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弨是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他曾应两江总督高晋之请，主讲南京钟山书院长达八年。他有一本学术笔记《钟山札记》，就是为了纪念这段岁月而命名的。
《钟山札记》中的条目，基本上都是相当严肃的学术考证，偶尔也有几条，内容涉及古代名人轶事，读起来有点“八卦”的意思。比如卷三“潘岳挟弹盈果”条：
《晋书·潘岳传》云：“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满车而归。”此盖岳小年时，妇人爱其秀异，萦手赠果。今人亦何尝无此风？要必非成童以上也，妇人亦不定是少艾，在大道上亦断不顿起他念，至岳更无用以此为讥议。乃史臣作论，以“挟弹盈果”与“望尘趋贵”相提并论，无乃不伦。
潘岳姿容之美，确实是有口皆碑的。《世说新语·容止》就记有类似故事：“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晋书》好用轶闻小说中的故事，潘岳本传的这段记载，即是综合《世说新语·容止》和刘孝标注引《语林》“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二事而成，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已经说过了。虽说是野史传闻，相信是有根据的。为了突出潘岳的人见人爱，《晋书·潘岳传》还特地拉出当时著名作家张载作陪衬，“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不同的是，在《世说新语》中，这个可怜的“陪衬”人物，是另一个著名作家左思。
《世说新语》的记录，确实强调潘岳挟弹出游，是在少时。“少时”是个模糊概念，具体多少岁，真不好说。现存李商隐诗作中，写作年代最早的是《富平少侯》，其中有句云：“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以这首诗为参照，潘岳挟弹出游，也就是十三岁左右，也许还要更小一些，十岁以下。那么个漂亮小男孩，长得齿白唇红的，路上的老大妈见了，自然要爱心汹涌澎湃了。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潘岳已经成年，而洛阳道上妇人见之，犹然“萦手赠果”，那就近乎骚扰，潘岳作为受害者，正该加以同情，岂有责任？若要问责，也该追究西晋都城的民风———不过，刘注引《语林》说得很明白，掷果子的是老妪，所以周一良先生怀疑卢文弨没有去检核《世说》原文，才有“妇人亦不定是少艾，在大道上亦断不顿起他念”这不必要的猜测。
尽管如此，卢文弨对潘岳“挟弹盈果”这件事的辨析，是合乎事理人情的，可惜，从来人们对潘岳这一轶事都不甚细究，“同车汲黯今难忮，挟弹潘郎旧有名。自是风流袭家世，行看谈笑取公卿”（张耒《寄晁应之》二首之二）。这“挟弹潘郎”一词，不仅指成年人，而且成为风流英俊的青年的代名词。而对潘岳有成见的人，比如修纂《晋书》的史臣，在评论潘岳为人时，更忍不住以苛刻的道德眼光，横加指责：“其挟弹盈果，拜尘趋贵，蔑弃倚门之训，干没不逞之间，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赋，何其驳欤！”“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这种派头虽然颇有富二代之嫌疑，但并没有本质过错，只是因为当初“挟弹盈果”的与后来“拜尘趋贵”的是同一个人，似乎就成了可耻的行为，这就有失公平了。难怪从前的碑传文字中，正面人物的标准形象，多半是生来成熟，不好嬉戏，不苟言笑，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
