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创刊于1868年，原名《中国教会新报》，为周刊。1874年起改名《万国公报》，其间一度停刊。1889年复刊后，改为月刊出版，并成为刚成立不久的英美传教士团体广学会的机关报，一直到1907年7月停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长期主持《万国公报》，参与编辑和撰稿的李提摩太、丁韪良诸人，也多是一些著名的英美传教士。它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中历时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万国公报》虽属教会刊物，但教义宣传不是主要的，它实际上是以评论中国时局与介绍外国情况为重点的综合性刊物。
学术界对于《万国公报》虽不乏研究（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王宁同志的博士论文，即为《万国公报研究》。），但就其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而言，却尚付阙如。值得注意的是，《万国公报》名声鹊起，产生广泛的影响，恰是以其积极参与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其最足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注：华文书局编辑部：《影印“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缘起》，见《万国公报》(1)，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万国公报》于1896年底也不无自豪地公开声言：经甲午之役，本刊发行量“从每月一千本逐渐加增，今已盈四千本。且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商绅，故京师及各省直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流之广，则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注：《万国公报》(26)，卷94，第16483页。）这也并非虚言。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影响既深且远。作为外国在华传教士的重要刊物，《万国公报》是怎样报道与评论这场战争的？这自然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万国公报》的立场，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甲午战争及其所由发生的那个时代。
（一）
1894年初，朝鲜南部发生东学党起义，5月底全州陷落，京城震动。6月初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要求出兵帮助平叛；而日本居心叵测，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口实，也同时增兵朝鲜，从而形成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局面。这是中日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万国公报》于此十分敏感，1894年7月卷3上便发表了《朝鲜纪乱》，初次报道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严重事态。其后每月一纪，定名“乱朝纪”（后改称“朝乱纪”），前后共16篇，较为系统地跟踪报道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与此同时，《万国公报》还配发了主要是由林乐知诸人撰写的为数甚多的评论文章及记述各国反应的消息等等，从而形成了自己颇为鲜明的立场与态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的前后期，它的立场与态度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战争的初期，《万国公报》支持中国，谴责日本的立场十分明显。上述《朝鲜纪乱》就指出：“中国出师为藩邦戡乱，实属名正言顺”，而日本以《天津条约》为借口，拒绝各国调停，“则是日本自知其曲而思图逞志于戎行，中国于此岂尚甘于退让哉”！（注：《万国公报》(23)，卷66，第14555页。）林乐知等且认为，中国应邀出兵朝鲜，并无利人土地之心，其主张不干涉朝鲜内政，中日同时退兵以保全太平大局，是完全合理的，故深得“五洲万国之所共谅”。而日本借口帮助朝鲜改革内政，拒绝退兵，虚伪之至：“然而日本之心，岂真厚爱乎朝鲜哉”！（注：《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万国公报》(23)，卷68，第14646页。）与此相应，《万国公报》不但相信中国必胜，而且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主张狠狠教训日本。1894年9月发表的《乱朝纪三》甚至主张厚集兵力，远征日本，一槌定音。文章说，“愚见所及，中国有亟应措置者五端”：一曰“厚集海军”。中国南北两洋及闽广等省，兵舰之多远驾日本，又有北洋水师，威望素著，“区区岛国，岂敢争衡”？由是，“将得其人，船得其用，征东之大本定矣”。二曰“大发陆军”。海陆并进，聚而歼之，“一弹指间耳”。“韩都恢复可期，保存藩之大局可成矣”。三曰“以攻为守”。不能固守，当主动出击，进兵东京，长驱进入。“东京唾手而可得，彼自称为明治天皇者，行见为拿破仑第三之续矣”。四曰“以战为和”。五曰“以存为灭”。即不必灭日本，但要赔款，“日本偿银，但有一丝一毫之未缴，中国戍卒，即无一日之离防”。（注：《万国公报》(23)，卷68，第14684页。）林乐知在另一处也愤慨陈词：“若居今为中国计，则有二策焉：一曰力保朝鲜，一曰痛剿日本。”日本狂妄，不加痛剿，定然为祸天下：“浸假而得志于朝鲜，又将觊觎中华之重地矣；浸假而再毒于中华，又将欺侮欧洲之雄国矣。肆意妄行，何所不至！”（注：《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万国公报》(23)，卷68，第14648页。）直到同年10月，《万国公报》卷69还发表了《英将谭兵》，即对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副提督琅威理的访谈录。这位英国将军断言，中国海军的实力不容低估，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与西方大国战亦觉绰绰有余。（注：《万国公报》(23)，卷69，第14747页。）
