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过去了，《中华读书报》的编辑来函请我写一篇短文，说说一年来的读书感悟，不禁有些踌躇。一年来是读了不少东西，也写了不少文字，但仔细检点一下，可说的并不是很多。写的就不说了，属于自家的私事，没有什么满意的，不过是“欲言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至于读书，尤其是关涉今年出版的书籍，我却是没有多少发言权。书是读了不少，几乎是但凡有时间，自己就是读书，其他没有什么雅好。但我并不追书，时不常去万圣书店买一批回家，就放到书房，什么时候想起来，再去阅读，而且多是与自己的学术或理论问题有关，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自己阅读得津津有味的书籍，大多是若干年前购买的书。有一次老友刘苏里跟我说，每年中国出版的书籍数以万计，其中好书也很多，但老兄你所需要的书，看来是不多的，这年头，谁出那样的书呢。尽管如此，我每年还是从万圣书店购买数千元的书，我所需要的书，还是堆满了我的大书房。
先说宪法的书，我一直觉得关于宪法，不应该是什么专业人士的特有书籍，中国人的宪法意识还很弱，宪法书应该普及，它们与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和文明演进有着密切的关系。四中全会执政党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前不久又设立了“宪法日”，这些都与宪法书有关。说到宪法，当然从浅显的层面说，是从西方引介过来的。这两年，国内的出版社还是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宪法的书籍。例如：《英国宪制》，沃尔特·白哲特著，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新英国宪法》，韦农·波格丹诺著，李松锋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政治宪政主义》，理查德·贝拉米著，田飞龙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我们人民：奠基》，布鲁斯·阿克曼著，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上述诸种译注，使得我们对于英美两个国家的宪法，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这几本书的特点是既可以视为专业性的宪法学著作，为宪法学、政治学的专业人士所研读，它们不失为现代学术的经典，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它们也并非象牙之塔的精深之作，而是具有一定的普及性，但凡对于政治、历史和公共事务关注的读者，都可以阅读，它们深入浅出，与历史和现实现结合，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权力构成、人民的权利保障，以及社会政治的历史变迁，都有所描绘、勾勒和论证。尤其是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我们应该知道一个国家的宪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依法治国究竟对于每个人意味着什么，而要实现依法治国，构建一个宪法体制，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几本译著，为我们很好地介绍了英美国家的宪法，不管是英国的不成文宪法，还是美国的成文宪法，它们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是怎样运行的，出现了问题，甚至出现了危机，又是怎样予以解决的。
写到此，我特别要说一下近年出版的几部有关日本宪法的译著。大家都知道，中国晚清以降的立宪史，深受日本国的影响，但一百多年过去了，国人对于日本宪法所知甚少，要知道，日本之所以能够完成明治维新，一步步迈进现代世界的强国之列，是与日本宪法的构建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没有1889年的《明治宪法》，就没有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没有战后的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又称昭和宪法或和平宪法），就没有二十世纪的现代日本。《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伊藤博文著，牛仲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制宪权》，芦部信喜著，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宪法（第三版）》，芦部信喜著，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渡边洋三著，魏晓阳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有关日本宪法的译著，从一个广阔的背景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旧制度下的日本是如何经过宪法的创制，而走向一个现代法治文明的国家的。不能说这些书只是提供了一些理论或学说，其实细心阅读，就会发现日本国的古今之变是十分曲折和艰难的，从宪法之父的伊藤博文，到新一代的芦部信喜，他们处理的问题，都是日本国家面临的重大宪法政治问题。例如，如何编制一部明治宪法，并予以注疏解义，其中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在缔造一个新的国家，论证一个新的原理，伊藤博文打造的这部日本宪法，使得日本的国家构造破旧出新，开创了一个现代的勃然生机。再例如芦部信喜所创立的宪法学，所要解决的也是二战后如何落实日本人民的权利保障，以及有关修宪护宪的重大国家转型问题，他的宪法学能够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对峙中，保持一种厚重的中庸之道，既维护了日本宪法的和平特性，又开放出一种通过修宪而转型的改良途径。总的来说，宪法如果是一个活的事物，就必然蕴含着一种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精神，只有转化为一种宪法的精神，才能够富有成效地展现出来。我们时常言及一个国家的文化，大多感悟其风花雪月、诗书艺文，这些当然没错，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或缺一种法治文明，尤其是或缺一种宪法精神，则这个国家的文化，则在当今的世界很难富有尊严地存续，更不要说发扬光大了。
说完宪法，我想再说些历史，历史书也是我时常阅读的，不过，我对那些中规中矩的历史教科书不感兴趣，对市面上那些历史八卦书更是嗤之以鼻。要说我今年认真阅读的，并且在此愿意向读者推荐的，只有两套历史书，而且是主题重复的，他们分别是：休谟的《英国史》第一—六卷，刘仲敬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麦考莱的《英国史》第一卷（全集五卷目前尚没有出齐），周旭、刘学谦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版。关于这两部英国史，我在一篇书评中曾经指出，休谟的英国史洋洋洒洒讲述了从罗马—不列颠时代到光荣革命的英国历史，虽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英国政治的跌宕起伏，但休谟的历史观和宪政观，更是使我们受益匪浅，他为我们讲述的英国故事内含着一种法治文明的发生、演进和扩展的机理，这个法治的力量致使即便是在今日的世界图景下，也能够有孕育出一种保守的力量抵御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的冲击。相比休谟的托利派的历史观，麦考莱的历史观则是辉格派的，他的英国史并非一部英国通史，而是开始于詹姆士二世时期，集中描绘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前前后后，说起来，麦考莱洋洋五卷的英国史其实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史，他讲述的故事说穿了就是为英国的光荣革命正名，麦考莱以极大的热情，为这个新生的英国谱写他的礼赞。法治、宪制，保守主义的休谟，革命、创制，激进主义的麦考莱，两部英国史，都是历史学的名著，都试图把一个真实的英国描绘出来，都富有远见地把他们心目中的英国精神传播给世界，对此，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呢？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位读者都是一个心智的挑战，就我来说，却是受益甚多，我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英国历史，或英国历史中的精神，就是这样富有张力地整合在一起。回顾我们中国的历史，从三代之治到中华民国，直到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只不过我们今天还没有一部被视为经典的中国史，更不用说是两部截然对峙的中国史了。每念及此，不禁喟然叹息。
（本文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