在西晋时代的都城洛阳，人见人爱的少年男孩，除了潘岳，还有卫玠。据《晋书·卫玠传》说，卫玠也经历过“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的事件，而且这事也发生在他“总角”之时。《世说新语·容止》还有一则很有名的故事，说卫玠后来南渡到建邺，当地人早听说他的大名，卫玠一来，“观者如堵墙”，卫玠本来体质虚弱，经不起这番观摩，竟以此劳累成疾而死，这就是所谓的“看杀卫玠”。此时卫玠已经是鼎鼎大名的玄学家，他那名士派头的仪容举止，想必更能引起围观者兴趣。可惜，这故事虽然很有戏剧性，却并非史实，刘孝标注已经指出。不知是不是因为卫玠幼年时上街被观摩的经历太有名，好事者才敷衍出这么一个优美又诡异的死亡故事。总之，当年洛阳城的少年男孩出行，有时难免要接受群众的检验，而且，这检验的过程有时还富有戏剧性，又是投水果，又是投石头，爱憎分明。在前多媒体时代，追星基本只能靠“看”，那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漂亮少年，没准也有被粉丝缠得不胜其烦的苦恼，于是像卫玠这样自幼羸弱的孩子，不免就启发了后人去杜撰“看杀”美男子的故事吧。
和“挟弹潘郎”一样，后人提到坐着羊车的卫玠，也总是忽略了总角幼童的年龄，让他一下子变成了英俊青年。杜甫写过一篇《花底》诗：“紫萼扶千蕊，黄须照万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花和卫玠建立的关系，似乎并不基于市民对漂亮儿童的那种喜爱。还有像李商隐《拟意》那样更直截了当的表白：“夫向羊车觅，男从凤穴求。”羊车上肤色苍白的美少年卫玠，好像成了骑着高头大马游街的志得意满的唐代新进士，观者伺机而动，必要从中圈定一个雀屏佳选。
说也怪，古往今来，知名美男子为数不算少，只要翻一翻《世说新语》中的《容止》一篇，差不多就可以列出个清单。但后来的诗人寻求典故，偏不放过“挟弹潘郎”和“卫玠车”这样生把小男孩“揠苗助长”变成了英俊青年的用法。更奇怪的是，古来有名的美女，数量就更多了，还偏又有把小男孩变成英俊青年，再把英俊青年变成倾国佳丽的用典。
这个既可变年龄，又可变性别的人，就是阿侯。阿侯是谁？阿侯是莫愁的儿子。他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据说为梁武帝所作的《河中之水歌》中：“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这时候，他还是一个小男孩。莫愁是美女，下一代的基因一定也差不了，所以，和挟弹潘郎一样，阿侯有时候也“被长大”，成了风流英俊青年的代名词。施肩吾《少妇游春词》说：
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无端自向春园里，笑摘青梅叫阿侯。
前面引到李商隐的《拟意》，开头是这么几句：“怅望逢张女，迟回送阿侯。空看小垂手，忍问大刀头。”大刀头，来自《玉台新咏》所收录的一首隐语诗：“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何当大刀头”，就是问夫君何时可以还家，因为刀头有环，而“环”又谐音“还”。在《拟意》这首拟古闺怨诗中，将要远行的丈夫是阿侯，所以说不忍开口问他何时归还。
阿侯是少妇心中的白马王子，是张女不忍别离的情人，但李商隐《无题》又说：
近知名阿侯，住处小江流。腰细不胜舞，眉长惟是愁。黄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楼。
此时的阿侯，却一下子变成佳人了。对此，诗人出身的清代注家程梦星解释说，这诗本来是写莫愁的，第一句的意思，是说莫愁已嫁人生子，子名阿侯。这个解释，增事解诗，未免太过牵强。纪晓岚则很直截地指出，李商隐就是用错了典故。张孟劬先生替义山辩解道：“生儿之‘儿’，男女通用，安知《河东歌》不指女乎？诗并未误用，纪评非也。”话虽如此，但十五嫁入卢家，十六生子阿侯，这是莫愁一生中最光辉的事迹，按照古人的心思，当然阿侯应该是男孩，才值得特别拿出来说。退一步说，不管阿侯是男是女，李商隐都不该把这孩子一会儿当帅哥用，一会儿当美女用啊。