应当说，《万国公报》取上述的立场与态度自有其合理性。其一，中日甲午战争全然是日本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蓄谋挑起的，尊重事实的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人所共知，美国在其时中日交涉中一直是站在日本一边的，但其驻朝鲜公使西尔向他的政府报告中日对峙时，却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人赞成同时撤出，日本人固执己见。疑其别有用心，日本似乎要战争。”又说：“日本在这里的行动被指责为轻率的、无理的好战行动。虽然从来没有一次国际争端比这个更缺乏正当的理由，但两国军队间的冲突似乎是迫在眉睫了。”（注：〔英〕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4、46页。）足见《万国公报》此时是正视了事实的。其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虽国势衰堕，但在西方人的眼里，仍不失为东亚的大国。中日相较，就国土与人口论，中国占绝对优势，固不待言；即就军力而论，中国行洋务运动30年，购舰练兵，在在进行，北洋水师声威尤著，至少当不在日本之下。因之，西人推论，两国开战，中国可操胜券，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在于，他们高估了缘国之大小所决定的诸多有形因素，而低估了包括清朝统治者的腐朽程度、日本统治者励精图治及其处心积虑等诸多无形因素，因之对中国优势的估计，不免失之乐观；至于上述显然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更多地还是流露了参与撰稿的中国士人传统的虚骄心理。
但是，自1894年11月卷70起，《万国公报》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林乐知等人由中国必胜论者转变成了中国必败论者。9月，经平壤之役，清军兵败如山倒，战火烧到辽东之后，《万国公报》惊呼事出意料之外，对中国顿失信心。林乐知写道：“中国昔日自夸之处，至此而扫地殆尽……总而言之，中国至今日，实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注：《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0页。）“吁嗟乎悲哉！余壹不知夫中国之懦弱孱怯，竟至于斯也。呜呼，惜哉！”（注：《乱朝纪六》，《万国公报》(23)，卷70，第14811页。）而1895年2月《万国公报》卷73刊载的对前英驻华公使威妥玛的长篇访谈录，则已是在强调中国之败，事有固然了。其次，由肯定中国的正义性，转而极力混淆是非，甚至不惜颠倒黑白，为日本侵略者张目。如果说，随着战争的进程，时移势异，《万国公报》由看好中国变为看好日本，这自有根据，无可厚非；那么，其后一种的转变，则完全暴露了《万国公报》最终信奉的仍无非是“强权即公理”这一殖民主义者的信条。
1895年1月，林乐知在《以宽恕释仇怨说》一文中说：“至论中日两国之是非曲直，则中国任朝鲜之败坏，而不加整顿，固亦有不是处，亦有曲处，然日本之甘为戎首，而以强词夺理，则其但有曲处，而无是处可知……所惜天下事，往往不论理而论势。今中国亦既败矣，遂有偏于日本者。”（注：《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4页。）在这里，林乐知强调中国也有不是处、曲处，已经是在有意模糊是非了，而且这种倾向愈往后则愈露骨。5月《万国公报》刊载《追译中东失和之先往来公牍》，其中包括由西文译出的战前中日双方交涉公牍9件。林乐知在按语中说，从这些文件看，双方互相咨照，词意和平，惟中国始终坚持朝鲜是其属国，“轻蔑日本之意，实于言外见得。从此衅隙渐开”。日本坚持“断难坐视朝鲜沉沦苦海”，要求改革朝鲜内政以免乱图治，但是，“中国仍力驳之，而兵祸成矣”。林乐知意犹未足，最后还特别强调指出：“又按中国素轻日本，谓为不过朝鲜之流亚，故日本与朝鲜立约，称为平等之时，毫不过问，岂不曰中国固加于日朝一等哉……中国不谙外事，惟知高自期许，于他人蔑视之耻，偏淡焉其若忘。呜呼，惜哉！吾甚愿中国化其视日朝为平等之心，并化其自视加人一等之心，遂化泰西视我为降等之心，则中日可为同等者，东西亦无异等，耻辱雪而等威定矣。”（注：《万国公报》(24)，卷76，第15193、15194页。）很显然，林乐知将中日冲突的起因，最终归结为中国自大，蔑视日本。同时，复将日本说成是欲登朝鲜于衽席和敢于与中国争平等的仁勇之国。其颠倒是非，莫此为甚！这不仅与《万国公报》前期的立场相矛盾，即是与上述“中国有曲处，日本无是处”的说法相较，也已是大相径庭。所以，毫不奇怪，有中国士人指责林乐知“不正日本之罪，而反招中国之过”。但后者一意孤行，随着中国败局渐趋明朗，其偏见也变得更加赤裸裸了。6月，《万国公报》卷77发表《中东失和古今本末考》，内含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两度侵朝所引起的中日交涉的部分文件。明军援朝，两败丰臣秀吉，久成中朝联合抗敌的历史佳话。（注：参看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第八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林乐知不是藉此去揭露日本扩张侵略的历史根源，相反，目的却是要强调现实中的中日战争不过是两国历史上恩恩怨怨的延续，从而进一步抹杀了是非，实际上是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做掩饰。不仅如此，他在“总跋”中甚至公然歪曲历史，说：据所译日方的文件，“几疑曲在中国”。特别要指出的是，文中还收有译自西文的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奏疏各一通：《前左副都御史张幼樵副宪奏请豫防东患疏》和《合肥相遵议豫防东患兼定征东良策疏》。林乐知如获至宝，据此强调说：近30年来，中日“诈虞未泯，猜忌渐深，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具备两造各执一词，虽具老吏断狱之才，而竟委穷源，岂能爰书之骤定”？张、李二疏说明，自琉球被灭后，中国不动声色，“实有图日之意”。林乐知称，有人说“中日之役，日本有心以图中华，中国无意而遇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若必欲区分是非曲直，中国固然可以自以为有理，但日本又何尝不可以振振有词？实际上，数年前有西人问日本大臣何以备战，后者就曾回答说：“防中国也，不得已也。中国屡思泄忿于我，我若偶不经心，祸不旋踵矣。”林乐知再一次颠倒黑白，干脆将日本说成是受害者了。
人所尽知，自16世纪末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和两度入侵朝鲜起，日本便开始了酝酿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而其最终形成正是在明治维新之后。这集中的表现即在于“征韩论”喧嚣一时，并实际上成了日本部分军阀所奉行的国策。故有人提出：“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国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基于此一考虑，一些军阀叫嚣：“首先要积蓄实力，把朝鲜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并抱持（控制）中国”。（注：转引自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先后侵略中国台湾，侵犯朝鲜，吞并琉球，小试锋芒，屡屡得手，使其扩张野心倍受鼓舞，从而更加处心积虑和急切地推进它的“大陆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洋洋自得，不仅不讳言，且力加宣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东亚同文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鼓吹侵略而组织的一个半官方团体，成立于1898年，即甲午中日战争后第3年。