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界定，我应该算是经济学的科班出身，因为在本科期间学习的是经济管理专业，之后才转向攻读社会学的研究生学位，从此与经济学拉开了距离。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逃离这个社会认可度还算比较高的学科主要源自于对数学和统计知识的恐惧乃至厌倦，由于微积分数学、数理统计学、会计学三门主干课程的成绩都是刚及格，我逐渐失去对自己专业的兴趣，转而跑去图书馆寻找“适合自己阅读的”书籍来读，最终选择了政治学和社会学作为主攻方向，这应该是我在本科大三年级时候的最大人生转折。大学毕业两年后我果然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位社会学知识的学习者，从此也就经常听到本领域学者对经济学的各种抱怨，诸如“人怎么可能都是理性的”、“自由市场本来就是一个神话”、“发展经济学的那些理论其实就是一种话语霸权”、“自由市场体制对‘社会空间’的殖民遭致了当代社会的系列危机”等，这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常识让我愈发感觉到“转行”的明智。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对经济学理论知识的进一步了解，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对这个学科可能存在一些潜意识中的“偏见”甚至严重的误解，最近仔细阅读了熊秉元先生的《解释的工具》一书，其间的各种体悟促使我下决心来认真反思自己对经济学的“新认知”。
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其明确的学科定位，其多数研究者都追求自身研究工作的“自然科学化”，即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够“价值中立”、“可定量分析”、“进行预测”的对研究对象进行逻辑推演，因此，他们必须将复杂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最大可能”的简化操作，以方便专门针对其中的某些变量进行“集中处理”。在这种学科定位的约束之下，经济学特别需要自己学科的“元理论”（即不需要论证的一些公理，比如数学的“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然后从这些元理论出发对各种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逻辑剖析，以此来确保不管从事哪种方向的研究都不会偏离自己的“学科属性”。经济学的学科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从事制度分析、公共选择研究，还是家庭关系、司法公正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家们都始终坚守着经济学的“元理论”，那么，这些“元理论”到底是什么？熊秉元先生在本书中进行了总结：人的基本特征是自利和理性，人是能思索和会思索的生物，会试着去追求自己的福祉（P269）；行为的基础是先有认知，才会有判断和取舍，其中必然隐含差别（P.274）；存在不一定合理，但一定有其原因；好的价值要出现是有条件的；一件事物的意义是由其他事物衬托而出的（P.275）。很显然，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济学的“元理论”统称为经济哲学。
由于拥有牢固的“元理论”作为支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经常都体现为后人对前人的继承和延伸，而很少出现彻底的“知识断裂”现象，并且各个时期研究工作的方法论也基本遵循了“一贯性”的原则，因此这种学科特长被发挥得可谓是“淋漓尽致”。两百多年以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米塞斯、哈耶克、科斯、诺斯、萨谬尔森等经济学家的名字始终被学界不断提起，他们的理论创建大多都形成了系统的“链条”，正如熊秉元先生所说的那样，后来者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内部也有很多的批评者，卡尔.波兰尼、凯恩斯、斯蒂格利茨大概都可以划入此列，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似乎就在于都对“自由市场”理论提出了某种形式的“质疑”，但是很明显，这些重要人物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它的“元理论”，他们最多是在提醒广大同行需要关注到一个事实——经济学的视角也存在很多“偏狭”的地方，我们不能太过得意忘形！更关键的是，这些经济学家似乎也并未寻找到可能替代本学科既有“元理论”的其他思想元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主流经济学内部的挑战者其实正在扮演一种“小批评、大帮忙”的特殊角色，经济学学科边界不断得以扩展的事实好像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学已经通过“制度”研究而入侵到了政治学的传统领地，又通过公共选择研究而侵犯了社会学的地盘，还通过社会正义的维护成本研究而进入了法学的园地，加上经济哲学本身就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史本身即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而管理学的源头即在于对经济事务的效率研究，因此可以说，当代的经济学已经与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发生了亲密的交叉关联。但是回头观望，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至今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元理论”，它还在一如既往地从自己的学科“公理”出发对越来越多的社会现象进行“逻辑主义”的分析，并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也正因为此，西方经济学被很多人称为“社会科学之王”。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看到其他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另一番景象，比如社会学，它几乎没有自己的“元理论”，从学科鼻祖孔德先生开始，学科内部的分化就已经形成，所谓的古典三大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在思考本学科的基本问题时就已经出现了“哲学范式”上的尖锐对立，以至于最后陆续形成了进化论、功能学派（还可分为马林诺夫斯基、布朗两个分支）、冲突学派、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等诸多理论阵营。由于这些理论分支之间经常存在对学科根本问题的认识分歧，社会学始终处于“群雄并起”、“九龙治水”的局面，即使所谓的“帕森斯王朝”时期也不例外，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每支理论都有各自的道理，谁也没办法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证明自己更加“正确”，相互间的差异自然难分高下。
