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以降，石刻就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献载体，同时也是各类文学作品包括赋赖以保存与流传的一种媒介。但迄今为止，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汉代石刻中，却未发现赋作。辞赋作品出现于石刻中，就目前所知，最早始于隋朝，具体年代是在隋大业年间，刻的是曹植的名作《鹞雀赋》。此后，唐宋元三代石刻中赋作屡见不鲜，迄明清二代，此风亦未消歇。由于对明清二代石刻的搜集调查还不够完备，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中也未收录元以后石刻的题跋，因此，本文所论，仅限于唐宋元三代石刻中的赋，对于明清二代石刻暂不涉及。
早在宋代，石刻中的赋就引起了欧阳修、赵明诚等金石学者的注意。欧阳修曾为收藏到的李德裕《大孤山赋》、令狐楚《登白楼赋》等拓本写过题跋。（注：《大孤山赋》题跋见《集古录跋尾》卷九叶四上；《登白楼赋》题跋见同书卷九叶十二上，写于治平元年(1064)八月八日。）《金石录》目录中著录的唐代石刻赋有：
唐《丛台赋》，严浚撰，蔡有邻八分书。开元二十七年（第一千一百五十七）。
唐李德裕《大孤山赋》，篆书，无姓名。会昌五年。（第一千八百七十一）
唐萧颖士《庭莎赋》，正书，无姓名。大中七年十月。（第一千八百八十八）。
唐令狐楚《登白楼赋》，令狐澄书。咸通二年三月。（第一千九百十八）
上列诸赋，李德裕《大孤山赋》、萧颖士《庭莎赋》今存（注：李德裕《大孤山赋》见《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七，萧颖士《庭莎赋》见《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二。）。严浚《丛台赋》和令狐楚《登白楼赋》已佚。（注：关于《白楼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叶十二上）云：“白楼在河中，至楚子绹为河中节度使，乃刻于石。绹父子为唐显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见称。世传绹为文，喜以语简为工，常饭僧，僧判斋，绹于佛前跪炉谛听，而僧倡言曰：令狐绹设斋，佛知。盖以此讥其好简。楚之此赋，文无他意，而至千有六百余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尧朱之善恶异也。”）严浚字挺之，以字行，《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严挺之卷收录其所撰疏、碑、志各一篇，无赋。《丛台赋》出自当时著名书法家蔡有邻之手，今佚不可见，是令人遗憾的。
晚清著名石刻学者叶昌炽最早把石刻赋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提出来。《语石》卷四“诗文一则”云：
余所见石刻赋，惟楼异《嵩山三十六峰赋》，僧层潜书（建中靖国元年），笔意逼肖长公。易祓《真仙岩赋》，在融县。梁安世《乳床赋》，在临桂之龙隐岩，并皆佳妙。此三人皆无集行世，赋选亦不收，赖石刻以传耳。
近代学者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中，又对叶氏之说作了一些补充：
赋之见于石刻者，今存之石以东坡书《黄楼赋》、《超然台赋》为最早。……岐山之《周公庙赋》，王球撰者，词气充沛，亦宋赋之可存者。
虽然他们所涉及的还只是石刻赋中的一部分，但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角度对我们讨论唐宋元石刻赋仍是富有启发的。
唐宋元石刻赋大抵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当代赋家的作品，第二类则是前代赋家的作品。就后者来说，其刊刻的原因也不尽相同。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前代的赋作名篇，但有的取其文辞优美，脍炙人口，如褚遂良书《枯树赋》，赵孟頫书《前赤壁赋》；有的取其寓意深刻，具有鉴戒意义，如周敦颐撰《拙赋》。在唐宋元石刻赋中，周敦颐的《拙赋》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就其题旨来说，都是相当别致的。其辞曰：\r