1934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年，该会特在其下设置了一个对华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纂辑自明治改革至“九一八”事变为止大约70年间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的大事和“有功”人员的传记，《对华回忆录》就是它的产物。该书在第1编第1节“总说”中，这样写道：“这本回忆录将略述在这个时期的中日外交关系，总括大要，明示趋势真相。并将附加对华先驱者列传，俾使其留芳千古。凡此不畏困难，不避危险，出生入死，惨淡经营之事迹，虽懦夫一读，也会感奋而兴起！今满洲建国之业已成，皇威广被宇内，大东亚的曙光，正灿然照耀于东方。当此时际，每一念及我们的所以能有今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益感对于前辈志士的宏规远谟，不能不有所纪念。姑请先述七十年的风云，借以报效前辈的伟绩。从明治7年（1874年）征台之役起，以后琉球问题、朝鲜事变、天津条约等中日间的交涉事项，接踵而至，以至于我朝野人士，活跃于中国大陆，探究根源，实在兆瑞于明治6年震撼朝廷的征韩论争。由于这种意义，我们对华问题的回顾，要先从征韩论的争辩起笔，明示它的真相，然后再及其他。”（注：《对华回忆录》第1编第1节，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页。）本书将日本70年侵华的“伟业”，归功于所谓明治初年的“宏规远谟”即“征韩论”所彰显的“大陆政策”，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自暴真相！
其时，在清政府内部，张佩纶等一些感觉敏锐的官员，实已注意到了日本扩张侵略的威胁。光绪八年八月，张佩纶上《密定东征之策以靖藩服折》（即上述《豫防东患书》），指出：“日本凭寡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归，朝鲜祸起萧墙，殃及宾馆。彼狃于琉球故智，劫盟索费，贪婪无厌。”（注：《光绪朝东华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4页。）请令南北洋大臣及沿海督抚，迅练水陆各军，以备进规日本。清廷也觉事关重大，上谕交李鸿章先行通盘筹划，迅速复奏。李鸿章旋上《议复张佩纶靖藩服折》（即上述《遵议豫防东患兼定征东良策疏》）。他说：跨海远征，胜负难有把握，“第征东之事不必有，征东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注：《李鸿章全集》(3)，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9页。）作为清流健将，张佩纶虽不乏敏锐，但不免视事太易，流于书生意气。李鸿章终究老成，“第征东之事不必有”一句，实已明确地否定了前者，但他复借“征东之志不可无”的高调，巧妙地将前者尖锐的意见，转换成了“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的议事常项，使被驳者也不便坚持。要言之，李鸿章的议复，不赞成张佩纶的意见，而清廷显然也认可了，故张的所谓征东说遂告搁置。但是，甲午惨败说明，事实上李鸿章连这一议事常项也并未真正落实！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在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写给兄长的信中曾十分肯定地指出：“二哥大人如见……海侄既愿在船，甚属好事。合肥在此作督，海上断不用兵。祈勿廑。”合肥即李鸿章。孔祥吉先生据此评论说：“罗丰禄写此信时，已在北洋任职几乎达10年之久。他算把准了李鸿章的脉搏，故能做出‘海上断不用兵’的结论。一个‘断’字，道出了李鸿章内心的玄机。这个‘断’字，也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所推行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注：孔祥吉：《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此一判断是对的。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佩纶在与人书中所说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日本奸宄，防不胜防。鄙人自壬午以来，屡以日本必噬朝鲜为虑，屡上章疏为曲突徙薪之计，海军疏更切言之。”日人知之，恨之入骨。后被劾去职，复与合肥缔姻。现在甚悔，未能应邀代治公事，否则，“以我之猛济其宽，淮将、海军何至如此？日本即不寝谋，亦堪一战……此地是鄙人不老辣处。所以然者，一肚皮线订书为害耳。”（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4、225页。）张佩纶所言，虽不免于好自高标，但他慨叹自己的先见之明未被采纳，却是合乎实际的。
耐人寻味是，英国学者菲利浦·约瑟夫在1929年出版的《列强对华外交》一书中，对此也做了评论。他说：日本人“他们很早以来就能看到中国总理衙门的秘密档案，并且准备着在最有利的时机实现他们的大陆政策”。“他们从中国的秘密档案中获悉：中国打算就琉球问题向日本寻衅，以便恢复它在远东的霸权。早在1882年，中国大臣们就商定了这个计划。可是，中国官场的腐败，使中国未能进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准备。另一方面，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已经准备就绪……并且他们急盼在中国未动手之前下手。因此，他们决定了对中国的战争。”（注：参见该书第40页。）此一判断与上述张佩纶的说法，也正相符合。故据此，可以提出两点：其一，是日本的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迫使清政府谋求应对，而非相反；其二，清政府根本没有征东计划，甚至也没能形成积极的防东计划；退一步说，即便有这样的计划，也并不能改变日本挑起侵华战争的事实。所以，林乐知费尽心机进行所谓的“中东失和古今本末考”，试图进一步掩饰日本的侵略本质，甚至于强调中国先有“图日之意”，才引起了日本回应，这说明其囿于偏见，不惜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已是心劳日绌。
