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布衣权”的兴起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显著现象。表现在文学领域，即在权力世界中被边缘化的布衣山人，尝试利用诗歌与古文书写突破阶层壁垒。布衣书写的文体选择，既是对权力世界的被动适应，也是对利用有限资源实现阶层流动的尝试。自阶层关系而言，“布衣权”的可能在于，布衣在同官员的资源交换与利益制衡中换取文名。特定的制度环境及权力与文学互动策略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中晚明“文在布衣”的时代景观。
关 键 词：布衣权 文体偏好 舆论 底边文学 civilian intellectual right literary style public opinion lower class literature
“布衣”以文学书写及清谈风议营造舆论、评点人物与事件，进而影响权力网络之构成与政局之走向，乃是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常态。作为一种与众人相关的等差性关系结构，权力须运作于由特定文本形构而成的共识与惯例之下；文柄的争夺也由之成为政治生活的焦点领域之一，并具有明确的“制度性”行为的特点。个人或群体对此活动的参与，既可出于有关政治生活之正当性的一般性诉求，亦常以之为行动策略，以达成相应的意图。此种选择也使其文本表达具有了高度自我展演的意味。而当展演具有大体稳定的角色认知、表现模式与可大致推测的行为意图时，其本身即构成了权力运作中的一个日常环节，并由之得以考察具体时段中的阶层认知、互动与文坛生态。中晚明“布衣权”的兴起，乃是理解此一现象的较佳案例。①“文在布衣”在中晚明的知识氛围中已是一种被清晰感知且屡见于言说的社会现象；但自现代学术的论理方式而言，则尚存待发之覆：对于“文在布衣”或曰“布衣权”的考察，需要明晰布衣之“文”是否有其体式偏好；布衣究竟在何种条件下获得其“权”，又在何种限度内行使其“权”；此“权”是否有其边界与限度，布衣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对文柄的掌控。诸此问题，是本文尝试思考与回应中晚明“布衣权”现象的起点。学界对于明清文学领域中“布衣权”现象的论述已较为详尽②，有关地域影响扩大之下布衣书写的兴盛与馆阁式微所导致的文柄下移，均得到了较为系统而详尽的阐发。下文借助布衣山人与朝廷官员的关系透视中晚明“布衣权”的可能，则同样处于此问题脉络的延长线上。
一、诗歌与古文：中晚明布衣的文体偏好及其策略性选择
“文体”作为标示文章体裁样式的概念，与权力的形式化之间具有同构效应，其类别、语体特性与功能以及文体动态演化的脉络，与政治制度及其运作在静态及动态两重关系上常产生高度的关联性③，并通过典范的功能指向与风格特质予以呈现，所谓“训、诰、典、谟、誓、命、禁令、诏谕、约法，此上之所以宣示于下者也；章、奏、表、疏、陈请、献纳，下之所以求通于上者也”④，是对文体类型之功能指向的概括；“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⑤，则是对不同文体典范风格的理解。文体的选择与呈现，不仅关乎个体的知识结构、审美偏好及书写能力，也与社会身份、话题及语境、历史传统、书写意图等因素密切相关。布衣山人具有鲜明的阶层诉求，其文体偏好遂易展现出某种集体选择的样态。
诗(赋)与古文是中晚明布衣山人频繁书写的两类文体，尤以诗歌为最。屠隆谓“唐以前诗在士大夫，唐以后诗在布衣”⑥，提示着中晚明布衣身份与诗歌体式间的关联。自社会身份而言，布衣山人看似游离庙堂之外，却又不断与权力世界发生交集，“布衣之权”恰恰滋生于江湖与庙堂交织的缝隙之间。⑦布衣特殊的身份与活动空间，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其对文体的选择。在文章之为“经国之大业”的传统社会，文学书写深度参与政治实践，是政治形式化、合法化、荣耀化的基础元素与传递意图、展开行动、制造效应、凝聚认同的基本条件。⑧较之诗歌，奏、表、诰、敕等具有文书行政之用的应用文体在政治实践中的出现频次往往更高。汪道昆《翏翏集序》云：“大方家有言，当世之诗盛矣，顾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上焉者务经世，安事雕虫。”⑨对于部分明代上层官僚而言，诗与文(发挥文书行政之功能的“文”)往往承担着不同的文体功能，亦由之而形成不同的价值定位。杨士奇为刘崧诗歌作跋，曰：
先生八岁能诗……至遇朋徒相聚，或兴有所发辄累累赋之不倦也。盖其好学之笃如此。然先生于明经，于古文，尤所笃好，诗特其余事耳。⑩
即便揄扬刘氏诗作当是此文题中之义，但杨士奇在面对如何看待刘崧作诗的问题时，言辞间仍然展现出相当程度的谨慎，明确标举馆阁立场下“诗乃小道”的文体观念。相似之论亦见于杨氏对太子朱高炽的劝诫：“殿下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诏令。诗小技，不足为也。”(11)万历首辅王锡爵以士大夫读书当“有经世志，不专以词艺自喜”(12)，其视“绮词藻句”为小道(13)，亦未尝保留昔日诗作(14)；李廷机言“诗文力不能兼，废诗可也”(15)。杨士奇等人的论调，大体能够代表此类处于权力核心层的政治人物对诗歌之文体功能的定位。与此种“作诗有碍政事”的观点相应，谪迁/不入仕，“惟诗酒自娱”，亦成为中晚明人物传记中的一种模式化书写。诗歌多用于抒情言志或唱和交往，私人性与日常化特征较强，常见于明代官员公务之余娱情悦性的场合中。布衣山人游走于权贵之门，投其所好，是布衣作诗的一个主要目的；而伴随明代中期以降赠诗、和诗在文人社交活动中的广泛出现，“为经生者，本业不足以致身，则遁于诗，以售于王公大人之门。……不但博雅歌之誉，亦以广其交游，连其奥援，身名俱泰，金多而取大位”(16)。布衣山人常以诗歌为工具，强化与官员的联系；或代为捉刀，以寻获进身机遇。