其实，阿侯由男变女，不始于李商隐，而是始于李贺。在李贺的集子中，凡是提到阿侯的，都是指女子。《绿水词》云：“今宵好风月，阿侯在何处？为有倾人色，翻成足愁苦。东湖采莲叶，南湖拔蒲根。未持寄小姑，且持感愁魂。”《春怀引》云：“阿侯系锦觅周郎，凭仗东风好相送。”《夜来乐》云：“五色丝封青玉凫，阿侯此笑千万馀。”李贺笔下的阿侯，会不会与莫愁的阿侯无关，而另有其人呢？后来的注家里，好像只有清人陈本礼持这种观点，在《协律钩玄》卷四《绿水词》注中，陈本礼提出：“阿侯是伎，非莫愁儿。”可这也只是基于李贺不会用错典的认识下，凭空猜测了，因为并没有其他文献，记载着唐代有另一个阿侯。其实，若是别人用此典，还有一探究竟的可能，对李贺，真是没办法了，因为他好像总是这么干。像“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苦昼短》）、“谁遣虞卿裁道帔”（《南园十三首》其十二）之类，都让读者困惑不已。大家都知道任公子、虞卿是谁，但谁都不明白任公子怎么骑了白驴，虞卿怎么裁了道帔。阿侯也是这样，不知怎么就成了佳丽，而且还攀上了周郎这个情人。我们只好承认，在李贺那里，既然想象可以穿越天人鬼三界，可以无视时空的阻隔，那么，把古往今来的情侣拆开重组，换男作女，大概也不成问题。明人赝籍《女红馀志》引“语曰”：“欲知菡萏色，但请看芙蓉；欲知莫愁美，但看阿侯容。”看来阿侯是女郎，这说法先由李贺发明，再经李商隐推广，总算被大家认可了。
这样一来，阿侯就成了个必须联系上下文才能确定年龄和性别的人。朱彝尊《茶烟阁体物集》有一首《沁园春·咏膝》，其中有句道：“教郎坐，放阿侯学步，俯视齐肩。”袁枚《题蒋盘漪诗册》谓：“儿女成行金屋中，路人还说初婚事。阿侯抱出类芙蓉，莫愁颜色知相似。”这说的都是小孩子。在袁枚诗中，莫愁与阿侯是一对母子，美貌是可以遗传的。同光时期的诗人孙德祖有《次韵谭仲修同年廷献古意》，诗云：“陌上花乱飞，君归一何缓。……阿侯如妾长，君来应不识。”这里的“妾”，明明是自比莫愁，与渐渐长大的阿侯，也是母子并提。杨维桢有《采莲曲》道：“东湖采莲叶，南湖采莲花。一花与一叶，持寄阿侯家。”明明是学李贺《绿水词》，阿侯却变成了情郎。清人钮琇《觚剩》卷四《燕觚》中载录延平（今福建南平）一位张姓女子的题壁诗序：“妾闽峤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织素，在家赋《娇女》之诗；二八结褵，新妇获参军之配。何异莫愁南国，得嫁阿侯；庶几弄玉秦楼，相逢萧史。”阿侯竟然成了莫愁之夫，更让人诧异。毛奇龄《西河集》卷一三一《遇陈王》其二云：“阿侯十六南邻女，对门居。相视欲申无限意，口中朱。朝起青烟萦兽爪，晩来红烛透虾须。牙箱实裹冰蚕茧，骨里相思岂是虚。”这里的阿侯，又确定无疑地变成了女子。更有意思的，是黄周星《九烟先生遗集》卷四《千春一恨集唐》中的一首绝句：
花压阑干春昼长，阿侯系锦觅周郎。东风不与周郎便，云雨巫山枉断肠。
集句诗本来有如百衲衣，不同的布料缝在一起，自有斑驳之美，有时还平添蒙太奇的镜头效果。这首集句诗便是如此。当然，这样拼贴诗句，也可谓尽展戏曲家的想象力，从周郎更牵扯出楚襄王，更是近乎穿越剧创作的思路了。
文学创作总是离不开想象，有的时候，想象的动力也就是“剧情需要”。漂亮的少年男孩，也许不失为街衢的一道亮丽风景，却终究不是诗中的常用形象，远没有才子佳人的需求量大。所以，挟弹出游的潘郎也好，羊车出行的卫玠也好，甚至在原典中只是出现了一个名字的阿侯也好，都被拉去凑了风流英俊男青年的数。而阿侯的原始形象最模糊，信息量最小，但与此同时，对它的限制最少，可发挥的馀地也最大，所以居然成了百搭角色，需要男青年时他便作男青年，需要女青年时，他便作女青年。当然，历史撰写自是与文学创作不同，《晋书》大不该将《世说新语》和《语林》两段关于潘岳的故事加工改造成一事；也不该抹去《语林》原文的老妪二字，让读者对掷果人的年龄乃至动机横生猜测；更不该就着自己改造后的故事再错发议论。幸而卢文弨以很认真的态度对待“八卦”，他为潘岳的洗白，大体是没错的。
本文原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3期。后收入于溯、程章灿著《何处是蓬莱》，凤凰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