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札也可以称为手札、尺牍、书翰或者书信，浑言之，诸名之间并无不同，析言之，则又各有侧重。书札与尺牍兼重物质形式与文体形式，相比之下，后者又更为古雅一些。手札、书翰与书札相近，但书札、书翰强调其为书写的作品，而手札强调其出于书写者的亲笔。书信则侧重其文体内容，着重其社会交往的功能。但是，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人使用这些名词时，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也不免混用。还有人使用“尺素”或“笺素”之称，在追求古雅之外，又更加强调笺纸的形式种类及其物质文化意义，例如梁颖编著有《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上下两册，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年)，又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有《笺素珍赏》，其副标题就是“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也有人使用“名人墨迹”这个名称。从字面上看，“名人墨迹”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物质形式或文体形式，但手札无疑是其中之荦荦大端。王贵忱、于景祥、王大文所编《晚清名人墨迹精华》(辽海出版社，2008年)，所收就全是晚清名人的手札墨迹。
毫无疑问，书札是浩如烟海、品类繁多的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献类别上说，书札文献是写本文献的一种。所谓写本文献，是相对于印本文献而言的。一般来说，印本文献刊印之后，即可化身千百，存世者往往不止一本，同一版本者就有相同的文献价值；而写本文献往往只此一本，并无复制本，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书札文献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件书札都是无法复制的，即使作者重抄一遍，其墨迹也不完全一样。因为独特，所以稀罕；因为稀罕，所以珍贵。从文献价值上说，书札文献主要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首先是其史料价值。因为出于当事人之手，书札提供了研究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中所披露的人事关系、政事秘辛，往往是不见于正史记载或公开报道的，往往寥寥数行，便抵得千言万语。
其次是其艺术价值。如前所述，传世的民国以前的书札，大多出于名人之手，这些名人或者是著名学者，或者是达官贵人，或者就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或艺术家。他们大多具有很高的书法造诣，除了那些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较多的传世墨迹之外，大多数名人的手迹并不常见。后人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手札中，不仅可以一亲前贤之手泽，也可以欣赏他们在书法上的艺术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书札中的名人墨迹，代表的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书写常态，最真实、最原生态地体现了其书法的艺术面貌。
第三是文物价值。所谓文物价值，既取决于此类书札的珍稀性，又与书写者及收信人的年代与身份以及书写者艺术水平的高低有关，更与书信用笺相关。笺纸的材料、形制、色彩、图案乃至制作笺纸的纸店笺铺等方面的信息，既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书札文献的文物价值，也提供了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书札文献的新颖材料。
《笺素珍赏》一书的封面上，印了这样几行意在广告的煽情文字：“聊供凭吊——那个逝去不远、曾经天翻地覆、风云际会、影响深远的时代；聊供品味——那些曾经创造了历史亦被历史所铸就的各路风云人物；聊供赏阅——甄选在本书中的晚清、民国各色花笺、素笺上极具个性的名人手迹墨宝。”前两点说的主要是书札文献的史料价值，后一点说的主要是其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
二
新世纪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古代文史领域的研究者以及爱好传统文化的一般读者，愈来愈多地认识到书札文献三个方面的价值，对于书札文献的兴趣与日俱增。另一方面，随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各类文献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很多富有特色的个人收藏，纷纷走出尘封的箱箧，展示于世。许多公家收藏单位，更是积极挖掘各自的库藏，将其整理出版。于是，很多原先“藏在深闺人不识”的宝贵的书札文献重见天日，好古之士欢喜雀跃之余，也时时有惊艳之感。
以私人收藏而言，近代以来，很多收藏家特别重视收藏古人手札墨迹，积少成多，或者因缘凑巧，家世传承，乃至成为自家重要的收藏特色。例如，苏州香书轩李超凡、李学忠父子两代收藏名人书翰，多达数万通。其部分收藏于2005年编为《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出版(赵一生、王翼奇编，浙江古籍出版社)，“入选书翰的作者凡三百五十八人，上起明代中叶沈周、金琮、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诸书画巨子，下讫现代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诸艺术大师，前后绵延五个世纪，名家济济，俊才晔晔”(本书《序言》)，除上述诸名家外，还包括清代刘墉、邓石如、曾国藩、李鸿章、何绍基、林则徐、张之洞、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等名家，每一书札皆附释文，各写信人配有头像与简介。
