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邓正来
主持人：付子堂
嘉 宾：龙宗智 赵明 张永和 王学辉
时 间：2004年3月23日晚
地 点：岭南厅
付子堂：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聘任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学者邓正来教授为我校的名誉教授。（掌声）出席今天晚上聘任仪式的有：校长龙宗智教授（掌声）行政法学院法理教研室赵明教授（掌声）、法理教研室张永和教授（掌声）。另外，出席今晚仪式的还有学校部分老师及主要部门的几位主要领导，他/她们是人事处处长姚荣茂教授（掌声）、科研处处长但彦铮教授（掌声）、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学辉教授（掌声）、政治学院副院长曾繁跃教授、管理学院的黄顺康教授（掌声）、法理专业的刘颖老师和刘文会老师等等（掌声）。最后，出席今晚仪式的更有担任我校名誉教授的邓正来先生（掌声），还有邓先生的夫人唐向荣女士。（掌声）
邓正来教授本来就是我校名誉校友。（笑声）邓先生1978年开始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但是实际上主要是在我们西南政法学院听课。（笑声）1982年邓先生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师从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国际法学家李浩培教授。邓先生现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中国学术评论》主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邓先生始终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邓先生以其独创的研究路径、深邃的思想力量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按张文显教授的归纳，邓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邓先生致力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组织、策划、独立翻译大量的学术著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前沿性理论宝库。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先生组织、策划并担任总审校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库”，其中包括我们大家十分熟悉的美国哈佛大学博登海默教授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先生当之无愧的成为近20年来我国西学译介工作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掌声）第二个方面，邓先生出于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忧虑，致力于建立必要的学术规范，以形成良好的学术传统，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和《中国书评》，传承学术文明、创新学术传统、严肃学术规范，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学术自律与学术批评之新风。第三个方面，邓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具有独创性研究，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理念的研究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在法学领域，邓先生的研究主要是法哲学、西方法学传统、民主、宪政、人权，在具体研究方向上，他以其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及学术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也引发了法学研究的逻辑性转换。第四个方面，邓先生培养了一批国内外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长期以来，邓先生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一年四季有众多来自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青年学人来向邓先生学习。他根据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给每个人制定了学习方案，经常在自己家里举办学术沙龙，以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教书育人，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并茁壮成长。（掌声）邓先生著述很多，影响广泛，为许多学科的学术群体所认同，他以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翻译家等多种身份活跃在学术舞台上。在北大天网搜索引擎上，如果输入“邓正来”三个字，一共会显示出6897篇文档，这也印证了邓先生的一句话：“我不求做一流的学者，但求做一流的学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先生在青年学生中有着超凡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邓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影响整个中国的学者。（掌声）如今为我们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邓先生同意受聘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名誉教授，这是我们学校的荣幸，必将大大提高我校的学术声誉。下面请龙校长给邓先生颁发聘书。（掌声）
龙宗智：根据校长办公会议04年3月3日的决定，决定聘请邓正来教授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名誉教授。这是聘书。（将聘书展开，交给邓正来教授）（掌声）我解释两句，名誉教授是我校最高的荣誉。大家知道，我们去年聘请了一位名誉教授，就是我们的校友、著名的梁慧星教授。现在全校只有两位名誉教授，就是梁慧星教授和邓正来教授，这是我们学校最高的学术荣誉。我们学校现有名誉教授、讲座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等，名誉教授授予有最高学术、人品和威望的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虽然是名誉教授，但并不是挂名教授，大家知道梁慧星教授就是我们兼职博导，带了博士生，还每年到我们这里上课。邓正来教授成为我们名誉教授以后也要给我们指导学生，当然怎样指导，甚至带一些学生，要尊重邓老师的意见。他每年有一定时间到学校，来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做讲座。刚才子堂副校长说了，这是我们学校的光荣，确实如此。