但上文所举馆阁文臣的诗歌观念，并非能全然反映诗歌在明代文体秩序中的位置。自孔子删诗伊始，经由汉儒演绎发挥，诗歌“美颂”与“教化”的功能一直是传统儒家诗学所着力构建的两重面向。这也意味着，诗歌在政治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突出表现即以美颂与凝聚认同为旨归的应制诗在历朝长盛不衰，明代概莫能外。自书写话题而言，布衣山人的文字中，一类难以回避的题材即干谒之作。此类文字之上乘者，往往能于文字之中婉见颂扬之意，不因称誉过当而流于谄媚；又能于文字之外暗示干谒之图，避免直陈厥意而失之乞怜。其中尤见对分寸与技法的拿捏。此一面向，于王穉登与阁臣袁炜的初次交往中可窥一斑：
嘉靖甲子，(王穉登)北游太学，汝南公方执政，阁试《瓶中紫牡丹》诗，伯榖有“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之句，汝南赏叹击节，呼词馆诸公，数之曰：“公等以诗文为职业，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耶？”(17)
袁炜激赏王氏“色借相君袍上紫”一联，缘于此联将气象、格局、美颂与一己之意图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贴切而不矫饰——视觉与嗅觉相对，又由色及香，由外貌及内涵，对仗工稳而富于层次；字面言紫牡丹之华美缘于其分得袁氏之光芒贵气，实意在借助牡丹传递王氏对袁炜的仰慕由来已久，以一己得以登堂分辉为荣；既能褒颂袁炜提携后学之心胸格局，又巧妙暗示出渴望得到袁氏赏识的意图。其构思奇巧、剪裁工稳、意象典重，相较孟浩然之“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更为精巧含蓄。此种书写能力，恰是馆阁文臣在政治实践中所当具备者。典范的近体诗利用言/意间的张力，以高语法密度在有限的空间体式内腾挪回转，营造意在言外、含蓄不尽的表达效果，既可扬己之才，复能藏欲于术。诗歌的此种特点，恰能够为布衣山人所用，进退纡徐，成为其以文字干谒的有效凭借，也催生了其为朝中官员代笔迎颂文字的存在价值。由此而言，中晚明布衣山人的诗歌书写，不仅在于彰显才华与日常交际，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策略呈现。
诗歌而外，古文同样是布衣在自我表达中所采用的一种常见文体。尽管“古文”并不尽然指向一种文体，而更近体式风貌之“古”；但自形式而言，仍具有尚单音节词、善用破读、散句入文、语序反常等不同于骈文的文体标示。(18)自中唐韩愈、柳宗元始，古文逐渐开启其经典化历程；至明代，已然形成了自先秦至唐宋，以孔、孟为发端，经由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诸辈再度弘扬的古文文统。(19)古文在历史时空中形成的“尊体”地位，至明代而尤盛。韩、柳以“古文”扬“古道”的话语策略，令古文具有正大厚重的底色；与之相应，为“古文”者，亦当“立心端慤”。(20)尽管“古文”的时段划分因时而异，但其均指向异于当世语言风貌的文章书写，在贵古贱今的接受惯习之下，古文具有质朴、古雅的高贵价值；自其内涵而言，又均有由“古文”而溯“古道”的内在诉求，因而成为复古者在“古典/当世”的框架之下言说自我正当性的有效助援(21)：
李(白)之言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又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甫)之言曰：“欲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慎诵而疑之。夫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服，然谓之真尊天子则不可；挟风雅屈宋以令建安齐梁则戚矣，谓之真尊风雅屈宋则不可。挟之为病也，大矣。(22)
杨慎此论可为布衣选择古文书写作一绝佳注脚。共识是底线，却也能够被转化为策略，处于边缘位置的布衣如何可能被关注与认可，名义上的正当性是必要条件。尽管布衣未必全然认可文之复古，其为古文亦未必真能文如其人，但遵从并利用共识却是其被认可的前提。“古文”既能够展现作者人格之端正，又能够标榜其跳脱俗常的价值追求，遂成为布衣对文体的策略性选择。此外，布衣之士较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若想凭借文学颖出，则诗歌与古文是其较为熟悉的首选文体。
明代社会制度的深层土壤，同样参与构建了文体的社会品格与价值，进而形塑了中晚明布衣山人的文体偏好。在明代“以举业取士”(23)的历史语境中，诗歌与古文在权力世界中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王世懋对明代诗家身份的论断，颇为典型地代表了时人对权力世界中诗歌地位认知的一个面向：
我国家右经术，士亡由诗进者。放旷畸世之人，乃始为诗自娱。宜其权在山林，而世不乏响。(24)
对于明代士子而言，在步入仕途之前，研习时文是其生活的常态。诗歌往往因其“损心精”“疲精敝神”(25)而被视为“举业之大忌”(26)；相应地，无法借途科举步入权力世界者，更可能有心境与精力为诗：程嘉燧举业不成，学剑不成，乃“刻意为歌诗”(27)；许然明“年四十，即弃举子业……其嗜古文、诗曰甚”(28)；冯舒“早谢举子业……为学尤专于诗”(29)——时人工于诗往往以“谢举子业”为前提，反言之，诗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个体不慕名利之人格品性的标尺。古文在明代权力世界中的位置亦大体如是。明人的碑传序记中，不乏科场失意而着意古文辞的落魄寒蹇者，其形象更在古文与时文对立的语境中被凸显。(30)“习古文”往往成为对自我生命状态与社会流行价值评判相龃龉的解说以及“另类”“激矫”“反常”的代名词。时文与功名仕途相关，习之者多；古文无关干禄之术，故习之者少。对布衣群体而言，诗歌与古文既表达反抗的姿态，也传递尝试的努力——难以借途时文进入政治生活的读书人，或依靠诗歌与古文书写彰显不慕名利的生命态度，或以之为进入权力世界的可能途径：
庶吉士李大武，苏人。贫落未遇时，尝以诗文呈王世贞。世贞谩置不视，大武即贻书责之。王锡爵适于座见其书，嗟叹其才，随向府县长吏言，己乡有才士而不识，大武遂于此得达。(31)
