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是指危害或者损失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涵盖时空、烈度等多维度的不确定性。自人类社会发展伊始，风险就开始成为一种常态，以一种客观存在的形式伴随着我们。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风险的内涵、特征以及表现形式多有不同。传统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各种风险虽涉及自然、社会伦理、政治等多个领域，但多以自然风险为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外发性和单一性；局域性和孤立性；相对有限危害性和周期性。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型的风险，它们迥异于传统社会的风险，类型不再单一，而且趋向于常态化、社会化和全球化。

风险意识本身成了一种风险

在当代，“世界风险社会”正在形成，风险的影响后果更严重、传播性更强。更关键的是，风险意识本身成为了一种风险。具体而言，当代社会风险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整体性和传播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的风险具有了跨时空特色，全体性的整体风险愈来愈多，而且常常能“可及”到每个人。

二是潜在隐性和建构性。人们出于对未来的担忧，自身建构了一些飘渺的风险，比如臆想出来的失业、伤残等，这是人类风险意识增强的体现，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直接感知这些隐形危害的可能性。此外，以非实体状态存在的风险如放射性污染物对我们的威胁是潜在而又长久的，很难通过观察来把握和测算。

三是复杂性和无责性。当代风险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科技等多个领域，除一些传统的风险外，内涵更加广泛，与网络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等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呈现出更加整体、隐秘、多元、复杂的状态，对人类生存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风险跨越各个领域，涉及不同维度，具有明显的难以预测性，风险的跨区域传播也导致了其制造者的无责化。

社会风险的作用机制在发生改变

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但社会风险发生了转型，而且社会风险的作用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风险作用的时空抽象性。当代社会的风险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影响波及范围广。在全球化开放和包容的双重效应下，各类风险将全球视为一个整体，而不再局限于一隅，其扩散和蔓延趋势不可小觑，如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此外，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使风险或者恐慌情绪迅速扩散，而且风险可作为一种潜在的威胁长久甚至永久存在，时间跨度比较大。

2.风险认知成为一种风险源。人们对于风险的这种“未雨绸缪”扩展了风险的实际范围，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风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当代风险的来源。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关于风险的认识和知识迅速传播，在信息不对称、缺乏权威以及不全面的情况下，也会成为一种新的风险源。

3.市场力量渗透拓展了社会风险作用范围。市场经济的冲击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准则，在当前的“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约束力明显被削弱，人们行为的“失范”成本降低，利益至上和效率最大化的价值观催生了许多复杂的风险，如犯罪等。

4.个体风险与社会整体风险出现联动。在当代人类社会中，整体风险和个体风险是并存的：一方面，个体风险是真正的本体性风险，是整体风险的基础和落脚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扩散成整体风险；另一方面，整体性的风险也可能转化成人类普遍的个体风险，如温室效应所引起的一系列气候异变，或多或少地威胁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个体。

科学的专家体系在社会风险应对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面对传统社会风险的当代转型，我们在应对主体、应对策略、应对理念上进行创新，以更好地应对当代社会风险。

首先，须在应对主体上从单一应对走向社会参与。传统风险应对主体比较单一，要么一味强调国家的义务，要么单纯追求个体的责任。仅靠政府应对整体性风险，或依靠个体独自解决自身威胁，相互之间处于割裂状态，缺乏合作机制。面对当代的新型风险，仅依靠单个个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构建一种全社会参与进来的“合作机制”，即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政府要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主要责任，同时要适度培育社会力量（包括各种社团、企业等）的成长，打造信息、资源互补共进的平台。

其次，在应对策略上，要重视科学的专家体系在社会风险应对中的作用。传统的社会风险应对主要是依靠群体性力量和以往经验来解决现实问题，缺乏专家和科学体系的干预。通过专家权威的风险知识普及和推广，一方面可以改变人们关于风险的非理性认知，帮助人们客观冷静地应对；另一方面可以建立起科学的风险预警机制。同时，要注意社会风险与自然风险的差异，在应对策略上遵循社会运作机制自身的规律，完善社会安全和保障的制度安排。

最后在应对理念上，要推广价值理性。传统风险的应对一般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畏惧各种风险，崇拜和迷信自然力是主要选择；要么是工具理性急剧膨胀，人类认为自身可以战胜各种风险，缺乏和谐互动共生的理念，也缺乏价值理性的指引。在当代社会风险应对上，则要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将一定的道德伦理因素引入到自己的行为当中，适度摒弃“工业化”光环笼罩下的“工具理性”崇拜，树立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