这里还要发表些感想。大家知道我不是搞理论法学的，也不是思想家，所以对于邓正来教授这种博大精深的学问，确实只能谈点皮毛。但是我们也有些特殊的渊源，因为我们两人都是78级的，曾经在这个校园共同生活，开始还在一栋楼，共同生活，（台下一位学生大声说道：有没有打架？）没有打架。（笑声）原因，我估计是邓教授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打架）他肯定是缩边边。我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也不敢往前冲。（笑声）确实我们渊源比较深，特别是78级，他自己都介绍他是（西南政法大学）11班班长*。邓教授确实对西政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和学术的交流。特别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梁治平教授、贺卫方教授、夏勇教授，还有我们的蒋庆教授等，都和邓正来教授有很深的情谊和学术上的交流。邓正来教授是非常有内涵的学者，一位大家，这不是恭维。我记得我们，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早一点学习法学的学生和学者，受西方法学影响最深的，也许就是他所翻译的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可能在座的同学也受这本书影响很深，他对西方法学特别是统一法理学的整体性介绍，当时让我们开了窍。还有，邓正来教授这些年，像刚才子堂教授介绍的，有很多学术的特点，一是学贯中西，对国外非常熟悉，对中国研究也很深。二是翻译和原创性结果结合，特别是近些年，开始的时候可能翻译多一些，现在自己涌出来的学术成果不断呈献给大家，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对国外学者的评析、介绍，分析非常到位。三是我最近看他的一本书，没有看完，有些章节读了，他为了写这本书，五年闭关搞学术，在五年内安心做学问，拒绝一切邀请和个人诱惑，就关在房子里面做学问，我肯定做不到，也很少有学者做得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的精神。要我来介绍，确实只能介绍一些皮毛，还是由邓正来教授自己来介绍他的一些学术体会和思想吧。谢谢大家。（掌声）
付子堂：下面由邓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就职演说。（笑声）邓先生讲完以后，由其他几位老师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或者做一个评论。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向邓先生请教，可以写在纸条上递上来，由邓先生有选择性地做一些解答。下面由邓先生给我们发表题目叫“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的就职演讲。（掌声）
邓正来：演讲不敢当，做一个汇报吧。主席（笑声），各位同道们，同学们，尊敬的宗智兄（笑声）和子堂兄，大家晚上好！（掌声）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这样一个晚会。首先我要感谢贵校把如此之高的荣誉给了我，我感谢你们，为什么呢？我刚才坐在下面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大家知道，名誉教授这样一种褒奖通常是一所大学给予一位身份极高或权位极重的人士的一份大荣誉。然而贵校却把这个荣誉给了我这么一个极其普通的读书人，由此可见贵校以及贵校主事的诸位，对知识的尊重，对学问的尊重。去年我非常荣幸地能够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现在，我出于同样的理由，为自己能够成为贵校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掌声）第二个原因，贵校把这么高的荣誉给我，肯定不只是对我过去所做的学术工作的承认，在我看来，更是对于今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我喜欢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就是我所谓的知识激励，而且这种要求与我对知识的爱是完全相符合的。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我要感谢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四川外语学院78级的学生，我的母校是四川外语学院。但大家不知道，我也是西南政法学院78级的学生。记得当年，我们两个学校的同学一起住在东山大楼里，每天都在东山大楼的工场场地上借着工场的灯光进行晨读。每周三，敲着碗，拿着肉票，到一个工棚去打勺子面。（笑声）我们在一起读书，一起学习，在一个球场上打球、踢球，当然我们也一起打了一场全国闻名的架（笑声）。记得两年前，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一些朋友在北京聚会，他们不仅邀请了我参加，还正式任命我为11班的班长。（笑声、掌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当中，西南政法大学也是我的母校。（掌声）正是在这所母校的培育和帮助下，在西南78级的同学帮助下，我在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考上了法学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母校给了我一个机会，帮助我实现了一个很大的心愿，正式皈依母校。为此，真的谢谢你们。（掌声）
为了对母校表示感谢，我想把我这20多年走过的学术道路向你们做一个汇报，也简单谈谈我今后所要走的学术道路。记得我刚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始终问自己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我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他的学术道路一定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个人学术的研究水平将取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取决于某个学者的研究水平，而是意味着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在他的学术研究道路中必须直面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这个整体状况，他有义务、有责任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他自己的贡献。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多问题，我个人认为，除了一些外部因素以外，至少有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去面对。第一个问题，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在中国的发展是相当晚近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诸位知道，蒙遭了很大的打击和挫折。然而社会科学这种知识类型，在西方社会却已然发展了数百年。我们要了解社会科学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进程，想要了解社会科学这种知识类型在它的发展当中的种种问题和各种理论，我们必须去翻译已有的经典和我们同样的人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梁任公当年说：今日之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梁任公的观点，尽管我依凭的理据与他不尽相同。我认为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对已有的社会科学成果进行翻译。