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已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导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则是以先行现代化国家作为追赶目标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指导。由于前者属于过去时，后者属于现在时和将来时，所以需要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进行创造和建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接下来就要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以中等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全面现代化，则是要以高度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现代化的追赶目标不能限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量，更要关注发展能力。与此相应的现代化目标，就涉及生活质量现代化、产业结构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社会发展现代化。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但现代化历程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必然渗透着本民族的张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社会公平与正义，体现以人为本，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个要求必须体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包括：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特色，即以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现代化动力的中国特色，即国内发展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发现与开拓。

关键词：中国  现代化  发展经济学

根据中国制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接下来就要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将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如何与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相衔接？这一系列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  现代化内涵：追赶发达国家

“现代化”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学科中使用较多，而在规范的经济学著作中用得较少。在现代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常常用“现代经济增长”“起飞”“经济成长阶段”“发展”等概念来描述现代化及其进程。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定义现代化，指的是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从传统到现代、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历史过程。具体地说，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根据此规定，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人们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过程。而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水平进入了信息化阶段，因此有人把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据此提出了以信息化为内容的“第二次现代化”的概念。对此，我不敢苟同。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到完成了工业化后再去搞信息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定义现代化，指的是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不仅涉及经济，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变化。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依据对几个现代化国家的实证分析，概括出了十项现代化水平指标。这十项指标是：（1）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2）农业增加值在GNP中占12%～15%；（3）第三产业在ＧＮＰ中占45％以上；（4）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占70%以上；（5）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30%以上；（6）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10%以上；（7）城市人口占总人数的50%以上；（8）平均每个医生服务的人口在100个以下；（9）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这些指标虽然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指标越来越不能准确而全面地反映当今的现代化水平。

经济学对现代化的研究并不完全关注其结果的评价指标，更为关注其进程和发展战略。我们可以从罗斯托（W. W. Rostow，1916—2003）的“经济成长理论”和库兹涅茨（S. S. Kuznets，1901—1985）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1971年度获得者库兹涅茨没有直接使用“现代化”的概念，而是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概念。他在考察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经济发展的进程基础上，把对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发展的程度概括为“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其内容包括: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一国之中各个集团的相对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产品在居民消费、资本形成、政府消费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他也注意到，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技术、社会和时代精神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显得特别重要。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变革，不可能产生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直接使用了“经济现代化”的概念。他界定：一个国家从贫穷走上富有，从传统走上现代，分为六个阶段:(1)传统社会。(2)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3)起飞阶段。(4)向成熟推进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在经过起飞阶段以后的三个阶段的各个特征尽管有时间先后显示，但都可以看做是进入经济现代化阶段后的各种表现。例如，“向成熟推进阶段”是指现代技术在各个经济领域中广泛使用，实现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的增长。“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指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涉及自然（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和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社会秩序）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医疗、教育、文化娱乐、旅游有关的服务部门加速发展，成为主导部门；另一方面，认真处理和解决环境污染、城市交通拥挤和人口过密等问题。

以上所述的各种关于现代化的定义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蓝本的。其走过的道路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参照系。就像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在《资本论》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是，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中等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全面实现现代化，则要以高度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

就现代化理论建构来说，已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导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则是以先行现代化国家作为追赶目标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指导。从一定意义上说，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属于过去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则属于现在时和将来时，需要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进行创造和建构。

观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现代化已有了三次浪潮,每次现代化浪潮都是由产业革命或科技革命推动的。18世纪后期，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英国搭上了这班现代化列车，成为现代工业的中心，然后其工业化浪潮向西欧扩散，把西欧国家卷入现代化浪潮。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电力和钢铁为标志。它所推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年轻的美国搭上了这班现代化列车，一跃超过英国成为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前两次现代化浪潮都将落伍的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方面继续延续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产生了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这次现代化浪潮影响之大和作用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在亚洲，先是日本，紧接着是韩国、新加坡等国搭上了现代化的列车。与此同时，先行现代化的美国和西欧国家又在电子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现代化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落后，重要原因是几次直接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业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或者说中国几次没有搭上现代化的列车。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写的《资本论》就将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英国作了比较：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与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有着大得惊人的差别。当时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状况，后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国也没有赶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落伍。因此，现代化只能是存在于中国人的梦想中。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正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据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里夫金（Jeremy Rifkin）描述，这是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革命，同时产生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场革命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必然催生新一次现代化浪潮。