李大武以诗文呈送文坛主盟王世贞，期待王氏相为援引，此已是中晚明布衣山人寻求改变边缘处境的常态方式。
由上而论，“布衣权”既意味着布衣之士能够结成团体，“以同声相引重”(32)；也含有布衣引领某些特定文体的书写走向之意。嘉靖以降，布衣山人以广泛的交游参与社会生活，“冀荐绅唇齿为糊口计”(33)。在此过程中，诗歌与古文成为其提升名望的重要助援。但布衣在借助特定文体以寻获机遇的过程中，更需要源自权力世界的认可。在布衣以诗文涉足权力世界的“水面”之下，暗藏其试图维系并巩固其“权”、真正在江湖与庙堂交织的缝隙间发挥无可替代之用的“冰山”——朝中官员与布衣山人的关系及布衣山人在此种关系中的角色扮演与功能发挥，则可为考察此问题提供一重思考路向。
二、布衣操刃梃，亦执生杀柄：权力世界中布衣山人的舆论操控
乡论清议乃“士之为士”的要目，亦是勾连中央与乡里社会的重要制度渠道。西汉时，乡党间月旦人物、品藻贤愚之风渐开；至东汉而盛极；魏晋以降，乡议则多由士族高门把持。(34)科举制兴起，乡论之影响亦因之渐衰。(35)与政治生活中乡论之影响式微形成对照的是“风闻奏事”的制度化。武后以法制御群下，许谏官御史以风闻言事，“风闻奏事”遂被纳入国家监察制度的体系之中。宋人因之。(36)此一制度在明代被创造性地发挥，自内廷而言，官方以“访单”形式为朝中清议铺就了制度性渠道(37)；由外廷而论，监察御史可以风闻言事，令民间舆情之上达成为可能。(38)官方与民间形成合力，共同参与构造了社会舆论之网。舆论既具有公共性与公开性，但亦不免盲目与虚妄。舆论所及者本不限于政治，但政治品评则是布衣舆论对权力世界影响之最著者。
在明代以科举为首的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之下，为数众多、无法通过时文书写进入权力世界的知识人在阶层结构中不断被边缘化。据张仲礼先生统计，建文二年(1400)，6 500万读书人中约有3万生员，生员人数约占读书人总数的1/2200(39)，生员欲从基数庞大的知识人群体中突围的希望渐趋渺茫。至万历元年(1573)，生员中举率仅为0.24%，约为明初的十分之一(40)；加之捐纳制度的施行，普通士子应试之途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艰于仕途或以处士自居的边缘士人形成了某些相似的诉求，“结党陈言，嘱托公事”(41)；嘉靖以降，其规模不断扩大，至万历而盛极。(42)尽管此类布衣看似无缘庙堂，但在时人的叙述中，却对朝廷官员有着“生杀予夺”之权：
弇州先生与王文肃书有云：“近日风俗愈浇，健儿之能哗伍者，青衿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骂坐者，则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骄子矣。”(43)
布衣山人作为一个为数庞大的在野群体，往往“老于车马名刺之间，案无帙书，时时落笔，吟啸自得，而好弹射他人……若天生是属啮噉人者”(44)，令朝廷官员惮畏。嘉、万时期，阁臣中多有与布衣山人过从甚密者，严嵩门下有山人吴扩，徐阶有沈明臣相倚重，袁炜、申时行则各自奉王穉登、陆应阳为上宾，诸人俱降礼为布衣之交。(45)在野布衣何以能逐朝廷之风宪，势力渗透于庙堂之间？王世贞《弇州史料》中“匿名私揭”一条从侧面透漏出若干讯息：
臣待罪南都，近见传流匿名一揭，题曰《逐客鸣冤》……外则谓阁臣王锡爵构怨同官，内则谓侍从张诚阴防夺宠。其于台省言谏，皆谓有所召约而后动，蔓延簧巧，曲尽倾危。味其语意，盖假山人被逐之名，而实出于不得志朝臣之手者也。反覆千余言，指青为白，以紫夺朱，借一人以倾众臣，弄刀笔以运鬼术……其必出于怨臣之手，而特借山人以暗传者也……伏乞敕下都察院，通行两京，一应山人术士严行并逐，其有朝臣仍与此辈往来者，指名参奏，重加责贬。(46)
“特借山人以暗传”表明，揭帖中对王锡爵等人的攻讦，需要一个合乎情理的发端；而在京的布衣山人即是朝臣能够借以党同伐异的特殊群体。朝廷之中不同政治势力间的明争暗斗，往往需要依靠布衣山人的参与，以制造舆论效应；揭帖檄文、里巷谣谚、坊间社论、邸报乃至时事剧与时事小说，均是布衣山人左右时论的惯用手段。万历二十九年，神宗有“尽逐在京山人”之谕，其略曰：“近来风俗，专以私揭匿名，或虚捏他人姓名，阴谋巧计，无所不至。久不申饬，致令四方无籍棍徒、罢闲官吏、山人游客潜住京师，出入衙门，拨置指使，及左道邪术，异言异服，扇惑挟诈，是非颠倒，纪纲陵夷，甚为政蠹。今后缉事衙门，不时驱逐访孥。”(47)此亦可见布衣山人在引导特定地域与群体的舆论走向中所发挥的强大作用。
民间舆论在中晚明政治生活中日渐重要，与此一时期社会思想的自由度、民间知识阶层的扩张及监察制度的演变一体相关。伴随城市化与商业的发展及坊刻的兴盛，以阳明心学之传播为显著标志，中晚明思想界一度活跃异常。思想的自由是民间舆论重要性凸显的前提；而以生员为主体的布衣群体在中晚明“国家乡举里选之法废，而专以文辞为登用之途。士之生者不患其无文，患其无行”(48)的语境之下，结社品评，成为一股左右时论的重要在野力量。自制度层面而言，明初设建言会议制度，鼓励并保障布衣建言；正德以后，此制渐废，民众诉求更多借助舆论来表达宣泄。张居正殁后，久被压抑的言路呈反弹之势，朝野间舆论大盛。(49)而在明朝的监察体系中，御史可依据传言弹纠举事。风闻奏事原则上需科道官通过走访的方式考察民情，考核官员，“凡考察官吏廉贪贤否，(科道官)必于民间广询密访”(50)。在此种制度设计之下，布衣山人以其高流动性、阅历丰富、交游广泛的特点，而成为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抚按寄耳目于委官，委官又寄耳目于群小，采听风闻，抄誊旧稿，或将前官考语填入新官，或将别人事迹指作本人，属官借之以揭上司，奸民因之而持官府。又或彼此交徇，上下相蒙，或当路有亲知，则群庇而罪莫与发；或上司有嫌忤，则群诋而枉莫与申。”(51)布衣山人不仅能够为朝中官员明晰舆情，甚至其本人即制造舆论的始作俑者：
国是人心，关于世道，往时大小臣工，朝无异论，而迩来则渐乖隔，各怀己私，党同伐异，又有不修职业、而出位言事者，志在彰己之直。……流言道路，惑乱听闻，而好事者又从而乐道之，以遂其攻人害成之谋。又有一番罢闲官吏、举监生儒，如乐新炉之类，藏匿京师，投入势宦衙内，作文写书，四布投递，旋即送入报房，令人抄报，传示四方。(52)