第二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没有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往何处去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去提出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理论。没有我们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否有效的研究或者是否是应当加以激励的研究，我们同样不可能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我们甚至不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做的研究还是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第三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除了上面两个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实践活动，去丰富和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丰富和提升人类的社会科学。
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这样一种认识也就决定了我自己所要走的学术道路。这就是20多年来我所走过的三条互相补充的、并行发展的学术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学术翻译的道路，而我更愿意称为研究性翻译。告诉诸位，在中国，还没有名师、大师指点你们的情况下，认真地翻译一两部著作，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问题解决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1987年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我还翻译了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著名的宪政学家亨金所写的《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著名政治学家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我主编、主译了至今最权威的《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我还翻译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哈耶克论文集》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样一些著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什么叫学问。与此同时，我还审校了一大批非常重要的著作，包括：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的《代沟》；著名的社会学家怀特所写的《街角社会》；著名的社会哲学大师布迪厄所写的《反思社会学理论》；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吉尔平的《世界变革中的政治与军事》；著名的汉学家金永义先生和许卓云先生他们的著作。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道路，但也是一个非常愉悦的阅读，尽管很寂寞。我的第二条学术道路，主要是围绕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展开的。无论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还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关键之所在，在于它们必须是出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自觉，它们必须是我们和你们、学者们共同建构的。它不能来自于任何上层和外部的因素。基于这个认识，我在1992年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为了倡导严肃学术批评，创办并主编了《中国书评》。而后在2002年又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评论》。这三份刊物都是学界自己的刊物，是学在民间在当代中国的最典型代表。我的第三条学术道路，就是我个人的知识领域和研究的道路。从论题上看，主要是这么三个论题：第一个是我在1992年写《建构中国市民社会》这篇论文的时候，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所做的研究。这个理论的核心在于对此前以国家为本位的各种分析框架进行批判，由此建构出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么一个分析框架。第二个领域，是从1994年随着《中国书评》的创办，而提出的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理论。这个理论的要害在于，它强调知识生产领域同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必须明确的界分开来。知识生产必须根据它自身的逻辑，而不能采用经济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和日常生活的逻辑。第三个论题，是我从1995年起至今所做的，对西方社会从休谟到哈耶克这么一个自由主义脉络的清理和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翻译了大概220万字哈耶克的著作，撰写了大概60万字的论文。这60万字的论文就是8篇论文，在这8年当中，我每年写了1篇，每篇都是在6万5千字以上。所有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围绕我自己的一个问题而展开的。这个理论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我们所在社会秩序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我在这三个论题当中，发表了《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自由与秩序》以及新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规则·秩序·无知》这几本论著，大体上表达了我在这个阶段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学术界在回顾90年代社会科学三大运动的时候，即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运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他们都认为我是始作俑者。其实，我是不是始作俑者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就像我前面分析的一样，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本人确实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确确实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我们所高兴的事。
