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末魏晋流行的人物题目亦即人物品评之风，其影响扩展到对宫殿建筑、城池山川等的品题，同时影响了当时的诗歌创作。作为晋宋之际人物清谈和诗歌创作的双料名家，谢混《诫族子诗》是人物品评由口头言说落实到书面创作的典型作品之一，他不仅展示了谢混的文学才华、展示谢氏家门内部人物品评的实况，而且标志了“题目”一词由人物品题到诗文篇题的过渡节点，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关 键 词：谢混 《诫族子诗》 人物品评 诗歌 创作诗史
谢混是活跃于晋宋之际政治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关于他的《诫族子诗》以及这首诗在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意义，向来缺乏足够深入的关注。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或者这一段诗歌史的学者，大概都不会对这首诗另眼相待。本文之所以要拈出这首诗，倒不是为了确认谢混的诗人身份，而是为了研究与“题目”密切联系的若干问题，并深掘其诗史内涵。不过，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题目与诗”中的“题目”，既是指通常表示诗文作品名称的那个名词，更主要的是指汉魏六朝时代流行的人物品藻①。
一、从人物“题目”到景物题目
在文言文语境中，“题目”一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指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的题目，另外一个指的是东汉末年开始兴起的一种人物品评的风气。这种人物品评也可以称为“品题”，或者简称为“目”。《后汉书·许劭传》载：“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②许劭等人最早在家乡汝南评论他们的“乡党人物”，也就是品题本地各类人物。他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评主题，这就是最早的人物“题目”。“题”就是“品题”亦即评论，“目”就是形容描述。“题”“目”二字并列，既可以看作动词，又可以作名词用。在“品题”的过程中难免涉及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及等级高下的评定，这就是“题目”的两项主要内容。
从内容上说，人物“题目”是对某个或某些人物作出某种评价。最初，这种评价的性质是民间制造的舆论，目的是希望对当时的人才推荐与官员选拔，起到一定的舆论引导作用。后来，地方州郡或者中央政府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参照这类人物“题目”的做法，既要指出被选拔人才的长处或优势，同时又能发现其短处或劣势，然后根据每个人才的特点，合理任用之。魏晋时代，列名“竹林七贤”的山涛，就以知人善任著称，他在这一方面的能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③山涛对其所选拔的所有人才的评价都恰如其分，非常准确，“凡所题目，皆如其言”。他能具体说出某人才华如何，某人适合做什么工作，从来没有错评误判，令人佩服。这就是人物“题目”在人才选拔与官员任命中的实际功用。
人物“题目”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最初主要以口头形式而不是书面形式展开，这是其形式特点之一。第二，“题目”往往以赏誉为主，亦即以正面的肯定、称赞为主，故多表现为褒奖。评价一个人，主要指出其优点与长处，至于其短处和缺失，则不是重点，如果要指出来，也多采用比较委婉含蓄的方式。此乃人之常情，容易理解。比如《世说新语·赏誉》记庾子嵩对和峤的“题目”是：“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世说新语笺疏》，第426页)将和峤比作千丈之松，显然是“赏誉”，然后再下一转语，指其“磊砢有节目”，对其外形似乎略有保留，但接着又下一转语，誉其“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进一步加强了赞誉的力度。第三，人物“题目”除了突出优点，还要抓住重点，点到即止，要言不烦。《世说新语·赏誉》中载有对“吴四姓”的“旧目”。所谓“吴四姓”，指的是吴地自三国以来兴起的势力最大的朱、张、顾、陆四个家族。所谓“旧目”，就是相传已久的评语。这个对“吴四姓”的“旧目”比较特别。一方面，它针对的是整个家族，而不是某个人物；另一方面，它对每个家族的评语都只有一个字，分别为：“张文、朱武、陆忠、顾厚。”(《世说新语笺疏》，第491页)这是高度概括的字眼，突出的是四个家族的长处、优势或者特色。又如《世说新语·赏誉》第四十八条：“时人欲题目高坐(尸利密)而未能，桓廷尉(彝)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温)曰：‘精神渊著。’”刘孝标注引《高坐传》曰：“庾亮、周、桓彝，一代名士，一见和尚，披衿致契。曾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称卓朗。’于是桓始咨嗟，以为标之极似。宣武尝云：‘少见和尚，称其精神渊著，当年出伦。’其为名士所叹如此。”(《世说新语笺疏》，第448—449页)周的“题目”只有两个字，桓温的“题目”也只有四个字，但都抓住了重点和特点，可谓画龙点睛。六朝文学评论中盛行的摘句批评，以及《诗品》中对诗人风格的品评方式，亦是标举重点，其实与人物题目一脉相承，殊途同归。