通过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以上对比，我们可以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偏好”之差异：经济学特别喜欢思考人类所具有的“共通性”知识，而社会学则喜欢思考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差异性”知识，因此经济学家很容易宣称自己发现的规律适用于“全球”，而社会学家则特别喜欢强调“社会是一个多面体”、“人的行动是很复杂的过程”等。正因为如此，我经常可以听到有社会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针对经济学发表这样的言论：“经济学总是把人和社会想得那么简单，而实际上，无限复杂的社会运行过程是很难把握的，所以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总是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之前我对这种言论大多都会表示认可，但如今我希望帮经济学家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说人和社会复杂，这是一个常识，但不同的人和社会之间总有一些相通性的东西，我们仅通过研究这个核心的东西就能找到提高人类生产能力和效率的办法，不是很好吗？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总是需要人类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而如何采取行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只能通过科学理性的分析思考才能知晓嘛！”其实仔细思考这一对话，双方的核心争议还是源于两个学科的独特视角和终极关怀存在差异，社会学本身就是多元理论的杂糅，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经济学则特别强调理论逻辑的一贯性，集中关注人类社会所共同面对的“利益福祉”事务。
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总能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审视人们最关心的社会事务，因此，它经常能够影响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乃至更重要的政治走向，比如美国总统大选时期的“政治角逐”往往都会围绕政府未来的“经济政策”而展开。从更广的角度看，两百多年来，宪政民主政体能够在人类世界的广阔地域得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元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对人类物质生活福祉的关注和对人类所有成员的理性能力的“信任”，早已成为“个体（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结论之一应该就是：“自由”具有不可动摇的最高政治合法性。此外，经济学对“普世人性”的信仰决定了它绝不可能接受“笼统”意义上的“文化多样性理论”，而是坚持认为：所有文化系统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自己独立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否则，文化多样性理论就很可能成为维护社会压迫和不平等的“思想外衣”，在这一重要的宏观理论问题上，经济学再次站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对立面。由此可以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修炼成了自己的理论“法眼”，还确立了自己的“终极关怀”，它将自由、平等、人权、福祉等启蒙话语视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其落实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从而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我相信，经济学的真正魅力应该即在于此吧！
经济学的终极关怀促使它一直坚守自己的“元理论”，从而逐渐具备了独特的“法眼”，但同时也导致了来自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质疑乃至批判，这其中最为严厉的声音应该就是对其“理性人假设”和“自由市场崇拜”的揭批。从哲学的“形而上”层面上看，人性、自由、良好社会秩序等问题也许是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西方经济学围绕这些问题而创建出来的“元理论”推论出了神圣的“个人权利”和维护它的宪政民主体制，引导人类社会走上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尽管它仍然存在着一些诸如“异化”、“不可控风险”“心灵空虚”等严重的问题，但是相比传统的奴隶和封建（帝国）制度，谁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与此相对，中国传统的“人性本善说”和“道德理想主义”政治与社会理论却指引我们的祖先们创建了一个又一个“吃人”（鲁迅语）的社会，温情脉脉的“和谐”人际关系背后隐藏着无数的罪恶与阴谋诡计，导致整个中华民族陷入到毫无生机的“主奴体制”陷阱之中。言及到此，我很想说：西方理论家批判“现代性”尚且可以理解，他们毕竟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的苦难（如政治独裁、物质匮乏、尊严缺失），但中国人有何资本也作这般的感叹？在《发展的解构学及其困境》一文中，我曾对后现代主义“发展理论”进行批判：
中国若要走出当前的发展困局，恰恰需要去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而不是现在就试图超越西方的发展话语体系，过于乐观地展示自己的“地方个性”。试想，我们现在一旦将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批判掉了，我们还能有什么理论资源来指引中国已经开启的庞大发展列车？力倡多元和善于“解构”却不擅长“建设”的新发展主义显然难以担负这一历史使命。
显然，以上的言论体现了我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坚定捍卫！扩展开来加以解释的话，我其实是想告诫那些极力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大家当然可以从哲学层面上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自由市场神话”进行反驳，但是希望你们同时还能提出创建更美好社会的具体方向甚至蓝图，不要为了批判而批判，至少马克思的孝子贤孙们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进一步来说，经济学的“元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假设，而非可以解释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万能公式，因此找出“与之不符”的例子很是容易，但是有谁能提出足以解释一切的“操作化”理论呢？或者说，离开了这些经济学的元理论，我们该本着什么原则来制定人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呢？现代西方经济学尊重任何人的自由选择，而很多其他的社会理论则往往需要借助政治权力才能“生存”，或者干脆就没有提供任何的“生存指导性”价值，仅凭这一点，经济学就很值得骄傲了。最后，我想要说的是，经济学不仅是人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某种“解释的工具”（熊秉元先生为自己新著所命的名字），更是通过自己的“法眼”将其“终极关怀”付诸实践的力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