以上就是我想要给大家汇报的这20多年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我的学术道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还会活着，中国社会科学还会发展，宗智兄和子堂兄交给我的任务还很多。对于今后的学术道路，我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汇报。在学术翻译的领域，我正在翻译大家知道的罗斯科·庞德，前哈佛法学院院长的《法理学》五卷本。第一卷已经翻完，在我来之前已经杀青，估计在一、两个月内一定能与大家见面。另外，我正在主编《全球化学术译丛》，欢迎大家参加。第二方面，关于学术评价体系领域。大家知道，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到今天已经十年，取得了很多的进展，我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倡导的匿名评审制度已经为国内所有的学术刊物所采纳。注释体例、参考文献体例也得到大家的承认。但是，我认为它只是第一阶段，我们必须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在这个第二阶段，它的核心就是要对中国当下由职称制度、由出版体制、由知识基金制度等等其他与学术相关的制度构成的这座庞大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果我们不进行这样的批判，我们的知识垃圾会越出越多。（掌声）为此，我正在创办一本大型的学术刊物《中国学术评论》，很快就与你们见面。这本刊物的宗旨就是严肃学术书评和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我个人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三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我要继续完成我对哈耶克理论的批判。我用了8年的时间，写了8年的作业，目的就是为了对哈耶克理论进行批判做一个前提性的准备工作。第二项任务，我开始从康德到罗尔斯这么一条自由主义的脉络进行一个新的清理工作，时间也是8年。如果这项工作还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将用另外的5年去研究从黑格尔到查理斯·泰勒的理论。第三个方面，我要从全球化结构下的中国法学这个论题进行研究。在我看来，这个命题有可能超越意识形态的障碍，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争论的问题，我正在阅读这方面大量的著作。所有的这些努力还是围绕着我自己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社会秩序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当然，我必须强调一点，我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正式成为大学体制当中的一员了，当然我对这个体制依旧保持着高度的批判态度。我也必须承认，作为一名大学的教授，他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进行教学工作，这对我来说，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为我在网上开设了一个“正来学堂”，欢迎大家去访问。在我的学堂里，我的教学理念只有一条，就是：知识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学友，没有老师和同学之分，任何人都可以去。宗智兄去和你们去是一样的，是一个纯学术的、非常好的论坛，让我们成为更亲密的学者，在一起学习、讨论。我现在已经感到自己回到了母校。我有理由相信，在母校的包容和激励下，在你们的监督下，我会把我自己的学术道路走得更好。同样，我也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将在学术上做得更好。但是，诸位，无论是个人的学术发展，一所大学的学术发展，还是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在我看来，关键就是四个字：平实、持恒。因此，希望诸位和我一起，用平实的心态和持恒的努力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这样崇高和伟大的使命。（掌声）请允许我再次谢谢你们，谢谢。（掌声）
付子堂：非常感谢邓先生简短的演讲。因为今晚这个活动同时也属于西南法学论坛，因此我们按照论坛的规则来操作，但也不完全按照坛规进行。下面，我们请赵明教授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大家欢迎！(掌声)
赵明：非常荣幸，我们的西南法学论坛能有邓正来先生的加盟。但是，我们的坛规在不变动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可能要有所调整。因为邓老师今天晚上发表的是他的就职演说，主要向我们回顾、介绍他自身将学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理由，以及他这些年来所走过的实实在在的学术道路。至于他本人的学术主张和理论观点，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向大家作具体汇报。所以，我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按照我们的坛规来操作。邓先生今晚对他自己学术道路的回顾，让我想起了孔子的一些话。我想套用孔子的几句话来做个评论。我想大家都读过《论语》，开篇是“学而”章，有三句话，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然后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最后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觉得这三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邓先生对学术人生的选择、治学的态度，尤其是他这些年来耐着寂寞，不为人知，仍然平实而持恒地进行学术研究的精神。（掌声）当然，今天他已为我们大家所知，他确实是个学术上的君子，这是总体上的。就学术本身而言，我想起孔子在教训他的弟子时的另外一个说法，其实也是邓先生今晚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孔子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这是孔子对他弟子们的告诫，我想也是我们任何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应该遵循的。学术和其他的，像邓先生所说的，什么经济的生产方式、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等等不太一样，知识的生产有它自己的“道”，这个“道”尤其需要有君子的那种品格、那种风范，才能够加以守护。否则的话，学术就不太像是学术了，很可能大批量生产出学术垃圾。（掌声）8年来，邓先生在翻译哈耶克的同时，也对哈耶克进行一个前批判研究的准备工作。8年只写了8篇论文，校长在这里，如果按照我们学校现今的规则，一年只写1篇文章，邓先生能拿多少钱？邓先生得到的报酬可能是很低的。当然，你说按照字数计算也不少，他1篇就是6万5千字以上。但我想这个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别，对于我们守住学术的“道”，更重要。（掌声）数字化的管理，在知识生产的领域，应该尽量少一点。