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医院的卫生间，把一张白纸铺在地上，蹲下身去略一使劲,“噗”的一声，排出一个形似寿桃的小肉团。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小尿杯，走出卫生间让等候在外边的老伴和学生们稍事观摩，就交给医生去做切片检验。一小时后，检验结果出来了，原来那个小寿桃的学名叫“直肠绒毛管状腺瘤”，而且已经“局灶癌变”！我也许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自己排除直肠癌肿瘤！
上面所说的纯属事实，并无半点虚构。时间是5月2日上午9时半，地点是省人民医院的肠镜室外。当然必须补充一句：在我走进卫生间之前，医生已用内镜电凝术把那个小寿桃从肠壁上剥离下来，并把它拨拉到肛门口了。
我活到六十多岁从未住过医院，偶尔染病就到校医院看个门诊完事。自以为这是得益于年轻时种过十年地，风里来雨里去，把浑身骨肉都锤炼得相当皮实。我指导的研究生颇有患颈椎病、腰椎病的，我还开玩笑说那都是知识分子容易得的病，与我这个老农民不沾边。近年来老伴常常警告我：十年种地的老本快吃完了，现在成天坐在书桌前，久而久之，不生病才怪呢！果然，一个多月前，因为大便次数增多，先后跑到南大校医院和鼓楼医院就诊，鼓医的医生让我做肠镜检查，结果一下子从直肠里发现一个直径3厘米的肿瘤。从诊疗报告所附的彩色照片来看，那个肿瘤表面光滑，色泽粉红，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心想这么个小仙桃存放在腹内，说不定还能延年益寿。可是医生断然否定我的看法，斩钉截铁地主张切除，于是我住进医院去动手术，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一周。
出院以后躬身反省：我为什么会得癌症？要说生活习惯，我还算是相当良好的。中文系的教师为了读书作文，颇多深夜不眠的夜猫子，但我不在其中。即使在最紧张的读研阶段，我都保持着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我从不暴饮暴食，不抽烟。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战友中，在农村呆到第十年尚未染上抽烟习气的仅我一人。我的心态也相当平和，平日以“读常见书，坐公交车，吃家常饭”为生活准则，既不羡慕别人的豪宅豪车，更不羡慕别人的乌纱帽。即使是对学者诱惑最大的名山事业，也从不动心，自知乃中人之资，决不好高骛远。思前想后，总算找到一条原因：饮酒太少。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同仁，大多酒量过人，几位五十岁上下的师弟尤其了得。这本来是有学理支撑的：古代的骚人墨客，哪个不是酒中豪杰？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既然他们那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名章佳句大多是由酒催生出来的，要是一个研究者根本不懂得“浊醪有妙理”（杜甫诗句），又怎能深解其妙？我则不然，我本是一个误入文科的“理科生”，酒量既小，性格又有点拘谨，从来不敢像几位师弟那般豪饮。我的同仁都与癌症绝缘，惟我先染此症，原因便在这里。“癌症”古已有之，不过古人称它为“垒块”。《世说新语.任诞》云：“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是古人饮酒消除癌症的最早记录。苏东坡谪居黄州，心情郁闷，正是最容易患癌症的时候。幸亏家有贤妻，时时为他备着酒，《后赤壁赋》中记着其妻王闰之的话：“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这哪里是藏的酒，分明是储备的一罐防癌良药！
如果说我经过一次癌症手术，仅仅悟出了今后要多喝点酒的道理，那就太缺少普遍意义了。我住院十多天的最大心得便是，衷心希望朋友们以我为鉴，平时不要自恃身体健康而对疾病掉以轻心，应该经常做体检，争取及早发现居心叵测地躲在腹内的“小仙桃”。万一查出肚子里长了仙桃，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去找省人民医院的夏建国主任和丁永斌主任，他们会干净利落地帮你切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