为：“我觉得西湖美”。 而这里的“美”，也只应该理解为一声感叹。这也就是说，黄山美、西湖美，也可以更准确地表述为：这就是我所要找的那个对象，这就是我梦中的她。在生命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于外界的认识，还有一种情况却是对于外界的评价，就后者而言，其实它并不关注外界的客观状态本身，而是关注外界对于自身生存的意义。比如水果，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它好吃，因此我们才喜欢去吃，但是其实恰恰应该反过来，是因为我的身体需要它，所以我才觉得它好吃。美也是一样，并不是因为世界上有美，因此才需要我们不断去认识，而是因为我们永远需要“美”这样一个对象，因为它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另外一半，而且还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一半。因为我们生命中的另外一半是永远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永远只能够借助于“他者”来作为见证。因此我们永远要通过“找对象”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犹如在生活中我们所喜欢的接近的“对方”，一定是我们最为需要的东西；在审美活动中我们所喜欢接近的“对象”，也一定是最能证明我们自身存在的“他者”。审美活动，其实就犹如我们与世界之间的一场恋爱，而形形色色的美，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找到的对象。“情人眼里出西施”，那是因为我们都在自己的对象身上看到了理想的自己，审美者的眼里出现美，那也是因为我们都在自己的对象身上看到了理想的自己。

在这个地方，我想稍微讲几句西方美学史方面的基本知识。

在西方美学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最初的时候，西方大多是把美看做客观存在，之所以如此，与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后来西方的美学家却逐渐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是将审美活动的过程简化了，并且是把美独立了出来。事实上，如果回到真实的审美活动本身，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例如有一个美学家叫里普斯，他就发现，在审美活动中道芮式石柱在耸立升腾、凝成整体或挣扎着冲破局限，但是，这一切其实都并不是发生在石柱自身上，而是审美者的感觉。所以里普斯说：“不是我从美的对象中所得到的快感”。”那么，显然是生命本身渴望耸立升腾、冲破局限，因此才在道芮式石柱身上找到了这一“对象”？！进而，又有一些美学家从心理学研究的显意识与无意识的最新成果里受到启发，他们之处，审美活动不是在显意识中进行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我们从显意识中没有看到人的意识有什么变化，于是就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在其中发生作用，进而又以为只是出于对于外界的认识的而需要，可是，从无意识的角度看，就大为不同了。无意识是生命的一种根本意识，在生命过程中，它总是需要证实自己，总是需要显现自身，可是，它却永远无法被加以表达，万般无奈，只有不断地去找对象，不断地用比喻的方式、比兴的方式、象征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我！”准确的说，这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客体化”的有趣现象，遗憾的而是，很多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都没有意识到在审美活动中的所有客体实际都不再是客体，而只是无意识的载体、无意识的象征。而当美学家们一旦意识到这一根本奥秘，美学的全新时代，也就真正揭开了帷幕。

而一旦彻底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审美活动的认识也就会大大地推进一步。原来，在审美活动中出现的“先睹为快”是因为“不睹不快”。 审美活动原来是出于自身根本的生命需要的，而美则仅仅是我们出于自身的根本的生命需要而找到的“对象”。

比如说，美学中的那些合乎比例、对称的东西为什么更容易引起我们的美感？其实并不是因为合乎比例、对称的东西美，而是因为我们生命本身就存在着对于合乎比例、对称的东西的需要。学者告诉我们，从天体开始就是什么呢？球体对称，我们常见的雪花呢？是平面对称，而人体也是左右对称的。而且，任何一个生物，它越是复杂，对合乎比例、对称的要求就越严格，最早的时候，在原生的变形虫，还没有前后、左右、上下的区别，因此，它也没有平衡对称的需要，后来，动物开始有了上下区别，后来又有了前后左右的区别，最后才逐渐发展到了人。所以我们发现，对于那些合乎比例、对称的东西，就是人的最为根本的生命需要。也因此，凡是合乎比例、对称的东西，我们就愿意欣赏、愿意接近，否则，我们就避之唯恐不及。