（笑声、掌声）第三个方面，我想起孔子的说法，（笑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古代（孔子之前）的学者们从事学术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成就自己，历练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忙忙慌慌的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要为别人服务。我想邓先生首先是一种为己之学，如果守不住自己，那种所谓的为别人服务的为人之学，它可靠吗？你敢相信它吗？这是我对邓先生介绍的一个感悟。最后，孔子还说了这样一句话（笑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邓先生也讲了，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确实路还远着呢。无论是建构我们中国的学术体系，还是要去丰富和发展整个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殿堂，一个关键——得靠我们人自己，靠我们学者的那种担当精神，这需要高度的“为学”的自觉意识。其实这已经把孔子那句话非常简单化的理解了。但是如果我们能从这么一个简单的层面，非常浅的层面来要求自己的话，我想，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就一定会如邓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朝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前进。最后我祝愿邓先生的学问人生，在我们广大同学对知识、对学问、对思想的那种热忱的烘托之下，再铸辉煌。谢谢！（掌声）
付子堂：谢谢赵明教授，下面请张永和教授发言。同时同学们可以准备一些问题，待会向邓先生请教。欢迎张老师。（掌声）
张永和：邓老师从北京回到重庆，他说是17年以来第一次回来。从邓老师下火车到现在，48小时不到，我有幸零距离地和邓老师接触。（笑声）也与邓老师进行了非常细腻地交谈。在这过程中间，邓老师讲了很多他的故事，最深地感受就三个字：“好心情”。邓老师刚才讲了他的学术生涯，三位老师也做了评价，以及邓老师对他的“平实”和“持恒”的格言，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他这种好心情的基础上。当然在交谈过程中间，我更加惊讶的是，他对于接受吉林大学的邀请时所提出的条件中的其中一项条件，就注定他一生中都是这种好心情。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他不参加学校有关活动。（掌声）据我们所知，在中国1949年以后，（笑声）第一个成功达成这种条件、实现这种要求的就是邓正来。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当时准备让他北上，他说可以，条件之一就是不参加政治学习，这个在当时当然不行，所以他没有去成。我们邓老师实现这个愿望了。邓老师在这个地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好心情。这个好心情就是他纯粹、专心、自由地研究。他说他不愿意在吉林大学担任任何带“长”的职务，同时也不参加任何学术评价，比如说学术委员会，也不参加，其他人当不当教授、副教授与我无关。这种心情我们有吗？如果没有这种心情，你怎么做学问？（掌声）邓老师这样一说，我发现我的心情特别的“坏”。（笑声）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好心情。我们想，邓老师这种好心情怎么来的呢？托尔斯泰当年在他的农场里面，每天早上起来就坐在他的小木椅上，慢慢削着鹅毛笔，仆人把咖啡端过来，喝完就开始写他的《战争与和平》。但是邓老师好像不是这种情况。他14岁就当童工，他不是贵族，一直当到22岁，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但是他所盼望的，他自己做到了。而邓老师的这样一种好心情，我总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学人应该做到的。没有这种好心情的人，我认为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学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但愿我们自认为学者的人和邓老师一样，每天都有好心情。谢谢大家。（掌声）
付子堂：下面请龙宗智教授做一个评论。（掌声）
龙宗智：听到一个好的讲座，总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甚至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所以主动要求发言。其实邓正来教授给我们作的讲座，可能是我们学校近两年来时间最短的一个讲座，而且并没有介绍多少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仍然能使我们感触到一种学术大家的思想风范与学术路径。我有三点感想。第一点，一个做学问的人，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我们在座的，有学习法学的，也有学习政治、经济、新闻、外语、管理等等学科的，我们进行学习与研究的时候，不应当受到具体知识领域的局限，应当在社会科学至少是中国社会科学总体的知识背景之下研究我们面对的具体问题。因此，应当有一种宏观的、开阔的视野，应当关注问题后面的东西并且不断地追问，从而成为一个思想家；第二点，是我们应该有一种准确、敏锐的问题意识。包括善于捕捉最有意义的问题，而且对问题做准确地把握。邓正来教授在学术历史上的三大关注点，一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问题，推动市民社会的运动；二是对学术研究的反思以及学术规范的确立；三是中国的自由主义问题。这几个问题，邓教授是“始作俑者”，而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今年来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些人提出“假问题”、然后制造“假学问”，为真正的学人所摈弃。做学问就必须准确地把握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然后进行深入地研究。第三点就是，在知识研究的时候，不断对知识进行反思，对现有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规范进行反思。以十年磨一剑的平实、持恒的精神，细致地进行学问研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我有一个问题，邓老师刚才提到正在进行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的批判，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实践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不佳，同时学术界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想了解邓老师对哈耶克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主要的观点和构架。谢谢!(掌声)
付子堂：在几位老师做了评论以后，邓先生再做一个回应。由于邓先生今天的身体不是很舒服，还是让他先休息一下。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赵明老师已经过滤了一遍。但同学们提问也要把握一下，不是每个提问都值得邓先生回答。（笑声）所以，赵老师先过滤一下，我再帮他念一遍，再由邓老师回答。接下来我们有请行政法学院王学辉教授做一个发言。大家欢迎！（掌声）