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当重视个人所收藏的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相继于2013年与2015年出版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和《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小莽苍苍斋是田家英的书斋名，“以专藏清代学者墨迹著称。斋主出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写一部新清史’的目的，尤其注意寻觅文人书札。至十年浩劫前夕，已入藏清人书札六百馀通，涉及清代学者、书家、官员文士三百馀家。这批藏品的时限，上溯至清康熙五年，下止于民国初期，跨越二百五十馀年之久。内容涉及对国事吏治的评议，艰难生活的记载，文人交往的描述，学术探究、典籍整理、修志续谱、雕版印书等的讨论。其深厚的内涵，集中体现了斋主的收藏初衷，是‘小莽苍苍斋’藏品中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最为丰富的一部分”(陈庆庆《翰札集萃——“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评述》)。据笔者统计，《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一书实际收入书札作者多达336家，共573通书札。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三大册，署名“钱基博整理编纂”。据钱基博本人为此批书札所撰《题记》介绍，1911年春天，他曾接受谭紫镏委托，为袁昶夫人的六十大寿作了一篇寿序，文成而不收润笔费，谭氏过意不去，遂以家藏其父谭献“师友存札一巨束”相赠，作为酬谢。谭献(1832-1901)，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是晚清著名词人、学者。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收录存札涉及晚清名人99人，其中既有如张荫桓、薛福成、杨锐、杨度等晚清名臣，亦有包括如陈三立、樊增祥、易顺鼎等人在内的诸多诗家，更有诸如陆心源、杨守敬、梁鼎芬、俞樾、孙诒让、李慈铭、章炳麟等著名学者，可谓各界名流，济济一堂，其内容则不仅涉及诸人生平行迹、友朋交游、家庭琐事，也往往涉及时政评议、论文论学、海外见闻、人事请托等，可以说，其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很高。这批书札在谭家经两代收藏，才转而入藏钱家。钱基博先生对此珍爱异常，每每把玩，常有题记。后来，这批书札又由钱锺书、杨绛夫妇继承保存。可以说，这批书札先后经由谭、钱两家的两代传承，中经20世纪历次战乱与文革浩劫，百年沧桑，世变频仍，除少数缺页之外，还基本上保存完好，现在终于得以影印面世，殊可称幸。
著名收藏家王贵忱所收藏的晚清名人书札，2008年也编辑为《晚清名人墨迹精华》一书出版(王贵忱、于景祥、王大文编，辽海出版社，2008年)。201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王贵忱、王大文编《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将时间下限移至民国，内容较前书更富，其清代部分亦多前书所未收者。
而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江小蕙编《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也是个人收藏书札的集中出版。此外，北京收藏家方继孝收藏近现代名人墨迹甚多，其中多为书札。他一方面选择这些书札中有特色有意味的墨迹印刷出版，另一方面又以书话或者掌故的方式，赏读这些墨迹，图文相配，雅俗共赏。从2005年到2012年，他先后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旧墨二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旧墨三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旧墨四记——文学家卷(上编)》《旧墨五记——文学家卷(下编)》《旧墨六记——梨园旧迹》，共六册。这个系列既着眼于玩赏，也重视史料的发掘，在近年私人书札收藏的出版中自具特色。
以公家收藏而言，则涉及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机构等各类单位。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无疑是国内收藏书札文献最为丰富的两家公藏单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作为文献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依托国图的丰富馆藏资源，于2011年出版了《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
上海图书馆自其前身合众图书馆时代起，就十分重视书札文献的征集与收藏。当年，合众图书馆曾过录吴县潘博山原藏《艺风堂友朋书札》而收藏之。至1980年至1981年间，这部《艺风堂友朋书札》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廷龙馆长亲任校阅。