从训诂学的角度，进一步追溯“题”“目”二字的本义，或许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题目”标举重点的形式特色有所帮助。“题”的本义为额头，“目”的本义为眼睛。无论是额头还是眼睛，都处于人体头部的显著位置，最能够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后来转义延伸，“题目”二字便有了对他人进行观察与评价之意。品评人物，如何只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就能说得准确到位，恰如其分，既显示其人伦鉴识，也考验其语言能力。
题目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可以表达言说主体对人物、社会以及自然的认知，因此，题目风气就逐渐由人物评价发展到对宫室建筑和城池山川的评价。宫室建筑和城池山川，或为人文景观，或为自然景观。对宫室建筑的评价，最有名的例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曹操“使人题门作活字”一事，按照杨修的解释，这是曹操采取拆字的修辞格，委婉而巧妙地对此门作出评价：“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世说新语笺疏》，第578页)无独有偶，《世说新语·简傲》中亦有题门一例，也采用了拆字格：“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世说新语笺疏》，第768—769页)吕安虽然于门上题字，其所品题的对象，却不是门，而是从该门户出来迎接他的嵇喜其人。《世说新语·政事》中复有题门一例，其用意与吕安题门相近：“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世说新语笺疏》，第165—166页)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贺邵到吴郡(今江苏苏州)当太守，当地豪族欺负他初来乍到，在门上题写充满轻蔑和挑衅意味的六个字。严格说来，这不是对府门的品题，而是对府门背后的人物的品题。同样，贺邵接着在府门上题写的六个字，也不是针对府门，而是针对上门叫阵的“吴中诸强族”，其针锋相对之势至为明显。在这个例子中，门不仅指其中所居之人，更指向其所象征的门第、家族。上述三个皆为题门之例，并非偶然。盖门之于建筑物，相当于额之于人体头部，“门额”一词可以为证。故宫室既成，题写名称及悬挂榜题之处，往往称为门额。门上题字，当然最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不仅有意为之，而且往往一箭双雕，既针对门，更针对人。这也说明了建筑“题目”与人物“题目”的关系。
碑刻是东汉以来十分重要的文献载体，碑阳、碑阴、碑座、碑帽、碑亭等等，构成完整的一座碑刻，也构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建筑物。东汉末年，著名作家蔡邕因逃避战乱来到越地，在上虞读到《曹娥碑》。他非常欣赏《曹娥碑》的文章，就在碑阴题写了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世说新语笺疏》，第579页)。这八个字其实是一个谜语，其谜底就是“绝妙好辞”。蔡邕以谜语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曹娥碑》文章的称赞。这个八字谜语，也可以视为蔡邕对这篇碑文的评价，也就是他对于《曹娥碑》的“题目”，言简而意赅，辞巧而语妙。不过，蔡邕这个“题目”虽是谜语，其制作方式却近于书面创作，而远于口语表达。
城池作为宏大建筑，自然吸引名士的品题。《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个例子：“桓征西(豁)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恺之)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世说新语笺疏》，第141页)作为江陵的地方长官，桓豁率领众位宾僚参观他主持修造的城楼，并要求宾僚品题城楼，以满足其自鸣得意之心。“若能目此城者”的“目”，即是题目，亦即品评。在这场“题目”比赛中，顾恺之力克群伦，拔得头筹。“遥望层城，丹楼如霞”二句，很有色彩感和层次感，是魏晋时代有名的景物题目。
题目山川景物的例子，在《世说新语》中就可以找到多处，其中仅仅与顾恺之相关者，就有两条。这也并非毫无缘故。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画家，其对于山水景物的感知、表述与描绘能力，或者说审美能力，超越群伦。《世说新语·言语》记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笺疏》，第143页)“千岩竞秀，万壑争流”，非常简洁而传神。并且，这还是四言对句，不但对偶工整，而且平仄谐调，真是“掷地可作金石声”的。在顾恺之那个时代，人们对平仄没有确切的概念，“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只能说是暗合平仄格律。后两句“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形象地描绘了会稽的山川风景，真是优美如画。从对山水景物的体悟和文字描绘能力来看，顾恺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