再如音乐，我们为什么喜欢音乐呢？有些人说，音乐声音好听，所以我才喜欢听。其实，这完全就弄颠倒了。我们之所以喜欢音乐，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发展的轨迹和音乐的旋律是最接近的。科学家研究，说整个的生命都在运动当中，这个运动是什么呢？比如说，科学家告诉我们，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可以把鲨鱼吸引过来，也可以鲨鱼昏昏入睡，但是现代的摇滚音乐却偏偏让鲨鱼惊退而去。科学家还告诉我们，配音的含羞草的生长能力超过了没配音的含羞草的生长能力，而且是超过了50%。还有科学家把DNA的几种要素组合了一下，结果发现，竟然是一首极为优美的音乐，而且还是比较缠绵悱恻的那种，难怪我们都更喜欢悲剧啊，我们的遗传基因原来就是一个悲剧的律动。大家，知道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乐器是二胡，而二胡的最典型的美学特色是什么呢？如泣如诉。谁能说，这如泣如诉就与我们的生命需要就没有密切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咀嚼一下波兰音乐家丽莎的话，感觉就会大为不同：“在音乐体验中，感情反应从来不是那样强烈地集中在‘某种东西’也即某种客体上，从而使听者忘记自己的感情；相反，我们是将音乐所唤起的感情作为我们自己的感情来体验的，是将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生活的那种感情，投射到音乐作品所表现的感情世界中去。我们在听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英雄人物高尚、强有力的感情，并没有在想象中把我们引到拿破仑身上去；而欣赏萧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第一乐章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恐怖，却正是在那个时期我们自己的体验。”

而这样一种认识，又可以扩展到对于全部的审美活动的认识。例如，飞雪和飞絮的轻盈在文学艺术里总是很受推崇的，这是因为雪花和飞絮本来就美吗？当然不是，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追求这种轻盈的生命感觉，因此，这是我们的轻盈，而不是飞雪和飞絮的轻盈。同样，为什么书法的线条的飞动之美是美的？为什么中国的房屋的飞檐是美的？道理也在这里。再比如说，颜色，我们经常说，颜色有冷和暖的感觉，而且我们说，红色是暖色，蓝色是冷色，而实际上，颜色是没有冷暖的，颜色的冷和暖，是因为它我们生命的内在需要有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感受里，红色是暖的，蓝色是凄凉的，这个时候，它们才成为了审美活动的对象。对于阳光的审美活动也是如此，人们往往以为就是因为阳光的美，才导致了我们的审美活动，其实不然，真是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眼睛和阳光的最佳值是完全符合的。阳光自身有一个曲线，它的最佳值和人的眼睛的接受区间恰恰完全吻合，因此，人接触阳光的时候就最舒服，所以，人才喜欢阳光，也才将阳光作为美的象征。

而我在前面讲到的几个例子，也还可以再从这个角度去加以解释。例如为什么身材有美丑之分？原因就在于人的眼睛存在着黄金分割的需要，因此就把接近黄金分割的身材称之为美；为什么人在走路的时候要以S形为美？那是因为人的眼睛在看任何一个分成左右的东西的时候，都有一个十度的夹角，所以只有达到S形要求的身材，才是美的。那么，如果再进而追问，为什么美女帅哥最受欢迎？是因为他（她）们美吗？当然不是，而是他（她）们的遗传基因是最好的，而把最好的遗传基因流传下来，正是人类亘古一来就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生命需要，因此，人们才愿意接近他们。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美，不是是第一性的，它来源于人自身的生命需要。因此，如果不联系自身的生命需要，那么，美的问题就会永远都讲不清楚，

五

下面来看从知其“所然”到知其“所以然”的第三个问题：人们之所以进行审美活动，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内在的根本需要。

这个问题其实是与第二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审美活动是出自人类的一种内在的根本需要，而且还是一种共同的根本需要。

在这里，所谓“共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包含了两个含义：首先，是“爱美之心，人才有之。”其次，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我们在生活里也会发现，世界上的生命现象气象万千，但是却只有审美活动最为特殊。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不爱真的人，比如他会假话，也有不爱善的人，比如他会作恶，但是，有谁听说过不爱美的人？应该都没有听说过吧？回过头来看一看人类社会，我们会发现，我们人类社会经常是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一个人他可以不道德。就是他可以不追求道德的善。一个人可以弄虚作假，那就是说，他可以不追求科学上的真。但是不难发现，却没有人不追求美学的上的美。哪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看到的坏蛋，也还是要追求美。