1986年至1989年间，上海图书馆所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册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此书原由汪康年之弟汪诒年收集整理，涉及汪康年师友700余家，书札3000多通，排印本多达4000多页。除了书前所附29页书札影印件外，编者对全部书札誊清、标点、横排印刷，又编制《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和《汪康年师友书札人名索引》，附于书后。此书张元济题签原作《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因非原件影印，故改题为《汪康年师友书札》。
新世纪以来，上海图书馆更重视写本文献的整理、展示与出版，硕果累累。《上海图书馆藏历代手稿精品选刊》，其中就收有《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全8册)，也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在整理馆藏历史文献特别是日记与手札文献方面，成就斐然，值得另眼相待。其编辑的《历史文献》迄今为止已出版第十九辑，几乎每一辑都有近代学人书札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相当引人注目。可以说，近代学人书札已成为其亮点之一。
除了国图、上图之外，其他省市图书馆也有不少可观的名人手札收藏。2010年，湖南省图书馆从其馆藏书信中选取部分，编纂成《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一书，共5册，作为“湖湘文库”之一，由岳麓书社出版。这些手札写作者皆为湖湘名人，或为致湖湘人物之作，而且是“历史潮流中的风云人物，其手札对研究当时的文化生活和历史轨迹，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书《前言》)。编者不仅在每一手札前附列作者小传，又在书后列有写作者姓氏笔画索引，以便检索。此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的《曾国藩未刊书札》(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安徽省图书馆编的《馆藏历史人物手札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也都是“晾晒”家底、嘉惠社会的有益之举。
不少大专院校图书馆与档案馆，都有书札收藏，各大名校此类收藏更多。以复旦大学为例，其图书馆藏有清代著名学者陈奂友朋书札，经吴格整理为《流翰仰瞻：陈硕甫友朋书札》2012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藏名人手札，则经先后两次编选，出版了《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名人手札选》(本书编委会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名人手札选续集》(本书编委会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二书。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曾接受启功先生的建议，从琉璃厂购买了一批清人书札。20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根据北师大图书馆的这批珍贵的特藏，从中选录、影印、释文、点校，出版了三卷本《清代名人书札》。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三卷本《清代名人书札》的基础上，修订重版，一是将原来的单色拍摄改为彩色照相，二是图片与释文混排，方便参见，三是修订了作者简介，并添加了《作者生卒年表》。此书共六册，虽然纸质不甚考究，但彩色图片比较清楚，装帧良好，便于把玩，可谓价廉物美。美中不足的是，此书中掺杂了一些赝品，引用时务必小心辨证。另外，新本为了节省篇幅和成本，一些图片缩印得太小，与原件出入较大。
2012年，为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手迹选》，上下两册，有精装本和宣纸线装两种形式。所谓名人手迹，主要是名人书札，所依据的主要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收藏，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批特色馆藏，又主要得益于李小缘、陈中凡、胡小石、程千帆、欧阳翥、黄东迈等先生的捐赠。
三
纵观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与出版，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整理方式多种多样，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最为常见的方式是彩色影印。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理书札文献，大多采用释录文字的方式，最多附录少量真迹影印件。即使有一些书札文献影印问世，但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时间一久，甚至连清晰度都难有保证，更谈不上保真。
新世纪以来，很多书札文献影印出版，而且大多数采取彩印，色彩和清晰度都有了保证，其佳者几乎只下真迹一等。其次是释文标点。释录文字加以标点，可以极大地方便读者，提高史料使用的效率，但这么做，在把方便带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困难留给作者，对整理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书札文献皆为手书，行草体随处可见，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书写风格与习惯也各有不同，因此，释录文字中稍有不慎，就不免白璧生瑕。如果碰上某些书札原件由于年久日深，而墨迹黯淡模糊，难度就各更大了。再次是编制作者小传，甚至介绍收信者的情况，然后再附列写信者人名索引。