舆论的形式之所以能够为官方与民众所接纳，乃缘于其背后理想化的道德论传统。明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53)。当道德主义包装下的言论纷争成为党同伐异之合法性借口时，民间舆论更显示出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晚明复社即是一个显证。复社成员以布衣为主体，覆盖全国，尽管在野，却可遥撼朝政；而布衣群体所形成的舆论效应则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全娄士绅为刘公祖饯，溥、采举杯酹地曰：“异日使贤父母独离地方者，有如此酒！”因令门下弟子制檄文驱逐之夔，粘布通衢……至是年四月朔，郡中诸生乘之夔下学，噪而逐之……之夔从命至吴江，则复社生徒再聚沈初馨家，复噪逐如郡城时。(54)
在张溥、张采与周之夔的政治周旋中，复社生徒乃至“诸生非复社中人”的舆论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崇祯六年秋，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为其撰跋。周之夔时任苏州府推官，以二张撰文“悖违祖制，紊乱漕规”为口实，与复社寻隙。在此事件中，布衣群体依然利用强大的舆论取胜。(55)阮大铖本为东林党人，“后与东林党相仇，列名逆案，故见复社之盛，心颇畏忌，乃别立中江社”，其目的在于“纲罗六皖名士，以为己羽翼，一以标榜声名，思为复职之地；一以树立党援，冀为政争之具”。(56)“布衣操刃梃，亦执生杀柄”(57)，舆论对朝中官员的毁誉，往往直接影响官员的升迁；“以人言求去”更一度成为中晚明朝臣辞归的直接动因。“士论之难犯，虽郑子产之贤，曹孟德之奸，卒不敢以人望废清议，甚者布衣之士操其予夺，定为国是，以佩安危”(58)，可谓中晚明官员对布衣山人的典型心态。
布衣舆论构成了一种看似逸离权力社会、实则与之交错黏连的言论场域；舆论所指或本于事实，但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亦常有之，其甚者，更张皇其事乃至指鹿为马。碌碌奔走背后，自当寄寓了布衣山人对政治生活理想化与公共化的诉求；但更深抉隐微者，当源于对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的考量。在此意义上，布衣身份及其舆论效应显示出“应然”与“实然”品质间的悖论：布衣舆论在权力世界存在的合道德性与合法性本在于参与主体数量与身份之“公”(59)——所谓“众论未必皆是，而是不出于众论之外”(60)，庶人“不知爵禄之可爱，故其言公”(61)；但在实际运作中，舆论“公”与“众”的正当性，往往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并转化为个人暴政。将舆论参政制度化的初衷系针对制度之弊裨补阙漏，但舆论自身却又隐含着沦为制度之弊的可能。本应渔樵沧洲的布衣山人恰恰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异常活跃者。在阶层拉锯之下，展现理想政治的公众舆论，常在布衣山人与朝中官员的交往中转化为一种可供交换的社会资源。
三、相互凭借为重：布衣山人与朝中官员的互利关系
在科举等进身孔道日窄的局面之下，普通士人欲在固有阶层内部实现向上流动，难上加难。布衣欲寻获上升空间，则须打破阶层壁垒，在诸种社会关系中借势以寻求突破。这也意味着，将布衣操控舆论的动机置于其交往的关系网络中予以考量，方能有效理解中晚明的“布衣权”现象及其文学史意义。布衣山人能够制造与引导民间舆论，毁誉朝官，此诚令官员畏惮；但山人群体在民间舆论中的重要作用，亦令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官员利用与合作的对象。嘉、万时期，王穉登以诗获知于权臣袁炜，声噪一时；此后，王氏多方干谒，游走于权贵之间，游刃有余；申时行、王世贞、李维桢等在政坛与文坛影响卓著的官员，均与之过从密切。王穉登在《答大鸿胪张公肖甫》一文中所论布衣山人与朝中官员的微妙关系，值得关注：
谒之道二，上者流名誉，而下者要货赂。季将军始不爱曹丘生，而卒厚之，欲使游扬其声；而曹丘之声，由季将军乃益重，岂不诚两高欤？不者而借颊颏，匄齿牙，乞竿牍，奔走以奸诸侯，窃钱刀而饱其孥。(62)
西汉曹丘生乃布衣辩士，初不为季布所重。曹氏请窦长君相为引见，揖季布而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63)季布大悦，引为上客，厚赠之。季氏缘曹丘生所制造的舆论效应而声名益重；曹丘生则凭借一己之辩才与舆论资源，从季布处获利。二者各取所需，形成了互利关系。王穉登于干谒之道颇有会心处，其借此段故实，将干谒之上乘者阐发为能够有效利用一己制造舆论之优势，助权贵揄扬声誉，并从中获利者，如此，方能维系长久的互利关系；其下者则奔走于诸侯之间，仰人鼻息，不无依附谄媚之态，此种关系亦难长久维持。王氏此论，敏感而准确地捕捉到了官员与布衣山人间相互牵制又彼此成就的微妙关系。
冯时可《雨航杂录》一书，记录了一段时人对布衣与朝官关系的评价，可与王穉登之论相互发明：
徐叔明甚厌山人，曰：“山人当岩居穴处，而奈何日置足朱门也……有某郡守谓余曰：‘子知吴下三厌耶？山人诗卷，与士夫干请之书、僧徒募缘之册。’在坐者或笑曰：‘此可称三党。夫山人之口誉于四方，谓之外党；士夫之口誉于中朝，谓之内党……今世士大夫有高名者多佞佛，施之可得其心。且有佛力为阴助，宁非党耶？此可称上党。’”(64)
有明一代，士大夫喜名誉，好议论(65)，布衣山人对于朝中官员的称誉，每每成为官员提升名望的政治资本；布衣山人亦凭借其对民间舆论走向的影响，而受到朝中官员的笼络。所谓山人“外党”之论，亦由此而生。此一现象，于胡应麟名列“末五子”之始末中，更能够被清晰感知：
(胡应麟)数上公车不第……携诗谒王元美，盛相推挹，元美喜而激赏之，登其名于末五子之列。……著《诗薮》二十卷，自邃古迄昭代，上下扬扢，大抵奉元美《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又从弇州而下，推及于敬美、明卿、伯玉之伦……元美初喜其贡谀也，姑为奖借，以媒引海内之附己者，晚年乃大悔悟，语及《诗薮》，辄掩耳不欲闻，而流传讹缪，则已不可回矣。(66)