二、从人物品藻到诗文创作
宫室、碑刻、城池、山川，形态各异，但都是景物。从人物“题目”到宫室建筑城池山川等景物的“题目”，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讲究修辞是这个过程中的自然发展趋向。《世说新语·言语》记：“道一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一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世说新语笺疏》，第146页)所谓“整饰音辞”，就是在言辞中讲究修辞。道一不仅“好整饰音辞”，而且时人公认其“文锋富赡”(《世说新语笺疏》，第146页)，其口头表达与书面创作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讲究修辞是人物“题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具体说来，就是对人物进行评价、概括、描述时，讲究词藻，追求文采。因此，这样的人物题目，也被人称“品藻”。所谓“品藻”，就是这种评论不仅讲究品第高低，区分品类，还要注重文采，注重文字的表达效果。这种讲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许劭等人的“汝南月旦评”。《后汉书·许劭传》记：“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原注：命品藻为题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第8册，第2234页)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许劭这个“题目”语带贬损，曹操强索而得如此评语，实在得不偿失。但对曹操来说，他总算成为“月旦评”的“题目”，成为受人关注的对象，机会来之不易，即便遭到贬损，也心甘情愿。况且“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本质上有贬有褒，实际上应该理解为以褒为主。因为汉末之世，天下大乱，“清平”之世早已不复存在，故“清平之奸贼”可以理解为虚贬，而“乱世之英雄”才是实褒。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两句“题目”不但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概括性，而且对偶工整，平仄相对，词藻讲究，文采富赡，体现了很高的修辞水平。
更富有文采的是《世说新语》中所记陆云和荀隐的自我介绍之语，见于《世说新语·排调》：“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其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世说新语笺疏》，第789页)陆、荀二人之间的对话，确实不是“常语”应对，而是全力以赴的才艺比拼，比的是快速的构思与敏捷的反应。“云间陆士龙”(陆云)与“日下荀鸣鹤”(荀隐)，与其说是二人的自我介绍，不如说是二人的自我“题目”。陆云字士龙，松江人，《易经》里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所以，“云间陆士龙”一句不仅暗含陆云的名字和别字，还暗寓《易经》文句之意。云、龙两个意象契合无间，意境优美。后来，“云间”遂被借用为松江的雅称。荀隐字鸣鹤，颍川人，地近洛阳，而洛阳是西晋的首都，是常被比为太阳(“日”)的天子所居之处，故可称为“日下”。“日下荀鸣鹤”不仅描绘出晴天朗日之下鹤鸣且飞、和谐优美的意象，也同时带出了荀隐的别字与籍贯。陆、荀二人的自我介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也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云中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两句，既可以视为两人的口才比赛，也可看作二人合作的一副五言对联，乃至于看成五言联句诗中的两句。从意象搭配、平仄谐调(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的水平来看，即使与格律诗成熟时代的唐宋人诗句相比，这两句也毫不逊色。
人物品藻讲究对偶，讲究声调，讲究形象，有时还需要灵感。就这几个方面而言，人物品藻其实与诗文创作无本质区别。人物品藻中使用形象比喻，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仅以《世说新语》为限，列举数例如下：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世说新语笺疏》，第415页)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世说新语笺疏》，第418页)
王公(王茂宏)目太尉(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世说新语笺疏》，第442页)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笺疏》，第454页)
这些品藻中都有意象，也就是对于人物的意象批评。比如评价王羲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两句是从《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化出。这样的评语，会使人油然联想到洛神的美丽形象。