顺应现代化的新浪潮，中国需要搭上现代化的列车。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先后经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阶段而亦步亦趋，走所谓的先完成工业化后再推进信息化的两次现代化历程。要搭上现代化的列车，就需要采用最新现代技术；不仅要利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信息化成果，还需要研发并采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技术。过去两次现代化浪潮都与中国擦肩而过，这次决不能失之交臂。否则，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更谈不上现代化了。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际上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一道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首先，所有现代化理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先有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才会有技术创新及相应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改革实际上为经济起飞和现代化铺就了“跑道”。其次，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经济成就，“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在2010年时已达40.1万亿人民币（5.8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人均“GDP” 35083元人民币（5432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农业比重降到10.1%，工业比重达46.8%，已经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进入城市化中期。与此同时，以人民生活水平衡量，不仅告别了温饱阶段，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部分地区还实现了全面小康，到2020年全国将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在此条件下，开启现代化的进程是历史的必然。

显然，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在这个历史起点上，中国的现代化已不是摆脱贫困问题，所要解决的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的发展问题。最为突出的是以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6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原因在于，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过去较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因此，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压力，首先是发展模式问题，或者说是发展方式问题。低收入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初，往往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困扰——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其次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inverted U curve）的最高点。广受关注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正是一项收入差距的指标，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8。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已经超过了美英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差距不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原因，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较大关系。再次是腐败指数也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时候，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权力太大，腐败的机会和数量都在扩大。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中国不能陷进去，必须要跨越过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路径是推进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以经济现代化作为先导，然后渐次拓展。先解决人民的物质富裕，然后解决人民的精神富裕，从而使现代化的进程由经济向政治、生态、社会多个维度延伸。这也符合马克思当年的设想：只有在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给所有的人腾出时间，并创造出手段，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达到发展。

建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毫无疑问需要借鉴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包括把发达国家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作为参照系，把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时，先行现代化国家与之并存。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后发优势。正如库兹涅茨所分析的，在现代增长阶段，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可以在世界范围进行全面传播。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日益受到别国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影响。较晚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国家，可以选择和利用的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丰富，因而有可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现代化所需的时间也不需要先行现代化国家当年那么长。关键是后起国家要具备相应的学习和利用世界创新的知识和技术的机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经济是最为重要的。

二  追赶目标：发展能力

现代化的追赶目标不仅涉及追赶对象，还需要明确追赶的指标，由此可找到与之的差距，从而明确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建成小康社会的起点上提出来的，其追赶发达国家现代化目标就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参照系的选择应该分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是追赶中等发达国家（如韩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则是追赶发达国家（如美国）。二是被追赶国家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涉及科学技术、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等方面的水平。这个水平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例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04—1997）在1987年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以中等发达国家作为追赶目标。由于发达国家经济也在发展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和参照系只能是动态的，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追赶目标既不能定格在1987年的中等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也不能定格在这些国家当年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时的水平，应该是以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最新水平作为参照系。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曾经把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中国的这一发展水平基本上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就可完成。现代化应该有更高的参照系。其发展的内容，不仅涉及工业化、城市化，还涉及信息化和绿色化。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化水平的评价往往偏爱数量指标，尤其是人均“GNP”指标。不可否认，人均“GDP”大致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和能力。世界银行以国民人均年收入为主要标准，把不同国家划分为4类：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根据2013年7月的核定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达12616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低于103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4085美元则为中上和中下收入国家的分界线。而高收入国家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化国家。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近50个高收入国家。中国2013年为6767美元，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下限。中国在人均“GDP”上的追赶目标可以分两个阶段：先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韩国为追赶目标。其2013年的人均“GDP”为2.5万美元，相当于中国当时的4倍。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后，中国则要以美国、德国为追赶目标，前者2013年的人均“GDP”达5.1万美元，后者达4.4万美元。