王世贞掌文坛二十载，引同调，抑异己。是时布衣诗人中，王穉登、王叔承及沈明臣三人为最，然世贞却“夷三君于四十子，而登胡元瑞于末五子”(67)。王氏奖掖胡应麟，意在利用胡氏“媒引海内之附己者”，为一己赢获声誉；其晚年悔悟，然流貤纰缪，已不可回，正说明胡应麟在王世贞影响力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如朱宸濠“久蓄异图，招集文学士，要名誉，收人心，凡吏于其土有才名者，或啗以利，或劫以威，悉入网罗”(68)、郑贵妃之父郑承宪“广结山人、术士、缁黄之流”(69)，借以左右舆论等现象均表明，舆论在官员与布衣的互利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利用舆论约束官员行举，而社会中自发形成的官员与布衣间相互借势的风气，则令原初的设计理念在践行过程中发生了质变，权力世界更默许并利用了此种变化。布衣与官员互利互制的天平两端并不完全对等，权力世界仍然从根本上操纵着平衡间的几微轻重。在稳定而清明之时，民间舆论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对专制体制的制衡力量；但弊窦丛生之际，民间舆论的社会功能与效应则更显复杂，多元政治力量的彼此博弈，令民间舆论在进入政治生活之初，即掺杂了私人意图之下的再阐释，进而成为不同政治力量言说各自意图的助援。舆论既影响着权力世界，又被权力世界中的诸种力量扭曲、加工与利用：
山人乐新炉者，江西临川人，本监生也。来京师以捭阖游公卿间，多造口语，人多畏恶之。然颇有才智，以故士大夫亦有与之暱者。时为今上之辛卯冬，刑科给事中王建中，特疏纠之。内云新炉捏造飞语……又为谣曰：“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又与听补佥事李琯改作参申阁下本稿……及他诸不法事。上命逮新炉于诏狱鞫之，具伏诸罪状。上命荷立枷戍之，寻死。(70)
乐新炉周旋于士大夫之间，制造舆论，此种能力颇令乐氏获益。万历十三年，北京顺天府通判周弘禴上疏，以乐新炉操纵政治，“转授言官论之”，利用舆论令冯保失势。(71)然冯保失势正合神宗之意，乐氏所制造的舆论效应恰能够为神宗所利用，故朝廷对此并未深究。但此次的京师谣言，却因触及时下“国本之争”的敏感话题并有违神宗之意，而深为神宗所忌。(72)以王建中为首的政治势力，同样以舆论为出发点，利用此次事件的性质与神宗的态度，因势利导，制造事端。对于布衣山人而言，作为资源的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佐助布衣在与官员的制衡中获利，也可能被其他政治力量所利用，而反噬舆论制造者。
布衣山人与朝廷官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令其在与官员的交往中，能够利用官员的权力谋利。一个重要表现，即布衣文人向官员请序，以提高自我声誉。李东阳与杨一清同处内阁时，“皆喜饬名誉，以文络天下士，互凭借为重焉”(73)。尽管文中并未明言互凭借者为何，但由“喜饬名誉”不难推之，能够让阁臣为之心动者，当为借助“天下士论”所形成的舆论效应，促进其声望的抬升。作为对“天下士”的回报，也出于对维系关系的考量，揄扬布衣之文、为其作序，成为官场中人与布衣文士交往的惯用手段。李维桢于隆庆二年(1568)进士及第，旋入翰林，其文集中不乏为山人诗集所作之序。李氏结交山人，盛赞其“上可以交王公卿相，而下可以群牛医马卒，浊可以游卖浆狗屠，而清可以对高僧羽客”(74)，个中亦当有借山人舆论以沽名的期待。作为回赠，李氏凭借其在文坛的影响，对谒文者多来者不拒，“援笔挥洒，又能骫骳曲随，以属厌求者之意”(75)。“文章之柄倒授草野”(76)出现的重要前提在于，布衣能够与官员之间形成资源交换与利益制衡；在此意义上，文学领域中“布衣权”的展开，是庙堂官员与在野文士间资源交换的过程；对文柄下移的理解，亦不应忽视这一历史语境。
布衣与官员相互依赖、相互借势的关系，也导致布衣之文在定位上出现悖论：布衣之作，却往往由庙堂官员为之序跋；题赠者的官阶与序跋数量，直接关系着求索者的声价名位。(77)王世贞既拥有政治身份，属于权力世界，又是文坛巨擘；其在政坛与文坛的双重资源，令一众布衣趋之若鹜，求其序跋：“士诸能操觚为古文辞者，亦集而以余之猥先之也。车门辟，则褦襶螘附，挥汗而出，褎中诗卷，至不能遍读。”(78)新安潘穉恭于寒冬冒雪过黄居中衙斋，以闽游诗卷呈黄氏，索其和诗。黄氏临场作诗，“篝灯呵冻，率尔搦管，不复计其工拙”(79)。黄居中官上海教谕，后迁南京国子监丞，乃有明一代著名的藏书家。其为潘穉恭和诗，无疑能够提升潘氏在布衣群体中的名望。似曾相识的情境，在李维桢的时代继续上演。“折节下士，则名誉日隆”(80)，厚交布衣，亦是为一己广纳声誉；士大夫对布衣文字的揄扬，潜在参与形塑了“文在布衣”的现象。只是，在布衣山人与朝中官员看似互利互往的关系中，居庙堂之高者从根本上掌控着资源分配与制定规则的权力。舆论效应最终仍需让位于对生存资源的迫切需求。一众在权力世界中被边缘化的布衣之士，托钵权门，白首不辍，试图以文字获得权力世界的认可，并以此换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因此，“文章之柄至明而易归于布衣”(81)，只是布衣群体在权力社会的资源交换中，有限度地实现对某种文体样式的高频书写与一定地域及群体范围内的文章品评。
晚宋以降，江湖诗人诗文活动中所展现出的诗人在权力世界中的边缘化、文学创作主体的平民化、文学资本向社会资源与生存资源转换等特征，业已开启近世社会文学特征的若干面向。中晚明的“文在布衣”既是南宋文学发展脉络的内在延续，又有其新的生发点(如差序混层、底边创作(82)、地域社群勃兴(83))，由花及果，衍生出一众纷繁多姿的文学景观。以江湖布衣与庙堂官员的关系为视角，透视由南宋至明清的布衣创作，一条与主流文学(以集文人、学者与官员身份为一体的士大夫为参与主体)之演进风景殊异的“底边文学”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作为文学史拼图中的重要组成板块，底边文学写作主体的“布衣”身份是其显著特征；自外部关系的视角切入文本，则更易感知文学演进的“常”与“变”，从而与主流文学史形成有效互补。进而论之，在布衣与官员的阶层关系中考察明清底边文学的书写，自然会牵涉书写动因、写作心态、阶层诉求、文本语境、语体及文体的选择与呈现(84)，以及自我表达中的修辞策略等由考察诗文外部生成走向内部技法讨论的系列问题。此种由社会关系走向文本世界的研究路径，也提示着明清诗文研究再深化的可能。