而且，爱美似乎也与贫富无关。鲁迅有一大谬论，说北京捡煤渣的老太婆是不会喜欢美的，显然是无法服人。我04年去云南丽江，那里的泸沽湖有个著名的女儿国，我到那儿一看，发现那个地方很穷，去了几家，基本上都是家徒四壁，里面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其它的什么都没有，但是，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我却发现，家家都有鲜花。显然，贫困并不是不爱美的理由。还是范成大《夔州竹枝歌》说得好：“白头老媪篸红花， 黑头女娘三髻丫。背上儿眠上山去， 采桑已闲当采茶。”唐人王喦的《贫女》道出的，也是这样的秘密：“难把菱花照素颜，试临春水插花看。”

再认真想想，人类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成功吗？你的敌人不愿与你分享；财产吗？你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痛苦吗？你不愿意与任何人分享。但是，美却是唯一的例外。不分敌我、不分你我，你愿意与任何人来分享。中国古人早就说： “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白居易有两首诗：“春来无伴闲游少，行乐三分减两分”。（《曲江忆元九》）“欲作闲游无好伴，半江惆怅却回船。”（《三月三日》）春游的时候，因为没有朋友在旁，甚至看美景的兴趣都减少了许多，如果是面对一顿美餐，那还会有这种感觉吗？元代刘因还写过一首《村居杂诗》：“邻翁走相报，隔窗呼我起，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邻翁”看见美景，还专门跑来把他唤醒，如果是看到减价的物品，那可能就不会专门跑来喊他了吧？宋代的诗人陆游也写过一首诗：“谁啄天边白玉盘，亭亭破雾上高山，山房无客儿贪睡，长恨清光独自看。”数钱的时候，谁恐怕都是悄悄地去数的，可是，面对美丽的月光，陆游竟然是“长恨清光独自看”啊。

更重要的，人类的爱美之心不教而同，而且不约而同。千年之下，我们再看李白的《静夜思》，也还是会拍案叹赏。文化各异，可是对于西方的《米洛的维纳斯》，我们也同样引为知音。时间和空间，似乎都不是审美活动的障碍。贝多芬称自己的《田园交响曲》是“对农村生活的回忆”，并说：“只要对农村生活有一点体会，就不必借助于许多标题而能想象得出作者的意图。”而也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在听过这个乐章后，也描写出一幅这样的画图：“牧羊人开始在原野上出现了，态度悠闲，吹着牧笛在草原上来来往往，可爱的乐句令人欢怡，有如芬芳的晨风；成群的飞禽从头上飞鸣而过，空气时时因薄雾而呈湿润；大片的云块把太阳挡住了，但顷刻之间，云块吹散了，林木泉水之间又突然充满了阳光。这便是我听着这个乐章的感觉；虽然管弦乐的表现很不具体，但我相信很多听者都会得到和我相同的印象。”你们认真比较一下，不难发现，贝多芬与柏辽兹之间是何等的一致？

遗憾的是，上述现象虽然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并不陌生，而且也都经常提及。可是，理解却大不相同。同样是面对“共同”，很多人——包括很多美学家——都是理解为一种有趣的现象，而没有准确理解为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也因此，他们在爱美的同时同时又会拼命宣扬“美有什么用，又不能吃、不能穿”之类的错误看法，对审美活动的价值与意义大加贬低，而在我看来，只有后面一种理解，才是正确的理解。因为，它意味着对于审美活动的极端重要性的强调，意味着审美活动是人类生命活动中最普遍的东西、也是人类生命活动中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看一看一些著名学者是如何对此加以强调的——

在人类身上,有一种对美的渴望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即使把这种渴求看作是被文化唤醒的、或者至少是被文化指引的一种人为的需要也罢。（杜夫海纳）

为什么灵魂要寻求美，这是不可问也不可答的。(爱默生)

只要我们眺望美丽的山河，我们就会沉浸在希望之中。如果我们接触优秀艺术作品中的美，就会为人类的伟大而感动。(今道友信)

审美需要强烈得几乎遍及一切人类活动。我们不仅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审美愉快的最大强度，而且还将审美考虑愈加广泛地运用到实际事物的处理中去。(德索)