但是，人均“GNP”或人均“GDP”指标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存在着功能性缺陷：第一，它不能反映生产成果的结构，因而不能反映人民群众对多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第二，它不能反映为取得这些成果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及各种各样“牺牲”的代价；第三，它不能反映增长成果的分配，哪些人在增长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程度。

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学家不只是关注增长指标，更为关注与能力相关的发展目标。库兹涅茨所谓的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指标大致有：人均产值的持续稳定增长；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受制于分配的各种收入的提高几乎与由国民总产值的提高并驾齐驱，收入差距趋向缩小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总收入中消费支出快于储蓄的增长，消费结构沿着教育和较高生活标准所要求的其他消费项目的方面发生变化。

这样，从提高发展能力角度确定的现代化目标就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现代化：

首先是生活质量现代化。现代化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培育消费力。人民群众消费水平达到现代水平是现代化的标志。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并且日益增长的需要，就要求由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绝对充裕。充裕既包括使用价值的量，也包括使用价值的多样性，这又决定作为生产者的人的现代化水平，决定人的全面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从健康长寿、教育水平、体面生活三大维度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据2011年世界银行资料，人类发展指数的整体数值，美国为0.936，与澳大利亚并列第二；韩国为0.907，在世界上排名第12位，仅次于日本和加拿大，均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之列。中国为0.695，世界排名第89位；而现代化水平较高的中国苏南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13，恰好为“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下限，与世界排名第43位经济体的水平相当。

其次是产业结构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是经济结构剧烈变革的过程，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目前中国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农村还是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根据“木桶原理”，现代化的整体水平最终是由“短板”决定的。在历史进程中，工业化可能会丢弃“三农”，而现代化就不能丢弃“三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克服二元结构，包括城乡二元结构、工农业二元结构，使农业和农村进入一元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则需要从根本上克服农业的弱势状态，改变农村的落后状态，提高农民的发展水平。二是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随着现代化国家先后进入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三次产业中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中等收入国家普遍达到50%，高收入国家则达到70%的水平。例如，韩国达到58%，中国的服务业只有43%。这意味着，中国的服务业需要有大的发展。三是制造业的现代化。虽然中国的制造业中大部分产品居世界第一，但现代部门产品并不都占优势。例如，美国是在飞机制造、特种工业材料、医疗设备、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占据更大份额，中国是在纺织、服装、化工、家用电器等较低的制造业科技领域享有领先地位。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在中国将是现代部门快速增长并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的过程。

再次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有两个层次：一是科学技术本身的现代化，二是生产和服务领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这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推动力。库兹涅茨在描述现代经济增长特征时特别关注科技创新：“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是任何重大经济增长的前提。但是在现代的经济增长中，这种创新的频率显然快得多了，并且为速度更高的总体增长提供了基础。”在创新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更不是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过时的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先行国家创新的现代科学技术，其现代化的一个必要途径是分享和利用国际最新科学技术。正如库兹涅茨所说：“某个特定国家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参与，是一个学习和直接利用国际性技术和社会知识的问题。”就像现在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技术和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阶段，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就应直接瞄准国际最新技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从现代化角度界定的科技进步，突出的是科学的应用，高科技的产业化。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和高科技产业化已经成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以科技创新来驱动现代化：一是以科技创新来节省物质资源的投入；二是依靠创新技术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三是依靠科技创新来建设低碳生活、生产方式，从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社会。