①罗时进先生敏锐指出了明清文学创作主体的嬗变及文学领域中的“布衣权”现象。参见罗时进：《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88-93页。
②杜桂萍：《“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黄卓越：《明正嘉年间山人文学及社会旨趣的变迁》，《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郭英德：《布衣之文：清前期文坛身份意识的强化与文化权力的转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马腾飞：《清中叶诗坛的“布衣权”现象：以王豫及其诗学活动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③刘顺：《经国之大业：中古文学与政治分析初步兼及张说的政治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39-53页。
④朱荃宰：《文通》，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2页。
⑤曹丕：《典论·论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98页。
⑥屠隆：《涉江集序》，潘之恒：《涉江集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19页。
⑦可参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对是时山人活动的记述。
⑧安家琪：《文学书写与政治行动：“政治与文学”视阈下的王锡爵文章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29-137页。
⑨汪道昆著，胡益民等点校：《太函集》卷二五《翏翏集序》，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536页。
⑩杨士奇著，刘伯涵、朱海点校：《东里文集》卷一○《刘职方诗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0页。
(11)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四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32页。
(12)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五《少詹葵阳黄公神道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13)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一八《舒心矩编修》，《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413页。
(1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八(第3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95页。
(15)叶向高：《苍霞续草》卷五《鹿散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第696页。
(16)曾异：《纺授堂集》文集卷一《叙施造仲将军诗》，《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3册，第503页。
(1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王较书穉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482页。
(18)安家琪、刘顺：《中唐韩柳古文书写的可能与规则及其限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9)安家琪：《明代文章“复古”的政治诉求及其路径选择》，《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20)朱仕绣：《朱梅崖文谱》，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5册，第5134页。
(21)刘顺：《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古典”与“当世”之争》，《唐宋历史评论》2020年第7辑，第30-58页。
(22)杨慎：《自知堂集序》，蔡汝楠《自知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7册，第444页。
(23)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二九《题赵卿云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9册，第535页。
(24)王世懋：《王奉常集》文部卷七《王承父〈后吴越游〉诗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第286页。