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在多巧也。喜而赋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乌乎！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此赋以三言为主，四言辅之，短小精悍，而含有深刻的哲理意味，类似一段格言或座右铭。事实上，这首赋的文体也颇类于铭文。周敦颐的文章，如《周子太极图说》、《爱莲说》等，当时皆曾刻石（注：参见陆增详《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一十六。），可见其思想的影响与文章的魅力。这篇赋在南宋多次被刻上石，分布于道州、南康、衡阳等地。淳熙十五年(1185)，朱熹曾“辟江东道院之西室，榜以拙斋”，并刻《拙赋》置于其间，“既以自警，且以告后之君子，俾无蹈先生之所耻者以病其民云。”在朱熹看来，这篇赋是可以起到道德箴言的作用的。杜牧撰《阿房宫赋》被镌刻上石，其目的与周敦熙《拙赋》有类似之处。但《阿房宫赋》自晚唐以来，传诵人口已久，其文辞本身对读者自具不同寻常的吸引力。宋人游师雄爱其文，并认为此赋在当时乃至后代仍有警示意义，故请长安进士安宜之书之，刻石于渭城馆，以昭示行人。
当代赋家的作品，无论是作者手书，还是由他人书写，大多含有某种更明确的现实目的，或登临纪游，如李德裕《大孤山赋》、令狐楚《登白楼赋》；或纪事，如苏辙《黄楼赋》；或写景，如宋楼异《三十六峰赋》；或抒情，如张曙《击瓯赋》。各篇作品的实用功能当然各有不同，但单从将这些赋作刻石立碑这一事实来看，其都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方面，纪事类赋最为突出。作于元丰元年(1078)的苏辙《黄楼赋》就是为庆祝并纪念前一年徐州防河大捷而作的。《山河堰赋》是晏袤为纪其筑堰成功而作的，赋序很长，《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一十六所录赋之正文，已残缺甚多。这两篇赋的意义，主要在于纪事，刻石立碑，旨在作为地方历史文献来保存。而写于金承安三年(1198)、碑石在潞安府学的《兴学赋》，则是考察金代文教事业发展的历史文献。此赋作者是东山逸翁申良佐，字时卿。赋序曰：“仆固嘉乔侯兴学之勤意，又且乐遇明时之为幸，故敢作《兴学》之赋以献焉。”（《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二）申良佐有感于乔仲章兴学有功，所以作赋以纪一时之盛。至于《粤西金石略》卷十一载录易祓《真仙岩亭赋》，则是纪事而兼抒情的。此赋作于南宋嘉定二年(1209)。融川太守鲍粹然作亭于真仙岩之前，易祓为题榜额，继而又作了一篇赋，以述作亭经过，并纪亭上风光之胜。
在上述这两类赋作中，都有不少是由书法名家书写的，除上举褚遂良、赵孟頫书外，还有黄庭坚《墨竹赋》、米芾《天马赋》等。名家书刻，首先在视觉上给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其次，书赋相互映发，令人目不暇接，正如《墨林快事》所说的，黄庭坚所书《墨竹赋》“磊落淋漓，与赋中语相发，如月影上窗，流风入袂，一种活泼泼恬旷之妙，不可名状”。《墨林快事》甚至认为，黄庭坚是受了赋中文字的感发，“神与俱摇”，才写出这样好的书法作品。王世贞干脆称其为“以画竹法作书”（《弇州山人稿》）。另一方面，名家墨迹的魅力，往往在客观上扩大了赋作的流传。褚书《枯树赋》后来便屡经翻刻，又有人“益之以图”，更有人“继之以临”（李光暎《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卷八），流传甚广。一篇从文学的角度看来水准平平的石刻赋作，也常能因它的书法而引人注目。例如，作为一篇山水题材的赋，北宋登封县令四明楼异所作《三十六峰赋》并不是一篇突出的作品，但却颇受学者注目。赵崡《石墨镌华》卷五云：“赋不足道，而书者为武林僧参寥，极得坡公卧笔法，遒劲古雅，即令坡公见之，亦当首肯。”事实上，这代表了相当一批学者的观点。（注：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四，叶二十二下、武亿《授堂金石续跋》卷十一，叶六下。）
从赋中研究的角度来看，石刻赋也有着多方面的价值。首先是辑佚。石刻赋中有很多作品都无集本，甚至其作者亦无文集传世，如上引叶昌炽书所列举的《三十六峰赋》、《乳床赋》、《仙岩赋》等篇以及柯昌泗所补充的《周公庙赋》。最值得一提的张曙《击瓯赋》。宋史绳祖《学斋佔毕》卷二“唐遗文”条：