在简洁形象、画龙点睛之外，人物品藻还要突出个性化的表达。《世说新语·赏誉》中有两类不同的例子。一类称为“世目”，代表社会上对某一人物比较通行的评价，例如：“世目周侯嶷如断山。”(《世说新语笺疏》，第454页)“世目杨朗沉审经断。”(《世说新语笺疏》，第457页)另一类则是比较个人化的品藻，与“世目”有所出入。例如：“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或云：‘尚自然令上。’”(《世说新语笺疏》，第477页)可见，在“世目”之外，还有“阮遥集(孚)云”和“或云”两种大同小异的题目。又如：“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世说新语笺疏》，第487页)对于祖约(士少)，王家的“题目”与“世目”相比，赏誉更高一级。
注重形象并且讲究修辞和声调的人物品藻，进而发展成韵语体，犹如水到渠成。韵语体就必须押韵，押韵的人物品藻经常采取七言形式，前面四言是评语，后面三言是被评对象的名字，合为前后谐韵的七言句。比如《赏誉》载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王坦之)；后来出人，郗嘉宾(郗超)。”(《世说新语笺疏》，第484页)为了突出韵脚，我把七言句分成前四后三的两句，第四个字与第七个字押韵，亦即“步”和“度”押韵，“人”和“宾”押韵。这种谚语本质上属于民间文艺，以口语形态产生并流传于世。
如何认识这种韵语体的人物品藻的文体属性，可以见仁见智，既可认为是谚语，亦可以看成是韵语，还可以视为歌谣。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就把这些谚语当成诗歌来看待，收入“杂歌谣辞”之中，还给他们加上题目。比如《时人为谢安郗超王坦之语》：“大才盘盘，谢家安。江东独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宾。”④《时人为郗超王坦之语》：“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34页)《时人为郗超王坦之语》：“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34—1035页)这些歌谣可以联起来，读成七言一句，也可以断开来，读成前四后三的句式。这三首谚语对郗嘉宾的评价略有不同，因为其属于口头文学，语无定本，在记录与传播的过程中，便有了不同的文本形态。另一方面，对每人的品藻可以独立成篇，也可以多则评语联缀成篇。例如，《时人为谢安郗超王坦之语》就是三则评语的缀合，形式上很像六句诗，两句一换韵。实际上，人物品藻固然针对个人者居多，针对多个人物进行比较评价者，也并不少见。《世说新语》中常有对多人进行比较、排序和评价的例子，如《品藻》记王夷甫(衍)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世说新语笺疏》，第508页)王衍认为这三个人都是“高才”，但闾丘冲略胜一筹，这就是把多个人放在一起比较。如果有人采取韵语形式，评价若干个人物，又一韵到底，一首完整的诗篇便就此产生了。《世说新语·赏誉》中即有一例：“会稽孔沈、魏、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世说新语笺疏》，第469页)⑤在这个例子中，孙绰的四句“题目”恰好构成一篇五言四句诗。
品藻既有高下的评判、优劣的比较，又有对未来的预测，对前景的展望。前举“乱世之英雄”“冲最先达”等题目，很明显已含有对所评人物未来的预测。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希望，作为奖劝或者勉励，也是对其未来的期望。如《世说新语·文学》中便有如下两例：“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世说新语笺疏》，第202页)“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傅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世说新语笺疏》，第275—276页)⑥这类带有预言或展望性质的勉励之辞，一般出自王衍、傅亮这样的长辈之口，此类例证《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这对后来的诗文创作尤其是谢混的《诫族子诗》有显著的影响。
晋宋之际，人物品藻中已经发展出数量可观、风格多样的诗歌作品。《宋书·谢灵运传》记有一例，其作者是谢灵运的密友何长瑜：
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⑦
显然，《世说新语》所引录的，只是何长瑜所作韵语“题目”的一部分。何长瑜对同僚的“题目”，并不限于陆展一人，更不属于常规的赏誉，而是充满了“剧言苦句”，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轻薄少年群起效仿，流传一时。另一方面，何长瑜的“题目”，已经不是习见的口头的“语”，而是书面的“文”；其传播也不是通过口耳相传，而是通过“寄书”、仿作而广为流传。虽然何长瑜的“题目”有失温和忠厚，不利于幕府同僚和谐相处，但这篇作品却体现了他的性格，也体现了他的诗歌风格。从“轻薄少年”的热衷效仿中，也可以看出世俗对于这种诗体的欢迎。
人物品藻也进一步影响了赋体创作。《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两条袁宏作赋的例子，皆可为证。《世说新语·文学》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世说新语笺疏》，第273—274页)