王学辉：不好意思啊。（笑声）子堂教授既然点到名了，就没有办法拒绝了。我一直坐在下面，他第一次叫我，我说我不上来。因为基本上我能够走入现在的这个领域，我觉得我受邓老师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不敢来点评他。在我曾经写过的几篇有关法理学和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文章当中，实际上我比较早的时候就读过邓先生的那本《国家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我觉得眼前一亮啊，怎么还会有人关注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表达的这样一种热爱。当时我觉得非常激动，我觉得我搞部门法学需要由这样一种理论支撑，所以就把那本书狠狠地读了一下。（笑声）就在今天，在行政法学有些问题上的分析，也得益于我对国家结构这个层面的关注。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表达我对邓老师那份感激之情，谢谢他!(掌声)另外，我听了他个人学术历程的介绍以后，我也有几个疑问，这些疑问也只能说是对他学术上一些问题的思考。我在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教给我们如何观察中国社会这样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他走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这样一条道路。但是同时也有其它的一些道路，有三元结构这样一种称呼。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时候，柳宗元实际上就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增添了一个中间阶层的论述，我看了以后体会还是比较深刻。从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层面上说，我最后还是接受了邓先生的观点。但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其一。就那个学术规范问题来说，的确我们邓老师开了一个先河，或者说是“始作俑者”这么一个表述，还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就学术规范这个层面来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关注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学术基础能不能承受你所推行的这样一种模式？简单地请教一下。我基本上把邓老师翻译的那些书看了一遍，也致力今后看有什么机会关注法理方面的问题，也想同时拜在法理的门下。（笑声）我觉得这样对我搞行政法可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原来我没有准备，反正觉得说话也不像以前那样通顺，是吧？（笑声）我心里比较激动，谢谢大家，也谢谢邓老师！（掌声）
付子堂：感谢学辉的激动！（笑声）下面，我们请邓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应，然后再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大家欢迎邓老师！（掌声）
邓正来：非常谢谢四位先生的——实际上不是点评而是赞誉，但是过奖了，但是我会把你们的这些赞誉作为我自己进一步做人、做学问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至于宗智兄提到的我对哈耶克的批判，非常不好意思，我在任何场合都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原因不是没有作过这个研究。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国度里面，不是说诸位，而是有些人学风真的很不好，很担心还没写出来他已经把你的东西莫名其妙地拿出来了，（笑声）而且很怪异地拿出来，所以请宗智兄原谅，我到时候一定会把我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的手稿送给你。（掌声）关于王先生刚才提到的那两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二元框架，我记得昨天在与研究生朋友们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提到过了，94年开始我已经在反思这样一个基本框架了，到了97年以后，我甚至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我现在去做全球化问题研究，就是试图超越实体性的国家和实体性的市民社会这样一种分析状况，在这个分析状况当中它最大的弊病，是我们把国家看成一个整体，一种同质性的实体，而我们看不到它当中无论是因为某种人为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因素所导致的不同，比如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战略当中我们很难看到这样一种活生生的、非常生动的变化，从而我们也看不到市民社会需要市民社会化的问题，确实像王先生所讲，确实对此前的理论来讲，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修正，但是它确实依旧存在着问题，不仅是需要修正，而且需要批判。关于中国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即我们现有的体制和现有学术水平能否承受得住我所主张的中国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对于当代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永远都不能停止，无论能否有效，无论有多少的理由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进行反思，我们不进行批判，是我们的失职。非常感谢四位先生的赞誉和对我的要求，谢谢！（掌声）
付子堂：下一个阶段，由邓先生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刚才赵老师清理了一下，选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邓先生，今晚您谈到了您的学术之路，您是一位“在路上”的学者，究竟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呢，还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您究竟是在行走还是在挣扎——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几十年的奴役之路而挣扎呢？
邓正来：谢谢这位学生的提问。它一定不会是一条奴役之路，作为一个生命体，我是指自己，我特别珍惜生命也特别热爱生命，我肯定不想活在奴役状态之中，我经历了十八年的自由之身。（掌声）但是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关心，但是你一定不要担心，我一定走自由之路。（掌声）
付子堂：我们祝愿邓先生永远自由！（笑声）第二个问题：邓教授，您是怎样评价您的译作《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邓正来：我想说明一下，大家如果有很多条子，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来不及回答，尽管按照我个人的性格，我是愿意回答的。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去我的学堂提出来，我的学堂是可以随便上去的，大家可以提更多的问题。还有刚才的那个问题，怎么评价这个《法理学》，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是说我翻译得怎么样还是这本书怎么样，博登海默先生已故去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对于初学者或者想掌握法理学的基本知识的学者来讲，我认为它是一本必读之书。张文显先生好像在这里告诉过你们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我可以告诉大家，确实是一本必读之书，但是诸位一定要知道，理论是很多的。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会怎么看待这本书，希望我们在网上交流，谢谢这位同学！