不仅如此，《万国公报》还编译了大量西方报刊的言论，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乃属“公见”。例如，它曾转译《泰晤士报》云：“中败而不自承其败，犹可说也，及至遣使议和，则已自知不敌，然仍含骄傲之意，此岂局外人所能测哉！中国将谓他国皆湖涂虫哉，及观其待各国也亦无不然。各国之所以让之者，盖一敬其为古大国，一念其语言文字之末节，不必缘之而多事耳。日本则不然，且业既开衅，战亦甚易，非平空宣战可比。为中国计，自宜先知日本于我藐视之心，素不甘服，则办理和局自易奏功。乃不但不知，且仍视日本为边寇，故不能以兵威而去之，即姑以财力贿而出之而已……此和议之所以难成也。”（注：《朝乱纪十》，《万国公报》(24)，卷75，第15155页。）事实是，1895年1月初清政府在十分屈辱的情况下，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议和大臣赴广岛与日本议和，但后者却借口中国代表全权不足，实际上是将之驱逐，从而破坏了广岛和议。日本是有意拖延时间，为了能占领刘公岛并最后消灭北洋舰队，以便使自己在和谈中占更有利的地位，同时，也是要迫使清政府派出李鸿章来日本议和。这里，《泰晤士报》却诬中国傲慢，破坏了和议，公然颠倒黑白！这些转译的西方报刊言论，无疑增强了《万国公报》宣传的恶劣影响，同时也助成了某种定格，即在中国士人的眼里，《万国公报》及英国偏袒日本的形象。林乐知对此深以为忧，曾做这样的解释：“今日之时局，理不能与势敌，势苟弱，理即与之俱弱。即如中东交战一役，历观西报，比比皆然。然本报不表而出之，中国岂知其命意之所在？故一年来所译各报，绝不愿稍从粉饰。及至和局粗定，俄法德三国，起而阻日本之割地，英国则效寒蝉之噤声，彼华人之无识者，必将感三国之助我，而疑英之阴袒日本。呜呼，岂其然哉！岂其然哉！”（注：《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万国公报》(24)，卷77，第15266页。）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结果只能是欲盖而弥彰。
（二）
信奉“强权即公理”的殖民主义信条，固然是《万国公报》与林乐知好言“理不敌势”、偏袒日本的一个原因；但是归根结底，作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万国公报》的宣传取向代表了英美主要是英国的利益，这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从西方列强全球争霸的格局看，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列强冲突的焦点集中于朝鲜一隅的必然结果。1894年11月《万国公报》卷70上发表有《中东之战关系地球全局说》一文，实际上已指出了这一点。文章说，从全球看，世界各地除中国、日本之外，已尽入欧人之手。英俄法三国全力争夺世界“威柄”即霸权，原先集注于中亚，今则冲突转至于朝鲜。英于印度，法于越南，俄于西伯利亚，都有由西渐东之趋势。俄因在中亚受阻，正修西伯利亚铁路，争谋控制朝鲜，以求获得东部不冻港。英为阻俄南下，故于10年前有据朝巨文岛之举，“阳为自保商务，阴实预杜俄谋”。后俄许英不谋朝鲜，英师旋撤，但彼此猜测防范之心不减。法据越南，觊觎暹罗，以通亚洲的利薮，威胁英在印度的利益，故英决不肯稍让。俄法合纵，英必与中合，日又必与俄法合。“然则中英俄法日之战，始于亚东矣。东亚之既开，欧西之局大震。德奥意连横诸国，将趁机而齐起。萃中英德奥意五国之全力，以伐俄法日三无道之国，胜负之数即曰无待蓍龟，而烽火连天，为患岂可思议。”（注：《万国公报》(23)，卷70，第14779、14780页。）是文指出了朝鲜已成为以英俄对抗为主轴的列强争夺的焦点，这是对的；但它显然回避了此一背景与中日战争爆发间以下更为深层的内在联系：其一，英俄诸国为各自的利益都曾利用中国对朝的宗藩关系。英俄为了能通过中国控制朝鲜，曾不约而同地都希望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特别是英国甚至还一度怂恿中国“吞并”朝鲜。而日本在策动甲申政变失败后，愈益感到要吞并朝鲜，首先必须打败中国。无奈时机尚未成熟，遂改韬光养晦，伺机而动。但日本担心俄国对朝鲜的野心，一改常态，也怂恿中国加强中朝的“宗藩关系”，以便将清政府推到台前，更有利于自己在幕后操纵朝鲜的内政。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时变，全然取决于自己纵横捭阖以控制朝鲜的策略。（注：参见戴逸等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其二，英俄美诸国站到日本一边，是日本敢于最终发难的重要原因。英国为抵制俄国，始终拉拢日本，乐观日本坐大。英国《圣詹姆士官报》曾著文露骨地说：“在今后许多年中，日本对于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害。我们不必反对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无疑地，它将威胁和震动俄国，但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让日本和俄国一决胜负，如果它们高兴的话。就我们自己说来，如果日本对于正向亚洲北部伸出一个长爪的令人可怕的帝国形成一种对抗力量，我们并不吃亏。同时，假如日本打开中国的巨大领土对外通商，尽管有横滨和东京方面的竞争，我们在全世界各族人民中因此而获得的利益最大。”（注：转引自《列强对华外交》，第72页。）事实上，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已与日本正式结盟。俄国对英国的策略自然是清楚的，但是俄国想吞并朝鲜，却苦于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成，军事准备不足，复受英国牵制，不敢贸然行事。因此它也乐于让日本打先锋，以便从中渔利。而美国从支持日本侵略台湾时起，就一直站在日本的一边。这样，日本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使英俄美诸国都站到自己一边，国际上的顾虑消除了，最终发难的时机已经成熟，只需要找到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自然是不难找到的。其三，英国对中国的策略。英虽袒日，但它仍然希望中国能在自己的远东政策中发挥某种工具的作用。在战争爆发前，它曾建议清政府缔结“中英同盟”，以与法国在华南的势力抗衡；而它与俄国因阿富汗东北边界问题正发生冲突，也需中国的合作。此外，英以为中国作为大国具有巨大的潜力，它很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缘是之故，在战争初期，英袒日多隐而不显。（注：参见刘培华著《近代中外关系中》上册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明白了上述关系，便不难理解，何以《万国公报》与林乐知诸人开始极力鼓吹“中国出师为藩邦戡乱，实属名正言顺”，后来却转而攻击中国坚持视朝为属国，促成了中日的决裂，公开袒日，出尔反尔，虚伪之至。要言之，《万国公报》与林乐知诸人对于甲午战争，前后立场与态度的根本性变化，归根结底是体现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万国公报》的此种取向，其后在极力鼓吹中国当无条件接受日本提出的不平等条约，竭力抨击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和《中俄密约》中，表现得愈加明显。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虽答应与清政府议和，但蛮横之至，几乎是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李鸿章接受条件极为苛刻的、包括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两万万两等条款在内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内哗然，弹章交至，无不指斥李鸿章祸国殃民。但是，《万国公报》却公然宣称：中国既然战败，就应当无条件接受日本条件，况且后者提出的要求十分公道。