唐末张曙，中和间举进士，避难到巴州，宴于郡楼，坐中作《击瓯赋》，极精工，郡楼由赋显名，后人遂命之曰击瓯楼。而此赋亦不传，如姚铉编《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国初馆阁所编《文苑英华》，唐人花木音乐赋各有十余卷，而此两赋（按另一赋指宋璟《梅花赋》）俱不在，惟《击瓯》则巴州郡楼尚有碑刻。曾祖作巴倅时，曾有墨本藏之家，今兵火后，碑亦坏矣，恐其岁久，则其赋亦泯没无考，故全录之，尚几有传。
张曙是唐末一个文学才士，他“于尊俎顷刻之间，作此等大篇文章”，借物抒情，文彩斐然，使人有祢衡再世之叹。但张曙既无别集传世，其作品至今亦仅存一篇，即刻石立于巴州郡楼之下的这篇《击瓯赋》。《唐文粹》、《文苑英华》等重要总集都未选录。此赋得以存留至今，正赖石刻及其拓本。史绳祖据拓本全录赋文，成书于清初的《全唐文》在卷八百二十九收录《击瓯赋》，可能也是根据拓本过录的。清初，叶奕苞还得见此石拓本，并作了题跋，不久，就得知“楼已倒塌，碑亦残泐不可拓矣。”（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十一）此外，刻石于山西永济县的《首阳山赋》也是辑佚学者所当重视的。此赋作者蒋堂，《宋史》有传，其“《吴门集》二十卷已佚，今存《春卿遗稿》一卷，为明天启元年其二十世孙锽所辑，无此赋，当补入。”（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三）今人所编《全宋文》第八册卷三百二十五据《春卿遗稿》收录蒋堂文二篇，又新辑得佚文九篇，其中即包括从《山右石刻丛编》辑出的《首阳山赋》。显然，这也是重编《历代赋汇》时所应补入的。
石刻赋第二方面的价值是校勘。将《全唐文》与《金石录补》卷二十一作一对勘，发现两书所录《击瓯赋》有若干处文字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是在赋序开头。《全唐文》云：“宋玉《九辩》曰：‘悼余生之不时也。’甲辰窜身巴南，……”而石本此处作：“宋玉《九辩》曰：‘悼余生之不时。’今余不时也，甲辰窜身巴南，……”文气远较集本为顺畅，应可信从。《全唐文》盖缘文字相似而误脱一句。不过，在很多时候，石本和集本虽多有歧异，但一时却无法断定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则不妨并存。王昶曾将石本《黄楼赋》与仿宋刻本《宋文鉴》互校，发现了十八处异文，并认为：“碑无书人，不知何人所立，或不能无误；而《文鉴》亦或有传刻之讹，宜两存之，不能定其孰是也。”（《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七）只有一处例外，王昶也同时指出，即赋序记河决澶渊在熙宁元年七月乙丑，与《东坡先生年谱》所记“七月十七日”正合，可以证明《宋史·神宗纪》作“七月丙子朔”是不够准确的。
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四据《诸道石刻录》记云：“唐《枯树赋》，唐褚遂良撰并书，贞观四年十月八日为燕国公书，凡四百六十七字。”其实此赋为庾信所作，此题“褚遂良撰并书”，非是。据《金石录补》卷十，“凡四百六十七字”云云，根据的是石刻上原有的旁注。这一笔容易为人忽略的旁注，却为本赋校勘提供了有益的提示。严可均《全后周文》据《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文苑英华》（卷一百四十三）、《古文苑》等书所辑的《枯树赋》计有四百七十字，清人倪璠《庾子山集注》所录赋文则为四百六十九字，其间显然是有不同的。石本亦可作校勘之资。
需要注意的是，在以石刻校勘本集时，也不可盲信石本。一些金石学者过于迷信石刻，或者着意好奇，所作推论有时未免不够客观。以杜牧《阿房宫赋》为例，石本与集本至少有三处不同。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六叶二十二下：
校以石刻，有足正俗本相沿之谬者。俗本未云何龙，石刻云作雩；俗本不知西东，石刻西东作东西，与上冥迷，与下凄凄叶韵，并为远胜；惟工女作女工，乃安书误笔也。