付子堂：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总量控制一下怎么样，九点半你觉得怎么样？（邓正来：你们都是领导，咱们听领导的。）因为我们昨天搞了一个学术座谈会，因为主持的时候没有把握好，时间长了些，邓老师也挺累的。下面一个问题：邓老师，作为一名学者，您认为今天中国的学术自由到达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第二个问题：学者与政治之间应保持怎样一种关系？第三个问题：在今天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的中国，学者处于这样的背景下，不管是否直接研究社会转型问题，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转型，学者与中国社会转型有什么关系？
邓正来：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作为每一个读书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坦率地告诉诸位，在今天的中国这么一个制度安排结构当中，我们有相当多的自由去进行我们的学术研究活动，这是真话。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一文中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开始就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它的落后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吗，在当时的一般的观点当中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我看来却是否定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支配，它要有效的话，一定要取决于被支配者的合谋和共谋，否则它是没有效力的，我想告诉诸位的是，在更严格的制度安排下，在拉美国家，在东欧国家，他们的学术、他们产生的大师要比中国多得多，究竟是我们的外部条件不行，还是由于我们和这个外部条件的共谋使我们中国的学术没有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个人所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你只要进行你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问题，学术政治的问题，我们必须关心政治，但是对不起，你要用学术去发言，你所遵循的就必须是学术的逻辑和学术的那个道来支配的你的学术生产，你不能像用日常知识、大街上的平民，我们不是看不起他们，但是你不能用那种语言和那种方式去处理问题，因为你是读书人，你是学者，你应该用一个学者的方式去对待你所研究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你得去研究。就像现在宪法修正案通过了，又出了一大批以此为荣的宪法学家了，到底是宪法家还是宪法学家，他们对宪法背后的理论真正知道多少，做出了多少的知识贡献，他们在宪法的修正的问题上做出了贡献，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和承认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这样的一种贡献误作为一种知识的贡献，这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关于第三个问题，逻辑是一致的，我就不想多谈了，谢谢！（掌声）
付子堂：下面一个问题：邓教授，在2004年第3期的《读书》上，崔之元再次提倡了他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用以解读当下的社会及个人存在困境，那么，以您在第三条学术之路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您是如何看待和解读当下中国的社会呢？而在您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动”建构中，是否也连带解决了这个问题？
邓正来：崔之元的文章吗？非常谢谢这位学生的提问，呃，对不起，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原因不是因为我不能得罪我的朋友，在学术问题上我可以得罪他，但是我确实是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但是我回去看一看，以后我们再交流好不好？谢谢！（掌声）
付子堂：下面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价值多元化早已成为一种潮流，请问邓老师，在以金钱作为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今天，如何遏止中国知识体系的“垃圾现象”？
邓正来：这个问题不好搞啊，挺难的。我认为，必须从每个人自己做起，我们不生产垃圾，我们拒绝生产垃圾，我们罢工。（笑声）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你们有更好的理由，我们所有的作品是由纸张做成，而据我的所知，我们基本的纸张都是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树木，就从这个理由，我们应该拒绝生产垃圾。两年前，我把我研究哈耶克的法律哲学的三篇论文交给法律出版社的时候，我说一定要加上一个附录，没有这个附录我不出版，他们看到了以后非常高兴。有位非常重要的法律哲学家，叫迪亚兹，他的成名著作，英文名字叫《Two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法治的两个概念》，他写了一篇长论，叫《Hayek On The Rule of Law》——《哈耶克论法治》，我翻译成中文之后，有6万5千字到7万字，我把这篇长文附在我的书后面作为附录。我在序言中明确交代，是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比较，请诸位看看我做的哈耶克的法治的研究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教授迪亚兹先生所做的研究是否存在差距，是他比我差还是我比他差，我交给读者去看，这就是我认为的拒绝、杜绝知识垃圾生产的最有效的方法，谢谢！（掌声）
付子堂：（读同学的问题）也许是我没听清楚，请问邓老师，您说您花了八年的时间翻译积累准备批判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那么八年前是什么使您决定进行这一批判？换句话说，您是否是为了批判而去批判？谢谢！