在《东征赋》中，袁宏高度评价了东晋初年的一批名相名将，却不提及陶侃，尽管陶侃勋业彪炳，是公认的东晋名臣。他因此激怒了陶侃的儿子陶范。面临陶范“临以白刃”的威胁，袁宏才被迫即兴口诵六句，满足了陶范的愿望。在这段文字里，“都不道陶公”和“我大道公”中的“道”字值得注意。“道”是“称道”，也表示一种口语形态，与下文的“诵”貌异心同。袁宏所“诵”诸句，就是对陶侃的“题目”，具体说来，是四言韵文体的“题目”。
无独有偶。《世说新语》此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云：
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彝)。”……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世说新语笺疏》，第274页)
这段文字里的“称”“称谓”，就是上一段文字里的“道”“诵”，指的也是口头式的表达。袁宏应声而答，口吐六句韵语，其为口头创作形态至为昭著。这两段文字是不是一事二传，故而产生了这样一种文本歧异，可以暂不追究。我要强调的是(这恰恰也是《世说新语》所要强调的)，袁宏即兴创作的这两段韵文，既是一种口头创作，也是书面文学《东征赋》的一部分。它们与传统的人物品藻形神兼似，甚至可以说，《东征赋》就是由诸如此类的众多人物品藻段落汇合而成的，是一篇以人物品藻为主题的赋作。可惜，袁宏《东征赋》已经残缺，无从细论。相比之下，谢混《诫族子诗》保存了完整的文本及其史事背景，更适合作为个案，进行细读深论。
三、谢混《诫族子诗》析论
谢混，字叔源，是东晋名相谢安之孙，也是晋宋之际谢氏家族的领袖人物。不幸的是，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斗争中，他因为党刘毅、反刘裕而被杀，提前退出历史舞台，而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混，丰流也，从水昆声”⑧。故《孟子·离娄下》有句云：“原泉混混，不舍昼夜。”“混混”，亦是丰流之意。“原泉”即“源泉”。谢混名字很可能就源自《孟子》此句。《世说新语·言语》“诸名士共至洛水戏”条记王夷甫语云：“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世说新语笺疏》，第85页)则是以水流之丰比喻雅致之富。总之，“混”字是魏晋人常语，谢混以其为名，不仅有出典，而且取义甚美。
在文学史上，谢混并非一直被完全忽略，至少，锺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和沈约《宋书》都提到了他的名字。谢混留下来的诗文作品很少，不过，锺嵘《诗品》还是将其列在中品⑨。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称赞其“大变太元之气”(《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第6册，第1778页)。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则提到了“谢叔源之闲情”⑩。在一定程度上，《游西池诗》可以印证谢混的“闲情”，也可以代表其“变太元之气”的文学创获，因而较多地引起过文学史家的注意，而《诫族子诗》却一直未受到重视。
作为东晋末年谢氏家族的领袖，谢混极其重视对族子辈的培养。当时，谢氏家族内部有一个社交圈子，就是以其为核心的。《宋书·谢弘微传》称谢混“混风格高俊，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11)’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5册，第1590—1591页)。所谓“乌衣之游”，指的就是以谢混为中心的这个封闭性社交圈子。人物题目与五言诗创作，是这个圈子活动的两项主要内容。关于这两方面，《宋书·谢弘微传》都有具体记载。先看人物题目：
瞻等才辞辩富，弘微每以约言服之，混特所敬贵，号曰微子。谓瞻等曰：“汝诸人虽才义丰辩，未必皆惬众心，至于领会机赏，言约理要，故当与我共推微子。”常云：“阿远刚躁负气；阿客博而无检；曜恃才而持操不笃；晦自知而纳善不周，设复功济三才，终亦以此为恨；至如微子，吾无间然。”又云：“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辅。”(《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5册，第1591页)
他所“题目”的谢瞻、谢灵运、谢曜、谢晦、谢弘微等五人，与下面这篇五言诗中所“题目”的人物完全相同：
尝因酣宴之余，为韵语以奖劝灵运、瞻等曰：“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沉隽。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诫无文，其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标兰讯。直辔鲜不踬，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蔺。勿轻一篑少，进往将千仞。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5册，第1591页)紧接着上述这两段文字，沈约还有一段评论和一段注释。评论是：“灵运等并有诫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注释是：“曜是弘微兄，多，其小字也。远即瞻字。灵运小名客儿。”(《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5册，第1591页)这两段文字的评论对象是相同的五个人，内容亦大同而小异，所谓“康乐诞通度”就是“阿客博而无检”，所谓“直辔鲜不踬，抑用解偏吝”，就是“阿远刚躁负气”，只不过一为韵文，一为散文，一是书面表达，一是口语表达；一个更为委婉，一个较为质直而已。