最后是社会发展水平现代化。现代化不只是体现在经济现代化,同时也要在社会发展方面体现出来。中国确定的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标准中就有两个社会发展指标：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教育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从社会现代化角度，与参照系国家进行比较，中国还有明显的差距：一是城市化率，美国已达82%，韩国达83%，中国才达52%；二是人均预期寿命，美国达78.64岁，韩国达80.87岁，中国为73.49岁；三是每千人拥有医生数，美国为2.7人，韩国为1.7人，中国为1.8人；四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美国为82%，韩国为 96%，中国为30%；五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美国为2.79%，韩国为3.70%，中国为1.70%；六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4.1吨/万美元，韩国4.8吨/万美元, 中国 8.0 吨/万美元；七是基础设施,以高速公路里程为例，美国达92000公里，韩国达3215公里，中国为96000公里，尽管中国已超过美国，但按国土面积和人口数平均，差距仍然很大。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社会发展将越来越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点。

现代化的目标是动态的。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在发展中，发展中国家以某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现代化的参照系，其参照系也应是动态的，现代化目标必须是分阶段的；因此，现代化更为重视其过程意义上的规定，即将“化”看作是过程。

三  “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现代化是当代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但各个国家搞现代化的进程是参差不齐的。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这意味着，探求那些使得现代化成为可能的共同条件是大有益处的。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走先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现代化的诸多共性，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各自的现代化道路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尊重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重视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中总结经验，但是，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迥异于西方的国家，现代化历程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必然渗透着本民族的张力和“中国特色”。

（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要求

中国的“现代化”，既要体现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特征，更要突出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有特定的社会主义要求。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观点，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容纳不了自身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高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但在现实中，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都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而且在空间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迄今为止，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达到现代化水平。现在中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可能已经大大超过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仍然不能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原因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其科技进步，不断地创新技术，创新产业，由此其生产力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在这样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应该以现阶段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参照系。先进社会生产力每一时期有其新的内容，产业水平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一百多年前讲先进社会生产力是机器大工业，现在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自己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明确的参照系，即发展体现科技最新发展的先进产业。

社会主义突出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个要求理应体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先行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这被称为现代化的社会代价。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文中指出了某些表现：城市化造成的生活条件的变化，显然包含有各种各样的损失和收益；从乡村迁往城市，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学习新的技能并失去过去所掌握技能的价值，是一种浪费；结构调整会使农民、小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位下降；现代化会导致利益结构的调整，一些群体过去存在的相对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中，便孕育着冲突；等等。因此，所有的推进现代化的国家都会面临着防止和克服现代化的摩擦和冲突的任务。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就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规律。基于这些，库兹涅茨又指出：“既然为了现代经济增长不得不把由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不断产生的冲突在萌芽状态中加以解决，那么，现代的经济增长便可以说是有控制的革命过程。”

面对这种状况，不少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发展是否值得的疑虑。收入差距过小，平均主义的分配会牺牲效率，推迟经济增长。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会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最终也是牺牲效率。因为个人的满足并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同时也取决于他与其他人收入的相对水平。持续不等的收入增长率会引起社会的紧张，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处于相对贫困地位的集团和阶层的抵触。要特别注意，在人均“GDP”处于低水平时，如果收入差距过大，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社会冲突，从而成为现代化的障碍。

1987 年，邓小平部署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所明确的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准，不仅要求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求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富裕，无疑包括人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除此以外，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居民家庭财产明显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随之增加。二是居民享有的公共财富明显增加，特别是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这是人民富裕程度的集中表现。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发动经济增长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发展的动力。现在推进现代化，就要明确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要求，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大多数人富裕起来。人民群众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要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尤其是农民，享受城市文明的程度就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要关注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关注达到中等收入的人口比重，关注社会保障普及率，避免平均数掩盖的收入差距。

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以人为本，更加突出发挥社会每个成员的潜能，更加突出每个人都能获得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指的是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达到现代化水平。人是现代化的主体，现代化最终是由人来推动的；如果人的素质没有达到现代水平，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对经济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是人的观念与现代技术的关系。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K. G. Myrdal，1898—1987）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思想”问题。他说：“测验一个国家的先进程度，就看它利用现代技术到什么程度。现代技术不是得到和使用一种工具问题。现代技术跟随现代思想而出现。你不能以古代的思想去掌握现代工具。”其次是人的道德素质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市场经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础，但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都是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中达到的。许多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应该成为人们主动追求的目标，这就与人们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相关。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有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