单纯从文义上来看，“雩”训祭祀求雨，似乎“未云”、“未雩”皆无不可。但“云从龙风从虎”本是古人的常识和通用词语，赋作“未云何龙”于理更惬当，于意则更显豁，应可视为首选。从叶韵上看，“不知西东”与上“不霁何虹”、下“春光融融”相叶，若作“不知东西”，则虽与“冥迷”、“凄凄”相叶，却跳过了“歌台暖响，春光融融”一句，显然有悖常情。要之，陆氏所举三条，除了第一条有可能源于宋代的某种集本，其他两条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安宜之误书，是不能据以改正集本的。
此外，石刻中提供的其他一些线索，在赋学研究方面也有各自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否善于利用。作品的传与不传，别集的存毁，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也常常受时势和政局的影响。石刻赋也不例外。由于《黄楼赋》与苏轼的关系（注：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七认为《黄楼赋》不知何人所书，但据《江苏金石志》卷九引徐度《却扫编》、又援《徐州府志》引《匏翁家藏集》，则可以确定此赋为苏轼所书。），在北宋末年天下禁苏氏学的党争余波里，此赋石屡遭毁坏，终致失传，而拓本的身价却正因此而扶摇直上。而另一些赋，则因为在石刻中留下一些线索，使后人得以推测其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时代最早的石刻赋——《鹞雀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张仲炘《湖北金石志》卷三（叶四十二下）著录《鹞雀赋》“在枝江县杨内翰宅，系草书。前有隋大业皇帝序云：陈思王，魏宗室子也。后题云：黄初二年二月记。（《舆地碑记目》）。”“黄初二年二月记”当是曹集或赋作原文所有，或即此赋之作年。《三国志·魏志》卷十九《陈思王传》：“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如果《鹞雀赋》确实作于黄初二年，那么，赋中所写的鹞雀相争就不仅仅是赋家的假设寓言，而也可能是现实中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映现。显然，史传所提供的这一背景是很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这篇作品的。
从石刻中，有时也可以考知赋家的某些生平史实。蒋堂字希鲁，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其生平略见《宋史》本传。按赋序，此赋作于庆历六年冬十一月，此时蒋堂知河中府，翌年，再知杭州。此有助于考察其生平仕履也。又如晏袤，其名不见于《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续编》。而据《山河堰赋序》可知，晏袤为临淄人，作赋时（绍熙五年，1194）任南郑县令，并具体负责筑堰工程。晏袤工八分书，此赋为其所撰，当亦为其所书。（注：参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十六叶三十下《山河堰赋》陆增祥题跋。）
梁安世《乳床赋》曰：“吴中以水为乡，岭南以石为州，厥惟桂林，岩穹穴幽，玲珑嵯峨，磊落雕锼。”桂林崭绝清奇的地貌特征给来自浙江括苍的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淳熙辛丑(1181),他与“清江徐梦莘、刘昌诗、柯山李秩，严陵邵端程、金华徐之茂、宜春孟浩”等人来游临桂弹子岩，“因论泉乳凝结，书此刻之。”这是一篇与普通的纪游赋题材迥异的作品。作者选择了桂林一带典型的泉乳地貌进行详细的描绘和生动的形容，富有新创。而从赋序中，我们还得知，梁安世与撰《三朝北盟会编》的著名史学家徐梦莘等人是有交游的。可以说，这篇石刻赋不仅从文献上、而且从文学上丰富了我们关于宋代赋史的知识。
以上只是就个人浅见所及，以唐宋元石刻中的赋为例，说明石学与赋学之间的关系之一端。显然，石刻之中，与赋学研究相关并且有待挖掘的史料自不限止于区区此文所论。实际上，除了石刻，史传、笔记、赋话以外的其他诗文评著作（特别是诗话）之中，也正蕴藏有大量宝贵的赋学资料，略加淘洗，可能就会放出耀眼的光辉。回顾既往，放眼未来，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深化和拓宽赋学研究，更新研究思路、开阔文献史料的视野，已是当务之急。这篇小文如果能引起赋学界同行在这一方面的一点共鸣，就算达到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