总体来说，彩色影印可以较好地发挥书札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而释文标点以及小传索引，则可以更好地发掘书札的史料价值。就影印质量而言，《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手迹选》等书皆有称赞。就释录文字来说，《清代名人书札》和《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六册做得比较好。就编制小传、索引而言，《湖南省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等书都是两项齐备。
第二，整理出版的思路，经常围绕某一名人或者某地、某收藏单位而展开。
围绕某一名人的收藏，或者围绕某一名人本人及其师友的手札，进行收集、整理与出版，是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常见的思路。名人收藏书札与名人本人书札当然不同，因为本人书札既已寄出，一般不会在本人手里，但名人师友书札与名人收藏往往密切相关。例如上文提到的《汪康年师友书札》，最初就是汪康年的收藏。
而早在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过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这些书牍既是盛宣怀的收藏，又可以说是盛宣怀友朋书札。以名人为中心，名人及其师友书札，集中体现名人的交游，对于研究此名人的社会关系很有价值。而1999年，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又据上图所藏盛宣怀档案，编写了《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如近年出版的《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即是围绕谭献师友的书札，就集中反映了谭献的交游圈子，为研究谭献生平学术及晚清学术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梁启超致江庸书札》(江靖、汤志钧、马铭德校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郑观应档案名人手札》(上海图书馆、澳门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宋恕师友手札》(温州博物馆编，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都属于此类。
围绕某地、某收藏单位来进行书札文献的整理，既可以体现地方特色，又可以集中整理收藏单位的特色收藏，容易着手，事半功倍。以湖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博物馆为例，其收藏书札中，湖湘人物之书札最多，最有特色，整理出版，既有显著的馆藏特色，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新世纪以来，各类图书馆对于整理出版馆藏手札的热情越来越高，成果层出不穷。除上文提到的出版物之外，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整理的《清代名人手札汇编》(全十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李性忠主编的《浙江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浙江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二)》(中华书局，2011年)，等等。
第三，视野更加开阔。现当代名人学者的书札文献，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整理出版者的视野。
在现代作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选录排印本，后来又有了影印本。徐志摩《爱眉小札》也早已风行读书界。当然，这两种书札更多被视为文学作品，其次才是文献史料。在编辑现代著名作家全集时，作家的书信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书信也被独立成书。鲁迅不必说，即以郁达夫而论，198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就已出版了《郁达夫书信集》。此外，《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家手札》(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沙汀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所收都是很重要的现代作家的书札。
周作人、叶圣陶和俞平伯三位都既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也是著名学者。俞平伯好作书札，文、书皆可观，其《俞平伯书信集》早由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俞平伯与叶圣陶二人晚年的通信，汇为《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2002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俞平伯与乃师周作人关系密切，常有书信往来，谈论人生、文学与学问。师生之间毫无拘束，文字清淡，书法隽雅，内容丰富，情趣盎然，不仅史料价值很高，也极富可读性。2013年，这批书信结集为《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由孙玉蓉编注，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共收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从1922年3月27日到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从1921年3月1日到1964年8月16日。出版时还选配五十多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既展示了这批书札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又使读者在体会文字之美外，更得以领略信笺、书法、印章的艺术之美。