京内外臣工弹章纷至，无非昧今狃古，并不足道。“中国一败涂地至此而极，日本要求之事只此数端，尚不失为公道。”（注：《朝乱纪十二》，《万国公报》(24)，卷77，第15304页。）中国有四万万人口，赔款两万万两，为数区区，人出一金，尚多富裕。“华民虽贫，少此区区，岂即不能谋朝夕哉！”（注：蔡子：《新语十一》，《万国公报》(25)，卷83，第15713页。）《万国公报》更极力攻击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斗争。林乐知说，李经方割台礼成，“而台民偏断断然抗之，是非抗日本而抗朝廷也。忠义之士岂宜出此”！（注：《朝乱纪十二》，《万国公报》(24)，卷77，第15305页。）至于刘永福，不能遵朝议，全师以退，“违制据地作俑自主固属可恨”。（注：《台湾东归》，《万国公报》(25)，卷82，第15644页。）他甚至还教训清政府当守和约，严令台湾官员内撤：“台湾之畀敌也，藏诸盟府，历历可稽，诚宜趣撤守臣，以昭大信于天下，乃噤口默坐，漠然清閟之上，则将明让朝鲜非华属，而阴许台湾为海外夫余耶！”（注：《险语对中上》，《万国公报》(25)，卷83，第15659页。）《万国公报》的立论，显然是站在日本侵略者一边，欲诱逼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
《万国公报》竭力透逼中国接受《马关条约》，归根结底，并非为了日本，而是反映了英国的利益。实际上，由于英国占中国贸易的50%以上，所以一开始它也担心日本与中国订约，有可能排斥自己在华的利益。精明的日本为了缓和英国舆论的猜忌，有意透过媒体向英国示好。1895年3月8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重要声明说：“下面这篇声明，是从最高方面得来的，并且绝对可以视为代表日本目前的看法：‘……关于议和的条件，目前全部都说出来是不得当的，但是，可以说：日本要使中国全境开放通商，并非企图为自己获得较任何其他国家更有利的条件。’”（注：转引自《列强对华外交》，第67页。）无论如何，4月4日日本发表了和约条款，4月8日英国内阁召集会议，决定不加干涉，原因是媾和条件与英国利益无损。当天的《泰晤士报》说，辽东领土的割让没有损害英国的利益，“而按照协定的其他部分，英国的利益可能有所增进”。（注：〔英〕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陈衍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5页。）菲利浦·约瑟夫在《列强对华外交》中这样评论道：《马关条约》注意到了英国的利益，“而且是有意地要博得英国政府的赞可。尽管日本在华贸易是较为不重要的，它却提出了广泛的通商利益的要求，这些通商利益正是英国商人们渴望已久，而至今未能获得的。如果它获得这些利益，英国人根据他们的最惠国地位，也将获得这些利益。事实上，由于英国在华贸易的优势，从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第八款、第九款、第十款、第十一款及第十二款要求中，英国商人或许较日本人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注：《列强对华外交》，第85、86页。）实际上，当时英国商人们看得更远，《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作者伯尔考维茨在书中写道：“像前任中国承审公堂英国审判长理查·瑞尼在那次晚宴上所说的”，在战后，中国也许需要一笔借款，当它以一个巨额借款人出现在欧洲市场时，欧洲的金融家便会问“用什么担保”？那么中国就不得不给与铁路、电报、矿山等特许，而这正是商界一向梦寐以求的迫使中国改革工商业的绝妙机会。在1895年2月，使商人们感到兴奋的，不是日本侵略或俄国竞争的威胁，而是那英国贸易和投资的“绝妙机会”。（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09页。）其后的历史证明，英国商人判断并没有错，甲午战后列强掀起了竞相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果然大获其利。缘是以观，《万国公报》为《马关条约》大唱赞歌，一再诱逼中国接受这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忙，不是很清楚吗！
1895年4月《马关条约》订立，其中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直接威胁了俄国在华的侵略利益，首先激起了俄国的强烈反对，它要求日本吐出辽东半岛。法、德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同意共同干涉。三国干涉还辽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但它不符合英美的利益。《万国公报》强烈地反映出了这一点。《朝乱纪十一》写道：“俄罗斯纠约法德二国，力扼日本，俾不得逞志于满洲，阳托于仗义执言之例，实则各自保其利益，初非有爱于中华也。俄人之浸浸图南者，已非一日，日本之福，俄罗斯之忧也。其必抗之者，势也。法既得安南，即图台湾，今忽焉而折于日本，法人之不能甘心者，亦势也。独德与法为世仇，俄与法合，德即联奥意以拒之，今助俄法，事出意外……总之，各有深意，绝不肯为中国援手，则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这里的揭露是对的，但其命意只在排俄，也绝非有爱于中国。所以，作者最后竟荒唐地劝告中国说，既要割让土地，最好还是关给日本：“奈何其助外人，而抑邻国哉！吾请以一言决之曰，中国能自强，寸土尺民，不可与人也；否则，与其欧洲，无若日本！”（注：《万国公报》(24)，卷76，第15227、15228页。）三国干涉还辽与英之袒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舆论因之对英不利。对此，《万国公报》强辩说：“若夫我英，当中日战祸大开之顷，有以未曾助中败日之说进者，特其人之偏见然耳”。又有人说英未能逼日停战，试问日兵所以不能攻上海，入长江，岂非我英国之功？（注：关心时局人译：《中俄订约论》，《万国公报》(27)，卷100，第16868、16869页。）为将英国装扮成高尚无私的国家，《万国公报》上竟然有文编造故事说：中日战争将毕时，清政府为拒日，宁愿将台湾让与英国，曾通过中国驻英公使一再表示要让台，但都被婉拒了。（注：林荣章译：《让台记并序》，《万国公报》(26)，卷96，第16617-16619页。）其用心可谓良苦！