如前所述，人物题目多以赏誉为主，即使提出批评与希望，也多采取比较委婉的方法。根据沈约的理解，谢混此诗对诸族子“并有诫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这或许是因为谢弘微是传主的缘故。所谓“褒美”就是“赏誉”，所谓“诫厉”就是告诫与批评。五言诗是先褒美而继以诫励；口头题目则重在诫励。但二者殊途同归者更多，如好使用小字，多使用当时人物题目中的常见词语。诗中出现的“通”“度”“韵”“标”“穆穆”“清悟”等词汇，明显来自于当时的人物题目(12)。试从《世说新语》中摘取数例，以供参证：
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文学》)(《世说新语笺疏》，第216页)
度：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德行》)(《世说新语笺疏》，第13页)
韵：(裴)性弘方，爱(杨)乔之有高韵。(《品藻》)(《世说新语笺疏》，第506页)
标：支(道林)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文学》)(《世说新语笺疏》，第220页)
穆穆：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赏誉》)(《世说新语笺疏》，第435页)
清悟：道季诚复钞撮清悟，嘉宾故自上。(《品藻》)(《世说新语笺疏》，第543页)
总之，无论从主题内容还是言说方式上看，《诫族子诗》都是一篇典型的“题目”之诗。这首诗的骨干，就是谢混对谢灵运等五人的“题目”品藻。谢混以赏誉为主，同时也提出了婉转的告诫批评，最后表达了自己对诸位后辈的殷切期望。
人物题目不仅是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逐渐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诫族子诗》就是这类题材诗歌的典型代表。陶渊明《责子》和颜延之《五君咏》，即属于同一类型系列的诗作，但与谢混诗相比，陶、颜二家诗又各自有鲜明的特点。谢混一诗题咏五人，颜延之则是五诗分咏五人，联成一组，总题为《五君咏》(13)。如果将五篇看成五章，则《五君咏》亦不妨看作是由五章构成的一首长篇诗歌。颜、谢二诗主要是篇章分合的不同，至于诗的审美风格，则同样是严肃认真的(14)。陶诗亦是题咏五个晚辈，合为一篇，其形式与谢诗并无不同，而审美风格则迥然异趣。陶渊明《责子》云：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15)
表面上看，“责子”与“诫族子”二题简直像姐妹篇，陶渊明诗中以小字称其子俨、俟、份、佚、佟诸人，其亲切私密的口吻与谢混诗亦无两样，但是，陶诗对五子“嘻笑怒骂”、幽默风趣的描绘，与谢混诗的正襟危坐、谆谆叮咛，构成了无以复加的强烈反差。从审美旨趣上说，陶、谢二诗恰好体现了世族与庶族文士、中心与边缘文士思想文化的差异。简言之，陶诗就是对谢诗的解构与反动(16)。
《诫族子诗》是一篇与人物品评有关的“题目”之诗，也是一篇与诗文篇题有关的题目之诗。这篇诗作的题目，还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谢混此诗虽然最早见于《宋书》和《南史》，但二史并未载明此诗之题。既然如此，后人为之代拟题目，便有较大的自我发挥空间。众所周知，明代人致力于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贡献良多，其中，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以及冯惟讷所辑《古诗纪》，是最值得一提的两部著作。他们对先唐文学文献的整理，包括辑佚、拼合、汇集、重编，也包括对无题或失题诗作的“拟题”，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作为前人留下的重要文献遗产，都对后代的六朝文学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诫族子诗》之题最早见于明人冯惟讷所辑《古诗纪》卷四六(18)，易言之，此题是冯惟讷为谢混代拟的。最早载录此诗的《宋书》和《南史》，自然是冯惟讷拟题时首要考虑与依据的文献。问题在于《宋书·谢弘微传》介绍这首诗内容时，用过“奖劝”“诫厉”“褒美”三个词，只有将三词意义合而观之，才能较为完整地反映该诗的内容；而冯惟讷偏重其“诫厉”的一面，而忽略其“奖劝”“褒美”的另一面，因而，《诫族子诗》的拟题是不完整也不全面的。这个题目只能代表晚于谢混一千余年的冯惟讷对这首诗的一种理解，或者说，它最多只能代表明代人的一种理解(19)。但是，由于今人逯钦立校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沿用了冯惟讷所拟的这一诗题，此题的影响遂跨越时空，直到21世纪的今天，《诫族子诗》还被认为是权威的诗题文本。
