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坐在这里，很高兴，也很感慨，五年前我们这些人参与了牛津共识，现在一晃五年过去了，风雨如晦，岁月峥嵘，诚如前面几位的发言所谈，看似恍若一瞬，但是又非常漫长。作为参与者之一，我就谈几点体会吧。

第一，我一直认为，社会共识不是放在那里已经搞好的，而是需要我们同心协力地来达成，也就是说，共识是谈出来的，不是坐等出来的。所以，我很看重这个达成共识的过程，自己之所以五年前参与这个会议，也是本着努力达成共识这个目标去的。不过，当时就有一个很怪异的感觉，一群据说是代表着中国思想界左中右各派观点的中国人，大家商谈关于中国的社会共识，却不远万里跑到英国的牛津来达成，这个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处境，又感觉十分正常。在中国，一切涉及公共事务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如此，既不可理解但又十分寻常，因为我们一直处于非常的时代境况。

有人说五年前你们达成的那个牛津共识，内容上乏善可陈，除了常识性的废话，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东西。而且，现在，你们的那个共识早就被更加严峻的现实所打破，中国社会频于失序的边缘，牛津共识有什么用呢？是的，从中国社会近年来的演变来看，牛津共识，乃至一系列所谓的和平变革的共识，都在节节败退，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斗狠使诈，戾气狰狞，反抗争斗，不绝于耳，几乎所有人都处于惶恐不安的焦虑之中。

但我要发问的是，这些是牛津共识的过错吗？是诸多关于和平变革的社会共识的失败吗？不是！我觉得问题的根子不在这些共识，而在社会统治者的蛮横与无知。越是社会处于动荡之际，越是需要普遍的共识，但是，这些共识如何达成，要比有没有共识更加重要。我对于牛津共识的看法，与一些批评者的看法相反，我并不觉得牛津共识的内容有多深刻与伟大，但这个共识是社会各界的代表性人士坐下来一步一步地认真而真诚地谈出来的，是一个和平、商议与妥协的产物。今天我们来看五年后的中国，尽管我们还可以坐在这里纪念这个共识，但中国社会时至今日，还能达成类似的最低限度的和平与妥协的社会共识吗？对此，我是悲观的，因此，我越发觉得五年前的这个事件难能可贵。

第二，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基本的社会规则，都有一些成文和未成文的法律，至少都有一些最低的伦理底线，这些是不能破坏的，不可逾越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丛林状态或野蛮状态，人的生活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考诸人类文明史，我们发现，那些埋藏在人们心底里的最基本的生存规则，要有社会性的规范力量，要成为社会中的其他人包括自己予以遵守的规则，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做到的。所以，如何把每个人心底里的乃至历史遗留下来的生活规则，通过一种公正和平的方式，转变为社会契约，转变为社会共识，就需要一个达成共识的程序与机制，乃至重要的制宪时刻。这是考验一个民族是否政治成熟的关键所在。

在座的千帆教授与我一样，我们都是研究宪法学的。其实，宪法并非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高不可及，只是庙堂或中南海里的事情。从本质上说，宪法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规则，三个人以上的一群人，乃至一个小的共同体，一个村镇、市镇，都有自己的宪法。大家坐下来商议公共事务，所达成的就是宪法性的规则，有学者把它们称之为内部规则，又称之为自由的规则，这些内部规则才是有别于外部规则即国家立法之类的宪法之根本所在。因为，它们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且是由每一个人参与制定的，并且通过商议、辩论和妥协而达成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津共识，也可以视为一次小的实验，一个达成宪法共识的初步起点。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大家或更大的民众没有共识，而是缺乏达成共识的制度平台，或达成共识的谈判、博弈与妥协的机制。五年前，我们在牛津通过努力，达成了一个共识，虽然内容上朴实无华，甚至乏善可陈，但毕竟是各派坐下来，平等而友好地协商达成的，这种平和论争与民主妥协的气质决定了这个共识的精神高度，我认为这是今天难以企及的。因为，那里有一个临时的机制，一个民主协商的机制。

第三，刚才的各位发言者谈到中国当今的一些乱象，这里有各级政府的暴虐与强横，有下层民众的反抗与挣扎，有关于人权的抗争，有关于文革的呼唤，等等不一而足。我觉得不同的社会意见，不同的口号标识，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纷纷凸显出来，都是正常的，而且今后很可能也是永远存在的。关键的问题是要能够提供一个大家发表这些意见的平台，各种意见的表达都需要遵循着一些共同的规则，这个公共的规则之达成，才是最主要的制度建设，用法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目前大家感到忧虑的，不是各种观点的不同（包括相互对峙的观点），而是在于规则的缺乏，在于没有一个保护任何一种观点表达的安全保护机制。致使我们在表达社会观点时，不得不环顾四周而言他，不得不考虑职业安危和身家性命，这种环境下的观点表达，还有多大的真实性，还能达成怎样的共识，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自由民主之诉求，在目前成为社会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这不得不使人感慨今夕何夕今年何年。

五年前的一批中国人顶着社会政治的各种压力，来到牛津，致力于一个和平与改良的社会共识，他们达成了一个文字版本，更主要的是，他们实验了一个达成共识的商谈实践，取得了有关议题草拟、商谈讨论、公共辩驳和民主妥协的经验，这是中国社会要进步绕不过的门槛或必备的课程。五年过去啦，中国的进步没有停止，中国的退步也是触目惊心，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这个大船要航行下去，只要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寻求共识的法治民主之路，就是牛津共识所探索的也是其他国家业已进行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中并不缺乏的社会共识之路。这个路很漫长，也很艰辛，因为，这条道路的开拓，没有刀枪加持，没有银元供奉，只有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只有每个人对于基于人性而生发的共同规则的履行。

基于此，对于中国的未来，我并不乐观，但也不是彻底悲观。我觉得，只要中国人还是人（而没有彻底地沦为一群猪猡），还有人不畏强权，努力争取社会空间，争取和平共识的话语权，那就有希望，有未来，尽管非常艰难，非常痛苦。扪心自问，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共识，不是没有社会契约，关键是如何达成共识，达成社会契约，这是最大的难题，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进步之路还很漫长，也还很遥远，但终究不会停止。当一个社会即将被彻底摧毁的时候，将会有一种强大的难以遏制的自我保护的力量，一种自我救赎的力量，从社会的根基之处喷薄而出，足以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保护社会，保护自我！对此，我们拭目以待吧。谢谢诸位，我就简单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