但无论如何，俄国带头干涉，使辽东半岛失而复得，清政府于此感恩不尽，并最终形成了亲俄联俄的外交政策。这自然也为俄国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提供了新的空间。1896年6月李鸿章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与俄国秘密签订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不啻是俄国从清政府那里索得的一份丰厚的回报。通过这一密约，俄国不仅夺得了中国东北的路权，而且打开了此后俄国海、陆军进入中国的通道。这对中国来说，固然是权益的重大损失，但对于英美来说，让俄国捷足先登，控制中国东北，却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泰晤士报》称之为“无比大胆地对于现有势力均衡的破坏”，并且提醒英国政府需要“根本改变办法来保持它现在的地位和商业利益”。该报引用了美国的意见说，“俄国的行动，如果证实了的话，是对中国担负起保护权，而且只能解释为意在打破在东方的现有势力均衡。”（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24页。）《万国公报》充分表达了英美的愤愤之情。1896年4月，《万国公报》转载了上海《字林西报》所披露的《中俄密约》，并在按语中指出：“中国之于各国诚宜一视同仁，断不肯徇一国之私，而召列邦之大妒”。它以为此事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会是真的，故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赐书敝馆，实指其作伪之据，俾得代为传播，于以破欧洲人士之疑团，即以表中国官家之卓识也”。（注：《照译中俄密约》，《万国公报》(25)，卷87，第15984页。）事实得到证实之后，《万国公报》即发表了《密约谣评》一文，其中引“京信”，指斥清政府签订此约，丧权辱国，遗臭万年：“君阅此约，知中国误堕俄之彀中，必将忧闷不堪。余（寄书人自谓）则以为中国王大臣乃竟订此约，不啻弃本国于无何有之乡，卖国辱主之名，必遗臭于万年，永远不能洗涤矣。俄国幸而得此，再益之以心力，不第东三省全归掌握已也，北五省亦必折入于俄，且安坐可待，不必旷日持久矣。”（注：《万国公报》(25)，卷88，第16036页。）《万国公报》一向看重李鸿章，当李因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备受弹劾时，它曾极力为之辩解。但现在《中俄订约论》一文，却指名谴责李鸿章“目光短视”，“昧昧从事”，“暗堕彼术而不知”。文章认为，中国的三千万两赎辽费，只为俄人出而已，因为东三省终将落入俄人之手。中国疏英而亲俄，甘心受骗，愚昧殊甚！（注：《万国公报》(27)，卷100，第16868-16870页。）
如果说，上述二文还仅是代英国宣泄愤懑之情的话，那么，李佳白的《东三省边防论》则提出了防范俄国人的具体建议，已是上呈清政府的条陈了。李佳白首先提醒清政府注意：俄人干涉日人还辽，却无意于阻割台湾。以中国形势言，辽东显然重于台湾；以万国公法言，阻割台湾，其辞复严于阻割辽东。俄人所以顾此而舍彼，其意甚明，即为控制东三省预留地步。所以，中国于俄，“盟不可信，交不可恃”。伊犁之变，殷鉴不远。俄人甚至无需败盟兴戎，只需一日借口取东三省于内寂之手，中国将无辞以相诘难。“而陵寝所在，列祖创业所基，竟沦异族，间尝独居深念，事盖在不可言者。”他复表白说，俄在中亚受阻，转谋东亚，其雄长全球的野心，欧美各国共知。自己居中国十多年，衣食住行，无非华化，亦自视为华人矣。食毛践土，每思报称。李佳白因之提出四条防俄建议：一曰“兴农政以靖奸宄”。二曰“设口岸以固险要”。旅顺、大连乃军事要地，仅靠中国军队不足防卫，当开大连为通商口岸，使各国群沾应有利益，不容一国垄断，“掣一国横噬之肘，是为无形之防”。三曰“开铁路以宏规模”。俄西伯利亚铁路成，则中国危。东三省应亟修铁路，否则俄必取道满洲。可请外商修路，美国乃修好之邦，从不干预他国内政，若能将修路事托诸美商，“则内无紊政之虞，外杜强邻之口，实为善策”。四曰“兴矿务以收利权”。俄必觊觎东北矿藏，故当加紧与西国商人合作开矿，“以先声夺人，使我绝念”。（注：《万国公报》(26)，卷92，第16282-16283页。）李佳白对于俄国图谋染指中国东北野心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但其本意却并非像他自己所标榜的，为报称中国，而在于为将美国的势力引入东北充当说客。
从林乐知到李佳白，《万国公报》的主要代表人物都一再表白自己爱中国，将中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故绝无二心。然而，就其在甲午战争中应乎英美的远东战略需要、袒日排俄而言，此言不足信。
（三）
应当承认，《万国公报》所以经甲午战争而名声鹊起，绝非因其袒日排俄的宣传取向，甚至也不是因它的跟踪报道为时人提供了比较详备的战争信息；真正的原因在于，它结合对战争的评论，十分尖锐和无所顾忌地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的颟顸腐朽，并疾呼中国当变法图存，从而为正在惊醒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份清凉剂。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竟然败于蕞尔日本，且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是中外人士所始料未及的。平壤溃败后，《万国公报》对于清军的腐朽之极大为震惊，以为不可思议。《乱朝纪四》写道：平壤华军，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平日不孚以恩信，战时复克扣军饷。所执之枪，药不配弹，子不配枪。“凡此种种，皆必败之道也。呜呼哀哉！吾不忍再书矣。”（注：《万国公报》(23)，卷69，第14760页。）到《朝乱纪六》，作者则进而将清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五：一“兵多而不精”；二“势分而不合”；三“权杂而不专”；四“倒执而不化”（刑赏不明）；五“事虚而不实”。（注：《万国公报》(23)，卷71，第14880页。）随着败局渐定，《万国公报》对于中国失败原因的分析，也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层面，而扩大到了对这个老大帝国愈趋衰败之深层原因的指陈。
1895年2月《万国公报》曾刊登《广学会第七年综记》，其中特别提到，堂堂中国凌夷至今，几成病入膏肓之人，却不自觉其所失之三大端：一曰“失地”。50年间，中国陆续割让土地，面积已达六省之广。中国失地人尽知之，但多至如此之数，恐知其实者百无一人。二曰“失民”。50年前中国生齿已有四百兆，按正常计算，今当有民人六百兆，但考其册报，仍不过四百兆。不知尚有二百兆人谓归何处。失民之多至于此极，世界未有，知其事者千无一人。三曰“失财”。中国财政至少年可增四万万两，而今却一文莫名！然而知其理者万无一人。在作者看来，土地、人口、财政，是治国之基，三者大量流失，国将不国。中国之危，不言而喻，但清政府却无所容心，依然故我。“凡此三失，误在一端，一端者何？”京师衮衮诸公，不知今昔何年，守旧而不知通变之故也。（注：《万国公报》(24)，卷73，第14997-14998页。）具体说来，在《万国公报》的眼里，华人有八大积习：一曰“骄傲”。尊己轻人，对他国善政不屑一顾，以为戎狄而已，“中华不尚也”。二曰“愚蠢”。既不关心世界，安肯就学远人，徒潜心于诗文，“识见终于不广”。三曰“恇怯”。不知科学，惟尚迷信，久成怯弱之性，于人于物皆然。故于西人，“非怵之为异类，即畏之为凶人”。四曰“欺诳”。虚文应事，不知实事求是之道；祈天求福，妄听妄信而已。五曰“暴虐”。官府腐败，不问民间疾苦，重刑讯，草菅人命。六曰“贪私”。人多自私，一盘散沙。七曰“因循”。得过且过，“今兹未能，则曰以待来年也。今吾尚病，则曰以望后人也”。八曰“游惰”。征逐歌舞，优游度日。（注：《险语对上》，《万国公报》(25)，卷82，第15621-15627页。）这八大积习，“其祸延于国是，其病先中于人心”。所以，归根结底，“朝鲜之役，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林乐知写的《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和威妥玛对问题的分析。