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必须以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为前提。而就建构或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而言，我们则不仅必须关注知识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对中国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因为在我看来，虽说中国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都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对中国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所具有的那种“集体性”和“宰制性”却仍处于不意识的状态。
我认为，在中国发展的今天，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纯粹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所谓“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亦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在当下深陷于其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乃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知识产品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知识规划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主要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自上而下”的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由于这种规划本身是从意识形态、政策或非学术的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那种根据它而生产出来的知识称之为“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亦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
显而易见，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者以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赖以为凭的“知识生产机器”。再者，无论是“知识规划”，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这种“知识规划”或“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并与之“共谋”为前提条件的。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这两类假、大、空的知识，不仅会遮蔽中国当下所存在的真正的现实问题，甚至还会扭曲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宰制我们思想的方式和思考的维度。
在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最令我们担忧的是这样三种现象：第一，我们在使自己沦为这个时代的“共谋者”的时候却对此毫不意识；第二，我们乃是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对知识展开批判的，而这却使我们无法有效地洞见到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过程以及这种知识的性质；第三，由于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性质的不认识，所以我们还通过我们自己的各种“改革努力”而把这个时代粉饰得更加美丽，并且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了更大的正当性。
据此，我们必须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进而把我们从这个“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