简单地说，用我常说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美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美是万万不能的。因此，美像空气、阳光，人类须臾都不可离开。

在这方面，康德的而言就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康德是人类最伟大的美学家，可是，为什么最伟大？很多人都并不理解。其实，康德的伟大就在于发现了在审美活动中的那个“共同”正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他把这个“共同”概括为：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审美活动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这个我在第二个问题里就已经讲了，不过，主观的东西一般是没有普遍性的呀，我们不是经常说：你这个人看问题太主观了，那就是说他情绪用事，对不对？因此，主观的东西往往就不是普遍的，更不是必然的。反之，只有客观的东西才可能是普遍的、必然的。比如大自然的规律，那就是普遍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康德却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这就是：在审美活动中，主观的东西竟然就同时也是普遍的、必然的。康德称之为“一切人对于一个判断的赞同的必然性”，称之为“先验假设前提”，并且把它叫做“主观的普遍必然性”。

我必须提醒你们注意，这个“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其实就是审美活动的根本奥秘。而这，也正是人类生命的最为根本的秘密。然而，康德也深知在人们心中所存在的深深的误解，所以，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主观的合目的性而无任何目的”。 针对人们常说的“美有什么用，又不能吃、不能穿”，他指出，审美活动从表面上看，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功利性，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用处，例如，不能吃也不能穿，但是，他又指出，如果审美活动真的没有任何的用处，那么，我们人类又为什么非审美不可呢？这不是非常奇怪吗？而且，如果审美活动真的没有任何的用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会在审美活动中感到愉快呢？显然，这里的“无任何目的”，是指的显意识层面，而“主观的合目的性”，则是指的潜意识层面。这也就是说，在显意识层面，审美是无目的的；而在潜意识层面，审美则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最有目的的，甚至应该说、也必须说，是人类目的之最。

这个“主观的合目的性”，就是人类生命的共同的根本需要。

在这方面，西方还有一个大心理学家提醒得很。他说：在人类的生命活动中存在着“需要”和“想要”两个方面，“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人类特定的需要，但有关他们所想要的事物却因人而异。”[1]所谓“想要”当然是指的主观随意性，而“需要”则指的正是“主观的合目的性”。

那么，人类究竟“需要”什么呢？当然是“需要”成为人！

人类是一个以创造性、开放性、不确定性作为自己的根本属性的特殊存在，可是，这创造性、开放性、不确定性又何以显现？因此，人类如果不把自我看作对象，就不可能确证自己。于是，为了自我确证，就“需要”去创造对象。于是，只有人才爱美；只要是人，就都爱美。美就是那些能够确证人之为人的东西，也因此，凡是能够确证人之为人的东西就是美的，凡是不能证明人之为人的东西，就是丑的。

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审美活动的重要性正可以从这里得到阐释。

一个非常富于启迪的例子，是达尔文的两本书。达尔文有两本书，一本叫《物种起源》还有一本叫《人类的由来》，《物种起源》是他前期的工作成果。那个时候，达尔文认为物种的进化是靠什么呢？“适者生存”。也就是说，是“弱肉强食”。这当然都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达尔文。你们去看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这是他后起的工作成果。在这本书里，出人意外的是，达尔文极少再用“适者生存”这个概念。有个学者做了个统计，说达尔文在他的这本书里一共只用过两次。其中还有一次是因为要批评“适者生存”这一观念的。但是，有一个词，达尔文却用了九十多次，这就是“爱”。达尔文说，事实上，什么样的动物种群才能够进化呢？以“爱”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的。这无疑是一场赌博——一场豪赌。因为没有谁知道进化的最终结果，因此不同的动物种群实际上也就都是在豪赌：是自私自利？还是互相关爱？最终的结果是，“适者生存”，但是，“爱者优存”，以“爱”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者——胜！

人类自身也是一样，对于美的追求，其实也就是人类的豪赌。“适者生存”，但是，“美者优存”，以“美”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者——胜！

“爱美之心，人才有之”，说明的是这个道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说明的还是这个道理。

没有美万万不能，说明的更是这个道理。

而这，也就是我们面对审美活动之时要要弄清的最后的秘密，也是最为根本的秘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

（根据在南京市委宣传部举办的大型讲座《市民学堂》以及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处的讲座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