林文从中日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的致败之由，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因而也更具启发性。林乐知说：我初到亚洲时，中日皆徒知率由旧章，与西人格格不入。1860年后，中国开始设总理衙门、京师同文馆等，采西学，延西师；日本也有倒幕之举，并迁都东京，开海口，创西学。后美国驻华大臣蒲安臣归国，中国首次有二旗员随访欧美，适日本也派二臣赴欧美。“虽云分道扬镳，不啻同条共贯。万不料自此以后，中日同异之途显，中日进止之境遂于以定也。”日使归，告以西法善，日主喜之，“不能自己”。由是，访西使臣、留学生络绎于途。复积极延聘西员，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全国向化西学，蔚为风气。日本非无守旧者，但时势所迫，销声匿迹。“维新之治，盖至是而名副其实矣”。30年来，因君臣鼓励振兴不遗余力，举凡电线、铁路、邮政、开矿、通商诸大政，日本无不行之。同时复踵西法西立议院，许其民公举议员，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感奋，国势缘是日盛。但中国却不然，选幼童出洋肄业，遽尔中止。守旧大臣如倭仁等极力阻挠，且发为谬说：堂堂中国，而学于外夷，耻也。结果争论纷起，采西学难得真正进展，守旧之思依然弥漫国中。“中国乃曰，我自有嘉果在，无藉于外也，又岂知中国之果，不可充饥，一旦饥馑荐臻，而始悔移根之不早，呜呼，不亦傎乎！而彼日本者，三十年来，移他邦之嘉种，以成本国之良材，迄于今，柢固根深，果实已垂垂熟矣。”（注：《万国公报》(23)，卷71，第14837-14842页。）在林乐知看来，中日学西方谋维新，起步是相同的，但30年后日本终成伟业，而中国凌夷至今，究其原因，端在前者勇于革故鼎新，后者则“但守祖宗之旧训，不谙经济之新猷”，对一切改革格格不入。他指斥“临民人者，尸居余气，一窍不通”，其所谓“恪守祖宗成法”，所谓“成例不准更张，西事不可则效”，无非是加在中国这只千里马身上的“铁索”。（注：《险语对中中》，《万国公报》(25)，卷84，第15727-15730页。）林乐知以为，战败未必是绝对的坏事，中国若能痛定思痛，从此奋起摆脱守旧的铁索，其强盛当在不远：“余以为此正天之所以福中国”（注：《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2页。）。《万国公报》早在甲午战争前，就已陆续报道日本变法维新的消息，不过较为零碎，更缺少评论。林乐知此文是第一篇系统比较中日成败得失的长文，观点尖锐，具有震憾性。
威妥玛也批评中国守旧，不动不变，偶有急难，则似虾一跳而水一动，及至事过境迁，则又相与淡忘矣。但他没有停留于对中国守旧痼疾的简单指陈，而是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人身上存在着的“自相矛盾”的性格。他说，华人并不缺乏聪明才智，甚至于外事也并非不了解，但问题在于，“知之者一人，行之者又似别有一人也”。自己常与中国大臣纵谈外事，后者总是回答说：我朝深欲效法西国，从格致之学入手，以成各种机器，必将取而用之。至于中国风俗与道学德行，则当终守而不改，“此华人之见解也”。但是日本却不然，风俗道德皆随新法而变。日人相信，格致新理需要风俗新章与之相适应。“即此一端，可见日人之巧于华人矣。”中国之误，在于墨守旧章的观念，“譬之于人，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紧握旧物，则心必纷而不能安。故有时敦聘一西人，使教华人以制造之业，及至绘图列说，铸炼成器，即曰：吾事毕矣。问其既得此器，能行与否，则日久而仍未见其行也。”（注：《英前使华威妥玛大臣答东方时局问》，《万国公报》(24)，卷73，第14991-14992页。）这里，威妥玛所谓的中国人“自相矛盾”的性格及其所谓的“华人之见解”，实际上就是洋务派所津津乐道的“中体西用”原则。所以，威妥玛对中国症结的见解，较林乐知诸人更显深刻，因为，后者还仅限于对顽固派表示气愤，而前者却已在指摘洋务派及其观念的落伍了。
但是，无论如何，《万国公报》作者的共识是：中国不仅已经到了“不可不改，不能不改”的紧要关头，且其当务之急，还在于必须明确此种求变改过的取向何在：古法尚可守乎？中国果能自创新法乎？或者说，改革之道专在中国之酌古准今乎？显然，“殆非也”。中国变革的惟一取向，或叫救国的良药，只能是求助于西方：“中国之迫而求诸外者，势也”。（注：《险语对中中》，《万国公报》(25)，卷84，第15727页。）
《万国公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中国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中，林乐知与李提摩太的意见最为系统。林乐知在《险语对》中提出“五纲”说：一曰“意兴宜发越”。中外交往，一向多阻，意兴阑珊。今求变通，当自意兴发越始。这包括皇上常召见各国公使，并派干员出使各国，以敦进中外和睦。铁路、电报、铸银局等一切益商之事，当大力推行。二曰“权力宜充足”。权力即国力，其强不在武备精良，而在人才兴盛。故中国变通之要务，“当以育才为本”。要设各级学堂，鼓励多读西书。同时设译书院，多派宗室子弟出洋留学。三曰“道德宜纯备”。四曰“政令宜划一”。宜合全国而权归于一，如水陆军务、关榷之税务、书院之考政、银局之圜法、信馆之邮政、国家军械局之工程、南北东西之铁路干线、官电局之报务，皆改使直隶于政府，由京师总揽宏纲，外省不得过问。办学经费由民众公捐，官不染指。路矿电信各公司，皆应由民间任意创办，官加保护。发明新法，保护专利，不能抑勒。同时，汰冗员，重法治。“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荡佚”。百姓身家性命受法律保护，“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更不容官吏舞文以弄法。许民间仿议局之例，凡明理通律者，任民公举以入局。农工商各业有不便，“皆许局商诸官长，达诸部院”。五曰“体统宜整饬”。废刑讯，去妇女不许读书、缠足及娶妾等陋习。（注：《险语对下之中》，《万国公报》(25)，卷87，第15955-15958页。）李提摩太在《新政策并序》中则提出“四纲领”：一“教民之法”。派宗室近支王公、京师各大员、各省督抚子弟、正途人员如翰林等，出国留学，以通中外。立报馆、译西书、建书院、增中西一科，并定额取士，同时设广学部以例统管。二“养民之法”。修铁路、设邮局、开矿、垦荒、制机器、开银行、铸银圆、保商贾、发行政府公报。三“安民之法”。中国百姓不安者，其故有二：外患与内忧，所以安民之法也即在于“和外”与“保内”。“和则大安也，大利也，不和则大危也，大害也。”欲和外，需与各国通好，维持大局，共保太平，尤其“应暗联有大权大德思保大局之国，以为己助”。保内之法就在于使民人各遂其生，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其道有四：中西学各适其宜，以免偏私；善筹借款，以解燃眉之急，以求百业俱兴；延请西人，改用西法，整顿海陆军；创行新法，鼓励发明创造。四“新民之法”。中国人多排外，当求改变，办法是：多见西人，多读西书西报，多派留学生出洋，多派使臣驻外，办好京师同文馆。（注：《万国公报》(25)，卷87，第15937-15942页。）