(25)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一，《明代传记丛刊》第118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435页。
(26)骆问礼：《万一楼集》卷三二《学游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4册，第426页。
(2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松圆诗老程嘉燧》，第576页。
(28)黄汝亨：《寓林集》卷一八《高士许然明行状》，《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29)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四○《冯已苍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6页。
(30)如王蕴德“科举废，遂一意于古文，求进于先秦两汉”(贝琼《清江文集》卷二六《志古斋记》，《四库全书》集部第12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0页)；方志云“少尝有志为世用，中弗利于场屋，乃尽弃其所习，大肆力为古文辞”(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二《志云先生集序》，《四库全书》集部第1252册，第391页)；陈信惠“初为举子业，试有司，不中，去而学古文词”(陈鸣鹤《东越文苑》卷五《陈信惠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5册，第717页)；郁兰“少为举子业，工甚，既连不得志于南宫，更博综玄览，为古文辞”(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一六《刑部主事旸川郁公行状》，《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9册，第281页)。
(31)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之《万历注略》卷八，明崇祯刻本。
(32)夏允彝：《〈岳起堂稿〉序》，陈子龙著、王英志辑校《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3页。
(33)何伟然：《十六名家小品·李本宁先生小品》卷二《戴瞻侯题辞》，崇祯六年陆云龙刻本。
(34)卜宪群：《乡论与秩序：先秦至汉魏乡里舆论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第176-198页。
(35)王德权：《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台湾政大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36)邱濬：《大学衍义补》卷八，《四库全书》子部第712册，第114-115页。
(37)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二九《沈思孝传》，第6006页。
(38)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一三《吏部·举劾》，明万历内府刻本。
(39)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40)李兵、李志明：《明代童试及生员中举率再探》，《大学教育科学》2013年第4期。
(41)毕懋良：《两浙学政》，明万历三十八年刻本。
(4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山人名号》，第585页。
(4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山人愚妄》，第587页。
(44)谭元春：《女山人说》，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卷二九《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9-790页。
(4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恩诏逐山人》，第584页。
(46)王世贞：《匿名私揭》，《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册，第685-687页。
(47)《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四“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己卯”条，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6803-6804页。
(48)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一《金精吟社集序》，明万历间徐氏刻本。
(49)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三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04-805页。
(50)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卷三三六，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33947页。
(51)《明熹宗实录》卷五“天启元年正月壬午”条，第235页。
(52)赵志皋：《乞振朝纲疏》，《明臣奏议》卷三二，《丛书集成初编》第92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05页。