现当代学者书札引起读书界的注意，受到出版界的重视，似乎较晚于作家书札。1986年，杨逢彬整理的《积微居友朋书札》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同类书札文献比较早面世的。
陈垣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其裔孙陈智超将陈垣的375封信札编辑成《陈垣来往书信集》，于1990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1992年，陈智超又从《书信集》中精选247封书札，编为《陈垣先生往来书札》上下二册，原件影印(其中19封《书信集》未收录)，由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列为“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之二”。盖以当时大陆的出版情况来看，大量影印的经济负担较大，尚难承受。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观。故陈智超在1990年上古版《陈垣来往书信集》的基础上，新增陈垣书信467通，他人来信180通，另有陈垣批复家书125通，总计收入来往书信2164通，重编为《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2010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世纪以来，近现代学人书札整理出版日多。举其要者，则有《清晖山馆友声集：陈中凡友朋书札》(吴新雷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先师程千帆先生的《闲堂书简》(陶芸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3年增订本)，《尘封的记忆》(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文汇出版社，2004年)，《周绍良友朋书札》(李经国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沐雨楼来鸿集：杨仁恺先生友朋书札》(李经国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李经国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冰庐锦笺：常任侠珍藏友朋书信选》(沈宁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王献唐师友书札》(安可荇、王书林、杜泽逊编辑整理，青岛出版社，2009年)，《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华书局，2012年)，缪钺《冰茧庵论学书札》(商务印书馆，2014年)、《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中华书局，2015年)，《青峰草堂(柴德赓)往来书札》(柴念东编，商务印书馆，2015年)等。
第四，考释研究进一步深化。
新世纪以来，大量书札文献以各种形式出版与披露，也促进了学术界深入挖掘其中所包含的史料价值，阐发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意义。以俞樾及其师友书札为例，单篇论文就有王宝平《流入东瀛的俞樾遗札》(《文献》，2001年第2期)、夏颖《俞樾、朱学勤致应宝时手札》(《历史文献》，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王巨安《俞樾致李瀚章函十四通释读》(《文献》，2012年第1期)以及俞国林、朱兆虎《章太炎上曲园老人手札考释》(《文献》，2016年第1期)等。专著更有张燕婴《俞樾函札辑证》上下二册，收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4年)，考证颇为精审。
关于缪荃孙及其友朋书札，除了凤凰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缪荃孙全集》“诗文”卷第二册有《艺风堂书札》的标点排印本之外，最近又有谢冬荣整理的《艺风堂同人尺牍》，《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6辑(凤凰出版社，2014年)。对书札文献不是简单地影印或者释文标点，而是进而展开笺释考证，增加其学术含量，这一类的著作，还有陈智超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平的《翁同龢书信笺释》(中西书局，2014年)，江瀚编集、高福生释笺的《片玉碎金：近代名人手书诗札释笺》(中华书局，2009年)，丁玲、林锐笺注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
四