一般说来，人的道德素质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关。正如发展经济学家森德鲁姆所说：“现代经济行为的扩散和人吸收现代技术的能力，并以教育、社会基础和制度为基础。根据这个观点，一个社会，它的成员的教育程度较高，它提供的基础结构较大，它的经济制度较好，能鼓励现代技术的学习与运用，它才能认为是较发达的社会。”显然，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推动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必要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不仅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存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创造科学、艺术等活动，也需要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还需要发展支持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教育和科学。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充分重视社会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特色

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现代化建设伊始，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突出表现在包括相互衔接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两个阶段。

中共十五大对邓小平1987年提出的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进一步细化，提出了21世纪的“新三步走”战略，即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建国一百周年（2049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十八大进一步重申了这“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

全面小康与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互相联系、前后衔接、由低到高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全面小康社会，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人民丰衣足食、生活较为富裕的历史时期。全面小康是初步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基本现代化是中度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

中国现在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部分地区已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正在开启。在此背景下，需要在与全面小康社会比较中明确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基本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延续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要求；相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现代化不是数量上的简单扩大，而是质的飞跃和提升。

“全面小康社会”有着中国特色，“现代化”不仅有中国特色还有国际标准。基本现代化，是在全面小康基础上提出的更新更高更强的奋斗目标，是一次新提升和新跨越。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基本现代化，它是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基础

全面小康满足人民的经济要求，基本现代化突出满足人民的幸福感。人民的幸福感不仅仅要看收入，还有文化、精神、健康等多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需要在实现现代化阶段满足。尤其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人的现代化要求的实现在全面小康阶段不可能成为重点，而在基本现代化阶段越来越成为重点。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着重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在经济上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同时也伴有收入差距扩大和环境生态遭到破坏等负面效应，由此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是要针对这些负面效应进行重点突破，以公平性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与全面小康相比，基本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是要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和人民的幸福，更加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加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协调。

比较现代化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指标体系，可以发现，由小康社会建设转向现代化，有些是小康指标的延伸和扩大，如人均 “GDP”、人均收入；有些是质的改变，如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环境质量要求等；有些则是小康社会没有提出而在现代化阶段则要提出的要求，如人的现代化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作出阶段区分是必要的。所谓现代化的国际标准，大致的核心指标涉及：人均“GDP ”接近 2 万美元、高科技化、克服城乡二元结构、普及高等教育、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等。在这里，虽然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有人均“GDP”水平的要求，但已不是根本性的衡量指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无论是哪些现代化指标，都要以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往往伴有现代病：两极分化，城市拥挤，农村凋敝，环境污染，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一开始就要防止和克服这些现代病，其主要方式就是注意“四化”的同步发展。以工业化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城镇化来克服城市病，以农业现代化来繁荣农村。同时，这“四化”又相互促进，如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相互配合，可以大大降低现代化的成本，缩短现代化的进程。其路径包括，用工业化理念来谋划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工业与农业的产业对接；坚持用新型城镇化来消解二元体制张力，促进城乡协调融合发展；坚持利用信息化成果，改造传统产业。

其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要走文明发展道路。先行现代化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推进工业化时，地球上有很大一部分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是其附属国或殖民地，先行国家可以无所顾忌、无障碍地掠夺国外资源来支持其粗放方式的工业化。而现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后起的国家已经没有先行国家当时那种资源环境，不仅是物质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环境资源的供给也受到严厉的约束。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能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浪费和掠夺资源的现代化道路，必须走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老百姓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现代化水平。中国在发展初期采取过掠夺性增长方式，虽然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已经注意到可持续发展问题，但长期的过度开发所遗留的环境和生态破坏问题必须在推进现代化阶段解决。其基本要求是，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在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生态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解决好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在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增加的基础上实现的增长才是有价值的。由此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既满足当代人的福利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福利的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最为突出的是改变传统的片面追求产值、偏重工业偏废农业的发展模式，改变在20世纪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为极大地提高生活水平的以矿物燃料为基础、一次性物品充斥的经济的西方工业模式。

