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初，中国报界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1903年夏，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出版、由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因发表一系列鼓吹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镇压。当时民主革命的先驱邹容出版了宣传小册子《革命军》，《苏报》除发表邹容为该书写的自序外，还刊登章太炎写的《序革命军》和章士钊写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加以推荐和宣扬。6月29日《苏报》又发表章太炎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驳斥康有为“只可行立宪，不可革命”的主张，并直呼光绪皇帝为“载?小丑”，指责他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就在该文发表的当天，外国租界当局应清朝政府的要求，拘捕了章太炎和邹容，随后又查封了《苏报》。当时清政府极力主张杀害章、邹二人，但租界会审公廨迫于舆论压力，初审时判决他们终身监禁，第二年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三年、邹容二年徒刑。屈指算来这件事距今已百年挂零了。

这是中国报业史上一场令人难忘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从不允许有任何“犯上作乱”的言论出现。他们大兴文字之狱，动辄加害敢于说话的文人，此举尤以明、清两朝为甚。近代报业在中国出现以后，封建统治者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尽控制、压制之能事，“苏报案”的出现正是广大民众和进步文人同封建统治者冲突、较量的一个突出事件，也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实施于报界最早、最为典型的案件。

自“苏报案”以后，中国社会经过了多次变革，历史在不断前进。可是涉及报界的文字狱却依然绵绵不绝，甚至不断推陈出新，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即使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后，知识界仍然无法摆脱种种精神枷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宝剑随时都会掉落下来，把人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从批《武训传》、反“胡风集团”，到“反右运动”，哪一项不和报刊有关、哪一次不让办报人无限惶恐、无比颤栗？而在那“大革文化命”的年月，这种文字狱的深度、广度和烈度，更是创历史之最、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然，同样是文字狱，其表现形式古今以来是大有不同的。一般来说，20世纪中期以前，文字狱的实施者总是明目张胆地维护本阶级的政权和少数人的私利，表现上很少掩饰，往往是赤裸裸地、直截了当地镇压或封杀。而20世纪中期以后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文字狱往往都打着“革命”的旗号，用的是“人民”的名义，实施的方法也往往借“群众”之手，由这样那样的“群众”发难，把打击目标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骨子里呢？维护的并不是真正的民情民意，只不过是某些人的个人权威或私利而已。自命为九五之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这点上一切文字狱的实施者其实都是相通的。

内在相通而外在相异，这就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过去，民主和反民主的营垒分明，一旦出现了“苏报案”这样的文字狱，群情激愤，舆论哗然，于是实施者的图谋往往不那么容易得逞。而在现代，民主和反民主的营垒相互交混，压制民主者在口头上也都挂着“民主”和“人民”。尽管反民主的程序十分明显，可是一旦假借了“人民”的名义，善良的人们就会默然认可，似乎只要符合那种被说得神乎其神的“人民利益”，举世公认的、最基本的民主程序和司法程序，统统成了可有可无的“形式”。于是，反民主的“阳谋”就会顺顺当当地实现，受害者只能引颈就戮，旁观者只好噤若寒蝉。“时光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专制主义也就在一片顺从声中得以长命百岁。其实稍作理性思考就会明白，在现代社会，反民主必然也是反人民的，离开了基本的民主程序和手段，哪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而今随着历史的前进，文字狱也在不断翻新，其形式也越来越具有“时代特点”。比如，媒体的言论触犯了权势者的私利，权势者往往避实就虚，来个迂回包抄之势。言论本身无可非议，他就改而在生活或私人问题上寻找破绽，捕风捉影，给你制造个绯闻或其他丑闻来把你搞臭。政治上无懈可击，他就改而在经济上寻找突破口，牵强附会，给你弄个贪污受贿之类罪名。再有就是倒打一耙，声称你的文字损害了他的名誉，动用各种关系给你加上个诽谤罪。总之，文字之狱，源自文字而又在文字之外做文章，反正叫你因文字而入狱就行。手段并不重要，目的就是一切。只要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弄你个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再不能犯上作乱，这便是他们的“伟大胜利”。

中国报史上著名的文字狱“苏报案”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了，但是“苏报案”的变种还在中国大地上继续繁衍，类似的丑剧还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舞台上不时上演。什么时候才能让它逐步消失以至灭迹呢？这是摆在我国几十万报人、几百万传媒工作者、几千万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十分沉重而严峻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