书札文献的整理出版，有其特殊的要求，必须采取多方位整理相结合的办法。单色影印的效果不够理想，彩色影印成本较高，难免带动书价上涨，影响市场。只有原件影印，而没有录文标点，一般读者阅读使用就有难度。只有录文标点，而不附以原件的彩色影印，固然可以节省篇幅，降低出版成本，但其美中不足之处，是无法绝对避免文字释录方面的错误。而一旦有误，就无法比对原件影印件，祛疑订正。因此，最好是将彩色影印与释录文字相结合，图文配合，既能立体、全面地体现文献价值，也可以传达视觉之美。在此基础上，再编制写信人和收信人的简单小传，另附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查考、检索与利用，乃至制作专题数据库，以拓展其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应用空间。
作为写本文献，书札文献整理还有特殊的困难。《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的编者在该书《前言》中说道：“与古籍线装书相比，书信整理有三难：一、字迹辨认难。书信为写信人信手书写，多为行草，文字难以辨认。二、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难。收信人书以字号，且多用通假，而古代往往存在多人同一字号的现象。写信人虽署本名，但不书姓氏，且二字之名则多仅书一字。因此著录写信人、收信人难免张冠李戴，或根本无法考证。三、多页书信排序难。若不将每封书信通读一遍并明白其中大概内容，则难以排列出各页书信的前后次序。因此，若无一定的书法知识、历史知识以及对地方人物相关事件较为广博的了解，要整理好馆藏书信确非易事。”斯言甚是。下面就以浅见所及，就上述三点各举一二例以说明之。
首先，字迹辨认难。例如，《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上册第11页释沈泌致屈明府书，“春穀”误作“春报”，又莫名其妙地为“春报屈明府”加上书名号，艾俊川《对小莽苍苍斋藏札的几则E考证》已指出此点。艾文未提到的还有，第11页“秀错”二字实为“郁错”之误释，第1023页“弟昌炽”应作“小弟昌炽”，第1135页“各伸”应作“各绅”。此外，“豆瓣读书”网友也发现了一些误释误点之例，皆可参据订正。《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只有卷前影印的钱基博所撰《题记》(钱基博口述，钱钟书代笔)附有释文，但也发现了几处错误，如第4页“秀士”应作“华士”；第5页“满员”应作“备员”，“欲使尽归于庸苶一道，同风在下者不敢有所作为”，应作“欲使尽归于庸苶，一道同风，在下者不致有所作为”。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所书确作“不敢”，但核第716页原札，则作“不致”；第5页“不可厚非”、“销声灭迹”，核之第715-716页原札，则作“不可后非”、“销声匿迹”。《清代名人书札》也有一些误释，如第560页“米监”应作“米盐”，第606页“荷泽”应作“菏泽”，第609页“渐然”应作“渐就”，第627页“信念”应作“倍念”。另外，第580页“蚩蚩”二字应属上读乃通，第621页“事宜”应属下读，才构成骈对。
其次，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难。写信人与收信人若无法确定，或者误定，不仅影响史料价值的阐发，也影响其书法艺术的考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虽于此用力良多，仍有一些误判和阙疑。前引艾俊川文已指正多处，如上述第11页沈泌致屈明府书，实为沈泌致梅清书，又如第1134页“□鞠致王多绶”应作“黄鞠致徐渭仁”。《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也有几通书札，写信人暂时无法考实。但上册目录第1页以及正文第3、4两页共四处出现“许时雨”，确系“薛时雨”之讹，这也许是出版社重编目录时不慎致误，因为正文第3页钱基博所撰小传称“薛先生名时雨，字慰农，号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显然并未弄错。同书下册第1213页又有薛时雨书札一通，二处应合并。又如，《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第48-50页收有一笺，末署“承修再拜，六月十八日”，未标写信人姓氏。编者将其确定为邓承修。邓承修(1841-1892)，宇铁香，号伯讷，广东惠阳人，历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著有《语冰阁奏疏》。但此笺底纹石刻文字“猗文阁致辞”，真正的写信人为陈承修，字淮生，福建闽县人，号猗文阁主。光绪三十四年(1908)恩赏工科举人，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司长，精鉴赏，收藏金石碑版书帖甚富。拙文《结古欢：晚清集古笺与石刻文献》曾论及此例，可参看。
再次，多页书信排序难。相对于前两点，这一点难度较低，不必多说。有时，多页书信散失，分在各处，也容易给整理者造成困扰。如《缪荃孙全集·艺风堂书札》第381页致徐坊第二书后一页“南图书馆大致无恙”以下误散别处，遂使整理者误认此为艺风堂佚札，而重出于本书第671-672页。与此相类似而难度更大的，是判断同一写信人致同一收信人多封书信之先后，按道理，这是应该按照写作先后次序编列的。如《清代名人书札》第三册收录张度致殷如璋书札十五通，所言皆为京郊放赈之事，而前后次序淆乱，如其中“之九”写作时间明显在“之六”前，“之十五”作于十五日，而“之十三”作于二十一日之后，也先后颠倒。
在上述“三难”之外，其实还有一难，即甄辨真伪难。所谓真伪之辨，实际上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书札是否出自本人手笔，二是是否出自他人代笔。当年，北师大图书馆从琉璃厂购入一批清代名人书札时，启功先生“曾提醒书札中有些是代笔，研究时应当留心”(《清代名人书札·修订说明》)。这些代笔书札虽然不能当做署名人的书迹来看，却仍有一定史料价值。晚近文玩市场流转的乃至拍卖会上出现的书札，往往真伪掺杂，其中赝品亦有被收藏家购入并进而整理出版者，对此需要格外小心警惕，仔细甄辨，以免鱼目混珠，谬种流传。2006年，文物出版社曾出版高金宝《中国近代名贤书札》，此书所收书札问题甚多，已有学者撰文指出，此书非但体例不纯，而且书中赝品充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五