(53)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第6027页。
(54)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8册，第508页。
(55)周之夔：《弃草二集》卷一《上文湛持太史论漕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3册，第24-25页。
(56)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册，1930年。
(57)刘仁本：《述言》，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一○《刘左司仁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5册，第178页。
(58)孙作：《沧螺集》卷三，明毛氏汲古阁重刻本。
(59)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13页。
(60)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一八《覆新建张相公定国是正纪纲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第541页。
(61)苏洵：《上仁宗皇帝书》，《文章辨体汇选》卷七八，《四库全书》集部第1402册，第535页。
(62)屠隆：《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5册，第335页。
(63)司马迁：《史记》卷一○○《季布栾布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731-2732页。
(64)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下，《四库全书》子部第867册，第344页。
(65)俞樾：《宾萌集》卷一《明代争国本诸臣论》，《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50册，第15页。
(6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胡举人应麟》，第446-447页。
(6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沈记室明臣》，第496-497页。
(68)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一○《李崆峒传》，《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1册，第268页。
(69)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三《陈登云传》，第6072页。
(70)(7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山人蜚语》，第873页。
(72)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73)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三○《杨一清传》，《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9册，第197页。
(74)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三《陆无从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0册，第571页。
(7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尚书维桢》，第444页。
(76)何焯：《义门先生集》卷一○《两浙训士条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20册，第240页。
(77)张健：《江湖与庙堂之间：晚宋诗歌的边缘化与诗人的游士化》，《宋代文学论考》，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61-200页。
(78)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五四《阮生诗集序》，《四库全书》集部第1282册，第706页。
(79)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二《题潘穉恭闽游卷》，《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3册，第439页。
(80)归庄：《归庄集》卷五《与季沧苇侍御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页。
(81)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七《答方丽祖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5册，第211页。
(82)罗时进：《明清诗界的“差序混层”与“众层化创作”》，《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第194-202页。
(83)罗时进：《再论〈全清诗〉编纂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38-147页。
(84)刘顺：《语言演变及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04-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