《诫族子诗》正文背后的汉魏六朝人物“题目”之风，以及诗题背后的文化传播与文献歧异现象，为我们研读谢混此诗，提供了开阔的文化视野。“题目”作为口头表达与口头创作，与书面表达与书面创作是不一样的。《世说新语·文学》载：“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作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世说新语笺疏》，第252—253页)人各有所长，乐广善于口头表达，潘岳长于书面表达，相得益彰。谢混这首“题目”之诗，虽已落实为书面文本，仍然留下不少口头表达的痕迹，例如称谢曜为“阿多”，称谢弘微为“微子”等，都是口语形态的遗迹。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这首诗融合了口头文学传统与书面创作传统，体现了谢混“清言”与“手笔”兼长的才华。原本为韵语的“题目”被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并通过史书和总集而实现了跨时空的传播，从而建立了自身的书面文学传统。
《诫族子诗》实际上就是一篇《题族子诗》。援引“咏史诗”“咏物诗”之例，这类诗也可以称为“咏人诗”。后代诗文创作中司空见惯的“题某人”或“题某物”之类的题咏类诗题，其远源之一正是六朝时代的这类人物题咏或“咏人诗”，其创作也遥承口头与书面这两种文学传统。换言之，人物“题目”不仅对南朝诗赋题咏赋物的命题方式产生了影响，也对后代诗赋创作的题材内容产生过显著影响。人物题目与诗文题目，这两种“题目”最早交集的诗作，就是这篇《诫族子诗》。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重新论定谢混的诗史贡献及其地位。
①清代诗人袁枚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其《随园诗话》卷一五第二十条云：“今人称诗题为‘题目’。按：二字始见于《世说》……是‘题目’者，品题之意，非今之诗题、文题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2页)
②范晔著，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册，第2235页。
③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④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一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4页。
⑤按：《世说新语》本条刘孝标注云：“长、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谢奉字也。言虞氏宗长、琳之才，谢氏伏弘道之美也。”《世说新语·言语》记王济、孙楚二人“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研而英多。”刘孝标注：“按《三秦记》《语林》载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与此语同。”(《世说新语笺疏》，第86页)此亦是采取韵语之体。
⑥按：“傅亮叹曰”一本作“亮叹曰”，而“傅”作“博”，连上句读作“而读书不甚广博”，似以作“傅亮叹曰”为是。
⑦沈约《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册，第1775页。
⑧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950页。
⑨锺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卷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5页。
⑩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1页。
(11)《宋书》第1596页校记：“‘侄’，《南史》作‘姓’。”按：见《南史》卷一○，叙事略同，“亲姓”似优于“亲侄”。
(12)王献之作诗，亦自人物品藻中汲取语汇。《世说新语·赏誉》“殷允出西”条记有一例：“世目袁(宏)为‘开美’，故子敬诗曰：‘袁生开美度。’”(《世说新语笺疏》，第492页)可惜王献之此诗残佚，仅留此句，未详其题。
(1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7—1011页。
(14)后世诗人题咏诸人之作，大抵不作颜谢两种路数，如唐代杜甫作《饮中八仙歌》，合八仙于一篇，其结构近于谢混《诫族子诗》；又作《八哀诗》分咏八人，其结构则近于颜延之《五君咏》。清代乾隆皇帝写过题咏竹林七贤的《七贤咏》，七贤每人一句，篇终六句则是对颜延之《五君咏》的评论，可以说其内容上暗承颜诗，而结构形式上则仍袭谢诗。
(15)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页。
(16)于溯《互文的历史：重读〈五柳先生传〉》(《古典文献研究》第15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曾论及此点，可参阅。
(17)林晓光《明清所编总集造成的汉魏六朝文本变异——拼接插入的处理手法及其方法论反省》(《汉学研究》2016年第34卷第1期)对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可以参阅。
(18)冯惟讷著，《古诗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明代何良俊在其《何氏语林》卷一八辑录《宋书》此节，而易原书的“奖劝”为“奖训”，似乎亦是偏重强调此诗的“诫厉”之用(参见何良俊著，陈洪、黄菊仲注《何氏语林注》，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