新的学术进展，往往与新的文献史料发掘密切相关。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必定会对学术研究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古代文人的日常书写、日常写作，他们政治生活、文化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能够串联起诸多人物与事件，联接时空，发挥类似“毛细血管”的作用，使历史在宏大叙述之外，更多一份引人入胜的细腻与生动。未来，书札文献必定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也一定会有更多新资源的发现与出版。下面就浅见所及，对做好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说几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在观念认识上，要与时俱进，加强对书札文献的重视，努力挖掘搜集各公私机构的收藏资源，使各地珍藏的各种书札文献更多更好地公之于世。
一方面，这需要研究者、出版者与收藏机构三方通力合作，提高整理者在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综合学术水平，提高书札文献出版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要重视对现当代学人书札的整理与出版。这不仅有助于现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也可以唤起年轻一代对中国书写传统的重视，有利于书札这一文化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得到弘扬，传承久远。
第二，在资源搜集上，要开拓思路，注意多方向采集。除了公私收藏之外，拍卖场上有关书札文献的动向也值得注意。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北京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其中就有一批书札，后编成《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201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
现藏海外的书札文献资源，也值得介绍，引进出版。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小川利康和中国作家止庵合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就是一例。
此外，某些重要的书札文献虽然已在港台出版，但印数不多，在大陆不易得见，仍有必要在大陆新版。例如，王汎森等编《傅斯年遗札》已经在台湾出版过，但印数有限，大陆学者不易看到，2014年，此书有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新版本，学界称便。台湾印过的《明清名人法书》(其中有不少书札)、《翁松禅手札》、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10年印的《翰苑流芳：赖际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札》(彩图本，邹颖文编)，也都值得在大陆重版。另外，早先在大陆出版过、但早已绝版的书，如《张元济友朋书札》线装2册(张树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也值得重印，或者重新整理，出一新版。以现在的学术资源与物质条件，新版肯定可以后来居上。
第三，在形式方法上，着眼不同的读者对象与不同的目的，可以多样化，初步整理与精细加工并行不悖。所谓初步整理，最基本的就是彩色影印与文字释录，再加小传与索引。最好是高清全彩影印，用纸力求精良。影印原件时，最好标注原件的尺寸，这是其作为文物的重要信息之一。将书札文献编入别集时，应该注明其原始出处，包括注明收藏机构或拍卖会的相关信息。所谓精细加工，或者是对书札文献的笺释考证，或者在初次整理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围绕特定人物、地域、事件、主题或目的，重编出版。总体来说，书札整理的学术水准有待提高，书札出版的印制质量也有待讲究。
第四，在研究利用上，对书札文献展开多角度的综合的文化研究。文献史料角度、书法艺术角度以及笺纸文物角度，这三种视角可以相互结合，推陈出新。陈智超先生曾将其书信整理工作概括为“五认”：即认字(释文)、认人(写信人、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到的人)、认时(写信时间和收信时间)、认地(写信地与收信地)、认事(信中内容)，这实际上就是从文献史料角度研究书札的五个切入点。梁颖《说笺》(增订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则为从文化角度研究笺纸导夫先路，很有启发性。此外，围绕书札的物质生产、书仪或者书法风格、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社交网络等，有很多学术议题可以开掘，潜力很大。
早在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就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他所强调的只是书写技艺对于个人形象塑造的意义。现在看来，古代书札文献不仅保存了古人的书写技艺，而且保存了古代文化的丰富信息，让我们恍如回到往昔的历史现场。从这一点上，正可以说，“尺牍书疏，历史面目”。对这类宝贵的文献，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可掉以轻心，我们有责任将其整理好，出版好，尽今人之心力，传古物于来兹。
本文原刊于《兰州学刊》201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