纵观《万国公报》所提出的“新政策”，有三点值得重视：其一，提示了民权的观念。林乐知在谈到应允许民间自由集资兴学、开办铁路电报工厂各公司，官加保护，而不容抑勒时，他强调的理由是：西方有君民共主与民主之国，中国虽难冒昧仿行，“然天之生人，无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独不应略予以自主之权乎？”（注：《险语对下之中》，《万国公报》(25)，卷87，第15955页。）这里显然是在表达西方近代天赋人权的重要观念。而他强调法治，以为上自帝、后，下至百官黎民，都必须同隶于法律之下，无人可以例外，百姓的身家性命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时，则无疑是在提示同样重要的平等的观念。从民权、法治的观念出发，议院的体制问题，自然呼之欲出。如果说，林乐知主张民间设议局，公举明理通律者为议员，以与官府交涉，还仅透露某些端倪的话；那么，狄考文强调“东西两洋，国势勃兴，推厥所由，实维议院”，中国目前不仅少堪充议员之人，且少能举议员之人，故难遽仿效。但今一旦兴学，人才蔚起，“于是并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便成必然之趋势，则显然是指明了，中国改革必将导致设立议院这一新的政治体制。（注：《拟请并设总学堂议呈译署王大臣》，《万国公报》(27)，卷100，第16860页。）主张从民权平等这些西方近代观念的层面上推进中国的变法，说明《万国公报》已不满足于洋务运动，而开始径直要求清政府在政治领域进行某些改革。《万国公报》登载《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等维新派的文件，在“附记”中报道了李提摩太专门赴京与维新派接触的消息，并写道：“京师新创之强学会，固与广学会气求声应者也。会中人多与先生游，得其序文，函属刊诸本报。因附记其缘起，匪曰玉之自炫，窃幸德之不孤。”（注：《万国公报》(25)，卷83，第15687页。）其对康梁维新派的关注与支持，本身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警告清政府，再不更法，民变将起。狄考文说，沿海各省通商既久，居民素与外人相习，“乐从彼法者，百倍内地”。自备资斧，往西方留学，卓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朝廷守旧不变，隐有携贰之心。”惟有变法图强，才能号召群才，“收拾人心，在此一举”。（注：《拟请并设总学堂呈译署王大臣》，《万国公报》(27)，卷100，第16859页。）林乐知讲得更坦率，他说：沿海华人多于西方新政耳濡目染，“不免跃跃欲试”。今为日本所败，更觉自惭形秽，而斥官府祸国殃民，“激昂慷慨，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注：《险语对中上》，《万国公报》(25)，卷83，第15661页。）故守旧不化，“诚大乱之根苗也，万一华民齐起大呼，求设议院，以通君民之隐”（注：《东抚导民方命论》，《万国公报》(26)，卷98，第16756页。），国家勉从，固属大幸，但事不出于君上之特恩，而迫于民间之哗变，于国体已是大伤。何况更有甚者，相信西方“以民为主，官吏可任意废置”，其愤于政府误国，难免“有藐法违纪，妄思尝试者……近日粤东之乱是也”。（注：《险语对中上》，《万国公报》(25)，卷83，第15661页。）所谓“粤东之乱”，无疑是指1895年10月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这与康有为在上书中警告光绪帝，再不变法，金田之役将复起，“恐皇上与大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颇有相通之处。不过，《万国公报》的此一警告尚另有一层意思：内乱将伤及外人，必引起西方报复。故李佳白要求清政府必须“格外谨慎小心，遇有外国之人，善为保护，不可轻启隙，以致诸多失睦”。居内地之无论商人、教士，都要“尽心保护”，不然外人自行干涉，权柄自归外人。（注：《亟宜防外患论》，《万国公报》(26)，卷93，第16351页。）由是可知：《万国公报》不希望中国内乱，这与上述它要求清政府维护大局、共保太平是一致的；同时，它宁可维持清潮政权，而不愿发生革命。这也正是列强尤其是英美的政治取向。
其三，强调中国的变法新政应由英美人士来主持。这一点，李提摩太讲得最露骨。他建议清政府成立新政部，以总揽新政，其中华西人各半，主要应聘用英美人士。因为，“此两国皆无忮心，皆不好战，最宜襄助中朝”。他还明确要求让这些英美人士负责总管军事、学部、铁路、筹款、报馆等事项，并推荐了具体的人选。林乐知虽然没有像李提摩太这样，直截了当提出干预中国内政的要求，但他在所译《印度隶英十二益》一文中，引一印度官员的话说：印度在英国的治理下，国富民强，中国也应选东南两省之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50年为期，必结善果。（注：《万国公报》(26)，卷94，第16441-16442页。）这无异是主张瓜分中国了。林乐知诸人最终仍然是代表着英美的利益。
探讨《万国公报》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不仅前者所提示的育才为第一要务，进而实现设议院、改革政治、以变法避免内乱等新政主张，实际预设了后来康梁诸人明显的维新思想的进路；而且它所鼓吹的新政当有英美人士来主持的主张，同样影响了维新派，康有为强调英美是“救人之国”，甚至奏请光绪任命李提摩太为顾问，就反映了这一点。换言之，《万国公报》的这一方面言论，有助于中国维新思潮的发展，但这并不改变它代表英美利益命意之所在。
《万国公报》是其时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战后，蔡尔康诸人复将相关文章先后辑成《中东战纪本末》初编8卷、续编4卷出版，一时风行，洛阳纸贵，以至于要劳动苏松太兵备道出示严禁资版。而其广告也赫然写道：本书不仅是研究中国新政与中日战争的必备书，“且今岁秋闱礼部议准第三场兼问时务，岁科试经古场，尤重之此二编”，是为最重要的“揣摩秘笈”。（注：《万国公报》(26)，卷99，第16853页。）同时，也惟其如此，《万国公报》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与评论，其影响愈益扩大了。但它的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自己的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既反映了英美远东利益的受损，同时，也说明了《万国公报》前一取向的失败；而斯时勃然兴起的康梁维新派，几视《万国公报》为启蒙的教科书，并对李提摩太诸人深抱希望，则反映其后一取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说明，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商人和其他一些文化人，从总体上说，他们难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政策的影响，但是，其思想、言行与本国政府及其政客毕竟又有所区别，不宜等量齐观。所以，我们可以说，林乐知诸人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毕竟代表本国殖民主义利益的局限；但是，于其关于热爱中国的表白，不可轻言，却也无需苛求。实事求是，还其本来面目，可也。由是可知，对历史现象作简单的定性，将冒绝大的风险。此外，蔡尔康等参与《万国公报》合作撰文的中国士人，同样也表现了自己的两面性。他们不仅对后者显然颠倒是非的观点力为润色，心安理得，甚且独立撰文，为不平等条约叫好。这表明，近代长期与西方势力合作的某些士人，尽管与守旧者不可同日而语，表现了强烈的维新的取向，但他们身上却又往往沾染半殖民地的习气，是同样耐人寻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