邓正来：非常谢谢，其实昨天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在前面的我的简短汇报当中，两次提到我所做的研究，不论是哪个领域的研究都最终回到一个问题，亦即我自己的理论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社会秩序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这是因为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脉到哈耶克的理论，他们对这样一个社会秩序问题给予了非常高度的关注，而作出了他们的解释，我带着这样的疑惑去阅读我们前辈著作的时候，试图通过他们的理论来回答我自己的问题。如果哈耶克理论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会非常高兴，但是非常遗憾，在我阅读他的过程当中，我发觉他的解释不能满足我，不能解答我的问题，这就是我说我可能要去研究康德和罗尔斯这一脉自由主义原理，也同样的，我期待着他们能回答我。但是对不起，如果他们同样不能解答我的问题，我就要诉诸黑格尔一脉，并由他们来回答，如果他们也不能回答，而同时上帝也给予我更多的时间，我也许会尝试着自己来回答我的问题，谢谢！（掌声）
付子堂：现在邓老师由于嗓子的原因，讲话有点吃力了。下面我就把剩下的问题统统念完，然后请邓老师再来回答。尊敬的邓先生，在我看来，您是靠翻译起家的，（笑声）请问：第一，您如何实现了由翻译家到法学家的转变？第二，您认为当前中国法学界在翻译外国法学著作方面存在哪些不足？您认为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尊敬的邓老师，严复对翻译的概括是“信、达、雅”，我是想请教一下，您自己对翻译工作的标准是什么？下面有两个问题：在目前的许多著作已有中文版的情况下，我们在学习时如何对待中文著作和外文原著？第二个问题：英文原著一般能从何处获得？下面一个问题：尊敬的邓先生，通过阅读您的作品，特别是译著，感佩您在文学驾御及运用外文方面达到的高超境界。作为一名学生，向您提起这方面的问题，恳请得到您的指点。即：一，如何练就提高文字驾奴能力？二，请您介绍一下，在法学研究中，收集及运用外文资料方面的经验。如能详细介绍及回应，不胜感激，谢谢。哦，下面还有一个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等会再说。（笑声）您先回答，讲简单一点，不要太累了。
邓正来：其实这几个问题都是主要关于翻译或者和学术研究略有关系的，实际上，我在84年，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出专著了，当时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在李浩培先生的指导下写的，叫《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从那以后五年，我再没有写过一个字，是因为李先生、王铁崖先生、陈体强先生他们告诉我：正来，你应该去多读一点其它领域的著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不要把你的事业局限于这个领域之中。我非常感谢他们。实际上在那个时间段当中，我阅读了非常非常多的原著，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但是这些弯路对我都是有意义的。我自己一边读一边翻，我有这个习惯，就是精读地翻译，精读的翻译方式，但都不是为了翻译，不是为了发表。只是朋友说：邓先生，有什么译著可以给我们吗？我说你们那套书是什么样的书，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贡献一本。我这些译著可以不发表，所以我叫它研究性翻译就是这个原因。至于英文原著的阅读，我建议大家，在阅读一本比较有名的著作的时候，注意看它的注释，去看开列了谁的著作，然后我们想尽办法去找那本著作，来看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然后去看它的参考文献，去寻求这个题域当中更丰富的文献。至于介绍外文方面的资料如何掌握，如何去寻得这些资料，去我的“正来学堂”，我上面都有，我会不断的给你们推荐。谢谢！（掌声）
付子堂：好，最后一个问题：邓老师，请问您为什么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您可曾感受到来自私人情感方面的压力，您是如何去处理的？这个问题要由邓大哥来赐教。（笑声）
邓正来：私人情感方面的压力，没压力。（笑）呃，我的女儿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谈恋爱，（笑声）到现在五年级，她已经失恋很多次了。（笑声）学校的老师知道我和我的女儿有非常好的平等的关系，就问她，难道这事你爸爸也支持吗？她说，对，我爸爸支持。（笑声）老师听了以后感到很纳闷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说，老师，是这样的，在学校里听你的，回家以后听我的。我告诉我的女儿，爸爸小时候跟你一样，（笑声）（付子堂：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女。）但是，爸爸跟你不太一样的是，我不仅有很多非常好的异性的朋友，还有同性的朋友。我告诉她，当你去喜欢一个人和你被喜欢的时候，在这么一个60亿人口的地球上，这是最难得的，最宝贵的。无论出自什么样的原因，我说你都要珍惜。所以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再有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掌声）这个鱼塘多小，这个人多小，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世界有多大，这世界是无限的。我告诉朋友们，我不喜欢玩，不是我不喜欢自然，不是我不喜欢大海、大江、大山，当人们把它作为对象欣赏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掌声）同样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你要是真的有这份爱，就不会有条件，你可以什么都舍弃，你觉得什么都不会重要，这就是爱，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掌声）
付子堂：希望各位同学能向正来大哥学习，热爱知识，热爱生活，热爱西南政法大学，在感情问题上不要有压力。（笑声加掌声）由于时间关系，考虑到邓老师的健康，我们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掌声）非常感谢刚才提问的同学，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回答的问题，可以到“正来学堂”，由邓老师到网上给大家一一解答。今天晚上让我们大家了解了学者的学术之路，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学术大师的名士风采。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再次向邓老师表示感谢。（掌声）下面我还想说一下，这次邓老师来我们学校进行学术访问，大概的安排是这样的：邓老师是前天晚上到达的，昨天就搞了一个学术座谈。今天我们举行了这个聘任仪式，从今天晚上开始，可以说，从前天晚上9点钟开始吧，邓老师就正式成为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员了，以后大家可以多向邓老师请教。明天晚上由科研处安排，邓老师到渝北新校区参观，再作一个讲座。回来还要和研究生举办一个书评讨论，邓老师有一本新著，书名叫《规则·秩序·无知》。希望我们法理专业的研究生把这个书评讨论当作是一个正常的课来参加，其他的同学如果愿意也可以参加。还有，欢迎同学们能够踊跃进入“正来学堂”，登陆这个网站（dzl.legaltheory.com.cn）向邓老师请教。最后，祝愿邓老师全家每天心情愉快！也衷心希望邓先生、邓太太及其女儿常回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看看，西南政法大学永远是你们的家！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大家晚安！（掌声）
录音整理：廖克环、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