最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需要全面协调。现代化涉及方方面面。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原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不可避免会产生某个（某些）方面的建设超前、某个（某些）方面相对滞后的状况，一般都是经济建设快于其他方面。在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后推进现代化，就需要针对这些“短板”进行重点建设，实现各个方面建设的相互协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时也是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既然是五位一体，就意味着这五大建设必须全面推进。

（四）现代化动力的中国特色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动力可以概括为：供给推动加国际市场需求。

供给推动本身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一是农业大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了低成本的工业化；二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支持了高储蓄高投资；三是土地和环境资源的宽松和低价供给也造成了增长的低成本。现在，这些要素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明显减弱：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进入“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表现为城市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民工荒”显现；二是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而趋向消失；三是能源、资源、可建设用地的瓶颈约束日益突出，特别是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要求的提高，发展项目的生态和环境约束也更为严格。这意味着，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正在失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不可能再指望供给推动，需要转向需求拉动。这不仅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经济发展转向现代化阶段的基本特征。

再就国际市场需求的引擎作用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发展的引擎基本上是外向型经济和出口导向。其效果也很明显。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但是就现代化来说，虽然一些小经济体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开放能够实现现代化，而对中国这样的巨大的经济体来说，不能只是靠进口和出口的扩大来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在2013年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没有因此而实现现代化。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力的增强，外需的引擎对中国经济的带动力明显减弱。从国际经济环境分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过后，紧接着又产生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出现两次探底。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蔓延，其后果必然是紧缩需求。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减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中国这样的以制造业和出口为主导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

国际市场变化对中国发展动力变化的影响，严格地说还只是短期的，不足以说明发展引擎由外转内的变化的长期性。根本性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不再具有优势。长期以来,中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以至于一些开放型经济水平高的地区有“世界工厂”之称，中国也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所谓比较优势，指的是劳动、土地、环境等物质资源的比较优势。时至今日，在这种建立在利用中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基础上的外需型经济模式的发展效应明显衰减，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只是数量上的增长，没有质量和效益的提升。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开放型经济，无力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度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所说：“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分配和生产力挑战”；应对这个挑战的对策，就是“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

所谓内需，指的是国内发展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就扩大内需来说，关键是要认识和发现中国的内需市场容量究竟有多大。一个肯定的回答是中国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位于世界前列。扩大的内需，说到底就是现代化的需求。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许多市场需求处于从无到有的阶段，如家用汽车、住房、地铁等基础设施。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信息化，都会产生强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样的需求乘上13亿人口，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当然，存在扩大内需的巨大空间不等于说是现实的内需。因此，扩大内需市场不仅需要发现，更需要去开拓。

需求拉动型经济意味着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拉动。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拉动。现在，这两驾马车的拉动力明显下降。消费需求不仅作为第三驾马车参与拉动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长期乏力，需要在现代化中着力培育。

当然，转向扩大内需不排斥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而是要在培育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参与对外开放。根据扩大内需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需要，对外开放的着力点需要转向获取国际资源。对中国的内需市场来说，进口国际资源比外国产品更重要，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要素的全球配置。只有开放，才能获取现代化所需的国际资源尤其是现代化要素。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自力更生，但不排斥利用国际资源。例如，石油和矿产资源是工业化所必需的，中国已有的储量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化。再如，中国的科技和经济要实现跨越就需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尤其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通过引技、引智来引进国际创新资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是为了现代化获取资源。

总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阶段的现代化是基于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推动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现代化的水平是不断提升的，内涵是不断丰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会打上不同社会制度的烙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其目标内涵还是道路都需要探索。既要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又要避开先行现代化国家所走过的弯路，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原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5年第1期第13—25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